我新婚不久,感到有遭受空袭的危险,就把家从涩谷的惠比寿迁到了世田谷的祖师谷。
搬家的第二天,涩谷的那所房子就遭空袭烧光了。
战争朝着失败的道路急转直下,东宝制片厂全凭饿着肚子的人们苦撑着。出乎意料,我们仍非常繁忙地继续拍片。
制片厂中央的广场上,忙着干活的人们都蹲在这里谈工作。因为大家都是腹内空空,蹲着说话比站着好受些。
那时,我写了剧本《爱我长矛》,预定由大河内传次郎和榎本健一主演,正准备开拍。这个作品的最后一场戏描写的是桶狭间之战的早晨,信长及其手下纵马飞奔前往会战的场面。为了选择地点和调配马匹,我去了山形县。
但是,一向以盛产名马闻名的山形县,现有的马不是老得掉牙就是有病,能跑的一匹也没有。
结果,此次山形县之行,似乎只是为了得出《爱我长矛》这部影片根本无法拍摄的结论才去的。当时,我顺便多跑几步路去了秋田县,看望了疏散到乡下的父母,这是此行的唯一收获。
到父母家时,已是半夜了,我咚咚地使劲敲大门。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姐姐种代也随两位老人到了这里,当她从门缝看到是我时,喊了一声“是小明啊”,就扔下我,撒腿跑进厨房去淘米,我简直被她这荒唐的举止惊呆了。
这实在可笑,然而我笑不出来。看到连顿米饭也吃不到的弟弟,做姐姐的此时此刻唯一的愿望就是让他赶快吃上一顿米饭。姐姐这种心情使我感动得落泪。
在这里和父亲共度的几天,也是我们最后的团聚。
父亲看过《姿三四郎》之后疏散到此地,并没有见过他的儿媳,所以总爱打听儿媳如何如何。
战败后不久,我就当了父亲,而我的父亲还没来得及看到孙子就去世了。
我回东京的时候,父亲给我装了满满一背囊大米。
父亲是想,哪怕让怀孕的儿媳多吃上一碗米饭也好,这心情我十分理解。那背囊沉得可怕,甚至稍一马虎就会被它坠个仰面朝天,我背着它上了挤得满满的火车。半途的一个车站上,一个陆军军官带着老婆硬从车窗里钻进来,乘客中的一位老太太发了几句牢骚,那军官就虚声恫吓,说什么污辱了帝国军人。老太太绝不示弱,大声斥责他:帝国军人有什么了不起?你这帝国军人干的是什么事!结果,这军官直到在东京下车也没敢回驳一声。
那时,我深深感到: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败了。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装满大米的背囊回到了祖师谷的家,在门厅里坐下来。我本想背着它再次站起来,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
《胆大包天的人们》是《爱我长矛》毫无开拍希望之后,为了补空子而草成的急就之作。
原定计划是以《劝进帐》为基础,用《爱我长矛》的原班人马演这部片子。大河内传次郎仍演弁庆,只是为了给榎本健一安排个重要角色,必须加上一个原作里根本没有的人物,所以我对公司表示,会在两天内把剧本写好。这部片子的拍摄对正为拍不成影片发愁的公司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我还对公司说,这部影片只用一组布景,外景利用当时制片厂后门外的大片皇家树林就足够了。公司非常高兴。
然而这件事竟成了望梅止渴、十分荒唐的事。
就在这部《胆大包天的人们》拍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的时候,日本战败了。美军来了,美国大兵常常“光临”我们的布景场地,有时还是大批地来。他们大概觉得我的作品所表现的日本风俗有趣,就又是拍照,又是拍八毫米电影,其中一个家伙甚至要求我给他拍张他即将被日本刀砍死的照片。这种局面实在无法应付,有时只好停拍。
有一天,我到摄影棚的天桥上俯拍,这时,一群以一位将官为首的美国军官走进来。这群人安安静静地参观完就走了,其中就有约翰·福特。
后来我在伦敦听约翰·福特谈及此事,吃了一惊。
大概约翰·福特知道我的名字。他当时问起我,并在临走时请人向我转达致意,但没有人告诉我。
谁也没告诉我他留的话。在伦敦见到约翰·福特之前,我还根本不知道他到我的摄影棚来过。
那么,这部《胆大包天的人们》结果怎样了呢?说起来还得请检查官出场。
美军一进驻日本,就开始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首先开除的就是司法警察和检查官。
可是,检查官却通知我去。据说,他们对《胆大包天的人们》有异议。
对于这件事,森先生(森岩雄,当时是主管制片的董事)也吃了一惊。他把我叫到他那里,一见我就说,现在的检查官没有指手画脚的权力了,你就大摇大摆地去,痛痛快快地臭骂他们一顿。
我一直就憋着这口气。过去,森先生遇事总是嘱咐我要心平气和,这回叫我去臭骂他们一顿,可见时至今日,检查官还要我前去,连森先生也实在看不下去了。
既然森先生都这么说,我就劲头十足,兴冲冲地去了。
果然不假,检查官已经迁出内务省搬到别处去了。他们用一个铁皮桶烧文件,把椅子腿拆下来当柴烧,此情此景,充分显示出羽翼凋零的掌权者们可悲的末路。
然而这帮家伙仍然耀武扬威,居然气势汹汹地对我说:“这部《胆大包天的人们》简直不像话。这是糟蹋日本古典艺术歌舞伎《劝进帐》,嘲弄歌舞伎。”
这绝不是我现在夸大其词,而是把他们当初的话一字一句照抄下来的。这些家伙的话,即使我想忘个一干二净,也难以做到。
对这帮家伙的责问,我这样回答:“你说电影《胆大包天的人们》是糟蹋歌舞伎《劝进帐》,照这么说,那《劝进帐》就是糟蹋能乐《安宅》了。[1]你还说我这是嘲弄歌舞伎,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不知道影片哪个地方表现出你所说的嘲弄。对这一点,请你具体指出来。”
所有检查官一时都无话可答,沉默片刻,其中一个开了腔:“往《劝进帐》里塞个榎本健一这件事,就是嘲弄歌舞伎!”
我说:“这实在可笑。榎本健一是位非常出色的喜剧演员。只因为他扮演了一个角色,就说这是嘲弄歌舞伎,你这话本身就是嘲弄了出色的喜剧演员榎本健一。难道喜剧低悲剧一等吗?堂吉诃德有桑丘这个喜剧式的人物当他的随从,源义经一行人有一个榎本健一这样强有力的喜剧人物当他们的随从,又有什么错呢?”
他们论点混乱,我勃然大怒,口若悬河地跟他们展开了辩论。
这时,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检查官蛮不讲理地说:“反正你这作品不成体统。拍这样乌七八糟的东西,你打算干什么?”
这时,我把憋了很久的气全朝这年轻的家伙撒了出来。我说:“废物们说别人的作品是废物,这恰恰证明人家的作品不是废物。乌七八糟的家伙说别人的作品乌七八糟,这该是非常有趣的事吧?”
那年轻检查官的脸变成青、红、黄三色了。
我欣赏了一阵那家伙的脸色,站起身大踏步走了出去。
后来,这部作品被美国占领军总部下令禁映。原因是日本的检查官从《关于拍摄中的日本电影的报告》中,把《胆大包天的人们》删去了。因此,这部作品就成了未曾报告的不合法作品,遭到禁映。
但是,三年之后,占领军总部电影部门的主管官员看了《胆大包天的人们》,认为很有趣,解除了禁映令。
有趣的作品谁看都感到有趣。当然,那些乌七八糟的家伙例外。
接下来,我想简略地谈谈美国检查官的问题。
日本战败,美军进驻日本,民主主义受到讴歌,言论自由恢复(在麦克阿瑟的军政允许的范围内),电影界仿佛苏醒一般重新开始活跃了。(对我们来说,内务省的检查官被赶了出去,这比什么都值得高兴。)
过去,我们什么想法也不能说,现在则能够把过去藏于内心的一切都一吐为快了。
战败之后不久,我曾以《饶舌》为题写了个独幕剧,以喜剧的形式,借市井上开鱼铺的一家三口,描写了日本人一吐为快的现实状况。
这出《饶舌》引起占领军总部戏剧主管官员的兴趣,他把我请去,谈了整整一天。
我不知道这个美国人叫什么名字,他似乎是个戏剧专家,对我这出话剧的每一句台词、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无不详详细细、入理入微地问了个明明白白。
对于我的回答,他有时莞尔,有时捧腹。
而今,我把这件事写在这里,是因为那时我感到心里有股不可思议的喜悦。这种喜悦是战争时期不曾有过的。
这喜悦不该是不可思议,而是理所当然的。
不是排斥对方的见解,而是以互相理解为前提——和这位美国检查官的谈话,使我很激动。
我是从没有创造自由、对创造出来的东西概不尊重的时代生活过来的,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真实地感到,对创造自由和创造物的尊重确实存在。
那时我没有问那位占领军总部戏剧检查官的名字,真是遗憾。
当然,美国的检查官并非人人如此,但是无不以绅士态度对待我们,没有一个人像日本检查官那样把我们当作犯人。
[1] 日本古典能乐作家观世信光把源义经与弁庆逃出安宅关的故事搬上舞台,成为名作《安宅》,后歌舞伎作家并木五瓶将此剧移植于歌舞伎,即为《劝进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