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三宝垄之花》遭到彻底否定。
这位检查官脸色苍白了。
我认为，那时内务省的检查官们一个个全是神经不健全的人。他们都是迫害妄想狂，都有虐待狂、受虐狂和色情狂的性格特征。
我说，那么庆祝天长节也是错误的啦？天长节是庆祝天皇生日的，是国家规定的节日。照你这么说，这是不是英美习惯、岂有此理的行为呢？
他们把外国影片里的接吻镜头全部剪掉，凡是女人光着脚或露膝的画面，也一律剪掉。
结果，这位检查官被我诱导进了圈套。他本来是把生日蛋糕当作问题的，可是自己把它升了级，从而否定了庆祝生日。于是我抓住机会向他提问。
他们把剧本中“工厂的大门敞开胸怀，等待着前来义务劳动的学生们”等词句，都说成是淫秽，别的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检查官检查我写的一个电影剧本时说的话。
检查官说：“庆祝生日这种行为基本上是英美的生活方式，现在写这种场面，真是岂有此理！”
我始终不懂这句话有什么淫秽之处。可能读这个剧本的人也没懂吧。当然，对于精神不正常的检查官来说，这词句自然是淫秽的了。
我问他：“庆祝生日不行吗？”
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从“门”这个字形象地联想到“阴门”！色情狂对什么都会产生卑劣感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淫秽的。用淫秽的眼光看待一切，一切自然就是淫秽的了。
《三宝垄之花》里，有一个场景是一个日本人为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菲律宾姑娘过生日。检查官说这是英美的一套，对我提出责难。
对这些人，只能说他们是天才的色情狂。
我的《森林的一千零一夜》和《三宝垄之花》，就是被内务省这号检查官们左一个不行、右一个否定而葬送的。
尽管如此，这种名为检查官的杜宾犬（影片《六犬大盗》中出场的德国狗），的确被时代的权力饲养得很好。
那些检查官也迎合时尚，动不动就下结论说我们模仿美国和英国的一套。只要一提不同意见，他们就感情用事，挥舞权力大棒。
再没有比被特殊时代的权力饲养得十分驯服的小官微吏更可憎的了，纳粹就是如此。希特勒当然是个疯子，但是细想一想就能明白，从希姆莱或艾希曼直到他们的基层组织，可以说天才疯子辈出。集中营里从头目到看守，无一不是难以想象的衣冠禽兽。
万事都是这样横生枝节，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战争期间内务省的检查官也是一例。他们这些人才恰恰是该被关进监狱的。
我把那饰带拿到检查官那里给他看，那检查官又说，尽管的确是神庙的神车车轮，但既然看起来类似菊花图样，那就是菊花了。结果只好把这镜头剪掉了事。
我现在是极力控制对这些家伙的憎恨，告诫自己不要行文激烈，但是想起他们的所作所为，就难以控制，恨得我浑身发颤。
尽管如此，有一次我们还是被检查官召去，告诉我们，影片里有菊花图样，要把那个镜头剪掉。我们说不会有那种事。仔细一查，原来是妇女饰带上画着神庙祭神用的神车车轮。
我对他们的憎恨竟是如此之深。
当时，皇室的徽章是绝对不容冒犯的，甚至与皇室徽章相像的图案也一概禁止使用。为此，我们在电影中使用服装几乎慎重到神经质的程度，菊花图样或与此相类似的东西概不使用。
战争末期，我和朋友们立下共同誓约，如果真的到了一亿人“玉碎”的局面，我们就到内务省门前集合，把他们杀光之后再去死。
检查官的意见是绝对的，不容许提出异议。
关于检查官的事就到此打住吧。我现在有些兴奋过度，这对身体不妙。
战争时期的日本，言论自由越来越少，尽管公司决定要拍我写的剧本，内务省检查后却否定了。
后来拍了脑血管X光图我才明白，我的脑大动脉是弯的。据说，正常人全是直的。这种异常现象是先天的，医生诊断为“真性癫痫症”。难怪儿童时代我常常闹痉挛。还有，山本先生也常说我有虚脱症，但是我不知道在工作中有时会出现短时间的茫然自失的情况。脑最需要氧，一旦供氧不足就会出危险。我这异常弯曲的脑大动脉疲劳过度或者过分激动时，血液循环一间断，就会出现癫痫症状。
从这时起，为了当导演，我开始了恶战、苦战的生活。
总之，我在检查官那里倒了大霉。因为我反抗过他们，所以他们更恨我。
准备工作甫一开始，我的计划就因为胶片受到配给限制而搁浅了。
虽然被他们枪毙了两个剧本，但是我还要写下一个，这就是《敌中横断三百里》。
这种写完就喝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我才着手筹备执导自己写的剧本《达摩寺的德国人》。
这是根据山中峰太郎的冒险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描写的是日俄战争时建川侦察队的故事。
我们每天晚上先躺下，然后露出脑袋喝酒。那样子仿佛是探出洞口的蛇一般。就在这期间，我们竟然成了真正的大蟒了。
日俄战争时的建川少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升为中将，当了驻苏大使。对于把侦察队的事迹搬上银幕的事，他特别感兴趣。因此我想，内务省的检查官大概不会对此说三道四了吧。
这么能喝，是从拍摄《马》这部影片时开始的。副导演很忙，住在旅馆里，吃晚饭的时候没空喝酒，一般是赶紧吃完饭，就东跑西颠地准备明天的工作。等回来的时候，旅馆茶房已经睡了，但是他也觉得我们怪可怜的，就在我们的枕头旁摆上一排酒壶，并在烫酒的火盆里架上水壶。
其次，那时的哈尔滨附近还住着很多白俄人，其中有很多哥萨克人，还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们的军服和军旗，这对于拍摄影片是个有利条件。
好了再写剧本，领了稿费再喝。
有了这两个极好的条件，我向公司提出，要拍摄《敌中横断三百里》。
也许是东宝公司怕我拿稿费太多，喝酒过量出什么毛病。事实上我的确喝多了，每当胃病要发作的时候，就和谷口千吉去爬山。在山里游荡一天，夜里喝不到十分之一升就睡觉，胃痛很快就好了。
当时东宝公司制片部长森田信义是最高决策人。他看了我的剧本，“哦”了一声说：“有趣……不过……”
我想，这实在是荒唐事，然而没有去和他们计较。后来大映公司的董事问我收没收到稿费，我一五一十地讲了。那位董事大吃一惊，说了一声“岂有此理”就去了会计室，拿来一百元交给了我。从此以后，我每给大映写个剧本就办这么个奇怪的手续，形成了惯例。
总而言之，他说这个剧本很有趣，无论如何也应该把它拍成电影。但是，我是新手，把它交给我拍未免分量太重，云云。
大映给的稿费是两百元，我的月工资是四十八元，按年薪算是五百七十六元。如果我给大映写三个剧本，东宝平均一个月赚二十四元，换句话说，东宝不是用四十八元月薪雇的我，我是以月薪二十四元受雇于东宝。
这话一点也没错，我写的这个剧本虽然没有战争场面，但描写的却是大会战之前处于对峙状态的日俄两军。
《角力》、《泼妇》就是给大映公司写的。大映公司把稿费寄给了东宝，但是东宝提了五成。我一问理由，答称：你拿着东宝的工资，提成是理所当然的。
结果，这部《敌中横断三百里》就呜呼哀哉了。
这是我能赚钱的工作。主顾是大映公司。
若干年之后，森田先生想起此事还后悔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他说：“如果让黑泽拍了它……虽然我感到遗憾，但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战争时期，电影界本来就是无风三尺浪，苦难重重，当然没有余力让我这样一个新手干那样的大事。
把钱喝光之后，我又开始写剧本。
拍片计划一落空，经山本先生和森田先生帮忙，在月刊《电影评论》上发表了这个剧本。尽管这样，我的心情仍然相当沮丧。
这期间，我们谈的全是电影，所以不能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无意义的游荡，但是胃增加了无益的负担倒是不可否认的。
那时，有一天我在《日本电影》这个刊物的广告上看到了植草圭之助的名字。这本杂志上登载了他写的剧本《母亲的地图》。
我用这笔钱和情投意合的朋友们一连几天大喝特喝。日程照例是这样的：先在涩谷喝啤酒，然后到数寄屋桥的一家小菜馆喝清酒，最后去银座的酒吧喝威士忌。
我从银座大街的书店里买了这本杂志，刚出书店大门，不期然地碰见了植草。这时我看到，他上衣的口袋里装着刊登我那剧本的《电影评论》。
当时我的月薪是四十八元，如果这是副导演工资的最高额，信息局的奖金就真是一大笔钱了。
这简直巧得令人不可思议。我和植草从黑田小学时代培养起来的友谊，从这天起又开始延续。
政府信息局悬奖征集电影剧本，我拿《寂静》和《雪》两个剧本去应征，前者得了二等奖，奖金三百元，后者获一等奖，奖金两千元。
在银座大街见面的这一天，我们俩干了什么，谈了什么，已经忘了。后来，植草进了东宝的剧本部，不久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
我拍完《马》之后就从副导演的职务中解放出来，专写电影剧本，只是偶尔干干山本先生的代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