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那演员和他的跟班终于明白，这事要去山本摄制组休息室问。我同山本先生说：他们来的时候可别给他们好脸色看。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着山本先生的面跟摄制组的人先说好，如果那位演员又迟到了，我就喊：“停止！今天到此结束！”大家就立刻离开摄影棚，把那位演员和他的跟班扔在那里就回家。
果然，那演员还是跟班来了，他怯生生地问：“今天停拍的原因是由于我（或者老师）迟到吗？”
事情起因是找来的演员太随便，常常迟到，不能按时开拍。总是这么迟到，即使山本先生不发火，摄制组的人也按捺不住了。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就难以开展。
这时我接过话茬儿：“大概是吧。”我这样回答之后，看了看山本先生。
没有办法，我就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让大家知道，山本先生为这样的事发了火。
先生大概颇感为难，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可是我没管这些，对着那位演员还是跟班毫不客气地开了炮：“日程表不是为了让大家迟到才定的！”
山本先生实在不是爱发怒的人。他即使很生气，也不形之于色。
第二天起，这位演员就准时进摄影棚了。
剩下的只有董事们、山本先生和我们副导演。这就是人们对董事的回答，也是对我的回答。
山本先生对副导演从来不发火。
席上董事讲了话，对大家为了使《忠臣藏》如期上映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感谢。但是大家都像通宵守灵的吊丧客一样低头听着。他的话一完，照明部的人首先站起来一声不吭地行个礼走了。随后摄影部、录音部等各部门的人也相继站起，默不作声地行个礼陆续离开。
有一次拍外景，一对搭档之中的一名演员没有被通知到。
董事们坐在上座，我们相继入座。但是累得精疲力竭的摄制组全体成员已经没有干杯的豪情了，什么都不想吃。大家唯一的愿望是赶快去睡觉。
我赶紧跟第一副导演谷口千吉（那时他是山本摄制组第一副导演，后来升为导演，有《银岭之巅》、《阿万和阿铁》、《拂晓逃脱》等杰作）商量怎么办好，可是阿千一点也不着慌，到山本先生那里郑重其事地说：“山本先生，今天××不能来了。”
食堂仓促备了些酒菜，摆满了桌子。
山本先生吃了一惊，望着他问：“为什么？”
全部拍完之后大家要拍个纪念照，这时厂长赶来说，尽管没什么好吃的了，还是请大家到食堂干一杯吧。
“因为忘了通知，所以不能来了。”阿千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就像是山本先生忘了通知似的。
这天，是这段时期少见的晴天，碧空如洗，我加红滤色镜拍摄义士们攻入吉良府邸的夜景场面，拍成了漆黑的夜空与洁白的瑞雪相映衬，十分出色。到了拍门内的场面时已是真正的黑夜了，待全部拍完已到了夜半。
在这方面，阿千是P·C·L的著名人物，任何人都学不了他这一招。
山本先生眯着睡眼不住地点头，好像很费力似的站了起来。
山本先生对于阿千这种实在不像话的态度也并不生气，只是说：“行啦，我知道了。”
我从屋顶下来，跑到山本摄制组休息室，山本先生正躺在长靠椅上打盹儿，我连忙把他叫醒。我说：“后门的雪马上就做好。请您先从后门拍吧。这个时间里，我把大门的雪弄好，先拍大门的镜头。您拍完了后门，就请接替我继续拍大门，我再去做门内的雪，做完我立刻拍门内的镜头。等您拍完大门的戏，然后再接替我来拍门内的……”
结果，那天只好凑合着拍了这对搭档中的一位演员。办法是让那演员回头说：“喂，干什么哪？快来呀！”这样，就把戏接下去了。
“喂，做雪景！下雪吧！”
后来，山本先生带着阿千和我到涩谷喝酒。路过正在上映这部影片的影院门前时，山本先生停步对我们说：“等一下，进去看看。”
随后他领来一大批人，并大声喊道：
我们三个人坐在影院里看了这部片子。当看到那对搭档缺了一人的场面，那人回头说：“喂，干什么哪？快来呀！”
“问我干什么？赤穗义士打进来的那天下大雪呀。没雪拍不成片子！”我说完照旧把盐撒下去。稻垣老头仿佛很不耐烦地仰着脖子看了我一阵，叨叨咕咕地回了大道具办公室。
这时候，山本先生问阿千和我：
大道具总管（姓稻垣，总是板着面孔，一个老侠客式的人物）走来，抬头一望，发话了：“你干什么？”
“那个人在干什么？难道在拉屎吗？”
我提着一桶盐登上后门，骑着门楼屋脊，往门楼上撒盐，制造雪景。
阿千和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规规矩矩站得笔直，在昏暗的影院里向山本先生深鞠一躬：“实在对不起！”
那是在拍《忠臣藏》的时候。这部影片的第一部分由泷泽英辅先生执导，第二部分由山本先生负责。第二部的结尾是赤穗义士们打进吉良府邸，杀了吉良。为了赶上上映日期，大家争分夺秒，最后距上映只差一天了，还没有完成。不论山本先生还是公司董事，都不抱准时上映的希望了，可是我却没有死心。为此，我到露天布景地去察看。大门、后门、门内的布景全都齐备，可是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雪。
周围的观众看到两个大汉忽然站起向一个人鞠躬，无不吃惊地看着我们。
当了第一副导演之后，这种毅力和与生俱来的坚持自我、顽固任性合而为一，就成了异乎寻常的执着。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他把我俩领到一旁，亲切地教导我们说，那种情况下，这么办也许效果还不错呢。总之，这件事只能说明山本先生为了培养副导演，不惜牺牲自己的作品。
这种精神，为我们培养了最重要的“工作毅力”。我自己就是这样经山本先生培养出工作毅力的人。
他对我不惜心血着意培养，却在某杂志上这么写道：“我对黑泽君，只教会他喝酒了。”
山本先生对大家的信赖，促使我们团结一致，都以这样的精神对待工作。
如此人品的山本先生，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才好。
本多描绘木纹这件事，正说明大家无不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尽可能使山本先生的作品更好一些。也可以说是为了酬答山本先生的信赖，大家才这样做。
关于电影，关于电影导演工作，我从山本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在这里是写不完的。
本多木纹太守是本多猪四郎的绰号，那时他任第二副导演（后来成为导演）。一次，大道具周转不灵，他没办法，只好用涂料做些假柱子和护墙板。为了使木纹逼真，他总在不停地描绘木纹，描得不像，就打磨干净再重新描。因此，他得了这么一个“木纹太守”的绰号。
山本先生才是我最好的老师。
这里举个本多木纹太守的例子。
我认为最好的证据就是，山本先生的学生（山本先生最不愿意听这句话）的作品却根本不像他的风格。
有时紧张到极点，我们就用唾液湿湿眼皮，这样眼睛会清爽些，再继续干下去。大家无不倾注全部精力，使作品好些、再好些。
山本先生对于追随他的副导演，决不干改变他们个性的事，而是一心一意地着力于发掘他们的个性；而且丝毫不让我们有从师学习的拘束心情，而是让我们充分地发展自己。
那时我常常这样遐想：弄一个大房间，铺满被褥。有了它，得空就钻进去睡一觉。
当然，尽管如此，山本先生也曾对我发过火。那是为了搭一台表现江户时代的露天布景的时候。
不可否认，正是因为如此艰苦奋斗，我才得到很好的锻炼。那时深感苦恼的，是从来没有时间好好地睡觉。那时，摄制组全体成员唯一的希望大概就是不被打扰地睡上一觉。况且我们当副导演的比其他成员更辛苦，当别人去睡时，我们还要做下一步的准备工作，不能去休息。
现在，那个字我已经忘了，总之是一家商号门口挂的招牌上的字。一位演员问我那是什么招牌，我也不认得招牌上的字，因此不知道是卖什么东西的，于是胡乱回答他说，那是卖药的招牌。
那时，P·C·L用从其他公司拉来的导演和明星巩固自己的阵地，从而发展为东宝电影公司。为了在电影市场上同其他公司竞争并获胜，我们不得不在极其严峻的条件下一部一部认真制作，所以任何一项工作都是艰苦的。
这时，山本先生叫住我：“黑泽君！”
在山本摄制组工作期间，每天都心情舒畅，而且充实。有什么意见我都直言无忌，而且大多被先生采纳，所以工作上有股干劲。
我从来没听过先生那么严厉的口气，吃了一惊，望着山本先生。
这段时间大约四年，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口气跑完了这段上坡路。
山本先生这么生气的面孔也前所未有。他气冲冲地对我说：“那是卖香荷包的招牌。随随便便说话可不行！不知道的事情就该说不知道！”
我在山本摄制组任副导演期间完成的主要作品有：《认真的金太》、《千万富翁》、《吃惊的人生》、《良人的贞操》、《藤十郎之恋》、《作文课堂》、《马》等。在这期间，我从第三副导演晋升为第一副导演，并且能胜任代理导演、剪辑、配音导演等工作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种自由的、彼此真诚相待的关系，是山本摄制组的特点。
这几句话，我刻骨铭心，至今难忘。
要提拔新人当副导演的时候，对其人的品格、素质，先生一定是反复调查研究，直到一清二楚之后才作决定。但是，对一经决定录用的副导演，不论其工龄长短、资历深浅，均一视同仁，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还有，山本先生很善于谈天说地，仅是酒席间天南海北的闲谈给我的教益，就举不胜举。
先生对任何事都持灵活态度，从不强求统一。对于名利，一向淡泊处之，性格坦率直爽，唯独对副导演的人选固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他兴趣广泛，特别在饮食方面，堪称美食家，他告诉我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美食。山本先生的观点是：连好吃不好吃这种简单评价都说不准的人，不够做人的资格。他精通美食，所以在这方面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可能没有像山本先生这样注重副导演人选的导演了。拍片准备阶段的第一步是组织摄制组，山本先生总是首先考虑让谁担任副导演。
还有，山本先生在古典美术，特别是古代家具、什物、工艺品等方面造诣很深，十分喜欢民间工艺美术品，也传授给我许多这方面的学问。
写山本先生却从即将逝世的先生写起，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我只是想说明，即使到了这般时候，山本先生念念不忘的仍是副导演的问题。
我是学绘画的，对这方面的知识特别感兴趣，后来我从山本先生那里得到了更深的教益。
我在莫斯科接到先生去世的讣告。
坐火车去拍外景的时候，山本先生一有时间就和我们副导演做一种游戏。
他自己现在毫无食欲，却如此津津乐道这类话题，我认为其用心恰恰表现了先生的本色，他大概是希望以此显示他是高高兴兴地把我送走的。
这种游戏是设定一个主题，据此写个短镜头剧本。
他说有一家菜馆专卖传统味道的鸡素烧，让我务必去一趟，而且把菜馆的地点详细告诉我。接着又谈起从前我们一起去吃炖牛肉的那家馆子，以及那里的炖牛肉味道如何等等。
这种玩法既可学习编剧和导演工作，也是有益且有趣的消磨时间的游戏。谁也没有胜过山本先生，因为他的短镜头剧本非常有趣。
“那样就行。”谈完之后，先生忽然谈起鸡素烧来。
比如以“热”为题的短镜头剧本，山本先生是这样写的：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可事到如今再细谈那些，让先生担心就不好了，所以只好说：“您尽管放心，人似乎好得过了头，工作上倒是挺认真的。”我撒了一点谎。
场景是卖牛肉鸡素烧的二楼。
我刚说完，先生就微微一笑说：“光会把你的话记在本子上的副导演可不行啊。”
夏天炎炎的夕阳，灼烧着业已关严的纸窗。窄小的房间里，一个男人满头大汗，擦都不擦地向女招待求爱。
“人不错呀。我说的话他全部记在本子上，他会干好。”
旁边的鸡素烧锅咕嘟咕嘟地响着，汤快要熬干了，满屋子牛肉味儿。
他马上接着问我：“苏联方面的副导演，怎么样？”
这个短镜头剧本，把“热”这个主题充分表现出来，而且那死皮赖脸地向女招待求爱的汉子，活灵活现，十分有趣。
我说完安慰的话之后，先生以微弱的声音客套地说：“百忙之中前来看我，实在……”
副导演们对山本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病床上的山本先生瘦了许多，鼻梁本来就高高的，现在显得更高了。
山本先生极富人情味，对他的回忆，我是写不尽的。
山本先生住在成城以北的丘陵地带，从大门到门厅是个斜坡，混凝土铺的甬路逶迤而下。甬路正中是山本夫人精心培植的带状花坛，群花争奇斗艳。心头沉重的我，总觉得这花过于鲜艳了。
山本先生晚年得到勋章，在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上，他登台发表讲话。他是这么说的：“我的祝词还是短一些好，因为短才叫缩词（祝词），长的就是长词（悼词）了。”[1]
我怀着这种感伤的情绪去了山本先生的家。
为山本先生举行葬礼时，我正在苏联拍片，未能参加。
苏联方面的工作至少需要一年零几个月。在这期间，山本先生万一有个好歹，我是无法脱身赶回来的。
那时我如在日本，一定写一篇沉痛的悼词。而今，我是怀着为山本先生写悼词的心情写这部分文章的。
我是在为拍摄《德尔苏·乌扎拉》即将前往苏联时得到这个通知的。
因为是悼词，所以就长了，请大家原谅。
一九七四年八月，我得到通知，说是山本先生卧病，病情堪忧。
[1] 日语中“缩词”与“祝词”同音，“长词”与“悼词”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