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长参观过美国的制片厂，他对美国第一副导演作用之重要及其工作情况感到很新鲜，也非常佩服，所以回日本之后，在制片厂院子中央竖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道：第一副导演的命令等于社长的命令。
当时，P·C·L的领导认为，副导演就是领导人物候补生（未来的领导、导演），从这种设想出发，他们试图让副导演通晓制作影片过程中必要的各个部门的一切工作。因此，我们几个人干过洗印；腰里掖条装钉子的口袋，锤子别在皮带上，钉过布景；当过见习编剧和见习剪辑；给演员当替身，从镜头前一走而过；甚至在出外景时当会计。
这块牌子引起了各个制作部门的反感，这些对抗使我们副导演不得不陷于随时应战状态。
此次录取副导演，根据公司的要求取了东大、京大、庆大、早大[2]毕业生各一名，还有一名就是有着奇奇怪怪经历的人，这人就是我。这五个人都像放养在宽阔水域的幼鱼一样，游得异常泼辣。
“你小子要是不平不满，那就到洗印车间后边来！”那时，第一副导演常常和摄影部、照明部、大道具、小道具的人吵架，每次吵架都这么说。
P·C·L的领导成员简直就像一班电影青年那样朝气勃勃，他们确定新的方针，然后雷厉风行。制片厂的人员结构方面，尽管还没有摆脱外行的状态，但是和现在的拖拖拉拉、杂乱无章相比，那时人们虽还幼稚，却无不心地纯洁善良。总而言之，P·C·L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梦工厂”。
尽管有些过火之处，但是把副导演看作领导人物的候补者这个方针及其训练方法，我认为并没有错。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的形势之下，P·C·L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也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的副导演如果当了导演，大概会感到困难重重吧。如果不熟知影片制作的各个方面，就很难担任导演。
说起“二二六事件”，我就是在这次事件刚发生后进入P·C·L的。我记得，二月二十六日那天，大雪仍然残留在摄影棚的背阴处。
导演是前线司令官式的人物。司令虽然精通战术，但如果不精通各个兵种，掌握各支部队，他也无法指挥。
但毋庸讳言，当时也拍了一些毫无时代感的影片。这些影片无视当时日本已经退出国际联盟、“二二六事件”[1]、日德防共协定签字等一系列使日本政局愈加动荡的现实，描写主人公在日比谷公园一边唱着“紫花地丁盛开时”，一边悠悠漫步等。
P·C·L很懂得培养人才。而受到P·C·L的教育和栽培，对我来说是一大幸事。
这些作品里，成濑导演的《愿妻如蔷薇》、山本先生的《我是猫》、木村导演的《兄妹》、伏水导演的《风流艳歌队》等，都极其生动而新颖。
凡是想用人的，必须先培养人。培养出人，激发出人的才能，这才能用。
导演阵营也如此，尽管人数不多，但年轻有为、富有进取精神的居多。山本嘉次郎、成濑巳喜男、木村庄十二、伏水修等，都很年轻，没有“电影商”那股旧习气。作品也和以往的日本电影不同，如果以俳句的季节题作来比喻，那么，这些作品都有春天里的“嫩叶”、“风光”、“薰风”等情趣。
要想建造好的房屋，必须先种柏树、杉树。如果东捡半截木棍，西拾几片木头，只能凑合成个脏土箱。
P·C·L是照相化学研究所（Photo Chemical Laboratory）的缩写。这个研究所开始时研究有声电影，后来建起摄影棚，成立了制片厂，着手摄制影片，所以它有创立已久的电影公司缺乏的锐意创新。
此时此刻才恰恰是恢复P·C·L精神、认真考虑日本电影根本缺陷的时候。
P·C·L的徽章是一个摄影机镜头的侧面，中间有P、C、L三个字母。有人把那形状看成飞船。
[1] 1936年2月26日，国粹派（皇道派）少壮军人不满于掌权派（统制派）在对外扩张上的消极态度而发动的一场政变。
“您在造飞船的公司？”脑子不太好使的酒吧女郎看了看我胸前的徽章，这样问我。
[2] 分别为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