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一次在这里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茱莉娅说，“他到底在伦敦干什么？”
“布赖兹赫德少爷半小时前回来了，小姐。不过他留了个口信，说他要晚一点过来，请你不必等他用餐。”
这是我们俩常常一起猜测的事情——从而也凭空生出许多幻想，因为布赖德这个人本身就是个谜。他仿佛生在地下，是一只身披硬甲、掘穴而居的蛰伏生物，需要避开光亮。在成年以后的岁月里，他毫无作为。之前说过他可能去军队，去议会，去修道院，可最终都没能成行。外界唯一知道的他确实做过的事——拜新闻淡季所赐，出现了一篇名为《贵族的隐秘嗜好》的文章——是他养成了收集火柴盒的爱好。他的收藏放在几个架子上，还专门编写了索引，每年都在他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小房间里占掉更大的空间。起初，他对这篇报道给他带来的恶名甚感羞愧，但后来却非常高兴，因为这使得他可以与世界各地的火柴盒收藏者取得联系，现在他依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交换复制品。除此之外，没人知道他的兴趣何在。他在马奇梅因家猎狐大师的地位无可撼动，在家时仍会每周两天外出打猎。他从不和邻近的猎狐者一起行动，尽管他们的领地更好一些。他对这项运动也并没有真正的热情，整个狩猎季外出不过十几次。他有一些朋友，会拜访他的姑妈，也会参加天主教教会举行的公共宴会。在布赖兹赫德，他不可避免地肩负着家族在本地的所有责任，给讲台、宴会和委员会带去他身上淡淡缭绕着的既笨拙又超然的气质。
“哎，这里怎么有三个人的餐具？”
“上周在旺兹沃思，有个女孩被人用带刺的铁丝勒死了。”我说着，想起一个老套的幻想。
百叶窗拉起，窗帘降下，烛光在彩绘厅里亮了起来。
“一定是布赖德干的，他不守规矩。”
然后威尔考克斯下楼来，走进我们的夕阳里，说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在餐桌前坐了一刻钟，他就过来了，步履沉重地走进房间，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吸烟服。这件衣服他一直放在布赖兹赫德，并且一直穿着它。三十八岁的他，身体已经变得笨重，而且有些秃顶，看起来至少有四十五岁了。
“有时，”茱莉娅说，“我觉得‘过去’与‘未来’如此紧密相连，根本就没有空间给‘现在’。”
“好吧，”他说，“只有你们俩。我还以为会见到雷克斯呢。”
“计划、离婚、战争——这样一个夜晚，我们在谈论这些。”
我常常好奇他对我住在这里有什么想法。他似乎已经接受了我的存在，没有一丝好奇，就把我当成了一个家庭成员。在过去两年里，他有两次让我感到惊讶，都是他那貌似表示友谊的行为：一次是某个圣诞节时，他给我寄来了一张他身穿马耳他骑士团长袍的照片；另一次是不久之后，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一个晚餐俱乐部。他倒是对这两次行为各有解释：照片是因为他印得太多，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俱乐部则是因为他自己以那里为傲。那个聚会很让人惊讶，参与者都是各自行业里的精英，他们每月聚到一起，只是为了拥有一个盛大而隆重的“滑稽之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布赖德的绰号是“大公老兄”。而且每个人都有一枚特制的宝石，佩戴在身上，就像象征骑士等级的勋章一般。他们的马甲上还有俱乐部的专属纽扣，同时还有一套专门为那些新入门的客人准备的考究仪式。晚饭之后，他们会读报纸，接着是一场滑稽的演讲。这里显然有一场竞争，大家需要把自己认识的社会名流带过来，而布赖德的朋友寥寥，况且我还算知名，所以他就邀请我过来了。即便是在那样一个狂欢的夜晚，我也能感受到邀请我来的这个人身上散发出的对社交活动的局促不安。这种状态宛如一个小小的磁场，创造出一潭令众人尴尬的死水，而他自己则平静地漂浮在上面，如同一截原木。
“复杂得多，”然后她用一种冷淡的、就事论事的腔调继续说，“结婚可不是我们脑子一热就能办成的事。得先离婚——两次离婚。我们要有个计划。”
他坐在我的对面，在盘子前低下了自己头发稀疏、头皮清晰可见的脑袋。
“如果现在还算不得，那么你说的‘安宁’是什么意思呢？”
“好吧，布赖德，有什么消息？”
太阳此时已经沉到山谷那边的树林之下，山坡都已沉浸在暮色之中。但我们身前的湖水依旧鲜红如火。在即将消逝的瞬间，夕阳浓稠而显赫，在草坪上投下长长的阴影，也照在这栋宅子的石墙之上，染红了窗棂，让檐口、柱廊和圆屋顶都闪着光，让来自土地、石头和树叶的、堆积在地上的颜色与气息全都扩散开来，令我身边女人的头发与金色的双肩都变得光彩夺目。
“实际上，”布赖德说，“我确实有事情要讲，不过也不急。”
“现在不够安宁吗？”
“现在就说了吧。”
“因为战争。”她说，“今年，或者明年，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我想和你过一两天真正安宁的日子。”
他冲我做了个鬼脸，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不能在仆人面前讲”。他继续说：“画画得怎么样，查尔斯？”
“总有一天吧，为什么是现在呢？”
“哪张画？”
“我想嫁给你，查尔斯。”
“你计划里的那些。”
“一辈子。”
“我在给茱莉娅画素描，但这一整天光线都忽明忽暗。”
茱莉娅从我胸前的口袋里取出手帕擦了擦手，然后点燃一支烟。我唯恐回忆的曼妙会被打断，可第一次，我俩的想法没能保持一致，茱莉娅打破了沉默，伤感地说：“还要多久呢？再来一百天？”
“茱莉娅？我以为你给她画过画了。我想这和画建筑还不大一样，要更难。”
我们沉默了，只有鸟儿还在酸橙树上叽叽喳喳，声音细小而清亮；只有流水潺潺，在石刻的动物之间低回婉转。
他说话时总会有一些漫长的停顿，让人感觉他的心智正在缓冲，而且他总要执意把人带回停顿之前的某个观点上。这次过了一分钟，他又接着说：“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主题。”
“从来没有。”
“非常正确，布赖德。”
“两年里，我们浪费了一百天……可我们从没冷落过彼此，也没有过猜疑和失望。”
“我要是个画家，”他说，“就每次都去尝试完全不同的主题，有着丰富动感的主题，就像……”又是一次停顿，我好奇他接下来会说什么，飞翔的苏格兰人，冲锋的轻骑兵，皇家赛艇会？然后他出人意料地说：“……就像麦克白。”把布赖德想象成一个画家，画的还是富于动感的图画，这本身就有点荒唐。他倒是一直如此荒唐，却以自身的疏离与沧桑赢得了某种尊严。虽然也快半截入土，可他有时又像半个小孩。现代生活的火花似乎从未在他身上有过闪耀。他身上笼罩着强大的正义感，拒人于千里之外，又决绝于外界，让大家不得不对他有所尊重。虽然我们常常嘲笑他，但他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小丑。有时候，他甚至令人心生敬畏。
“还有加冕周，你从伦敦溜走了。你肩负着使命，要去拜见岳父大人。那次你去了牛津，画了幅人家不喜欢的画。哦，没错，有一百天还多呢。”
我们开始谈论欧洲大陆的新闻，直到布赖德突然打断这个类型的话题：“妈妈的珠宝在哪里？”
“雷克斯的选区，不知道去了多少回。”
“这个就是她的，”茱莉娅说，“还有这个。她的东西都在我和科迪莉亚那里。家族的珠宝都存在银行里。”
“再后来我得了流感，你也不敢来了。”
“我很久没见过它们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见过它们。都有些什么东西？听说还有些著名的红宝石，是吗？”
“后来你得了黄疸，还不让我见你。”
“是的，一条项链。妈妈以前常戴，你不记得了吗？还有些珍珠——她总会戴出去。但它们大多都放在银行里，很多年了。我记得还有一些难看的钻石头饰，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钻石项圈，现在没人能戴了。还有很多上乘的宝石。为什么问这个？”
“那时我回到别墅，说：‘爸爸，你知道谁来旅馆了吗？’然后他说：‘查尔斯·赖德，我想是他。’我说：‘你怎么会想到他呢？’爸爸回答：‘卡拉从巴黎回来就跟我说，你们两个形影不离。他好像总是喜欢我的孩子们。不管怎样，带他来这里吧，我想我们还有一间空房。’”
“我在想什么时候去看看这些东西。”
“你还记得，当时我是怎么滞留在那不勒斯，我们是怎么约在山丘的小路上见面的，然后又出了什么岔子吗？”
“我说，不是爸爸想把这些东西当了吧？他又欠人家什么钱了？”
“我们的第一个夏天。”
“不，不，没有的事。”
“是啊，两个圣诞节……还有那务必得体的三天，在我跟你去卡普里岛之前。”
布赖德吃东西很慢，食量却很大。我和茱莉娅透过烛光，看着他。不一会儿他说：“我要是雷克斯……”他的脑子里似乎充满了这样的假设：“我要是威斯敏斯特大主教”“我要是大西部铁路公司的老板”“我要是演员”，好像是因为造化弄人，不然他就是这些人了，而且说不准某天早上醒过来，这些事情就成真了。“我要是雷克斯，我就会去我的选区住着。”
“两个圣诞节。”——那些每年一次单调乏味的短途旅行已经成了一种礼节。我的老家鲍顿，现在我的堂兄贾斯珀住在那里。于是我要带着童年惨淡的回忆，重访那里的油松走廊和湿淋淋的围墙！父亲和我总是怒气冲冲地并排坐在伯父的亨伯牌小汽车里，在接近两旁生长着巨杉的林荫道时，就能看到我的伯父伯母、菲利帕姑妈、堂兄贾斯珀，还有近几年加入进来的嫂子和侄子。除了他们，就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他们也许已经抵达，或者随时可能到达。这一年一度的家族仪式才让我们得以团聚。在冬青树、槲寄生和被修剪过的云杉之间，客厅里的游戏依照惯例进行，白兰地味道的黄油、卡尔斯巴德的蜜饯、油松门廊里扮作黑人的乡村唱诗班，以及金色丝线与印有花纹的包装纸充满了整个节日。我和我的妻子仍被当作夫妇招待，尽管过去几年里流言蜚语不绝于耳，不过我们在这里仍乐于接受这种关系。“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关系，无论代价有多大，看在孩子的分上。”我妻子说。
“雷克斯说，要是不住在那里，他一周可以少上四天班。”
“没那么多。”
“很遗憾他不在这里，我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要宣布。”
“……有这么多回忆，”她说，“从那以后，我们又有多少天没见面呢？有一百天了吧？”
“布赖德，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吧。”
我从柱廊下，取来两个户外用的垫子，把它们放在喷泉旁边。茱莉娅坐在上面，她穿了一件金色的束腰短上衣，搭配一件白色长外衣，一只手无所事事地伸进水里，转动手上的祖母绿戒指，来反射太阳的余晖。在她乌黑的秀发之上，各种雕刻而成的动物矗立在一堆绿色的苔藓、闪光的石头和浓密的阴影之间，四周波光粼粼，充溢着散落成碎片的光芒。
他又做了个鬼脸，意思还是“不能当着仆人的面”。
那天下午乌云低垂，还刮起了夏天才有的暴风，天色昏暗，我不得不几次暂停工作，把茱莉娅从令人昏昏欲睡的光线中叫醒——她常常这样坐着。给她画画从不使我感到厌倦，我总能从她身上找到新的丰饶与曼妙——直到我们早早去洗澡，下楼，换好衣服准备吃晚饭，在白天的最后半小时里，我们却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太阳现身，风暴减弱了，化作轻柔的微风，吹拂着正在盛放的酸橙花，使香气飘散开来，伴随着雨后的清新，与周围黄杨以及逐渐干了的石头的甜蜜气息融合在一起。方尖石碑的影子，正好落在阳台之上。
后来，葡萄酒上桌，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的时候，茱莉娅说：“不听到你宣布完，我就不走了。”
“你还记得最后那天傍晚太阳是怎么出来的吗，不就像今天下午一样吗？”
“好吧，”布赖德说着，坐回到椅子上，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玻璃杯，“其实等周一的报纸出来你也能知道，白纸黑字。我订婚了，希望你们高兴。”
“搞了场‘在一起’聚会的男人，之后就再没见过他。”
“布赖德，这……这太让人吃惊了！和谁？”
“包着玻璃纸的玫瑰花。”
“哦，你不认识的人。”
“青铜大门，砰砰砰响个没完。”
“她漂亮吗？”
“你还记得，”在一个飘着酸橙花香气的宁静夜晚，茱莉娅问我，“还记得那场暴风雨吗？”
“我觉得你不会说她漂亮，‘标致’这个词放在她身上也许更合适。她个头很大。”
第三章
“胖吗？”
第三章 喷泉
“不，只是大。她名叫马斯普拉特夫人，教名贝丽尔。我认识她很久了，不过直到去年她还有个丈夫。现在她成了寡妇。你们笑什么？”
“我们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呢？”
“很抱歉，这一点都不好笑，只是太让人意外了。她……她大概跟你年纪差不多大吧？”
“今晚，不会。现在不会。”
“差不多吧，我想。她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刚刚去了阿穆普勒福斯。她的情况一点也不好。”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得到了我们的幸福。就在这里，就在现在，我们已经握紧了它。他们伤害不了我们，对吗？”
“不过，布赖德，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呢？”
“没错，他们是这样。”
“她的亡夫，海军上将马斯普拉特，也收藏火柴盒。”他非常严肃地说。
“哦，亲爱的，为什么爱情让我觉得全世界都面目可憎？事情本应是截然相反的。我现在觉得好像全世界，包括上帝，都在酝酿一个针对我们的大阴谋。”
茱莉娅颤抖着身子，就快笑出声了，不过还是恢复了正常的表情，并且追问道：“你和人家结婚，不是为了那些火柴盒吧？”
“为什么要管他们呢？”
“不，他的所有收藏都留给法尔茅斯的图书馆了。我对她是深感爱慕的。尽管生活窘迫，她依然开朗，也很爱演戏。她还跟天主教演员协会保持着联系呢。”
“西莉亚的艺术与时尚，雷克斯的政治与金钱，”我说，“我不知道哪个更可怕。”
“这事爸爸知道了吗？”
“请你别这样，好吗？”格丽泽尔对专栏作家说，后者一直企图伤感地抓着她的手腕，“我不喜欢这样。”
“我今天早上刚收到的他的回信，说同意这件事。他一直催我找个时间把婚结了。”
“我那帕默斯顿的祖国……”
这时我和茱莉娅同时意识到，我们俩表现出的全是好奇和惊讶。于是我们用温柔的语调向他表示祝贺，几乎不带一丝嘲讽。
“我那霍金斯与德雷克的祖国……”
“谢谢你们，”他说，“谢谢你们，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我应该活着看到我的祖国，克莱夫和纳尔逊的祖国……”
“但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她呢？我很确信你会把她带到这里来。”
“和老家伙们摊牌。”
他一言不发，抿了口酒，紧紧盯着杯子。
“和希特勒摊牌。”
“布赖德，你这个狡猾又爱卖弄的老畜生。”茱莉娅说，“为什么不把她带过来呢？”
“和鲍德温摊牌。”
“哦，我不能那样做，你知道的。”
“我们要的就是摊牌。”
“为什么不呢？我很想见到她。我们这就给她打电话，邀请她过来吧。在这样的时间让她一个人待着，她会觉得我们很奇怪的。”
“那家伙刚从威尼斯宫出来……”
“她还有孩子呢，”布赖兹赫德说，“再说，你们本来就很奇怪，不是吗？”
“那家伙刚从贝尔韦代雷堡里出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管怎样，那个佛朗哥要不了多久会逃回摩洛哥的，我今天看见那家伙刚从巴塞罗那出来。”
布赖兹赫德抬起头，神情严肃地看着他的妹妹，然后一如既往用单调的声音说着，仿佛他现在说的事情和之前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看，我还不能叫她过来。这不太合适。毕竟，我只是这里的房客，就这里的归属权来说，这里现在还是雷克斯的家。这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是他的事，但我不能带贝丽尔过来。”
“还是得摊牌。”
“我只是不明白，”茱莉娅说，声音变得很尖。我看着她。所有温和的嘲讽都已经消失，她变得很警觉，看起来甚至有些惊恐：“我和雷克斯当然都希望她过来。”
“一次强硬的演说。”
“哦，是的，对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困难不在这里。”他喝光了杯里的酒，又给自己斟满，把瓶子推给我，“你们得清楚，贝丽尔可是个正派女人，严格信守天主教的教义。她的虔诚也因为她的中产阶级偏见而进一步加深。我不可能把她带到这里来，你乐意生活在罪孽当中，跟雷克斯，或者跟查尔斯，或者跟他们两个人一起同居，这都没关系——我对你私生活的细节一向避而不见——但贝丽尔绝不可能成为你的座上宾。”
“倒没有必要那样，一次强硬的照会就……”
茱莉娅站起身。“为什么，你这头自大的蠢驴……”她说着，然后停了下来，转身向门口走去。
“为什么我们不把运河关掉？为什么我们不炸了罗马？”
起初我以为她是忍不住笑，才跑了出去。随后当我打开门看到她时，却惊惶地发现她泪流满面。我迟疑了一下，她就从我身边逃走了，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只要他跟那帮老家伙摊牌，他们立马就得滚蛋，就像……像……”
“也许我会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是一场为求方便而举行的婚礼。”布赖兹赫德继续说，平静中带着一丝满足，“我无意为贝丽尔辩护，我牢不可破的地位显然对她是有影响的。实际上，关于这一点，她也说了很多。但对我自己而言，请允许我强调一下，我对她可是十分热烈的爱慕。”
“不管怎么说，除了那些还没结婚的老女佣，现在谁还会在乎离婚呢？”
“布赖德，你对茱莉娅说了多么过分的话！”
“我也站在他一边。”
“她应该没什么好反感的，我只是对她说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
“新闻界站在他一边。”
她不在藏书室，我上楼去她的房间，但是也没看到她的踪影。我在她那放满了衣服的桌子前站了一会儿，想知道她会不会回来。就在那时，透过敞开的窗子，房间里的光流泻出去，穿过阳台，跌进幽暗之中，也照到了喷泉那里。在这栋宅邸中，喷泉似乎总是吸引我们前去享受舒适与安宁的所在。我瞥见一袭白裙，正靠在喷泉旁的石头上。夜已经深了，我在最黑暗的避难所里找到了她，她正坐在一条木质长椅上，被喷泉旁修剪过的黄杨丛所环抱。我把她拥在怀里，她的脸紧紧贴在我胸膛上。
“这会使君主政体比都铎王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强大。人民是支持他的。”
“你在外面不冷吗？”
“佛朗哥就是个德国间谍，他们想让他上台，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可以轰炸法国的空军基地。不管怎么样，底牌已经亮出来了。”
她没回答我，只是贴得更紧了，然后颤抖着啜泣起来。
“十月的时候，我们是有机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意大利的舰队搞到地中海底下去？为什么我们不把拉斯佩齐亚炸成一片火海？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在潘泰莱里亚登陆？”
“亲爱的，怎么了？为什么你这么介意呢？那个老傻子说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当然会娶她，明天就让她当王后。”
“我不介意，那没什么。我只是有些震惊，别笑话我。”
他们也都怕茱莉娅，格丽泽尔也是。茱莉娅向他们打招呼，并且为没有欢迎他们的到来表达了歉意。她的彬彬有礼让他们一度鸦雀无声。然后她过来，和我一起坐到炉火旁边，轰轰烈烈的谈话才开始继续，在我们耳畔打转。
在我们仿若一生的两年里，我从没见过她像这样激动，也不曾感到如此无能为力。
织锦厅里有几个类似的朋友：政治家们——都是些四十出头的“青年保守派”，头发稀疏，血压很高；一个是社会主义者，煤矿区出身，已经学会他们那种清晰的口音，雪茄在他的唇间被碾成碎片，一拿酒瓶手就抖个不停；一个是年事已高的金融业者，看做派就比在座的其他人都有钱；一个害了相思病的专栏作家，一直沉默不语，只顾贪婪地盯着聚会上唯一的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被称为“格丽泽尔”，声名狼藉，他们心里都有一点怕她。
“他怎么敢这样和你说话？”我说，“那个冷血无情的老骗子……”但我并没有得到她的附和。
雷克斯刚过四十，现在已经体态臃肿、面色潮红了。他的加拿大口音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他朋友们习以为常的那种嘶哑而吵闹的腔调，仿佛他们的声音要永远在人群里凸显出来；又好像青春之神已经不再眷顾他们，他们无法再安心等待说话的时机，也等不及去聆听和回应，而只有时间去哄堂大笑——那是一种嘶哑而低沉的笑，是人际交往的本位货币。
“不，”她说，“不是那样的。他说得很对。他们全都知道了，布赖德和他的寡妇，他们都知道我犯了什么罪，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花一便士就能在教堂门口买到。只要花上一便士，你什么都能知道，白纸黑字，而且没人理会你是不是付过了钱，只有一个老女人拿着笤帚，在忏悔室那边扫着地，还有个年轻的女人在‘圣母七苦’像前面点上了蜡烛。放一便士到箱子里，或者不放，随你心意，你就可以拿走一本小册子。白纸黑字，然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就像以前一样？”
“所有的话，也都能归结成一个词，一个简单的、直白的、致命的词，一生都要背负。”
“你能回来真不赖，查尔斯，就像以前一样。”
“‘生活在罪孽当中’，未婚同居——不只是做了错事，像我去美国时做的事，我知道那是错的，就停手了，也就忘掉了。那不是做错了事的意思，不是布赖德花一便士买回来的教义，他说的也仅仅是那白纸黑字表明的意思。”
当我们穿过黑暗时，刀叉在桌子上叮当作响。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在杯中的液面原本是静止的小圆，在车厢的颠簸下拉长成椭圆，而后又收缩成原样，凑到唇边，又退回杯底，没有一滴飞溅出来。我要把这一天丢在身后。茱莉娅摘掉自己的帽子，把它抛到头顶的架子上，黑色的头发轻轻摇摆，同时轻轻地叹了口气——这叹息适合在枕边，在渐渐沉睡的炉火旁，在卧室敞开的窗前，屋外星光熠熠，光秃秃的树低声呓语。
“生活在罪孽当中，或者带着罪生活，都是一个意思，就像一个天生痴呆的小孩，要在这世上被人小心照料，用心保护。‘可怜的茱莉娅，’他们会说，‘她可不能抛头露面了。她得当心她的罪。让这样的罪孽来到人世真是个遗憾，’他们说，‘不过它也够强壮。像她那样的孩子一向如此。茱莉娅对她这小小的、疯狂的罪，也是太纵容了。’”
“雷克斯根本不算人。”茱莉娅说，“他根本不存在。”
“一小时以前，”我想，“她还坐在夕阳下，在水里转动着戒指，数着那些幸福的日子。而现在，在第一颗星星和白天最后的灰色低语下，这一切竟成了不可言喻而无比深刻的悲伤！在彩绘厅里，我们究竟遭遇了什么？什么样的阴影，笼罩在了烛光上？两句粗暴的言语和一些陈词滥调。她手足无措，把头埋在我胸口，声音时而含糊，时而清晰又痛苦，迸出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句子。”
“雷克斯呢？”
“过去，还有未来。那些年，在雪茄的烟雾里，伴随着双陆棋棋盘的噼啪作响，在那个给男人们倒酒的‘傻瓜’身边，我想做个好妻子；当我想给他生个孩子，却被死去的胎儿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想做个好妻子。我放弃了他，忘掉了他，找到了你，过去的两年在你身边，所有的未来都在你身上。可这未来，不论有没有你，战争都会到来，世界都会毁灭——都是罪孽。”
“该死的所有人。”
“‘罪’这个字，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在霍金斯婆婆那里听过了。那时她坐在圣心像前，在炉火边，迎着夜灯，总是在缝缝补补。礼拜日上午，科迪莉亚和我要带着《教义问答》，去妈妈的房间。妈妈带着我的罪去礼拜，在它和黑色的面纱之下，在小教堂里鞠躬。在伦敦的火光点亮之前，她带着我的罪偷偷溜出来，带着它穿过空荡荡的街，而送奶人的小马，前蹄刚刚踏上大道。妈妈是带着我的罪死的，是我的罪蚕食了她，比她自己致命的病更加残忍。”
“似乎所有人都知道了。我那位同性恋朋友，二十四小时前还不在伦敦，但现在都已经听说了。”
“妈妈因它而死；基督因它而死，被钉住了手脚。他就高悬在夜晚育婴床的床头，年复一年，高悬在农场街又黑又小、铺着闪光油布的书房里，高悬在只有一个老女佣扬起尘土、只有一根蜡烛燃烧的教堂中，高悬在正午的人群和士兵头上。除了一块蘸醋的海绒和一位强盗友善的话语，再无任何安慰。永远高悬在上；永远得不到清凉的坟墓和铺展在石板上的裹尸布；在黑暗的洞穴里，永无膏油和香料；永远在正午的阳光之下，静默在为一件无缝外衣而掷起筛子的啪嗒声中。”
“好吧，她总会知道的。”
“无路可退，大门已经禁止通行，所有的圣徒与天使都守在墙边。而后，它们会被抛弃，被销毁，日渐腐朽。患有狼疮的老男人，拿着一根拐杖，在日暮时分出来翻捡垃圾，一瘸一拐，希冀着能为自己的麻布袋增添收获，收获一些可卖之物，最后却只能厌恶地走开。”
“噩梦般的一天——访客、批评家、克拉伦斯一家、马戈家的午宴，最后以在娘里娘气的酒吧听着对我的画长达半小时的合情合理的辱骂收尾……我想西莉亚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
“籍籍无名，然后死去，就像那个死婴，我还没来得及看她一眼，就被人包裹起来，拿去丢掉了。”
“是啊，六个小时呢，而且我们昨天一直待在一起。你看起来很累。”
她哭着，说着，渐渐沉默不语。我什么都不能做，仿佛在陌生的海里漂浮。我的手放在她束腰外衣的金缕线上，又冷又僵，眼睛干干的。当她在黑暗中紧紧贴着我的时候，我却觉得自己离她很远，就像很多年前我在火车站前坐上她的车、在车上替她点燃香烟时那样；也如同我在老郊区枯燥而空乏的那些年，在丛林里的那些年，她不在我心上时一般，遥不可及。
“我们好像好久不见了。”我说。
泪水随着话语而来，在沉默中，她的泪水也戛然而止。她坐起来，从我怀里离开，拿出我的手帕，颤抖着站起身。
当我靠着餐车站在月台上时，我看到我和茱莉娅的行李正从我身前经过，茱莉娅那个苦瓜脸的女仆就跟在搬运工旁边，昂首阔步。车门即将关闭时茱莉娅才上车，不慌不忙地坐在了我的前面。我面前刚好有一张两人桌。这趟车很方便，晚餐前半小时发车，晚餐后半小时到站。我们并没有像马奇梅因夫人在世时那样，在支线换乘，而是在干线会合。火车从帕丁顿开出时，天色已晚，城镇上的灯火先是被郊外的点点微光取代，随后则是田野里死寂的黑暗。
“好吧，”她说，声音与往常差别不大，“布赖德可真是个扔炸弹的，是吧？”
那个叫汤姆的年轻人又向我们走过来。“别开玩笑了，托尼，给我买杯酒吧。”我想起了我还要赶火车，就把安东尼和他留在酒吧了。
我跟着她走回宅子，进到她的房间。她坐在梳妆镜前。“既然我已经从歇斯底里中恢复过来，”她说，“我觉得事情还不算坏。”她的眼睛又大又亮，有些不自然，苍白的面颊上有两块红晕，就在她还是女孩时常涂胭脂的地方，“大多数歇斯底里的女人看起来就像是得了重感冒。下楼前你最好换一件衬衫，这件上面全是眼泪和口红。”
“我亲爱的，我当然是对的。当我很多年前警告你的时候，我就是对的。很高兴这么多年过去了，而我们却没有那么显老。那次我带你出去吃饭，警告你当心这种迷人的东西，告诉你关于弗莱特一家的种种情况。魅力是让大英帝国衰败的因素。它并不存在于外面那些潮湿的岛屿上。但凡是它遇上的，终究逃不过被玷污和扼杀的命运。它杀死爱情，终结艺术。我非常担心，我亲爱的查尔斯，它也会让你丧命。”
“我们还要下楼吗？”
“你说得一点没错。”我说。
“当然了，这可是可怜的布赖德宣布订婚之夜，我可不想丢下他一个人。”
“我亲爱的，我在椅子里都快坐不住了。我就想冲出那房子，跳上出租车，然后说，‘带我到查尔斯那些不健康的画前面去’。好吧，我去了，但是午餐以后画廊里挤满了那些莫名其妙的女人，戴着那种她们应该自己张嘴吞掉的帽子，所以我就小憩了一会儿——就在这儿，和西里尔、汤姆，还有这些粗鲁的男孩一起。然后我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也就是五点钟的时候回去了，我相当兴奋，亲爱的，可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一个很淘气、很成功，而且很实用的把戏。这让我想起了塞巴斯蒂安，他就非常喜欢用假胡子来乔装打扮。那些画依旧迷人，简单、油头粉面的英式魅力，却要假扮成老虎。”
当我再回来时，她说：“对于刚才吓人的状况，我很抱歉，查尔斯。我也没法解释什么。”
“‘哦，那些画，’他们说，‘它们都非常奇怪。’‘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风格。’‘很有力量。’‘相当野蛮。’‘我觉得那些东西完全都不健康。’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说。”
布赖兹赫德正坐在藏书室里，抽着烟斗，平静地读着一本侦探小说。
“但是那些画呢？”我说，“和我说说它们吧。”
“外面天气好不好？要是知道你们出去了，我也会过去的。”
“‘可怜的西莉亚，’他们说，‘毕竟她为他做了那么多。’‘他可是什么都欠着她的，这太糟糕了。’‘还和茱莉娅，’他们说，‘在她在美国做出那种事情之后。’‘就在她要回到雷克斯那里之前。’”
“相当冷。”
“想想今天午餐之后我有多惊讶吧。大家都在议论你。我这边午宴的女主人是我妈妈的一位朋友——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她也是你的朋友，我亲爱的。她真是个老古董！我完全想象不出你会和这种人来往。不过不管怎样，他们都看过你的画展，谈论的也都是你，谈论你是怎样逃走的，我亲爱的，去了热带地区，成了高更，成了兰波。你可以想象我这颗老心脏怎样怦怦直跳。”
“我希望雷克斯从这里搬出去之后不会觉得不方便。你们知道，巴顿街的房子对我们和三个孩子来说太小了。另外贝丽尔喜欢乡下。爸爸还来信说让我赶紧交接房产呢。”
“接下来，我就看到了你那本相当漂亮的册子《乡村与外省建筑》，是这么叫的吧？又大又重啊，我亲爱的，而且你猜我又看到了什么？还是迷人的风度。‘并不是很符合我的品位，’我想，‘这太英国了。’我想要的是一些更加大胆的东西。你知道，不是雪松的树荫、黄瓜三明治、银质奶油壶，不是穿着几乎所有英国女孩都穿的网球服的英国女孩——不是那些东西，不是简·奥斯汀，不是米……米……米特福德小姐。然后，坦率地说，我对你绝望了。‘我是个堕落的老拉丁佬，’我说，‘而查尔斯——我是说你的作品，亲爱的——就是牧师家穿着绣花细布衣服的千金小姐。’”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作为茱莉娅的客人来这里的时候，雷克斯是怎样热烈欢迎我的。“这安排非常让人高兴。”他那时说，“太适合我了。老伙计一直照顾着这地方，布赖德和那些佃户搞着老一套的地租那些东西，而我就负责管理这栋宅子，租金全免。所有的开销就只是食物和宅子里的仆人。再公平不过了，对吧？”
“即使是那时候，我亲爱的，我也有点好奇。在我看来，你的画里是有一点绅士风范的。你一定要记住，我不是英国人，我理解不了这种有教养的、强烈的热情。英国人的绅士做派对我来说比他们的道德观念还要吓人。不管怎么说，我说：‘查尔斯干了点美妙的事情，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要他走，他会很遗憾的。”
“我亲爱的，我们来这里，是要聊聊你干了些什么。我可一直盯着你呢，我亲爱的。我是个忠诚的老家伙，一直都没让自己的视线离开过你。”当他说着话的时候，整个吧台、酒保、蓝色的柳条家具、赌博机器、留声机、在油布上跳舞的年轻人、老虎机周围窃笑的男男女女，穿着紫色条纹正装在角落里喝着酒的老男人，这个邋里邋遢与鬼鬼祟祟的结合地带，似乎都已经不复存在。我好像回到了牛津，从维多利亚哥特式的窗子向外眺望基督教会学院的草坪。“我去过你的第一次画展，”安东尼说，“发觉它——很迷人。那里有一幅马奇梅因宅邸的室内画，英伦味十足，恰如其分，而且秀色可餐。‘查尔斯算是有点成就了，’我当时说，‘他还要做的不止这些，还能做的也不止这些，但毕竟已经有点成就了。’”
“哦，他会再找一个便宜地方的，”茱莉娅说，“相信他吧。”
“好吧，”我说，并且尽可能显得轻松自如，尽管在这个洞穴里，我一点也不自在，“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贝丽尔自己有一些家具，她很中意。我不知道它们放在这里是否合适。你知道，就是些橡木橱柜、棺材凳之类的东西。我想她可以把它们放在妈妈的老房间里。”
“不，汤姆，他可不愿意，而且我也不打算给你买酒喝。不管怎么着，现在不给。这是个粗鲁无礼的男孩，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白脸，我亲爱的。”
“不错，那里挺合适的。”
这个地方被油漆成了钴蓝色，地板上也铺着钴蓝色的油布。天花板和墙壁上随意贴着用银色和金色的纸做成的小鱼图案。六七个年轻人正喝着东西，玩着老虎机，一个上了年纪、衣着整洁，不过有明显酗酒迹象的男人看起来正掌控着全局。水果口香糖贩卖机那边，传来几声窃笑。一个年轻人朝我们走过来，说：“你的朋友愿意来一支伦巴吗？”
于是兄妹俩开始谈论宅子的安排，直到上床睡觉。“一个小时以前，”我暗想，“在黄杨树的黑色树荫里，她还在为自己的上帝之死痛哭流涕，现在却在谈论应该把贝丽尔的孩子安排在以前的吸烟室还是学习室。”我茫然不知所措。
“我们拿着几杯酒，去角落那里坐坐。你一定得记住，我亲爱的，在这种地方你是多么引人瞩目、多么不正常，我亲爱的，就像我去布……布……布拉特俱乐部坐着一样。”
“茱莉娅，”我后来说，这时候布赖兹赫德已经上楼去了，“你看过《觉醒的良知》这幅画吗？是霍尔曼·亨特画的。”
“哟，托尼，又来了？”吧台后面的一个年轻人说。
“没有。”
“‘上房牛’里一个脏老头给了我这地方的地址。我倒是很感激他。我离开英国这么久，这种合我心意的小酒吧变化可真大。昨晚我才第一次来这里，却已经有一种相当熟悉自在的感觉了。晚上好啊，西里尔。”
前些日子，我曾在藏书室里看到一册拉斐尔前派的画册。我又去把它找出来，给她读了罗斯金的评述。她笑得相当开心。
他带着我下楼，从散发着猫的气息的地方，走到了混合着杜松子酒和烟蒂的味道的地方，还有隐约传来的收音机的声响。
“你这个太对了，这正是我感受到的。”
“不太是你熟悉的环境，我亲爱的，却是我的地盘，我向你保证。况且你也在你那个环境里闷了一整天了。”
“可是，亲爱的，我不相信你哭得那么惨，只是为了布赖德那几句话。在那之前你一定也在想这些事情。”
安东尼带着我走出了美术馆，来到一条小巷，钻进一扇门。这扇门夹在一个破败不堪的书报亭和一个破败不堪的药店之间，招牌上写着“蓝色洞穴俱乐部，仅限会员”。
“几乎没有，现在和过去都是。最近想得多一点，因为审判的号角越来越近了。”
只有这种来自过去的声音才能将我唤回。这些连续不断又无甚差别的赞美，就像是漫漫长路上接连出现的广告牌，一公里又一公里，竖立在白杨树之间，指挥着你去往某一间新开张的旅馆。于是当你来到自己行程的尽头，浑身僵硬，灰头土脸，不可避免地会把车开进那家旅馆的院子。它的名字起初让你厌烦，紧接着让你愤怒，最后却成为你满身疲惫的一部分。
“当然，心理学家可以做一点解释，这是自童年时期就准备好接受的状态，来自你婴儿时期就被灌输的废话所带来的愧疚感。你从心底就知道那都是鬼扯，不是吗？”
安东尼压低声音，以一种尖锐的耳语对我说：“我亲爱的，让我们不要在这些善良、清白的人面前，戳穿你小小的把戏。”他向所剩不多的观赏者们投去了狡猾的一瞥，“让我们不要打搅他们天真的快乐。我们，我还有你，都知道这些都是糟……糟……糟糕透顶的破……破……破烂玩意。在我们冒犯到那些内行以前，我们还是先走一步吧。我知道附近有家不太正经的小酒吧。我们去那儿，你跟我讲讲你这次还征……征……征服了些什么吧。”
“我也希望如此！”
“这些画有那么糟吗？”
“塞巴斯蒂安有一次和我说了差不多的话。”
接着他又去了另外两间展室，有那么一两次，他重重地叹着气，其余时间一律保持沉默。走到尽头，他又开始叹气了，比以前每一次都要重，说：“可是它们告诉我，我亲爱的，你现在爱得很幸福。就是这么回事，对吧，或者差不多是这么回事？”
“他又皈依了，你知道的。当然，他从没像我这样彻底地离开宗教。我走得太远了，再回去已不可能。我明白你说的，如果那个‘鬼扯’就是这个意思的话。现在我唯一想做的，只是以正常人的方式把我的生活归入某种秩序当中，在人类的秩序走到尽头之前。这就是我要嫁给你的原因。我想生个孩子，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我们再到外面去吧，现在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吧。”
跟最后一次见面时相比，安东尼·布兰奇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从我第一次见他起，他就一直是这个模样。他轻快地穿过展厅，来到最显眼的一张油画前——一张丛林风光——驻足片刻，脑袋像一只博学的小猎狗一样抬起来，问道：“我亲爱的查尔斯，你是在哪里找到如此奢侈的绿植景观的？是在特伦特，还是在特林的哪个温室的角落呀？这是哪个放高利贷的这么够意思，竟然搞出这么一大堆绿叶子来满足你的兴趣爱好？”
满月当空高悬，我们在宅子周围散步。走到一棵酸橙树下时，茱莉娅随意地折下了一根长长的嫩枝，嫩枝是去年长的，流苏一般垂在树干旁。她一边走一边像孩子一般把嫩枝上的树皮剥下来，做成了一条鞭子，可她那暴躁的动作又分明不属于任何一个孩子。她神经质地把树叶揪下来，在指间将它们揉碎。然后她又开始剥树干上的皮，用指甲抠着。
“我亲爱的，这里有一个蛇……蛇……蛇发女怪，她以为我是来找……找……找麻烦的呢。我昨天才到伦敦，午饭的时候这么巧听说你正在办画展。所以，当然啦，我就要紧赶慢赶地过来，来这个神殿拜一拜啦。你看我有变化吗？还认得出我吗？画在哪里？让我来给你剖析剖析。”
我们又一次站到了喷泉旁。
“安托万，”我说，“进来吧。”
“这好像是一部喜剧的布景，”我说，“场景：一座贵族庭院的巴洛克喷泉旁。第一幕，日落；第二幕，黄昏；第三幕，月光下。演员一直聚集在喷泉旁，原因不详。”
“不，我没带请柬，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收到那种东西。我不是来参加什么社交活动的，也不是来和西莉亚夫人套近乎的。我一点也不想我的照片出现在《闲话报》上，我不是来展示我自己的，我是来看那些画的。也许你都不知道这里有画吧。我只是碰巧对这位艺术家很感兴趣——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
“喜剧？”
我让她离开这里。正在我也准备离开的时候——那时展厅里几乎空无一人——我听到旋转门那边有一个我十多年未曾听过的声音，一个无法忘记的自学成才式的结巴声，正在尖锐而抑扬顿挫地抗议着。
“戏剧。悲剧。闹剧。随你心意。这是和解的场景。”
“看来她已心知肚明了，”我思忖着，“她很聪明。午宴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警觉了，并且捕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这里有争吵吗？”
这一天结束时，我妻子对我说：“亲爱的，我该走了。今天很成功，不是吗？我会想办法跟家里人解释的，我不想事情变成这个样子。”
“失和与误解在第二幕。”
我听见了这些话，那是她一贯会说的话。在我全部的婚姻生活里，一遍又一遍，我已经对她的这种陈词滥调无动于衷了。但是那一天，在这间美术馆里，我毫无感觉地听着她的言语，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没有能力再伤害我了，我自由了。因为自己短暂而隐秘的过失，她亲手解开了对我的束缚。这顶戴在头冠之上的绿帽子，竟让我成了逍遥自在的森林之王。
“哦，别这么怪腔怪调地说话了。为什么你总要用别人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呢？为什么这是一出戏剧？为什么我的良心发现要出现在一幅拉斐尔前派的画里？”
我对那次画展记忆犹新还有一个原因——在同一周我发现我妻子的不忠。那时的她也和现在一样，是个不知疲倦的女主人。我听见她说：“时至今日，不管我看见什么可爱的东西——一栋建筑，或者是一片好风光——我心里就想，‘那是属于查尔斯的’。我透过他的眼睛去看一切，他就是我的整个英格兰。”
“这是我一贯的方式。”
他们全都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大陆。我出国前不久的画展也是在这几间展室里举行的，情形却完全不同。那次开始没多久，他们就已经不耐烦了，不怎么再提到我，转而开始谈论这栋房子和房主的逸事。而那个现在回来找我的女人，现在为我的阳刚和激情鼓掌的女人，当时则凑在我身边，在我呕心沥血完成的画作面前说：“真是不用心啊。”
“我讨厌这种方式。”
从时髦的和落伍的唇间，我听到了零零碎碎的对我的赞美。“如果你让我猜这些画是谁画的，”我无意间听到有人这样说，“赖德恐怕会是我想到的最后一个名字。这些画如此阳刚，如此充满激情。”
她此时的愠怒，就像今晚每一次忽晴忽雨的情绪变化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突然，她用她的鞭子抽了一下我的脸，用尽了全力。我的脸立刻火辣辣地疼了起来。
午餐后这段时间是最忙碌的。泰特美术馆和国家艺术收藏基金会的人都出现在现场。他们都答应近期和同事一起回访，同时保存一些作品以供进一步的审议。那位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也在，他过去曾用几句让人受伤的敷衍话就把我打发走了，今天却从他的宽边软帽和羊毛围巾中间凝视着我，紧紧抓着我的胳膊，说：“我知道你可以，我今天见识到了，我终于等到了。”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讨厌了吧？”
午宴上有十几个人。尽管女主人和我妻子都在说这是在为我庆功，但显然这里面有一半的人都不知道我开了画展。他们过来只是因为他们收到了邀请函，并且刚好无所事事。午宴期间，他们一直就辛普森夫人的事情喋喋不休。不过后来，他们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跟我们一起回了画廊。
她又打了我一下。
“瞧瞧，这就是你，查尔斯。为什么要错过这个让人家高兴一下的机会呢？”
“好啊，”我说，“继续打啊。”
“我不想把它献给任何人。”
然后，尽管扬起手来，她的动作却止住了。她把被剥掉一半树皮的嫩枝丢进了水里，月光下它漂在水里，黑白分明。
“她喜欢嘛。”
“疼吗？”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的。”
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妻子说：“哎呀，我们的午饭要晚了。马戈家说要办一个聚会给你庆功。”在出租车里，她说：“我突然想到，我们为什么不写封信给克拉伦斯公爵夫人，请她允许你把《拉丁美洲》那本画册献给她呢？”
“是吗？……我弄疼你了吗？”
“哈哈。”
她的怒气瞬间就消失了，泪水又涌了出来，流到我的脸上。我隔着一臂的距离扶着她，她低下了头，用脸庞蹭着我放在她肩膀上的手，像一只猫咪，可又不像猫咪，因为她的一滴泪流到了我的手上。
“你把炎热的感觉画得栩栩如生。让我觉得穿着这件大衣浑身不舒服。”
“猫在屋顶上呢。”我说。
“确实，阁下。”
“你浑蛋！”
不久，人群突然安静了一下，让出了一块空地。是一些贵宾入场了。我看到我妻子行了个屈膝礼，说道：“哦，阁下，您真是太好了。”然后我就被领进人们让出的空地，听见克拉伦斯公爵说：“我觉得这地方太热了。”
她咬在我的手上，我没有躲。当她的牙齿触到我的时候，她把咬变成了吻，而吻又变成了舌头的舔舐。
一个摄影师把我们叫到一起，闪光灯在我们脸上一闪，然后又让我们走开了。
“猫在月光下呢。”
几间展室里开始人头攒动，我很快就因为招待客人们而忙得不可开交了。我妻子则跑前跑后，招呼和介绍客人，巧妙地把分散的来访糅合成一场公共活动。我还看到她把客人一个接一个地领到一份认购名单前面，而这名单是为《赖德的拉丁美洲》而准备的。我听见她说：“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惊讶，你以为我会惊讶，对吗？很显然查尔斯这个人只为了一件事情而活，那就是美。我认为，英国的生活已经让他厌倦了，所以他才要走出去，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他希望到新世界去征服。毕竟他已经替许多乡村宅邸说出它们的临终遗言了，对吧？不，我是说，那份工作，他确实已经全都放弃了。不过为了朋友们，他还是会再画上一些的。”
这种心情我是了解的。我们转过身，朝宅子走去。当我们走进灯火通明的大厅时，她说：“你这可怜的脸，”她伸出手指，触摸着上面的鞭痕，“明天会留下痕迹吗？”
我们的谈话戛然而止，倒不是因为什么贵族人士大驾光临，而是因为一个日报女记者要采访——画廊的老板把她引荐给我们。她并不是来看画展的，而是想要了解一下关于我惊险旅程的“人类故事”。我把她留给了我的妻子，结果第二天在她的报纸上读到了这样的叙述：查尔斯·‘宅邸画师’·赖德远渡重洋。名人艺术家查尔斯·赖德认为，满是毒蛇与吸血蝙蝠的丛林，与梅菲尔毫无交集。他放弃了一座座华美宅邸，转身探寻赤道非洲的残垣断壁……
“我想会的。”
“现在我是去不了了，但是如果你早点告诉我，我是可以去的。我倒是挺想约‘布赖兹赫德那伙人’到家里来的。你真够残忍的，但现在不是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克拉伦斯一家说午饭前会来，他们随时都可能到。”
“查尔斯，我要疯了吗？今晚都发生了些什么啊？我太累了。”
“当然邀请了，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去。”
她打了个哈欠，接下来又是一连串哈欠。她坐在梳妆台前，低着头，头发垂在脸上，无助地继续打哈欠。当她抬起头时，我越过她的肩膀，看到镜子里有一张茫然而疲倦的脸，犹如一个从阵地上溃逃下来的士兵，而旁边我的脸上，正挂着两条血痕。
“另外，爸爸也会觉得奇怪，而且博伊周日的时候会回家。你也都没看过自己的新工作室。你今晚不能去。他们没邀请我吗？”
“太累了，”她重复说，然后褪下自己的金色束腰外衣，让它落在地板上，“又累又倦，疯疯癫癫，还一无是处。”
“我很抱歉，但那边已经约好了。”
我看着她上了床，蓝色的眼睑盖住了她的眼眸。她苍白的嘴唇在枕头上动了一下，不知是在向我说晚安，还是在低声祷告。也许是幼儿时朗朗上口的简单祷文，在此时的悲伤与困顿之间，来到了她的朦胧世界中。那古老而虔诚的韵律，从几千年前开始，一直流传到霍金斯婆婆的口中，成为她的床畔低语。它沿着驿马叮当的清教徒之路，穿越了语言的更迭——对这些，我也不甚了解。
“今晚别去，查尔斯。你今晚不能去那里。大家都盼着你回家呢。你保证过，只要画展这边准备妥当，就要回家的。强强和奶妈都准备好‘欢迎’的小旗子了，而且你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卡罗琳呢。”
第二天，我们和雷克斯还有他的政治伙伴们在一起。
“我今晚要去那里。”
“他们不会开战的。”
“是的，显而易见。他一直都在谈被他叫作‘布赖兹赫德那伙人’的事，明摆着那地方已经让雷克斯·莫特拉姆搞成了反叛分子的巢穴。你知道了吗？真不知道特蕾莎·马奇梅因知道的话会怎么想。”
“他们不会开战的，他们没钱，也没有石油。”
“我对他印象也很深。他是个骗子。”
“他们没有钨锰铁矿，人手也不够。”
“茱莉娅？那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说来也奇怪，我刚刚还和一个滑稽的小个子谈论起了布赖兹赫德的事，他好像对你很了解。他自称桑格拉斯先生，显然是科珀先生在《每日野兽报》上提到的那种大龄男青年。我本来还想好好和他讲讲，但他似乎比我还要了解你。他说很多年前就在布赖兹赫德遇到过你。我还盼着茱莉娅进来，好问问她这个小个子的事情了。”
“他们也没有决心。”
“茱莉娅的。”
“害怕的是他们。”
“现在还没人来。”我妻子说，“我从十点开始就在这里了，无聊得很。你坐谁的车过来的？”
“害怕法国人，害怕捷克人，害怕斯洛伐克人，也害怕我们。”
当我抵达美术馆的时候，我妻子正在窗前向街上张望。她身后有五六个不知名的美术爱好者，正手持目录一幅画一幅画地欣赏。他们以前都在这里买过木刻版画，因此被美术馆列进了赞助人名录。
“他们就是虚张声势。”
“如果你能快点收拾好东西，我还能让你搭我的车呢，然后把你送到美术馆。十二点的时候我要去隔壁试衣服。”
“就是虚张声势，毫无疑问。他们的钨在哪儿呢？锰又在哪儿？”
“火车上，你可以把我的行李带过来。”
“还有铬，在哪儿呢？”
“西莉亚给我寄了张卡片，上面还用绿墨水写着‘可以带朋友’呢。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希望你一定不要来。”
“听着听着，肯定是好事。雷克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啦。”
“你希望我到场吗？”
“就在前几天，我有个朋友在黑森林里面骑摩托车，他一回来就告诉我这件事了，那时候我们一起打了一轮高尔夫。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朋友一路骑着车，从一条小路下到了高速公路上。他能看见什么呢？只能是一支军用车队啦。他停不下来了，径直冲了过去，撞上了正侧对着他的一辆坦克。这不是找死嘛……停一下，就要到最滑稽的部分了。”
就在预展当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茱莉娅：“那些画我早都腻了，一点也不想再看到它们。可我觉得我还是得去露个面。”
“最滑稽的部分到了哦。”
在准备预展那个月里，她忙上忙下，不断在老教区和伦敦之间奔波，重新审定客人名单，还要帮着把画挂上墙。
“他直接穿了过去，摩托车的漆皮都没事。你们以为是怎样？坦克是用帆布做的——竹子架的框，帆布涂上色，糊的。”
“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跟那些批评家聊聊。”我妻子说，“他们也应该认真对待你了，他们自己心知肚明。这是他们的机会。要是周一做预展，他们大多数人应该都刚从乡下回来，顶多只能赶在晚饭前过来，写那么两三句话——当然，我看重的也只是那几家周刊。要是我们能给人家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思考，还能让他们带着悠闲度假的好心情。他们可以在好好吃完一顿午饭之后坐下来，折好袖口，写一篇优美从容又字数可观的文章，以后还能放在一本漂亮的小书里做个再版，何乐不为呢？”
“他们没有钢铁。”
我妻子打算在周五为我的新作品搞一次预展。
“他们没有机床，他们没有劳动力，人们都饥肠辘辘。他们没有食用油，小孩子都得了佝偻病。”
第二章
“他们的女人都生不出孩子。”
第二章 预展——家中的雷克斯·莫特拉姆
“男人都阳痿。”
“我已经跟我们一桌吃饭那个外国官员商量好了，一会儿我们可以跟着他走，早一点下船。”我妻子说。
“他们没有医生。”
“所有英国游客，请迅速到吸烟室。”侍者说。
“医生都是犹太人。”
“我尽量。”
“现在他们都得了肺痨。”
“那你能回来过周末吗？”
“现在他们都染上了梅毒。”
“唉。”她的孩子，我的艺术，我们各自的未解之谜。
“戈林跟我的一个朋友说……”
“那你会让孩子们失望的。”
“戈培尔告诉我的一个兄弟……”
“那样你多可怜啊。我可不能让你第一天回来就一个人过夜。我留下来陪你吧，明天我再回去。”
“里宾特洛普告诉我，只要那个希特勒啊，他还能空手套白狼，搞到物资，军队就能保他的位置安安稳稳。要是有人跟他对着干，他立马就完蛋。军队会亲手解决他。”
“我可以去住旅店。”
“自由党人得把他吊起来。”
“一定要这样吗？”她说，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提我的工作，这个对她而言的未解之谜，她的阻挠就会停止，“真叫人失望。另外，我不知道安德鲁和辛西娅有没有从我们在伦敦的公寓里离开，他们本来应该待到月底。”
“共产党人会把他撕成碎片。”
“那我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见她呢？我很抱歉，亲爱的，但我必须尽快把我的画从行李里取出来，看看这一路颠簸之后它们的状况如何。我必须得为马上开始的画展做好准备。”
“他会把自己弄死。”
“亲爱的，她现在可是一天一个样。”
“要是没有张伯伦，他现在就得完蛋。”
“一两周不见，她会变样吗？”
“要是没有哈利法克斯。”
“哦，但是查尔斯，你必须得回来。你都没见过卡罗琳呢。”
“要是没有塞缪尔·霍尔爵士。”
“你回去吧，”我说，“我得在伦敦待几天。”
“还有1922委员会。”
“我已经查了火车时刻表，还拍了封电报。我们能赶回家吃晚饭。到时候孩子们应该已经睡了，我们倒是可以把强强叫醒，就这一回。”
“和平誓言联盟。”
“没看到，船的那一侧挤满了人。”
“外交部。”
“查尔斯，那个红头发小个子，福尔纳福，你看见了吗？两个便衣警察把他抓走了。”
“纽约银行。”
“那我们就在伦敦。”
“只需要一条强有力的统一战线。”
“不。”
“由雷克斯发起的战线。”
“你也去吗？”
“我们要给整个欧洲带来一条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全欧洲都在等待雷克斯的演讲。”
“西莉亚打算直接回家，她想去看看孩子们。”
“还有我的演讲。”
“去伦敦待几天。”
“还有我的演讲。团结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德国会站起来，奥地利会站起来，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定会站起来。”
“你有什么打算？”
“来听我的演讲，还有雷克斯的演讲。”
第二天，我们在船的右舷一侧碰面，聊了一会儿天。大家都在左舷那边挤作一团，争相看着正在登船的官员们，眺望德文郡的绿色海岸线。
“来局桥牌怎样？再来点威士忌？你们哪个家伙要来根大雪茄？哈喽，你俩要出去吗？”
我没有去找茱莉娅，而是一个人度过了整个夜晚。
“是的，”茱莉娅说，“查尔斯和我要去月光下走走。”
那天晚上，整条船上都弥漫着欢乐的气氛。尽管到黎明的时候大家就要收拾行装，但每个人都决心要尽情享受被暴风雨耽搁的奢侈。这里不再有可以让人隐匿的地方了。船上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人们兴致高昂的谈话和舞曲充满了整个空间。侍者们端着托盘和酒杯，在人群中来回穿梭，彩票管理员的声音不断回响——凯利之眼，一号；腿，十一号；抽奖就要开始啦——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戴着一顶纸帽子，克拉姆先生则守着他缠着绷带的胳膊，两个日本人彬彬有礼地扔着装饰纸带，发出鹅一样的叫声。
我们关上身后的窗户，声音戛然而止。月光就像白霜，洒在阳台上，喷泉悦耳的声音跳进我们的耳朵——阳台的石栏杆，曾几何时或许是特洛伊人的城墙，静默的院子里也许有希腊人搭过的帐篷，克瑞西达正躺在里面。
那天晚上，船长也出来吃饭，这个圈子的人算是来齐了。还有两个日本人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对主教的世界友好计划很感兴趣，于是就坐到了他的右边。船长一直拿茱莉娅在暴风雨中的忍耐力开玩笑，邀请她到船上来工作。多年的海上生活让他养成了在每个场合都能讲笑话的习惯。我的妻子刚从美容院里出来，整个人焕然一新，丝毫不见这三天痛苦折磨留下的痕迹。在很多人看来，她似乎比茱莉娅更加光彩照人——茱莉娅身上的悲伤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法言传的满足和安定。她给了我难以言喻的拯救，我和她，在人群中离群索居，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享受着孤独，就像我们昨晚躺在彼此的怀抱中一样。
“几天，几个月。”
“都怪浴室的地板。”克拉姆先生说，随后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摔倒的。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克拉姆先生，你的胳膊怎么了？”
“月升月落，就是一辈子。然后就是无边的黑暗。”
“是的，我们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了。他，我，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叫什么的男人一起。”
第四章 塞巴斯蒂安与世界为敌
“我听说你一直照顾我的丈夫来着。”我的妻子说。
第四章
茱莉娅和其他人一起来了。现在只要是能靠近她，我就觉得很幸福。
“西莉亚当然会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哦，那不错，我还老是想让你们彼此多接触呢。我估计在我的朋友里面，她大概是你会喜欢的那一类。我猜你对她来说也是天赐的知己。她最近过得可是相当艰难，我觉得她应该不会提起那些事，但是……”我的妻子开始跟我讲述关于茱莉娅的纽约之行，一个众所周知的版本。“今天上午，我会请她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酒会的。”她以此作为总结。
“当然。”
“这里几乎没有那种女人。大多数时间，我都和茱莉娅在一起。”
“那老教区的房子怎么办？我想你和茱莉娅不会愿意住在那里，偶尔还过来找我们串串门吧？你知道，孩子们已经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且罗宾也没有自己的住处，除非等到他叔叔去世。毕竟，那个工作室你也没用过，对吧？罗宾说用不了几天，那里就可以改造成给孩子们用的游戏室——打羽毛球都足够了。”
“天哪，听起来可真够乱的。你过得还算老实吧，查尔斯？有没有去找那些不正经的女人？”
“罗宾可以住在老教区的房子里。”
“有一天晚上很开心，我们玩轮盘赌玩到了半夜两点，把我们的庄家都玩到神志不清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钱的问题。西莉亚和罗宾自然不想为自己争取什么，但孩子们教育的开销是个大问题。”
“我已经在美发店预约了位子，你知道吗，他们今天特别忙，直到下午四点才能给我做头发。所以我今天晚上大概是不会出来见人了。但是今天上午就有好多朋友都说要过来看我们呢。我已经约了迈尔斯和珍妮特今天中午在我们的客厅里一起吃饭。过去这两天里，我怕自己已经成了你毫无用处的妻子。你这两天都干了些什么呢？”
“那没问题，我会找律师来谈的。”
我过去看了看，她正在吃牛排。
“好吧，我想这里面只有这一点问题，”马卡斯特说，“你知道，我这辈子见过不少离婚的，可我从没见过你们这样双方都能开开心心散伙的。几乎每次都是，不管一开始多么和和气气，只要坐下来谈细节，两人立马就变仇人了。注意了，我要冒昧地说一句，在过去这两年里，有几次我觉得你对西莉亚真的有点不像话。一个做哥哥的很难客观评价自己的妹妹，但我一直觉得西莉亚她魅力十足，是那种每个家伙都渴望拥有的女孩——还爱好艺术，跟你真的挺合适。但我得承认，你眼光是不错，我一直都对茱莉娅很有好感。不管怎样，这件事最后也算是皆大欢喜。罗宾也追了西莉亚一年，甚至更久。你认识他吗？”
我妻子满心欢喜地在她的客舱里喊我：“查尔斯，查尔斯，我现在感觉好极了。你猜我早饭正在吃什么？”
“大概吧。我记得我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子，一脸疙瘩呢。”
那天晚上，我不能离开她。但第二天一早，我顺着走廊回到我的房间时，我发现行走已经不再是难题了。我知道，我们的隐匿时光也就此结束了。
“哦，我完全没想说这个。他当然是相当年轻，不过重点是强强和卡罗琳都很喜欢他。你在那边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呢，查尔斯。记得替我向茱莉娅问好，看在以往日子的分上，希望她一切都好。”
“哦，亲爱的，”茱莉娅说，“等天气好起来，我们又该躲到哪里去呢？我们是暴风雨里的两个孤儿。”
“所以你在办离婚，”我父亲说，“你们都高高兴兴地过了这么多年了，离婚似乎也不是很必要吧？”
那天晚上，我们在餐厅里用餐，它位于整艘船的最高处。透过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外面星光熠熠，不断从夜空中滑过。我又记起以前也曾看过这样的情形，那是在牛津的塔楼和山形墙之上。侍者说，等到明天晚上，乐队就会恢复演奏，这里也会重新变得热闹。他们说，如果我们明晚想有个好座位的话，最好现在就订座。
“我们过得没有多高兴，你知道的。”
对于享用奢华的甜蜜，现在并不是理想的时刻。它们终会到来，在它们专属的季节里，伴着燕子与酸橙花。而在这波涛汹涌的水面上，仍须遵守一项礼节。而在那一刻，我仿佛拥有了一份占有她纤细腰身的契约，并且已经盖章落定。我成了这份财产持有者，正准备第一次将它签收入库，可以从容地享用和探索。
“没有吗？你不高兴？我记得很清楚，上个圣诞节还看见你们在一起，看起来挺美满的，我还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你会发现离婚挺麻烦的，你知道，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你多大岁数了——三十四了吧？这可不是什么重新做人的好年纪。你该安定下来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那几分钟，她的嘴唇就在我的耳畔，呼吸温热了海风，喃喃低语，尽管我没有说话。“是的，现在。”当船终于停稳，进入平缓的水域时，茱莉娅领着我走下了甲板。
“有，等这边把婚离完，我就去结婚。”
她站起身，虽然船的颠簸摇晃看起来有增无减，她还是带我来到甲板上。她挽起了我的胳膊，牵起我的手，并且把我们的手一起放进了我的大衣口袋。甲板上已经干了，空无一人，只是不时被船前进时流过的风吹拂。我们费力地向前走，同时还要避开烟囱那边飘散过来的烟尘。我们时而挤在一起，时而又几乎被扯散，我抓紧扶手，茱莉娅则抓紧我，我们的手指和胳膊纠缠在一起，紧紧相拥，然后再分开。这时，船身出现一次异常猛烈的颠簸，我感觉自己被抛到了她的身上，把她压在了栏杆上面。为了避免冲撞，我只能用胳膊在她身体两侧环抱着她。然后船的颠簸暂时平静下来，似乎在为下一次起伏积蓄能量。我们就这样相拥而立，在空旷的甲板上，面对面，她的头发在我眼前拂过。黑暗的地平线上海浪翻涌，现在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停在我们头顶上方。紧接着，它席卷而下，而我还在透过茱莉娅的发丝注视着宽阔而金灿灿的天空。她被向前甩到我心口边，我双手撑在栏杆上托住她，她的面颊依旧贴着我。
“哦，我得说，这可有点扯。我能理解一个男人宁愿自己从没结过婚，所以费力从那里面逃出来——虽然我自己从没有过这种感觉——但刚赶走一个妻子，又立刻娶回来另一个，这可没什么道理可言。西莉亚对我一直都彬彬有礼。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喜欢她的。如果你跟她在一起都不觉得高兴，那你究竟凭什么觉得换一个人就能让你幸福呢？听我一句劝吧，我亲爱的孩子，赶紧放弃这个想法。”
“太阳落山，”茱莉娅说，“一天的末尾。”
“为什么要把我和茱莉娅卷进来？”雷克斯问，“如果西莉亚想要再结婚，那很好，随她去。那是你和她之间的事。但我本来觉得茱莉娅和我过得挺幸福的。你不能说我刻意为难你们，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暴跳如雷的。我希望我是一个还算懂世故的人，我也有我自己的事业。但离婚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从没听说离婚能让人得到什么好处。”
等到中午的时候，雨停了。傍晚乌云散去，原本在船尾的阳光突然闯进了我们的休息室，让所有人造光都黯然失色。
“那是你和茱莉娅之间的问题。”
“那是生活给你的一张借据。见票即付的那种。”
“哦，茱莉娅都盘算好了。我希望你能说服她，让她回心转意。我一直都尽可能置身事外，要是你觉得我碍眼了，尽管说，我不会介意的。但现在有太多事情同时发生，那个布赖德还想把我从宅子里清出去。这个是个大麻烦，我现在正焦头烂额。”
“这都是我应得的。你昨天说了，我的酬劳。”
雷克斯的社交生活正面临危机。事情并不像他盘算的那样稳步进展。我对金融一无所知，但我听说他的交易已经被那些正统的保守党人盯上了。即便是他那些优点，诸如待人热情、办事果敢，也都成了别人说道的理由，因为他在布赖兹赫德的小团体也被议论纷纷。他在报纸上的曝光率也过高了一些，总是和那些报界大亨，以及大亨们眼神忧郁、面带微笑的随从混在一起，他的演讲往往会被舰队街的人当作“编故事”的好素材。而这对他个人所在党派的领袖们而言是不利的。唯有战争爆发，雷克斯才能交上好运，将权力真正攥到手里。离婚对他而言没什么太大影响，他现在根本没工夫从自己人生的赌桌上抬起头，去处理别的事情。
有一次我说：“你正守护着你的悲伤。”
“如果茱莉娅坚持要离婚，我想她肯定能办到。”他说，“但她选的时机太不好了。让她稍微再等等吧，查尔斯，你是个好心人。”
那天，因为我们之前一天说了很多，又因为我们要说的话并不需要太多言语，所以我们没说几句话。我们都带了书，茱莉娅发现了一种她喜欢的游戏。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每当我们开口说话，就发觉我们的思想仍旧步调一致。
“布赖德的寡妇说：‘这么说，你正要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离婚，再去嫁给另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这可是相当复杂，但我亲爱的，’——她已经叫我‘我亲爱的’二十多次了——‘我常常发现，每个天主教家庭都会有一个违反教义的成员，而且通常是最漂亮的那一个。’”
第二天，暴风有所减弱，但我们还得在颠簸中左摇右摆。人们谈话的主题，已经从晕船变成了摔断骨头。人们在夜里被摔来摔去，在浴室的地板上也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故。
茱莉娅刚从一场午宴上回来，东道主是罗丝康芒夫人。她把大家聚在一起，为的是庆祝布赖兹赫德的订婚。
这几乎是那天她对我说的最后的话了——“命定的一部分”——在我们下到下层、在客舱门口和她分别之前。
“她长什么样？”
“在嫁给雷克斯这件事上，我多少是受到了惩罚的。你看，这一类东西我是没办法从脑袋里把它们抹掉的——死亡、审判、天堂、地狱、霍金斯婆婆，还有教义问答。如果一个人小时候早早就被灌输一些东西，那么它们就会成为他生命里的一部分。而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拥有这些东西……现在，我觉得我会因为最近的行为再次受到惩罚。也许这正是我和你像现在这样一起在这里的原因……都是命定的一部分。”
“人高马大，丰满撩人。当然，相貌平平。声音沙哑，大嘴巴，小眼睛，头发是染过的——我向你保证，关于年龄的问题，她肯定没跟布赖德说实话。她肯定四十五往上了。我看她根本就没有供养自己的孩子。布赖德根本移不开眼睛，整个午宴，他都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这个未婚妻，真够恶心的。”
“一开始，我还会跟雷克斯一起去他朋友家里住两天。现在他也不带我去了，当他发现我并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女人时，他会觉得自己很丢脸，丢脸的原因是自己上了当。可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他讨价还价买回来的便宜货呀。他看不出我的一点好，可每当他要下定决心认为我一无是处时，他又会得到一些惊喜——一些他很敬佩的男人，甚至是女人，会表现出对我的喜爱。他便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有那么一整个世界，我们可以乐在其中，而他自己却一无所知……我一出走，他就会变得沮丧。我回来，他就雨过天晴了。我一直都对他很忠诚，直到最后这件事发生了。教养这东西，比什么都重要。你知道吗，去年我以为自己就要有小孩了，我决定把他抚养成一个天主教徒。我以前没想过宗教的问题，后来也不想了，但就是在那时，我等着孩子降生，我开始想了：‘那是我可以给予她的一样东西。它不见得让我变得有多好，可我的孩子应该拥有它。’这很奇怪，一个人想把什么东西给别人，她自己却把那东西给弄丢了。可是后来，我也没能给成，我连生命都没能给她。我从没见过她，我病得很重，后面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很久以后，直到现在，我都不想谈论她。她是个女孩，所以雷克斯对她的死倒也不怎么介意。”
“她人友好吗？”
“雷克斯那群人啊！成天不是政治就是钱。除非是为了搞钱，不然他们什么都不会做。就算是围着池塘散步，他们也得围个圈，下个注，看看池塘里天鹅的数目是大是小……一坐就坐到半夜两点，拿雷克斯带回来的姑娘寻开心，听着她们扯闲话，双陆棋的棋盘咔咔作响，他们自己在玩牌，雪茄抽个没完。那雪茄味真让人受不了。第二天我醒过来，头发里都是那股味道，晚上我换上衣服，衣服也跟着遭殃。我身上现在还有烟味吗？你觉得那个给我按摩的女人会不会感觉到那股味道已经渗进我的皮肤里了？”
“天哪，还不错，不过是居高临下的那种。你看，我觉得她是习惯了在海军的那帮人里面发号施令了，有一群随从参谋围着她，那些年轻的军官为了升迁，也都得巴结她。好吧，她在范妮舅妈的午宴上显然没法逞威风了，结果有我这么个害群之马，倒让她舒坦了不少。她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问了我对商店和其他一些事情的建议，还直截了当地说希望能常在伦敦跟我见面。我想布赖德顶多也就担心她和我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去帽店，去做头发，或者去丽兹酒店吃午饭，我都不可能把她怎样。不管怎么说，顾忌只在布赖德那边，那个寡妇可是气势十足。”
“我们本以为，妈妈去世以后爸爸会回英国，或者可能再婚，但他的生活一如往常。雷克斯和我现在经常去看他。我倒是越来越喜欢他了……塞巴斯蒂安已经完全失去了消息……科迪莉亚在西班牙，跟一个战地救护队在一起……布赖德倒是在自己那奇妙的生活里自得其乐。妈妈去世以后，他就想着把布赖兹赫德关掉，但爸爸因为某些原因不同意，所以现在是我和雷克斯住在那里。布赖德住在屋顶的两个小房间，也就是原本的育婴室，和霍金斯婆婆紧挨着。他就像是契诃夫笔下的角色，我们有时候会碰见他从藏书室里走出来，或者在楼梯上——我永远摸不准他什么时候在家——他还会突然出现在饭桌前，就像是个幽灵，时常让人感到意外。”
“她会指使他吗？”
在又一个漫漫长夜里，半梦半醒、摇摇欲坠之时，我在床上努力伸展四肢，让后背贴得更加牢靠。我的眼睛望向黑暗的虚空，依旧想着茱莉娅。
“现在还没，没有太严重。他现在被爱情冲昏头了，可怜的小兽，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她呢，其实只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一心想给自己的孩子们一个家，不允许任何事情阻碍她的计划。那套宗教的东西，都是她为达到目的搞出来的手段。我敢说只要她安稳下来，她就会容易相处得多。”
我熄了灯，关上我们之间的门。
朋友们对我们的离婚议论纷纷。即便在那个大众普遍恐慌的夏天，仍会有一些人把关注他人琐事看成头等要务。我的妻子有本事让人们相信离婚对她而言值得庆幸，而我则应受到谴责。她还会让人们以为她在这段婚姻中表现完美，因为除了她以外没人能忍耐如此之久。人们私下里都议论，罗宾比她小了七岁，还有着和年龄不符的不成熟，他对可怜的西莉亚却是全心全意，而这也是她应得的，毕竟她遭遇了那样的苦难。等到了我和茱莉娅这里，就只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故事。“说句不好听的，”我堂兄贾斯珀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还想蹚结婚这趟浑水。”
“可怜的查尔斯。这本来会是一次愉快的旅程。也许明天天气会好一些。”
夏天过去了；疯狂的民众欢呼着内维尔·张伯伦自慕尼黑的归来；雷克斯在下议院做了一次激烈的演讲，这次演讲决定了他的命运，但具体以何种方式，当时还无人能下判断。茱莉娅的家庭律师们开始缓慢地着手办理她的离婚手续，每个人都提着印有“马奇梅因侯爵”字样的黑色锡铁箱，似乎坐满了一个房间。我的律师事务所就在他们附近，隔着两个门面，氛围要更加活泼一些，并且在几周前就已经开始处理我的案子了。雷克斯和茱莉娅必须正式分居，布赖兹赫德暂时还是茱莉娅的住所，所以雷克斯已经把自己的行李和仆人都转移到他们之前在伦敦的房子里了。离婚的证据是在我的公寓里取得的。布赖兹赫德的婚期定在了圣诞节初，这样他的继子们才有可能悉数参加。
“大家都在晕船。”
十一月的一个下午，我和茱莉娅站在客厅的窗前，看着寒风对酸橙树的劫掠，又把黄叶卷起，吹上阳台和草坪，吹过水洼和水草地，吹得它们团团打转，直到贴在围墙和窗格上，最后湿漉漉地堆成堆，留在外面的石质地基下。
“你晚上过得有意思吗？”
“到春天我们就不会看到它们了。”茱莉娅说，“也许永远都看不到了。”
我从夜班侍者那里，给她要来了茶和饼干。
“有一次，”我说，“我离开这里，以为再也不会回来。”
“不过我感觉好点了。你觉得我要是按铃的话，他们会给我送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过来吗？”
“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带着残躯回到这里，看这里的残迹……”
“更糟了。”
这时，这黑洞洞的房间的房门打开又合上，威尔考克斯穿过炉火的光亮，来到落地窗前的暮色之中。
“天气还没好转，是吗？”
“科迪莉亚小姐打电话过来留了话，小姐。”
“三点半。”
“科迪莉亚！她在哪里呢？”
“我睡了好久。现在几点了？”
“在伦敦，小姐。”
“在。”
“太好了，威尔考克斯！她要回家吗？”
整条船嘎吱嘎吱，抖个不停，起起伏伏。我妻子从旁边的房间喊我：“查尔斯，你在吗？”
“她刚动身去车站，会在晚餐以后抵达这里。”
茱莉娅懂了。
“我已经十二年没有见过她了。”我说道——不是从我们一起吃饭、她说要当修女的那个晚上开始，而是从我在马奇梅因宅邸画客厅的那个晚上算起，“她那时就是个迷人的孩子。”
“哦，是的。他是一切的开始。”
“她的生活很奇怪，一开始在女修道院，那里待不住了，她就去了西班牙的战场。战争一结束，其他战地救护队的姑娘都回来了，她却留了下来，帮那里的人们重建家园，还在监狱集中营里帮忙。一个奇怪的女孩。她长大以后就其貌不扬了，你知道。”
“你爱过他，对吧？”
“她知道我们的事情了吗？”
“生理上的吸引。野心。每个人都觉得她是一个画家的理想妻子。还有孤独。对塞巴斯蒂安的思念。”
“是的，她还给我写了一封很贴心的信呢。”
“她不忠？你高兴？我倒挺高兴的，因为我也不喜欢她。那你为什么和她结婚呢？”
想到科迪莉亚长大以后“其貌不扬”，真是让人痛心，尤其是想到她那炙热燃烧的爱，全都消耗在了注射血清和除虱粉之上。她一到家便显露出因舟车劳顿而产生的疲态，穿得也相当破旧，举手投足间无意取悦他人，在我看来，她已经是一个丑陋的女人了。这很怪异，我想，同一个家族里，不同的际遇竟能产生出布赖兹赫德、塞巴斯蒂安、茱莉娅和她这样迥然不同的人物来。她是他们的妹妹，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她身上却全无茱莉娅或塞巴斯蒂安的那种优雅，也不见布赖兹赫德的严肃庄重。她看起来活泼而干练，周身充满了军营和急救站的气息，习惯于显而易见的痛苦挣扎，不再能体会到微妙的欢愉。她看起来很成熟，比实际的二十六岁大上一些，艰苦的生活使她变得粗糙，长期沉浸在外国人的口音里，让她的口音不再婉转动听。她坐在炉火旁，两腿微微叉开，说到“能回家真是棒极了”时，我仿佛听到了某种动物回到笼子里时发出的呼噜声。
“发现西莉亚不忠倒让我很高兴。”我说，“这让我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喜欢她了。”
这都是我在最开始半小时产生的印象。这些印象因为与茱莉娅白皙的肌肤、丝滑而缀满珠饰的头发同我记忆中科迪莉亚孩童时的印象对比而更加鲜明了。
“雷克斯并没有故意刻薄于我，”她说，“只是，他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是一些高度发达的能力集合体罢了，其余的根本不存在。和我度完蜜月之后两个月，他还在和布伦达·钱皮恩来往。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对我伤害很深。”
“我在西班牙的工作结束了。”她说，“当局很有礼貌，对我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感谢，给了我一枚奖章，就让我打包回家了。不过看起来，要不了多久，这边也要有类似的工作需要人做了。”
十小时的长谈里我们有什么要说的呢？大部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两人彼此的生活记录，长时间天各一方，现在终于可以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暴风雨之夜后，我一直在回想她告诉我的点点滴滴。她不再是我前夜的幻象里，那变化多端的女妖或繁星；她已经将所有可移交的过去交由我来保管。她告诉我自己的恋爱与婚姻，正如我在前文转述过的那样。就像在天真地翻阅一本育儿书一样，她将自己的童年故事娓娓道来。于是我同她一起，在白日无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一起坐在草地上，一旁是坐在折叠椅上的霍金斯婆婆，还有在婴儿车中酣睡的科迪莉亚；当灯火将尽，炉焰将熄时，睡在圆屋顶下已然褪色的小床上，周围是贴满宗教画作的墙壁，以及静谧的夜晚。她告诉我她和雷克斯在一起的生活，那些秘密、恶意，还有令她不得不奔赴纽约、毁灭性的出轨行径。她，也同样拥有许多年死寂的时光。她告诉我，关于要不要孩子，她和雷克斯曾展开过长时间的争斗。起初她想要一个孩子，但一年后才知道，她需要动一个手术才能实现这一心愿。那时雷克斯和她已经不再相爱，可他仍然想要他的子嗣。到最后，她只好妥协，却生下了一个死婴。
然后她说：“现在去看婆婆是不是太晚了？”
我往回走，先是遇到一堵墙，然后又是另一堵。那是一条无比漫长、灯光柔软、空空荡荡的走廊。暴风雨似乎是环形的，白天，我们一直航行在它静止的中心；而现在，我们又一次陷入了狂风统治的领域，并且这一夜，比之前要更加汹涌。
“不，她一直抱着收音机，坐在那里呢。”
“哦，不，查尔斯，你是。”她说着，伸出手抚摸我的面颊，然后关上了房门。
我们上楼，三个人一起，去了以前的育婴室。茱莉娅和我每天总会去那里消磨上一会儿。霍金斯婆婆和我爸爸一样，看起来似乎一成不变，并不会比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年迈上一丝一毫。现在，一台收音机已经加入霍金斯婆婆小小的爱物集会中——其它令她开心的东西，包括一串玫瑰念珠，一本用牛皮纸包着书皮的红色烫金封面《贵族年鉴》，几张照片和各式各样的节日纪念品——全都放在她的桌子上。当我和茱莉娅突然宣布要结婚的时候，她说：“好吧，亲爱的，我希望大家一切如意。”因为质疑茱莉娅的行为并非她信仰的一部分。
然后，有什么东西，某些在那死寂的十年间侥幸逃生的鬼魂——因为一个人不会真的死后不留下一丝一缕。那一缕鬼魂支配着我说：“爱情？我不是在索求爱情。”
她从不曾对布赖兹赫德青眼以待，在听说他订婚的消息后她说：“他肯定费了不少时间才定下心意。”而当她在德布雷特的《贵族年鉴》没有找到马斯普拉特夫人的名字时，她说：“我敢说，这个女人吃定他了。”
“不，查尔斯，现在还不是时候。也许永远都不可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需要爱情。”
我们看到她时，她和往常一样，晚上守着茶壶坐在火炉旁，身边还有她正在编织的羊毛小地毯。
但是那天晚上，当她准备回房睡觉时，我跟在她身后，她却制止了我。
“我知道你们要上来，”她说，“威尔考克斯过来告诉我，你们就要过来了。”
晚餐前，茱莉娅回到自己的客舱换衣服（那晚没人穿礼服），我跟了过去。她没有邀请我，也没有反对，倒是有所期待。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我把她搂进怀里，第一次吻了她。这种心情，其实从那天下午开始就一直在持续。后来，在漫长、孤独又沉寂的夜里，当我躺在床上随着轮船的起伏辗转反侧时，我反复回味着那一刻，回想起过去那死寂般的十年间我的那些求爱经历。出门之前打好领带，把栀子花插进纽扣眼，盘算着这个夜晚，想着面对如此这般的时刻、如此这般的机遇，我必须冲出起跑线，不计成败地发起冲刺了。“这一阶段的战斗已经拖得够长的了，”我暗想，“必须做个决断了。”然而在茱莉娅这里，并没有什么阶段，没有什么起跑线，更不会有什么战略战术。
“我给你带了点蕾丝花边。”
休息室的青铜大门已经修好，但那之前还是有两个水手受了重伤。他们尝试过各种方法，先是用绳子捆，失败之后又找来了钢索，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他们用了木楔子，趁门大敞时那短暂的一瞬间将它塞在门下，这才把大门固定住。
“亲爱的，真不错，就像是可怜的夫人过去做弥撒时常穿的那样。虽然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它们做成黑色，明明白色的蕾丝边要自然一些。这件东西会很招人喜欢的，我确信。”
第二天，我一整天都和茱莉娅在一起，没人打扰。我们坐在椅子上，聊着天，伴着海浪的喧嚣，几乎一动不动。午餐之后，最后一位勇敢的乘客也回去休息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仿佛这地方是专门为我们而清空的，大家都机智异常，踮起脚尖溜出房门，不妨碍我们的好事。
“我可以把你的收音机关掉吗，婆婆？”
于是聚会就搬到了我的客厅来进行。我们用很小的赌注玩，一直玩到了深夜。茱莉娅离开的时候，东道主先生已经喝了不少，所以并没有对我们不住在一起感到惊讶。后来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他自己，我就把他留在了椅子上。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后来侍者过来拿回轮盘赌器具的时候告诉我，他在走廊里摔断了股骨，现在已经被送到船上的医院了。
“哦，当然可以，我都没注意到它还开着呢，光顾着看见你们高兴了。你的头发这是怎么了？”
“在一起”聚会上，一共来了十八个人。除了不晕船，我们彼此没有任何交集。我们喝着香槟，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东道主说：“你们猜怎么着，我的客舱里可以玩轮盘赌。麻烦的是我的妻子还在那里，我们也不能把轮盘拿到公共场合来玩。”
“我知道，它看起来有些糟。现在我回来了，得好好收拾一番，亲爱的婆婆。”
“当然……我不知道我是否该像我们的朋友在巴塞罗那遇到的那位夫人一样。但我不像她，查尔斯，一点也不像。”
当我们坐下来说话时，我注意到科迪莉亚一直在看我们每一个人，深情款款。这时我意识到，她也有自己的美丽之处。
“我们去吗？”
“上个月我见到了塞巴斯蒂安。”
“那个男人今晚打算搞一场‘在一起’聚会，在吸烟室里，召集所有不晕船的人参加，”茱莉娅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让我带上我丈夫一起去。”
“他离开多久了啊！他现在还好吗？”
我们都疲惫不堪——缺少睡眠，嘈杂的声音没完没了，每次走动都需要用尽全力，这些都让我们难以承受。于是我们就在各自的客舱里度过了下午的时光。我睡着了，醒来时海浪依旧汹涌，漆黑的云团笼罩着我们，玻璃上仍旧淌着水，但我已经习惯了在暴风雨中入睡，习惯与它的节奏融为一体。因此当我睡醒时，既精神又自信，并且发现茱莉娅也已经醒来，和我的状态一样。
“不是很好，所以我才会去见他。你们知道吧，从西班牙去突尼斯是很近的。他在那里，和一些修士在一起。”
“就像是我们。要不是因为暴风雨，我们恐怕永远都不会认识。在海上的时候，我遇到过非常浪漫的事。要是这位夫人不介意，我很乐意讲讲我在利翁湾一次小小的猎艳经历，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些。”
“我希望他们能好好照看他。我猜他们会发现他是个麻烦人物。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我寄卡片，但总归和他待在家里不一样。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一个个都要到国外去呢，都像爵爷一样。有阵子收音机说我们要跟什么慕尼黑打仗了，我就跟自己说：‘科迪莉亚，塞巴斯蒂安，还有爵爷都在国外，这下他们可麻烦喽。’”
“没错。”
“我想让他跟我回家来着，可是他不肯。他现在蓄起胡子了，你们知道吗，而且还虔诚得很。”
“好吧，要是这么说，倒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暴风雨能让大家聚在一起。”
“这我可不信，除非我能亲眼看见他。他总是有点异教徒的性子，布赖兹赫德倒适合进教会，塞巴斯蒂安可不行。还有胡子，净瞎说，他那张脸，那么白净，就算一天不洗，也照样干干净净的。这要是换了布赖兹赫德，不管你怎么给他洗，他都干净不了。”
“你对不晕船的人有什么偏爱吗？”
“多可怕啊，”茱莉娅曾经说，“一想到你已经完全把塞巴斯蒂安忘掉了，我就很害怕。”
“你要是问我，我会告诉你所有大人物都这样。只有遇到这样的大风大浪，你才能看出一个人究竟怎么样。”
“他是一切的开始。”
“非常无聊的大人物。”
“那是你在暴风雨的时候说的。那时我就已经在想，说不定我也只是个开始呢。”
午餐的时候他也和我们在一起，我并不介意他在那里。他显然很喜欢茱莉娅，并且以为我们是一对夫妇。这个误会，加上他的殷勤，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挨得更近。“昨晚我看见你们坐在船长那一桌了，”他说，“跟所有大人物在一起。”
“也许吧，”我这样想着，她的话如同吐出的烟圈，在我们中间的空气中飘浮——一个如同烟圈一般即将消散得无影无踪的念头，“也许我们所有的爱，不过是暗示与符号罢了。那条无数前人走过的令人倦怠的漫漫长路上，每一处驿站和石柱都留着浪荡客们潦倒的字迹。也许我们不过是这其中的大多数，落于我们之间的悲伤源于我们在追寻过程中产生的失望。我们竭尽全力，你追我赶，时不时瞥见一个影子，而它永远在我们之前，一步两步，轻盈地消失在街角。”
“我妻子现在可糟得很。她还真的没少坐船。只能说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对吧？”
我并没有忘记塞巴斯蒂安，因为有茱莉娅，他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更确切地说，在他身上，我认识了茱莉娅，在我住在阿卡狄亚的遥远的日子里。
“不，实际上这次来纽约之前，我从来没有坐过海船，当然横渡英吉利海峡除外。谢天谢地，我不晕船，但我已经很累了。起初我以为是按摩的原因，但现在我觉得是这条船的缘故。”
“对女孩来说，这种安慰太冷漠了，”在我试图解释的时候，她打断了我，“我怎么知道我不会突然变成另外什么人呢？这可真是个糊弄人的简单办法。”
“我可以加入吗？没有什么比恶劣的天气更适合让人们结交了。这是我第十次渡过海峡，可我也从没见过这样的天气。看得出你是个经验丰富的乘客，夫人。”
我并没有忘记塞巴斯蒂安。这栋宅子的每一块石头上，都有关于他的回忆。而当听到几个月前刚见过他的科迪莉亚讲起他的事情时，我这位遗失的朋友占据了我的一切心绪。我们离开育婴室时我说：“我想听你讲讲关于塞巴斯蒂安的所有事情。”
我们喝着各自的酒，不一会儿，我们的新朋友就沿着救生索，步履蹒跚地过来找我们了。
“明天吧，那可是个很长的故事。”
我懂她的意思，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抖落了这十年枯燥生涯中落在我身上的尘土和沙砾。那时，无论她对我说什么，只说半截话，说几个词，说一些当时的流行语，或者是一些几乎不可察觉的信息，来自眼睛、嘴唇或者手，无论她的想法有多么难以领会，离我多么遥远，多么转瞬即逝，多么深邃，自始至终，我依然能明白她的意思。甚至那一天，即使站在爱情最边缘的地方，我也能懂她的意思。
第二天，走在寒风呼啸的公园里，她告诉我：
“我很高兴能收到那些玫瑰，”茱莉娅说，“坦白讲，它们吓了我一跳，让我觉得我们这一天一开始就是错的。”
“我听说他就要不行了，”她说，“一个刚从北非过来的布尔戈斯的记者告诉我的。他说有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叫弗莱特，人们说他是个英国勋爵，他在快饿死的时候被神父们发现了，于是被送到了迦太基的一个修道院里安顿下来。这就是我听到的故事。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不管我们少为他做了多少事，可他至少能拿到我们寄给他的钱——所以我完全没耽搁就出发了。”
“我那时正在刮脸呢。”
“事情说起来也容易。我先去了领事馆，他们对塞巴斯蒂安的事情一清二楚，他在传教士驻地的医院里。领事说塞巴斯蒂安是有一天坐着公共汽车，从阿尔及尔来到突尼斯的。他申请要去修道院做一个庶务修士。神父们打量了他一眼，拒绝了他。于是他又开始喝酒，住在阿拉伯地区边缘的一个小酒店里。后来我去那个地方看了，那原来就是个酒吧，上面有几个房间，一些希腊人在打理，里面飘荡着热油、大蒜、腐败的葡萄酒和旧衣服的味道。一些希腊小商贩会来这里，玩玩跳棋，听听收音机。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喝希腊苦艾酒，偶尔出去转转。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反正回来还是接着喝酒。他们害怕有人会伤害他，所以偶尔跟着他一起出门，但他只是去教堂，或者叫一辆车去镇子外边的修道院。那里的人们都爱他。你看，无论他去哪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仍然被人们爱着。这就是他永远都不会丢掉的东西。你该听听那个老板和他的家人们是怎样议论他的，一说起他，眼泪就会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那些人分明是在洗劫他，但他们毕竟也在照顾他，让他吃下了东西。他们震惊之处也在于此：他不愿意吃饭，身上有那么多钱却仍然骨瘦如柴。在我们用双方都听不大明白的法语说话的时候，一些当地人也加入进来。他们的说法是一致的，说一个这么好的人，却如此消沉，他们看着也会很难过。让他变成这个样子，他们觉得他的家人一定很坏。他们这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我敢说他们说得没错。”
“哦，这可大不一样了。你是完全解脱了出来，我的按摩却不再那么享受了。”
“不管怎样，现在都为时已晚。在去过领事馆之后，我直接去了修道院见了院长。他是个丹麦老人，在非洲腹地待了五十年，不怎么好说话。他跟我讲了他知道的所有关于塞巴斯蒂安的事，关于塞巴斯蒂安是如何出现的，就像是领事说的，他蓄着胡子，带着手提箱，要求成为一名庶务修士。‘他很认真，’院长说——”科迪莉亚模仿着他严肃的口吻，我还记得，她天生就善于模仿，上学时便是如此，“‘请不要怀疑这一点。他完全清醒，而且相当认真。’他想要走进丛林当中，尽可能走得远一些，到最单纯的人们中去，去和食人族为伍。院长说：‘我们的教区里可没有食人族。’他说，好吧，那么俾格米人也可以，或者河流旁边的原始村子，或者麻风病人，麻风病人是最好的。院长说：‘我们倒有很多麻风病人，不过他们是和医生还有护士一起住在我们的居民点里。那里一切都秩序井然。’他又想了想，说麻风病人也不是他最想要的，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建在河边的小教堂——你看，他总是想要一条河——当神父走了以后，他可以代为照看那里。院长说：‘是有一些这样的教堂，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哦，我没什么好说的。’他说。‘我们看出了他是个怪人，’”科迪莉亚又开始模仿院长的口音，“‘他是个怪人，但也相当认真。’院长给他讲了见习和训练的事情，然后说：‘你也不年轻了，身子骨好像也没我壮。’他说：‘不，我不想接受训练，我不想做需要训练才能做的事情。’院长说：‘我的朋友，你自己倒是需要一个传教士。’然后他说：‘是的，当然了。’于是院长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希望你不要再提玫瑰花了，那一开始也不是我的主意，是有人送给西莉亚的。”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他喝了酒，说自己准备从头开始，并且愿意受训。‘好吧，’院长说，‘有些事情是去丛林里工作的人一定不能做的，其中之一就是喝酒。喝酒不是最糟的事情，但相当致命。所以我又把他打发走了。’后来他每周都坚持来两三次，总是醉醺醺的，直到院长给门卫下了命令，不允许他再进来。我说：‘哦，亲爱的，他在你这里一定十分碍眼吧。’那里的人当然无法理解塞巴斯蒂安的行为。院长只是说：‘除了祈祷，我再无法为他做什么了。’他是个圣洁的老人，并且也能看出其他人的圣洁。”
“你知道吗，糟糕的是我还很爱喝香槟。”茱莉娅说，“这生活多美好啊，玫瑰花，半小时女格斗家的特别服务，现在还有香槟！”
“圣洁？”
侍者来了，问：“还像平时那样，先生？我记得是威士忌兑温水。夫人您要什么呢？我可以推荐您一小杯香槟吗？”
“哦，是的，查尔斯，要理解塞巴斯蒂安，你们得先理解这个。”
“我们都很走运。”他说着，做了一个动作。一开始是鞠躬，可我们站的这块吸墨纸般的地板突然倾斜，他最后以身体前倾、膝盖着地的方式收尾。这次摇晃也把我们带离了他，我们紧紧抓住彼此，才勉强站住。然后我们迅速在原地坐下，坐到了休息室的另一端，离人们都很远。休息室里的一条救生索被拉长，贯穿整个房间，而我们就像是拳击手，被绳子包围在场地里。
“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塞巴斯蒂安躺在大门外面，不省人事。他是走到那里的——通常他都会叫一辆车——结果他摔倒了，在那里躺了一整夜。起先他们以为他只是又喝醉了，后来才得知他病得很重，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医院，他一直在那里住到现在。”
“我很走运。”
“我在那里住了两周，直到他熬过最难的一段时间。他的样子很可怕，已经看不出年纪，头发快掉光了，胡子也一团糟，虽然举手投足间一如既往地甜美可爱。他们单独给他安排了一间房，不过也只比修士住的斗室好一点点，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十字架，四周都是白墙。一开始他不能说太多话，见到我也一点都不惊讶。后来他才感到惊讶，但仍不愿意多说话，直到我离开之前，他才跟我讲了他一直以来的经历。大部分是关于他那个德国朋友库尔特的。你见过他，所以应该很清楚。那个人听起来很可怕，但只要可以照顾这个人，塞巴斯蒂安就会很开心。他告诉我，他和库尔特在一起的时候，有段时间已经戒了酒。库尔特生病了，身上有处伤口一直不愈合，但塞巴斯蒂安却一直照料着他，直到他痊愈。库尔特一恢复健康，他们就去了希腊。你知道，德国人只要一去比较传统的国家，身上就会表现出一种正派的感觉，库尔特就是如此。塞巴斯蒂安说，在雅典，他变得很有人情味。可这之后，他进了监狱。我没搞懂是什么原因，表面上看并不完全是他的错——他们和一个政府官员发生了一些口角。他一被收押，德国当局就逮捕了他。那时他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抓捕自己的侨民，把他们遣送回国，好为纳粹效劳。库尔特不想离开希腊，可希腊绝不会让他在这里逗留。于是他就从监狱直接被押上了驶向德国的船，跟其他许多恶棍一起回到了祖国。”
“你是我今天见到的第一位女士。”那个男人说。
“塞巴斯蒂安去找他，却整整一年都毫无收获。到最后，他终于在一个外省城镇，得知了库尔特的下落，那时他已经是纳粹突击队的一员了。起先，他不愿意和塞巴斯蒂安有任何瓜葛，用各种官方术语讲述着祖国的复兴大业，而他显然是属于祖国的，并且只有在这样种族净化的条件下，他才能完成自我实现的目标。不过那也只是人家给他的一副皮相罢了，塞巴斯蒂安六年里教给他的东西，可比希特勒一年教的多多了。所以最后他放弃了，承认自己憎恨德国，想要逃走。我不知道这多大程度上只是因为那种安逸生活的召唤，可以靠着塞巴斯蒂安过活，在地中海泡海水澡，坐在咖啡馆里，找人把他的皮鞋擦得光可鉴人。塞巴斯蒂安说并不完全是这样，库尔特在雅典的时候已经变好了。说不定他是对的。不管怎样，他决定要逃跑，但没能跑成。不管做什么，他总会陷入麻烦当中，塞巴斯蒂安说。他被人家抓住，送到集中营里去了。塞巴斯蒂安再也没办法接近他或者听到他的什么消息了，甚至连他关在哪一座集中营都无从知晓。塞巴斯蒂安在德国游荡了差不多一年，又开始酗酒，直到有一天喝酒时，他遇到了一个刚从集中营被释放的男人，那男人刚巧跟库尔特在一个营房。就这样塞巴斯蒂安才知道，库尔特被关进去不到一周就上吊死了。”
那里只有几个男人，他们看起来是互敬互爱的“同志”，什么都不做，只是忧郁地坐在扶手椅上，偶尔喝一杯，庆祝他们没有受晕船之苦。
“这就是塞巴斯蒂安在欧洲待的最后一段日子。他回到摩洛哥，在那里他曾经得到过快乐。然后他又沿着海岸，一路漂漂停停，四处游荡，直到有一天，他酒醒的时候——那时他酗酒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冒出了一个念头，要逃到野蛮人的地界里去，然后他就到那里了。”
“太棒了！”一个坐在旁边的男人说，“我承认我是从另一条路绕过来的。不知怎的，我就是不喜欢这扇门的样子。他们一早上都在修理它。”
“我没有提议让他回家，我知道他不愿意回来，而且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我走的时候，他看起来相当开心。他永远都没办法走进丛林，当然，同样没办法融入人世的秩序，但院长大人以后都会照看他。他们准备让他做一个下等杂役，你知道，宗教场所里，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奇怪门客。他们既无法融于世俗生活，也没办法皈依在清规戒律之下。我想我和这种人有点类似，不过刚好我不喝酒，所以我的选择余地更多一点。”
休息室的青铜大门已经从挂钩上被扯开了，随着船的起伏一起晃动，规律而无从抗拒地开开合合。先是这一扇，然后又是另一扇。每次移动一个半圆，门扇就停顿一下，然后又开始慢慢移动，最后以一声巨大的哐当声结束。穿过它们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除了脚下可能不稳，以及有可能被最后那次快速的撞击夹到。人们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通过大门，但这沉重而不受控制的巨大金属门的来回摆动，还是会让胆小的人或畏缩不前或一下子蹿过去。我很高兴茱莉娅的手稳稳地抓着我的手臂，她因为走在我身边而毫无恐惧。
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拐角，最后也是最小的一座池塘的石桥边。桥下的水流汇成瀑布，注入下面的溪流当中。远处，小路两度折返，又通向宅邸所在的地方。我们在桥上凭栏而立，注视着下面黑色的水波。
我知道茱莉娅的客舱，就在我们下面一层。我在主甲板的梯子旁边等她，她来的时候，我们围着船走了一圈。我抓着扶手，她挽着我的另一只胳膊。这条路走起来很不容易，透过还在淌着水的玻璃，我们窥探到的是一个扭曲的世界，天是灰色的，水面一片漆黑。当船剧烈摇晃的时候，我让她转过身，这样她的另一只手也可以抓住栏杆。风的怒号减弱了，但整条船还是被吹得嘎吱作响。我们转了一圈，然后茱莉娅说：“天气可真不好。那个女人快把我折腾散架了，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我们坐一会儿吧。”
“我过去有位女老师，就是在这里跳桥自杀的。”
我妻子好像把这次晕船当成了一次庄重而神圣的仪式。
“是的，我知道。”
“好，好，亲爱的，”那个女服务员说，“我们最好不要被其他人打扰。”
“你怎么知道的？”
“哦，克拉克夫人太贴心了，”她总是能很快就记住仆人的名字，“不用担心，你只要时不时进来跟我说说外面的情况就好。”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你的事——那时我还没见过你。”
“我想你还没打算起床吧。”
“好奇怪……”
我从客厅里拿上了她的花，这些花完美地帮她在客舱里制造了产科病房一般的氛围。侍者有着助产士的气质，正站在床边，像是一根穿了硬挺的亚麻衣服、镇定自若的柱子。我妻子把头转过来，露出惨淡的微笑。她伸出一条光溜溜的胳膊，指尖轻轻抚摸着最大一束花上面的丝带和玻璃纸。“大家多好啊。”她虚弱地说，仿佛这场暴风雨是她一个人的灾难，而全世界都要充满爱意地向她表示慰问。
“塞巴斯蒂安的这些事，你告诉茱莉娅了吗？”
“我看过一次了，现在就过去。”
“说了个大概，不像对你说得那么详细。她没有——你知道的，像我们这样爱着他。”
“你不来看看我吗？”
“爱着他”，这个说法让我感到羞愧。科迪莉亚说的并不是“爱过”。
“我很累。”
“可怜的塞巴斯蒂安！”我说，“这太可怜了，他最后会怎样收场呢？”
“查尔斯，你还好吗？”
“我想我可以很确切地告诉你，查尔斯，我见过其他像塞巴斯蒂安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们距离上帝很近，也和上帝很亲。他的生活会一半入世，一半出世，成为我们都熟悉的那种人物：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腰间挂着一串钥匙，终日游荡。他会得到老神父们的偏爱，也会成为新人们的笑柄。人人都知道他酗酒，每个月他都会消失那么一两天，大家对此心照不宣，用各种各样的口吻议论着，‘老塞巴斯蒂安又犯浑啦’。然后当他蓬头垢面、一脸羞愧地回来时，会直接到小教堂里，在一两天内显得无比虔诚。他也许会找到自己的隐匿之所，可能是花园的某个角落，在里面藏上一瓶美酒，时不时过来痛饮一番。要是来了个说英语的游客，他们会拉他去做导游，而他则会一如既往地可爱迷人，客人离开之前，也许会向他打听他的家事，而他说不定也会给那客人一个暗示，表明自己也曾家门显赫呢。如果他活得足够久，一代代身在僻乡的传教士会把他当成一个古怪的老家伙，但不知怎的，他也成了他们做学生时那个故乡的一部分，在做弥撒时还会想起他。他会养成一些虔诚的小怪癖，还会有强烈的个人信仰。他会在古怪的时间出现在小教堂里，而如果他缺席了，人们又会想念他。然后，在某个清晨，当他再一次酒瘾发作，酩酊大醉之后，人们会发现他倒在大门口，奄奄一息。等人们为他做临终告解的时候，他只能动动眼皮，表明他还有一点点意识。对一个人而言，用这种方式过完一生，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
是我妻子。
我想起了当年那个拿着泰迪熊、站在繁花似锦的栗树下的年轻人。“真是世事难料，”我说，“我想他没有受苦吧。”
电话铃又响了。
“哦，不，我想他是受了苦的。旁人恐怕无从知晓他的苦难，像废人一样——没有了尊严，丧失了意志力。不受难而成圣却也不可能。这就是他所经受的那种苦难……在最近这些年，我见过太多受难的人了，很快每个人也都要面临更多的厄运。可既然凛冬将至，那么爱的春天，也即将到来……”然后她似是为了迁就我不信仰宗教的立场，补充说，“他住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你知道，紧邻大海——有白色的修道院，有钟楼，有一排排绿色的植物，每天太阳落山，都会有一个修士来浇灌它们。”
理发师非常灵巧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动作很敏捷，像个芭蕾舞剧里的剑客，有时金鸡独立，轻轻擦去他刀刃上的泡沫，等船稍稍平稳就猛扑过来，刮我的下巴。换成我自己，安全剃刀我都不敢用。
我笑了。“你以为我不明白你的话吗？”
“那这些叫人为难的玫瑰花又是怎么回事？”
“你和茱莉娅……”这时，我们已经朝宅子的方向走去，“你昨晚见到我的时候，有没有在想‘可怜的科迪莉亚，那么一个迷人的女孩，现在却成了个其貌不扬、满心虔诚的老姑娘，天天只知道善事’？你有没有想到‘挫败’这个词？”
“我可没有。”
支吾搪塞在此时并不合适。“是的，”我说，“我是那么想过，不过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没想得那么多。”
“是啊，是不是很奇怪？我以前从没做过按摩，除了有一回打猎时弄伤了肩膀。为什么一上船，大家就都变得像电影明星似的？”
“很有意思，”她说，“想到你和茱莉娅，我心里也是这个词。我们上楼去育婴室找婆婆的时候，我就想，‘充满挫败的爱情’。”
“女按摩师？”
她温柔又微妙的语调变化透出了嘲讽，这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想起她的话，不禁感到心酸。
“午饭之前，我现在没空，有个女按摩师在我这里。”
茱莉娅穿了一件带刺绣的中式长袍，我们单独在布赖兹赫德吃晚饭时，她就常常会穿这件衣服。它沉甸甸的分量和僵硬的褶皱突出了她的宁静泰然。她带着样式简单的金项圈，脖子优雅地挺起，双手平静地放在膝盖上绣的群龙图案之间。在无数个夜晚，我都为见到这样的她而心情愉悦。而那一晚，注视着端坐在炉火和灯光中的她，因为沉醉于她的美貌而目不转睛，我忽然想：“还有什么时刻，我曾见过她的这一副模样呢？我为什么回想起另一个时刻的光景呢？”我想起的是暴风雨之前，她在轮船上坐着的样子。这正是她那时的样子，我意识到，她又重新获得了我认为她已经永远失去的东西，那种让我对她全神贯注的、富于魔力的悲伤，那种挫败的神情仿佛在说：“除去这个，我生来还是有其他目的的吧？”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那个晚上，我在黑夜中醒着，躺在床上，反复思索着和科迪莉亚的谈话。我怎么会说，“你以为我不明白你的话”。看上去，我多么像一匹全速奔跑的马，在遇到障碍时突然停住，不顾马刺的踢扎执意后退，甚至因为胆怯，而拒绝去嗅一嗅、看一看那障碍究竟为何。
“麝香葡萄，还有哈密瓜。”
另一幅幻象此时也出现在我脑海中：一座北极小屋，一个猎人身披毛皮，支着煤油灯，烤着火；所有东西都很干燥，井井有条，屋子里十分温暖；而在屋外，冬季的最后一场暴风雪正在肆虐，雪堆高高耸起，堵住了门。在一片寂静之中，整扇木门承受着越发巨大的压力，螺丝钉开始在螺孔中变形。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黑暗中的白色物质彻底封锁了整个出口，直到风势锐减，太阳在冰封的斜坡上冒头，雪开始融化，巨大的冰块松动、滑落，从高处崩塌，积蓄着重力，直到整个山坡全然陷落。而那个小小的、亮着光的屋子会被砸碎，四分五裂，随着崩塌的雪一道跌进峡谷，彻底不见踪影。
“你早饭吃了什么？”
第五章 家中的马奇梅因勋爵——死于中国客厅——尘埃落定
一阵沉默后，传来拆包装的沙沙声。“它们根本没有气味。”
第五章
“拿来闻呗。”
我的离婚案，更确切来说是我妻子的离婚案，预计和布赖兹赫德的婚礼在同一时间进行。茱莉娅的案子，则要等到下一个审判期才会被提交审理。同时，“大搬家”游戏——把我的家当从老教区搬到我的公寓，我妻子从我的公寓搬到老教区；把茱莉娅的家当从雷克斯的房子和布赖兹赫德搬到我的公寓，雷克斯从布赖兹赫德搬到他的房子，还有马斯普拉特夫人要从法尔茅斯搬到布赖兹赫德——已经全面展开，而我们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无家可归了。就在此时，有人喊了暂停。马奇梅因勋爵突然宣布，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他决定返回英国，在家乡安度晚年。看这颇为戏剧化的非时举动，他根本就是他长子的人物原型。
“这种天气你让我拿这些玫瑰花怎么办？”
在家里，唯一一个因为这个变化而受益就是科迪莉亚了，她原本还因为在“大搬家”中受到冷落而伤心难过。实际上，布赖兹赫德曾正式邀请过她，允许她把他的宅子当作自己的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当她听说她的嫂子准备婚礼一结束，在圣诞假期里就把自己的孩子安顿在庄园里，还让她姐姐和姐姐的朋友来看孩子时，科迪莉亚也打定主意要搬出去了，说自己要一个人住在伦敦。但现在科迪莉亚却发现，自己原本如同灰姑娘一般，现在却晋升为女主人。而她之前几天还即将成为庄园主人的哥哥和嫂子，现在却无立足之地了。只等最后签字的房产转让契约现在只好重新卷起，打上捆，放回林肯律师事务所的黑色铁皮箱子里了。这对马斯普拉特夫人而言显然有些痛苦。她不是什么野心勃勃的女人，即便是不及布赖兹赫德庄园的地方，也能够满足她的心意。但她确实希望可以在圣诞节期间，为孩子们找到一个安宁的处所。法尔茅斯的房子已经搬空，正准备出售；此外，马斯普拉特夫人还在跟邻里告别时，言之凿凿地向他们夸耀了一番自己的新居是如何阔气，她们显然不能再回去了。她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家具从马奇梅因夫人的房间里搬走，搬到一间废弃不用的马车房里去，然后在托基租下一栋装修过的郊区住宅。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她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但由于之前的胃口被吊得太高，现在希望完全破碎，难免会有些惊慌失措。村子里，前来帮忙的人们原本已经布置好了欢迎新娘到家的装饰，现在却要把旗帜上代表布赖兹赫德伯爵的“Bs”，更换成代表马奇梅因勋爵的“Ms”，同时清除掉代表伯爵的锥形物，换成象征勋爵的花球和草莓叶子，以欢迎马奇梅因勋爵的归来。
“你不喜欢它们吗？”
关于他要回来的计划，首先通知到的是律师，然后是科迪莉亚，最后则是我和茱莉娅，却是通过一连串彼此矛盾的电报：马奇梅因勋爵会按时参加婚礼；他会在婚礼之后抵达，因为他们在巴黎时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他会在罗马和他们见面。他的身体不足以支持他完成旅行；他即将动身了；他在布赖兹赫德的冬天一向不愉快，所以要等到春天，而且暖气设备都检修完毕之后再回来；他会一个人来；他会携自己在意大利的家眷一同回来；他希望他这次回来不被外人知晓，可以过上一段完全隐居的生活；他会开一场舞会。最后他把自己的归期定在了一月的某一天，而最后事实证明，他真的在那个日子回家了。
“你干了件多么糟糕的事啊，查尔斯！这可不像你！”
普伦德在他之前几天到达，不过出了一点麻烦。普伦德并不是之前布赖兹赫德庄园里的仆人，他是马奇梅因勋爵在骑兵队里的仆从，只是在马奇梅因勋爵决定不再回家、他来搬东西时，才和威尔考克斯尴尬地见过一面。普伦德以前一直是贴身男仆，从正式的层面上讲，他现在依然如此，不过在过去几年里，他曾引荐了一位瑞士男仆做“助理”，负责掌管勋爵的衣柜。每当家里有事的时候，这个瑞士人还理所应当要搭把手，来做一些不体面的工作。而此时的普伦德，俨然已经成了这个动荡不安、四处漂泊的家庭的总管。有时，他甚至还会在电话里自称是“秘书”。他跟威尔考克斯差异很大。
我刮脸时，她打来了电话。
幸运的是，这两个人本身倒还算投缘，而事情也基本是通过跟科迪莉亚一起的“三方会谈”得到解决的。威尔考克斯和普伦德成了家里的“联合侍从”，就像“皇家近卫骑兵团”和“禁卫兵骑兵团”一样，拥有同等地位。普伦德专门负责爵爷的私人房间，而威尔考克斯则把公共房间划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年长的资深男仆将会得到一件黑色上衣，并被提升为主管；等到那位身份不明的瑞士人来到庄园上时，将会穿着普通衣服，同时享有贴身男仆的地位。大家的薪水也都普遍得到了提升，以便与各自新近获得的要职相匹配，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
我去看了看，发现是从船上商店送来的第二批包裹，都用玻璃纸包着。其中一些是纽约的朋友通过无线电报订购的，因为他们的秘书没有及时提醒我们坐船离开的时间。另外一些来自昨天参加我们鸡尾酒酒会的客人们。这种天气并不适合摆放花瓶，我让他把东西放到地板上，然后突发奇想，把克拉姆先生送来的玫瑰花束里面的卡片拿掉，再把它连同我的心意一起，送给茱莉娅。
茱莉娅和我，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离开了布赖兹赫德庄园。当时我们认为不会再回到那里，现在却又回去给马奇梅因勋爵接风洗尘。他回来的那天，科迪莉亚去火车站迎接，而我们则在宅子里恭候。那天的天气十分阴冷，寒风阵阵。村舍和棚屋都已经装饰一新，不过当晚的篝火晚会，以及请村子里的铜管乐队在阳台上奏乐的计划都取消了。但过去的二十五年从未曾出现过的庄园的旗帜，今天则升到了围墙之上，在铅灰色的天空下迎风飘扬。无论欧洲大陆的话筒中传出怎样尖厉恼人的声响，无论军工厂的车床怎样不眠不休，马奇梅因勋爵的归来，都是他故里乡邻间的头等大事。
“客厅里有夫人很多东西，”侍者过来和我说，“我要暂时把它们留在那里吗？”
他预计在三点时到达。我和茱莉娅都在客厅里等着，直到已经跟车站站长打过招呼的威尔考克斯过来告诉我们“火车即将进站”。几分钟后他又来说：“火车已经进站，他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于是我们去了门廊，和管家们一起等着他回来。不久之后劳斯莱斯就驶过了拐角，后面不远处还跟着几辆行李车。车停了下来，先下车的是科迪莉亚，然后是卡拉，停顿了一会儿，有人递给司机一条小毛毯，接着递给男仆一根手杖，然后一条腿小心翼翼地伸出车外。普伦德此时正站在车门前，另一位仆人——那个瑞士男仆，则从行李车上下来。他们一起搀扶马奇梅因勋爵出来，让他站稳脚跟。他摸索着他的手杖，抓住了它，在原地站了一分钟，才攒足力量，攀上通往前门的那几级低矮台阶。
我去看了看我的妻子，发现她还在睡觉，于是我关上了我们之间的门。我吃了三文鱼鸡蛋葱豆饭和布雷顿汉姆火腿冷盘，然后打电话请理发师过来给我刮脸。
茱莉娅轻轻地惊叹了一声，碰了碰我的手。九个月前，我们还在蒙特卡洛见过他，那时他还器宇轩昂、气度非凡，几乎和我第一次在威尼斯见到他时没什么两样。现在他却已是老态龙钟了。虽然普伦德已经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的主人最近身体有恙，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他会是这般模样。
侍者告诉我风已经小一些了，但势头依旧很猛，海上的浪也很大。“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惊涛骇浪更让乘客难受的了。”他说，“今天早上都没什么人想吃早餐。”
马奇梅因勋爵弓着腰，缩成一团站在原地，厚厚的大衣成了他身上的重负，一条白色的围巾胡乱地缠在脖子上，头上戴着一顶布帽子，帽檐拉得很低。他的脸很苍白，皱纹清晰可见，鼻子冻得通红。他的泪水在眼眶里集聚，倒不是因为回家的感动，而仅仅是因为东风的凛冽。他重重地喘息着，卡拉替他把围巾整理好，顺便同他耳语了几句。他举起一只手，手上戴着手套——用灰羊毛织成，还是学生戴的款式——有气无力地比画了一下，算是跟在前门迎接他的众人打了招呼。然后，他走进了宅子，动作迟缓，眼睛一直盯着脚下。
天蒙蒙亮之后，我又睡了一两个小时，醒来时头脑清楚，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什么。
他们替他脱下大衣、帽子和围巾，还有一件穿在大衣下面的紧身皮衣。脱完衣服，他整个人更显瘦骨嶙峋，不过倒也精神了一些，不再因极度疲惫而显得狼狈寒酸。卡拉拉直了他的领带，他用一块印花大手帕擦了擦眼睛，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到大厅的壁炉前。
在整夜的半梦半醒间，我想到了茱莉娅。在我短暂的梦里，她变换了一百种奇异、可怖又淫秽的形象，可当我醒来，她又回到了那副悲伤的样子，头上闪着光，就像我在晚餐时见到她的那副模样。
壁炉架旁有一把雕有纹章的椅子，是靠墙摆放的一排椅子中的一把。那是把平座的小椅子，向来不适合招待客人，仅仅因为椅背上面装饰了精致的家徽，于是即便是疲惫至极的仆人，也从未企图染指。马奇梅因勋爵坐在了上面，继续擦拭着他的眼睛。
我按铃叫来晚上值班的侍者，他那里有已经备好的药，可以让她舒服一点。
“太冷了，”他说，“我都忘了英国的冬天有多冷，真是冻死人了。”
黎明前一小时，我妻子像个幽灵一样出现在门口，双手撑着门边，说：“你还醒着吗？你不能做点什么吗？你不能从医生那里搞点什么过来？”
“您需要什么东西吗，老爷？”
我睡在隔壁，更确切地说，我正躺在半梦半醒之间。如果是在狭窄的床铺、坚硬的床垫上，我也许还能好好休息，但这里的床却是宽敞而蓬松的。我把所有我能找到的靠垫都拿了过来，试着把自己周围塞得牢靠一点，但这一夜里，我几乎都在随着船一起摇晃——此时它不仅起起伏伏，还在左右摇摆——而我脑海里则有声音不断地吱吱嘎嘎，砰砰作响。
“不需要，谢谢。卡拉，那些讨厌的药片在哪儿？”
“我感觉糟透了，我没想到这么大的一艘船还会颠簸成这样。”她说着，眼睛里充满了惊惶和愤怒，就像是那些孕妇在分娩时，终于意识到不论多么豪华的私人医院和多么昂贵的大夫，都无法免去她此时的痛苦，而这艘船规律地起起落落，又像极了分娩时的阵痛。
“亚历克斯，医生说这药一天不能吃超过三次的。”
我更衣间里所有易碎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客舱的门从外面打开，用钩子固定住，我的妻子在里面哀号着。
“该死的医生，我都快难受死了。”
茱莉娅陪着她一起走了。我在船上四处转悠，在一块有顶篷的甲板处，狂风呼啸，水沫从暗处飞溅起来，在玻璃舷窗上碎成了白色和褐色的痕迹。一个人把守在那里，禁止乘客到上层甲板。然后我也下去了。
卡拉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蓝色的瓶子，马奇梅因勋爵服下了一片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不过那药确实让他恢复了精神。他仍然坐在那里，两条长腿伸在身前，手杖放在两腿中间，下巴抵在手杖的象牙把手上。这时他终于想起了我们大家，开始向我们打招呼，并且发布指令。
不一会儿她说：“我有点头痛，而且很困。我要去睡觉了。”
“我恐怕我今天一点也不舒服。这一趟把我折腾得快散架了。当时应该在多佛尔不住上一晚的。威尔考克斯，你给我准备了哪个房间？”
我们三人在空无一人的舞池旁坐了一会儿。我妻子一向主意很多，她提议我们可以不失礼貌地到餐厅的其他桌子上用餐。“去外面的饭馆吃饭可就太疯狂了，”她说，“吃的东西是一样的，还要多付钱。不管怎么说，只有电影人才会去那里，我想不出我们有什么好去的。”
“您的老房间，老爷。”
去休息室的路上，我们三个人有时不得不抱紧一根柱子。当我们抵达那里时，里面几乎没什么人。乐队还在演奏，但已经没人跳舞了。桌子上摆好了摸彩的器具，却没有人来买券。船上的高级船员们喜欢用下级船员编好的顺口溜来报数，“小十六呀——没人要，门上的钥匙——二十一，嘁嘁咔咔——六十八”，而此时他们正悠闲地跟同事们聊着天。有几个坐在不同角落的人正在读小说，几桌人在打桥牌，还有几个在吸烟室里喝着白兰地，但两小时前把我们的客舱塞得水泄不通的那些客人，现在已经无影无踪了。
“不要那个，等我调养过来再说。去那里楼梯太多了，我得住在一楼。普伦德，给我在楼下铺一张床。”
“好了，我们已经吃完晚饭，树立了‘镇定的英国人’的形象。”我妻子说，“出去看看外面怎样了吧。”
“好的，老爷。您要住在哪个房间呢？”马奇梅因勋爵思考了片刻，“中国客厅吧，还有，威尔考克斯，给我‘皇后睡床’。”
又一次上浮，然后猛然下落。侍者正忙着给东西加固，把能关紧的地方都关紧，把不稳当的装饰物挪走。
“中国客厅，老爷，还有‘皇后睡床’？”
“我觉得我也解释不清。”
“对，对，接下来几周，我大概要一直待在那儿。”
“哦，亲爱的，这就像重现刚刚那场恼人的福尔纳福对话。快别解释了。”
中国客厅是我一直也没见人使用过的房间，实际上，除了门前用绳子围出来的那一块区域，谁也不能走进去一步。当宅邸对公众开放时，游客们也只能在围栏外远远地看上一眼。那是一间金碧辉煌却不适合居住的博物馆，里面放满了奇彭代尔式的木刻家具、瓷器、漆器，还有各式各样的彩绘挂饰。至于“皇后睡床”，同样也是一件收藏品，上面有一顶巨大的丝绒帐子，像极了圣彼得大教堂祭坛上的华盖。我很好奇，马奇梅因勋爵是在离开意大利的温暖阳光之前，就计划好以这样的方式让人们来瞻仰他的遗容了吗？抑或是在他那漫长又令人烦躁的旅程中，在没完没了的冷雨中想到了这些呢？又或者是源于苏醒了的童年回忆，早在育婴室里就滋生的梦想——“等我长大了，我要睡在中国客厅，睡在‘皇后睡床’上面”——一种对成年人的显赫的向往？
“李尔、肯特还有弄臣。”
显然，整个家都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鸡犬不宁之中。原本以为是普通的礼数繁多的一天，现在却上演了一场激烈的骚动。女仆们开始生火，取走床罩，换上亚麻床单。此前从不露面的围着围裙的男仆们开始搬动家具，附近的木匠们则被召唤过来拆卸那张床。一个下午的时间里，被拆解的床一块一块地从主楼梯上运下来。覆盖着天鹅绒的洛可可式床檐；同样盖着天鹅绒的扭曲镀金床柱组成了床帐的支架；用尚未抛光的原木制成的床梁，在装饰物的覆盖之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支撑着整张床；彩色的羽毛装饰从镀了金的鸵鸟蛋中伸了出来，遮住了华盖的顶端；最后，四张床垫每张都穷尽了四个工人的力气才搬下楼来。马奇梅因勋爵似乎因为自己的突发奇想而得到了慰藉。他端坐在炉火旁，看着周遭的兵荒马乱。与此同时，我们大家——卡拉、科迪莉亚、茱莉娅和我，围坐成一个半圆，陪着他说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妻子问道。
他的面颊恢复了血色，眼神中也重新有了光彩。“布赖兹赫德和他的妻子在罗马和我一起吃了晚饭，”他说，“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的眼神从卡拉移到了我的身上，略带讥讽——“我也没什么不能说的。那个女人很可悲。据我了解，她的前夫是个航海的男人，我猜，他不会很苛刻。可是我的儿子，正值三十八岁的壮年，除非这世道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然完全可以在全英国的女人中间随意挑选，怎么就选了——我想我大概是得这样叫她——贝丽尔呢……”他故意不把话说完，显得意味深长。
“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像是里面那三个人。”
马奇梅因勋爵完全没有挪地方的意思，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们就把那些椅子——那些带有纹饰的小椅子——拖过来，围坐在他身边。毕竟与它们相比，客厅里其他的家具都太过沉重了。
她的丈夫带她走回自己的客舱。餐厅很快就空了，不久就只剩下茱莉娅、我妻子和我仍然坐在餐桌旁。然后像是有心灵感应一般，茱莉娅说：“就像李尔王一样。”
“我敢说，我得等到夏天才能恢复健康，”他说，“我还指着你们四个给我解闷儿呢。”
“我该向大家说晚安了。”外交官的夫人说着站起身。
但是我们对于当下这种相当沉郁的气氛似乎什么都做不了。实际上，他才是我们中间最快乐的一个。“跟我说说，”他说，“布赖兹赫德是怎么跟人家求婚的？”
猛烈的撞击声后是一阵沉寂，紧接着爆发出一阵紧张兮兮的尖声怪笑。侍者把餐巾铺在洒了红酒的地上，我们本想接着谈话，但现在都在等待，就像那个小个子等待天鹅嘴上的下一颗水珠一样，等待着下一次巨大的冲击。它果然来了，比上一次还要剧烈。
我们就把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在我们这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外面的狂风既无从听闻，更无法看到，却已经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一个小时，现在却改变了方向，直奔船头而去。
“火柴盒，”他说，“火柴盒。我想她已经过了能生孩子的年纪了吧？”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无法确定是不是自己神经出现了问题，我感受到了一种循环往复、持续不断，同时还逐渐增强的运动——这间大客厅不断起伏、震颤，就像一个人熟睡时的胸膛。这时我妻子转头对我说：“要不就是我喝醉了，要不就是海上起浪了。”而就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还坐在椅子上，身子却已经歪到了一边，墙边放的刀叉餐具纷纷掉落，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撞击声。我们的杯子全都被打翻，在桌子上滚来滚去。大家都竭力稳住自己的盘子和叉子，用不同的表情望着他人，外交官夫人一脸恐惧而茱莉娅却轻松自如。
茶被端到了客厅的壁炉前。
我的灵魂在这里举步维艰。经过了我妻子那场叽叽喳喳、热热闹闹的聚会，还有那个情绪莫名的下午，在纽约和我妻子纵情欢愉之后，在满是瘴气和绿荫的丛林里经历了漫长的孤独之后，这里的情形令人无法忍受。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荒野中的李尔王，像是被疯子们逼入绝境的马尔菲公爵夫人。于是我祈求狂风骤雨，而且应验了，仿佛我真的会魔法一般。
“在意大利，”他说，“没人相信会有战争，人们觉得一切都可以‘安排好’。我想，茱莉娅，你已经没法再得知政治方面的消息了吧？在这儿，卡拉，因为婚姻幸运地成了大英帝国的子民，她还不习惯提及此事，不过以后或许会证明，这个身份很有价值。在法律的意义上说，她是希克斯夫人，希克斯是谁，我们都不清楚，不过要是真的打起仗来，我们或多或少得感激他。还有你，”他说着，把矛头转向我，“毫无疑问，你要去做官方艺术家了吧？”
“仅仅是按照习惯随机组成的符号罢了，赖德先生。而我们正处在一个对传统符号普遍怀疑的年代。”
“不，实际上我正准备在特别预备队中申请一个职位。”
“是啊，是什么呢？”
“哦，但你应该做个艺术家的。上次打仗的时候，我们骑兵中队就有一个，一起待了好几周，我们直到上前线才跟他分开。”
“语言是什么呢？”主教说。
这样的尖酸刻薄是之前不曾有过的。以前我总能从他的温文尔雅中感受到恶意，而现在，这种恶意却如同轮廓明显的骨头一般，在他凹陷的皮肤下一览无余。
“同意，”我说，“我同意。”
天已经黑了，可是床还没有弄好。我们都过去查看进度，这时马奇梅因勋爵步履轻快地穿过中庭，走了过来。
“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语言，夫人，”然后，他又转身对我说，“到下个世纪，讲话将是用思想，而非词句，你同意吗，赖德先生？”
“祝贺你，他看起来很引人瞩目，威尔考克斯。我记得我们还有一个银水盆、一只银水壶，就在上面那个我们叫作‘主教更衣室’的房间里。我想，把它们摆在这里的小桌子上怎么样。还有，请你把普伦德和加斯顿叫过来，行李什么的可以等到明天再整理——只留下我装衣服的箱子和今晚要用的东西。普伦德会清楚的。等他们两个过来，我就准备睡一会儿了。我们过会儿再见，希望你们留下来吃晚饭，陪我解闷儿。”
“您在巴塞罗那说的是什么语言呢？”
我们转身走了，当我走到门口时，他叫住了我。
外交官的妻子则勇敢地越过分隔他们的鸿沟，和主教攀谈了起来。
“这看起来很棒，对吗？”
我还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我能否冒昧地问一下，是什么机构资助了你丈夫的冒险？”
“非常不错。”
主教告诉我，他正身负亲善大使的使命，准备前往巴塞罗那：“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了，赖德先生。现在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着手重建的时刻了。我已经把调停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视作自己的下一个目标，而且基于此事，我和我的委员会已经钻研过有关这一问题所有可用的文件。赖德先生，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原则性的差异。麻烦只存在于个性之上，赖德先生，不过凡是个性使其分道扬镳的东西，凭借个性也可以将其重组……”
“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呃——叫它‘临终病榻’如何？”
我听见坐在桌子对面的茱莉娅，为了那位外交官的幸福，试图追索她匈牙利和意大利表亲的婚姻关系。钻石在她的发间和指尖闪烁，但她的手却一直紧张地揉搓着几个面包屑小球，闪耀着星光的脑袋失望地低垂着。
“是的，”卡拉说，“他回家就是为了等死的。”
参议员向他的妻子看去，像是在说：“重要人物，哼！”
“但刚回来的时候，他还很自信地说要恢复健康。”
“是的，我想就是这样。”
“那是因为他病得太严重了。当他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就快死了，也接受这个事实。他的病情时有起伏，有时一连几天他都生龙活虎，那时他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可之后情况又会恶化，他也开始害怕。他的病情越来越糟，我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那个时候应该也不远了。罗马的医生说他活不过一年，会有大夫从伦敦过来，我想明天就会到，他会告诉我们更多信息。”
参议员放下了刀叉。“总而言之，一个江湖骗子参加了你们的酒会，你放他进去了，是因为他长得和一个卡通人物非常像。”
“他得了什么病？”
“不，不，福尔纳福船长只是英国报纸上一个虚构的角色，你知道，就像是你们的‘大力水手’。”
“心脏的问题，那个词很长，关于心脏的。他因为那个名字很长的病快要死掉了。”
“可他看起来并没有滑稽之处。你的朋友是喜剧演员？”
那天晚上，马奇梅因勋爵的精神很好。整个房间有一种贺加斯式的风格，在一个造型奇特而颇具中国风格的壁炉架旁，摆了一张供我们四个人吃饭的餐桌。老人的身子陷在几个枕头中间，啜着香槟，一边品尝，一边赞叹，却对一整桌为欢迎他回家而准备的菜品毫无兴趣。为了这个时刻，威尔考克斯特意把金盘子拿出来使用，那些盘子我先前从未见过。金盘子、镀金的镜子、漆器、带有帷帐的大床，再加上茱莉娅的中式旗袍，整个情形像极了哑剧《阿拉丁》里的一幕——藏宝洞中的即景。
“不，不，福尔纳福船长只是个喜剧角色。”
直到最后，我们应该离席的时候，他的精神又低落下来。
“我有点明白了。你是说他为了参加你们的聚会，假扮成了你的一个朋友？”
“我还不想睡，”他说，“谁打算陪我再坐一会儿？卡拉，亲爱的，你已经累了。科迪莉亚，你能在这个蒙难之地再守候一个小时吗？”
“我的意思确实是他长得像福尔纳福船长。”
第二天早上，我问她那一夜是怎样过的。
“西莉亚小姐，我觉得你像是在说，你还不认识他。”
“他几乎立刻就睡着了。我两点的时候又去看了他，替他添了火。灯还亮着，但他又睡着了。中途他一定醒过一次，才把灯打开了。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害怕黑暗。”
“一个奇怪的红发小个子，长得有点像福尔纳福船长。”
由于在医院里的经历，科迪莉亚理所当然地承担了照顾她父亲的责任。等到给他诊病的那一天，医生们也理所当然地向她交代病情和注意事项。
我们这个小圈子十分冷清，就连我妻子极高的社交兴致也渐渐淡了下去。我只听到她偶而说一两句话。
“在他情况恶化之前，”她说，“我和那个男仆还可以照顾他。我们会尽可能不从外面请护士过来。”
“我右边的座位，”主教说，“一会儿一对重要的夫妇会坐这里。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客舱里吃东西，除非事先有人通知他们船长会出席。”
到了这个阶段，医生也没有多少好交代的，只是告诉他们尽可能让病人舒适一些，还留下了一些药物，以备发作时使用。
“我一直在告诉这位参议员，他错过了些什么。”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说，“不管去什么地方，西莉亚准能把那里的重要人物认出来。”
“还有多长时间？”
“你们那个聚会真让我上火。”她说，“我那个可恶的女仆和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见了。直到半小时前她才回来，原来是打乒乓球去了。”
“科迪莉亚小姐，曾有医生说病人活不过一周，可人家却很长寿，还能四处走动。在医学方面我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不去预言事情。”
我们落座时，其他参加聚会的人都已经就位了。另一侧船长的空座位两旁，坐着茱莉娅和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除了她们以外，还有参议员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一位英国外交官和他的妻子，另有一位美国教士正坐在两只空椅子之间的椅子上，和其他人隔绝开来。他后来介绍自己——似乎有点多余——是圣公会的主教。餐桌上都是夫妇挨着坐的，所以侍者想引我们到另一边靠在一起的两个座位上，我妻子这时候当机立断，坐在了参议员身边，而我则去和主教坐在了一起。茱莉娅向我们两人投来同情的目光。
这两个人大费周章，最后只告诉了她这么多。而本地医生那里，给出的也不过是用医学术语表达的相同内容。
“哦，查尔斯，你可真让我操心。光是站在那里摆造型，搞出一副为艺术献身的派头是不够的。我们去吃晚餐吧，坐船长那一桌。我觉得他今晚大概不会去吃晚餐，不过守时总是有礼貌的表现。”
那天晚上，马奇梅因勋爵的兴趣又回到了他的新儿媳这个话题。这件事一直盘桓在他的脑海，一整天下来，总会以各种各样狡猾的方式进行暗示和表达。现在他倚靠在枕头上，终于又说起她。
“当然没有。”
“在这之前，我从没在乎过家庭伦理孝道这些东西，”他说，“但老实说，我很害怕这样的将来——贝丽尔在这栋宅子里继承我母亲曾经的位置。为什么这样一对没有教养又生不出孩子的夫妇要坐在这里，听着这个地方慢慢垮掉的声响呢？不瞒你们说，我就是很不喜欢贝丽尔。”
“真是奇怪！你和克拉姆先生说了在好莱坞工作的事情了吗？”
“也许不幸的地方就在于，我和她是在罗马见的面。要是换成其他地方，她也许能博得我更多的同情。可是如果一个人上来就是抱着这样的打算，那么在哪里见面会不让我心生厌恶呢？我们在拉涅里吃的晚餐，那是我这些年经常光顾的一间小店——毫无疑问，你们都知道那里。而这个贝丽尔一坐进去，就把人家整个店都塞满了。当然，我是主人，可是听见她逼着我儿子吃东西的那些话，人家恐怕会误认为她才是主人。布赖兹赫德一直都是个贪心的孩子，一个真正牵挂他的妻子应该想办法来约束他。不过无论如何，这种事倒无伤大雅。”
“不是我的朋友。”
“毫无疑问，她听人说过，我是个生活不检点的人。我只能用下流无耻来形容她在我面前的举止。她觉得我是个不守规矩的老男人。我估计她以前总是跟一些下流的海军老家伙打交道，很知道怎么取悦那种人……谈话我就不跟你们在这里复述了，我举一个例子。”
“是啊，她来过电话了，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她那边一直很吵——像是在争论一条裙子还是什么的。她倒也挺走运，因为这地方刚才怕是连一只猫都容不下。聚会很有意思，不是吗？你很讨厌它吗？你表现得漂亮极了，很有风度。你那个红头发的朋友是什么人呀？”
“当天早上，他们去梵蒂冈听了布道。那大概是为他们的婚礼做的祝福吧——我没有太用心去听，毕竟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我记得，无非就是一些以前的丈夫，还有几个教皇的事情。但她讲得相当愉快，关于她早先是如何跟一群人一起参加仪式的——都是新婚夫妇，大部分是意大利人，来自各个阶级，一些单纯的女孩，穿着婚纱，彼此寒暄恭维，新郎们则看着女孩，比较自己和其他人的小新娘，诸如此类。然后她说：‘我们当然是私下说，但你知道吗，马奇梅因勋爵，这一次，我觉得我可成了那次那些新娘里最厉害的一个。’”
客人们陆续离开，每个人走的时候都提醒我，我妻子不日将会和我一起去拜访他们。今晚的主题俨然是大家互相见一面，同时建立了一个可以由物理学家才能说明白的分子系统。最后，天鹅也被推出了房间，我对我妻子说：“茱莉娅一直都没来。”
“这话可是相当粗俗、相当没有教养的。我还不是很明白她的意思。她是拿我儿子的名字开玩笑，还是暗示我儿子毫无疑问是个处男，你们觉得呢？我猜她说的是后者。不管怎样，那一个晚上，我们就是客客气气，开着这种玩笑过完的。”
一个英国女人说：“哦，瞧那天鹅！在美国待了六周，我现在对冰块什么的真是烦透了。跟我讲讲，时隔两年又看见你老婆西莉亚，你有什么感觉？我知道，要是把这个场合当成婚宴有点不入流，可西莉亚从来没把头发上的香橙花真正摘下来过。”另一个女人说：“现在说再见，半个小时以后又要见面，而且每天隔半个小时就要见一面，这样的旅行是不是妙得很？”
“我想她住在这栋宅子里一定是不适合的，你们觉得呢？我应该把它留给谁？你们知道，限定继承权这事，到我这里算是结束了。塞巴斯蒂安，唉，自然就不用考虑了。谁想要这栋宅子？谁？你想要吗，卡拉？不，你当然不愿意要。科迪莉亚？我想我愿意把它留给茱莉娅和查尔斯。”
“是吗？好，好，好。和你聊天我很愉快，希望这是我们将来多次聊天的开始。”
“当然不行，爸爸，这是布赖德的。”
“我是说我没有事务长懂得多。”
“还有……贝丽尔的？我最近会把格雷格森请过来，解决这个麻烦事。我也得抓紧点时间了。这里充满了异常又脱离时代的人物……我很喜欢让茱莉娅安顿在这里这个想法。今晚多美啊，我亲爱的，总是如此美丽，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相宜。”
“不好意思，赖德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久之后，他就派人去伦敦找他的律师。可是等到律师来的那一天，他的心脏病却发作了，因此没能见到他。“时间还足够，”在痛苦的喘息之间，他费劲地说，“下次，等我身体好一些了再让他过来。”但他仍在思索继承人的选择问题，还经常谈到我与茱莉娅结婚和继承庄园的时机。
“比事务长差远了。”
“你觉得他真的打算把这里留给我们吗？”我问茱莉娅。
“好，好，好，”他停下来，我等着，“事务长说要下暴雨，你有什么看法？”
“是的，我想他是这么打算的。”
“是我。”
“但这对布赖德就太荒谬了。”
“原来你就是查尔斯·赖德。”
“是吗？我倒觉得他对这地方不怎么上心。而我很在乎这里，你知道的。他和贝丽尔，住在其他什么地方的小房子里应该也很满足。”
“查尔斯，这位是克拉姆先生，星际电影公司的。”
“你打算接受这里吗？”
“这个以后再聊吧。好了，我得先撤了，回见。”
“当然，这是爸爸依照他的心意留给我们的，我想我们在这里会很开心的。”
“那么你走的是哪条路线呢？”我问他，想要迎合他的话题。
这使我有了某种期待。它就在林荫路的拐角，当我和塞巴斯蒂安看到它时，它在山谷之间隐匿着，湖泊渐次低沉，深入谷底，这栋老宅就在眼前，世界上的一切都被遗忘，被抛到脑后。眼前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平静、爱与美丽。一个驻扎在异国的士兵，他的梦想也不过如此。这样的期待，宛如在沙漠的无数日夜，忍受过饥饿与豺狗伴行的恐惧后，在山巅所观看到的荣耀。倘若有时我因这样的幻觉而倾心沉醉，我需要为此而自责吗？
“你太厉害了，一点也没错。为了这件事我还跟人家吵过架呢。”
病重的几天渐渐过去，整栋宅子上上下下的状态，也随着这个病人坎坷蹒跚的精力状况起起伏伏。也有几天，马奇梅因勋爵可以穿好衣服，站在窗前，或者由男仆搀扶着从一个火炉走到另一个，在一楼的房间之间闲逛。偶尔还有游客来访，也有邻居、佃户和从伦敦过来的商人登门。一包包新书被拆开，被人们评头论足，还有一架钢琴被抬进了中国客厅。到了二月底，突然有一天阳光出人意料地明媚，他叫了一辆车，让人家以最快速度来到大厅前，同时自己穿上了毛皮大衣，走到了大门口。但突然间，他就失去了乘车出去兜风的兴趣，说道：“不是现在，以后吧，等夏天的时候。”然后又搭着仆人的胳膊，坐回到了椅子上。有一次，他心血来潮，打算换换房间，并且点名要换到彩绘厅里去。他说那些中式的东西影响了他的休息——他需要整夜都开着灯——但随后他又一次改变心意，收回了这个指令，继续住在他本来的房间里。
“那么我相信你一定在周游世界，所以之前横渡的是太平洋。”
其余的日子，整栋宅子都很安静，他高高地坐在床上，用枕头撑着身子，费力地呼吸着。即使这样，他也希望我们能陪在他身边，或日或夜，他都无法忍受孤独。没法说话时，他的眼睛会跟随着我们，一旦有人离开房间，他就会露出紧张的神色，而在他身边一坐就是几小时、靠在枕头上、挽着他一只胳膊的卡拉则会说：“没事没事，亚历克斯，她就快回来了。”
“不，没坐过。”
布赖兹赫德和他的妻子度完蜜月回来，也在庄园里住了几晚。那段时间很难熬，马奇梅因勋爵禁止他们靠近。这是贝丽尔第一次造访，对这个一度唾手可得、现在看起来再度即将成为她家的地方表现出好奇也实属正常，而贝丽尔又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女人。待在这里的这些天，她把整个庄园里里外外看了个遍。这里正饱受马奇梅因勋爵患病所引起的奇怪混乱之苦，有许多地方看上去亟待改善。白天的时候，布赖兹赫德会带着她在佃户们之间走动，到了夜晚，她则会和我谈论绘画，和科迪莉亚讨论医院，或者和茱莉娅就服装时尚高谈阔论一番，总是愉快而自信。我们心头笼罩着背叛的阴影，因为只有我们这边清楚，他们合理的期待即将落空。我和他们相处起来并不自在，但这对布赖兹赫德而言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之前就经常和一小群害羞的人打交道，因而我的愧疚并没有被发现。
“也许你之前都是坐飞机？”
最后，情况越发明显，马奇梅因勋爵拒绝多看他们一眼。在布赖兹赫德得到应允、用了一分钟时间单独与马奇梅因勋爵告别之后，他们就离开了。
“很棒哦，真是个狠角色。看来你也数过呢。”但他并没有表现出要付钱的意思，相反他说，“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是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大西洋上航行。”
“我们在这里也无济于事。”布赖兹赫德说，“而且这也让贝丽尔很痛苦。如果病情恶化了，我们会再回来的。”
“三滴。”
病情发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也越来越频繁，最后他们雇用了一个护士。“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她说，“什么设施都没有，一点也不方便。”她曾努力想把病人搬到楼上去，那里有自来水，有可以给她的更衣室，还有一张她可以“掌握全局”的——她习惯于此——“尺寸合适”的小床。但马奇梅因勋爵丝毫不肯让步。不久之后，他已经无法区分白天与黑夜了，所以第二名护士也被安排进来。专科医生又从伦敦赶了过来，他们推荐了一种全新而大胆的方法，但此时病人的身体似乎已经对药物完全倦怠，没有一点反应。不久之后，他便不再有状态转好的时候了，只是身体衰败的速度时快时慢。
“猜猜吧，错了给我六便士，对了我给你半美元。这很公平。”
布赖兹赫德又被叫了回来。此时已是复活节假期，贝丽尔正在忙于照顾孩子。他一个人回来，在他父亲床前静静地站了好几分钟，而他的父亲也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一言不发。他走出房间，在藏书室找到了我们其他人，对我们说：“该找个神父过来了。”
“我不知道。”
这个话题也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在早些日子，当马奇梅因勋爵第一次抵达时，那位教区神父——因为关掉了小教堂，现在在梅尔斯蒂德有了新的教堂和神父宅邸——曾礼节性地登门。科迪莉亚大费周章，又是道歉，又是找借口，才把他敷衍了过去。而等他一走，她就说：“现在还不行，爸爸还不想见他呢。”
“早就想干这个了。”他说，“我打赌你不知道这东西一分钟滴多少滴水。我知道，我数过了。”
那时在场的有我、茱莉娅和卡拉，我们都有话想说，但全都欲言又止。我们四个从没谈论过这件事，但私下里，只有我和茱莉娅时，她曾说：“查尔斯，我觉得教会那边会是个大问题。”
这时我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一个邋里邋遢的小个子红发男人，看起来谁也不认识，完全不像是我妻子会请的客人。他在鱼子酱天鹅旁边站了足足二十分钟，像只兔子一样飞速地大快朵颐。现在他用手绢擦了擦嘴，又明显一时兴起，向前探了探身子，轻轻擦了擦天鹅的嘴，擦掉了一滴不断变大、即将滴落的水珠。然后他偷偷环视四周，想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自己，正巧碰到了我的目光，于是神经质地咯咯笑了起来。
“就不能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吗？”
还是不见茱莉娅的踪影。这房间本来因为太大而没人租得起，现在却因二十个人的喋喋不休而显得狭小无比，除了吵闹，不见他物。
“他们说的‘安安静静’，是另外的意思。”
“无比了解，”我在心里暗想，“无比了解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夫人。你真的能看穿那些黑暗，看穿那些我自己的眼睛都无法指引的地方？你能够告诉我吗，亲爱的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如果我没想错的话，我妻子就是这样称呼你的——为什么此时此刻，我正在这里说话，说着我即将开始的画展，脑子里想的却只有茱莉娅何时能来？为什么我能游刃有余地和你说这些废话，和她却不能呢？为什么我能把她和世人区分开，只留下我和她两个人呢？那些隐秘的角落，我的灵魂深处——在你看来轻易就看穿的地方，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有什么正在喷薄欲出呢，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
“这么做太粗暴了。没有人能搞清楚，他这一辈子里，究竟把宗教看成一种怎样的存在。现在他神志不清，教会的人乘虚而入，他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他们就要求他临终忏悔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对所谓教会抱有真挚的敬意，可他们要是真这么做了，那我完全可以对那些愚蠢的人所说的关于教会的种种罪状信以为真——那确实是一种迷信，而且阴险狡诈。”茱莉娅一言不发，“你不同意吗？”
这里没有我的朋友，不过有三分之一我认识的人，而且我一直在很客气地和他们交谈。一个老女人对我说：“所以你就是查尔斯了，我对你可是无比了解呢，西莉亚没少说你。”
“我不知道，查尔斯，我只是不知道。”
那是她孩子最近的照片。“查尔斯都还没见过卡罗琳呢，你说他看见以后会不会很激动？”
尽管，我们几个谁都没再提起这件事，可随着马奇梅因勋爵的病情恶化，这个问题似乎越发急迫。科迪莉亚早上坐车出去做弥撒时如此；当卡拉也跟着她一起去时，问题更明显了。这块本来巴掌大小的乌云，现在却越发膨胀，即将在我们中间掀起一场暴风雨。
“我可不信，他这是故意吓唬人的。过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现在布赖兹赫德以他一贯笨重而残忍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抛在了我们面前。
“那就要看你是不是个好乘客了。从小我一遇到风暴就会晕船。”
“哦，布赖德，你觉得他需要吗？”科迪莉亚问道。
“但是不会让我们晕船吧？”
“在我看来，他是需要的。”布赖兹赫德说，“明天我会带着麦凯神父来见他。”
“也许会让我们的前进稍稍受阻。”
乌云仍在集聚，并没有消散的迹象，我们仍旧沉默不语。卡拉和科迪莉亚回到了病人的房间，布赖兹赫德开始找书，找到之后便离开了我们。
事务长预言了一场风暴的来临，立刻引起人们的骚动，这喜欢引起别人注意的习惯就跟那些水手一样。“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呀？”我妻子问，言语中带着奉承，好像不仅仅是客舱和鱼子酱，就连海浪也在这位事务长的管辖范围里，“不管怎样，风暴不会影响到我们这种大船的，对不对？”
“茱莉娅，”我说，“我们该怎样才能制止这愚蠢的举动啊？”
过了一会儿，客人们陆续就位了，没什么事情会让他们耽搁下来。“西莉亚，”他们说，“多么棒的客舱，多么棒的天鹅呀！”不过，虽然这是船上最大的一间客舱，我们的房间没过多久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客人们只好把烟蒂丢在天鹅身下的小水池里。
她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制止呢？”
“烤面包！”我妻子说，仿佛那是什么超出了一切预期的美味食物，“你听见了吗，查尔斯，烤面包啊！”
“你和我一样清楚。这件事——很不像话。”
“亲爱的西莉亚夫人，”他说，“如果您愿意穿上最暖和的衣服，明天和我一起去冷藏室探险，我会给您看一整艘装满这种东西的挪亚方舟的。烤面包还要等一会儿，它们现在还烫手呢。”
“我有什么资格反对‘不像话’的事呢？”她悲伤地诘问道，“不论如何，这又会伤害到谁呢？我们问问医生吧。”
这时事务长正好走进来，很有力地和大家握了握手。
我们问了医生，他说：“这很难讲。这么做当然有可能惊扰到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听说过不少病人因此获得安宁和平静。我甚至还了解到，这种仪式有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兴奋剂。它通常会给病人带来莫大的安慰。说真的，我觉得此事应当由布赖兹赫德伯爵来定夺。不过也不必现在就开始焦虑此事，马奇梅因勋爵今天很虚弱，但明天他的情况就有可能好转。再等一等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
“圣诞老人来啦，我们正欣赏您送来的这只天鹅呢！”
“好吧，他说的也没什么用。”我们离开医生时，我对茱莉娅说。
“在16世纪的威尼斯，鸟的形状会有所不同。”
“有用？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为什么打心底不想让我父亲接受临终圣事呢？”
“亲爱的，我知道你对那只鸟很反感。不过别在事务长面前对它太粗鲁，他能想到这个也算很贴心了。另外，你要是读过描述16世纪威尼斯人宴会的文章，就会知道这也是当时场景的再现。”
“那只是巫术，是一大套伪善的戏法罢了。”
我们回到了客厅。
“是吗？不管怎样，这套戏法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才决定站出来戳穿它。”她的声音拔得很高，这几个月她很容易发火，“看在基督的分上，你去写信给《泰晤士报》吧，然后再去海德公园搞一次演讲，发动一次暴乱，标语就写‘打倒罗马天主教’，但不要在我面前讲你的这些真理。我父亲见不见教区神父，这件事跟你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她跟我一起去了我的更衣室。在我换衣服的时候跟我说着话。她今天突然想到，既然我的兴趣是建筑绘画，那真正适合我的工作应该是给电影设计布景。所以今晚的酒会上，她还找了两个好莱坞的大佬，希望我能好好招待人家。
我能理解茱莉娅这种激烈的情绪，与在喷泉旁的那个夜晚让她突然失常的东西如出一辙。我隐约能推测出这种情绪的来源，而单靠言语，显然无力使其平静下来。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并不知道她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我意识到，不止一个人的命运正在等待审判。雪，正在高高的斜坡上，蠢蠢欲动。
“电影演员，”我妻子说，“那正是我想说的。”
第二天早上，我和布赖兹赫德一起吃了早饭。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值夜班的护士，她刚刚才下班。
“像电影演员做的梦。”
“他今天状况好多了。”她说，“他睡了将近三个小时，而且很安稳。加斯顿来给他刮胡子的时候，他还挺爱说话的。”
所谓的布置，除了天鹅和鲜花，还包括一个被困在临时吧台后面、动弹不得的侍者。另外一个侍者则手拿托盘，看上去自由一些。
“不错，”布赖兹赫德说，“科迪莉亚去做弥撒了。她会接麦凯神父过来吃早餐。”
“好吧，总之是我们订婚的那个晚上。你还没告诉我喜不喜欢我做的这些布置呢。”
我见过麦凯神父几次，他年届不惑，是个矮壮、亲切的格拉斯哥—爱尔兰人。我们见面时，他总喜欢选择这样的问题来问我：“赖德先生，现在你是不是会说，那个画家提香，要比画家拉斐尔更富于艺术性呢？”更令人窘迫的是，他还会记住我的回答：“赖德先生，上次你给我的答案，我还记着呢，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画家提香……”我们的谈话通常以这种反思来收尾：“啊哈，赖德先生，一个人有你这样的才能，还可以有时间来施展这种才能，真是件幸事啊。”科迪莉亚的模仿，自然也不会跳过他。
“我记得是你跟我求的婚。”
这天早上，他吃了顿丰盛的早餐，扫了一眼报纸的标题，然后用专业的轻快口吻说：“那么现在，布赖兹赫德伯爵，你觉得那个可怜人已经做好准备来见我了吗？”
“亲爱的，就是你跟我求婚的那个晚上嘛。”
布赖兹赫德带着他出去，科迪莉亚跟在后面，我则还在早餐桌上坐着。不到一分钟，门外就传来三个人说话的声音。
“有吗？”
“只能抱歉了。”
“想过的，确实不好办。不过鱼子酱什么的这里也有，”她向我展示了几只漂亮的玻璃盘子，里面盛着一些食物，“而且不管怎样，聚会上的人们总会找到吃东西的办法的。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拿裁纸刀吃过罐装的基围虾？”
“可怜人。你们得知道，他这是见到了一张陌生的面孔。因为这个，来了一个他不想见到的陌生人。我能理解这种情况。”
“你有没有想过，”我问，“我们的客人该怎么享用这个鱼子酱呢？”
“神父，我很抱歉……这么远请您过来……”
“博伊自己总这么说。”
“别这么想，科迪莉亚小姐。唉，我在戈巴尔斯还被瓶子砸过呢……给他时间，我见到过几个情况更糟糕的病人，最后走得却很安详。为他祈祷吧……我还会再来的……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失陪一会儿，去看看霍金斯太太。是的，事实上，我认识路。”
“不会吧？”
然后科迪莉亚和布赖兹赫德走进房间。
“她曾经是博伊的女朋友。”
“我想这次拜访不算成功。”
“她倒也很欣赏你的长相。”
“是的。科迪莉亚，等神父从婆婆那里回来，你能开车把他送回去吗？我要给贝丽尔打个电话，看看家里那边需不需要我回去看一下。”
“你认识她？哦，当然了，你是她那个酒鬼哥哥的朋友。真好，她还是光彩照人吧？”
“布赖德，这太糟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在和茱莉娅·莫特拉姆聊天。”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他走出房间。
“你得赶紧换衣服了。这么长时间你都去哪儿了？”
科迪莉亚面如死灰。她从盘子里取了一片火腿，蘸了一下芥末酱，吃了下去。“该死的布赖德，”她说，“我就知道这事不成。”
没花多少钱，我们就被安排在一间很宽敞的客舱里。实际上，这个套房很大，除了这条航线的董事之外，很少有人会预订它。在经过事务长同意的情形下，它会被安排给那些他尊敬的乘客（我妻子在获得这种小便宜方面十分在行，她的时髦和我的名气是她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随之建立起的优越感又迅速转化为近乎轻浮的亲和力）。为了表达她的谢意，事务长本人也被邀请来参加鸡尾酒会。而他为了表达自己对我们的感激，为我们送来了一只真实尺寸的天鹅冰雕，上面盛满了鱼子酱。这个寒气逼人、精巧绝伦的东西现在就在我们房间里，矗立在桌子中央，慢慢融化，水滴顺着鸟喙流到银盘里。早晨送来的鲜花都被尽可能塞在镶板后面了（这套客房正是上面那个巨大的大厅的缩小版）。
“发生了什么？”
“我不得不一个人把所有事都做了。你看看怎么样？”
“你想知道吗？我们排着队走进去，卡拉正在给爸爸大声念报纸，布赖德过去说：‘我带麦凯神父来见你了。’爸爸说：‘麦凯神父，我想带你来这里是个误会，我还没到弥留之时呢，而且我离开你们教会已经有二十五年之久了。布赖兹赫德，带麦凯神父出去吧。’然后我们就转身出去了，我听见屋子里，卡拉又开始给他读报纸。就是这样，查尔斯，就这些。”
两小时后，我回到客舱，我的妻子正兴致高昂。
我把消息告诉了茱莉娅，她正躺在床上，床头桌上摆着一堆报纸和电报。“胡言乱语结束了，”我说，“巫医已经离开了。”
“是的，忧伤多了。”
“可怜的爸爸。”
“也更忧伤了。”
“布赖德可算是糗大了。”
这是十年岁月带给她的变化，也的的确确是她的报偿。这萦绕于人心间、充满魔力的悲伤，终将直抵人心，打破缄默，成为完成她美丽的最后一笔。
我得意扬扬。我是对的，其他人都错了，真理得胜。从喷泉之夜就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也许一劳永逸地被解决掉了。而且还有——我现在可以直言不讳了——其他不曾表达也无法表达的不够得体的小小胜利，还让我暗自庆幸了一番。我猜今天早上的事情，让布赖兹赫德与他的合法继承权愈加渐行渐远了。
时间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改变。它并没有赋予她诡异而自鸣得意的蒙娜丽莎式微笑，时光不似七弦竖琴和长笛的旋律，反而将她变得更加忧伤。她似乎在说：“看看我吧，我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我很美，我的美不同寻常，我是为愉悦而生的。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我的报偿究竟在哪里？”
在这一点上，我猜得一点不差。伦敦的律师们派了个代表过来，一两天之后，全家上下都知道了，马奇梅因勋爵又立了一份新遗嘱。但有关宗教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的这一结论，我却失算了。在布赖兹赫德待在这里的最后一晚，吃过晚饭后，这个问题又一次爆发了。
她还没到三十岁，不过已经接近了魅力的巅峰，原本潜在的美丽都已充分显露出来。她不再是那副时髦的、瘦长的样子，她那我以为属于文艺复兴的面庞，先前是有些怪异地附着在她身上，现在却已变成了她的一部分，并且再无佛罗伦萨的感觉：她不再需要与画作、艺术其他任何东西相关联才能展现她的美，除了她自己。任何试图剖析解构这美丽的行为都是无意义的，因为美就是她的本质，只有经过她的允许才能在她身上看到——而我也会在即将对她生出的爱意中感受到。
“爸爸当时说的是：‘我还没到弥留之时，而且我离开教会已经有二十五年之久了。’”
“嗯，我也觉得……也更耐心了。”
“不是‘教会’，他说的是‘你们教会’。”
“而你却更温柔了。”
“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分别。”
“你变了，查尔斯，变得瘦而严峻，不再是塞巴斯蒂安带回家里的那个漂亮男孩了。但也更硬朗了。”
“分别大着呢。”
“她没什么变化。”
“布赖德，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是啊……西莉亚，她还像以前那么漂亮吗？我总觉得她是我们这些同龄女孩里，长得最可人的一个。”
“我相信他的意思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他的意思是，他一直不习惯于接受各种圣礼，而且他还没到将死之时，他还不想改变他的方式——目前还不想。”
“西莉亚想让我拆出来几张，贴到客舱里，给鸡尾酒会助兴。可我办不到。”
“这简直就是在狡辩。”
“我很想看看那些画。”
“为什么一个人想要严谨地谈论一件事，别人就会觉得他是在狡辩呢？他说的意思显然就是那一天他还不想见神父，但等到‘弥留之时’，他会愿意见神父的。”
我希望我可以对她的信任做出回应，流露出一些接纳的信号。但在我最近乏味又纷乱的岁月里，实在没什么可以拿出来和她分享的。我只好开始谈论自己在丛林里的时光，那些我遇到的滑稽人物，以及我造访过的遗失秘境。但在这种久别重逢的氛围里，我的故事说得结结巴巴，只好草草收场。
“我希望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我说，“这些圣礼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你们的意思是如果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死，那他就得下地狱。而如果神父给他涂了油……”
现在情形不同了。她说话时，神情中只剩下了谦卑和友好的坦诚。
“哦，那可不是油，”科迪莉亚说，“那是为了治愈他。”
她慢慢地从自己的热巧克力上抬起头，用美丽而认真的眼睛注视着我，说：“你不知道吗？找个时间我再讲给你听吧。我那时候很傻，以为自己爱上了什么人，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时我会想起十年前在布赖兹赫德的那个夜晚，当时这个惹人喜爱、手脚修长的女孩仿佛刚从温室中被带出来，因为大人的心思不在她身上而被激怒，嘴里却说：“我也会让人心神不宁呢，你知道的。”我当时在想：“这些女孩总会觉得自己的恋爱无比重要吧。”而现在的我，似乎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
“那就更奇怪啦——好吧，不管神父他干了什么——然后他就上天堂了。那就是你们相信的东西？”
“你在美国做什么呢？”
然后卡拉插进话来：“我想我的护士告诉过我，不管怎样别人也有讲过，就是只要神父是在尸体变凉之前到场，一切就没问题了，是这样的，不是吗？”
她说话的口气像是我们只有几周没见，而不是几年，而且像是我们在分别之前已经是密友一样。此前的时光筑成了重重防线，将双方的薄弱之处都伪装了起来，除了几条熟悉的道路，其他路径上都已经布满了地雷，令我们只能通过一团乱麻般的电线，在各自的一侧偶尔取得联系。可这样的不期而遇，却冲破了此前的桎梏。这里的她和我，虽然不曾是朋友，却已然拥有了漫长而牢不可破的亲密无间。
其他人转向她。
“我之前都没看到你。”她说，“喜欢的人我都看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不，卡拉，不是这样的。”
大多数乘客都有自己的癖好，而侍者的工作就是满足他们的自以为是。茱莉娅要了一杯热巧克力，我坐在她旁边的方垫里。
“当然不是。”
侍者端着一瓶威士忌和两壶水回来，一壶是冰水，另一壶是沸水。我把它们调到恰当的温度，侍者在一旁看着我，说：“我会记住您是怎样调的，先生。”
“你完全搞错了，卡拉。”
她摊开膝盖上空空如也的双手，做了个手势。“我在等着。我的女仆在解行李，从我们离开英国，她就一直在闹别扭。现在她正对我的客舱抱怨个不停。我想不出她是怎么了，就好像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似的。”
“好吧，可我记得阿方斯·德格雷内特去世的时候，德格雷内特夫人请了个神父藏在门后——那个人见不得神父——然后在身体变凉之前把神父带了出来。她自己告诉我的，他们还给他做了一场完整的追思弥撒，我还去了呢。”
“你在这里做什么？”
“做了追思弥撒，也不意味着你一定能去天堂。”
“我听说你也在这里，西莉亚给我打过电话了。这真让人高兴。”
“德格雷内特夫人是这么以为的。”
我转过身，看到茱莉娅正坐在一个吸墨纸颜色的方垫里，两手叠放在膝盖上，不声不响，所以我经过时并没有注意到她。
“好吧，那是她搞错了。”
“查尔斯。”
“你们这些天主教徒知道神父到底能有什么用处吗？”我问，“你们只是想通过这样安排，让你们的父亲能有一场基督教的葬礼？还是说你们不想让你们的父亲下地狱？我只是想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
他转身跑开，仍有些困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轰鸣中。
布赖兹赫德稍微详细地跟我说了说。他话音刚落，卡拉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小疑问，让这里的天主教阵线受到了打击：“我以前可从没听说过这些事。”
“好吧，没关系。”
“我们得搞清楚，”我说，“他必须心有诚意，必须有意悔罪，并且希望求得和解，是这样吧？但只有上帝知道，他是不是怀有诚意，神父是不知道的。即便没有神父在场，他心怀诚意，孤零零地死，那和有神父在场是没有区别的。而且极有可能的是，当一个人极度虚弱，无法再向外界表达什么，他的诚意本身也仍在起作用，是这样吧？他也许躺在那里，仿佛将死，但内心仍在向往着上帝，一直在希求着和解，上帝会宽恕他的，没错吧？”
“是的，先生。”
“或多或少吧。”布赖兹赫德说。
“白水也都是冰的吗？”
“那么，看在老天的分上，神父有什么用？”
“很抱歉，先生，所有苏打水都是冰的。”
大家都沉默了。茱莉娅叹了口气，布赖兹赫德深呼吸，仿佛要对这个命题做进一步的阐述。这时卡拉打破了沉默：“我只知道，请神父这种事，应当格外小心才对。”
“一杯威士忌苏打，常温的。”
“保佑你，”科迪莉亚说，“我想这是最好的回答了。”
“您需要点什么吗，先生？”
我们让争论搁置了下来。人人各有理由，不过一致认定再说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一个侍者走到我面前。
后来茱莉娅对我说：“我希望你不要再挑起这种宗教争论了。”
“我回来了，”我想，“从丛林中回来，从废墟中回来。这里的财富不再华丽，权力也不再意味着尊严。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此前和科迪莉亚谈话时，她曾在马奇宅邸的客厅里引用过这首哀歌；大约一年前，我在危地马拉，也听一个混血唱诗班吟唱过这首伟大的哀歌。）”
“不会了。”
我在这艘船上的几座大厅间穿梭，它们都很大，却毫无华丽壮观之处可言，仿佛仅仅是为火车车厢设计，却被荒唐地放大了。我走过一扇巨大的青铜门，上面有极薄的亚述动物形象，栩栩如生。我走过与吸墨纸颜色相仿的地毯，墙上的装饰画板也是同样的颜色，贴满了土褐色的儿童手工制品。墙壁之间则是一块块未经木工之手的饼干色木头，修成圆角的木头被裁成不见缝隙的条状，在经过了蒸汽加热、挤压和抛光后，放在墙角。吸墨纸颜色的地毯上摆满了桌子，可能是出自卫浴工程师之手，还有方形软垫，中间的方形凹陷可以坐进去。这些东西看起来也是吸墨纸的颜色。大厅的灯光从无数个小孔散射出来，光线均匀，不见阴影——整座大厅充斥着上百个通风机发出的嗡嗡声，并且因下方巨大引擎的运转而颤动。
“你说服不了别人，你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
我往上走，走出舱外，看到我们的轮船正缓缓顺流而下，乘客们聚在一扇玻璃窗前，看陆地从眼前慢慢滑过。“有这么多朋友。”我妻子刚才是这样说的，但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群完全陌生的人。离别的情绪才刚刚开始消退，其中一些人直到分开前最后一刻还在痛饮离别酒，不停地吵嚷着。其他一些人则盘算着去哪里能搞到一把甲板座椅。乐队演奏的音乐无人欣赏——所有人都像是闹哄哄的蚂蚁。
“我只是想知道这些人相信的是什么。他们说这一切都是符合逻辑的。”
我妻子坐在沙发上，在一堆玻璃纸和彩带之间继续打电话，兴致勃勃地检阅着旅客名单。“是啊，你当然得带上他，我听说他特别可爱……是啊，我终于把查尔斯从那荒无人烟的地方等回来了，是不是挺棒的……看见你的名字在名单上简直太棒了！这让我这一趟……亲爱的呀，我们那会儿也住在萨沃伊·卡尔顿呢，为什么没看见你们呢……”有时她转过头来冲我说一句：“我得看看你是不是还在我身边。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如果你愿意听布赖德把话说完，他能让这一切都符合逻辑。”
我同样如此。实际上，我从结婚那天，就再没见过她，而从我画展预展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说过话。为了那次画展，我从布赖兹赫德那里借来了之前为马奇宅邸画的四幅画。我把它们摆在一起，十分引人瞩目。这些画是我和弗莱特家最后的联系了。据我所知塞巴斯蒂安还住在国外；关于雷克斯和茱莉娅，我偶有耳闻，听说他们在一起也并不愉快。雷克斯并没有向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飞黄腾达，他还是政府的边缘人士，名声不小，但有点面目不清，备受质疑。他和富人们来往频繁，但在个人演说中却倾向于激进的政策，还总与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勾肩搭背。我在人们的谈话中听到过莫特拉姆的名字，我等人等得不耐烦、随手翻阅报纸时，在《闲话报》上还看见过他们的面孔。但我和他们已经形同陌路了。在英国，而且只有在英国，人们才会这样：住在不同的世界里，像旋转的小行星一样保持着人际关系；关于这一过程的完美比喻或许可以在物理学中找到。我自己大致理解为，带有能量的微粒在不同磁系中进行组合与重组。有物理学背景的人大概可以将这一比喻信手拈来，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只能说，在英国这种亲密朋友的小圈子非常普遍。于是，像我和茱莉娅，我们可能住在伦敦的同一条街上，偶尔可以同时望见几英里以外乡间的地平线，可能彼此抱有好感，对对方的命运机缘怀有礼貌的好奇，甚至会对彼此的分离感到遗憾。事实上我们只要拿起电话，就能在彼此的枕边和对方互诉衷肠，在每天的橙汁和阳光间享受彼此的早安问候。然而我们各自世界的向心力以及彼此间冰冷的星际距离，却不允许我们保留这样的温柔。
“你们有四个人，”我说，“卡拉什么都不懂，可能信，也可能不信；你稍微知道一点，并且完全不信；科迪莉亚懂的也就那么多，但她虔诚得很；只有可怜的布赖兹赫德，他既了解，又深信，但当他解释的时候，他又表现得很差劲。人们通常会说：‘至少人家天主教徒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我今晚算是看到了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茱莉娅·莫特拉姆。我好多年没见过她了。”
“哦，查尔斯，别再说大话了。我倒觉得你越来越怀疑自己了。”
“哪个茱莉娅？”
又过了几周，马奇梅因勋爵依然健在。六月的时候，我的离婚案尘埃落定，我的前妻随即再婚了。茱莉娅到九月时也将获得自由。随着我们的婚期将近，我发觉茱莉娅越发不满足似的谈论着我们的婚事。同时，战争也临近了。我们谁都不怀疑这一点，但茱莉娅时而温柔，时而疏远，有时还有近乎绝望的渴求，且并非来自任何外在事物。而当她如同一头困兽、意欲冲破因对我的爱而形成的牢笼时，这种渴望瞬间变得阴暗，甚至在短时间内变成了仇恨。
“茱莉娅，我是西莉亚——西莉亚·赖德。看到你在这船上可真好。最近在忙什么呢？今天晚上来喝杯鸡尾酒吧，咱们好好聊聊天。”
我被传唤到了战争办公室，接受面试，然后被登记在紧急征募人员的名册中。科迪莉亚也一样，她的名字在另一份名册中。仿佛中学时一般，名册又一次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切事物都在为“紧急状态”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在黑黢黢的办公室里，没人提及“战争”这个词，它成了禁忌。我们被召集起来，是因为一种“紧急状态”——那并不是一种冲突，因为冲突是出于人类意志的行为。它也不像复仇，或是报应那样清楚而简单。一种“紧急状态”——就像是某种从水下露出来的东西，一只面目不清的怪兽，扑打着尾巴，自深渊而来。
舱梯刚一撤走，她就忙着打起电话来。
马奇梅因勋爵对自己房间以外的事情并不关心。我们每天都为他带去报纸，并打算为他读一读，但他总会把头扭到枕头一边，眼睛随着周遭复杂的图案而转动。“还要继续吗？”“接着念吧，如果你不觉得烦的话。”但他并没有在听，只在偶尔听到熟悉的名字时，嘴里会嘟囔几句“欧文……我认识他，一个平庸之辈”；偶尔也会不着边际地评论两句：“捷克人可是当马车夫的好手，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他的心思远在世界局势之外，他的所思所想，全在此地，全在他的内心之中。除了为生存而孤独地挣扎以外，他再也没有余力去干涉其他纷争了。
“有这么多朋友，”她说，“这次旅行一定会很有意思。今晚我们办一个鸡尾酒派对吧。”
我曾和每天都在他身边的医生说：“他求生的意志真是了不起，对吧？”
一上船，我妻子想的就是旅客名单。
“你愿意这样来解释？我倒觉得这是一种对死亡极端恐惧的表现。”
我温柔的妻子有着英式沉默，洁白、细小又整齐的牙齿，整洁的玫瑰色指甲，女学生一般的天真顽皮以及女学生般的装扮。她时髦的首饰造价不菲，远看却像批量生产出来的；她常挂在脸上的应酬式笑容；她对我的顺从，以及对我爱好的热情；她每天都要给家里的保姆拍电报的慈母之心——所有这些独特的魅力，令她在美国人中大受欢迎。动身那天，我们的客舱里堆满了玻璃纸包装——有鲜花、水果、糖果、书籍、给孩子们的玩具——都是那些她只认识了一个礼拜的朋友送来的。乘务员们往往会像疗养院的护士一样，根据礼物的数量和价值来判断乘客的身价。于是，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视。
“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我们确实回到了两年前的那天，我妻子又泪流满面了。
“哦亲爱的，是的。他不会从恐惧中得到任何力量，你知道的。他就快精疲力竭了。”
“我只是想知道，”我说，“我们是要回到我出国的那天，是吧？”
比邻死亡，他害怕黑暗与孤独，也许是因为它们与死亡有几分相像。他喜欢让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让灯火在几尊镀金的雕像之间彻夜通明。他不想让我们说太多话，而只想自己一个人说，声音又很轻，所以我们常常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我想，对他来说，自言自语也许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声响，这声音可以让他确保自己还活着。他说的话与我们无关，他不为任何听众，除了他自己。
“哦，查尔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不是。都结束了，我早忘光了。”
“今天好点了，今天好点了。我现在能看见壁炉的角落那边，那个清朝人偶拿着他的金铃铛，还有他脚底下，那棵弯弯曲曲的树，正开着花呢。我昨天还看不清楚，以为那个小塔楼也是个人。过不了多久我应该就能看见那桥，还有那三只鹳鸟了。大概还能分清楚，哪一条小路可以通向山顶。”
“你就没想过别的时间点，比如说在那之前？”
“明天会更好的。我们家人都很长寿，结婚却很晚。七十三岁的年纪不算大。我的茱莉娅姑奶奶，也就是我爸爸的姑姑，活到了八十八岁，在这里生，从这里走，一辈子没结婚，看过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后山上燃起的烽火，还总是叫这个地方‘新房子’——他们在育婴室和田地里总是这么叫，不识字的人也能很好地记住。你们现在还能看见那栋旧房子，就在村子的教堂旁边。他们把那块地方叫作‘城堡山’，那块地是霍利克家的，坑洼不平，有一半都荒废了。地里都是荨麻和野蔷薇，把地都耗空了，没法再种。他们把房子的地基挖出来，石头运过来，就盖了这栋新宅子。茱莉娅姑奶奶刚出生的时候，这宅子也都有一百个年头了。所以我们的根就在城堡山的荒地里，在那些荨麻和野蔷薇中间，也在老教堂的坟墓里面，在没有人来唱赞美诗的小教堂里面。”
“什么时候？”我问，“什么停下？我们什么时候停下了？”“当然是你离开的时候。”
“茱莉娅姑奶奶知道那些坟墓，盘腿坐着的骑士啦，穿着马甲的伯爵啦，长得像罗马元老院议员的侯爵啦，都是石灰石、雪花石膏，还有意大利大理石雕出来的。她还用她的乌木手杖敲打过那些带花纹的盾牌，同时老罗杰爵士的头盔就会叮当作响。那时我们家还是骑士，阿让库尔战役之后就被封了男爵，到乔治王朝时更声名显赫。盛名迟来，他却先走一步，男爵的称号倒是可以保留下来。等你们都死了，茱莉娅的儿子就要以这些全盛时代生活的祖先的名号来称呼自己了。那是剪羊毛和种大片麦田的好时候，也是大兴土木的好时候。沼泽都被排干了，荒地也复耕了。等到房子建起来之后，儿子辈在上面填了个圆屋顶，儿子的儿子又在两侧添上了别馆，还在河上建起了水坝。茱莉娅姑奶奶亲眼看着他们筑起了喷泉。喷泉装置运过来时就已经很古老了，在那不勒斯的阳光下晒了两百年，是在纳尔逊时代用军舰运回来的。用不了多久这个喷泉就会干涸，直到雨水再次把它填满，让落叶在池子里漂浮，在湖面之上，芦苇时而伸展，时而紧缩。今天好点了。”
“我很担心这两年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改变。现在我知道，我们可以从之前停下的地方重新开始。”
“今天好点了。我生活得很小心，远离寒风，有节制地食用当季的食物，喝上好的波尔多红葡萄酒，只睡自己的床单。我应该长寿的。我五十岁的时候，他们还叫我从马上下来，要送我到壕沟里。老人留在驻地，命令上这么说，但我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我的邻居沃尔特·维纳布尔斯却说：‘你跟他们中最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壮，亚历克斯。’那时候我确实这样，现在我也是，只要我还能喘上气来。”
“那很好。”
“没有空气，这天鹅绒的帐子下面一丝风都没有。等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奇梅因勋爵说，忘记了繁茂的玉米地和日渐长大的果实，还有饱食终日的蜜蜂，在他窗外炽烈的阳光下，慢慢寻回自己的蜂巢，“等夏天一来，我就下床，坐在屋子外面，这样呼吸也能轻松一点。”
我刮胡子的时候，我妻子在浴缸里说：“就和以前一样，我现在不担心了，查尔斯。”
“谁能想到，这些小金人，他们自己国家的绅士，不用喘气都可以活这么久？他们就像是煤层里的蟾蜍，深居煤矿之下，无人惊扰。天晓得，为什么人们非要大费周章，给我打一个洞？为什么人总要在自己家的地窖里被活活憋死？普伦德，加斯顿，快把窗子打开。”
“欢迎您的光临。”
“窗子全都是开着的，老爷。”
“唉，没什么。”
一只氧气瓶在他身边安装好，有一根长长的管子，一个面罩，还有一个小小的活塞，可以方便他自己来操作。他经常会说：“它是空的，看哪护士——什么东西也没出来。”
“什么？”
“不，马奇梅因勋爵，它完全是满的，看这个玻璃球里面的泡沫就知道了。压力也很足，听，有没有听到咝咝声？试着慢慢呼吸，马奇梅因勋爵，轻轻地吸气，呼气，不一会儿您就会舒服了。”
“我没让人叫我起床，知道吗？”
“像空气一般自由，人家常说什么‘像空气一般自由’。现在他们把空气装在一个铁桶里拿给我。”
当我们身处的这座城市再次醒来，我们都坠入了梦乡。但没睡多久，电话铃响了，一个不男不女的声音兴高采烈地说道：“萨沃伊——卡尔顿——酒店——早上好呀！现在的时间是八点一刻。”
有一次他说：“科迪莉亚，那个小教堂现在怎么样了？”
她又开始懒洋洋地絮絮叨叨，东一句西一句：“花园长得可好了……你种的黄杨树去年长高了五英寸……我从伦敦找了几个工人，把网球场收拾好了……现在一流的厨子啊……”
“妈妈去世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关掉了，爸爸。”
我穿过房间，再一次徒劳地调节散热器的热度。我喝了点冰水，打开了窗户，可伴随着夜晚清凉的空气，隔壁住户收音机里的音乐声也不请自来。我只好关掉窗子，又回到我妻子身边。
“小教堂是她的，是我给她的。我们一直是家族里的建筑者。我建了小教堂给她，就在亭子背阴的地方，用的是老墙后面的那些旧石料。那是这栋宅子里最后一座新建筑了，却头一个被关掉了。直到战争爆发以前，这里还有个教士，你还记得吗？”
“他现在跟强强成了密友。看到他们在一起真是可爱极了。他无论什么时候过来，都是先直接开车去老教区长的房子。他踱着步子，走进来，谁也不理，上来就喊：‘我的小兄弟强强哪儿去了？’然后强强就会歪歪扭扭地跑下台阶，俩人一起钻进小树林，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听他俩说话，你会觉得他们是同龄人。还多亏了强强他才看透那个姑娘的事情。说真的，小家伙可机灵透了。他一定是听到了我和妈妈的谈话，等博伊再来的时候才会说：‘博伊舅舅你别和那个可怕的姑娘结婚，别把强强丢下。’就在当天，博伊拿了两千镑，把事情给解决了，都没上法庭。强强可崇拜博伊了，什么事都要学他。这对他俩都是好事。”
“我那时太小了。”
“没有，我没听说任何关于博伊的事情。”
“后来我走了——留下她在小教堂里祈祷。小教堂是她的，是属于她的地方。我从没有回去打扰她的祷告。他们说，我们是为自由而战，我得到了我的胜利。这能算一种罪过吗？”
“关于他订婚的事。现在没什么了，因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是爸爸妈妈都很沮丧，那是个很糟糕的姑娘，他们最后拿钱才把事情摆平。”
“我想是的，爸爸。”
“是吗？写了什么？”
“为了报复，就要向上天哭喊吗？你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把我锁在这洞窟里面，用一根黑色的管子给我送气，还在墙边放上一些不用喘气的黄色小人吗？你是这么想的吗，孩子？但是风就要来了，也许明天就会来，我们就可以重新呼吸了。讨厌的风，现在倒能让我好转。明天会更好。”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亲爱的。乔治王朝协会那帮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我们又什么都不能做。我写了封关于博伊（博伊·马卡斯特是她哥哥）的信，你收到了吗？”
于是，到了七月中旬，马奇梅因勋爵生命垂危，为活命而进行的挣扎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心力。由于暂时还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迹象，科迪莉亚去了伦敦，找到她那个为“紧急状况”而建立的妇女组织。就在那一天，马奇梅因勋爵的病情突然恶化了。他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喘息非常吃力。只有在他偶尔睁开的眼睛扫视房间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他还没有失去意识。
“那些只是又一片即将被丛林包围的地方罢了。”
“到时候了吗？”茱莉娅问。
“唉，因为太不一样了。你别生气。”
“这很难说，”医生回答，“他要死的时候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但他也可能会从现在的情况中恢复过来。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打扰到他。一点点风吹草动也是致命的。”
“怎么会呢？”
“我要去找麦凯神父。”
“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呢。我已经答应了安克雷奇夫人，说你一回来就会去安克雷奇宅邸那边。那栋房子也快拆了，你知道的——之后只会剩下下面的商铺和上面两居室的公寓了。查尔斯，你有没有觉得那些充满异域风情的画会毁了你？让你画不了这些建筑方面的东西？”
我并不吃惊。我看得出来，整个夏天，她想的就是这个。当她出发之后我对医生说：“我们必须制止这种胡闹。”
“经历了在嗡嗡作响的蜂群中作画，”我说，“还有头顶上烤人的太阳把画纸都烧焦了的日子，我想我去公共汽车顶上画画也没问题。我想教区牧师大概会愿意借那个地方来开惠斯特牌大会的。”
他说：“我的责任在于病人的躯体。至于病人究竟是活着好还是死了更好，或者死后发生什么，这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能尽力让他们活下去。”
“而现在你可以在那里工作了，不是吗？”
“但你刚才说，任何惊动都有可能杀死他。还有什么会比像他这样怕死的人，看到有人把神父带进来更糟呢？何况这个神父还是他有力气的时候赶走过的。”
“我还挺喜欢那座谷仓的。”我说。
“我想这也许会杀死他。”
她向我展示那篇文章：“建筑方面是形式优美、令人愉悦的范例……约瑟夫·埃姆登爵士匠心独运，将传统素材运用于现代需求……”上面还有一些照片，泥土地面现在已经被宽大的橡木地板覆盖，北面的墙上高高地开了一扇石质凸窗。此前藏在阴影中的巨大木房顶现在显露出来，横梁之间涂着洁白的灰泥。整栋建筑采光良好，看起来像是一座村庄礼堂。我还记得那地方的独特气息，不过想必现在也荡然无存了。
“那你会阻止吗？”
“我把谷仓改成了工作室，这样你就不必被孩子们和客人打扰。我请埃姆登做的设计，人人都觉得改造很成功。《乡村生活》上还有篇文章专门写它呢，我拿给你看看。”
“我没有权力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我只能给出我的观点。”
“是吗？”
“卡拉，你觉得呢？”
过了一会儿她说：“急着回家吗？（我父亲给了我可以买下一套房子的钱作为结婚礼物，我在我妻子老家买了教区长之前住的房子。）我有个惊喜给你。”
“我不想让他不开心。现在我唯一期望的，就是他能毫无知觉地死去。但我也希望这里能有个神父在场。”
我妻子似乎对这个答案感到满意。她六年前同我结婚，那时我刚办了自己的第一场画展。从那时起，为了增加我们的收益，她做了许多事情。有人说是她“成就”了我，但她只承认自己为我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她对我的天赋和“艺术气质”充满信心，并且坚持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悄悄做事，等于没做”。
“那么你能劝劝茱莉娅，让她等到最后，再让神父进去吗？等到他不会再对马奇梅因勋爵造成伤害？”
“没有。我没有在爱什么人。”
“我会让她尽可能保证亚历克斯开心的。我会的。”
“你知道我没有。你呢？”
过了半小时，茱莉娅带着麦凯神父回来了。我们在藏书室里集合。
“不想。有吗？”
“我已经给布赖德和科迪莉亚拍了电报，”我说，“我希望在他们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要做。”
“你一点也不想知道我在这段时间有没有爱上别人吗？”
“真希望他们在这里。”茱莉娅说。
“一点也不。”
“你不能独自承担这些责任。”我说，“我们其他人都不同意。格兰特医生，告诉她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话。”
“今天见面你一点也不害怕吗？”
“我刚才说的是见到神父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置他于死地。倘若不见神父，他还有可能从这次发作中恢复过来。作为他的医生，我反对一切可能对我的病人产生惊扰的行为。”
“不，”我说，“没有。我看得出来你没变。”
“卡拉？”
“好吧，可我现在觉得你变了。我一点也没变。”
“茱莉娅，亲爱的，我知道你是尽全力为他好，但你也知道，亚历克斯已经不再是信徒了。他总是在嘲笑那些东西。他现在已经这么虚弱了，我们不能利用他来让我们自己心安理得。如果麦凯神父在他丧失意识的时候再去看他，那他还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得到安葬，这样可以吧，神父？”
“你自己都说了，我一点都没变。”
“我再去看看他的情况。”医生说着离开了我们。
“查尔斯，你不会不再爱我了吧？”
“麦凯神父，”我说，“你知道上次你来的时候马奇梅因勋爵是怎么问候你的。你觉得他的态度现在有可能转变吗？”
“确实有这个危险。”
“感谢上帝，有赖于神的恩典，这依旧可能。”
“但你要是变了，就有可能不爱我了吧。”
“或许，”卡拉说，“你可以趁他睡着的时候偷偷溜进去，给他念念赦免文，他不会察觉的。”
“改变是活着的唯一证据。”
“我见过许多男人和女人的临终之时，”神父说，“在最后，从没有人不希望我在他们身边。”
“你想要改变吗？”
“但他们都是天主教徒，而除了名义上，马奇梅因勋爵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教徒——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很多年都不是了。他是个嘲笑天主教的人，卡拉是这么说的。”
“是，恐怕是没有变。”
医生回来了。“没有什么变化。”他说。
“我觉得你一点都没变，查尔斯。”
“唉，医生，”神父说，“我怎么会惊扰到什么人呢？”他转过他那张温和、无辜、平静的脸，先是望向医生，然后又朝我们看过来，“你们知道我要做什么吗？那件事很简单，完全没有表演的成分。我没有穿特别的衣服，你们能看到。我只是这个样子走进去，他看过我的样子。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只是去问问，他是否对自己的罪感到遗憾，我希望他能发出一点点信号，表示肯定。不管怎样，我希望他不要抗拒我。然后，我就会祈求上帝宽恕他。再往后——虽然不是必需的——我会给他涂油。这没什么，只是用手指碰一下，就是从这个小盒子里取的油，看吧，没什么会伤害到他的。”
然后她就知道我想要什么了。做那种事，她同样有整洁卫生的办法，但在她表示欢迎的脸上，同样也浮现出宽慰和获胜的神情。完事之后我们躺在各自的床上，相隔一两码远，抽着烟。我看了看表，现在是四点钟，但我们都不想睡觉。整座城市充满神经衰弱的气息，但这里的居民却误以为这是精力充沛。
“哦，茱莉娅，”卡拉说，“我们该怎么说呢？我去和他谈谈吧。”
“不，”我说，“先不要。”
她去了中国客厅，我们默默地等着。我和茱莉娅之间，仿佛隔着一堵灼人的墙。过了一会儿，卡拉回来了。
这是个熟悉的说法，但我并不喜欢。她的意思是说她要卸掉妆，涂上油脂，在头上罩上发网。
“我想他没有听到。”她说，“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和他说。我说：‘亚历克斯，你记得那个从梅尔斯蒂德来的神父吗，他之前来见你的时候，你太不守规矩了。你让他觉得很难过，现在呢，他又来了。我希望你能看在我的面子上，见一见他，和他交个朋友。’但他没回应我，如果他已经没有知觉了，见一见神父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吧，医生？”
她说着，一边脱掉衣服，努力表现出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然后她坐在梳妆台前，用梳子梳着头发，赤条条的脊背暴露给我，眼睛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要不要收拾好脸再上床？”她说。
茱莉娅一直默默地站着，这时候却走上前来。
“强强没少念叨你。他每晚都在祈祷你平安回来。”
“感谢您的建议，医生，”她说，“无论发生什么，责任全部由我来承担。麦凯神父，请你现在去看看我的父亲吧。”然后她领着神父走进房间，没有再看我一眼。
“随便吧。”
我们全都跟在后面。马奇梅因勋爵和我今天早上见他时一样，躺在床上，但现在眼睛已经闭上了。他双手摊开，掌心朝上，放在被单上面。护士的手指放在他的手腕上，摸着他的脉搏。“进来吧，”她轻快地说，“你们现在不会打扰到他。”
“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你不觉得这很可爱吗？既然强强也有伴了，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就不要再生孩子了，你觉得呢？”
“你是说……”
“看在基督的分上，”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叫他？”
“不，不，他只是什么都察觉不到了。”
“你儿子啊，亲爱的。你不是把他也给忘了吧？”
她把氧气设备凑到了他的面前，床畔只剩下气体逸出时发出的咝咝声。
“谁？”
神父向马奇梅因勋爵俯下身，为他祈福。茱莉娅和卡拉跪在床脚，医生、护士还有我则站在他们身后。
“一张十五先令的图书代购券。既然强强现在有了个伴……”
“现在，”神父说，“我知道你对自己一生的罪恶都充满悔意，对吗？如果可以，请示意一下，你后悔了，对吗？”但是病人并没有任何表示，“试着记起你的罪，去告诉上帝你的悔意，我会为你乞求宽恕。当我向上帝乞求的时候，告诉上帝你对自己的冒犯深感悔恨。”他开始说拉丁语，我听出他说的是“我以天父的名义赦免你……”，然后看到神父画了一个十字架，这时我也跪了下来，祷告道：“哦上帝，如果真的有上帝，请你原谅他的罪过，如果世间真的有罪过。”这时床上的人睁开了眼睛，叹了口气，那正是我想象中人之将死时会发出的叹息。但他的眼睛还在转动，表明他依然活着。
“伯莎·范哈尔特可是出了名的狡猾。送了什么？”
这时我突然渴望他有所表示，仅仅是出于礼貌，或仅仅是为了我爱的那个女人，她跪在我的前面，不停祷告，我知道她也只是为了一个表示。人们祈求的东西似乎微不足道，仅仅是对一份礼物的确认，在人群中轻轻点点头。我的祈祷更简单：“请上帝宽恕他吧。”还有，“请上帝让他接受你对他的宽恕。”
“我让伯莎·范哈尔特做孩子的教母。我以为她准能送孩子件不错的礼物。你猜她送了什么呢？”
祈求的只是这样的小事。
“啊！”
神父从口袋里取出小银盒，然后又开始说拉丁语，并且用一团蘸了油的东西碰了碰这个将死之人。他完成了他要做的事，随即把盒子收好，开始为他做最后的祷告。突然，马奇梅因勋爵把自己的手移向前额，我以为他感受到了圣油的存在，想把它擦掉。“哦，上帝啊，”我祈祷道，“别让他那么做。”但没有必要担心，他的手又慢慢移到胸前，移到肩膀，慢慢地画了个十字。然后我明白了，我所祈求的并非微不足道的东西，并不是人群中的点头致意，我想起了童年时曾听过的一句话：“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当然是随查尔斯了。”
结束了。我们站起身，护士走回到氧气瓶跟前，医生俯下身查看患者。茱莉娅小声对我说：“你能替我送麦凯神父出去吗？我要在这里待一会儿。”
“弄丢了一些，不过我还挺清楚地记得，你告诉我你梦见果园里长了一株水仙花，还有什么保姆是颗宝石，还说发现了一张摄政时期的四柱床，但我真的不记得你的小姑娘叫卡罗琳。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到门外，麦凯神父又变回了那个单纯而友好的人，和往常并无二致。“好吧，现在，这对我来说是件美好的事。我一次次地见证这样的事情发生，魔鬼总是会负隅顽抗到最后一刻，但上帝的恩典始终是浩荡无边的。我想你不是个天主教徒，赖德先生，但至少你会对女士们得到了宽慰而感到高兴吧。”
“我觉得你都没读我的信。”那天晚上她说。在经历了晚餐聚会和几个小时的卡巴莱之后，我们终于单独坐在了宾馆的卧室里。
在我们等待司机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神父应该为他提供的服务得到报酬，于是只好狼狈地询问他。“哦，不必为此烦恼，赖德先生。这是一种荣幸。”他说，“但你赠予的任何东西，都会令我们这样的教区为之受益的。”我发现我的钱包里还有三英镑，于是都给了他。“哦，这太慷慨了。上帝保佑你，赖德先生。我会再来拜访的，不过我觉得那个可怜人应该不久于人世了。”
她没有加入这次探险，她向朋友们解释说那些国家不适合她去，况且还要在家陪伴儿子。现在还多了个女儿，她说道。这时我才想起在我出发前提到过的这件事，这也成为她留在家里的又一个理由。这件事，她在信里也提过几次。
茱莉娅一直守在中国客厅，直到傍晚五点，他的父亲去世。这也证明了那场在医生与神父之间展开的辩论，两人都是正确的。
“好久不见。”我们见面时，她深情地说。
接下来，我来说说我和茱莉娅之间最后的只言片语，也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记忆。
在欧洲，我妻子有时会因干练活泼的穿着和引人好奇的清爽整洁而被误认成美国人；而在美国，她却表现出英国人的温柔含蓄。她在我之前一两天到达，我的船靠岸时她正在码头等着。
她父亲去世时，她在遗体旁边停留了几分钟。护士来到隔壁，向我们宣布这个消息。我透过敞开的房门看到她正跪在床脚，卡拉坐在她身旁。过了一会儿，两个女人一起走出来，茱莉娅对我说：“不是现在，我要送卡拉回她的房间，我们稍后再谈。”
都是些漂亮话，但是如此大费周章，却全无真实可言。我的妻子远渡重洋，来到纽约和我见面。看到我们离别的成果正在代理人的办公室里陈列着，她说了一句话，倒是很好地概括了这些东西：“我当然觉得它们非常杰出，甚至美得有些危险，但不知为何，我觉得它们并不完全是你自己。”
当她还在楼上的时候，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亚从伦敦赶了回来。最后我们悄悄地见了一面，就像是一对年轻的恋人。
但尽管与世隔绝，长期逗留于陌生世界，我却仍有未变之处，尽管只是一小部分，我却假装自己全无变化。我把我在热带用的装备连同这两年的经历一同丢弃，像我出发时一样回到了纽约。我收获颇丰——十一幅油画，五十多幅草图。最后我在伦敦办了一次画展，许多惯以居高临下姿态示人的艺术评论家也不得不配合我的成功，赞扬我作品中全新而更加丰满的意境。他们中最受敬重的人写道：赖德先生像一尾活蹦乱跳的年轻鲑鱼一样，在新的文化环境下汲取了全新的能量，冉冉升起，强有力地展现出自己所具有的巨大潜能……通过直白传统的技法，将典雅与博学聚焦到原始的混乱之上，赖德先生最终找到了自我。
茱莉娅说：“就在这阴影里，在这个楼梯的拐角——我们用一分钟来说再见吧。”
我并没有刻意与英国那边保持联系。我按照当地人的建议去旅行，没有固定的路线，所以寄给我的邮件大多数都没有收到，剩下的则积攒起来，直到超过一次能够读完的数量。我过去常把一捆信塞进包里，等到有兴趣的时候再拿出来读，通常是在并不适合读信的状态下，譬如摇摇晃晃的吊床上，在帐子底下，借着一盏防风灯的灯光；或是顺河流而下时，躺在独木舟的船腹之中，由船尾男孩们替懒散的我把船划离岸边，昏暗的河水跟在身后，绿树罩在我们头上，形成一片绿色的阴影，猴子在日光里发出尖叫，穿梭在高处的繁花之间，仿佛在森林的屋顶上跳跃；抑或在热情主人的农场游廊上，冰与骰子的撞击声在耳畔回荡，一只山猫正躺在平整的草坪上，玩自己的链子——这些时候，那些信件都是如此遥远，以至于其间的声音似乎并无意义。在心头一闪而过，信里的事端便再无痕迹。就如同在美国的火车上，萍水相逢的旅伴随意谈起的自身经历一般，旁观者大可不必挂心。
“过了那么久，只说这一句话吗？”
于是，在经历了几个缓慢且不易的阶段后，我游历了墨西哥和中美洲，那里有我所需要的一切。离开公园和厅堂，竟然使我恢复了活力，并且找回了自己。这里的宫殿内部早已破败，修道院周围杂草丛生，吸血蝙蝠悬挂在废弃教堂的圆顶上，好似一个个豆荚。唯有蚂蚁声势浩大、无休无止地在装饰华丽的长椅间挖掘着隧道，而这些都成为我灵感的源泉。城市间并没有道路连接，坟墓间有一个患有疟疾、孤独的印第安家庭，正在冷雨中寻求庇护。在巨大的体力消耗、病痛不断、偶遇危险的情况下，我为《赖德的拉丁美洲》画下了最初几幅作品。每隔几周，我都会休息一下，到旅游区或商业区休养身体，建起画室，按照草图完成画作，心情忐忑地把成稿封装打包，寄送给我在纽约的代理人。随后带上我的小随从，再次走进废墟。
“你知道了？”
为了寻找这种逐渐逝去的灵光，我出了国，像奥古斯都时期一样，载满我这个行当所需要的各种工具，在异域风情中生活了两年，以恢复自己的状态。我没有去欧洲大陆，欧洲大陆的珍宝是安全的，太安全了，被束缚在襁褓里，由专家照料。欧洲可以再等等，我觉得我还有其他时间可以遍访欧洲。我想，岁月催人，用不了多久，我就需要找一个人帮我携带画架，背着颜料了。那时我不会再冒险，不会从高档酒店走出来，去游览路程超过一个小时的地方；我需要终日温暖的微风以及柔和的阳光；那时我会把自己苍老的目光投向德国和意大利。而现在，既然我仍拥有力量，我就应该去那些人们抛弃了其据点、而丛林又慢慢夺回了主导权的荒蛮之地。
“从今天早上，在今早之前，今年一整年，我就知道了。”
我出版了三本精美的对开本画册——《赖德的乡间别墅》《赖德的英式住宅》以及《赖德的村落与乡下建筑》，每种都以五个基尼的单价卖掉了上千份。我很少令人感到不悦，因为我与客户之间没有什么冲突，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一致的。但随着时光飞逝，我开始哀悼某种东西的逝去。那是我在马奇梅因宅邸的客厅初次体验，自此之后只感受过一两次的强烈、专一且并非努力就能完成的信念——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灵感。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哦，我亲爱的，我只希望你能明白。这样我就能忍受分别，或者说，可以更好地和你分开了。我的心已经碎了，如果我相信有心碎这回事的话。我不能和你结婚了，查尔斯，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了。”
正值经济萧条，许多画家因此失业，这促成了我的成功，却也是时代衰落的先兆。一旦泉水干涸，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寻求海市蜃楼来解渴。在第一次画展之后，我被邀请到全国各地，为那些即将被遗弃的建筑留存纪念。实际上，我常常只比拍卖师早几步抵达那里，堪称是厄运的先兆。
“我知道。”
甚至可以说，和伟大建筑师的作品相比，我更偏爱那些在静默中矗立了几个世纪的建筑，它们将每个时代最好的东西捕捉并保留了下来，同时借时间之手，磨掉了艺术家的自负和小市民的粗鄙，修复了平庸工匠的笨拙与乏味。这样的建筑在英国比比皆是，而就在最近这十年里，英国人似乎才幡然醒悟，注意到了这些自己曾视若无睹的庄严之物，于是在它们即将消失不见之前，向其成就致以敬意。因此，我的成功远非因为我的成就。除了技法愈加娴熟，对自己的主题保持热情，以及与流行观念保持距离外，我的工作倒也没什么可称道之处。
“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与科迪莉亚谈话的夜晚之后，一晃就是死寂般的十年。我不得不在一条表面上充满了变动与事端的路上走下去。这段时间里，我都不再像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时那样充满活力了——除了画画的时候偶尔会活跃一些，但其间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认为我丧失的是青春，而不是生活。我的工作支撑着我，因为我选择了我可以做好的事情，一天一天，越做越好，并且乐在其中。顺带说一下，当时是没什么人愿意做这份工作的。我成了一名建筑画家。
“你打算怎么办？”
这些成为我生命本身的记忆——因为除却过去，我们其实一无所有。它们时时伴随着我，像圣马可教堂的鸽子一般，无处不在。鸽子在我的脚边，或独自或成对地发出悦耳的咕咕声，聚集在一处。它们点着头，昂首阔步，眨着眼睛，梳理着脖颈间柔软的羽毛，如果我站立不动，它们偶尔还会在我的肩上逗留。直到突然间，正午的枪声传来，它们扑棱着翅膀飞走了，人行道上空无一物，而天空却因这躁动的鸟儿而变得灰暗。那便是战时的清晨。
“就继续吧——一个人。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呢？你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会哀伤一生的人。我总是很坏，也许我还会继续坏下去，再接受惩罚。但我越是坏，就越需要上帝。我没办法拒绝他的怜悯。如果我要和你生活，我就要抛弃他。一个人只能看得清眼前的一步，可今天我看到的事情，是无法得到原谅的——就像小孩子在教室里犯了大错，老师拿他没办法，只能让妈妈来处理——而我正在做的，正是那样的坏事，可我还没有那么坏，去在上帝面前，树立一个对手与他匹敌。为什么是我要来承担着一切，而不是你呢，查尔斯？也许是因为妈妈、婆婆、科迪莉亚、塞巴斯蒂安——也许还有布赖德和马斯普拉特夫人——还在祈祷的时候保留着我的名字。也许是因为，我早已和上帝之间订下了契约，如果我能放弃一件我朝思暮想的事情，那么无论我有多坏，他都不会在最后赐予我绝望。”
我生命的主题是记忆。在战争时期某个灰暗的清晨里，它们长着翅膀，在我头顶盘旋。
“现在我们都是孤身一人，我也没办法，求得你理解。”
第一章
“我不想让你轻巧地活着，”我说，“我希望你心碎，但我能理解这一切。”
第一章 暴风雨中的孤儿
雪峰已经崩塌，山坡上空无一物。最后的回音消失在白色的坡上，新的土丘闪着光，留在静默的山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