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怎样说好话和增加酬金，保姆也气冲冲地要走。
不管我们怎样解释幺姑的从前，保姆总是不相信。
幺姑一连气走了四个保姆。她似乎已经变了，从那团团蒸汽中出来以后就只是形似幺姑的另外一个人，连目光也常常透出一种陌生的凶狠。我对此不寒而栗，怀疑这不过是造物主的险恶阴谋，蓄意让她激起一切人的厌恶，把人们对她的同情统统消灭掉，非如此不离开人间。我感到这个阴谋笼罩天地，正在把我死死地纠缠，使我无法动弹，只能一步步顺着阴谋行动下去，却不知将走向何方。一只乌鸦总在窗外叫，一只蝴蝶总是飞入窗口，一个卖冰的老汉常常朝门里探一下头，这一切隐含着什么意义？上天的神秘启示，我无法猜破。
而现在她爱上猪肉了。热腾腾的猪肉端上来，她立即精神大振，贪婪地大口咀嚼，油水从嘴角挤出来，落在衣襟上却不自知。她还老埋怨我们不给她吃肉，舍不得花钱，对她太小气，又反复声明她一个老家伙是吃不下多少的。更令人难堪的是，她住医院那一段，她总是控诉保姆偷吃了她的猪肉，我们送去的猪肉她全没吃到——其实连邻床的病友也笑着证明，她确实是吃了的。不用说，保姆气得整日拉长着脸，有时还偷偷抹眼泪，说从未见过这样难侍候的刁老婆子。
也许，幺姑在蒸汽中那个反倒好了。我一想到这点就怵然心惊，就想去洗菜或扫地。其实老黑在一个月零三天前就说过类似的话——一个月零三天，就是我与老黑的区别么？
她近来很能吃，一餐三碗米饭，还要大块大块地吃肉，尤其对肥肉，可以像吞豆腐一样顺顺溜溜。这使我很奇怪。她以前从不吃猪肉，还说当年小镇上常挂着几颗示众的人头，待绳子腐烂，人头就跌落在地，被猪猡啃得滴溜溜地转，四下里滚去，不时滚到幺姑门前的水沟里。她说从那时起，她一见到猪肉就胸闷欲吐。
幺姑打了个嗝，扭着眉头，说猪肉一点味道也没有，最好是弄点火焙鱼来吃。
她又随手一捶，捶得桌面咚的一声如惊雷劈顶，留下余音嗡嗡嗡，搅得我脑袋里乱糟糟的，各种部件都裂缝和错位了。
我估计她又会这样，决计装作没听见。
“肉！”
“要加饭吗？”
“想吃什么菜？”我征求她的意见，努力保持自己的镇定，不去思索她口角的白沫。
“火焙鱼。”
她又在催饭，可我看看手表，其实还不到十一点。
“要不要点白菜？”
“不是。我饿了，饿呀。”
“火焙鱼呵，寸把长的。”
我需要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幺姑躺在家里，又咚咚地开始捶打着床边的小桌了。我赶紧找尿盆，还有小孩们常用的那种尿片，刚被烤得暖烘烘的。
妻子坚持不下去了，接上她的话头，把嘴凑到耳边：“火焙鱼，没有卖——”
我知道她用钱倒是不算小气，至少在很多时候是这样。可我不需要钱。
“有买？那就好，那就好。”
“没钱到姐儿们这里来拿。在抽屉里。门钥匙在老地方。”她补上这一句就把话筒挂了。
“没——有——卖——”
“活着。”我回答得居然不怎么理直气壮。
“没得卖？诳讲。太平街有，我去买过的，你们去看看，就在那个太平街呵。”
“她还活着？”
“那是老——皇——历——”
“你也不问问幺姑？”
“你们多跑几趟呀。毛佗，你莫舍不得钱。幺姑人老了，吃不了好多的。你莫舍不得钱。你们要帮助我呵，你们要学焦裕禄呵。呵？”她好像看透了我的什么心思，诡秘地笑了笑，看我们将如何无地自容。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还有事？”
然后，她斜靠在床上，闭了眼，昏昏睡去，不一会就发出轻轻的鼾声，吹得嘴皮蜂翼般地震颤。她脸上有鲜鲜红润，几乎要斑斑点点地渗出皮层。
“好像不是。”
我还是买来了火焙鱼，蹬得自行车的踏脚螺丝都掉了，在街上又撞倒一个人，还同他大吵了一架。但不出我所料，这还是不会令幺姑满意。她先是说鱼里没放豆豉；待妻子加上豆豉，她又说少了大蒜；待妻子加上大蒜，她又说少了盐；待妻子加上盐，她仍然只是随意戳几筷子，就放下了，照例眉头打结，闷不吭声。问她为什么，她嘟哝着说，还是先前的火焙鱼好吃，哪像今天这些木渣渣？这一定不是在太平街买的，一点味道也没有。
我找到她时，电话有故障，她的声音微弱得像来自月球。“……珍嬃？是发粮票查电费的黄婆婆吧？”
那时候她确实常去太平街，有时为了买到我最爱吃的臭腐乳，为了买到老黑最爱吃的火焙鱼，她撑着破雨伞，一去就是半天，哪怕走得自己头昏眼花偏偏欲倒——为的是省下八分钱的公共汽车票。她对太平街的好感刻骨铭心。
她的门上钉着很多留言条，落款者有姓张的，姓马的，姓M的等等。一个提着大旅行皮箱的大胡子守在门边直瞪我，似乎我根本没有权利在这里搓手和皱眉头。我只好知趣地离开。
她对火焙鱼的猜疑转化为极度不满，尤其是对妻子的警觉。妻子去帮助她大小便，她绷着一张脸，手脚都僵硬，暗中运力，决计不从，直到一不留神把屎尿大大方方拉在床上，弄得家里的烘架又丰富厚重一次，妻子手忙脚乱大口喘气。如果换上我去，情形还好一点，她脸色较为开朗，有时还笑一笑，只是接受大便前复杂的按摩程序时有点撒娇，一个劲地哼哼。妻子偷偷说，是不是因为她过早守寡，对男性还有一种撒娇的欲望？
她果然再没有来病房。我去学校找过她，想问一问她是否听说过一个叫珍嬃的人，因为幺姑近来经常叨念着这个名字。
当然无法知道。
不过她不会在乎幺姑的好恶。正如她从不在乎什么领导，说不上班就不上班，说不开会就不开会，连请假条都没有。她也不在乎公园告示牌，带着她那个班上的中学生偷花，偷橘子，偷小卖店的饮料，乐得一派天真眉飞色舞，而且一次游玩如果没有这类冒险，就简直他妈的味同嚼蜡。她满口粗话却让孩子们觉得很开心，很崇拜，很迷恋，一个个不叫她“老师”而叫她“老黑”或者“黑姐姐”，把她当成了黑社会的巾帼老大。她几乎同所有的同事吵过架但又交友众多，交际圈覆盖到作家、画家、导演、歌星、高官子弟，外国的白人或者黑人。这就是她不会在乎幺姑也不会在乎上述所有人的资本——她经常宣布社会太肮脏，号称她每天回家都洗澡，于是湿淋淋的头上支着许多夹子，像一根狼牙棒。
我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我忙得顾不上她的时候，她就时常烦闷地敲打桌子。日长月久，大概敲得很顺手，很熟练，很惬意，大概感觉到自己能制造出可爱的动静，她就越敲越频繁，越敲越粗重。小桌原有一层黑漆，居然被她敲溶了一块，露出桌面白生生的本色，像鼓面由鼓脐向四周辐射出鼓芒，形成一个多角状的闪光体。到后来，连闪光体都被她敲得微微塌陷，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木色混沌的扁盆。我十分惊异，她那只瘦硬的手，一根竹节般的骨头，竟有如此坚强，能把木头都敲得塌陷，而自身却不曾有一丝消融。嘣，嘣，嘣，嘣——我觉得这声音越来越肿大，越来越老辣，带着血腥味充塞于天地。
幸亏幺姑耳聋，不知她嘴里喷吐出一些什么，否则根本不用等到进浴室，脑血管早就啪啪啪爆裂千万次无疑。
敲得我们的房门引人瞩目了。开始还只是有人探探头，或者敲敲我们的窗子，或者在楼下大喊我的名字，表示不能忍耐这种肆无忌惮的噪音。当他们知道这是根本无法阻止的必然存在时，也就只能横眉撇嘴地将就了。他们还是可以过他们的日子，吃饭，浇花，做藕煤，修自行车，搭个油布棚办丧事，或者打扑克麻将——几位老人为了凉爽总是抬着牌桌追随大楼的阴影，一天下来，几乎由西到东骨碌碌转了一个圈。设想某一天，牌桌边少了一位常客，再也见不到了，我就会相信那是旋转的离心力把他甩出去了，甩到那边办丧事的油布棚里去了。
现在她根本不愿谈起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包括她的父母，那两个吊死在一根绳子上的老干部。没意思啦，别烦我好不好？她眼下只愿意谈谈钱，谈谈男人和女人。她可以旁若无人地闯进客厅，不管在座的有什么人，单刀直入各种咸味话题。她评论起女士的眼睛、鼻梁、脖子、胸腰、手足、屁股，无微不至，常有独特心得，先领男人的神会，于是有时搔搔头自嘲：“真好笑，你们看我这眼光——我简直要成个男人啦。”接着她又可以大谈男人，一直谈到男人也无法谈到的水平，再洋洋自得地取笑诸位面红耳赤的听众：“不行，不行，你们男人的神经太脆弱啦。受不了吧？好，换个频道，谈别的。”
房管所来了人，把这栋老砖楼房里外看了看，判定为危房，开了个什么单子，计划加以整修。我暗自歉疚，总觉得几十户房子的破损全是我家嘣嘣嘣敲出来的。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次她从城里返回乡下知青点去，说是要磨炼革命意志，故意不坐车，准备花十天时间独身长征。这个消息真把我们吓坏了。我们接到电报后上路接了三次。最后一次，从村里跌跌撞撞迎出去五十多里地，才在一片白雪茫茫的大山里，发现公路尽头一个隐约闪动的黑点——她身穿破棉袄，几乎挪不动脚了。她当时扑到我的怀里放声大哭。
我开始脱头发，每天早晨醒来，枕上都有稀稀散散的青丝，拢起来足有一小撮。我也开始喜欢戳老鼠洞，围着楼房机警地巡查，竹竿火钳一齐用上，还叫妻子挽起袖子帮忙，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大干。而且我开始更多地与别人吵架。那天国骏来找我，头发光亮亮的，照例说起他们单位里糟糕的官僚主义。我本来想附和他，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一定是猜到了这一点才说得口若悬河长驱直入，把瓜子嗑得那么响亮。可我一开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我说民主真他妈的可笑，说民主不就是群氓压制天才吗，说开明的皇帝比浅薄的民主要好上一万倍，不是吗？……我说这些的时候，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似乎早就看出了他根本考不上研究生，也无法买到他渴望的进口电视机。
她冷笑一声，瘦肩一耸一耸，笃笃笃地冲走了，从此再也没来过病房。我知道，她这几天大汗淋淋地帮着幺姑擦身喂饭塞尿盆，甚至对邻床的陌生病人也有求必应，是真的。但她不会再来了，也将是真的。她什么时候想起幺姑来大哭一场，同样会是真的。动情和无情，在她那里都很真实。可真实地杀人也值得把下巴一挺一挺么？幺姑是她的奶妈和保姆且不去说，她以前的手表，以前的毛衣，还有当知青时往返城乡的路费，也全是幺姑给的，但现在她居然视感恩报德为庸俗可笑，甚至还可以说出大篇深奥哲学来证明自己无懈可击，就像平时谈起气功，谈起声乐，谈起性，总要居高临下地灌来几句“你不懂”。然而现在根本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把这件事打扮成一个理论问题，就不那么真实了。她不必自居侠女地把香烟抽得那么老练。
国骏脸色发白，惊慌地走了，连伞也忘记带走。妻子瞪了我一眼，收拾着茶杯和烟灰缸，责怪我何苦要同客人这样争吵。
“那不叫杀人，叫安乐死。”她耸耸肩，“你爱听不听。这事反正与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指望我帮你什么。对不起，我根本不会帮你。看在青梅竹马的分上，我这是为你好。”
“我同他吵了吗？”
“对，是这个意思。”
“怎么没吵？你看国骏都气成那样了。”
“但一个伪善者总比杀人犯好吧？”她倒替我说了。
“国骏？你说国骏？他刚才来过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是说我伪善？好吧，伪善就伪善……”
嘣，嘣，嘣——幺姑又在敲打桌子，还有娇声娇气的呼唤。我立即异常灵活地去拖便盆和扯下烤得暖烘烘的尿片。
“你明明听懂了，装什么孙子？”她冷笑一声，“你也明明知道，她这样活一天就是受罪一天，但你就是要让她受罪。为什么？因为你要博一个好名声，你要别人说你孝顺，善良，有情义，思想觉悟高。是不是？你要把你的善名建立在她痛苦的基础上。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做人做到这一步，累不累呵？”
一阵忙乱终于过去，家里沉静下来。妻子悄悄把头靠在我肩头，想说什么。
我的心差点变成了一个空洞，每个细胞几乎都砰然爆炸，“你在说什么？”
“去看看炉子吧。”
“我们弄出个自杀的现场，根本不成问题。”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先睡。”
老黑说过：“幺姑么？—— must die！”她冲我挺了挺下巴：“她这样活得太受罪。让她结束，绝对人道。”
她轻轻叹了口气：“幺姑这是在讨账。”
她哈哈浪笑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她就不会老去？在暗香袭来的全身洋货里，她的身体是否也将要长出皱纹和粉鳞？
“讨账？”
老黑也有两条很好看的腿，还曾逼着我评点这样的腿，追问我为何面对这样的宝贝居然不犯错误。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她甚至在我裤裆摸了一把，检查我的生理，显得特无耻。
“铭三爹说的，她先前给了别人多少恩，现在就要给别人多少难。一笔笔都要讨回去的。这叫讨账瘫，是治不好的病。”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幺姑的身体。这条白色的身影让我感到陌生、惧怕、慌乱，简直不敢上去碰触。好像从未做过母亲的这位女人，还有一种处女的贞洁不容我亵渎。一瞬间，我脑子里掠过幺姑年轻时的模样。我看过她的一张照片，黄斑交叠的那种，上面隐隐约约有几位妖娆女子，抹了口红，穿着旗袍，踏着皮鞋。我很难辨认出谁是她，很难知道那口红和旗袍联系着另一个怎样神秘的世界。她们不也有过青春吗？是不是也有过爱情乃至风情万种？
“还有香烟吗？”
我突然发现她少一只手，定神细看，那只手却还在。我使劲地挥赶着蒸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铭三爹说，没讨完账，她不会死的。”
然后我看见了软软的手臂，其实只是裹着一圈老皮的两节瘦骨。老皮并不很粗糙，倒是有一层粉粉的细鳞，如同冬蛇的一层蜕皮。然后我又看见了散乱头发，太阳穴和眼窝都深深下陷的脑袋。这种下陷，连同偌大一个突出的口腔，使整个脑袋离未来的骷髅形态并不太远。她的头发湿淋淋地结成片，还带着肥皂沫，向一边拥去，发根处暴露出白白头发，使人突然觉出女人的神秘全在于长发，而她们的头皮同样平常以至粗陋，与光头莽汉们并无多大差别。然后，我又看见了一个平瘪的胸脯，肋骨根根块块地挺突，大概用不了多久，就能把薄薄的胸皮磨破。两颗深色乳头马马虎虎地挂在骨壳子上，大概是一种长期等待孩子吸吮的希望，使它们伸展得如此瘦长，而现在终于绝望地低垂。顺着骨壳边沿塌下去的，是裤带勒出的深浅肉纹，是空瘪的腹腔，还有两轮陡峭山峰般的盆骨。倒是小腹圆鼓鼓的，拖累得整个腹囊下垂，挤压出一轮轮很深的皱折。我当然还看见她腰间几处伤疤，看见了她尖削臀部的一个锐角侧面，还有稀稀的阴毛，从大腿缝中钻出来，痉挛着向四处张扬。令人奇怪的是，她的两腿仍然算得上丰满，有舒展的曲线，有大理石的雪白晶莹，几乎与少女的腿无异，似乎还够格去超短裙下摆弄摆弄。
“你去睡吧。”
我看见了蒸汽中的一只手。
我再次拿起那份报纸，却记不起刚才看到哪里来了。那份报纸在我眼前一片黑，发出轰轰轰的呼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