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然大声吼出我的附和。
停了停还说：“私心要不得呢。你看看，焦裕禄的椅子都烂了，他还革命到底。要是人人都没得私心，这个世界就几多好。毛佗，你说是不是？”
我没有太多工夫去理会她。倒是老黑细心一些，以干女儿的身份依偎在她膝边，大声向她讲解高尔基的《母亲》和雨果的《九三年》，有时也说说知青点的趣事，还说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只要革命胜利了，就会有洗衣机、电视机、机器人，人人都享清福，家务也无须幺姑干了。
“毛佗，哲学真是个好东西，哪么会有这么好呢？学了人就明白，事事都明白呵！”有时她也这样说。
幺姑大惊失色，半晌才讷讷地嘟哝一句：“什么事都不干？那人只有死路一条？”
或者说：“非洲人民真是苦呵。”
我们都笑起来，不觉得这句话里有什么警世深意。
于是，有时她就放下报纸，从眼镜片上方投来目光，满腹心事地感叹一两句：“毛佗，越南人民真是苦呵。”
幺姑无事的时候，就呆坐，不愿上街，不愿去公园，不愿看电影看戏，也不愿与邻居串门交道，甚至六月炎天屋内火气烘烘，她也极不情愿抽张椅子出门歇凉，宁可闭门呆坐，警觉地守护这一房破旧家具和几坛酸菜，守护自己的某种本本分分的恐惧。门一关，她的毛巾也就很安全了，那是不知从哪条旧裤子拆下来的一块蓝布，用粗针粗线绞成。她的茶杯也很安全了，那上面覆盖一个用针线绞了边的硬纸壳权当杯盖，杯里有厚厚一层泡得又肥又淡的茶叶，可能是哪位客人走后，幺姑偷偷从客人杯中捞到自己杯中去的。她的伞也很安全了，那把黑布伞永远撑不满也永远收不拢，上面补丁叠补丁，光麻线也许就不下二两——而我给她买的不锈钢折叠伞，照例又无影无踪。
她从篮子里还总是取出一份小小的晚报。她一直遵守着父亲关于订报的严格家训，甚至在很多党团组织也退订的时候。
她坐着坐着，许久没有了声响。我看一眼，她正抄着袖筒瞌睡。脑袋缓缓地偏移，偏移到一定的角度，就化为越来越快地往下一栽。她猛然收住，抹去鼻尖一滴清清的鼻涕，嘴舌一磨一挪，咽下一点什么，又重新开始闭眼和偏移……
后来，幺姑常到我们家里来，总是在傍晚，总是在节假日的前夜，总是沉沉地提着那个草编提篮。提篮是通向市场的一张大嘴，源源不断地吐出一些鸡蛋、蔬菜、水果、布料、鞋袜、刚领到的工资等，吐出一切即将转化为我们身体和好梦的东西，吐出了我们一家人整整几年的日子。那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篮，直到最后丢在我家厨房的门后，装着一些引火的炭屑，蓬头垢面，破烂不堪。
我碰碰她，催她去睡。
我心惊肉跳地瞥上一眼，再也没有去看他。那就是他么？就是我的父亲么？不知为什么，我永远记不清他的面目了，大概是最后一眼看得太匆忙，太慌乱，太简约，太有一种敷衍应付的性质。印象模糊到极处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过。当然这也没什么。叫祖父的那个人，我甚至见也没见过哩。那么祖父的父亲，祖父的父亲的父亲……他们是些什么人？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们的面容以及嘀嘀咕咕，同我现在牵着小孩去买泡泡糖，同现在笼罩着我的阳光，同我将要踢到的那块小卵石，有什么关系吗？老黑就从不想这些问题，所以她衣袋里总有那么多零食，嘴里总有那么多脏话，她还可以很得意地把下巴一挺，说：“拿掉啦。”
“嗯，嗯。”她力图表示清醒地回应两声，不知是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抑或表示一下应答也就够了。
父亲终于被找到，是机关里两个中年人从派出所回来，让我们辨认一张照片。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人头，放出光亮，赫然胀大，把每一条肉纹都绷得平整，像吹足了气的一只大皮球。照片上的表情很古怪，是一种要打喷嚏又打不出来时不耐烦的那种表情。
“你——去——睡——吧——”
我们徒劳地找了七八天。每天晚上，我入睡时都缩在床尾，很懂事地伸开双臂，把妈妈和姑姑的脚抱紧，让她们感到我的温暖和我的存在。我觉得她们的脚都很冷，都干缩了，像一块块冬笋壳子。
“哦哦，火没有 熄吧？”
“四天，四天前！他说去理发，就没有回来了。他只从我手里拿走了四角钱!”这是妈妈的话。
“睡——觉——听见没有？”
“他什么时候走的？”
“对对，我看看报。”
妈妈哭了，幺姑也哭了。不一刻，两三位邻居来了。有人另作猜测，说他或许是去了一个姓李的人那里，或许去了一个姓万的人那里……我马上意识到这几天之内发生了什么大事，而这间房子里空去了许多许多。
她又打开手边的报纸，硬撑着眼皮看上两段。不知什么时候，报纸已经从她手中滑落，她又开始闭眼和偏移，鼻尖上照例挂有一滴冰凉的鼻涕，晃晃荡荡地眼看就要落下。我的再一次催促显然有点不耐烦，使她不好意思地揪一把鼻涕，抹在鞋跟上。“毛佗，你不晓得，睡早了，就睡不着的。”
“那他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呢？”
可她刚才明明白白是在睡。
“什么意思？他到我那里去干什么？”
也许在她看来，过早地躺到那个硬硬的窄床上，实实是一种罪该万死的奢侈，以至她必须客气地推让再三，才能于心安稳地去睡上一盘。
“他没有到你那儿去？”
她买回几个臭蛋，喜滋滋地说今天买得便宜，还特意把这些蛋留给我吃。我哭笑不得，筷子根本没有去碰它。这倒没什么，但事情坏就坏在我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如此恶毒。我说这些蛋根本不能吃，根本不该买，买了也只能丢掉。我一开口就明白事情坏了，但已经来不及，幺姑如我所料地迅速洞察形势和调整布局。她愣了一下，立刻把臭蛋端到她面前，说她能吃，说臭蛋其实好吃。事情还坏在我居然执迷不悟，竟敢对她流露出体贴和担忧，不由自主地说出第二句：“你会吃出病的。”
“找我？”
她的客气由此而得到迅速强化，笑了笑：“则是，则是。”
我终于没有去细想，以至我背着行李兴冲冲从乡下回家时，一推门，只见抱成一团的幺姑和母亲突然分开，泪痕亮亮地都冲着我瞪大眼：“你爸爸没有去找你？”
“怎么则是呢？”
这些老鼠早被我们用夹子打死了，家里早已平安无事，但父亲为什么还要去戳那个干枯的鼠洞？为什么还不时叹气，说：“时候不早了。”——什么意思？
“费了好多油盐的，哪么不能吃？”
我后悔，后悔在那个夏天远行。我居然不知道机关里也有了大字报，居然还邀同学们一起下乡，去那个小山村车水抗旱。我也许早该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近日来父亲晚上总是给我搔背，让我舒舒服服地入睡？为什么父亲突然变得细心，把我的每一本书都包上封皮？为什么父亲会突然关心家里的食品安全，总爱去戳那个老鼠洞？——家里老鼠确实多，常常吱吱地在门边柜下探头探脑，或在屋顶哗啦啦列队奔驰，把什么棉絮、豆腐干、十九世纪史、曹雪芹和语法修辞，吃得津津有味，咬得粉渣渣的，揉挤成一个鼠窝。
“你这不是花钱买病？”
但父亲终于还是走了。我本来以为他活得像排比句一样规规矩矩，像大字典一样稳稳妥妥，像教科书那样恭恭敬敬。我以为每个周末之夜他都可以拧开温暖的台灯，抚摸着我依偎在他胸前的脑袋，悠悠然唱上一首《蜀道难》或《长恨歌》——他说是吟，我说是唱。然而他终于去了，留下了家里空空的床位。
“吃蛋也吃出病来？诳讲！”
那个年真是过得让我害怕。而且从那以后，我一见到大人们嘀嘀咕咕，就知道绝不会有什么好事。因此我夜里极怕被尿憋醒，极怕起床。因为每次醒来我都在黑暗中听见父母在大床那边低声嘀嘀咕咕什么，并不像我临睡时所见的那样各自忙碌庄重寡言。这非让我做噩梦不可。
为了证实这一点，她满满夹起一箸，夹进柔软而阔大的口腔，吃得我头皮直发炸。
但他对我们说：“幺姑今天还要去值班。明天，你们上街可以顺便去看看她。”然后他走出门去，碰上一个什么同事，谈起天气什么的，努力地哈哈大笑。
我终于把那只碗夺过来，把剩下的倒进了厕所，动作粗鲁野蛮。她气得脸色红红，撅起嘴巴，在厨房里叮当叭哒摔东打西——锅盆碗碟都是重拿重放。她把家务都做了，甚至没忘记为我烧上洗脚水，但她冷眉冷眼，大声数落：“哪有这样的人，哪有这样的人？看我不顺眼，拿把刀来把我杀了算了。我也不想活了，活了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呵？白白消耗粮食……我早就想钻个土眼，一了百了，安静，就是没得土眼给我钻呵……不光是人家看不上眼，自己也看不上眼。是没得用呢，连个蚱蜢都不如，连个苍蝇都不如……这老骨头死又不死，我自己恨得没法，没法呵……”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一点父亲嘀咕过的事。他逼幺姑与那个男人离婚，教导她一个受压迫的妇女应该如何决裂如何觉悟如何与反动阶级划清界限。当幺姑颈皮松弛鬓丝染白之后，父亲又认真地发现我们与她之间也有着什么界限。比方，他不让我们作文《记一个熟悉的人》一类时再写到幺姑，叮嘱妈妈不让我们再去幺姑那里玩耍。甚至有一年的除夕，幺姑带着一大篮子年货高高兴兴来我们家团圆，父亲硬是让妈妈送她回工厂宿舍去了。那一天我耳朵特别灵，听见了妈妈的哭泣，听见了爸爸对妈妈说的一些古怪字眼，什么“革命”，什么“阶级”，什么“立场”……因为有这些古怪字眼，姑姑就没法在我们家过年了，就只能孤零零地回工厂里去。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诅咒自己。为了弥补某种损失，她大张旗鼓地吃尽各种残汤剩菜，连掉在地上的菜叶也捉来往嘴里塞，只吃得自己头发烧，步子软，眼皮撑不起来，像烈日烧枯了的茅草。这当然又牵带出一连串我与她之间的激烈对抗，关于她吃不吃药，关于她喝不喝开水，关于她坐在床上时背后塞不塞枕头，关于她背后应该塞枕头还是应该塞旧棉裤……我惊讶地发现，她对利与害的判断十分准确，然后本能地作出有害选择。为了保证这种自我伤害步步到位，这位软弱妇人依靠她刀枪不入无比顽强的客气稳操胜券。不用说，这种昏天黑地的客气大战，经常把事情弄得莫名其妙，双方的初衷不知去向。
父亲终于还是走了。这个在履历表上永远与我有着联系的人，总爱东张西望和嘀嘀咕咕。碰上同事来了，朋友来了，老乡来了，包括幺姑来了，他就打发我们出去玩，然后关上大门，在门那边一个劲地嘀嘀咕咕。我怏怏地看着这张门，看着铁门扣以及曾经带有门扣的扣座以及连扣座也没有了的几个锈钉子眼，不知道这间房子换过多少主人，而那些主人是谁。从此我就觉得合上的门都十分神秘——是它们将父辈们关锁得衰老下去的。
我的胡须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