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开始就不应对你妈说钱的事。钱不是小事吗？急坏了她怎么办？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安定她，治好病。”
“我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知如何报答你……”
“你说得对，很对。我当时一急，唉，他奶奶的昏了头。”
我扶他起来，递给他卫生纸，“别废话了。”
“你以后再不要理那个女人。”
他高兴得鼻涕更加汹涌了，两膝已经开始下跪，“陈主任，我太感谢你了，我真不知要如何……”
“我知道，我一定下最大的决心。”
我不想借钱给他，但表示可以提供一批卖得正火的挂历，销售利润全数归他。
“你以前也下过决心。”
“你不知道……”他脸红，“谈恋爱多费钱呵……”
他朝膝盖恨恨击了一拳：“你想想，她是总经理的妹妹，我得罪得起吗？她的眼睛又确实让我喜欢，那么大，那么大。”他用拇指与食指合成圈，引导我的想象，“什么刘晓庆什么利智，根本没那个味道。”
“你妈妈不是给你存了很多钱吗？”我问。
“你死了心吧。你就是给她做一条狗，她也不会看你一眼。”
我拉住他，劝了他一阵，他才忍住了嚎啕，但还是一次次摘下眼镜来擦眼窝，揪出一把把清亮的鼻涕，甩在地板上，吓得我女儿躲得远远的。
“我知道。我哪不知道呢？我对她其实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他挺挺胸，抒发男人的慷慨：“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太庸俗是不是？我就是喜欢她，但绝无邪念。我帮她干活，是我的自愿。她利用我，但我无所谓。我不是为了回报才……”
说到母亲，他哇哇哭泣了，双拳夹击着自己的太阳穴。
我气不打一处来：“你贱呵？”
这是我理解和整理出来的谈话概要，他的述说当然没有这般清楚。他越说越急也越乱，常常描绘些我不明白的事物，比方有一张桌子如何重，如何长，桌沿还有颗什么可恶的铁钉等等。他说牟女士拒不承认桌子有八十多斤重，简直太不顾事实了，太主观臆断了。八十斤就是八十斤。六十斤就是六十斤。方桌子就是方桌子。圆桌子就是圆桌子。难道可以随便混为一谈么？更使我惊讶的是——他说话的口气完全像是一种倾诉，似乎与我从来没有什么过节。
他震得口张开，手指又开始哆嗦，然后头向双膝间埋下去。“是的，是的，我也知道，我是贱，是个没用的人……”
事情的原因是他去帮牟女士搬家，不小心打碎了她的一只茶壶，那婆娘说茶壶是宋代官窑青瓷，要他至少赔钱一万五。他母亲一听这事就差点晕了过去。现在他已经卖了彩电和冰箱，但还差三千多，需要我帮一把。
“有时间的话，你就不能干点正经事？”我换了个话题，给他说说挂历推销，说说电脑培训班和大学自考班，还愿意介绍他去我一朋友那里学书法。
他粗重地叹了口气，说他母亲差点疯了——尽管他说这话的时候拉着轻描淡写的腔调，似乎根本不愿意说，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去，一定去！”
大约三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拎着一串香蕉登门找我。我女儿惊喜地扑上去叫他周叔叔，他笑笑，不知为什么眼圈红了，鼻子抽缩了两声。在我给他泡茶的时候，他细观墙上的国画和木雕，远瞄瞄，又近瞅瞅，含混地嗯嗯几声，直到完全从容够了才转移目光。但他端着茶杯的手在微微发抖——显然遇到了什么难事。
他终于结束了迟疑，把拳头握得有些夸张，撑着自己的从容和轻松，伸了个懒腰，出门时还打量了一下门锁，把它拨拉得哗啦一响，以示对小玩意也不乏兴趣。只是他的目光一直朝下，最后也只回头冲着我的拖鞋说再见。
据说，在我调走以后，周中十干得还不错，有可能提升副科长，只是婚姻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他曾找过几位女朋友，还自供当过几回插足他人婚姻的第四者或第五者，但他与各种老少女人打交道，谎话总是编得支离破碎，一不小心就泄露出自己既不懂电脑也没买房子的事实，加上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喜欢唱歌，大嗓门把四五个调门一串，女人们必定笑翻，吃了他的，喝了他的，然后一去不回头。他只能经常黑着脸等待电话。
我目送他的背影融入暗夜，对他的背影高兴不起来。不知为什么，我隐隐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并不妥当。我的帮助可能使他感激吗？或者我的指责和教诲只可能使他深感压抑？他的荒唐被暴露，自尊被挫伤，行为被约束，他是否觉得得不偿失？也许，他走出这张门以后并无什么感激，倒是眼里燃烧着反抗的烈焰。这种结局完全可能。
我后来换了个工作，调入一家杂志社，重新干起了编辑老本行。我庆幸自己离开了牟总的颐指气使，也躲开了公司办公室里紧张和恐怖的气氛——我至少以后可以多睡几个安稳觉吧？少做几个噩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