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布拉尔参议员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下令说：“伊莎贝拉，你给我找到亨利·奇里诺斯参议员，你告诉他：我马上要见他！”然后，转身对巴里斯·高伊科博士说，“显而易见，这桩破事的始作俑者就是此人。”
玛诺拉高声道：“姑娘们，咱们还不错，没有失去幽默感。”
他在写字台前坐下，准备重新看工作日程表，但是立刻意识到了目前的处境。作为共和国参议院议长，他现在签署信件、决议、备忘录、照会还有意义吗？他是不是议长已经成了问题。更糟糕的是不能在下级面前流露泄气征兆。天气恶劣，情绪要好。他翻开卷宗，开始看第一篇文字，这时他发现巴里斯还站在那里，小伙子的双手直发抖。
鹦鹉参孙又爆发出吵闹声，听起来好像在骂人。卢辛达训斥它：“闭嘴！懒虫。”
由于激动，巴里斯时断时续地嘟囔说：“议长先生，我想告诉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和您在一起对付任何情况。卡布拉尔博士，我知道，我欠您的恩情很多。”
“可是我丈夫，愿他在天上安息吧！他表现得像个骑士，全力支持你爸爸。”阿德利娜姑姑讽刺地一笑。“真是堂吉诃德啊！他丢了烟草公司的差事，后来再也没有找到工作。”
“谢谢你，高伊科。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个新手，将来会看到许多更加丑恶的东西。别担心。咱们一定会躲过这场暴风雨的。好了，现在干活吧！”
卢辛达希望乌拉尼娅来证实这个看法，同时抗议特鲁希略的这一卑鄙行为。但是，乌拉尼娅没有力量说假话。她只是听她们讲话，脸上露出一副难过的神情。
“议长先生，奇里诺斯参议员在他家等着您呢，”伊莎贝拉走进办公室说道，“他亲自回的电话。您猜他对我说什么？‘我家的大门日夜对我的好朋友卡布拉尔参议员开放。’”
“阿古斯丁舅舅太耿直，太善良，因此才会被人拿来出气。”
卡布拉尔走出国会大门时，警卫仍然像往常一样给他敬礼。那辆黑车好像殡葬车一样，仍然等在那里。可是他的侍卫副官温贝托·阿雷纳尔中尉已经无影无踪了。司机特奥多西奥为他拉开了车门。
阿德利娜补充说：“他也是我和阿尼巴尔的朋友。他常来这里说些甜言蜜语，给我们朗诵他那些歪诗。他总是喜欢引经据典，装出博学的样子。他邀请我俩去过一次国家俱乐部。我一直不愿意相信他会出卖自己终生的伙伴。行啦，政治就是这么个东西：踏着别人的尸体开路。”
“去亨利·奇里诺斯参议员家。”
乌拉尼娅说：“我记得很多他的事情。几年前，我在华盛顿看到过他。他在那里当大使。我小时候，他经常到我家去。好像是爸爸的好朋友。”
司机点点头，没有开口。随后，当他们驶上梅亚大街，进入老城地界的时候，司机看着后视镜，报告说：
卢辛达打断妈妈的话说：“那个恶心的肥猪黑鬼是最会迎合特鲁希略吃喝玩乐的家伙之一。他最后当上了部长；巴拉格尔掌权以后，他到美国当大使去了。乌拉尼娅，你怎么看这个国家？”
“博士，从咱们一出国会大楼就有一辆拉着特工的‘刨子’跟在后面。”
阿德利娜姑姑回忆说：“你爸爸一直怀疑策划阴谋的就是那个奇里诺斯，外号叫‘宪法专家兼酒鬼’的家伙。”
卡布拉尔回头一看，只见距离十五或者二十米的后方，有一辆军情局使用的大众牌汽车，这辆车特征明显，不可能混淆。在上午刺眼的阳光下，他看不清那里面有几个特工。他想：“现在就换掉了我的侍卫副官，由军情局的人来看押我了。”随着车子走进老城狭窄的街道，他看到周围都是人群，两侧是一层或者两层的住宅，窗户上安装着栅栏，窗下是石墩。他心想，事情比他猜想的要严重。乔尼·阿贝斯既然派人跟踪他，那么大概也做了逮捕他的决定。安塞尔莫·巴乌利诺的故事要重演了。这正是他长期以来担心的事情。他的脑海成了火红的煅炉。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呀？他到底又说了些什么呀？他错在哪里呢？近来他见过什么人吗？简直把他当成政府的敌人了！他会是敌人！敌人！
“他只管传达命令。他说：‘我一无所知。我是传达上级决定的普通信使。’”
汽车在萨罗梅·乌莱尼亚大街和杜阿尔特大街交叉的路口停了下来。司机特奥多西奥先一步为他拉开了车门。大众停在几米外的地方，可是没有一个特工下车。他很想走过去问问他们为什么跟踪参议院议长，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跟这些服从命令的可怜虫说废话有什么用？
“奇里诺斯对你说了指控我的罪名吗？”
参议员亨利·奇里诺斯这座两层的住宅有殖民时期的小阳台，有百叶窗，与主人十分般配。岁月、苍老、邋遢把这座住宅变了样子，变得不对称了：中层部分过于宽大，仿佛长出一个大肚子，且马上要撑破的样子。在那遥远的岁月里，这里大概是个高贵的大宅院，可是如今变得肮脏、破败，一副快要坍塌的架势。一块块污痕把墙壁弄得非常难看，屋檐下挂着许多蜘蛛网。他刚一按铃，门就开了。他登上一座黑暗的楼梯，脚下发出吱吱的木板声，扶手上有油腻的感觉。在第一个平台处，看门人为他打开了一扇发出尖叫的玻璃门。他辨认出这是个书房，四周挂着丝绒帷幕，安放着高高的书架，上面塞满了图书，地上是已经磨损和褪了色的地毯，墙上有几幅椭圆形的画，以及泄露了从天窗射进来的光柱的蜘蛛网。室内有股陈腐的气味，热得如同在地狱里一样。他站在那里等着奇里诺斯的出现。多年来，他经常来这里聚会，为元首商议和策划种种阴谋诡计。
“是亨利·奇里诺斯。”他又一次拉起卡布拉尔的胳膊。“‘智囊’，很抱歉，我想我也做不了很多事情。不过，只要我能做的，你尽管说好了。”
“‘智囊’，欢迎，欢迎！来杯雪利白葡萄酒吧？要甜酒还是干白？我向你推荐仿蒙蒂亚酒。爽口极了。”
金塔纳肥胖的面庞露出不安的神色。卡布拉尔终于明白了金塔纳的话从何而来。副议长会说：不能干这种泄密的事啊！“羽冠”突然下了决心，他说：
里面是睡衣裤，外面套着一件华丽的金丝滚边绿呢晨装，这身装束使人显得身体更圆；衣袋里装了一条大毛巾，脚上是一双缎子便鞋，由于趾骨太大，鞋子已经变形。此人就是奇里诺斯参议员。他对着卡布拉尔微笑。稀疏但是乱蓬蓬的头发、浮肿的青紫眼皮以及嘴唇、嘴角上残存的唾液痕迹，都说明这位先生还没有洗漱。卡布拉尔参议员任凭他拍打肩膀，随他坐到靠背上盖着挑花布的座椅上，没有回应主人的热情招呼。
“‘羽冠’，这个决定是谁传达给你的？”
“亨利，我们认识多年了，一起做了许多事情。好事和坏事都干过。在这个政权里，还没有谁像你和我这样团结的。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从今天早晨起天就塌下来压在我身上？”
他不吭声了。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个噩梦来了：它逐渐使他在政治上的胜利、成就和晋升落空。这一切造成了他与元首之间的不和。
他不得不停顿，因为管家进了房间。这是个混血老人，独眼，丑陋邋遢得和主人一样。他手里端着一个玻璃罐，里面是雪利酒；另外那只手拿着两个杯子。他把东西放在一张小桌上，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
“还能从哪里来呢？更糟的是：你是成员的所有委员会都停止活动。领导说：‘议长的情况正常以后再说吧！’”
“宪法专家兼酒鬼”拍着胸脯说：“我真的不知道。你肯定不会相信。你一定以为，这些事都是我操纵、策划和鼓动的。我对着我母亲起誓，也就是对着我们家最神圣的精神起誓，我真的不知道。昨天下午，我一听说这件事就吓呆了。等一等，先干杯！‘智囊’，为了早日揭开这个谜底，干杯！”
“取消办公会的命令是来自国家宫吗？”卡布拉尔轻声问道，嘴巴贴在副议长的耳朵上。
他说得坚决而又激动，开诚布公而又充满温情，好像伊兹公司从革命胜利前的古巴斯麦科公司进口的广播剧中的英雄一样。可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了解这一套：这是个高水平的演员，他说的话可真可假，你没有办法调查。卡布拉尔喝了一口雪利酒，有些恶心，因为他上午从来不喝酒。这时，奇里诺斯正在梳理鼻毛。
这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看了“公众论坛”上那封信以后第一次感到害怕。千真万确：昨天或者前天，有人在国家俱乐部开玩笑说，《国家报》的社会版上已经剥夺了他“杰出的绅士”的称号。这常常是一种不祥之兆：大元帅喜欢玩这类警告。事情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场暴风雨。他得使出全部经验和浑身解数，不让风暴吞噬。
“昨天，我和元首处理公务时，他突然命令我通知金塔纳副议长停止召开任何会议，等到补上议长的空缺以后再说，”他打着手势继续说道，“我以为议长出了车祸或者脑溢血。我问道：‘元首，“智囊”出什么事了？’他用他那冷彻骨髓的口气回答说：‘我也正想知道这个呢。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他投到敌人那边去了。’我再也不能问下去了，他的口气是不容讨论的。他吩咐我去完成这个任务。今天早晨，我像大家一样也看到了‘公众论坛’上的那封信。我再次向我神圣的母亲起誓：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智囊’，你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别装糊涂了！你没发现三四天前报纸上就不再称呼你‘杰出的绅士’，而是降格为‘先生’了吗？”“羽冠”金塔纳在他耳边悄声道，“你没看今天早晨的《加勒比日报》吗？事情就是这样。”
“‘公众论坛’上的那封信是你写的吗？”
金塔纳一直拉着他的胳膊，这时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从他眼睛里流露出支持或者同情的复杂感情。
“我能正确地书写西班牙语！”“宪法专家兼酒鬼”愤怒地说，“那个无知的白痴有三个语法错误。我都一一划出来了。”
“‘羽冠’，怎么回事？”卡布拉尔嘟囔道。
“那么会是谁写的呢？”
可是，他并没有请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在办公室里那雕有虎腿形状的粗重大扶手椅上坐下，而是把他拉到了几扇门半开着的阳台上。他硬拉他走到阳台上，为的是两人可以在户外说话，因为前面就是涛声澎湃的大海，可以躲开偷听的人。阳光强烈，防波堤上来往汽车的喇叭声和马达轰隆声、流动商贩的叫卖声，使得阳光明媚的上午显得格外炎热。
从奇里诺斯参议员臃肿的眼窝里流露出一丝同情的目光。
“坐下吧！这里舒服些。”
“‘智囊’，这他妈有什么关系？你是这个国家最聪明的男人之一，用不着跟我装糊涂！我从小就了解你。唯一要紧的是你让元首生气了，大概为了什么事情。你和他谈谈，道个歉，解释一下，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要重新争取他的信任。”
这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粗壮男人，眼皮肿胀，嘴唇有黏液。他身穿蓝色西装，打着闪亮的银白色条纹领带。他微笑着。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看到他摘下眼镜。金塔纳给他递了一个眼色，眼珠飞快地转动了几下，朝四下里望望，同时走到他身边，抓住他一只胳膊，把他拉到一旁，一面高声说道：
他拿起酒罐，斟满自己的杯子，一口喝了下去。大街上的喧嚣声不像国会大厦那边那么响亮。可能是殖民时期建筑的大墙厚实，也可能是因为汽车有意不走老城中心的狭窄小巷。
“‘智囊’，当然，当然。你别发火！除去死亡，一切都是有道理的。”
“道歉？亨利，我做错什么事情了？我日日夜夜不都是在为元首出力吗？”
金塔纳参议员那粗壮的可可色脑袋连连点个不停，与此同时，他的嘴巴吐出一连串有节奏、几乎是音乐般的西班牙语来，他极力安慰议长：
“这你别对我说。你得说服他。我很清楚。你别泄气。你是了解元首的。实际上，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心地是公正的。如果他不信任别人，那也维持不了三十一年的时间。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有了误会。应该澄清一下。你去请求接见。他会听你解释的。”
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参议员可没有心思微笑。他严肃地点点头，算回答了赫雷米亚斯·金塔纳亲热的问候。此人就是参议院副议长。阿古斯丁一闯进办公室，就开门见山地质问他：“你为什么取消办公会议？不是只有议长才有权取消会议吗？请你做出解释！”
他一面讲，一面打着手势，灰色的嘴唇兴奋地吐出每句话。他一坐下来显得更加肥胖，巨大的肚皮撑开了晨装，有节奏地一起一落。卡布拉尔想象着那里面的肠胃每天得有多少时间投入到吸收和消化大嘴巴吞进的食物的繁忙劳动上。他后悔不该来这里。难道这个酒鬼能帮助他吗？即使他没有参与策划，心里也肯定在庆祝这个伟大胜利，因为他骨子里毕竟把卡布拉尔看作他的对手。
乌拉尼娅一面指着参孙，一面开玩笑说：“可以肯定，如果我能听懂它的话，我就能知道许多秘密。”
奇里诺斯装出推心置腹的样子说：“我反复地想，挖空了心思才想出来，原因就是主教们拒绝宣布元首是天主教会的大恩人，很可能这让元首感到非常失望。谈判失败和你有关系啊！”
多亏了这只鹦鹉，气氛缓和了。
“亨利，代表团是三个人组成的！还有巴拉格尔和巴伊诺·比查德呢，一个是内政部长，一个是文化部长。那是几个月前的活动了，是《主教书》发表后不久的事情。为什么这一切又都重新落到我一个人头上？”
玛诺拉给表姐介绍说：“它叫参孙。咱们把它吵醒了，它生气了。它是个瞌睡虫。”
“‘智囊’，我不知道。的确，这好像文不对题。我看不出还会有什么别的理由让你倒霉。我说的是心里话，凭着咱俩多年的交情。”
“对我那可怜的哥哥来说，他吃的苦比谁都多，”姑姑用责备她的口气说道，“人家扎了他一刀，让他一直流血不止，三十多年啊！”乌拉尼娅头部上方有只鹦鹉猛然尖叫了一声，吓了她一跳。此前，她一直没有注意到这只鹦鹉。它发怒了，在漆成蓝色的鸟笼里的木棍上挪动着。姑姑、表妹和表外甥女听了哈哈笑起来。
“咱俩的关系超过了朋友。在元首直接领导下，咱俩一起参与了改造这个国家的全部决策。咱俩就是活历史。咱俩互相下过圈套，设过陷阱，使过绊子，为的是你超过我，我超过你。但是，看来毁灭的只有一个人。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可以倒霉、丢官、下监狱。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呀！如果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那恭喜你啊！亨利，你这是杰作啊！”
“可是结果对你来说变成了好事。乌拉尼娅，你是不在现场，否则的话……可我们呢，遇上了大难。”
卡布拉尔早已站了起来。他口气平静、客观，几乎是教学的语调。奇里诺斯也站了起来，但是得扶着座椅支撑着肥胖的身躯。两人距离很近，几乎挨在一起。卡布拉尔看到书柜与书柜之间的墙壁上有一个画框，上面写着泰戈尔的语录：“一本打开的书就是一个正在说话的大脑。合上它，就是一位等待你的朋友；忘记它，就是一颗原谅你的灵魂；毁灭它，就是一颗哭泣的心。”卡布拉尔心里想：“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感觉，他都喜欢附庸风雅。”
她感觉到了姑姑、表妹和表外甥女热辣辣的目光。卢辛达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
“那就坦率对坦率。”奇里诺斯凑近前来。他说话时带出的口气让阿古斯丁·卡布拉尔感到头晕。“阿古斯丁，如果是在十年前或者五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设个圈套把你给搬掉。同样，你也会把我给搬掉，甚至消灭掉。可是今天还要这样吗？为了什么呀？难道咱俩还有未了结的账吗？没有。‘智囊’，咱俩已经不竞争了，这你和我一样清楚。这个垂死挣扎的政权还剩下几口氧气？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我和你发生的事毫无关系。我衷心希望你把事情解决好。艰难的日子已经来了，为了抵挡大潮的冲击，这个政权还需要你这样的人支撑。”
“姑姑，我当然记得爸爸不安的情绪，”乌拉尼娅解释说，“虽说每天的琐事和细节，我不记得了。起初，爸爸瞒着我不说。他只是说：‘乌拉尼娅，有些麻烦，可是会解决的。’我没有想到，从那以后，我的生活会变得那么糟糕。”
卡布拉尔参议员点点头。奇里诺斯拍拍他的肩膀。
她们已经喝过了咖啡和茶。乌拉尼娅尝了一块蛋饼。大家围着餐桌聊天，小小的地灯光线非常微弱。海地女佣像猫一样走路无声无息，她已经收走了餐具。
“要是我跑到下面跟踪我的特工跟前，把刚才你对我说的话，什么垂死挣扎啊，什么剩下几口氧气啊，给他们讲一遍，那你可就得陪着我一起倒霉了。”卡布拉尔嘟囔道，一面打了个告别的手势。
阿德利娜姑姑责备她说：“乌拉尼娅，你不可能不记得。那时你已经十四岁了。那是家里发生的最严重事件，比你妈妈遭遇车祸丧生还要严重。你就一点也没有察觉？”
主人张开黑乎乎的大嘴哈哈笑着说：“你不会那样做的。你和我不一样。你是个正人君子。”
“金塔纳博士在办公室吗？”秘书点头称是，他站了起来。“告诉他，我去找他。”
乌拉尼娅问道：“奇里诺斯后来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
他掂量着刚才听到的消息。会是另外一件与“公众论坛”上的信有关的事吗？痛苦的巴里斯站在写字台一边，还在等待他的吩咐。
阿德利娜姑姑嘿嘿一笑。似乎已经入睡的鹦鹉参孙又用一连串的尖叫来回应女主人的笑声。姑姑住口的时候，乌拉尼娅发觉玛诺拉坐的躺椅发出了有节奏的咯吱声。
“阿古斯丁先生，是副议长。他亲自通知我的。”
姑姑解释说：“恶人命大呀！他一直住在老城的住宅里。卢辛达不久前看到过他拄着拐杖、穿着便鞋在公园里散步。”
“不和我商量就取消了？谁决定的？”
卢辛达笑着说：“一群孩子跟在他身后边跑边喊：‘老妖怪！老妖怪！’他比以前更难看，更让人恶心了。他得有九十多岁了吧？”
巴里斯还年轻，不会伪装，他半张着嘴巴，满脸通红。
谨慎的饭后时间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应该告辞了？整个晚上，乌拉尼娅都没有感觉不快。确切地说，她有些紧张，她在等待着攻击。这是她唯一的亲戚了，可是她觉得她们比星星还遥远。玛丽亚内拉紧紧盯着她看的那双大眼睛开始让她生气了。
“议长先生，参议院办公会取消了。”
阿德利娜姑姑再次发动了攻击：“对我家来说，那真是可怕的日子。”
伊莎贝拉正要把口授的这封信用打字机打下来的时候，巴里斯·高伊科走进了办公室。
卢辛达说：“我还记得爸爸和舅舅在这个客厅里密谈的情景。你爸爸说：‘可是我的上帝啊！我究竟干了什么事得罪了元首，让他老人家这样折磨我？’”
挂上电话以后，他有些怀疑了。应该给《加勒比日报》总编打电话吗？这会不会是个错误举措？会不会暴露了自己的惊慌失措？信是直接从国家宫寄给“公众论坛”的，潘丘不能问也不问就发表啊。除了这样的回答，卡布拉尔还能说什么呢？他看看手表：差一刻九点。还有时间，参议院办公会是九点半。他口授了一封简单明了的辟谣信，这也是他文章的风格。一封干净利落的短信：我仍然是参议院议长，没有任何人怀疑我在工程建筑部任职期间的行为。这一职务是祖国之父、大恩人、大元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领导下的多米尼加政府任命的。
附近一只狂吠的狗压倒了她的声音，随后又有四五只在响应。乌拉尼娅通过屋顶的小天窗看到了月亮：圆圆的，闪烁着金黄的光芒。纽约可没有这样的月亮。
“你那封辟谣信尽快寄给我，”潘丘回答说，“我尽量发表出去。你别客气。你知道我很敬重你。四点钟以后，我到报社去。吻乌拉尼娅！拥抱你，阿古斯丁。”
阿德利娜姑姑用充满责备的目光看着她说：“你爸爸如果出点什么事情，最让他感到痛苦的就是你的前途。他的银行账号一被冻结，他就知道没有办法了。”
“我打算纠正这封诽谤信，”他温和地说道，“我任何职务也没有被解除。我是从参议院议长办公室给你打电话的。那个调查我在工程建筑部长任期内非法行为的委员会，根本就是谎言。”
“银行账号！”乌拉尼娅点头承认，“那是我爸爸最先和我谈到的。”
“对，对，当然了。”他嘟哝了一句。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慌张。
父亲没有敲门就进来了，那时她已经上床躺下了。他在床尾坐下。他穿着短袖衬衫，脸色苍白，显得更消瘦、更脆弱、更苍老了。他每说一个音节都犹豫一下。
“‘智囊’，这是有人推荐发表的东西。这种未经核实的文章，本来是不发表的。相信我，就冲咱俩的友谊，我也不愿意发表这封信。”
“孩子，情况不好。你得随时做好准备。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情况很严重。不过，今天，你大概也听到了一些事情。”
卡布拉尔回答的口气依然轻松和带玩笑意味，好像那只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
女儿点点头，表情严肃。她并不慌张，因为她对爸爸完全信任。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怎么能有坏事发生呢？
“好啦，你可能猜出来了，我打电话给你是为了今天上午‘公众论坛’那封信。”参议员卡布拉尔干咳了一声。“你大概可以告诉我点什么？”
“是的，有人说‘公众论坛’上有反对您的信，指控您犯了罪。没有人会相信的。都是胡说八道。大家都知道您是不会做坏事的。”
“怎么了，‘智囊’？”这个办报的家伙声音正常。“我像公鸡一样爱起早。我是睁着一只眼睛睡觉的，以防万一。有什么事吗？”
父亲隔着被褥拥抱了她。
“潘丘，你小子睡醒啦？”
孩子，事情比报纸上的诬蔑还要严重。你父亲的议长职务已经被罢免。国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你父亲担任部长期间是不是有挪用或盗用公款的行为。军情局的“刨子”已经跟踪他好几天了；现在，你家门口就有一辆，上面坐着三个特工。上个星期，你父亲收到被特鲁希略研究会、国家俱乐部和多米尼加党开除的通知；今天下午，他去银行取钱的时候，被拒之门外。银行经理、你父亲的朋友何赛夫·埃莱迪亚，告诉你父亲：只要国会还在调查你父亲，你们的两个账号就都不会解冻。
他拿起话筒，说话前等了几秒钟。
“孩子，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抄家，扫地出门，甚至蹲监狱，都有可能。我不想吓唬你。也可能平安无事。不过，你还是应该做好准备。要有勇气。”
“阿古斯丁先生，电话！”
乌拉尼娅惊讶地听着父亲讲话。她不是因讲话的内容而吃惊，而是惊诧于父亲气馁的神情、无奈的口气、目光中的恐惧表现。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看了一眼一大堆文件、信件和办事讲效率的巴里斯准备好的日程表。“信是由元首亲自口授写成的。”一条毒蛇沿着他的脊梁骨在滑动。难道是一出让元首开心的戏剧？就在与教会处于紧张状态，和美国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展开对抗的时刻，元首还有兴致如同从前那样自我感觉万能？就像没有任何威胁时那样习以为常地装腔作势？难道现在是看马戏的时候？
“我去向圣母祷告，”她忽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圣母会帮助咱们的。您干吗不跟元首谈谈？他一向是器重您的。只要他一道命令，什么都能解决。”
“谁死了？”他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担心‘公众论坛’上的那封信？我们马上来弄明白为什么要诬蔑我。伊莎贝拉，你给《加勒比日报》总编打个电话。往他家里打！潘丘那家伙中午以前都在家里。”
“乌拉尼娅，我要求见他。可是他根本不理睬我。我去国家宫，那里的秘书和副官几乎不跟我打招呼。巴拉格尔总统也不愿意见我，内政部长也不见我。倒是巴伊诺·比查德见了我一面。女儿，我是个行尸走肉啊！也许你是有道理的。咱们只有求圣母保佑了。”
如同平日那样，上午八点十五分，阿古斯丁·卡布拉尔走进参议院，可是那里没有参议员。警卫依然按照规矩向他敬礼；在通向办公室的走廊上，凡是遇到他的职员和看门人也都一如既往地向他热情打招呼。但是，他的两个秘书，伊莎贝拉和年轻的律师巴里斯·高伊科，脸上露出了不安的神情。
他的声音哽咽了。但是，当女儿坐起来拥抱他时，他又恢复了常态。他微笑着说：
阿德利娜姑姑喊道：“他们说了一大堆事。比酷刑拷打还要糟糕。是一大堆怀疑。家里的日子一落千丈。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指控阿古斯丁，他到底干了什么，或者没干什么。”
“乌拉尼娅，你应该知道这一切了。如果我出事了，你就去姑姑姑父家里。他们会照顾你的。也许这是一次考验。有时元首就干这样的事情，为了考验考验部下。”
“据说失宠的原因是有人告诉特鲁希略：由于阿古斯丁舅舅的过错，主教们拒绝宣布元首是天主教会的大恩人。”
阿德利娜姑姑叹了一口气：“竟然指控你爸爸挪用公款！除了卡斯圭大街上的那座小房子，他一向是两袖清风啊。他没有农场，没有公司，没有投资。他只有一点点积蓄，那两万五千美元，你在那边念书的时候，他慢慢地都给你寄了过去。乌拉尼娅，他是最诚实的政治家和世界上最善良的父亲。如果你允许我这个糊涂姑姑干涉你的私生活的话，我要说你不应该那么对待他。我知道你在维持他的生活，还给他请了护士。可是你知道你连一封信都不回复、一个电话都不肯接，他是多么痛苦吗？我和阿尼巴尔经常看到他因为想你而哭泣。就在这个地方。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姑娘，我可以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玛诺拉一直在挥动双手当扇子，这时也停下来插话：
乌拉尼娅沉思着，一面抵抗着老人劝告性的目光。姑姑缩成一团，在躺椅里期待着。
“表姨，这让人难以相信。就像发生在奥森·韦尔斯 导演的《审判》里一样。电影俱乐部放过这部片子。他们把安东尼·珀金斯审判了，处决了，而被审判者没有发现这是为什么。”
“阿德利娜姑姑，因为我父亲不是像您想象的那么善良。”她终于说了出来。
姑娘脸红了。
卡布拉尔参议员让出租车把他送到距离军情局四个街区的国际医院，这两个单位同在墨西哥大道。他在说国际医院这个地址的时候，脸上一热，感到有些难为情，因为他没有告诉司机是去军情局，而是说去医院。他不慌不忙地走完四个街区。迄今为止，这个政权的各个部门，他唯一没有到过的就是乔尼·阿贝斯统治的地盘。特工们的“刨子”毫不掩饰地跟在他后面，仿佛慢镜头似的紧贴着人行道前进。他可以察觉到行人看到这辆象征军情局的大众牌汽车时的惊慌神色。他还记得在国会预算委员会上，自己支持过这个预算项目：进口一百辆“刨子”。今天，乔尼·阿贝斯手下的特工们开着这些汽车跑来跑去搜捕政府的敌人。
“姑娘，你是不是觉得这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事情？”
在那座样子乏味的灰色建筑物面前，手持冲锋枪的警卫们站在铁丝网和沙包后面，没有盘问就让他进了门。里面有个阿贝斯上校的助手、塞萨尔·巴埃斯正在等他。塞萨尔身材魁梧，一脸大麻子，红色鬈发披肩，他伸给他一只汗津津的手，带他走上弯曲狭窄的走廊。一侧的小房间里，有胡乱钉在墙上的记事板。里面烟雾腾腾，有人挎着手枪，挂着子弹带，在抽烟、聊天、开玩笑。到处可以闻到汗味、臊味和脚臭味。一扇门开了。军情局局长就在里面。让卡布拉尔吃惊的是：办公室如同修道院般地俭朴，四壁没有图画，只有局长身后的那面墙壁上有一幅大救星身穿戎装、头戴插羽毛的三角帽、胸前挂满勋章的肖像。阿贝斯·加西亚穿着便装——一件夏天穿的短袖衬衫，嘴上叼着一支冒烟的香烟。他手上拿着一块红手帕，卡布拉尔此前看到过多次。
乌拉尼娅注意到玛丽亚内拉听她们谈话时的怀疑神情。
“参议员，早上好！”乔尼·阿贝斯伸出一只雪白的、女性化的手来。“请坐！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舒服的地方。请您原谅。”
阿德利娜澄清说：“知道得不准确。仅仅有许多猜测而已。阿古斯丁年复一年地问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事情会让特鲁希略如此生气，一夜之间就变了脸？为什么让一个终生为元首效力的人变成了讨厌鬼？”
“上校，感谢您能接见我。您是第一个接见我的人。无论元首还是巴拉格尔总统，甚至哪个部长，都不理睬我要求接见的申请。”
乌拉尼娅吃惊地问道：“他始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宠了吗？”
局长身材矮小，大腹便便，有些驼背。他点点头。卡布拉尔看到上校那肥胖的双下巴上方长着薄薄的嘴唇、线条柔和的面颊和灵活转动的小眼睛。他会像人们说的那样残暴吗？
厨娘问他是不是回家吃午饭。不，只是回来吃晚饭。厨娘提出晚饭的菜单时，他点点头。当他听到参议院议长的专车来到时，看了看手表：八点整。感谢特鲁希略的教导，他发现了时间就是黄金。他像许多人—样，从年轻时起，元首着魔什么，他就迷恋什么：讲秩序，讲准时，讲纪律，讲完美。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参议员在一次演说中讲道：“多亏了元首，多亏了祖国的大恩人，我们多米尼加人发现了准时的美妙之处。”他—面穿上西装，一面向外走去：“要是我被罢官的话，那议长专车也就不会来接我了。”他的警卫副官、空军中尉温贝托·阿雷纳尔为他打开了车门。中尉与军情局的关系从来不瞒着议长。这辆专车由司机特奥多西奥驾驶。还有副官。用不着担心。
“卡布拉尔参议员，谁也不愿意被传染上。”乔尼·阿贝斯冷冰冰地说道。参议员忽然想到：如果毒蛇会说话，大概也是这种咝咝作响的声音。“倒霉是一种传染病。我能帮点什么忙？”
他喝了橘子汁，又来了一杯刚刚过滤的咖啡，一点也不着忙；但是，他没有吃香蕉，也没有尝一尝煎奶酪和烤面包片加蜂蜜。他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地又读了一遍“公众论坛”上的信。毫无疑问，这是“宪法专家兼酒鬼”、那个喜欢含沙射影的法学家炮制出来的，但却是元首下令写的。没有元首的批准，谁也不敢写这种信，更不要说发表了。最后一次看到元首是什么时候？前天下午散步的时候。卡布拉尔没有被召唤到元首身边。元首一直在与罗曼将军和埃斯白亚特将军聊天，不过也还像往常一样礼节性地和他打过招呼。还是没有打过招呼？他在努力回忆。他没有察觉那锐利、可怕的目光中有一种冷酷无情的东西要撕破你的外表、要看到你的灵魂吗？你没有发现元首在回答你问候时是冷冰冰的吗？元首是皱着眉头的吗？没有，他不记得有任何不正常的现象。
“上校，请告诉我：控告我的罪名是什么？”他停顿片刻，喘口气，以求更镇定些。“我问心无愧。二十年来，我把一切都献给了特鲁希略和国家。我起誓，这里面有误会。”
“乌拉尼娅，过路口要小心。”
上校挥挥肥胖的手，舞动着红手帕打断了参议员的话。他在罐头盒做成的烟灰缸里熄灭了烟头。
“爸爸，我得走了。”卡布拉尔参议员听到女儿在说话。他丝毫没有露出慌张的样子，放下报纸吻吻女儿。“我不能坐校车回家了，得留在校内打排球。我和同学们步行回来。”
“卡布拉尔博士，您给我解释半天也是浪费时间。政治不是我管的范围，我负责安全工作。元首不愿意接见您，是因为他为您感到痛心。您给他写封信吧。”
特鲁希略城杜阿尔特大街一七一号
“上校，我已经写过了。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些信是不是已经交到元首手中了。我亲自送到国家宫的。”
伊达尔戈工程师
乔尼·阿贝斯肥胖的面孔松弛下来，他说：“参议员，没有人敢扣留给元首的信。他肯定看了那些信。如果您是诚心诚意的，他一定会给您回信的。”他停顿了好久，一直用那不安静的小眼睛盯着卡布拉尔。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挑衅的话：“我看您挺注意我用的这块红手帕。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用它吗？这是红玫瑰十字教的教导：我这个人适合用红色。您是不会信红玫瑰十字教的。您会觉得那是迷信，是某种原始的东西。”
敬意
“上校，我不了解红玫瑰十字教。我说不出什么看法。”
顺致
“现在，我是没有时间了。年轻的时候，我读过许多红玫瑰十字教的书籍。我学到不少东西。比如，学会了看人的气场。您在此时此刻的气场就是吓得要死的人的气场。”
特鲁希略领导下的人民难道没有权利了解如此严重的事实吗？
“我是吓得要死，”卡布拉尔立刻回答说，“几天以来，您的人一直在跟踪我。请您至少告诉我：是不是要把我抓起来？”
员在担任部长期间可能犯有非法收取回扣、高价回收废旧物资、在预算中虚报通货膨胀指数等错误。
“这不取决于我，”乔尼·阿贝斯轻描淡写地说，仿佛此事无关紧要，“如果下令抓您，那我就抓。跟踪您是为了不让您寻求避难。如果您企图进大使馆，那我的人就要把您给关起来。”
我是在爱国主义动力支持下写这封信的，我要抗议有人破坏多米尼加的公民权和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权，而这些权利是受到特鲁希略大元帅领导的政府保护的。我要说的是：贵报至今没有正式公布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绰号“智囊”（根据什么起的？）的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由于被查出不久前在担任工程建筑部部长时犯有不正当管理行为，已经被罢免了参议院议长的职务。同样人所共知的是，政府在官员的忠诚和使用国家资金问题上是非常认真的，一个审查卡布拉尔工作的委员会已经成立，准备调查他明显滥用公款和不忠诚的问题——参议
“避难？上校，我像政府的敌人那样避难？三十一年来，我自己就是政府里的人啊！”
总编先生：
“如果您打算躲进美国佬留下的代表处那里，就是您的朋友亨利·迪尔伯恩那里，我们就要抓您了。”阿贝斯上校用讽刺的口吻继续说道。
在政权上层的三十年里，在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如陷阱、埋伏、诡计、背叛中，阿古斯丁·卡布拉尔被造就成了一个老练的人，因此知道有一篇攻击他的信后，他并没有失去勇气，尽管他还知道“公众论坛”是《加勒比日报》上读者最多、最可怕的专栏，因为这个专栏是由国家宫提供的文章，是国内的政治晴雨表。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卑鄙的专栏里。其他的部长、参议员、省长或者什么高级官员早就被专栏的火焰烧烤过了，而他在这之前还没有被点过名呢。他回到了餐厅。女儿身穿校服在吃早餐：黄油抹香蕉、油煎奶酪。他吻吻女儿的头发。女儿说：“爸爸，早上好！”他在她对面坐下。女佣给他上咖啡的时候，他慢慢打开放在桌角的报纸，没有感到慌张。翻过几页之后，他找到了“公众论坛”。
阿古斯丁·卡布拉尔震惊得目瞪口呆。这个人想说什么？
“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卡布拉尔参议员准备挂电话了。“问候阿德利娜和孩子们。我会去看你们的。”
“那个美国领事是我的朋友？”他低声嗫嚅道，“我一辈子只见过两三次迪尔伯恩先生。”
“好啦，‘智囊’，那上面有封信罢了。”妹夫故意装出轻松、开玩笑的样子。“都是胡说八道。你快点澄清一下吧！”
“您知道，他是我们的敌人，”阿贝斯·加西亚说，“美洲国家组织通过对我们的制裁以后，美国佬让他留下来继续策划反对元首的阴谋。一年多来，种种阴谋计划都经迪尔伯恩的办公室研究过。明知如此，不久前，您，议长先生，还去他家参加过酒会。您还记得吗？”
参议员听到电话里一阵紧张的咳嗽声。
阿古斯丁·卡布拉尔越发感到吃惊了。难道就为了这事？就因为他出席了一次美国大使馆关闭以后在迪尔伯恩家里举行的酒会？
“刚给我送来，还没有打开呢。”
“是元首命令我和巴伊诺·比查德部长参加那次酒会的，为的是试探美国政府的意图，”卡布拉尔解释说，“难道为了执行那个命令，我就该倒霉？为那次酒会，我还写过一个报告。”
“我想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我猜测就是需要澄清一下的蠢话罢了。”妹夫在电话里说道。他显得那样急切不安，那样冲动，说话的声音假得让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吃惊：这个阿尼巴尔是怎么了？“你没看今天的《加勒比日报》吗？”
阿贝斯·加西亚上校耸耸他那窄肩膀，好像木偶的动作。
“‘公众论坛’上的一封信？”乌拉尼娅在记忆里搜索了一遍又一遍，“啊，对了。”
“既然是元首的命令，那就算我没说。”他厚颜无耻地坦白道。
“在暗杀特鲁希略之前的几个月，从‘公众论坛’刊登那封信开始。”阿德利娜姑姑给出了时间，她的目光盯着前方。“一九六一年一月或者二月。是我们给你爸爸送的消息，那是上午。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人是你姑父阿尼巴尔。”
这个态度说明他有些不耐烦了，但是卡布拉尔并没有起身告辞。他还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这次谈话能有结果。
“外婆，什么时候？”卢辛达的大女儿声音如丝般地问道。
“上校，我和您一直不是朋友。”他极力说得自然些。
“她从一开始就恨他。”阿德利娜纠正女儿的说法。乌拉尼娅注意到这个说法。
“我不能有朋友，”阿贝斯·加西亚回答说，“那会影响我的工作。这个政权的朋友或者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
“特鲁希略之死却是我家末日的开始。”卢辛达叹了一口气。忽然，她警觉起来：“对不起，表姐，你也恨特鲁希略吧？”
“对不起，请让我把话说完，”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继续说道，“但是，我一向敬佩您为国家所做的出色服务。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的话……”
她愤愤地说着。
上校举起手，看似要打断他的话，其实是又点燃了一支烟。他猛然吸了一口，然后慢悠悠地从鼻孔和嘴巴里吐出烟来。
“胯骨摔坏以后，我就再也看不到阿古斯丁了。”老太太挥舞着小拳头，骨质硬化使得她的手指已经变形。“从前，我和他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俩聊起来没完没了。不用他说话，我就能明白他的意思。可怜的哥哥！真想把他接到我这里来。但是，这个老鼠窝里哪有他的地方呢？”
“我们当然有分歧，”他承认道，“您是最反对我观点的人之一。我坚持：因为美国背叛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向俄国人和东方国家靠拢。您、巴拉格尔和曼努埃尔·阿方索极力说服元首，认为和美国佬和解是可能的。您至今还相信这套蠢话吗？”
一阵长长的冷场，大家的目光在这个狭窄的餐桌上扫来扫去，旁边有只乌拉尼娅模模糊糊认出的玻璃餐具柜，淡绿色的墙上还有一些宗教题材的图画。她在这里也没有感觉到什么熟悉的东西。在她的记忆里，经常来这里与表妹们玩耍的姑姑姑父的家很大，很亮，很典雅，通风又好；可如今却是个堆满破家具的山洞。
难道就因为这个？是阿贝斯·加西亚给了他一刀？元首接受了他的胡说八道？把他推开是为了向共产党国家靠拢？在这样一个以杀人、折磨人为专长的家伙面前继续低声下气是没有用的。由于危机的到来，今天他敢自称是政治战略家了。
“但愿如此吧，表妹。”
“上校，我坚持认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卡布拉尔语气坚定地说道，“您的那套建议，请原谅我的坦率，是一场美梦。无论苏联还是它那些卫星国都永远不会接受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靠拢，因为我们是美洲大陆的反共堡垒。美国也不允许我们靠拢过去。难道您还要美国再占领我们八年吗？我们必须与华盛顿达成某种谅解，否则我们的政权就要垮台。”
“我们知道他的情况，因为每天都去看他。”卢辛达加上一句。“他认出你了。你这一回来，让他特别高兴。”
上校把烟灰弹到了地上。他大口大口地吸烟，好像害怕有人抢走似的；他还不时地用那块火焰般的手帕擦前额。
“他永远是个‘智囊’。”阿德利娜哈哈笑道。
“可惜，您的朋友亨利·迪尔伯恩不是这样考虑的。”他再次耸耸肩膀，好像一个廉价的小丑。“他继续给反对元首的组织提供资金。总而言之，这样的争论没有用处。我希望您把自己的处境说明白，我好撤回您身边的护卫人员。参议员，谢谢您的来访。”
“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看不出来。”玛诺拉支持姐姐。“但是，他都明白，他头脑非常健康。”
上校没有要握手的意思，他仅仅点点头，肥胖的面颊隐蔽在香烟缭绕之中，身后是那幅元首身穿戎装的肖像。这时，参议员想起西班牙著名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 的名言，那是他写在口袋里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的。
“乌拉尼娅，他当然认出你了。”卢辛达肯定地说道。
鹦鹉参孙好像也被乌拉尼娅的话吓呆了，它一动不动地沉默着，像阿德利娜姑姑一样——她早已停止摇扇，目瞪口呆地听着。卢辛达和玛诺拉望着乌拉尼娅，也是一脸的困惑。玛丽亚内拉不停地眨眼睛。乌拉尼娅忽然冒出一个荒唐念头：从天窗窥见的月亮可以为她的话作证。
两个表妹异口同声地反对。
阿德利娜姑姑做出了反应：“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说出你父亲的坏话来？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像我哥哥一样为女儿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你说你爸爸‘不好’是当真的吗？你可是他的心肝宝贝啊！可你又是他的磨难。你母亲去世以后，为了你不吃苦，他再也没有结婚，尽管他那时还年富力强。你能幸运地在美国读书多亏了谁呀？他把全部积蓄都花在你身上了，不是吗？你说这也是‘坏爸爸’吗？”
“姑姑，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乌拉尼娅举起盾牌，准备迎接责备、迎接冒失的提问。“我跟父亲待了一整天，他好像一直没有认出我来。”
乌拉尼娅，你用不着反驳她。这样一个不能动弹、正在痛苦地度过风烛残年的老人，如果忘记了遥远的过去，何错之有呢？别回答她的质问。点点头，装出认可的样子来！说声“对不起”，告辞吧！永远忘掉她吧！可是乌拉尼娅平静地、丝毫没有挑战意味地说道：
“孩子，我也很高兴。你回来了，这让阿古斯丁更高兴。我这个哥哥一直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姑姑，他的那些牺牲不是因为爱我。他是要收买我。他是要洗刷那坏了的良心。因为他知道无论做什么都没有用了，他都得在感觉自己是个卑鄙无耻的坏蛋中度过余生。”
“姑姑，您看，我这不是来了吗！太高兴了！”
他离开位于墨西哥大道和三月三十日大街街口的军情局办公室的时候，觉得值班的警察们都在用怜悯的目光看他，其中一个甚至在紧盯着他看的同时，还故意抚摸斜背在身后的冲锋枪。他感到窒息，微微有些眩晕。笔记本上有那句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名言吗？那句名言太适合现在，太有预见性了！他松开领带，脱下了西装。出租车过去了好几辆。他一辆也不拦。回家去吗？关在房子里去绞尽脑汁、没完没了地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没完没了地从卧室到书房上来下去地走个不停？为什么他会成为一只被无形猎手追赶的兔子呢？国会的办公室、公家的汽车、国家俱乐部的证明都被收走了，否则他还可以躲进俱乐部喝杯冷饮，从酒吧眺望那有专人精心照料的花园和远处的高尔夫球手。或者上哪个朋友家去，可是他还有朋友吗？他在给每个人打电话时都发现：人人害怕，人人言不及义，人人怀有敌意：如果你来看我，就会给我带来麻烦。他漫无方向地走着，胳膊上搭着西装。亨利·迪尔伯恩家里的那次酒会能是他倒霉的原因吗？不可能。在部长会议上，元首决定派他和巴伊诺出席酒会，“为的是探探路”。为什么服从命令还要受惩罚？会不会是巴伊诺·比查德向特鲁希略暗示：在酒会上，卡布拉尔和那个美国佬过于亲热？不是，不是，不是。为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元首不可能糟蹋一个比任何人都忠心耿耿、无私地献身给国家的人。
“你会在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是你吗？”阿德利娜姑姑深邃的目光紧盯着她看。“我绝对想不到你会回来。”
每走几个街区，他就改变一次方向，像一个迷路的人。炎热的空气让他不停地出汗。这是好多好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在特鲁希略城的街道上闲逛。这座城市是他亲眼看着她经历发展和变化的。从前，一九三〇年时，“圣谢侬”飓风把这个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而如今它已经是一座美丽和繁华的现代城市了，有柏油路，有电灯，有宽敞的大街，街上跑着新式汽车。
姑姑的声音有底气，而且她思维敏捷，这与她的干瘪、几乎已经秃顶——从一缕缕白发间可以看到一块块头皮——形成反差。她脸上布满了皱纹，只要说话或者吃东西，假牙就晃动。她只剩下一把骨头，几乎要消失在躺椅里。是卢辛达、玛诺拉、玛丽亚内拉和那个海地女佣把她从楼上抬下来放进躺椅的。姑姑固执地要与阿古斯丁哥哥的女儿在餐厅里吃饭，因为乌拉尼娅多年不见又突然出现在眼前了啊！姑姑比父亲大还是小？乌拉尼娅记不得了。姑姑说话有劲，深陷的眼窝里闪烁着聪明的火花。乌拉尼娅心想：“如果在别处，绝对认不出她来。”也不会认出卢辛达，更不会认出玛诺拉。最后看到玛诺拉那一次，玛诺拉可能只有十一二岁，如今却已经像是老年人了，面部和颈部都有了皱纹，头发染得不好，是一种很俗气的蓝黑色。玛丽亚内拉是玛诺拉的女儿，大概有二十岁：消瘦，十分苍白，头发剪得很短，几乎像是平头，眼睛显得忧郁。她着迷一样地望着乌拉尼娅。这个表外甥女听说过有关她的什么事情吗？
他看看手表，下午五点一刻。他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感到口渴至极。他现在位于卡西米罗·德·莫亚大街，介于巴斯特大街和塞万提斯大街之间，距离图莱酒吧只有几米远。他进了酒吧，看到第一张桌子就坐了下来。他要了一瓶总统牌冰镇啤酒。没有空调，但是有风扇，躲在阴凉处要好多了。走了这一大段路让他平静了许多。他将来会怎样？乌拉尼娅会怎样？他若被捕或者元首一时冲动下令杀了他，女儿怎么办？阿德利娜有条件教育女儿吗？她能变成乌拉尼娅的母亲吗？是的，没有问题，因为他妹妹是个善良、大方的女人。乌拉尼娅会像卢辛达和玛诺拉那样成为她的又一个女儿。
“好吧，先放在这里。过一会儿你要想吃就再吃。”
他惬意地品着啤酒，一面在笔记本上寻找奥尔特加加塞特那句名言。冰凉的液体顺食道而下，让他产生一种蒙恩的幸福感觉。用不着失去希望。噩梦会烟消云散的。以前不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他已经给元首送去三封信了。内容坦率，不顾羞耻向元首敞开了心扉。如果他不小心或者无意识地犯了什么错误，他请求元首原谅，并且发誓：为了改过自新和让元首高兴，他可以赴汤蹈火。他提醒元首想一想他多年的奉献、绝对的忠诚。眼前的事实可以为证：如今他在储备银行的存款——他一生仅有的二十万比索的积蓄被冻结了，现在两手空空，只剩下卡斯圭大街上的那所住房了。（他仅仅隐瞒了存在纽约通用银行那应付急用的两万五千美元。）的确，特鲁希略是宽宏大量的。但如果国家需要，他可以冷酷无情。但是，他也很慷慨，如同《你往何处去》中的佩德罗尼奥一样出色。元首经常引用这本书里的话。元首随时有可能召他进国家宫或者拉德哈麦斯别墅。他们会有一个元首喜欢的那种戏剧性的说法。一切都会澄清的。他会对元首说：特鲁希略不仅是元首、伟大的政治家、共和国的创始人、人民的大救星，而且对他卡布拉尔本人来说，特鲁希略还是为人的楷模，是父亲。噩梦肯定会结束的。往昔的生活会像变魔术般地重新恢复。奥尔特加加塞特的那句名言出现了，它在一页纸的下方，字很小：“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不会永远是过去、现在和将来，而是某一天可能是，某一天不再是。”他就是这个生存不稳定哲理的活典型。
“姑姑，我当然喜欢的，”乌拉尼娅争辩道，“可我从来也没吃过这么多啊。晚上我该睡不着觉了。”
图莱酒吧墙上的一张海报说：晚上七点开始，钢琴大师恩里克·桑切斯来表演。已经有人占了两张餐桌，两对男女在窃窃私语，含情脉脉地四目交流。“指控我是叛徒？！我会是叛徒？！”为了特鲁希略，他放弃了吃喝玩乐，放弃了金钱美女。有人在他的邻座丢下一份《国家报》。他拿起报纸，一页页地翻过去。在第三版上，一篇专栏文章说：尊敬的、杰出的曼努埃尔·阿方索大使刚从国外归来，他是由于健康原因出国的。曼努埃尔·阿方索！没有谁能比他更接近元首了。元首非常器重他，经常把最隐秘的事务委托他办理，从购买衣裳、香水到寻欢作乐。曼努埃尔是他的朋友，还欠着他的人情呢。这可是个关键人物。
“真的不再来点玉米蛋饼？”阿德利娜姑姑亲切地问她，“来点吧！你小时候一来我家就问我要玉米蛋饼吃。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他付了钱，走出去。“刨子”已经不在。悄悄溜走了还是停止跟踪了？他心中涌起感激之情和令人兴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