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那个罗莎丽娅·贝尔多摩吗？”乌拉尼娅打断了她的话。
“玛诺拉的婚事也很糟糕。她丈夫倒是不爱拈花惹草，不像我那一位。埃斯特万，对了，就是她丈夫的名字，连苍蝇都不打。可他是个废物，总是被炒鱿鱼。现在总算在一家旅游饭店找了份不起眼的差事，地点在卡纳斯角。工资少得可怜，我妹妹一个月也看不到他一两次，这也算是夫妻？”
“罗莎丽娅·贝尔多摩？”卢辛达眯缝着眼睛，在脑海里搜索着这个人物。“说实话，我不记得了……啊，对了！罗莎丽娅，就是那个跟兰菲斯闹出纠纷的姑娘，对吧？这里一直没有见到她。大概送到国外去了。”
在阿德里安，乌拉尼娅有时也不得不参加一两次晚会，不得不跟着姑娘和小伙子们出去远足，不得不假装跟某个长着雀斑的农场主之子调情，这种小伙子不是谈养马就是说冬天冒险去登山；但是一回到宿舍，她就感到筋疲力尽，因为在整个娱乐的过程中她都得伪装，所以她常常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她积累了一大堆推辞的理由：考试、工作、有客人、头疼、赶作业。在哈佛读书时，她不记得参加过什么晚会、酒吧聚会，也没有跳过舞，一次也没有。
乌拉尼娅进入哈佛在协拿学院是当作大事来庆祝的。进入哈佛之前，她一直没有意识到哈佛在美国的声誉和人们在谈到那些曾经就读于这所大学或者现在在那里学习和教书的人时的恭敬态度。事情发生得很自然，如果她原本真有心去争取的话，结果反而不会那么容易。她在协拿快要毕业那一年，人才推荐部主任祝贺她学习成绩优良之后，问她对职业选择有什么打算。乌拉尼娅回答说：“我想当律师。”那位名叫多萝西·萨利松的女主任说：“这可是个赚大钱的职业。”可这是乌拉尼娅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职业，她本来还想接着说：医学、经济或者生物。乌拉尼娅，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未来，过去的生活让你瘫痪了，因此你不想今后的日子。萨利松帮助乌拉尼娅一一查看种种可能性，挑出了四所名牌大学：耶鲁大学、圣母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申请表填好之后过了一两天，萨利松主任把她叫去说：“为什么不把哈佛也选上呢，又不会损失什么？”乌拉尼娅还记得为了面试所作的旅行，还记得修女嬷嬷们为她预定好的夜间住宿的地方。她还记得各个大学——包括哈佛——的录取通知书纷纷寄来的时候，萨利松主任、嬷嬷们和同学们是多么高兴啊！大家为她举办了一个舞会，这一次她不得不跳舞了。
“姑娘，真让人羡慕，”卢辛达鼓掌道，“这是我的梦想啊！找个有钱又高雅的老头。我得去纽约找一个。这里的老家伙简直是灾难：个个胖得像猪，还没有钱。”
在阿德里安的四年，她得以体验到她以为永远也不会体验到的东西。因此，她对修女会的嬷嬷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但是，阿德里安在她的记忆中却是一个梦游般的不确定时期，唯一具体的东西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无限时光，她在那里拼命地看书，为了不想往事。
“是个两鬓斑白的绅士，非常高雅，”乌拉尼娅在编造，“已婚，有子女。要是我不出差的话，我们就周末见面。关系愉快，没有任何承诺。”
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是另外一回事。在那里，她重新开始生活，发现生活还是有意义的。读书不仅是一种治疗方法，而且是一种享受，是最令人激动的娱乐。上课，听讲座，出席报告会，她从中得到了多少享受啊！种种学习的可能性让她感到非常充实，除去法律专业课，她还旁听拉丁美洲史，进修加勒比史和多米尼加社会史课，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每月都觉得缺少几周的时间才能做完想要做的全部事情。
“哈，哈，哈，瞧你这个样子。原来是有情人了！给我讲讲！他有钱吗？帅不帅？美国佬？还是拉丁美洲人？”
那是大量劳动的几年，不仅是脑力劳动。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在家信——她从来也不回信——里告诉她：由于家里每况愈下，不得不从每月寄给她的五百美元中减少两百。多亏她有读书贷款，学习才有了保障。为了对付俭朴的生活需要，课余时间她去超市当售货员，到波士顿一家馅饼店当跑堂月工，当药房的登门送货员，并做一份不太令人厌烦的工作：陪伴麦尔文·马可夫斯基，一位下肢瘫痪的波兰百万富翁。每天下午，从五点到八点，她在马萨诸塞大街一处石榴红色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宅院内，给老人高声朗读大量十九世纪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白鲸》《荒凉山庄》《巴马修道院》）。三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老人提出了结婚的建议。
乌拉尼娅感到面颊在发烧。她害羞的模样让卢辛达看了直笑：
“一个瘫痪病人要结婚？”卢辛达睁大了眼睛。
“姑娘，你做得对，”她伤心地说道，“你瞧瞧，结婚对我有什么用？那个不要脸的佩德罗扔下我们母女三人走了。突然就走了，从此一分钱也没有寄来。我得干那些最枯燥乏味的工作来养活两个女儿，出租房屋，卖花，给司机们上课，那些家伙脸皮厚极了，你简直想象不出。我因为没有上大学，就只能干这个。表姐，谁能跟你比呀！你有职业，又是在世界的大都会谋生，工作也很有趣。你不结婚更好。不过，总会有些风流冒险的故事吧？”
“而且七十岁了，”乌拉尼娅肯定地说，“他非常有钱。真的向我求婚了。为的是让我终生陪伴他，给他朗读小说，仅此而已。”
她听到自己在说话，但是不相信说的内容。卢辛达则相反，一点也不怀疑表姐的话。
“真够蠢的，表姐！”卢辛达惊愕地叫道，“他死了，你就可以继承遗产啦。那你就是百万富婆了。”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乌拉尼娅耸耸肩膀。“表妹，也许是没有时间吧。我一直很忙，先是读书，后来是工作。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不可能跟一个男人分享我的生活。”
“你说得有道理。那可是一笔圆满的交易。”
“你怎么就一直没有结婚啊？”卢辛达紧盯着她问道，“你是不缺少机会的。就是今天看上去也很不错嘛。对不起，可你是知道的，多米尼加女人都很好奇。”
“可是你年轻，有理想，以为应该有了爱情再结婚。”她表妹帮助她理清思路。“好像年轻美貌和爱情都是永恒的东西。我也错过一次机会，那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医生。他为了追求我，一度要死要活的。可是他长得有点黑，据说他母亲是海地人。这不是偏见，但是，万一我儿子出现返祖现象，成了黑煤炭，那可怎么好呀？”
玛丽嬷嬷在信中告诉她学校的情况、特鲁希略被暗杀后的重大事变和混乱状况、兰菲斯及其家族的出走、政权的更迭、大街上的暴力事件、治安的无序状态。她也很关心她的学习情况，祝贺她在学业上取得的成绩。
乌拉尼娅实在太喜欢读书了，非常高兴在哈佛学习，因此想从事教育工作，并因此打算攻读博士学位。可是她没有财力这样做。她父亲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连已经减少的每月汇款也中断了，因此她在读学位的同时需要尽早挣钱支付大学贷款和生活费用。哈佛法律系名扬四海，等到她递交求职申请表时，许多单位请她去面试。最后，她决定选择世界银行。离开哈佛让她感到难过，在坎布里奇的岁月里，她养成了“极坏的业余爱好”：阅读和收集关于特鲁希略时代的书籍。
乌拉尼娅听着她说话，表情严肃，眼神在鼓励卢辛达讲下去；可是她的心却在密歇根，在协拿学院，在回忆那四年执着的拼命的学习生活。那时唯一阅读后回复的信件是玛丽嬷嬷写来的。那些信亲切、谨慎，从不提那件事；虽然即使玛丽嬷嬷提了那件事，她也不会生气的。她是乌拉尼娅过去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正是玛丽嬷嬷出色地解决了她的出国问题，把她送到了阿德里安；正是玛丽嬷嬷强迫她爸爸接受了这个解决方案。时不时地在给玛丽嬷嬷的信中道出那个总是纠缠不休的幻影，莫非也是一种减轻痛苦的办法？
在这个破败的客厅里，还有她的另外一张毕业照——那个阳光照在大学庭院的上午，老师和毕业生都穿着礼袍，披着斗篷，戴着博士帽，与卡布拉尔参议员卧室里那一张相同。父亲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当然，不是她寄的。啊，对了，是玛丽嬷嬷。乌拉尼娅把照片寄到了圣多明各教会学校。直到玛丽嬷嬷去世前，她始终和这位修女保持着通信联系。如果她不死，这个慈悲为怀的人会一直把乌拉尼娅的生活情况继续报告给卡布拉尔参议员。她回想起玛丽嬷嬷倚靠在教学楼顶层的栏杆上，面向东南眺望大海的模样。对于女学生来说，顶层是禁区，最高一层是修女们居住的地方。玛丽嬷嬷消瘦的身影在庭院的远处显得很小，背景处，两个德国神甫，即巴杜拉盖和布鲁杜斯围着网球场、排球场和游泳池跑来跑去。
“家里这么穷，你看着很难过吧？”表妹吐出一个烟圈。“乌拉尼娅，我家也一样。特鲁希略一死，我家的生活就一落千丈。这是真话。我爸爸被赶出了烟草公司，后来再也找不到工作。就因为他是你父亲的妹夫，没有别的理由。当然，舅舅的情况更糟。调查他，指控他，还审判他。可他在特鲁希略活着的时候就被罢官了！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可是他的生活却完蛋了。幸亏你还不错，能帮助他。亲戚里谁也帮不了他的忙。我们大家都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可怜的阿古斯丁舅舅！他不是那种会拍马奉迎的人。他是因为正派才倒霉的。”
天气炎热，乌拉尼娅在出汗。她从来没有感到过空气如此热气蒸腾。在纽约炎热的夏季里，那种火山爆发后似的炎热，被空调的冷气抵消了许多。而这里的炎热则不同，是她从童年就感受到的炎热。在纽约，她的耳朵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交响乐：汽车喇叭、人声、音乐、狗吠、急刹车……这些声响争先恐后地从窗户钻进来，迫使她和表妹不得不大大地提高了嗓门说话。
她一面同表妹聊天，一面观察着客厅。家具还是原来的，这说明了家道的没落；沙发坏了一条腿，由一块木头支撑着，外皮已经磨破，有许多破洞，也褪了颜色，乌拉尼娅记得原来是暗红色，像喝剩的葡萄酒。墙壁比家具看上去更糟糕：四处都是潮湿造成的霉斑，好多地方都露出了墙里砖头。窗帘已经不见了，可是那根木杆和挂窗帘的铁环还在。
“有人暗杀了特鲁希略以后，乔尼·阿贝斯真的把我父亲抓了起来吗？”
“有那么几次，”乌拉尼娅笑道，“可是不能讲出来。”
“那会儿他没有告诉你吗？”表妹吃惊地问道。
“你完美无缺。”卢辛达笑了起来。“喂，你说心里话！你有没有什么嗜好？有没有偶尔也像大家一样来点小小的疯狂？”
“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密歇根。”乌拉尼娅回忆说。
“对，那是真正的精神病，”乌拉尼娅承认道，“办公室里也禁止抽烟。这对我没关系，我从来就不抽烟。”
卢辛达微微一笑表示道歉。
“当然，你是不抽烟的。这能想到，生活在美国嘛。那里有人精神极度不安，他们反对抽烟。”
“当然把他抓了起来。那帮特鲁希略主义者，兰菲斯、拉德哈麦斯，一个个都发了疯。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抓人和杀人。不过，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我那时还是个小姑娘，政治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由于阿古斯丁舅舅早就远离了特鲁希略，他们就以为舅舅参加了暗杀计划。他们把舅舅关进了那座可怕的监狱，就是四十一号监狱，后来让巴拉格尔给捣毁了，如今盖起了一座教堂。我妈妈曾经去找过巴拉格尔，求他放了舅舅。他们查明舅舅并没有参与策划阴谋，关了他几天就释放了。后来，总统给了他一个可怜的职务，简直是开玩笑：第三区婚姻状况登记员。”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乌拉尼娅。这让表姐猜到又要来一串责备的话。你爸爸到了晚年，就扔给一个护士照看，只有两个外甥女来探视，你不觉得难过吗？留在他身边，给他一点安慰，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你以为每月给他寄些钱来就算尽职尽责了？这一连串的问题都表现在卢辛达突出的大眼睛里。但是，她不敢说出来。她递给乌拉尼娅一支香烟。表姐谢绝了，她喊了一声：
“我父亲跟你们讲了他在四十一号监狱里的遭遇吗？”
“他很明白，已经认出你了。”表妹双腿交叉，从手提包里掏出香烟和打火机来。“他不会说话，可心里明白是谁来了，他都清楚。我和玛诺拉差不多每天都来看他。我妈妈自从胯骨摔坏以来，就不能来看他了。假如我俩有一天没来，第二天他就给我们脸色看。”
卢辛达吐出一个烟圈，刹那间，烟雾遮住了她的面孔。
“我去防波堤上跑了一圈。在回旅馆的路上，双脚不由自主地把我拉到家里来了，于是，我就进来了。两天前，我一回到这里，就犹豫要不要来看父亲，会不会对他刺激太大。可是他都认不出我了。”
“大概给我父母说过，没有给我和玛诺拉讲过，因为我俩太小。阿古斯丁舅舅很伤心，因为人家居然认为他背叛了特鲁希略。那几年我听到过他大声恳求苍天主持公道。”
“可你还穿着运动衣呢！”两人到了客厅，站在面向花园的窗户旁边，卢辛达发现了乌拉尼娅的着装。“这么说，早晨你还练健美操啊！”
“因为他是元首最忠实的奴仆，”乌拉尼娅嘲笑道，“他这个人为了特鲁希略简直可以干出魔鬼的勾当来，结果却被人怀疑是暗杀的同谋，真是太不公道了！对吗？”
两人下楼的时候，乌拉尼娅又回想起她在阿德里安的那段岁月，回想起那座小教堂旁边与饭厅为邻、带彩色玻璃窗的庄严肃穆的图书馆，只要不上课、不听讲座，她就在图书馆里度过大部分时光。阅读，研究，做笔记，做练习，写读书报告，她做事有条不紊，全神贯注，从而赢得了老师们的欣赏和一些同学的钦佩，当然也让另外一些同学生气。不是她愿意学习，也不是她争强好胜，才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读书的，而是她要绞尽脑汁让自己着迷，一头钻进那些书本里去——无论科学还是文学，反正一样，为的是不去回想那些往事，为的是躲避对多米尼加的回忆。
表妹沉默了，圆脸上露出谴责的神情。
“他该解手了，”卢辛达解释说，看了一眼便盆，“他像钟表一样的准时。他真走运！我有胃病，整天吃李子干。大夫说是神经问题。好啦，咱们去客厅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他会干出魔鬼的勾当来，”表妹吃惊地嘟囔说，“也许舅舅不该当特鲁希略分子。今天人人都说特鲁希略是个独裁者等等。你父亲是诚心诚意为他服务的。他虽然身兼好几个高级职务，可从来不滥用职权。难道他也捞过钱？晚年，他可是一贫如洗啊，要是没有你的接济，他就得进养老院了。”
乌拉尼娅不解地望着她。
卢辛达极力压制着心头的不快。最后她狠狠吸了一口烟，由于没有地方熄灭烟头——乱糟糟的客厅里没有烟灰缸，她把烟头扔到窗外荒凉的花园里去了。
“本来不想打断您说话，”护士指指瘫痪的老人，“到点了。”
“我很清楚我爸爸不是为了利益才为特鲁希略效力的，”乌拉尼娅无法避免不用这种讽刺的口吻，“这并不能减轻他的过错，恰恰相反，是要加重。”
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话。
表妹不解地望着她。
“当然不会记恨你。”表妹点点头。“你要知道我求了爸爸多少次啊！我求他送我去美国，跟你在一起，也在协拿学院读书。我想我已经说服了爸爸，可就在这个时候大难临头了。人人都开始攻击我们，给家里罗织了许多可怕的莫须有罪名，就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特鲁希略分子的妹妹。没有人提起特鲁希略到了晚年对你爸爸就像对待一条狗一样。乌拉尼娅，幸亏那几个月你不在这里。我们吓得要死。我不知道阿古斯丁舅舅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个家免遭一场大火的。不过，有人用石头砸他。”
“他是出于钦佩特鲁希略、热爱特鲁希略才为他服务的，”乌拉尼娅解释道，“兰菲斯、阿贝斯·加西亚等人不信任他，他当然感到是一种伤害。特鲁希略不理睬他以后，他急得快要发疯了。”
“因为你一向心地善良，我敢打赌你并没有记恨我，”乌拉尼娅笑道，“是不是，小姐？”
“好啦，也许是他错了，”表妹重复道，同时用眼神要求她改变话题，“你至少得承认他为人还是正派的。他也不像很多人那样总是做顺民，不管换了什么政府，总能过舒服日子，尤其是巴拉格尔领导下的三届政府，他们仍然春风得意。”
“这我也能理解，”卢辛达低声道，“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再也不愿意打听我们的情况了。”
“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为了争权夺利而给特鲁希略当差。”乌拉尼娅说道。她又一次看到卢辛达眼睛里流露出困惑和不快的神色。“可是因为特鲁希略不肯召见他，我看到他还哭哭啼啼的，自然还因为‘公众论坛’上发表了谩骂他的文章。”
“是的，他也愿意我离开这里。”乌拉尼娅打断了表妹的话。“他虽然早已被罢官，但心里明白反特鲁希略的人们一定会跟这个暴君算账的。”
这是个挥之不去的回忆，在阿德里安和坎布里奇时稍稍有些淡漠；在华盛顿世界银行工作的那几年里依然还陪伴着她；后来在曼哈顿律师事务所时也还不时跳进脑海——得不到任何人保护的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参议员绝望地在这个客厅里徘徊，不停地思考：那个“宪法专家兼酒鬼”、那个老奸巨猾的华金·巴拉格尔、那个威尔希里奥·阿尔瓦莱斯·比纳或者巴伊诺·比查德策划了什么阴谋，使得元首一夜之间就枪毙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个参议员和前部长又能有什么政治生命可言呢？因为大恩人既不肯给他回信也不让他参加国会的会议。难道在他身上也要重现安塞尔莫·巴乌利诺的故事？会不会哪天黎明时特工们把他弄走埋到泥浆里去？会不会在《国家报》和《加勒比日报》上写满关于他贪污盗窃、侵吞公款、杀人叛国的消息？
“你刚走不久，有人暗杀了特鲁希略。于是，灾难就来了。你知道吗？特工冲进了咱们的学校。他们遇到嬷嬷就打，把海伦·克莱尔嬷嬷打得鼻青脸肿，还杀害了那个德国神甫巴杜拉盖。差一点他们就连人带房子一起把我们给烧了，因为我们跟你爸爸是亲戚。他们说阿古斯丁舅舅把你送到美国去，是因为他猜到了要发生的事情。”
“对他来说，在元首面前失宠比杀了自己最亲爱的人还要糟糕。”
表妹还在不停地说着。
表妹听着这番话，感到越来越不舒服。
撒谎！你谁也不想，连卢辛达也不想，虽然她是你的表妹、同学、好朋友和一起淘气的伙伴。你连她也打算忘记，如同忘记玛诺拉、阿德利娜姑姑、你父亲、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刚到那遥远的阿德里安的最初几个月，你徜徉在那精心设计的大学城里，望着那整洁的花园，那里种着秋海棠、郁金香、玉兰、玫瑰花和高大的松树，一阵阵浓郁的芳香飘进了你们的房间。你在一年级时与四个同学共住一个房间，其中有个来自格鲁吉亚的黑姑娘，名叫阿里娜，她是你在这个新世界里的第一个女友。这个世界可与你从前生活了十四年的天地大不一样啊。阿德里安市的多米尼加修女们知道你为什么在圣多明各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玛丽嬷嬷帮助下“仓皇出逃”吗？她们应该知道。假如玛丽嬷嬷不事先让她们了解事情的背景，她们肯定不会急急忙忙地给你那份奖学金。那些嬷嬷都是守口如瓶的楷模，因为乌拉尼娅在协拿学院读书的四年里，她们中没有任何人提及那段折磨她记忆的历史。此外，你也没有让嬷嬷们的慷慨失望：你是那所学校里第一个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毕业生，并且获得了这所具有世界最高声誉学府的博士称号。密歇根州的阿德里安啊！有多少年没有回去看看了！可能已经不是那座属于农场主们的土模样了：那里的人只要太阳一下山就躲进家里，使得大街小巷空无一人；那里一家一户的活动范围够得上一个村庄那么大——那些村庄几乎一模一样，就好像克林顿和切尔茜；那里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去曼彻斯特参加著名的烤鸡节。阿德里安是一座清洁的城市，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尤其是在冬天，当大雪覆盖了一条条笔直的街道时，可以在大街上溜冰和滑雪，天上飘着棉花团一样的雪花，孩子们用雪堆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物和动物，那时你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降的大雪，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在那里，如果你不是玩命地读书，就有可能因为痛苦或者烦闷而死去。
“乌拉尼娅，难道就因为这个你生那么大的气？”表妹终于开口道，“就为了政治？可是我记得非常清楚：你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啊！比如，那两个谁也不认识的女孩来这里半年以后，大家都说她俩是特工，谁也不谈别的话题了；可是你本来就很讨厌那些政治议论，总是让我们不要胡说八道。”
“卢辛达，我这个人办事一向爱疯狂。不错，我虽然没给你们写信，可是一直非常想念你们。特别是想念你。”
“我从来对政治都不感兴趣，”乌拉尼娅口气肯定地说，“你说得有道理。说那些三十年前的事情有什么用处！”
“这我能理解。”表妹又发作起来。“你应该得到这份奖学金的。可是为什么好像仓皇出逃一样？为什么跟你父亲、家里人和祖国断绝了来往？”
护士出现在楼梯上了。她一面下楼，一面用一块蓝布擦手。
“卢辛达，的确是这样的。”乌拉尼娅看看父亲。老人又一次一动不动地注意倾听她们的谈话。“既然去密歇根学习的机会来了，我又不是傻瓜，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
“弄干净了，还擦了滑石粉，跟对待娃娃一样，”她说，“你们两位随时可以上楼去。我去给阿古斯丁先生准备午餐。夫人，您也在这里吃午饭吧？”
“你走的时候也不跟我告别，我难过死了，”表妹说道，怀念着以往逝去的时光，“家里人一点也不明白。可这是怎么回事啊！乌拉尼娅连声‘再见’都不说就去美国了！我们大家没完没了地追问舅舅，可他好像也是一头雾水。他说：‘修女们给了她一个奖学金名额。她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但是没有人信他的话。”
“不，谢谢，”乌拉尼娅说道，“我去旅馆。那里可以洗澡，换换衣裳。”
乌拉尼娅放声大笑，不仅因为表妹说的内容，还因为她说话的方式：有滋有味，说起话来嘴巴、眼睛、双手和全身一起跟着动，具有多米尼加人说话时兴味无穷的特点。这与三十五年前她到达密歇根州阿德里安市多米尼加修女会办的协拿学院的情形刚好形成对照：她发现一夜之间周围的人都在讲英语了。
“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要来家里吃晚饭。妈妈会非常高兴。我还要通知玛诺拉。她肯定会快活得不得了。”卢辛达做了一个略带悲伤的表情。“表姐，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你还记得我家是多大、多漂亮吗？现在只剩下一半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不得不卖掉花园、车库和用人的房间。好啦，不说这些废话了。一看到你，童年的岁月又都回到记忆里来了。童年还是挺幸福的，对吗？那时脑袋里可没有想过一切都会变的，没有想到还会有艰难的时光。好，我走了，妈妈还没有午饭吃呢。一定来吃晚饭，好吗？你不会又消失了，再来一个三十五年不见面吧？你还记得家里的地点吧？圣地亚哥大街，距离这里有五个街区。”
“你在美国取得成功，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卢辛达高声说道。乌拉尼娅发觉表妹的声音里有股酸味。“从小就看得出来你比别人聪明用功。校长海伦·克莱尔嬷嬷、弗朗西斯嬷嬷、苏珊娜嬷嬷，特别是宠爱你的玛丽嬷嬷都说你是个穿裙子的爱因斯坦。”
“我记得很清楚。”乌拉尼娅起身拥抱表妹。“这片居民区没有任何变化。”
“还有比我们更大的律师事务所。”
她陪同卢辛达走到街口，告别时再次拥抱和亲吻了表妹。当她望着身穿花衣裳的表妹沿着一条阳光直晒的大街渐渐远去、听着狗与鸡一唱一和的音乐时，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涌上了心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来圣多明各、来家里寻找什么？你去姑姑家里吃晚饭吗？可怜的阿德利娜姑姑大概跟爸爸一样也快要成活化石了。
“家里人都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卢辛达的脸色严肃起来。“阿古斯丁舅舅也是这么想的。我得告诉你：他吃了很多苦。就因为你不愿意跟他说话，你不回他的电话。他绝望极了，经常到我妈妈那里去哭。你这么对待他，让他痛苦得不得了。对不起，表姐，我不想干涉你的生活，这是出于长期以来我对你的信任。给我说说你的事情吧！你是生活在纽约，对吧？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很好。你在一家很重要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吗？”
她登上楼梯，脚步缓慢，故意推迟再见面的时间。看到父亲已经睡着了，她松了一口气。老人缩在躺椅里，紧皱着眉头，张着嘴巴；消瘦的胸膛一起一伏，很有节奏。“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她坐在床上，仔细观察着父亲。她在琢磨父亲，猜测着他有过的往事。特鲁希略一死，父亲也被关进了监狱。人家以为他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和他的哥哥莫代斯托，还有安东尼奥·英贝特等人一起策划了暗杀元首的阴谋呢。爸爸，让您吓了一大跳，多讨厌哪！她早就得知父亲多年前曾经被捕，她是在顺便阅览报纸时看到的，那篇文章说的是一九六一年的多米尼加事变。但是，她一直不了解细节。到她可以回忆起来的时间为止，在父亲那些信里（她一直不肯复信），卡布拉尔参议员从来没有提到过那段经历。“如果突然有人怀疑您打算暗杀特鲁希略，那肯定会让您比不知缘故就失宠还要难过。”乔尼·阿贝斯会不会亲自审问您？兰菲斯是不是也参加了？有没有贝奇多·莱昂·埃斯特威斯？是不是让您坐电椅了？父亲是不是以某种方式与暗杀元首的人保持联系？不错，他曾经做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企图恢复元首对他的宠信，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许多参与暗杀计划的人直到动手杀掉“公羊”之前几分钟还在元首面前拍马屁呢！极有可能的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作为莫代斯托的好朋友早就获悉了暗杀计划。据说，连巴拉格尔也都了解情况呢！既然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都了解情况，为什么父亲不可以知道呢？策划暗杀的人知道元首在几星期以前就下令罢免了卡布拉尔参议员的官职。如果有人认为父亲是支持暗杀的同盟者，那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惊喜啊，”乌拉尼娅撒谎道，“我一转眼就做了决定。是一时冲动。我往手提箱里放了两三件东西就上了飞机。”
父亲时不时地发出一丝轻微的鼾声。有苍蝇落到他脸上时，他摇摇头轰走它，可是没有醒来。您是怎么知道元首被害的？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她已经在阿德里安了。负责管理宿舍的嬷嬷走进乌拉尼娅和四个同学共用的房间，摊开手上的报纸给她看大标题：“特鲁希略被杀！”那时瞌睡困扰着她的全身，疲倦让她抓不住世界和她自己，她正处于梦游状态。嬷嬷说：“这份报纸借给你。”你那时是什么感觉？你会发誓说：没有任何感觉。那消息在她身上滑过，没有触及她的灵魂，同她身边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没有什么两样。很有可能你连那条消息都没看，仅仅扫了一眼标题而已。反之，她却记得事件发生几天或者几周后，玛丽嬷嬷在信中讲的细节：暗杀，特工冲进学校抓走了赖利主教，人们经历的混乱和动荡不安的局面。但是，甚至连玛丽嬷嬷那封信都没有能够把她从那种长期以来的极度冷漠中拉出来：不关心多米尼加的事情，不关心多米尼加人的命运。唯有哈佛那门加勒比地区史在又过了几年后才把她从冷漠中解救出来。
“能肯定你不是幽灵吗？”表妹拉开距离看着她，怀疑地摇摇头。“你怎么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就回来了？我们可以去机场接你啊。”
突然决定回国，回来看看父亲，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治愈了心灵的伤痛？没有。你重新见到了卢辛达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呀！她可是你亲密无间的表妹、同学、四处玩耍的伙伴，你本应该同情她那平庸的生活和改善生活的空想。可是你既不高兴，也不激动，更不难过。你感到厌倦，因为你讨厌那种多愁善感和自哀自怜的情绪。
“卢辛达，那是年轻时的疯病。”乌拉尼娅笑了起来，一面拉起表妹的手。“可是你瞧，事情过去了。这不是又回来了嘛！”
“你是一块冰。你已经完全不像多米尼加人了。倒是我更像多米尼加人。”嘿，你看，突然想起史蒂夫·邓肯说的话来。邓肯是她在世界银行的同事。那是在一九八五年还是一九八六年？差不多就是那一年吧。那一夜是在中国台北度过的，两人在好莱坞式的宝塔大饭店里共进晚餐。他和她就下榻在那里。从窗户望出去，城市仿佛蒙上了一层萤火虫织成的纱巾。这已经是邓肯第几次求婚了，第三？第四？还是第十？乌拉尼娅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地说：“不！”于是，她吃惊地看到邓肯那张红润的脸色变得煞白。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都怪你！讨厌鬼。”表妹在教训她，口气是亲热的，但是卢辛达眼睛里闪烁着那个问题、那个在她一九六一年五月底突然出国以后，姑姑、舅舅、表姐妹、表兄弟们肯定要提出的问题。那时她突然跑到美国密歇根州遥远的阿德里安市去了，进了协拿学院，这是多米尼加修女会委托代办的高等学校，中学就是在特鲁希略城办的圣多明各教会学校。“乌拉尼娅，我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和我这么要好，这么亲密，何况又是亲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就突然不理我们了。不理你爸爸、你叔叔、舅舅、你表姐妹、表兄弟。甚至连我都不理了。我给你写了二三十封信，可你连一行字也不肯写。我可是一年又一年地给你寄明信片和生日贺卡啊！玛诺拉和妈妈也是这样做的呀！我们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啊？甚至从来不写信，三十五年都不回国看看。”
“你总不会哭鼻子吧，史蒂夫。就因为爱我？还是威士忌比平时喝多了？”
“卢辛达，这是一种互相不见面的日子，你不知道我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乌拉尼娅终于开口道。
史蒂夫没有笑。他目不转睛地看了她好久，没有回答问题，但是说出了那句话：“你是一块冰。你已经完全不像多米尼加人了。倒是我更像多米尼加人。”好呀，好呀，乌拉尼娅，这个红头发的男子汉爱上了你。他人品怎么样？棒极了！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对第三世界的兴趣包括发展问题、语言和女性。最后他跟一位巴基斯坦女子结了婚，她在世界银行的通讯部门任职。
她从表妹的声音里逐渐辨认出以前那个小姑娘的语音和语调了。她跟那个小姑娘经常在圣多明各学校的操场上做游戏，也多次给那个小姑娘讲解几何和三角函数。
乌拉尼娅，你是冰块吗？这仅仅对男人而言，并非对所有的人。对那些眼神、动作、表情、声音都预示着危险的男人，你可以猜出他们的大脑里或者本能中追求你、找个机会跟你上床睡觉的企图。对于这种人，是的，你要让他们感到冷若冰霜，如同狐狸吓走敌人那样要放射骚臭气味。这是一种你已经熟练掌握的技巧。你在你计划要做的一切领域里都有这种娴熟的功夫：学习、工作、独立生活。“一切方面，但是不包括幸福。”如果她把毅力和勤奋用到争取幸福上来，克服那不可战胜的障碍、那种因男人产生欲望而引起她恶心的感觉，她会不会幸福呢？有可能吧。你本来可以求助于心理医生，一个心理分析医生，找到一种治疗的方法。他们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也能解决讨厌男人的毛病。可是你却一直不想把病治好。恰恰相反，你不认为这是一种病态，而是性格问题，就像你聪明、喜欢孤独和狂热地把工作干得出色一样。
“你怎么保养得这么好哇？姑娘，咱俩是同岁啊，对不对？你好像要年轻十岁。这不对呀！大概是你没有结婚生子的缘故。没有什么能比丈夫和子女更毁人的了。瞧瞧你，多苗条！多漂亮！乌拉尼娅，你还是个年轻姑娘呢！”
父亲这时已经睁开了眼睛，有些害怕地在望着女儿。
她再次吻吻老人的前额，然后同样迅速地又把老人给忘到脑后了。她来到乌拉尼娅身旁，在床边坐下。她拉起乌拉尼娅的胳膊，翻来覆去地看个不停，然后又是用惊叹和问题让乌拉尼娅感到应接不暇。
“我回想起了史蒂夫，一个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加拿大人，”她声音很低地说道，眼神在探究父亲的表情，“因为我不想跟他结婚，他说我是一块冰。这样的指责会让任何一个多米尼加女人生气的。我们多米尼加女人在爱情方面以热情和不可战胜而闻名遐迩。我的闻名恰恰相反：矫揉造作、麻木不仁、性冷淡。爸爸，您觉得如何？刚才为了不让卢辛达往坏处想，我不得不编造了一个情人的故事。”
“舅舅，你女儿给了你一个惊喜呀！你绝对没有想到女儿又复活了，又来看你了。真让人高兴啊！是不是，阿古斯丁舅舅？”
她不说了，因为发现老人已经蜷缩在躺椅里，好像是吓坏了。他不再驱赶苍蝇了，它们放心大胆地在他脸上散步。
乌拉尼娅吓了一跳，耳朵里塞满了问题和好奇的询问——“我的天啊！表姐，这三十五年你可是怎么度过的啊？三十五年啊，对不对？从来没有回国，没有回家看看！”“姑娘，你得有多少事情要讲啊！”——让她没法回答问题。在这一点上，表妹的脾气丝毫没有变化。卢辛达从小说话就像只鹦鹉，热情，喜欢编谎话，特别淘气。她和这个表妹一直相处得很好。乌拉尼娅还记得表妹穿节日服装的模样：白裙子，海军蓝的上衣。她还记得她每天穿的粉红和蓝色的衣裳。这是一个灵活的胖姑娘，梳着刘海，戴着矫正牙齿的金属环，嘴角总是露出微笑。如今，她已经是个发福的中年妇女了，面部皮肤非常光洁，没有长皱纹的迹象，身穿一件朴素的带花衣裳，唯一显出打扮痕迹的地方就是戴了两个金光闪闪的长耳环。突然，她中断了对乌拉尼娅的亲热举动和提问，走到瘫痪老人的身边，吻吻他的前额。
“爸爸，这个话题，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谈谈女人，谈谈性。我母亲去世后，您有过风流韵事吗？我从来没有发现您有过这种事情。看来您是不好色的。是不是心神都装满了权力就再也不需要性了？尽管我们有热情的土地，但就是产生了这样的现象。我们那位终身总统华金·巴拉格尔不就是一例吗？活了九十岁，还是孤身一人呢！他写过不少爱情诗，传说他有个私生女。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性一直就不感兴趣，权力给他的东西相当于别人在床上得到的一切。爸爸，您也是这样吗？或者您暗地里有风流韵事？特鲁希略请您去卡奥瓦之家纵欲狂欢过吗？那里发生过什么事？元首也像兰菲斯一样以耍弄朋友和部下来开心吗？是不是也强迫这些人刮去大腿上的汗毛，剃光头发，化妆成老人妖的样子？”
“可是，姑娘！我真不敢相信！你回来啦？快来，快来！说说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你怎么不来我家啊？你忘了我们多喜欢你啊？你连你姑姑阿德利娜都不记得啦？还有玛诺拉呢？还有我呢？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卡布拉尔参议员脸色苍白，这让乌拉尼娅想到：“他会昏迷过去的。”为了让老人安静下来，她离开了床边。她来到窗前，向外望去，感到阳光立刻照到了脑门上，面颊有热辣辣的感觉。她出汗了。你应该回旅馆去，灌满一澡盆泡沫香皂水，好好洗个热水澡。或者下楼去瓷砖游泳池玩水，然后上来品尝哈拉瓜大饭店餐厅做的地方风味牛排，那里还有菜豆炒饭和红烧猪肉。可是你没有兴趣。你更想去机场，登上第一班飞向纽约的飞机，恢复那繁忙的律师办公室的生活和位于七十三大街麦迪逊公寓的生活。
“是我呀！卢辛达。”乌拉尼娅拥抱着同岁的表妹，也是她的同学，是阿德利娜姑姑最小的女儿。
她又回到床边坐下。父亲闭上了眼睛。他睡着了，还是因为怕她而在装睡？你在让这位可怜的瘫痪老人度过不愉快的时光。这就是你长期以来想要干的事情？你要吓唬他，让他在几个小时里都处于恐惧之中？这样你就会感觉好些？疲倦占据了她整个身心，她合上了眼睛，快速站了起来。
“是乌拉尼娅吗？是乌拉尼娅吗？”表妹突出的大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她张开双臂向她走来，仿佛要验证一下这是不是幻觉。
她机械地向那个整整占据了一面墙壁的黑色大衣柜走去。那里面已经空了一半。铁丝衣钩上挂着一件灰色的衣裳，它像洋葱皮一样地泛着黄色；还有一些洗过但没有熨过的衬衫，其中有两件缺纽扣。难道这就是议长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大衣柜吗？他过去也是个穿着考究的人啊。他很注意维护自己扮演的角色形象，为了让元首高兴，他也很讲究穿戴。那些长礼服、燕尾服、英国呢料西装、细纱白衬衫都哪儿去了？大概被用人、护士和穷亲戚们偷走了。
门铃一响，乌拉尼娅和她的父亲一动不动，吃惊地对望一下，好像犯规被抓住了一样。楼下传来说话声和一声惊叫。接着是急匆匆的脚步声：有人上楼了。然后是焦急的敲门声，几乎与此同时，门就被推开了。一副慌张的面孔出现在门口。乌拉尼娅立刻认出那是表妹卢辛达。
疲倦比她保持清醒的毅力更强大。她终于躺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在进入梦乡之前，她还想到：这床有股老人的气味、老床单的气味、古老的好梦和坏梦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