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能够躲过这场灾难？毫无疑问，这多亏了路易斯和伊万英勇不屈的精神——两年后，两人还蹲在维多利亚监狱中；毫无疑问，也多亏了“六·一四”中的青年男女，他们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也许这些青年认为他只是好奇，而不是来参加活动的人。因为托尼·英贝特为人腼腆，很少在会议上开口说话。第一次领他参加会议的人就是蒙乔。他只是听别人发言，要他说话时也只是三言两语。此外，他不可能进入军情局的档案，除非作为塞贡多·英贝特少校的哥哥。他的服役档案是干干净净的。他一辈子都在为这个政权工作——当过铁路总监、银港省长、全国彩票总监、签发身份证办公室主任，如今担任里斯达公司经理，而后台老板就是特鲁希略的小舅子。特工有什么理由要怀疑他呢？
他找了一个借口，打发妻子瓜里娜和女儿莱斯丽去罗马纳市亲戚的庄园，然后独自一人端着一杯甜酒，坐等特工的到来。他口袋里装了一把子弹上膛、打开了保险的左轮手枪。但是，无论当天、次日还是又一天，特工都没有光顾他家和里斯达公司办公室。而他就仍然尽可能沉着地照常准时上班。路易斯和伊万没有揭发他，在秘密团体里经常见面的人中也没有人告密。英贝特奇迹般地躲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这场运动打击了许多有嫌疑的人，也伤害了大批无辜者，使得监狱里人满为患。这是特鲁希略上台二十九年来第一次污辱中产阶级家庭，而这个阶级是特鲁希略的传统支柱。大部分囚犯就属于这个阶级。后来为纪念那次失败的登陆，他们就组成了“六·一四运动组织”。托尼的堂弟拉蒙·英贝特·拉伊涅利（蒙乔）就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在六月十四日以后的日子里，他小心谨慎地夜间留在工厂的办公室里拆卸炸药筒，再把炸药送回采石场。与此同时，他反复思考下一个干掉特鲁希略的计划究竟怎样实施和同谁一道去完成。他把已往发生和没有来得及发生的一切都推心置腹地告诉最亲密的朋友、“突厥”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后者责备他为什么没有请他入伙实施这个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爆炸的计划。萨尔瓦多最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只要特鲁希略多活一天，情况就不会有丝毫改变。两人于是谈及种种可以暗杀的办法。但是，只要有阿玛迪多在场，两人便不提此事，因为尽管他是“三剑客”之一，但似乎很难让侍卫副官心甘情愿地去杀大恩人。
路易斯·戈麦斯·佩雷斯和伊万·塔瓦雷斯·卡斯特亚诺斯在预定爆炸的当天上午落入了军情局的特工手中。安东尼奥·英贝特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知道自己没有丝毫可能去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因为所有的大使馆都被武警、士兵和特工围得水泄不通。他估计，在刑讯逼供中，路易斯和伊万，或者秘密团体里的什么人，都有可能说出他的名字，敌人会来抓他。那时如同今晚一样，他非常清楚该怎么办：镇定自若地迎接特工的到来。他准备在敌人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之前与至少一个家伙同归于尽。他不能让敌人用老虎钳拔掉他的指甲、割掉他的舌头或者送上电椅。可以去死，但是绝对不受折磨。
过了不久就发生了那件影响阿玛迪多仕途晋升的悲惨事件。他为了晋升不得不杀掉一个囚犯（据说是他前未婚妻的哥哥），结果此事把阿玛迪多变成了参与暗杀“公羊”的伙伴。康斯坦萨、麦蒙和埃斯特罗·翁托登陆事件到现在快满两年了。确切地说，是已经过去了一年十一个月十四天。安东尼奥·英贝特看看手表：“公羊”可能不会来了。
此次登陆事件引发的镇压，其规模之大是许多人没有料到的。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独裁政府的镇压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扩大了。特工四处抓人，把嫌疑分子弄到军情局里严刑拷打——挖掉睾丸，震聋耳鼓，打瞎眼睛，电击身体，逼嫌疑人供出别的名字来。维多利亚监狱、四十一号监狱和九号监狱都塞满了青年男女：大学生、职员和工人，其中许多人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女和亲戚。特鲁希略很可能大吃一惊：难道这些比任何人受益都多的家伙的子孙会阴谋反对他这个大恩人吗？尽管他们有着高贵的姓氏、雪白的皮肤和中产阶级的衣着，但绝对不给特殊照顾。
这期间，无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世界上还是英贝特个人的生活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很多，很多。一九六〇年一月发生了大搜捕，“六·一四运动”的许多青年男女都被捕，其中就有米拉瓦尔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一九六〇年一月，自从两位主教在《主教书》中谴责独裁统治以来，特鲁希略就同天主教这个老合作伙伴断绝了来往。一九六〇年六月发生了暗杀委内瑞拉总统贝坦科尔特的事件，此后这位总统就动员了如此之多的国家，甚至包括特鲁希略的长期盟国。美国于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在哥斯达黎加国际会议上投票通过了对多米尼加的制裁。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贝特感到心里针扎一样的疼痛，每当他回忆起那悲惨的一天，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心痛——发生了杀害三姐妹的事件。米内尔瓦、巴特里亚和玛丽亚·特莱莎·米拉瓦尔，还有给她们开车的司机都被杀了。地点在北部山区的最高峰，时间是三姐妹去银港要塞监狱探视米内尔瓦和巴特里亚的丈夫回来的路上。
在计划预定实施的前一天，即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四日，在康斯坦萨山区发生了那起惊人的古巴飞机着陆事件，机翼上涂着多米尼加空军的标志和颜色，下来的都是反特鲁希略政权的游击队员。一个星期后又发生了在麦蒙和埃斯特罗·翁托的登陆事件。那支小小突击队的到来（领队的是古巴大胡子少校德里奥·戈麦斯·奥乔阿）让独裁政权的人们直冒冷汗。这是一次不理智又缺乏协调的冒险。关于古巴方面准备干的事情，秘密团体丝毫没有得到消息。菲德尔·卡斯特罗支持反对特鲁希略的斗争，这一点是自从六个月前古巴巴蒂斯塔政权倒台以来每次会议上都会讨论的。对于那些在收集猎枪、左轮和老枪的人来说，他们指望卡斯特罗种种计划中的援助，可这些计划却是订了又改，改了又订。而英贝特又不知道有谁在跟古巴保持接触，谁也没有想到六月十四日那十几个革命者会来到多米尼加。他们在解除了康斯坦萨飞机场的小股警备武装之后，就分散到附近的山区里去了。结果是几天后一个个被俘虏、被枪杀或者被带到特鲁希略城。兰菲斯下令杀掉几乎所有俘虏，却没有杀古巴人戈麦斯·奥乔阿和他的养子佩德罗·米拉瓦尔。过了一段时间，特鲁希略政权在说戏剧性大话时把父子俩还给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都以快速且神秘的方式获悉了对三姐妹的杀害事件。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短短几小时就传到了最遥远的边陲，尽管报纸上连一行字都没有刊登。虽然这类由老百姓口传的消息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被添枝加叶，往往被夸大或者缩小，甚至变成神话、传奇、虚构的故事，几乎与发生的事件毫不相干了。英贝特回想起那天夜里在防波堤上的情景，地点也距离这里不远。如今在事件发生六个月后，他们在等待“公羊”的到来，为的是给包括三姐妹在内的许多人报仇雪恨。那天夜里，他、萨尔瓦多和阿玛迪多三人坐在石头栏杆上，如同每天晚上都来这里那样——那天，还增加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乘凉并避开闲人交谈。三姐妹被杀事件把这四个男子汉气得咬牙切齿、满腔怒火，他们议论着这三姐妹竟然会死在北部山区的高峰上，死于所谓的车祸。
同路易斯和伊万一道合作后，他感觉两人的能力比预期的还好。三人经过遥控试验之后，开始在管桩里填塞炸药筒和导火索。为了确保定时爆炸，他们在职工下班以后，在工厂的荒地上试验拆除旧铁丝换上带炸药的新管桩需要多少时间。需要不到五个小时。六月十二日一切安装完毕。计划等到十五日动手，那时特鲁希略将从锡瓦奥视察归来。准备在黎明时分推翻铁丝网的铲车也找到了，还要穿上市政工程公司工人的蓝色工作服，借口是更换旧铁丝网。他们确定了两个地点，每点距离爆炸处有五十步之遥，英贝特在右边，路易斯和伊万在左边，他们分两次启动遥控器，中间有个短暂的间歇：第一次启动是在特鲁希略经过管桩时，第二次是为了给特鲁希略再补上一炮。
他听到谁在说：“他们杀害我们的父亲和兄弟。现在又杀害我们的妻女。可是我们呢，却无可奈何地傻等着人家来干掉我们！”
一切就绪之后，他把计划告诉了路易斯·戈麦斯·佩雷斯和伊万·塔瓦雷斯·卡斯特亚诺斯。两人都是大学生，路易斯是学法律的，伊万是学工程的。他们在反特鲁希略的秘密团体里属于同一支部。他对两人观察了好几个星期，结论是两个年轻人办事认真，可以信赖，并且都渴望参加行动。两人听完计划都热情地表示赞成。他们一致决定对团体内的同志只字不提这个计划。最近以来，团体在不同的地点召开八九个人的会议，讨论动员人民起来反对暴政的最佳方式。
“不是无可奈何，托尼！”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跳了起来。他早已从老家回到首都，是他带来了三姐妹被杀的消息，他是在返程的路上听到的。“特鲁希略要为她们的死付出代价！事情已经开始了。问题是要把事情做好。”
他选择了一段从“老顽童”家里拉出来的铁丝网。他借口更换里斯达综合服务公司的部分铁丝（他是该公司经理，公司属于第一夫人的弟弟巴戈·马丁内斯），购买了十几米铁丝和配套的管桩（为稳定铁丝网的张力，每五米埋一根管桩）。他亲自查验了管桩的确是空心的，里面可以填塞炸药筒。由于里斯达公司在城外有两处采石场，所以他很容易从那里窃取炸药筒，然后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他是最早进办公室、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那个时候，暗杀计划是准备在莫卡进行的，时间选在特鲁希略视察德·拉·玛萨家族领地的时候。自从美洲国家组织对多米尼加进行谴责和实行经济制裁以来，“公羊”就不停地在全国走来走去。准备在耶稣圣心会的大教堂安放一枚炸弹，当特鲁希略在主席台上讲话时，射手们就从阳台、花坛和钟楼上向他密集射击。主席台设在教堂的大院里，听众将站在圣胡安·博斯科的塑像周围，塑像下半部爬满了三色堇。英贝特察看了教堂的地形，自告奋勇要埋伏在钟楼里，那里会是最危险的地方。
暗杀计划简单可行。就是利用特鲁希略的散步习惯：那是元首每日都要完成的作业，黄昏时沿着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和中央大道散步。英贝特仔细研究了那里的每一处地方，来来去去走了几遍，认真查看了大街两侧过去和现在的名人的住宅。那里有两度担任傀儡总统、元首的弟弟“黑人”埃克托尔·特鲁希略的豪华住宅。那里有第一夫人的玫瑰庄园，元首在散步前都要到那里去看看。那里有路易斯·拉斐尔·特鲁希略·莫里纳、绰号“老顽童”的住宅，这个老家伙还是“斗鸡迷”。那里有阿尔杜罗·埃斯白亚特将军、绰号“剃刀”的住宅，有现任傀儡总统华金·巴拉格尔的住宅，他的邻居就是教皇驻多米尼加的代表。有安塞尔莫·巴乌利诺的古老别墅，如今是兰菲斯·特鲁希略的一处官邸。那里还有“公羊”美丽的女儿安赫丽塔和她丈夫路易斯·何塞·莱昂·埃斯特威斯上校的大房子。那里有卡萨莱斯·特隆戈索家族的府第和权贵家族的住宅：威希尼家族大院。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上特鲁希略为子女修建的球场对面，就是拉德哈麦斯别墅和前将军卢多维诺·费尔南德斯住宅的花园，“公羊”早已命人杀掉了这位有功之臣。在住宅之间，有野草和荒地，由沿着大街竖起的涂上了绿色油漆的铁丝网保护它们。右边的人行道是“公羊”和随从们的必经之路，那里也有荒草地，安东尼奥·英贝特对那里用来隔离的铁丝网仔细研究了好几个小时。
“托尼认识三姐妹，”“突厥”给安东尼奥解释道，“因此他要在那个岗位上。”
爆炸计划是英贝特独自一人准备的，他连最要好的朋友萨尔瓦多也没有告诉，因为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虽然也反对特鲁希略的暴政，但是托尼担心他出于天主教的信仰而不赞成这样的计划。托尼周密地计划和考虑了一切细节，把力所能及的种种手段都用在这项计划上，同时坚信：参加的人越少，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只是到了最后阶段，他才吸收了两个小伙子参加暗杀计划。后来这两个青年都参加了“六·一四运动组织”。可是那时他们还只是一个由职员和青年学生组成的秘密小组，他们试图组织起来反对暴政统治，尽管那时还不知道究竟怎么行动才好。
英贝特认识三姐妹，但是还不能说是她们的好友。他认识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玛诺罗·塔瓦雷斯·胡斯托以及莱安德罗·古斯曼，是偶然在秘密团体的会议上，他们以历史上杜阿尔特 的圣三会为榜样，发起了“六·一四运动”。三姐妹是这个松散但是充满热情的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由于内部混乱和缺乏实力，在独裁政府的镇压下解散了。三姐妹的坚定和勇敢给托尼·英贝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一场力量对比悬殊、没有把握取胜的斗争中，其中尤为出色的是大姐米内尔瓦·米拉瓦尔。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会想到这是一位杰出的女性，都会倾听她的意见、讲话、建议和决定。尽管他从前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但是三姐妹被杀之后，他开始思考。没有认识米内尔瓦·米拉瓦尔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妇女也能献身如此具有男子气概的事业，诸如准备暴动，收集和掩藏武器、炸药、燃烧瓶、匕首、刺刀，谈论暗杀计划、战略和战术，冷静地讨论团体成员在落入军情局手中时是不是应该服毒自杀，免得酷刑拷打之下出卖同志，等等。
是的，两年半前，那次暗杀特鲁希略的计划是失败了，安东尼奥·英贝特准备把特鲁希略和陪同他散步的马屁精们炸个粉身碎骨，这群人每天黄昏都要陪同元首从第一夫人的住宅沿着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走到方尖纪念碑。陪同“公羊”散步的人难道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龌龊的家伙吗？在干掉暴君的同时又结果了一小撮助纣为虐的帮凶，那是对祖国最好的报效。
米内尔瓦经常谈到革命的准备工作，谈到秘密宣传的最佳方式，谈到在大学发展秘密团体的成员。大家都注意她的谈话，因为她聪明，表达透彻。她的革命信念非常坚定，她雄辩的口才使得她的话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此外，她也很漂亮：乌黑的头发，明亮的大眼睛，白净、细嫩的面庞，线条优美的鼻梁，红润的嘴唇，整齐、雪白的牙齿在微红肤色的衬托下格外明亮。是的，她很美。尽管她在会议上穿着庄重，但是她身上有着极强的女人味，无论动作还是微笑都流露出自然的娇媚和优雅。托尼想了想：好像她从来也不化妆打扮。他想：是的，她很美，可是与会者从来没有人敢跟她说一句恭维话，开个玩笑，而这在多米尼加男人中是最正常、最自然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如果是由患难与共的事业和理想凝聚在一起的亲密同志就更不用说了。米内尔瓦·米拉瓦尔身上有着某种气质，不允许男人随便跟她过分亲热，她不是一般的女性。
在通往圣克里斯托瓦尔公路上等待的一个小时里，他们几次打算像刚才这样聊天或者开玩笑，但是刚有这样的迹象就消失了，每一个人又都回到了自己那痛苦、希望或者回忆的封闭天地里。一度，安东尼奥·德·拉·玛萨打开了收音机，但是“热带之声”播音员那甜蜜的声音刚一播出招魂术的节目，他就给关掉了。
那个时候，在反对特鲁希略斗争的小天地里，米内尔瓦已经是个传奇人物了。关于她的事情，人们说得很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夸张呢？没有人敢问。谁也不想接受那轻蔑的白眼，不想听到那尖锐的反驳，因为她的回答常常弄得对方哑口无言。据说，她年轻时就曾让特鲁希略下不来台：拒绝跟元首跳舞。结果她父亲的镇长职务被罢免，人也被送进了监狱。也有人说，不是拒绝跳舞，而是跳舞时元首摸了她的屁股，还说了一些粗话，她就扇了元首一记耳光。很多人不接受这种说法。“那她就活不成了。元首不亲自杀了她，也会派人干掉她。”安东尼奥·英贝特却认为有这种可能。自从他第一次见到她，听她说话，就立刻相信：即使耳光不是真的，骂元首也可能确有其事。只要看看米内尔瓦·米拉瓦尔，听她讲上几分钟话，比如，她冷若冰霜地谈到有必要让团体成员做好心理准备对付敌人的酷刑拷打，就足以知道：如果元首不尊重她，她扇元首耳光是完全可能的。她曾经两次被捕，人们传说她先是在四十一号，后来在维多利亚监狱里进行大无畏的斗争，她在那里绝食、抗议禁闭；据说敌人对她进行了野蛮的酷刑拷打。她从来不谈自己在监狱里的经历，不谈受过的折磨，不谈自从敌人知道她是反特鲁希略分子以后她家经历的苦难：迫害、抄家、软禁。独裁政权对米内尔瓦本人进行有计划的报复：先允许她攻读法律，但是在她毕业后不发给她执业证，也就是说，让她无法工作，不能谋生，迫使她年纪轻轻就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让五年的学业前功尽弃。但是，敌人的这一套丝毫不能让她感到痛苦，她仍然不知疲倦地给大家打气，她是一台运行中的发动机——英贝特多次想——她是这个年轻国家美丽、热情、充满理想的序曲，总有一天多米尼加共和国会唱出民主和自由的主旋律来。
“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中尉感激地说道。
想想自己，他感到羞愧，眼睛里充满了热泪。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了几口，向着大海的方向喷云吐雾。月光在那里跳动着，与海水嬉戏。此时，海上没有一丝清风。时不时地总有汽车的灯光出现在远方，它们来自特鲁希略城的方向。四个人总是立刻挺直上身，伸长脖子，紧张地向黑暗处望去。但是，每当车子距离他们二三十米、发现那不是雪佛兰时，他们便又放松了身体，感到非常失望。
“好啦，阿玛迪多，我那时就猜到你不会参加元首接见仪式的，”英贝特说道，“再说，那时候我也不怎么认识你。要是现在放炸弹，我可得三思而行了。”
最善于控制激动心情的是英贝特。他从前就沉默寡言，近年来，自从干掉特鲁希略的想法占据心头以来，尤其是这想法如同绦虫一样从他的全部精力中逐渐获得了营养以后，他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了。他一向朋友不多，近几个月来，他的生活就只有每天往返于三点之间：里斯达公司的办公室、家、和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及加西亚·盖莱罗中尉会面的场所。三姐妹被害以后，秘密团体的会议实际上停止了。血腥的镇压摧毁了“六·一四运动组织”。逃脱的人都回到了家庭生活之中，极力不让敌人发现。每过一段时间，有一个问题就来困扰英贝特：“为什么我没有被捕？”这个问题让他感觉不好，好像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好像自己应该对落入乔尼·阿贝斯手中的人的许多苦难负责，因为自己还在外面享受着“自由”。
“嘿，这算什么计划！”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发表议论说，“把‘公羊’和陪他散步的人一起送上天，这太残忍了！”
当然，这是相对的“自由”。自从他觉悟到自己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制度下，从年轻时起就为什么样的政权效力而且还在继续为之服务——如果不是给家族集团当公司经理，那又能干什么呢？——就觉得自己是个囚徒。消灭特鲁希略的想法在他的意识里是如此强烈地燃烧着，他要摆脱这样一种感觉：每走一步都受到控制，每条路和每个动作都要由别人来规定。他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有个缓慢、渐进和秘密的认识过程，要比因为他弟弟塞贡多而发生的政治冲突早得多，从前塞贡多是个比他坚定的特鲁希略主义者。二十或者二十五年前，他周围的亲戚朋友有谁不是特鲁希略主义者呢？大家都认为“公羊”是祖国的大救星。是伟大领袖结束了军阀混战，是伟大领袖一次又一次地消除了海地入侵的危险，是伟大领袖让国家摆脱了对美国的屈辱服从——美国佬一直控制着我们的海关，不让我们有自己的货币，决定着我们的国家预算——总之，无论好坏，是伟大领袖在领导我们国家的政府啊！既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那找几个姑娘玩玩又有什么不可呢？老人家捞了一些工厂、庄园和牧场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是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吗？伟大领袖不是装备了一支加勒比最强大的军队吗？二十年来，托尼·英贝特一直在为这些伟大成绩做宣传和辩护。可现在恰恰是这些“成绩”让他感到胃痉挛。
“一定给你坟上送一个玫瑰大花圈。”托尼说道。
他已经不记得事情是怎么开始的了，怎么会产生怀疑、猜测和分歧的呢？而正是这一切让他思考：事情真的那么好吗？换句话说，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家严厉但是富有灵感的英明领导下，在国家飞速发展的背后，真的没有那些悲惨的情景吗？有人被杀、被虐待、被欺骗，可却通过宣传和暴力让弥天大谎粉墨登场。水滴石穿。这些怀疑和猜测就是点滴的水珠，它们一滴滴地落下，渐渐穿透了他脑海里特鲁希略主义的顽石。在他被解除了银港省长职务的时候，就内心而言，他已经不赞成特鲁希略主义了，他确信这是个独裁的腐败政权。这些想法，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妻子瓜里娜。对外，他依然是个特鲁希略主义者，因为尽管弟弟塞贡多自动流亡到波多黎各去了，但是政府为了表现宽大为怀，仍然给安东尼奥职务，甚至是特鲁希略家族企业的经理。如此信任的证明还能到哪里去找？
“假如正赶上我值班，我也就成了上天的人。”中尉笑着说。
多年来让他感到烦恼的是：每天想的是一回事，而做的事刚好相反；他内心的秘密是如何处死特鲁希略，因为他确信只要“公羊”活着，他和大多数多米尼加人就注定要忍受那可怕的不安和烦恼，就注定每时每刻要撒谎、欺骗大家，就注定要当两面派，当众说假话，背后去想那禁止表达的真话。
“那就成了把特鲁希略分子送上天的烟火。”英贝特回答说。
他这个决定做得对，因为让他振作起了精神。当他终于能够同别人一道真诚相处的时候，他的生活就不再是烦恼了，他也不做两面派了。他同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的友谊仿佛苍天送来的厚礼。在“突厥”面前，他可以畅所欲言，大骂周围的一切。萨尔瓦多为人正直，真诚地用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托尼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谁是这样全身心地献给自己的信仰的，因此萨尔瓦多是他心目中的榜样，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假如那颗炸弹正好在‘公羊’散步时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爆炸的话，事情又会怎么样呢？”阿玛迪多一边想象一边说道。
英贝特通过堂弟蒙乔的帮助成为秘密团体的自己人之后，经常参加聚会。虽然每次散会之后他总是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青年男女尽管冒着生命危险，也可能牺牲自己的前途和人身自由，却仍然还没有找到反特鲁希略斗争的有效方式；但是同他们一起待上两三个小时，使他感到生活里充满了活力，灵魂得到了净化，确定了生活的方向。开会的地点经常变换，他要跟着联络员兜上几千几百个圈子之后，经过确定多个不同的接头暗号，才能走进一处陌生的人家，但是一旦看到同志们，他就浑身轻松愉快起来了。
没有，托尼从来没有在每周的探视中对他弟弟塞贡多讲过一句关于伏击特鲁希略的计划。两人谈家庭，谈足球，谈拳击。塞贡多常常兴致勃勃地给哥哥讲维多利亚监狱日常生活中的奇闻逸事，但是唯一重要的话题，他们却避而不谈。在最近一次探视结束时，安东尼奥在弟弟耳旁说：“塞贡多，事情要起变化了。”对明白人，不说废话。弟弟能猜出这句话的意思吗？同哥哥一样，塞贡多也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才从热情的特鲁希略分子转变为反对派的，随后参加了推翻独裁政权的策划活动，因为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结束暴政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果暴君的性命。其他的办法都是无用的。必须消灭暴君的肉体，因为这张盘根错节的黑暗网络的总根子就汇集在暴君一人身上。
为了让家里遇事不慌，托尼渐渐告诉瓜里娜：虽然他表面上装成特鲁希略主义者的样子，但实际上早已经不相信独裁者那一套了。他甚至说，他在秘密地为推翻独裁政权而工作，妻子吓得目瞪口呆。但是，她没有劝阻他。她也没有问万一他被捕，像塞贡多那样被判刑三十年，或者万一被杀害，她和女儿莱斯丽该怎么办。
今天晚上的事情如果落败，又会有多少无辜者牺牲生命啊！安东尼奥·英贝特可不像阿玛迪多和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那样感到乐观。这两个人自从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告诉他俩何塞·雷内·罗曼将军——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参加了这一计划之后，就坚信只要特鲁希略一死，一切都会走上轨道，因为军人都服从罗曼将军的命令，肯定会逮捕“公羊”的兄弟和子女，杀掉乔尼·阿贝斯和铁杆特鲁希略分子，然后建立军民联合执政委员会。人民会上街抓捕特务和密探，会因为获得了自由而感到幸福无比。事情会这样发展吗？自从塞贡多落入那次愚蠢的埋伏以后，沮丧早已代替了敏感的安东尼奥·英贝特来之匆匆的热情。他就想亲眼看到特鲁希略的尸体横陈在自己脚下。其余的事情就无所谓了。让祖国从这个家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只要推翻了这座大山，哪怕一开始事情并不那么顺利，通向自由的大门也已被打开了。这就证明了今晚行动的正确性，哪怕他们几个不能活下来。
妻子和女儿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发生的事情，她们以为他在“突厥”家里打牌呢。假如暗杀失败，母女俩会怎么样呢？
在那个遥远的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为什么奥拉希奥·胡里奥·奥尔内斯等人一定要选中银港登陆呢？结果是彻底失败了。两架入侵的飞机中，有一架甚至都没有飞到目标上空就回戈苏梅岛上去了。“卡塔里纳”号带着奥拉希奥·胡里奥·奥尔内斯和他的同志们在鲁贝隆海滩停泊，但是登陆部队还没有完全下船，一艘海岸巡逻艇用几发炮弹就把“卡塔里纳”号打了个粉碎。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巡逻部队就把登陆的入侵者全部抓获。这一胜利让好大喜功的特鲁希略高兴了好几天。他宣布大赦，释放了俘虏，甚至包括奥拉希奥·胡里奥·奥尔内斯，并且为了表现他力量强大和宽宏大度，允许俘虏们再度流亡国外。但是，就在他对外表现得宽宏大度的同时，在内部却对银港省长安东尼奥·英贝特和他的弟弟、城防司令塞贡多·英贝特少校采取了以下措施：撤消职务，逮捕入狱，刑讯拷打。与此同时，他对所谓的同谋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镇压：逮捕，拷打，有许多人被秘密枪杀。安东尼奥·英贝特想：“他们是一些不是同谋的同谋。入侵者以为只要他们一登陆人民就会揭竿而起。实际上，没有人起来支持他们。”有多少无辜的人为这一假想付出了生命啊！
“你相信罗曼将军吗？”他突然问道，他这是为了强迫自己想点别的事情，“他肯定是咱们的人吗？可他老婆是特鲁希略的亲外甥女啊！元首的宝贝外甥女婿，何塞和威尔希里奥·加西亚·特鲁希略两位将军都是他的大舅子！”
一定会来吗？托尼·英贝特看看手表。还有可能会来，用不着焦急。多年以来，他就是这样不慌不忙的。不幸得很，年轻时他非常急躁，这脾气让他干事之后总要后悔不已。比如，一九四九年那封电报就是如此，那时他是银港省的省长，一听说奥拉希奥·胡里奥·奥尔内斯率领反特鲁希略派的人马在鲁贝隆海滩登陆了，他一怒之下就发出了那封电报。“元首，请下命令吧！我要烧毁银港！”这句话让他后悔了一辈子。他看到各大报刊纷纷加以转载，因为大救星要让全体多米尼加人知道：一个特鲁希略主义者、年轻的省长可以坚定和热情到何等程度！
“他要不是咱们一伙的，咱们早就进四十一号监狱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说道，“只要一个条件兑现：看到‘公羊’的尸体，他就站在咱们一边。”
“不会失败的！”后排座上的加西亚·盖莱罗中尉插话道，“‘公羊’一定会来的。”
“很难相信他的话，”托尼低声道，“杀了‘公羊’对这位国防部长有什么好处呢？他有可能失去对部队的控制权。”
“当然没有。为了小心起见，也为了不让他抱幻想。万一失败了呢？”
“他比你我更恨特鲁希略，”德·拉·玛萨回答说，“很多高层核心人物也都恨‘公羊’。特鲁希略主义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早晚不攻自破，你看着吧！布博还让许多军人做了保证，他们都在等着他的命令呢。只要命令一下，明天这个国家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咱们的事情，你没有跟他说吧？”
“关键是‘公羊’得来呀！”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在后排座上嘟嘟囔囔地说。
“塞贡多是个有种的汉子。就是情况不好，他也不露声色。有时，还给我打气呢！”
“‘突厥’，‘公羊’会来的，一定会来的！”中尉再次重复道。
英贝特并没有这样回答，因为他知道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之所以问他弟弟塞贡多的问题，原因仅仅是为了打破这令人难耐、没完没了的等待。他耸耸肩膀，说道：
安东尼奥·英贝特又陷入了沉思。明天早晨这片土地能够得到解放吗？他早就全心全意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了，但是，即使是现在，在就要动手前的几分钟里，他还是很难相信会变成现实。除去罗曼将军之外，还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计划？他从来没想打听明白。他知道还有四五个人。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人参加。最好不要打听还有什么人。他一向认为参加者只需要知道起码的事情就够了，为的是不给行动计划造成危险。他早就兴致勃勃地听安东尼奥·德·拉·玛萨给大家讲过一旦干掉暴君，武装部队总司令将夺取政权的保证。这样不等特鲁希略的亲戚朋友和死党发动反扑，军队就要把他们逮捕或者杀掉。幸运的是，特鲁希略的两个儿子兰菲斯和拉德哈麦斯还在巴黎。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同多少人谈过话？在近几个月不停的会议上，安东尼奥有时漏出三言两语，使人想到有很多人参加这个计划。托尼早有戒备，有一次萨尔瓦多气极之下甚至开始要讲：一天，他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家里开会，险些同一群反对英贝特参加暗杀计划的人吵起来，那时英贝特急忙堵住了萨尔瓦多的嘴巴。那些人认为英贝特不可靠，因为他曾是特鲁希略主义者；有人提起英贝特发给特鲁希略的那封著名的电报，即烧毁银港的建议。（英贝特想：“这封电报要跟着我一辈子了，就是死后也饶不了我。”）“突厥”和安东尼奥立刻提出抗议并表示可以为托尼担保，但是他不让萨尔瓦多说下去——
还能怎么样呢？他相信了大赦的诺言，离开了波多黎各。本来他在那里的处境不错，在彭塞 市给菲雷家族干活，回国后却发现等待他的是审判，罪名是很久前他在银港加入工会时犯下的所谓罪行。他还能有什么感觉呢？即使是杀人，他也是为了政府才干的，而作为奖励，特鲁希略已经关了他五年监狱，想让他烂死在地牢里。
“‘突厥’，我不想听。总之，不了解我的人为什么要相信我呢？不错，我这一辈子直接和间接地都在为特鲁希略工作。”
“怎么样？”
“那我现在做的又是什么呢？”“突厥”反驳说，“多米尼加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的人在干什么呢？难道不是给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干活吗？只有大富豪可以自由自在的，不用为特鲁希略工作。”
“昨天我看到他了。现在允许我每周可以探视一次。每次只有半小时。维多利亚典狱长那个婊子养的有时心血来潮，把探视时间减少到十五分钟，故意捣蛋。”
英贝特想：“就是富豪也得为特鲁希略出力。”如果富豪打算继续发财，就得同元首联合，就得把部分企业卖给元首或者买下来一部分，必须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英贝特半睁半闭着眼睛，低沉的涛声在为他催眠，他心里想着特鲁希略建立起来的这个体制的魔鬼特征：在这个体制内，每个多米尼加人迟早都会作为同谋加入进来，只有流亡国外或者死去才能摆脱这个独裁体制。只要在国内，人人就得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一个多米尼加人如果聪明能干，那就要倒霉了。”英贝特有一次听到阿尔瓦罗·卡布拉尔这样说道。（他想：“卡布拉尔本人就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卡布拉尔的这番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你要是聪明能干，特鲁希略迟早会把你叫到身边，让你为政府出力，或者干脆为他本人服务；只要他叫你去，你就不能回绝。”这是真话，他自己就是个证据。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拒绝政府的任命。正如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说的，“公羊”已经剥夺了上帝赋予人类的神圣权利：自由的意志。
安东尼奥·英贝特扶着方向盘，没有回头，答道：
与“突厥”不同的是，在安东尼奥·英贝特的生活里，宗教信仰从来没有占据过中心位置。他是个多米尼加式的天主教徒，人们生活中规定的宗教仪式——洗礼、按手礼、第一次领圣餐、天主教小学、教堂结婚仪式，他都一一经历过；当然，最后是临终弥撒和教士在下葬前的祝福祈祷。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信徒，从来不关心信仰与每天生活的关系，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与《圣经》戒律吻合。萨尔瓦多的那种方式，英贝特就认为是一种病态。
“你有塞贡多的消息吗？”安东尼奥·德·拉·玛萨问道。
但是，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却深深地打动了他。或许就因为这个，他才决定必须干掉特鲁希略。为的是让自己和多米尼加人起码恢复这样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谋生的工作。托尼一直不晓得自由意志为何物。可能小时候知道，后来忘记了。那一定是美妙无比的。当拥有了自由意志的时候——这恰恰是特鲁希略剥夺了多米尼加人三十一年的宝贵权利，你会感到咖啡和甜酒的醇香，会感觉到香烟、海水浴、周末电影或者广播中的默朗格舞曲给身心留下的十分愉快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