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拉伊涅里家里，英贝特终于可以拥抱妻子和女儿了。由于环境所迫，大家都尽量保持安静。可是当把女儿莱斯丽搂在怀里的时候，英贝特感到那娇小的身躯在发抖。英贝特同母女俩及拉伊涅里一家人待了将近两个小时。英贝特的妻子事先就给他带来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装好了干净衣裳和刮脸用具。大家都没有提特鲁希略的事。瓜里娜给他讲述了从邻居那里打听来的消息。黎明时分，警察和特工闯入英贝特家中，他们用两辆卡车把家里的东西席卷一空，并毁坏了带不走的东西。
“当然。”托尼·英贝特低声说。他暗暗惊奇：这个交情并不深的男子汉，心甘情愿地冒险营救他。他对大使的慷慨行为和勇敢精神感到不知所措，竟然忘记了感谢。
那位外交官指指手表，打了个手势：该走了。英贝特拥抱和亲吻了瓜里娜和莱斯丽，然后，跟随弗朗西斯科·拉伊涅里从后门上了大街。几秒钟后，一辆小汽车开着小灯在他们面前停下。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就别指望有哪个使馆会让你政治避难。就是避难也没有用。如果说还有政府，这个政府也不尊重你的避难权。不管你藏在什么地方，政府都会派人用暴力把你揪出来。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我把你藏起来。意大利领事馆里，我有一些朋友，可是那里来往的职员和客人太多。不过，我已经找了一个绝对可靠的人。以前，他就藏过一个人，那人名叫尤尤·达莱桑德罗，那时正被追捕。他提出唯一的条件就是：谁也不能知道你的下落。你妻子瓜里娜也不能知道。这首先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
“再见！祝好运！”拉伊涅里和他握手道别，“不用替家里操心。她们什么也不会缺的。”
拉伊涅里非常从容，甚至带着笑容，薄布短衫熨得平平整整，散发着薰衣草的气味。他要把英贝特送到一处偏僻的住宅去，故意兜一个大圈，走僻静的街道，因为主干道上有拦阻车辆检查的路障。一个小时前，官方公布了特鲁希略被杀的消息。到处充满了警惕的气氛，仿佛大家都等待着炸弹爆炸似的。这位像平时一样潇洒的大使对特鲁希略之死未提任何问题，也不打听参与谋杀者的下落。他仿佛在说下次在国家俱乐部举行的网球赛一样，自自然然地谈起来：
英贝特进了汽车，在司机旁边坐下。司机是个年轻人，穿衬衫，打着领带，但是没有穿西装。他说一口纯正的西班牙语，但有意大利语的调子。他自我介绍说：
“我早就知道这是你的电话，因为瓜里娜和你女儿已经在我家了，”拉伊涅里开口道，代替了问候，“特鲁希略城不会有两个瓜里娜·特森。电话只能是你的。”
“我叫卡瓦列里，是意大利使馆的官员。我和我妻子会尽量让您在我家过得愉快。您别担心。我家没有可疑的外人。只有我和我妻子。我们没有厨娘，也没有雇用女佣。我妻子乐意做家务。我俩都喜欢烹饪。”
七点整，一辆漂亮的蓝色别克轿车来到门前，车上挂着外交使团的牌照。弗朗西斯科·拉伊涅里本人亲自开车。安东尼奥·英贝特刚一坐到他身旁，车子就启动了。
他笑了。安东尼奥·英贝特心想：这笑声是出于礼貌。外交官夫妇居住在距马哈马·甘迪大街不远的一幢新建大楼的顶层，离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家也不远。卡瓦列里先生的妻子比丈夫年轻；她身材消瘦，长着一对杏眼和乌黑的头发。她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迎接英贝特的到来，仿佛是接待家里的老朋友来共度周末。她丝毫没有因为要在家里接待一个陌生人而有嫌弃的表示，而且这个人还是杀害国家元首的凶犯，是被无数特工和警察怀着贪婪和仇恨的情绪在追捕的人。英贝特同这对夫妇一起生活了六个月零三天，男女主人从来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的不舒服——敏感的人在他这种处境下，很容易疑神疑鬼。夫妇俩知道这是在玩命吗？当然知道！他和她通过电视看到杀害元首的凶犯们在多米尼加人心中引起强烈恐惧。他们知道许多人不仅不肯给逃犯提供藏身之处，还要去检举揭发。他们看到第一个落网的是工程兵瓦斯卡尔·特哈达，他被吓破了胆的神甫从圣古拉教堂里卑鄙地驱赶出来，扔给了军情局的特工们。他们对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的英勇事迹了解得很详细，知道两人被亲朋告发后坐着出租车满城乱跑。他们还知道特工如何抓走掩护阿玛迪多·加西亚·盖莱罗的姨妈，知道警察杀死阿玛迪多之后，混乱的人群是怎样拆毁老人的房子并且将其抢劫一空的。但是，无论怎样恐怖的场景和叙述都没有吓住卡瓦列里夫妻，也丝毫没有降低他们招待他的热情。
“向圣母祷告吧！”她画了一个十字，“如果特工提前来到，你就开枪吧！”
自从兰菲斯一回国，英贝特和这对夫妻就知道，隐居的时间还将延长。特鲁希略之子和何塞·雷内·罗曼将军的公开拥抱就很说明问题：罗曼已经叛变，不会有什么军事暴动了。英贝特站在卡瓦列里家的阁楼上，看到大量的人群一连几小时排队去瞻仰特鲁希略的遗体。他从电视里看到自己和路易斯·阿米阿玛（他并不认识此人）的照片下方悬赏捉拿的奖金起初是十万比索，接着是二十万比索，最后是五十万比索。
“阿尔丰西娜，七点以前这段时间怎么办？”
“算了吧！多米尼加比索贬值得这么厉害，这笔交易并不吸引人！”卡瓦列里评论道。英贝特很快就进入了严格的常规生活。他有个专门的小房间，一张床、一只床头柜、一盏台灯。他很早起床，原地跑步、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随后，同男女主人共进早餐。三人争论好久之后，英贝特终于争取到帮助打扫房间的权利。扫地、吸尘、擦家具和器物，变成了娱乐和职责，他天天自觉、认真和高兴地去完成。卡瓦列里太太绝对不让英贝特进厨房。她很会做饭，尤其是面条，一天做两次。英贝特从小就喜欢吃面条。可是隐居六个月之后，他再也不想吃通心粉、炒面、炸酱面这类意大利面食了。
“要么他能掐会算，要么他是个疯子，要么就是我不明白！”阿尔丰西娜挂上电话说。
完成家务劳动之后，英贝特就大量阅读。过去，他从未好好看过书；这六个月让他发现了阅读的乐趣。书籍和杂志是用来抵抗由于隐居、常规生活以及焦虑而产生的消沉情绪的最好武器。
“最亲爱的瓜里娜，你好吗？很高兴能问候你。你打电话是为了今天晚上的约会吧？你别担心。我派车去接你。七点整，你觉得合适吗？劳驾，你把地址再给我说一遍，好吗？”
直到电视里报道，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已经与政治犯会见，英贝特才知道妻子瓜里娜在监狱里蹲了好几个星期，如同其他几名参与暗杀的朋友的妻子一样。这对夫妻一直没有告诉他瓜里娜被捕的消息。相反，两周后，他和她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瓜里娜已经自由了！
广播、电视和报纸还什么都没说，但是小道消息是谁也挡不住的。全城都在传说：特鲁希略被杀害了。人们惊慌不已，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惶恐不安。在将近一个多小时里，英贝特挖空心思在想：去哪里好呢？很快，他决定离开。谢过女博士以后，他来到了大街上，右手摸着裤袋里的枪。他在街上漫无方向地转悠了好久，直到他想起牙科医生卡米罗·苏埃罗，医生住在军队医院附近。卡米罗和他的妻子阿尔丰西娜让英贝特进了家门。但是，他们不能让他在家里藏身，不过愿意帮助他考虑有哪些地方可以躲藏。这时，英贝特忽然想起弗朗西斯科·拉伊涅里。这是个老朋友，其父是意大利人，他本人则是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弗朗西斯科的妻子韦内西娅和英贝特的妻子瓜里娜经常一起喝茶玩牌。也许这个外交官可以为他提供在某个使馆避难的方便。他特别小心谨慎，把电话打到拉伊涅里家中，然后把话筒交给阿尔丰西娜，让她装成瓜里娜·特森的声音。瓜里娜是英贝特妻子的小名。阿尔丰西娜要求与弗朗西斯科讲话。这位意大利朋友立刻接过电话，那极为亲切热情的问候让阿尔丰西娜吃了一惊：
无论擦地板、扫地还是吸尘，他都随身携带上了子弹的柯尔特点四五口径手枪。关键时刻要自杀的决心，他是不会动摇的。他要向阿玛迪多、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学习。宁肯战死，绝不活着投降！自杀要比让兰菲斯及其帮凶用扭曲心态设计出来的手段折磨和侮辱而死更有尊严！
“到处都是特工们开的‘刨子’和拉着警察的卡车，”她说，“他们检查车辆，向每个行人要证件，还入户搜查。”
下午和晚上，英贝特阅读过男女主人带回的报纸后，同他们一起看电视新闻。他抱着怀疑的态度注视着这个政权目前混乱的对立共存现象：一个由巴拉格尔领导的文人政府一再表示和声明，保证国家实行民主；一个由兰菲斯操纵的军警政权继续像元首生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抓人、打人、杀人。但是，无论如何，使英贝特感到鼓舞的是，流亡者纷纷回国了，反对派——“公民团结组织”和“六·一四”——的机关刊物上街了，大学生不断举行反政府的群众集会。官方传媒尽管有时也报道这些集会，但都是为了指责此乃共产党所为。
是的，可是到哪里去呢？格莱迪兹已经去过英贝特家门前，那里到处是特工和警察；他的妻子和女儿肯定被捕了。英贝特觉得一双无形的大手开始勒紧了他的脖子。他没有露出心中的不安，他不愿意增加女主人的恐惧程度。女博士已经变了模样：由于精神紧张，她不停地眨动着眼睛。
华金·巴拉格尔在联合国的演说中批评了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许诺要在国内实行民主化，这让英贝特吃了一惊。这个小矮子和那个三十一年来忠心耿耿为伟大领袖服务的傀儡难道是同一个人？卡瓦列里夫妇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经常在外面吃饭，卡瓦列里太太于是就在火炉上给英贝特做好面条——三人总要在饭后的长谈里交换看法。夫妇俩提供消息，其中有许多街谈巷议，比如现在这个城市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圣多明各，全城充满了小道新闻和政治笑话。虽然人人都害怕特鲁希略之弟发动政变，担心野蛮、残暴的专政会卷土重来，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逐渐不再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逐渐破除了对大救星的迷信：成千上万的多米尼加人一度心甘情愿地忠于特鲁希略。反对特鲁希略主义的声音、宣言和行动越来越多；支持“公民团结”“六·一四”或者多米尼加革命党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团体的领导人已经在市中心设立了联络站。
“就在你离开那里不久，黎明时分特工们抓走了曼努埃尔，”桑托斯家的格莱迪兹焦急地说道，“他们迟早会逼他招供的，说出你藏身的地方。你得赶快离开这里。”
英贝特避难中最伤心、但又是最幸福的一天来到了。十一月十八日，电视里宣布：兰菲斯去国离乡。与此同时，又报道说：六名杀害元首的囚犯（四人是凶手，两人是帮凶）在核对案情之后返回维多利亚监狱的途中杀死三名年轻的武警逃之夭夭。英贝特看着电视屏幕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起来。原来，他的朋友们——其中有最要好的“突厥”——就这样被害了，而且还有三名可怜的武警战士充当假戏的道具！这六人的尸体肯定下落不明。卡瓦列里先生递给英贝特一杯白兰地：
两人一面在厨房里吃早饭——芒果、奶酪、面包、牛奶和咖啡——一面打开了收音机。没有一家广播电台播送元首被杀的消息。饭后不久，女博士上班去了。英贝特洗了一个淋浴，来到小客厅里，躺在长沙发上睡着了——腿上放着柯尔特点四五口径手枪。有人摇晃他的时候，他着实吓了一大跳，还不由得叫了一声。
“请节哀。英贝特先生，想一想您很快就要见到妻子和女儿了。苦日子结束了。”
“我给女佣放了假，让她回老家探亲去了。”她让英贝特放心。“你可以在房子里转转。但是千万不要让邻居们发现。这一宿你在这个小洞里可是怎么过的哟！”
不久，政府宣布：特鲁希略的弟弟们携带家眷即将出走。现在真的要结束这隐居的生活了。至少眼下英贝特已脱离了被追捕的危险。实际上，除去路易斯·阿米阿玛——很快英贝特就得知阿米阿玛六个月来每天要关在密室里好几个小时——之外，参与暗杀计划的主要人员，加上几百个无辜者，其中包括英贝特的弟弟塞贡多，都已经被捕、被害、被拷打，或者至今还被囚禁在监狱中。
女主人给储藏室上了锁，到了上午九时，开门放他出来。
特鲁希略家族出国后第二天，政府宣布实行政治大赦。监狱的大门纷纷打开了。巴拉格尔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要查明“铲除暴君的义士们”的真实情况。从那一天起，广播、电视和报纸不再说他们是“凶手”了。很快，他们又从“义士”这个新称呼变成了“英雄”。又过了不久，全国的大街小巷开始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
为了避免女佣发现英贝特，女主人把他安排在车库旁边的一个小储藏室里。室内没有窗户，她在地上铺了一张可折叠的床垫。房间矮小，没有通风设备。安东尼奥一宿没有合眼。他把柯尔特点四五口径手枪放在身旁。头上方是块搁板，摆满了罐头。由于紧张，他时刻警惕地听着外面可疑的动静。不时地，他脑海里浮现出弟弟塞贡多的身影，一想到在维多利亚监狱里特工们会酷刑拷打弟弟或者杀死弟弟，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第三天，英贝特谨慎地——男女主人不让他说感谢的话，只要求他别说出他和她的真实身份，免得引起外交纠纷——于黄昏时分溜出藏身之地，一个人出现在家中。他和瓜里娜、莱斯丽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随后，三人互相打量，英贝特发现瓜里娜和莱斯丽消瘦了许多，而他自己长胖了五公斤之多。他告诉母女俩：在他的藏身处——他不能说出具体地点来——大家经常吃面条。
“我尽量安排你住下，”她对英贝特说道，“但这里并不保险。我也被捕过一次。军情局有我的档案。”
三人未能说多少话。英贝特乱糟糟的家开始堆满了鲜花，挤满了亲朋好友，还有许多陌生人前来拥抱和祝贺，有的人还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称他为“英雄”，感谢他为人民所做的一切。突然，客人中来了一名军人。他是共和国总统的侍卫副官。毕恭毕敬地行了军礼之后，德奥伏罗尼奥·卡塞达少校通知英贝特：明天中午总统在国家宫接见他和路易斯·阿米阿玛先生，阿米阿玛也刚刚从藏身之处露面，而隐居的地点恰恰是现任卫生部长的住宅。少校还诡秘地一笑，报告说：参议员亨利·奇里诺斯刚刚在国会（“是的，先生，就在那个特鲁希略开创的国会。”）提议通过一项法令：任命安东尼奥·英贝特和路易斯·阿米阿玛为多米尼加人民军三星级将军，因为他俩为祖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黎明即将来临，但是天空依然笼罩着黑暗。曼努埃尔·杜兰和英贝特急忙跑过六个街区，一路上没有遇到车辆和行人。女博士没有马上来开门。她穿着睡衣，恼怒地揉着眼睛。与此同时，两人向她说明情况。她并不十分害怕。她的反应是出乎意料的镇静。这是个已经开始发福的妇女，但是动作灵活，年龄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她表现得沉着且冷静。
次日，安东尼奥在瓜里娜和莱斯丽的陪同下——三人穿上了最漂亮的衣裳，虽然他的西装有些紧身——去国家宫见总统。蜂拥而来的记者和摄影师包围了他们，一队身穿检阅制服的警卫战士向他们举枪敬礼。在会客厅里，英贝特认识了路易斯·阿米阿玛——一个消瘦而严肃的人，不擅辞令。从此，他俩结为密友。两人握手，约定在总统接见以后再见面，一起去看望死难烈士的遗孀，并讲述烈士们的英勇事迹。这时，总统办公室的房门打开了。
阿玛迪多走后，安东尼奥·英贝特在表兄家又逗留了好长时间。表兄名叫曼努埃尔·杜兰·巴雷拉斯，是个医生。英贝特对于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找到罗曼将军已经不抱希望。可能成立军民联合执政委员会的计划已经被人发现；布博可能被害或者被捕，也可能胆怯，临阵脱逃。英贝特别无选择，只好躲藏起来。他和表兄曼努埃尔讨论了好几种藏身方案，最后选中杜兰的一门远亲：曼努埃尔的大姨子、桑托斯家族的格莱迪兹女博士。她就住在附近。
在摄影师和记者的一片闪光灯下，华金·巴拉格尔博士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俩走来，一面张开了双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