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出色喽，”我回答，“一字一句都铿锵有力，都意味深长，都直奔主题，正如迄今为止，我在拜伦的诗里还未发现过一行败笔。我总是看见他正从海浪中冲出来，那么神清气爽，那么充满原始的创造力。”
“这完全是拜伦的气质使然，”歌德道，“他一直有自虐倾向，因此特别爱写这类题材，你看看他所有的作品吧，几乎没有一部内容是轻松愉快的。不过《福斯卡里父子》的艺术手法同样值得称赞，是不是？”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说，“情况正是如此。”
“另外，”我接着说，“《福斯卡里父子》自始至终都有对酷刑的描写，颇有些令人恐怖，真难理解为了写这部诗剧，拜伦的内心竟能长时间忍受这样的折磨。”
“读他越多，我越钦佩他的伟大天才，”我继续说，“您做得很对，在《海伦》那一幕为他竖立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他塑造的女性确实不错，”歌德说，“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她们也是唯一剩下来供我们灌注自己理想的容器。对男人已经一筹莫展，在阿喀琉斯这位最勇敢的战士和尤里西斯这位最聪明的智者身上，荷马已经穷尽男人的所有优秀品格。”
“除了拜伦，”歌德说，“我再找不到其他任何人来做近代文学的代表啦；他毫无疑问应被视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再说，拜伦既非古典，也非浪漫，而是眼前的今日本身。我必需的正是这样一个诗人。还有他永不满足的天性和导致他在密梭隆基毁灭的好斗倾向，也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写一篇论文来纪念拜伦既不可取也不痛快；相反，时不时地对他表示一下敬意，在这里那里顺便提一提他，这样的做法我今后也不会放弃。”
随后谈到拜伦的诗剧《福斯卡里父子》，我认为，拜伦塑造了一些十分杰出的女性。
既然已经提到《海伦》，歌德索性就继续谈下去。他说：
“完全正确！”我应道，“我希望，这一观点能成为大家的座右铭。”
“我原本设想的结尾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曾有过各式各样的设计，其中有一个已经很不错；只是现在我不想再泄露给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便有了拜伦爵士和密梭隆基，于是其他所有设想都放弃了。你肯定发觉了吧，合唱队在唱挽歌时完全变了调；在此之前是彻底的古典风格，或者说从不隐讳自己的女性气质，一到挽歌却突然严肃、深沉起来了，所唱的内容更是她们从来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
“我们德国的美学家经常谈论题材有诗意还是没诗意，”歌德说，“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尽管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归根到底，只要诗人自己能正确处理，就没有任何现实的题材不富有诗意。”
“不错，”我回答，“我是发觉了；不过，自从我观赏了鲁本斯有双重阴影的风景画，自从我脑子里形成了虚构这个概念，对这类的手法就不再感到困惑了。这样的小矛盾既然能提高审美效果，就没什么好挑剔的。挽歌照样得唱，既然没有别的合唱队，就只好由姑娘们唱啦。”
……
“任由德国的评论家们发些什么令我惊讶的高论吧，”歌德笑道，“我怀疑他们有足够的自由精神和勇气能对此忽略不计。理性之于法国人犹如路上的绊脚石；他们想不到幻想自有其规律，这些规律不可能也不应该受到理性的干预。即使通过幻想产生的事物在理性眼里永远都成问题，幻想也不必太当回事。这就是诗歌有别于散文的地方；散文总是由理性当家，也乐意和应该让理性当家。”
（拜伦的天才和癖好；《海伦》的结尾和艺术虚构）
我庆幸能聆听这至理之言，并把它铭记在心。随后我起身告辞，因为已快晚上十点。我们促膝交谈，一直没点蜡烛，夏夜的明月越过北边的埃特尔斯山，给我们送来了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