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要是愿意变成野兽，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首诗，”我接过话头，“您本人也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那就尽管把畜牲领进门，
“国君们叫那些讨厌的人折腾够了，”歌德说，“所以拿那些讨厌的动物来调剂一下心情，以毒攻毒呗。我们其他人理所当然地讨厌猴子和鹦鹉的叫声，因为我们看见它们待在了原本不该它们待的地方。设若我们骑着大象走在棕榈树下，在那样的情境中，我们就会觉得猴子和鹦鹉的存在理所当然，是的，也许甚至还会觉得它们的模样逗人喜爱哩。可我已经说过了，国君们有理由以毒攻毒，用更讨厌的东西驱逐讨厌的东西。”
野兽慢慢不再令人讨厌，
“我不理解，”缪勒首相说，“国君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动物在他们身边，不，也许国君们喜欢它们呐。”
咱们毕竟都是亚当子孙。
我们谈论野兽形象的丑陋，认为越是像人的动物，样子看上去越令人心里不舒服。
歌德听得笑了，说：
“我真奇怪，”歌德听了说，“他怎么不杀一只猴子，猴子肉看上去可要细嫩可口得多。”
“是的，确实是这样。一种粗鄙只能用另一种更加厉害的粗鄙驱赶走。我回忆起了早年的一段往事，那时候在贵族中确实还不时能碰见几个粗野得够呛的人，记得在一次优雅的聚会上，一位富有的贵族竟当着女士们的面满嘴脏话，搞得不想听他大放厥词的同席宾客很不舒服，很是恼火。对他这种人，好言相劝起不到任何作用。于是坐在对面的一位先生采取了相反的手段，也放开嗓门儿吼了他一声粗话，把大家包括那个粗鲁家伙全都吓了一跳，他感觉被憋了气儿，从此没再开口。席间的谈话转而优雅愉快，令在座诸君无不高兴；大伙儿心里明白，全靠那位行事果断的先生勇敢地扭转了局面，因此暗暗对他感激不尽。”
我俩没谈多久，缪勒首相就走进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他给我们讲了一些报纸新闻，提到动物园有一个看守，这老兄想吃狮子肉就把一头狮子杀了，然后给自己煮了一大块精肉。
大伙儿拿这好笑的逸事开心了一阵子，然后缪勒首相就谈起巴黎的反对派和政府之间的争斗来。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背诵出了一篇强有力的演说——一位勇敢无畏的民主党人在法庭上面对政府部长们为自己做的辩护。我们抓住机会，再一次对首相惊人的记忆力表示钦佩。歌德和缪勒首相就上述事件，特别是对限制新闻自由的立法问题，交谈和争论了很久。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话题，在争论过程中，歌德始终表现得像一位温文尔雅的贵族，他的朋友则一如既往地坚定站在民众一边。
“柏林的人很友好，把他们的全部收藏寄来给我观赏。这些漂亮东西我大部分都见过，不过这些却按照温克尔曼确定的顺序编排得有条不紊，很便于观察和学习；同时我还使用他写的说明，一旦最近没有把握，就参考他的意见。”
“我压根儿不替法国人担心，”歌德说，“他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精神绝不可能再被压制。带限制性的法律只会起好作用，何况限制又不涉及任何根本性的东西，而只针对某些人。不着边际地反对一切，将乏味而无意义。限制却会迫使反对派变得聪明起来，这可太好啦。要是谁绝对正确，那他直率而粗鲁地发表意见尚可原谅。然而一派并非绝对正确，因为只是一派嘛，那么采用法国人历来擅长的婉转方式便更好些。我对自己的用人直截了当地讲：‘汉斯，帮我把靴子脱了！’他想得通。可要是面对一位朋友，我希望他帮我办这件事，我就不能这么直通通地讲出来，而必须以婉转而友善的方式打动他，使他心甘情愿替我效这个劳。强制能振奋精神，归根到底，我已说过了，对自由的限制我看甚至还可取哩。法国民族一直享有聪明机智的美誉，也配继续被视为这样一个民族。咱们德国人却喜欢有意见都直通通地讲出来，在婉转优雅方面还欠火候喽。
我去歌德家，发现他正一个人在观赏以施托士收藏室的藏品做母本的石膏复制品。他告诉我：
“巴黎的那些党派也许会比现在更伟大，”歌德继续说，“如果它们更加自由和自由主义一些，彼此之间更加尊重一些。他们有比英国人更高的世界历史眼光；英国人的议会只为对立的党派提供角力场，结果它们相互削弱，个别人纵有真知灼见也难成气候，肯宁这位伟大政治家所遭遇的刁难掣肘就是显著的例子。”
（法国人的婉转优雅和歌德的自由观）
我们起身告辞，歌德却精神抖擞，谈兴不减，于是站着继续聊了一会儿。然后他才亲切地送别我们，我呢，则陪着首相返回他的府邸。那天晚上夜色很美，我们边走边聊，谈了许多歌德的事情。我们特别津津乐道他那句“不着边际地反对一切，将乏味而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