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达雅带回来她首次当选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得意洋洋地拿给我看。对她来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观察她，看到一个新人正在不断成长，我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被一个大工厂，一个工人集体接受，并在那儿变得完全成熟。目前，我们住在这里，她只能沿着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前进。
现在我的生活就是学习。除了书，还是书。阿尔青，我已读了很多书。我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修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且通过了考试。晚上和党内青年小组一起学习。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进步，当然，还有我这好伴侣对我的爱和亲切的照顾。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收入也很简单，就是靠我的三十二个卢布的抚恤金和达雅的工资过活。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在争取入党，以前她做过女佣人，现在在食堂里做洗碗女工（这个小城市里没有工厂）。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总想拉达雅的后腿，想让她回到那个狭窄孤独的小圈子里去，仍然去过那种忙于个人琐事的庸俗生活。我曾经竭力说服她的母亲，告诉她，她生活中的黑暗不应成为女儿前进道路上的阴影，但是徒劳无益。我觉得，达雅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女儿走向新的生活道路上的障碍，同她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握你的手。
不过，我仍然相信，我能归队，在冲锋陷阵的队伍里还会出现我的刺刀。我不能不相信这点，我没有权利不相信。十年来，党团组织教给了我反抗的本领，我们的领袖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克不破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同样适用。
你的保尔
我已不再出门，只能从窗子里望见大海的一角。当一个人的肉体背叛了他，不再听他使唤，但他那颗布尔什维克的心、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却仍然渴望劳动，渴望和你们在一起，加入正在全线进攻的大军，走上展开滚滚铁流般巨大攻势的战场，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这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建造在从悬崖上开辟出来的一块平场上。周围绿树环抱，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通往山下。房间的窗户敞开着，阵阵微风，吹来了山下硫磺矿泉的气息。保尔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明天有新同志来，那时他又有伴了。窗外传来了脚步声，有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人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深厚的男低音呢？他竭力思索着，忽然想起那在记忆中藏得很深但并没有忘记的名字：“列杰涅夫，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肯定是他，决不会是别人。”保尔确信不会弄错，就喊了他一声。不一会儿，列杰涅夫已经坐在他的身边，高兴地握着他的手了。
我受到的打击一个接一个。一次打击之后，刚刚站起来，另一个更厉害的打击又落到我头上。最可怕的是我无力反抗，左臂已不听使唤，这本来够沉重的了，可接着我的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本来我就只能勉强在室内走动，现在连下床走到桌子旁边都困难，要知道这大概还不算结束。今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不得而知。
“呵，你还活着？有什么让我高兴的事说给我听听？呵，你怎么，当真成了重病号了吗？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医生早就预言我该退休了，但我好像故意同他们为难似的，还在坚持工作。”说着，列杰涅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我想把我经受的一切都告诉你。我想，除你之外，我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你了解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能理解。生活仍然对我有很大的压力，我继续在为健康而斗争。
保尔在他的笑声里察觉出隐含的同情和忧虑。
阿尔青：
他们兴奋地谈了两个小时。列杰涅夫讲了许多莫斯科的新闻。保尔从他那儿第一次了解到党内一些重要的决议：农业的集体化、农村的改造等等。他如饥似渴地听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保尔在信上写道：
“我还以为你在你家乡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忙着呢，哪知道这么糟糕。不过，没关系，我原先的情况比你还糟，已经完全卧床不起了。可现在，你看，精神抖擞。现在，你要知道，决不能无精打采地过日子。这样不成！我有时有过不该有的念头：是不是应当休息休息，喘口气啦！毕竟已经上了年纪，再一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时，有时真感到吃力。可是，每次考虑到这个问题，甚至已经着手要卸掉部分担子，但结果都是一样：你想卸些担子，办移交就得花很长时间，晚上在十二点之前都别想回家。机器转得越快，它的轮子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前进的速度与日俱增，结果我们这些老头儿也只好像青年人一样生活了。”
“呵，保夫鲁沙，保夫鲁沙！要是我跟你住在一起，那就好了。小兄弟啊，你可以经常替我出出主意，对我一定大有帮助。”
列杰涅夫用手摸了摸他那高大的额头，用慈父般的口吻亲切地说：
阿尔青很少收到他弟弟的来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办公桌上见到一个灰色信封和他所熟悉的有棱角的字体时，就会失去往常的平静，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信。现在，他一边拆开信封，一边深情地想道：
“好了，现在说说你的情况吧！”
若尔日回来两个星期以后，廖莉亚在邻区找到了工作，她带着母亲和儿子一起离开了。保尔和达雅也搬到了离这儿很远的一个海滨小城。
列杰涅夫仔细听着保尔叙述他自己的生活，保尔觉察到列杰涅夫看着他的目光很有生气，含有赞许的神情。
若尔日一回来，家庭关系大大恶化。他毫不犹豫站到父亲一边，而且还同那个有反苏维埃情绪的岳父一家串通一气，搞阴谋诡计，想方设法要把保尔从家里赶出去，让达雅同他断绝关系。
在浓密的树阴下，在凉台的一角，聚集着几个疗养员。赫里桑夫·切尔诺科佐夫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紧皱着浓眉，在读《真理报》。他穿了件黑色的竖领衬衫，戴了顶老式的便帽，瘦削的脸庞，晒得黑黑的，胡子很久没刮了，一双蓝眼睛深深凹陷进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个地道的矿工。十二年前，他被调到边区担任领导工作，放下了铁镐，可是他的样子就好像才从矿井里出来一样。他不改矿工本色，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以及使用的语汇里都可以看得出来。
突然，那个不走运的大学生若尔日带着妻子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沙皇时代当过律师的岳父家里，但不时回来从母亲那儿刮钱。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区党委委员和政府委员。他腿上生了坏疽，这种痛苦的疾病不断消耗着他的体力。切尔诺科佐夫痛恨这条病腿，就因为这条腿，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差不多半年了。
但是生活中的麻烦事接踵而来。每次遇到波折，他都十分不安，担心这些麻烦事会影响他实现自己的目标。
坐在切尔诺科佐夫对面，抽着烟卷，若有所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列娃。日吉列娃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人们都叫她“金工姑娘舒罗奇卡”。几乎还是个孩子，她就已经尝过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了。
现在，保尔的双手又把住了舵轮，而生活呢，经过几番波折，又朝着一个新的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学习，掌握文学知识，然后重新归队。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在埋头读德文杂志，间或扶正鼻梁上那副好大的玳瑁眼镜，他头部的侧影很美，有点像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人像。当你看到这年方三十的大力士抬起他那不听使唤的右腿时竟那么费劲，真会觉得难以置信。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位编辑、作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他熟悉欧洲，通晓几门外语。他的知识很丰富，就是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敬重。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学习小组的聚会。保尔写信给当地党委，要求承担点宣传工作，党委就让他负责这个小组。保尔就是这样打发时光的。
“这就是你同房间的那个同志吗？”日吉列娃朝坐在轮椅里的保尔那边点点头，轻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茫茫世界被泪水洒遍……
切尔诺科佐夫丢下报纸，脸色豁然开朗。
有时唱起了保尔所喜爱的歌曲：
“是的，他就是保尔·柯察金。舒拉，应当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是病魔在跟他捣蛋，要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放在困难的岗位上是很能发挥作用的。他是最早一批加入共青团的。总之，要是我们帮他一把，我已决定这样做了，那他还能再工作的。”
日日夜夜不停地喧嚷……
潘科夫仔细听着他们的讲话。
我们的大海一片荒凉，
“他生的是什么病？”舒拉·日吉列娃又轻声地问。
青年们开始来找保尔了。小房间里有时显得太挤，蜂群般的嗡嗡声不时传到老头子的耳中。有时他们还齐声歌唱：
“是一九二○年内战时期留下的病根。他的脊椎骨有毛病。我跟这儿的医生谈过，你知道，他们担心，这种暗伤有可能使他完全瘫痪。真够呛！”
她心烦意乱，但又下不了决心去跟保尔谈一谈。
“我马上把他推到这儿来。”舒拉说。
“达尤莎跟他不相配，”有一次她对廖莉亚说，“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呢？”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就连保尔也没想到，日吉列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后来，在他病情非常严重的那几年里，他们都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姐姐第一个知道了达雅的眼睛变得如此明亮的秘密。从那天起，姐妹俩就开始疏远了。接着，母亲也知道了，更确切地说，是猜到了。她警觉起来，她没料到保尔会这么做。
生活依然照旧。达雅做工，保尔读书。他还没来得及着手做小组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悄悄向他袭来：他的双腿全瘫痪了。现在他能使唤的只有右手。他作了长时间的努力，仍然徒劳无益。他终于明白：他再也不能走动了。他咬紧嘴唇，直到咬出血来。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内心的绝望和由于无法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可是保尔却怀有歉意地微笑着对她说：
她把脸贴在他的胸前，双手抱住心爱的人，安心地睡熟了。保尔久久地倾听着她的呼吸声，丝毫不敢动弹，生怕惊醒了她的好梦；他对这个把一生托付给他的姑娘怀着无限的柔情。
“达尤莎，我们俩只好离婚了。咱们并没有约定，遇到这种倒霉的情况还得在一起过下去。好姑娘，我今天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你怕什么呢？要知道如果仔细分析起来，我和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你安心睡吧！别人无权干涉我们的生活。”
她不让他再说下去。她一时无法控制自己，不禁失声痛哭。她哽噎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抱在怀里。
达雅获得了爱情的快乐，但也感到苦恼，仿佛他们的爱情是偷来的。每一个细微的动静都会使她战栗，以为是母亲的脚步声。她老是担心，万一有人问她，为什么一到晚上就把房门用钩子扣上，那该怎么回答呢？保尔看出了她的心思，温柔地安慰她说：
阿尔青得知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立刻扔下一切，到保尔这里来了。于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生活，老太太和达雅相处得很融洽。
半夜里老头子再也看不到厢房的窗子里透出灯光，但母亲却发现达雅眼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喜悦。那双闪耀着爱情之火的亮晶晶的眼睛下面有两条明显的暗影——这是长夜不眠的痕迹。小屋里经常可以听到吉他的琴声和达雅的歌声了。
保尔继续学习。
保尔高兴得脸上放出了光彩。达雅快乐地对他微微一笑——他们的结合成功了。
一个阴冷潮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着她第一次获得胜利的好消息回到家里——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此，保尔在家里很少见到她。她常常从当洗碗女工的工作地——疗养院的厨房直接去妇女部，去苏维埃，直到深夜才能回来，虽然十分疲劳，但却接受了许多新鲜事物。接受她作为候补党员的日子已经临近，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个日子的到来。但是，这时新的不幸又从天而降：保尔的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右眼发炎，疼得火烧火燎，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仿佛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我已经把衣柜移到别的地方，通你房间的门现在可以开了。假如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谈，可以直接进来，用不着穿过廖莉亚的房间了。”
现在，一个无法逾越，从而特别可怕的障碍已经悄悄地横在道上，使他无法前进。保尔的母亲和达雅感到无限悲痛，他却极其冷静，暗自下了决心：
八年来，保尔第一次不担任一点职务，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他怀着一个初学者的强烈愿望，如饥似渴不停地读书。一昼夜可以埋头读上十八个小时。如果不是达雅，那么长此以往，对他的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很难预料的。幸好有一天，达雅仿佛不在意地对他说：
“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确实不可能再向前进，要是失明把我过去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部勾消，毁灭了重新归队的希望，那就应该结束生命。”
“别人都睡了，可这儿的灯整夜亮着。大模大样，倒像他是个当家人。两个丫头也敢顶撞我了。”老头子很不高兴地想着，走开了。
保尔写信给他的朋友们。他们都回信鼓励他要坚强，要继续同疾病作斗争。
每到后半夜，夜深人静时，老头子走到院子里，经常都能看到这个不受欢迎的房客的窗缝里透出一线灯光。他踮着脚，轻轻走到窗前，从窗缝中往里面窥视，总看见保尔正埋头读书。
就在他十分痛苦的日子里，一天，达雅无比兴奋而激动地告诉他：
保尔的房间里，靠窗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摞从党委图书馆借来的书，一大沓报纸和几本写得满满的笔记簿。还有房东借给他的一张床、两把椅子。通到达雅的那扇门上挂了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上面插了许多小黑旗和小红旗。当地党委同意保尔借阅党委资料室的书刊。此外，他们还答应指定城里最大的港口图书馆馆长担任他的读书指导。不久，他就开始从那里借回大包大包的书了。廖莉亚惊奇地看到，保尔从早到晚一直埋头读书、记笔记，只有吃饭的时候才稍事休息。每天晚上，他都和这姐妹俩在廖莉亚房里谈天，他时常把读过的东西讲给她们听。
“保夫鲁沙，我是个候补党员了。”
他回到自己房间，和衣躺下，头刚靠到枕头，立刻就睡着了。
保尔听她讲述支部如何讨论吸收她这个新同志入党，不由回想起自己刚刚入党时的种种情形。他使劲握着她的手说：
“达雅，睡吧，天快亮了。”
“好啊，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我和你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
保尔站起来说：
第二天，他写了封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有便来一趟。晚上，一辆溅满了泥浆的汽车停在门口。沃尔默，一个上了年纪的拉脱维亚人，长着满脸的大胡子，握着保尔的手说：
“我今天什么也不能对你说，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她回答说。
“怎么样，过得好吗？你的表现怎么这样不像话？起来吧，我们马上就派你下地干活去。”他说着就笑起来了。
“达雅，口说不足为凭。你只要相信一点：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背叛朋友的……但愿他们也别背叛我。”他辛酸地结束了他的话。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待了两个钟点，把晚上还要开会的事儿都忘了。他一面听着保尔激动的讲述，一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他说：
“你不会抛弃我吗？”
“你别再谈领导学习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睛的病情弄弄清楚。也许，还有希望。你是不是去一趟莫斯科，怎么样？你考虑一下……”
他始终握着她的手，心情十分平静，仿佛她已经表示同意了似的。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说：
“现在，我把我的友谊和爱情献给你。”
“沃尔默同志，我需要的是人，活生生的人！我孤单单一个人无法活下去。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和大家在一起。你派些年轻人来吧，就是那些还不成熟的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老想搞得‘左’一点，想组织共产主义公社，嫌集体农庄不够味。要知道，这些共青团员，如果不照管好，往往就会冒进。我从前也是这样的，我了解这一点。”
他稍稍沉默了一下，又继续亲切而温柔地说：
沃尔默站住了。
“我并不要求你今天就给我答复，达雅。你要全面地好好考虑一下。你一定不理解，怎么能一点不献殷勤，就马上说这种事呢？可说那些甜言蜜语有什么用！好姑娘，我把自己的手伸给你，就在这儿。要是这次你相信我，你是不会受骗的。我有许多你所需要的东西，反过来你也有许多东西是我所需要的。我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结合要一直延续到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我这样的人。我一定要做到这点，否则我就分文不值。在这之前，我们不应当破坏我们的结合。不过，一旦你成熟了，你就可以完全自由，不受约束。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完全残废的人。你记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决不限制你的行动，决不拖累你。”
“你从哪儿知道这些情况的？这消息今天才由区里传来嘛。”
达雅一直非常激动地听着，最后一句话来得如此突然，她不禁哆嗦了一下。
保尔笑了笑说：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要谈最重要的事了。你们的家庭纠纷才刚刚开始，你应该挣脱出来，离这个窝远点，到外面透透新鲜空气。应该重新开始生活。既然我已经卷入了这场斗争，那就让我们一起干到底。现在你我的个人生活都不愉快，我决定给它放一把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愿意做我的终生伴侣，做我的妻子吗？”
“也许，你还记得我的妻子吧？昨天刚刚入党。是她说的。”
保尔把自己最近几个月来的痛苦心情以及今天在郊外公园里考虑的许多想法都告诉了她。
“啊，柯察金娜，那个洗碗女工吗？这么说，她是你的妻子？哈哈，我以前可不知道！”沃尔默稍稍考虑了一下，用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有了，我们可以派个人给你，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他是最合适的人了。你们两人连性格都很相近，就有点像两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喜欢用这些字眼和这些譬喻。而且列夫还可以给你装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经常在他那儿戴上耳机一直听到夜里两点钟。连我妻子都疑神疑鬼了，说：‘老鬼，你每天夜里究竟上哪儿去闲逛了？’”
“达雅，是这么回事，”他们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对面坐下，彼此离得很近，她甚至都能听到保尔的呼吸。保尔压低嗓音，开始说道：“生活竟这样变化莫测，有时我都感到有点奇怪。这些天来，我情绪一直很坏。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下去。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几天那样苦闷，感到前途渺茫。但是，今天我召开了一次我个人的‘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决议。我把这些告诉你，你可不要感到奇怪。”
保尔笑着问他：
达雅有点犹豫。深更半夜还跟他谈话，怎么能这样呢？如果让母亲知道了，她会怎么想呢？但是这话又不能对他直说，他会生气的。再说，他究竟想讲什么呢？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已经朝自己房里走去了。
“这个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达尤莎，我是到死也不会出事的。怎么，廖莉亚睡了吗？你知道，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睡觉。我想把今天的事情讲给你听。我们上你屋里去吧，否则会把廖莉亚吵醒的。”保尔也低声地说。
沃尔默走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下来，说：
“我已经在为你担心了。”保尔一走进门廊，她就低声对他说。保尔终于回来了，这使她很高兴。
“别尔谢涅夫是我们这儿的公证人。但是，他当公证人，就像我当芭蕾舞演员一样，不在行。不久前，他是个担任要职的大干部。他一九一二年就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期入党。内战时期在集团军军部，负责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的工作；在高加索消灭过‘白’虱子。他还到过察里津，到过南方战线。在远东掌管共和国最高军事法庭。他吃尽千辛万苦。后来患了肺结核，病倒了。他是从远东到这儿来的。在高加索，他担任过省法院院长和边区法院的副院长。最后，两个肺损坏得很厉害，有了生命危险，才把他送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的来历。公证人的职务很清闲，因此他还活着。我们今天悄悄塞给他一个支部，让他负责，明天又让他参加区委会，接着又叫他领导一个政治学校，还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不论成立什么解决棘手难题的委员会，都必定有他参加。此外，他还是个爱打猎的人，一个热心的无线电迷。别看他只有一叶肺，但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个病号。他的精力非常充沛。我相信，他要是死，大约也会死在从区委赶到法院的路上。”
母亲房里的钟敲了两下，栅栏门上响起了叩门声。她披上短上衣，跑去为他开门。廖莉亚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喃喃地说着梦话。
保尔打断了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达雅还没有睡觉，她很着急，因为保尔出去了这么久，一直没回来。他怎么啦？他在哪儿呢？今天，她发现保尔总是生气勃勃的眼睛里有一种冷漠严峻的神色。他很少谈自己的情况，但她感觉到，他正遭受某种不幸，十分痛苦。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呢？他在你们这儿，比从前做得还要多。”
他站起来，向大路走去。一个赶着四轮马车进城的山里人，把他顺路带上。在十字路口他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报上登载着一个通知：要城里的党员到杰米扬·别德内依俱乐部开会。保尔回到家已是深夜。他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大会上演说。
沃尔默眯起了眼睛，瞟了保尔一眼，说：
“老弟，这是冒牌的英雄主义！干掉自己，任何一个笨蛋，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这是摆脱困境的最怯懦最容易的一种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你有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呢？为了挣脱这个铁环，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吗？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在沃伦斯基新城附近，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不是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手枪收起来吧，这件事永远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即使生活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善于生活，并使生活有益而充实。”
“要是我们让你领导一个小组或者还派你干一点别的工作，列夫也会说：‘你们为什么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可是对自己，他却说：‘在热火朝天的工作中活一年，胜过在病床上苟且偷安地混五年。’看来，珍惜人只有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才能做到呢。”
枪口轻蔑地望着他的眼睛。保尔把手枪放在膝上，狠狠地骂了起来：
“他说得对。我也赞成好好活一年，不去混五年。不过，我们有时会任意挥霍精力，这是错误的。我现在才明白，与其说这是英勇，还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没有权利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要是我不那么热心效法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也许我还能再支持几年。一句话，左派幼稚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危险。”
“谁能想到，你会有这么一天？”
“他现在只是说说而已，要是明天能够起床行走，早就把什么都忘了。”沃尔默心中这样想，但他没有说出来。
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着勃朗宁手枪扁平的枪身，手指习惯地握住了枪柄。他慢慢地掏出了手枪。
第二天晚上，列夫到保尔这里来了。他们谈到半夜才分手。列夫在离开他的新朋友时，觉得他所遇到的仿佛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既然他已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不是在虚度光阴呢？用什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呢？光是吃、喝和呼吸吗？仅仅作为一名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看着同志们战斗前进吗？就这样成为这个队伍的累赘？该不该毁掉这个已经背叛了他的肉体？只要朝心口打一枪，一切难题都解决了！过去能够生活得不错，现在就应当能够及时结束这个生命。一个垂死的战士不愿再痛苦挣扎，有谁能指责他呢？
次日上午，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设了天线。列夫一面在房间里安装收音机，一面讲述他生活中最有趣的一些事情。保尔看不见他，但根据达雅的描述，他知道列夫长着淡黄色头发，浅色的眼睛，身材匀称，动作敏捷，就跟保尔在他们刚见面那最初几分钟里想象的完全一样。
现在，他的身体彻底垮了，归队已经无望。他应当如何处置自己呢？他终于从巴扎诺娃口中了解到了真实病情：应当有思想准备，将来他还会遇到更可怕的事。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犹如阴森森的黑洞摆在他的面前。
黄昏时分，房间里三只电子管亮了。列夫郑重其事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太空中传来一片嘈杂声。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的响声像小鸟在啁啾，从某个地方，好像就在近海，又传来轮船上火花式无线电发射机的声音。然后，可变电感器线圈从杂乱的噪音中突然收到了一个平静而自信的声音：
在精力全部耗尽之前，他没有离开过队伍。现在他的身体垮了，不能再坚守阵地，唯有一条路可走——进后方医院。他还记得，在华沙附近的激战中，有个战士被子弹射中，从马上摔下来，跌倒在地上。同志们急忙包扎好他的伤口，把他交给救护人员，又继续向前飞奔，追赶敌人去了。这个骑兵连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个战士而停止前进。为了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时，就是这样，而且也应该这样。当然，也有例外，他就见过没有双腿的机枪手，坐在机枪车上坚持战斗，他们是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勇士，他们的机枪给敌人送去死亡和毁灭。他们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百发百中的枪法成为各个团队的骄傲。不过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注意，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
柯察金双手抱头，陷入沉思之中。他的一生，从童年时代一直到现在，一幕幕地在他眼前闪过。他这二十四年生活得怎么样？好呢，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顾，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检查着自己的一生。结果他十分满意，他这辈子过得还挺不错。当然，由于愚蠢，由于年轻，更多的是由于无知，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最主要一点是，在火热的斗争年代，他没有睡大觉，在夺取政权的残酷搏斗中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而且在革命的红旗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可以收到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播音。疾病久已把保尔同生活隔绝，但现在生活突然从听筒的膜片中冲了进来，让保尔摸到了它那强劲有力的脉搏。疲劳的别尔谢涅夫看到保尔的眼睛里显出喜悦的神情，微微地笑了。
远处，在接近地平线的地方，轮船喷出的烟柱像一片乌云似的舒展开来。一群海鸥尖叫着向海面俯冲。
家里的人都已睡熟了。达雅在梦中轻轻地呓语着。她很晚才回到家，又累又冷。保尔很少见到她，她越是沉浸在工作中，晚上空闲的时间就越少。保尔不禁想起别尔谢涅夫说的话：
“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从这儿撵走……”他时常低声地自言自语。
“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是个党内同志，他们互相就难得见面。这有两个好处：既不会互相厌烦，又没时间吵架。”
老头子去合作社工作之前，会两门手艺——鞋匠和木匠。现在，他把板棚当成作坊，一有空就在里面干活，挣点外快。他很快就把工作台移到保尔的窗户下面，有意要为难这个房客。他使劲敲着钉子，心里乐滋滋的。他知道，这样可以妨碍保尔看书。
他能表示反对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以前，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对他有更多的照顾，更多的温存。但是，那时她仅仅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现在她则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阿尔宾娜还和老头子住在一起。老头子从不上年轻人住的那边去，他不愿跟那个可恨的人碰面，然而在院子里他却像火车头似的，噗噗噗地大声喷烟，以此显示，他是这里的主人。
他明白，随着达雅的成长，她相伴他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随着他的再次到来，丘察姆家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老头子听说他又来了，大动肝火，在家里又吵又闹，胡搅蛮缠。带头进行反抗的自然是保尔。老头子没有料到会遭到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强烈反抗，于是从保尔第二次来到的那天起，这一家就分开过了，双方互相敌对，彼此仇视。通向老两口房间的过道已经钉死，一小间厢房租给了柯察金。房租已预先付给了老头。他似乎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因为两个女儿独立出去，就不再要他负担生活费用了。
保尔接受了辅导一个小组的任务。
他坐车来到这个僻静的地方，为的是考虑如何安排他今后的生活。是该进行总结和作出决定的时候了。
每到晚上，屋子里又热闹起来。跟青年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是使保尔振作起来的力量源泉。
公园里空寂无人。保尔在海边找了张长凳坐下，把脸对着阳光，太阳已不那么晒人了。
其余的时间他都用来听收音机。母亲喂他吃饭，要费好大劲才能把他的耳机摘下。
柯察金付了车钱，那老头儿也就走了。
无线电把双目失明夺走的东西又送还给他——他又可以学习了。于是，这种能排除万难的强烈的愿望使他忘记了持续的高烧，浑身剧烈的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炎肿，也忘记了生活对他的残酷无情。
“你干吗到这儿来？这儿没有姑娘，也没有剧院，只有胡狼在这儿转悠……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真不明白！同志先生，还是坐我的车回去吧！”
当他从无线电里听到，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这一代共青团员之后，新的青年一代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建立了新的功勋，他感到无比幸福。
一个波斯老马车夫把保尔从城里拉到这里。他扶着这位古怪的乘客下车时，忍不住问道：
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了狼群般残暴的大风雪，那乌拉尔地区可怕的严寒。狂风怒吼，但在这风雪弥漫的黑夜，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极其明亮的弧光灯下，在巨大厂房的屋顶上安放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世界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第一代的共青团员冒着风雪铺设的用以运输木柴的铁路同它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了。国家壮大了，人民也成长了。
古老的郊区公园里静悄悄的。秋风扫下的枯黄的枫叶缓缓地落在已很久无人清理、杂草丛生的小径上。
在第聂伯河上，洪水冲垮了钢闸，汹涌澎湃，淹没了机器，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与这场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仍然是共青团员。他们废寝忘食，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战，终于战胜了洪水，把它赶回了闸口。在这场大规模的斗争中新一代的共青团员站在最前列。在那些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中，保尔高兴地听到了一个他十分亲切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
海浪在他脚下拍打着零乱的石堆，从遥远的土耳其刮来的干燥海风吹拂着他的脸。港湾的海岸呈不规则的弓形，一条钢骨水泥筑成的防波堤挡住了海浪。蜿蜒起伏的山脉延伸至海滨突然中断。城郊一幢幢白色小屋排列在山峰之中，伸展到很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