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来疗养院之前，柯察金是院里的象棋“冠军”。他经过顽强的拼搏，才从魏曼手中夺过了这个称号。魏曼被打败了，这个平时漫不经心的爱沙尼亚人为此却动了感情，一直对保尔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里来了一个高个子老头，虽然已年过半百，看起来却很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棋。保尔没有料到他面对着一个强手。他沉着地开棋，以后翼弃子求势，列杰涅夫推进他的中卒进行回击。保尔作为“冠军”必须和每一个新来的棋手交锋。这时，总有许多人在旁观看。走到第九步的时候，保尔就发现列杰涅夫那些从容不迫向前推进的卒子已将他紧紧掐住。这时他才明白，遇到了一个危险的劲敌，后悔开局时有点掉以轻心。
一把轮椅里是半躺着的埃布纳，另一把里是柯察金，医生不准他下地行走，其他三人是：克里米亚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魏曼；长着褐色的眼睛，看起来像个十八岁少女的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林以及两鬓斑白、高大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涅夫。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国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于是埃布纳就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布纳由于住在同一间病房成了朋友。玛尔塔和魏曼与埃布纳由于语言相通接近起来，而使列杰涅夫和保尔成为朋友的是象棋。
双方鏖战了三个小时，尽管保尔尽力拼搏，结果仍然被迫认输。他比所有在一旁观棋的人更早看到了自己的败局。列杰涅夫看看自己的对手，宽厚而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这一局必将败北。那个爱沙尼亚人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公开表示他期望保尔输棋，可他却什么也没看出来。
在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两把手推轮椅。五个病人每天治疗完毕，就在这里消磨一整天，大家称他们五个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我向来都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列杰涅夫赞许地点点头，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可惜的是我对德文一窍不通。”他想。
保尔跟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三天内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埃布纳是保尔最理想的病友，他不会从早到晚唠叨自己的病情，老是唉声叹气。相反，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都忘却的。
魏曼兴高采烈地说：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布纳股骨上中了一枪，现在旧伤复发，又卧床不起。虽然伤痛很重，但他仍精神振作。保尔对他立刻产生了敬意。
“好极了，谢谢你，列杰涅夫同志！这次你可是好好教训了他一顿！活该！他把我们这些老棋手全给打败了，这回可也栽在一个老头儿手里了。哈，哈，哈！……”
几分钟之后，保尔已经坐在他的床旁，两人用一种“国际”语言起劲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只起辅助作用，难懂的地方都靠猜测、手势、脸部表情——总之借助没有文字的世界语的一切交际手段来解决。保尔了解到埃布纳是个德国工人。
他又取笑那个战胜过他，如今却吃了败仗的棋手说：
“Gutten Morgen，Genosse，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同时把他那手指细长的苍白的手伸给保尔。
“怎么样？输棋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进屋后，把手提箱放下，转过身来，看到床上躺着一个满头金发的男子，长着一双漂亮而生气勃勃的蓝眼睛。德国人友好地对他笑笑。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失去了棋坛上的荣誉，但却得到了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这个朋友，列杰涅夫后来成为他最亲近、最敬重的人。保尔这次输棋决非偶然，他只懂得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这样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败给精通棋艺的高手。
“请进。”
柯察金和列杰涅夫有一个共同的值得纪念的日期，柯察金出生的那年，恰好是列杰涅夫入党的年份。他们是两种典型人物——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和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的代表。一个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斗争经验，从事过地下斗争，尝过沙皇监狱的铁窗滋味，而后担任国家的领导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和仅仅八年的斗争经历，然而，他的业绩胜过常人一辈子的作为。而且这一老、一小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健康状况也都十分糟糕。
房间里的人用发音不准的俄语答道：
每到晚上，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就成了俱乐部，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去的。晚上，十一号房间热闹非凡。魏曼经常想要讲点黄色笑话，他对这类东西总是津津乐道，但是这立刻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两人的抵制。玛尔塔善于用巧妙而辛辣的讥讽打断他的讲话，如果不能奏效，保尔便出面干涉。
“那我们把您安顿在这儿，跟埃布纳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要求找一个俄罗斯人作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
“魏曼，你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也许你的那种‘幽默’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我简直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喜欢……”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声调插进去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站在十一号房间门口，问保尔说。
魏曼噘起他的厚嘴唇，一双小眼睛含着嘲笑的目光从大家的脸上扫过，说：
值班医生把他们分别领进各个房间。
“应当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里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荐柯察金担任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当然会反对的。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像个共青团的小宝贝似的……再说，我可不喜欢鸡蛋教训母鸡！……”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天气，戴着绣金圆帽、晒得黑黑的喜欢高声喧嚷的人群。汽车在十分钟之内就把旅客送到那灰色的石灰石建成的两层楼房“迈纳克”疗养院去了。
经过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激烈舌战，黄色笑话的问题就被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玛尔塔将各人的观点翻译给埃布纳听。
她望着窗外那穿着皮夹克的高大身影，艰难地拄着拐杖，从大门口慢慢地朝一辆轻便敞篷四轮马车走去。
“我赞成保尔的看法，黄色笑话是不大好的。”埃布纳用不大正确的俄语回答说。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谊。您的生活中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如果将来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帮忙出出主意，那就写信给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魏曼只好退却，虽然他嘴里打着哈哈，用玩笑敷衍搪塞，但从此以后，没有再说这类东西了。
那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了解到他的真实病情。他们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轻地说：
保尔起初以为玛尔塔是共青团员，她的模样看上去不过十九岁。有一天，两人谈天时，保尔才知道，她已经三十一岁，一九一七年就入党了，而且还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骨干。这使他大为惊讶。一九一八年白党分子曾判处玛尔塔死刑，但是后来苏维埃政府设法把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学习，即将毕业。他们是怎么接近起来的，保尔没有留意，不过这个常来看望埃布纳的小个子拉脱维亚女子已成为“五人团”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了。
巴扎诺娃和他开了个玩笑，搪塞过去了。
一个老地下党员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时常调皮地和她开玩笑说：
“从您的话里，更正确地说，从您没说出来的话里，我已明白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记得吗？我曾经请求过您对我永远要实话实说，不需要隐瞒任何情况。我决不会昏倒，也不会去自杀。但是，我非常想知道，我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保尔说。
“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可怎么过呢？可不能这样啊！”
但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忘了有两只非常敏锐的眼睛正在注视着她。
每天早晨，起床铃响之前，疗养院里总有只公鸡大声啼叫。这是埃布纳在学鸡叫，学得惟妙惟肖。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竭力想把这只不知从哪儿跑来的公鸡找出来，可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布纳非常高兴。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法会使您的健康有很大起色，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了。”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让他卧床静养。埃布纳感到很难过。他已喜欢上这个乐观开朗，从不垂头丧气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了，他是那样朝气蓬勃，但这么年轻就失去了健康。当玛尔塔告诉埃布纳，医生预言保尔的未来异常悲惨时，埃布纳焦急不安。
作为他的医生和朋友，她不能把全部情况和盘托出，只向他透露了一部分实情，而且措词非常谨慎：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一直禁止他下床行走。
在巴扎诺娃那间布置得很雅致的房间里，保尔坐在长沙发上等她说话。但是她不知道从何说起，说些什么，她很为难。父亲告诉她说，保尔体内有种致命的炎症正在发展，医学上暂时还无法可治。教授反对再进行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可是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
保尔竭力不让周围的人察觉他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极其苍白的脸色上猜到几分。出院前一周，保尔收到了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休养期限延长两个月，根据疗养院的报告，按照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恢复工作是不可能的。随信还汇了一笔钱来。
保尔穿上了衣服，巴扎诺夫有礼貌地同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诊断结论告诉保尔。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的打击，就像以前学习拳击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拳击一样：当时他也常常被击倒在地，但是立刻就站起来了。
这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为柯察金作了认真的检查，巴扎诺娃也在旁边，她将医院里的爱克司光片和所有的分析报告都带来了。巴扎诺娃听了她父亲用拉丁语说的一长段话之后，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保尔注视着教授已经秃顶的大脑袋，试图从他那双敏锐的眼睛里探索点什么，可是巴扎诺夫医生是深不可测的。
这时，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中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利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她们已有十二年没见面了，她很希望儿子去看看阿尔宾娜。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带到了她父亲那间宽敞的工作室里。
一星期之后，疗养院里的人都到码头上欢送柯察金。分手时，埃布纳像兄弟似的拥抱他，亲吻他。玛尔塔躲了起来，因此保尔没能同她告别。
保尔当即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一辆四轮马车载着柯察金离开码头驶往一座带花园的小房子跟前。柯察金让陪送他来的人去打听，丘察姆家是否住在那里。
“柯察金同志，您还记得吗，我们谈过您临行前跟我父亲见见面的事吗？我把您的身体状况详细告诉了我父亲，我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行。”
丘察姆一家共五人。母亲阿尔宾娜·丘察姆是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妇女，一对大大的黑眼睛露出抑郁的神情，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风韵；她有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另外还有廖莉亚的小儿子和丘察姆老头，一个像头骟猪的、令人讨厌的胖子。
巴扎诺娃认识多拉，因为她常到这儿来看望保尔。
老头在合作社做事，小女儿达雅出去干点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她的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她成天在家照顾孩子，帮助母亲料理家务。
“罗德金娜同志马上要来，今天白天和夜里我都在她家里，明天早上她送我去火车站。”
除了两个女儿之外，阿尔宾娜还有个儿子若尔日，在列宁格勒。
保尔回答说：
丘察姆一家都殷勤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儿以一种不是善意的戒备的目光打量来客。
“您明天就去克里米亚吗？那您今天在哪儿过呢？”
柯察金耐心地把他所知道的家事一一告诉了阿尔宾娜，同时顺便也问了她家的生活情况。
当阿尔青皱起浓眉阅读兄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里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道：
廖莉亚二十二岁，她很淳朴，留着栗色短发，脸庞宽阔，心地开朗。她和保尔一见如故，很乐意地把家里的私事都告诉了他。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控制着全家，压制所有的主动精神，不给别人以任何自由。他是个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好吹毛求疵的人，他的专制使这个家庭总是处于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中，儿女们因此都非常厌恶他。妻子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这种暴虐行为，对他也恨之入骨。女儿们总是站在母亲一边，家中不断争吵，生活很不愉快，天天都过着这种没完没了地为大大小小事情生气的日子。
保尔·柯察金
若尔日是家里的二号魔头。从廖莉亚的话里可以知道，这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只讲究吃喝穿戴的、自负傲慢的家伙。若尔日是母亲的宠儿，九年制中学毕业之后，就向母亲要钱去京都。
对我来说，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了。对这点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忍受一切的原因。然而，病情至今并无起色，相反是情况越来越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行走，就回到工作岗位，但不久我又被送进医院。刚才我收到了去叶夫帕托里亚“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阿尔青，你别泄气，要知道，把我送进棺材是很不容易的。我的生命力足够顶上三个人。哥哥，我们还要干很多工作呢。你要注意身体，别一下再举十普特重的东西了，要不，党以后会花费很大的代价来给你修补的。岁月给了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以知识，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你到一个个医院去作客的。握你的手。
“我要去上大学。叫廖莉亚卖掉她的戒指，你的东西也卖掉。我需要钱，至于你们上哪儿去弄，我可不管。”
我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了个新职业——当“病号”。我忍受种种痛苦，其结果却是右膝盖已不能活动，身上已有好几条手术刀痕。最近医生又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椎受过暗伤。他们告诉我，为此我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够归队。
若尔日清楚地知道，母亲对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就厚颜无耻地利用这点。他对待姐妹很傲慢，总是居高临下，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总是把自己从老头儿那儿抠来的钱，再加上达雅挣来的工资全都寄给儿子。但是他的入学考试考砸了，未被录取，如今却逍遥自在地住在舅舅家里，不断打电报催逼母亲寄钱。
现在谈谈我自己的情况。我的情况不太妙。我开始经常住医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消耗很大。可至今谁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一直到晚上很迟的时候，保尔才看到小女儿达雅。母亲在门廊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把手伸过去，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青年人面前羞得满脸通红。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只有力的、长着老茧的手。
我们相互极少通信。一年只写一封，有时两封。但是难道通信次数的多少能说明问题吗？你来信说，已经带领全家从舍佩托夫卡搬到卡扎京机务段去了，为的是想从根上一刀两断。我明白，这些根子指的是斯乔莎和她的亲属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类似的东西。要把斯乔莎这类人改造过来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能成功。你说，“人岁数大了，学习困难。”但这方面你做得不错。你这样固执地拒绝脱产担任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的做法，是不对的。你不是曾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过吗？那么你就应该去掌握这个政权。明天就去担负起这个工作，开始好好干吧！
达雅已满十八周岁，她称不上是美人，但是那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画像里那样的细眉毛，漂亮端正的鼻子，艳丽刚毅的嘴唇使她显得楚楚动人。一件带条纹的工作服紧紧地绷在她那年轻丰满的胸脯上。
阿尔青：
姐妹俩各住一间很小的房间。达雅的房里放了一张狭长的铁床、一个衣柜，上面摆着许多小摆设和一面不大的镜子，墙上挂着大约三十张相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深红色的天竺葵和粉红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淡蓝色的绦带束了起来。
阿尔青差点把信撕成两半，打开信封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就感到忐忑不安。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急忙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达雅是不喜欢让男人进她的房间的，可是您瞧，她为您竟破例啦！”廖莉亚开她妹妹的玩笑说。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数，并竭力报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的第一幕由此揭开。
第二天晚上，全家都在老两口住的那间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房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老头专心致志地用匙子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方凶狠地打量着坐在他面前的客人说：
麻醉药水开始一滴一滴地下来了，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而难闻的气味。
“我反对眼下家庭里时兴的那套规矩，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完全自由。”
教授忍不住笑了。
老头呛了一下，咳起来了。喘过气来之后，指指廖莉亚说：
“好的。我事先向大家道歉，我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
“没有得到家里同意，就跟那个流氓同居；也不问问家里，又同他离了婚。现在可好，我们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真不像话。”
面罩下面传出低沉而平静的回答：
廖莉亚痛苦地涨红了脸，目光避开保尔，不让他看到那满眼的泪水。
“您别紧张，我们马上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用鼻子深呼吸，开始数数。”
“怎么，照您的意思，她应该跟那个寄生虫继续过下去？”保尔问道，他那闪着怒火的眼睛盯住老头儿。
几分钟之后，一只厚厚的面罩把他的脸全部蒙上，教授对他说：
“在嫁人之前，就该看看清楚，嫁的是什么样的人。”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含有讥讽意味地笑了笑。
阿尔宾娜插嘴了。她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怒气，断断续续地说：
“柯察金同志，请别往那儿看，这会刺激神经，使人不舒服……”她轻轻地对他说。
“我说，老头，你干吗要在外人面前谈这件事呢？可以不谈这事，谈谈别的嘛。”
镀镍的外科手术器械闪闪发亮，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到手术台上去的时候，教授已快洗好手了。人们在他身后紧张地作着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正在安放手术刀和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把他腿上的绷带解开。
老头猛地凑到她跟前说：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该谈什么，我自己知道。打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教训起我来了？”
她有礼貌地笑笑，她的笑容减轻了“审问”给人带来的不愉快的感觉。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有关情况，还讲到了祖宗三代的情况。
夜里，保尔对丘察姆家里的事情想了很久。偶尔的机缘把他带来这里，成了这幕家庭悲剧的目击者。他在考虑，怎样才能帮助母亲和两个女儿摆脱这种处境。可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已快要停滞了，他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因而目前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困难。
“我是您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要仔细询问病情，因此不论您愿不愿意，都得讲出所有的情况。”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亲和两个女儿永远离开这老头。但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他没有能力发动这场家庭革命，过几天他就要走了，而且可能今后再也不会同这些人见面。那么，是否还是一切听其自然，不去吹动这小房子里的灰尘？然而老头那令人憎恶的模样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拟定了若干方案，但是似乎都不切实际。
在暮色中，可以看见她那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拿着纸夹，另一只手中是纸和铅笔。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从城里回来，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其他人都到亲戚家做客去了。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房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的年轻女人，走到他的床前。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觉得累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问达雅：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腿疼得厉害，影响他思考，他也不想进食。
“你为什么不出去玩玩，散散心呢？”
护士送来了晚饭。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说。
一间小小的单人病房，光线充足，一尘不染，散发着他早已忘却的那种医院里所特有的气味。保尔四下打量，看到还有一只铺着雪白桌布的床头小柜和一张白色的小方凳，这就是全部家具。
他想起了夜里拟定的那些方案，决定试探一下，是否可行。
“那就明天上午动手术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做了最后的决定，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为了不受别人的打扰，他匆匆忙忙、直截了当地说：
保尔表示同意。
“达雅，你听我说，我们彼此可以用‘你’来称呼，干吗要那样拘礼呢？我很快就要走了。这次我跟你们见面，恰好不是时候，我自己也困难重重，否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要是在一年之前，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里。像你和廖莉亚这样能干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工作。你们应该和老头子一刀两断，他这样的人，是劝说不过来的。但是现在还不能这么做。我连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因此，可以说我目前无能为力。那么究竟怎么办呢？我要力争恢复工作。那里的医生对我的病情，鬼知道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硬让我无限期地治病。我们一定先把这个情况扭转过来……我会给我母亲去信联系的，然后我们到时再看，怎样结束这件麻烦事。无论如何我不会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的。只是有一点，达尤莎，你们的生活，包括你的生活，必须彻底来个大转变。你有没有力量，愿不愿意这样做呢？”
车上的人都受了伤。保尔右腿的膝盖压碎了。几天之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医生检查了他那红肿的膝盖，仔细看了爱克司光片，进行会诊，认为必须立即动手术。
达雅抬起低垂的头，小声回答说：
深秋时节，保尔和其他两名工作人员乘坐专区党委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里去。中途这辆车掉进路旁的水沟，翻车了。
“愿望是有的，有没有力量，我也不知道。”
在团中央他没有耽搁很久。保尔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担任专区团委书记。一星期之后，城里的团员已经听到他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了。
她回答得那么犹豫不决，保尔懂得她的心情。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后，过了三天，疗养院的人都提前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就好办。告诉我，你对这个家庭很留恋吗？”
“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动身。”
达雅没有马上回答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过了一会儿，她说：
聚集在这房间里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以外，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讲了有关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的反对派的情况。
“我很可怜母亲。父亲欺负了她一辈子，现在若尔日又老是折磨她，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并不像爱若尔日那样爱我……”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个同志，要给我们谈谈党内最近的情况。我们决定在你这儿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多拉解释说。
那天他们谈了很多。家里的人快要回来了，保尔开玩笑地说：
保尔不明白怎么回事，他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扎尔基的情况。
“真奇怪，老头儿怎么没把你嫁出去，赶走了事呢？”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达雅害怕地将手一甩，说：
这时，多拉带了几个人走进了保尔的房间。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把门关上。多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我决不嫁人。廖莉亚的事我就看够了。我无论如何也不嫁人。”
“杜巴瓦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之后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读书。听说，又给他恢复了党籍，真不应该！他已经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是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不大了解。我们失去了联系。现在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不过老朋友能见面，在一起谈谈往事还是非常愉快的。”扎尔基说。
保尔笑了笑说：
“杜巴瓦现在在哪儿？”保尔更加惊奇了，就问他说。
“就是说，发誓一辈子不嫁人了？假如突然有个小伙子来追求你，一句话，一个好小伙子盯住你，那怎么办呢？”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博尔哈德。
“我也不！他们在追求你的时候，都是不错的。”
“认得出来吗？”
保尔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让她平静下来：
扎尔基从上衣侧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给保尔看。
“好了，好了。没有丈夫也可以过得不错。只是你对小伙子未免过于苛刻了。幸好你并不怀疑我在向你求婚，要不，我真有点下不了台了。”说着，他友爱地用他冰冷的手掌抚摸了一下那发窘的姑娘的胳膊。
“是吗？你的妻子是谁？”保尔惊奇地问他。
“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找我们作妻子的，”她轻轻地说，“我们这样的人对你们有什么用呢？”
“你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有孩子了。”扎尔基说。
几天之后，火车把柯察金送到了哈尔科夫。达雅、廖莉亚和她们的母亲，还有姨妈萝扎都到火车站为他送行。临别时，阿尔宾娜要他答应不忘记她的女儿，设法帮助她们跳出火坑。他们像亲人一样地道别，达雅眼中含着泪水。火车开出好远了，保尔从车窗里还可以看到廖莉亚挥动的手帕和达雅那件带条纹的工作服。
保尔跑到前排找着了扎尔基。两人在保尔房间里谈了很久。扎尔基现在在一个专区党委会里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保尔到了哈尔科夫，不愿去打扰多拉，就住到他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休息了一下，就到中央委员会去了。他在那里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人时，保尔要求立刻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夹起你的尾巴滚蛋吧！滚得越远越好！”一个穿疗养服的小伙子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朝他喊道。
“保尔，这可办不到！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决定里写着：鉴于保尔·柯察金病情严重，将其送往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在“公社社员”疗养院休养的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这时用四个手指头放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其他人齐声响应。于是，舞台上那对宝贝就像被风刮走了似的，消失不见了。卖嘴皮子的报幕人像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奴仆，跑上台来向观众宣布，歌舞团马上就走。
“阿基姆，算了，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我恳求你——让我工作！靠医院过日子，有什么用。”
“岂有此理！”
阿基姆还是拒绝了。他说：
“整个欧洲都在跳嘛！”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你要明白，这样对你更好些。”
“打断演出简直蛮不讲理！”
但是保尔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阿基姆最后只好同意了。
钢琴伴奏中止了，小提琴吱哑了一声也静默了，台上的一对也停止了扭摆。椅子后面的暴发户们气势汹汹地责骂方才喊叫的人。
第二天，柯察金已经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部门工作了。他本来以为，只要开始工作，已经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从第一天起，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是错的。他在办公室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也不吃饭，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去到隔壁的食堂去吃早饭，进午餐：不是这只手发麻，就是那只脚木了。有时甚至整个身子都不能动弹，而且还发烧。到了该上班的时候，他却突然起不来了。当这阵发作过了以后，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申斥。这时他才明白，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开始了——他将被迫离队。
保尔认出他是扎尔基。
阿基姆曾经两次帮助他，调他到其他部门去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到了第二个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对他说的话，就给她写了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从她那儿保尔知道了最重要的一点：他不一定非住院治疗不可。
“别在这儿卖淫了！滚蛋吧！”
“这就是说，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好得不必再治疗了。”他想开句玩笑，但并不使人感到好笑。
一个肥胖的女歌手，伴着疯狂的动作，演唱了一首《销魂之夜》以后，一对男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了顶红色圆筒帽，上身穿着雪白的胸衣，打着领带，半裸着身子，胯骨周围挂着五颜六色的扣环。一句话，他模仿的是野人，却又不像，真是拙劣可笑。女的长得不错，身上挂着很多的布条。这一男一女在舞台上踏着碎步，扭动腰肢，跳起了狐步舞。在疗养员的圈椅和躺椅后面，站着一群长着牛一样粗脖子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暴发户，他们乐得连声叫好。真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丑恶的场面了。那个戴着古怪圆筒帽的、养得肥肥胖胖的男人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做着各种下流淫猥的姿势。站在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胖子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前排紧靠舞台的地方有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次阿基姆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一定要让保尔住院，保尔却低沉地回答说：
有一次，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听日场音乐会，意外地在那儿遇到了扎尔基。而且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我哪儿也不去。这毫无用处。我是从权威人士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我只剩下一条路：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决不走这条路，你们无法让我离开工作岗位。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靠残废证过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求医问药。你们应当给我一个适合我干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工作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不能让我当一个只在发文簿上登记号码的文书。我需要一个能使我有所寄托，使我不感到游离在集体之外的工作。”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哈尔科夫市党委委员多拉·罗德金娜不止一次提起他们相识时这令人可笑的情景。
保尔的声音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响亮。
“同志，您这样说话，恐怕不能算是很有礼貌吧？”
阿基姆很理解这不久前还是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人的感情。他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像保尔这样把自己短促的生命献给党的人，如果脱离斗争，转到大后方，有多么可怕，因此他决定尽力帮助他。
“清洁工。”她们听了哈哈大笑，这使保尔不禁哆嗦了一下。
“好，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保证，一定尽我的力量去办。”
柯察金决定要结束这没完没了的对话，就回答说：
保尔艰难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干什么工作？”
“阿基姆，难道你真以为生活能把我赶进死胡同，把我压垮吗？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突然用力将阿基姆的手拉过来，按在自己的胸上，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觉到他那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不能使我离开党。只有死亡才能使我停止工作。你要记住这一点，老兄！”
“是的，在哈尔科夫。”
阿基姆默不作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话，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像保尔这样的人只会说这样的话，只会怀有这样的感情。
“同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两天之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一个中央刊物的编辑部里有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但必须面试一下，看他是否合适在文艺战线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里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也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
一个穿着疗养院的浴衣，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子在摇椅边上坐下。她瞟了保尔一眼，问他：
“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多拉，你躲到这儿来干什么？”
“小学三年。”
保尔已经站起来了，这时后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有没有在党政学校学习过？”
“可我好像在那里看见过您。”
“没有。”
“不是。”
“呵，没关系，也有不少没有学历的人照样培养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您的情况阿基姆给我们谈过。我们可以给您一个不一定在这儿上班，而在家里干的工作。总之，提供对您方便的工作条件。但是这个工作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柯察金不耐烦地动了一下。“从哪儿跑来了这么个人？这叫什么休息呵！大约马上要问我生的是什么病了，那我就只好走了。”他不大友好地回答说：
这些话预示着保尔即将失败。经过半小时的谈话，证实他的知识贫乏；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副总编用红笔划出了三十多个修辞上的错误，还指出了不少拼写错误。
“同志，请问您是住在‘公社社员’疗养院吗？”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气，如果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现在您的文章不够通顺。从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好俄语。这并不奇怪，因为您没有时间学习。非常抱歉，我们不能任用您。可是我要再重复一遍：您很有才气，如果把您写的这篇文章，在文字上好好修改润色一下，不必更改内容，就是一篇佳作。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又是一阵沉默。
柯察金拄着拐杖，站了起来。右眉在抽动，他说：
“是的，是我的。”
“没什么可说的，我同意您的意见。我怎么能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呢？我曾经是个好的司炉工，一个不错的电工。我过去还很会骑马，善于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却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这是您的书吗？”她翻着那本《叛乱》问他。
他同她握手告别，走出了房间。
保尔没有答话。这不太礼貌，不过他仍然希望她会走开。
在走廊转弯的地方他差点摔倒，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对不起，大概我打搅您了吧？”
“同志，您怎么啦？您的脸色这么苍白？”
今天看来不会要去检查。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睁开眼睛，心想，“这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可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吱卡响了一声，有人坐下了。一阵淡淡的香水味飘了过来，这说明旁边坐的是个女子。他睁开眼睛。第一眼见到的是白得耀眼的连衣裙、两只晒得黑黑的腿和穿着平底软皮鞋的脚。接着他看到的是像男孩子似的剪着短发的头，一对大眼睛和一排锐利的像小老鼠般的小牙齿。她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说：
保尔镇定了一下，轻轻挣脱了那女同志的手，拄着拐杖走了。
耶路撒冷奇克笑着，用玩笑来回答他。但是几分钟之后，她已经挽着他的手臂，一路上给他讲点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儿去了。
从那一天起，保尔的生活每况愈下。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他多半是整天卧床不起。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除了抚恤金，还发给他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给了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给他随身携带，他有权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时，他收到了玛尔塔的一封信，邀请他去作客，休养一下。即使没有她的邀请，保尔也想去一趟莫斯科，他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里能交上好运，也就是能找到不用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人们还是劝他治疗，答应送他去一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说老实话，这一切让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内容一天内要重复叙述五次。您的祖母是否患有精神病？您的曾祖父是否患有风湿病？鬼知道他生过什么病！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而且每个大夫都想让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什么更糟的病。说实话，为这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头。请你们让我休息一下吧！要不，如果他们在这一个半月里老这样对我研究来研究去，那我会变成一个社会上的危险分子的。”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彼得松合住的寓所里待了十九天。他整天都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离开，到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成天读书——玛尔塔有许多书。一到晚上，就有玛尔塔的女友，有时也有男同志前来看望。
这一天，保尔又来到这个幽静的角落。他舒服地躺在一只柳条编的摇椅上。海水浴和阳光使他困乏无力，他打起盹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还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刚来疗养院的头几天，他仍然处于神经质的紧张状态之中，一直感到头疼。教授们还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多次的叩诊、听诊使保尔感到厌烦和十分疲劳。他的责任医师是个招人喜欢的女党员，她的姓很古怪，叫耶路撒冷奇克。她每次都费好大劲才找到这个病员，耐心地劝他跟她去找这个或那个医学专家。
他常收到那个黑海港口城市的来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儿去。生活越来越艰难了，她们期待着他的帮助。
中央委员会疗养院旁边是中央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里的人从海边回来，总要经过这个花园。花园里一堵灰色石灰石高墙旁边，有棵枝叶繁盛的梧桐树，保尔喜欢在这树阴下休息。这儿极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静观花园里林阴道和小径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晚上，又可静听音乐，避开那大疗养地烦人的喧闹声。
一天早上，保尔离开了古夏特尼科夫胡同那所安静的住宅。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大海，载着他离开了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米亚南部温暖的海岸。他注视着车窗外，一根根电线杆在眼前闪过。他紧紧地皱着眉头，一双黑眼睛中深藏着顽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