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凌晨，保尔读完两本日记，把它们卷起包好。到了哈尔科夫，一部分乌克兰代表下车了，其中有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奥库涅夫要去基辅接塔莉亚。她住在安娜家。潘克拉托夫当选为乌克兰团中央委员，有事要去基辅。柯察金决定和他们一起乘车去基辅，顺便去看看扎尔基和安娜。他在车站邮局把日记本寄还丽达，耽搁了一点时间。出来时，朋友们都已走了。
保尔沉思着，把那封信慢慢撕成碎片，然后将手伸到窗外，任凭风把手中的碎片吹走。
保尔乘电车来到安娜和杜巴瓦的住处，他上了二楼，敲了敲左面的门——安娜就住在那里。但是没有人答应。一大清早安娜是不可能去上班的。“她大概还在睡觉。”他这样想。这时隔壁的门打开了一点，睡眼惺忪的杜巴瓦走了出来。他脸色灰白，眼圈发青，身上散发出刺鼻的洋葱味。保尔的嗅觉很敏锐，他还闻到了一股熏人的酒气。从半开着的房门里，柯察金看到床上有个胖女人，更确切地说，看见了一个女人赤裸的肥腿和肩膀。
丽达
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用脚把门踢上。
对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生活的基本方面，我一点也不担心。紧握你的手。
“你怎么，来找博尔哈德同志吗？”他眼睛看着墙角，声音嘶哑地问道。“她已经不住在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本来可以把这些话当面告诉你，但是在信上谈更好些。我只希望一点：不要让大会开始前我们所谈的事在你生活中留下沉重的回忆。我知道你非常坚强，因此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对生活的看法不太拘泥形式，在私人关系上我认为有时可以破例，只要这种关系真正出于一种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当然，这种情况极少。你是值得我为之破例的。但是，我还是克服了最初想偿还我们青春宿债的那种愿望，因为我感到这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保尔，你不应当对自己过于苛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斗争，而且还有美好的感情带来的欢乐。
保尔皱着眉以审视的目光仔细端详着他。
亲爱的保夫鲁沙：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保尔问道。
乌克兰代表分坐在几节车厢里。柯察金和一群基辅代表在一起。晚上，大家都躺下睡了。旁边铺位上的奥库涅夫也已发出轻微的鼾声。保尔移到靠近灯光的地方，把信拆开。
杜巴瓦突然发火了：
一天以后，他们坐上火车，各奔东西。
“我对此不感兴趣。”他打个嗝，又用暗哑的嗓音恶狠狠地说：“那你是来安慰她的？那好，来得正是时候。恰好是个空缺，快行动吧！况且，你不会遭到拒绝的。要知道，她不止一次亲口对我说过，她喜欢你，还有娘儿们常说的那种话。你要抓住时机，那你们精神上和肉体上就会都结合在一起了。”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正门入口处见面，丽达交给他一个小包和一封封了口的信。周围的人很多，他们告别时十分拘谨，保尔只是从她那双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脉脉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保尔感到脸上发烧。他仍然克制住自己，轻声说：
他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凝视着她，仿佛要把她的面容铭记在心。
“米佳，你怎么弄到这步田地！我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无赖。以前你可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为什么变得这样粗野？”
“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马上就要走了。”她说，“我不知道，临别之前我们是否还有交谈的机会，因此，今天我把从前的两个日记本找了出来，还给你写了一封短信。你读完之后，把日记寄还给我。你从里面的内容可以了解到我没告诉你的一切。”
杜巴瓦把身子靠在墙上。看来，他光脚站在水泥地上觉得冷了，所以把身子蜷缩起来。那扇房门开了，一个睡眼矇眬、脸蛋胖胖的女人从门里伸出头来说：
大会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总是从清早开到深夜。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又见到丽达。他看见她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
“猫咪，快到这儿来呵，你站在那儿干什么？……”
保尔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革命的威力，他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自豪和空前未有的喜悦。生活把他这个战士和建设者引导到这里，参加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隆重召开的胜利的大会，因而也就赐予他这种自豪和喜悦。
杜巴瓦没让她说完，砰地一声把门关上，并用身子顶住。
人们仍然不断地拥进会场。再过几分钟，这沉甸甸的天鹅绒帷幕将缓缓地拉开，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面对这无比庄严的时刻也会一时无法平静下来，他将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真是个好的开始……”保尔说，“你把什么人弄到家里来了？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现在该坐到离主席台更近一些的位子上去了。他们向乌克兰代表团的席位走去。乐队开始演奏。大红的巨幅标语鲜艳夺目，闪闪发亮的字母仿佛在喊叫：“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正厅、包厢、楼上，几千个位子座无虚席，济济一堂。他们聚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大功率的变压器，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原动力。大剧院接纳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后代，青年近卫军的精英们。几千双眼睛闪动着火花，映出挂在厚重的帷幕上方的发光标语“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显然，杜巴瓦对谈话已经厌烦，他大声喊道：
“不管怎样，我所得到的比我刚才失去的还是要多得多。”
“你们还要来指示我该跟什么人睡觉吗？这些老调我都听够了。你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你去讲吧，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她用手指摸摸他的手，以此对他表示关切。但她立刻意识到，这种做法是多余的。是的，这三年来，他的成长不仅仅是在体格方面。她知道，他现在很痛苦，这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然而他平静地、真诚地说：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
“我已经有了小女儿，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现在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米佳，把这个女人赶走，我还想最后再和你谈一次……”
“有点迟了，牛虻同志！”丽达开了句玩笑，微微一笑，然后解释说：
杜巴瓦把脸一沉，转身就回房去了。
“这事还可以补救？”
“咳，坏蛋！”保尔低声骂了一句，慢慢走下楼去。
“不，保尔，你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比同志更亲近的人的。”
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一天天、一月月地流逝着，而生活，突飞猛进、丰富多彩的生活，总是给这些表面看来似乎单调的日子带来新的内容，每天都不一样，日新月异。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在世界上率先成为自己那辽阔的土地和丰富资源的主人，他们英勇而紧张地劳动，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国家日益巩固，正在充实自己的力量。不久前工厂停产、烟囱不冒烟的毫无生气的萧条景象已经看不见了。
“丽达，你说令人遗憾，是不是因为对你来说，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比同志更亲近的人呢？”
对柯察金来说，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不知不觉。他不会平平静静地生活，不会每天从容不迫、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清晨，晚上准十点钟睡觉。他总是匆匆忙忙地过日子。不仅自己如此，还督促别人也这样生活。
“保尔，这些话，你三年之前就该说了，可是直到现在才说，只能令人遗憾了。”丽达若有所思，微笑着说。
他用于睡眠的时间很少，深夜还时常可以看到他房间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人在那里埋头读书。这是他们在学习。两年里，他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最巧妙的手段。
“不，丽达，基本上没变。我否定的只是他用苦行僧的方式来考验自己的意志，这中间所含的不必要的悲剧成分罢了。‘牛虻’身上的主要方面，我是肯定的。我赞成他的英勇无畏、坚忍不拔，赞成他这类善于忍受痛苦，不向任何人表露的人。我赞成这种认为个人的私事与共同的事业决不可同日而语的革命者的典型。”
拉兹瓦利欣被调到柯察金所在的那个专区来了。省委派他来，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区的区团委书记。当时柯察金正出差在外，专区团委在柯察金缺席的情况下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里。保尔回来，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什么也没说。
“这就是说，你对‘牛虻’现在有新的评价了？”
一个月以后，保尔突然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区里去视察。他发现的问题不算太多，但其中已有这样的情况：拉兹瓦利欣酗酒，网罗了一些阿谀奉承的人，排挤好同志。柯察金把这些情况提到常委会上讨论，大家都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以严重警告处分，保尔却出人意料地说：
“在这件事情上有过错的不仅仅是我，还有‘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有些书生动地塑造了一些英勇无畏、刚毅坚强、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者的形象，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产生了成为他们这种人的愿望。因此，我当时就按‘牛虻’的方式来处理我对你的感情了。现在我不仅感到可笑，更主要的是觉得十分遗憾。”
“我主张把他开除出团，而且永远不准重新入团。”
保尔低声说：
大家对此感到惊讶，觉得这样处分过于严厉。但是保尔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是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我想听的是答案！”
“应当开除这个坏蛋。这个不成器的中学生，我们给过他好好做人的机会。他纯粹是混进团里来的投机分子。”保尔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所作所为讲了一遍。
丽达笑了一笑，说：
“我强烈抗议柯察金的指责，这是报私仇。谁都可以捏造罪名陷害我。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可以捏造，说他搞过走私，那就该开除他了吗？不行，让他拿出证据来！”拉兹瓦利欣大喊大叫。
“我想你全知道，丽达。这是三年前的事了。我现在只能责备当初的保尔。总之，保尔·柯察金一生中犯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等着吧，我们会给你证据的。”柯察金回答他。
他从见面的最初一刻起就预料到她会提出这个问题，但还是感到很不好意思。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来，她清楚是什么原因。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半小时之后，柯察金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常委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开除出团。
“我有一个问题，想得到答案，”丽达说，“尽管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中断我们的学习和我们的友谊呢？”
夏天，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休假了。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去了海边。一到夏天，大家全都渴望外出度假，因此柯察金就让同志们去休息，为他们张罗疗养证，申请补助。同志们离开时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都心情愉快。他们留下的工作全都落到保尔身上，他就挑起重担，像一匹驯良的马拖着大车爬坡一样。一批人晒得黑黑的、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地回来了，另一批人又去疗养了。整个夏天，虽然总有人外出，但生活不能止步不前，柯察金也就天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就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了。
年年夏天都是如此。
“我们就坐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丽达指指后排的座位说。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给他带来很多肉体上的痛苦。
一个机灵的戴着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像泥鳅似的同保尔和丽达一起挤进了大门，躲过了纠察队长，急忙奔向休息室。一转眼，他就消失在一群代表之中了。
这一年，他特别急不可待地盼望夏天到来。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了，即使只是暗自承认这一点，也使他心中十分沉重。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承认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担负繁重紧张的工作，承认自己是个残疾人，或者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为止。他选择了后者。
“加——油——啊！……”
有一次在专区党委常委会上，专区卫生处处长巴尔捷利克，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对他说：
“挤呀，老弟，咱们要胜利了。”
“保尔，你的气色不好。上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没有？你的身体怎么样？你没去看过病吧？难怪我不记得呢。应当给你仔细检查一下，我的朋友。星期四，下午，你来一趟吧！”
“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快挤呀！”
保尔没去医务委员会，因为有事未能脱身。可是巴尔捷利克并没有忘记他，有一次，亲自把他带去了。医生给保尔仔细作了检查，巴尔捷利克也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亲自参加，他们的处理意见如下：
丽达和保尔好不容易才挤到了门口。代表们陆续到达，有的乘电车，有的坐汽车。会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战士——他们也是共青团员——难以维持秩序了。他们被挤到墙边，大门前喊声响成一片：
医务委员会认为，保尔·柯察金必须立即休假，去克里米亚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难免会产生严重后果。
希望参加大会的人太多，剧院连他们的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在处理意见的前面还罗列了一长串用拉丁文写的病名。保尔从中只了解到：他的主要病魔不在两条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伤。
剧院周围的人都是共青团员，他们没有搞到旁听证，但还是想方设法要去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些机灵的团员混在代表们中间，手里拿着一张红纸片充当代表证，有时也能混到会场入口处，有的人还钻进了大门。但他们一碰到值班的中央委员或是纠察队长——他们在那里负责引导来宾和代表分别入座——就又被赶出来了，这使其他的无票者大为高兴。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诊断和治疗意见提交专区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大家一致赞成立即解除柯察金的工作，但是保尔本人建议，等专区团委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他再离职：他担心专区团委会工作无人主持。虽然巴尔捷利克反对这样做，但其他人都同意了。
他们来到大街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响起阵阵急促的喇叭声，行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在去大剧院的路上，他们几乎没有说话，都在思量同一件事情。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固执的人群不断向那座巨大的石头建筑物拥去，人人都想冲进红军战士把守的入口。但是，铁面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们进去。代表们自豪地手持代表证从两旁排列着卫兵的夹道中穿过去。
离保尔一生中的第一次休假只剩下三个星期了，抽屉里面已经放着一张去叶夫帕托里亚的疗养证。
“我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给人留下了一个不愉快的印象。”
这些日子里，保尔工作抓得特别紧。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竭力想把所有的事都办妥，以便可以放心地离去。
“你见过他吗？”
可是就在他即将去休假，去看他生平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发生了一件非常荒唐，十分可憎的事，这是他料想不到的。
“我现在担任专区团委书记，或者像杜巴瓦所说的，当‘官’了。”保尔说着微微一笑。
下班以后，保尔走进党委宣传部的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窗户敞开的窗台上，等着参加宣传部的一个会议。他进屋时，里面一个人也没有。过一会儿，进来了几个人。保尔坐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但是从说话的声音，他听出来其中有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法伊洛。法伊洛高高的个子，是个一副军人派头的美男子。保尔不止一次听人说，他爱喝酒，老是喜欢追逐漂亮的女孩子。
“你看，我还没有问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法伊洛曾经打过游击。一有适当机会，他就有声有色地吹嘘，说他每天砍下十个马赫诺匪徒的脑袋。保尔非常讨厌他。有一次，一个女团员去向保尔哭诉，说法伊洛曾经答应娶她，但是和她同居了一星期之后，甚至见面都不理睬她了。在专区党委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逃脱了应有的惩罚，因为女孩子拿不出证据。不过，保尔相信她说的是事实。保尔仔细听他们谈话。进屋来的几个人没有看见保尔也在办公室里。
大厅里已经空了，从敞开的窗户里可以听到这个城市的主要干道特维尔大街上的喧嚣声。时钟洪亮地敲了六下，但他们两人似乎觉得见面才几分钟。可是钟声告诉他们该去大剧院了。他们沿着宽大的台阶往出口处走去，她又打量了一下保尔。现在他比她高出半个头了，仍然是从前那个模样，只是更富有男子气，更加稳重了。
“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搞出点什么新的名堂来没有？”
这句话已经告诉了他一切。她一直不知道，关于他的死讯是个误传。
问话的是法伊洛的朋友格里博夫，与他一路货色。不知为什么格里博夫竟被认为是一个宣传家，虽然他十分浅薄、目光短浅，简直可说是个大笨蛋。然而他还是摆出一副宣传家的架势，总是不分场合地炫耀自己。
“你还活着？”
“你可以向我道喜了，昨天我已经征服了科罗塔耶娃。你还说我成不了事儿呢。不，兄弟，只要我看中那个娘们，我就准能……”接着他说了一句脏话。
丽达睁大了眼睛望着他，当他双手亲热地拥抱她，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声“丽达”时，她才明白，这确实是保尔·柯察金。
柯察金感到神经一阵寒颤，这是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妇女部主任，她和保尔同时调到这个专区，在工作中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个深受大家欢迎的党务工作人员，富有同情心，对每一个妇女，每一个向她寻求保护或征求意见的人都很关心，受到专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普遍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谈的无疑就是她。
丽达迅速回过身来：一个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的青年人站在她的面前。他穿着茶色军服，蓝色马裤，腰里束了一条高加索的窄皮带。
“法伊洛，你不是在撒谎吧？这有点不大像她的为人。”
“走吧！”
“我说谎？！那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呢？比她难缠的娘儿们我还不是弄得她们服服帖帖。只要有本事去弄。对不同的女人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女人第二天就顺从了，老实说，这种人是废物。有的不得不追上一个月。主要是必须学会打攻心战，针对每个人的心理使用特殊的手段。兄弟，这可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啊，不过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哈——哈——哈！……”
“柯察金，我们也走吧，老朋友！”她听到身后的讲话声。接着一个她那么熟悉，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
法伊洛洋洋自得，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那些听众怂恿他继续讲下去，急于了解细节。
丽达明白，在这样的人流里，她无法找到刚才名单中听到的那些熟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牢牢盯住阿基姆，然后通过他再找到其他的人。她让最后一批代表们从身旁过去，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保尔站了起来，握紧拳头，感到他的心在狂乱不安地跳动。
大厅门口挤满了人。
“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你想指望老天爷，随随便便就弄到手，那想也别想。但是把她放过去，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跟格里博夫还赌了一打波尔图葡萄酒呢。于是我就开始运用战术。常去她那儿看看，一次，两次。可她总是斜着眼睛看我。当时对我有不少闲言碎语，可能也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从侧面进攻失败了。于是我就采取迂回战术，迂回过去。哈哈！……你明白吗？我对她说，我打过仗，杀过很多人，到处流浪。我说，我吃了不少苦头，可是连个贴心的女人都没找到，像一条狗似的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没人体贴，没人关心……我就这样胡编乱造，如此这般地一味诉苦。一句话，向她的弱点进攻。我在她身上下了不少功夫。有一个时候，还真想去她妈的，结束这场滑稽戏算了。但这事可关系到我的原则呀！我不能放弃她，要坚持我的原则……最后终于把她搞到手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结果我碰上的还不是婆娘，而是黄花闺女呢。哈哈！……嗨，太有意思了！”
“大家别迟到！……大剧院……七点钟！……”
法伊洛还在继续说他那令人作呕的故事。
在前面很远的地方一只手举了起来，又放下了。真奇怪，丽达极想看看那个和她那死去的朋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刚才那只手举起来的地方，但是所有的脑袋看起来都差不多。丽达站了起来，顺着墙边的通道朝前排走去。阿基姆已念完名单，会场上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青年人欢快地笑着。阿基姆竭力想压倒大厅里嘈杂的人声，高声喊道：
保尔记不清他是怎样冲到法伊洛身旁的。他愤怒地喊道：
“柯察金。”
“你这畜生！”
还在继续往下念名单。突然，有个姓名使丽达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你偷听别人的谈话，我是畜生，还是你是畜生！”
她看到扎尔基了。他坐得离她不远，半侧着身子对着她。看，这就是他那几乎已被遗忘的的侧影……是的，这是伊万。她已经几年没见到他了。
保尔显然还说了些什么，因此法伊洛一把抓住他的胸襟，说：
丽达回头朝那只高高举起的手的地方看去。但是，在一排排坐着的人中间，她无法看清那码头工人熟悉的脸。一个个名字很快地念过去了，又有一个熟悉的姓名——奥库涅夫，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你竟敢侮辱我！？”
“潘克拉托夫。”
说着，他就给了保尔一拳。当时，他喝得醉醺醺的。
突然，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姓名：
保尔抓起一只橡木小方凳，一下子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幸好当时他口袋里没有手枪，法伊洛才算保全了性命。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于是，居然发生了如此荒唐的事情：在保尔预定动身去克里米亚的那天，他却站在党的法庭上。
他每念一个人的名字，台下就有人举起一个红色的或白色的代表证。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在市剧院集合。宣传部里发生的事件惊动了所有的人，于是这次审判发展成一场关于道德问题的激烈争论。党员日常生活准则、人际关系以及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理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案件只不过是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的举动是挑衅性的，他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笑脸，说他的案子人民法庭自然会审理清楚，柯察金打破了他的头应当判处强制劳动。他一概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丽达认出来了，是阿基姆在那儿急急忙忙地念名单。
“什么，你们想要利用这件事来大做我的文章吗？对不起，办不到。你们可以随便把罪名硬加在我的身上，但妇女们对我如此攻击，那是因为我从不答理她们。不值得小题大作。要是这事发生在一九一八年，我早就按我自己的方式跟这个疯子柯察金算账了。现在，没我在这儿，事情照样能解决的。”说完他就扬长而去。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产生，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法庭主席要柯察金讲述冲突的经过。保尔平心静气地开始叙述，但是大家都能感觉到，他在竭力克制自己。他说：
丽达在一排排椅子中间走过去，看到一个空位子，就坐下了。看来会议已近尾声。丽达仔细听着主席说话，那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熟悉：
“这里所讨论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那是因为我没有能控制住自己。以前，我用拳头多，动脑子少，但这样的时期早就过去了。现在又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故，法伊洛脑袋上挨了一下之后，我才明白自己错了。近几年来，我这种游击作风还是头一次暴露。我痛恨自己的行为，虽然实际上他挨打是罪有应得。法伊洛的所作所为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生活中一种极其丑恶的现象。我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淫棍，一个坏蛋，我永远也不会与这种现象妥协。这件事迫使我们开始讨论生活方式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
“您请进，左面有空位子。”
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将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作伪证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其余参加那次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丽达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印有金字的证件。高个子一看，上面印着“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委员”。高个子立刻不再装腔作势了，马上显得既热情又有礼貌：
巴尔捷利克把保尔神经系统的状况向法庭作了介绍。党的检察员建议给柯察金警告处分，举座哗然，剧烈反对。于是，他撤回了提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您的出席证呢？只准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进去。”
几天之后，列车载着保尔向哈尔科夫飞驰。经他再三坚决要求，专区党委同意调他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听候分配，给他作了一个不错的鉴定，然后他就动身了。阿基姆现在是乌克兰团中央书记之一。保尔到他那儿把全部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高个子堵住了半个门，他打量了一下丽达，说：
阿基姆看了鉴定。在对党无限忠诚的后面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涵养，仅在个别场合，表现暴躁，甚至失去自制，因该同志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请让我进去。”
“保夫鲁沙，他们到底还是把这件事记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了。你别难过，即便很坚强的人，也难免发生这种事情。上南方去，把身体养养好。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再商量派你去哪儿工作。”
“是的。什么事？”
阿基姆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那高个子带点官腔回答说：
这儿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社员”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圃，水花四溅的喷泉，爬满了葡萄藤的的楼房。休养人员都穿着白色的休养服或浴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了保尔的姓名。他的房间在拐角上一所楼房里，非常宽敞，床单洁白耀眼，处处一尘不染，十分安静。保尔洗了澡，换上衣服，感到神清气爽，急忙上海边去了。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眼前是壮丽而宁静的大海。深蓝色的海面一望无际，像光滑的大理石一般。远处蓝天碧海相连，天水一色。熔化了的太阳照在水面上，反射出一片金光，仿佛是熊熊的火焰。远方群山连绵，重峦叠嶂，透过晨雾，隐约可见。保尔深深地吸着沁人心脾的清新的海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巨大而宁静的碧蓝色的世界。
旅馆音乐厅的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戴夹鼻眼镜的高个子佩戴着“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缓缓爬到脚下，舔着岸边金色的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