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上必须服从，否则会把你的党证收掉的。我们要看看风向如何。现在散会吧。”
茨韦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图夫塔不安地在椅子里动了一下。什科连科脸色阴沉、苍白，由于失眠眼圈发青。他坐在窗户旁边啃着指甲。茨韦塔耶夫刚刚说完，他就停止了那种痛苦的动作，转过身来，对着大家。
“德米特里，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卷着舌头，结结巴巴地说，“怎么，是不是大会的决议我们不一定要服从呢？”
“我反对这类阳奉阴违的做法，”他突然气忿地粗声说，“我个人认为，大会的决议我们必须服从。我们已经申述了自己的观点，但大会的决议应当服从。”
瘦瘦的、嘴唇薄薄的斯塔罗韦罗夫也站起来了。
斯塔罗韦罗夫表示赞同地看了看他，小声地说：
“我和什科连科今天就回哈尔科夫，我们在这里已无事可做。你们千万不要散掉，我们只能等待时局发生变化。很明显，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一定会谴责我们，但是我认为，暂时还不会镇压我们。多数派决定还要在工作中对我们进行考验。现在如果继续进行公开的斗争，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后，就会被开除出党，这不符合我们的行动计划。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杜巴瓦站起来，打算走了。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第二天，在图夫塔家里聚集了大约十个人。杜巴瓦说：
杜巴瓦凝视着什科连科，故意用讥讽的口吻说：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人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悉听尊便，没人对你阻三拦四。你还有机会到省代表大会上去认罪嘛。”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把这三个字说得特别清楚响亮。他走上主席台，站在舞台的最前面。“同志们：我们听反对派发言已有九天了。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的发言不像是战友，不像是革命战士，不像是我们共同斗争中的同志和朋友了。他们的话里充满敌意，十分嚣张、恶毒，而且带有诽谤。是的，同志们，是诽谤性的言论！他们想把我们布尔什维克描绘成党内专制的拥护者，背叛本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他们诽谤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光荣的老布尔什维克，那些锤炼和培育了俄国共产党、在沙皇的监狱里受尽了折磨的人，那些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与国际上的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进行斗争的人。他们妄想把这些人描绘成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果不是敌人，谁能说出这种话呢？难道党和党的机构不是一个整体吗？你们说，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要是我们的队伍被敌人包围了，这时有人竟唆使年轻的红军战士去反对他们的指挥员、政委、司令部，那我们管这些人叫什么呢？又比方说，假如我今天是个钳工，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意见，我还可以被认为是个‘正派人’，但是如果我明天当上了党委书记，那我就成了一个‘官僚’和‘机关老爷’了？！反对派高喊反对官僚主义，主张民主，可是他们中间就有这样一些人，比如不久前因为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被解职的图夫塔，以他的那种‘民主’而闻名于索洛缅卡的茨韦塔耶夫，还有那个曾经因为在波多尔区搞强迫命令、高压政策而被省委三次解除职务的阿法纳西耶夫。同志们，这岂不是咄咄怪事？那些受过党纪处分的人现在都纠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事实。至于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货色，让老布尔什维克们来说吧！现在必须让青年人了解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了解他反复无常，经常从这一个阵营倒向另一个阵营的种种行径。同反对派的斗争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使青年人的思想更加坚定。在这场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都在经受锻炼。反对派中一些歇斯底里、张皇失措的人预言，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将彻底破产。我们的未来会证明这种预言有多大价值。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前辈，像托卡列夫那样的同志都送到机器旁边去干活，而让像杜巴瓦这类将反党活动看做是英雄行为的完全失灵的晴雨表来接替他们的位置。不，同志们，我们决不能这样做。老一辈是要有人接班的，然而决不能让那些一有困难就疯狂攻击党的路线的人来接班。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伟大党的团结。青、老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在列宁的旗帜下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什科连科气得跳了起来：
潘克拉托夫把他的思绪给打断了，因为他已开始讲话：
“德米特里，你这是什么话！老实说，你这些话让人很反感，不得不重新考虑我过去的立场。”
一听到他的声音，杜巴瓦就猜出了潘克拉托夫现在的心情了。这个码头工人在受到严重侮辱的时候，就用这种声调说话。杜巴瓦神情忧郁地目送这高大而略微有点驼背的人快步走上台去，心中感到压抑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什么。他想起了昨天他在索洛缅卡同老朋友们见面的情景，同志们都诚挚地与他谈心，劝他脱离反对派。同他一起去的还有茨韦塔耶夫和什科连科。大家聚集在托卡列夫那儿，在场的还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拉古京娜、沃伦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欣。杜巴瓦对这种力求恢复统一的做法无动于衷，始终一声不吭。在谈论得最热烈的时候，他同茨韦塔耶夫却扬长而去，表示不承认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当时什科连科留下来了，现在他又放弃发言。“软弱的知识分子！他们肯定把他拉过去了。”杜巴瓦气忿地想。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他和扎尔基之间多年的友谊破裂了，因为扎尔基在党委常委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他们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他就不再和扎尔基说话。好几次，他看到扎尔基到他家里来找安娜。安娜·博尔哈德一年前成了他的妻子。他们各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安娜不同意他的观点，夫妻之间关系紧张，而且越来越恶化。但是杜巴瓦认为，扎尔基开始成为安娜的常客，也是他们夫妻关系日益恶化的原因之一。这里并无嫉妒之意，他恼火的是他和扎尔基已经断绝往来，安娜却和扎尔基保持着友谊。他把这一点和安娜说了，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紧张了。他这次到这儿来，事先都没有告诉安娜。
杜巴瓦朝他挥了挥手，说：
“我要发言。”
“你也只有这条路了。快去认罪吧，现在还不迟。”
从后排传来了潘克拉托夫那低沉的声音：
接着，杜巴瓦同图夫塔和其他人一一握手告别。
“我放弃发言。”
他走后，什科连科和斯塔罗韦罗夫很快也离开了。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
一九二四年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来到了。一月份，严寒袭击大地，到处冰封雪冻，月中又刮起暴风，大雪连绵不断。
“现在请什科连科发言。”大会主席说。
西南的铁路线都被大雪封埋。人们同这残暴的自然灾害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除雪机的铁犁头钻进小山般的雪堆里，为火车开道。严寒和暴风雨破坏了表层结冰的电报线，十二条线路只有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通电报线还畅通无阻。
在一片嘲笑声中，杜巴瓦走下台来，这笑声使他感到绝望。如果大家义愤填膺，大呼小叫，他倒会感到满意。可是，现在人们在嘲笑他，就像嘲笑一个唱腔走调、表演砸了锅的演员。
在舍佩托夫卡第一火车站的报务室里，三台“莫尔斯”电报机不停地发出哒哒的响声，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人才能明白它说的内容。
“够了！不许造谣诽谤！”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她们收发的电报纸条的总长度还不到两万米，而另一个老报务员的工作总量却已超过二十万米了。他不用像她们那样，皱着眉头去读那些纸条，拼那些难懂的字母和句子。他仔细听着电报机的哒哒声就能直接把电文译出来，逐字逐句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打倒分裂者！”
报务员一面记录，一面想：“大概又是一个要求与风雪作斗争的通令。”窗外狂风呼啸，掀起团团白雪，扑打到玻璃窗上。报务员觉得有人在敲窗。他转过头去，不禁欣赏起玻璃上美丽的霜花来了。那些图案精巧别致，有枝有叶，如此精美的版画，是世上任何能工巧匠都雕刻不出来的。
“可耻！”
他只顾欣赏美丽的景致，没有细听电报机的响声，因而当他的目光从窗户上收回以后，他急忙拿起纸条译着漏掉的那段电文：
在他结束讲话之后，会场上仿佛爆炸了一枚手榴弹，叫喊声像飓风似的向杜巴瓦袭来，愤怒的呼喊如同皮鞭般抽打着他的脸。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
“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的话，也不要中间插话。我想完整地阐明我们的观点，虽然我早就料到，这是白费口舌，因为你们是多数。”
报务员急忙记录下来，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
他走上主席台，会场上一片寂静，精神专注。在演说之前常有的这种沉寂却使杜巴瓦感觉到大家对他的疏远和冷淡。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在各个支部会上发言时慷慨激昂的劲头，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现在他仿佛是一堆被水浇过的篝火，冒着呛人的黑烟——这黑烟就是他那被明显的失败和老朋友们坚决反击刺伤的、病态的自尊心，也是死不认错的顽固态度在作怪。他决心硬着头皮一干到底！虽然他也知道，这种做法只会使他同大多数同志离得更远。他发言时压低了声音，但很清楚：
在高尔克村逝世……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刻得到许可。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发过多少喜讯和噩耗，他总是最先获悉别人的悲哀和幸福。他对那些简略而不完整的句子早已不去多加思索，只是仔细地听着，机械地记录下来，根本不去考虑它的内容。
“德米特里，你马上去发言。当然，这已挽回不了局面，显然我们的败局已定。但是必须把图夫塔的话纠正过来。他简直是个蠢货，信口开河，乱说一通。”
现在又有人死了，必须通知某人，如此而已。报务员忘记了这封电文的开头是：“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收报机继续哒哒地响着，老报务员把它逐个译成字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着，有点儿疲劳了。某个地方有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今天他要给某个人记下这个悲痛的消息，他会因绝望和悲伤而放声痛哭。但是，这与报务员毫不相干，报务员只是局外的旁观者。收报机继续响着：几个点之后是一划，又是几个点，又是一划。他从那些熟悉的哒哒声中已经知道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Л”，于是把它记在电报纸上。在这之后又写了第二个字母“E”，然后，他工整地写了个“H”，又把H这个字母中间的一小横描了两次。H后面又添上了字母“И”，最后一个字母很容易就写出来了，是“H”。
杜巴瓦接到茨韦塔耶夫的一个纸条：
收报机接着打出一个停顿符号。报务员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他刚抄录的那个词——“ЛЕНИН（列宁）”。
“当然，你们可以开除我们，把我们往哪个角落里一塞。现在已经这么做了嘛。我就是从省团委里被排挤出来的。这没关系，究竟谁是谁非很快就会见分晓的。”说完，他就从台上跳下来，走下主席台。
收报机继续哒哒地响着，但是，老报务员又想起了他刚才瞥到的那个熟悉的姓名。他又看了一遍最后这个词：“列宁”。怎么？是列宁？他把电报纸拿远一点，看了一遍电报的全文。老报务员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在三十二年的报务员生涯中，他第一次不相信自己记录的东西。
大家静了下来。图夫塔也意识到他的话说过头了。也许这些话现在还不该说。他的脑子陡然一转，前言不对后语地说了下面几句话，想赶紧收场。
他反复看了三次，但仍然还是那句话：
“让他把话说完，听听大有好处！图夫塔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
会场上的吵嚷声越来越厉害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喊道：
老报务员跳了起来，手里拿着那螺线形的纸条儿，全神贯注地又看了一遍。两厘米长的小纸条证实了这个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的消息。他脸色煞白，转过头来，对着两个女同事惊恐地叫道：
“是的，应当有组织党派的自由。否则我们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怎么能捍卫自己的观点呢？怎么能同这样一个有组织、有纪律、团结一致的多数派进行斗争呢？”
“列宁去世了！”
图夫塔仿佛在泅水似的挥动双手，激动而急促地说：
伟人逝世的噩耗从敞开的房门悄悄地溜出了电报房，飓风般迅速闯进车站，冲到暴风雪中，在铁道线、道岔口盘旋，然后随着一阵刺骨的冷风，钻进了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
“他们是为那帮人在卖力气——从米亚斯尼科夫到马尔托夫！”
机车库里一号修理地沟上面停着一辆机车，抢修队正在修理。波利托夫斯基老头亲自下到地沟里，钻到他那辆机车下面，把有毛病的地方指给钳工看。扎哈尔·布鲁兹扎克同阿尔青正把弯曲的炉条锤直。布鲁兹扎克钳住炉条，放在砧子上，阿尔青一锤一锤地打着。
“俄国共产党可不是议会！”
近年来，布鲁兹扎克老了不少，他所经历过的一切在他额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皱纹，两鬓斑白，背也驼了，那双深深陷下去的眼睛里总是显出忧伤的神情。
“你讲什么？又来一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突然，有个人影从半开的门里闪了进来。但是，天色已晚，光线较暗，看不清是谁。铁锤敲打的声音盖住了来人的第一声呼喊。他奔到在机车周围干活的人们跟前时，阿尔青举着抡起的铁锤，没有敲下去。
图夫塔的话被一片愤怒的叫喊声所淹没。
“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大厅里又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
铁锤慢慢地从阿尔青肩上滑下，他轻轻把铁锤放在水泥地上。
“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那我们就有权组织少数派！”
“你说什么？”阿尔青的手像钳子似的一把抓住报信者的皮外套。这个消息太可怕了。
图夫塔那又尖又细的嗓音非常刺耳，他继续说道：
报信人满身是雪，喘着粗气，用低沉而悲痛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是呵，这个笨蛋会把事情全给弄糟的。”
“真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什科连科也低声回答说：
这次他没有高声喊叫，阿尔青才听清楚已成事实的噩耗。他仔细看看来人：原来是党的书记。
“硬让一个傻瓜去祷告上帝，那他会连头都磕破的，太过火了。”
人们从地沟里爬上来，默默地听着这位世界闻名的人逝世的消息。
坐在什科连科旁边的茨韦塔耶夫非常气愤地低声说：
大门旁边有一台机车吼叫起来，大家不禁哆嗦了一下。车站尽头的一台机车立刻响应，也吼叫了起来，接着又是第三台……在这些机车强劲有力、但又充满了不安的呼唤声中又加上了发电厂又响又尖的汽笛声，仿佛榴霰弹在飞啸。一列客车正要离站开往基辅，它那快速漂亮的C型机车上响起了清脆嘹亮的钟声，盖过了其他的音响。
“刚才拉古京娜读了尤列涅娃的信。讨论会上出现一些不正常现象，我们可不能对此负责。”
在舍佩托夫卡—华沙直达快车上，波兰司机知道了这些汽笛声的由来之后，侧耳听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举起手来，拉下了铁链，打开了汽笛的阀门。这出人意料的汽笛声倒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火车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他再也不能开这辆机车了。但是，他的手仍然拉住小铁链不放。机车的怒吼声使那些坐在软席包厢里的波兰外交信使和外交人员惊恐万状，坐立不安。
图夫塔无法回答，赶紧换了一个话题：
机车库里挤满了人。他们从各个门里拥进来。当这座巨大的建筑物挤得水泄不通时，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列宁在什么地方把青年人和老近卫军对立起来的？”
讲话的是舍佩托夫卡专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还有关于党的纪律呢？”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去世了。我们党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那位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教育全党同敌人毫不妥协地进行斗争的人去世了。党和阶级的领袖的逝世召唤无产阶级的优秀子弟加入我们的队伍……”
“关于团结的问题，列宁是怎么写的？”
哀乐声响了，几百个人都脱下了帽子。十五年来从未流过泪的阿尔青也感到喉咙哽咽，他那宽厚的肩膀颤动起来。
“这个我们知道！”
铁路员工俱乐部的四壁似乎要承受不住那么多人的挤压了。外面天寒地冻，门口两棵枞树被雪覆盖着，上面还结着细长的冰柱。但是，大厅里又闷又热，荷兰式壁炉烧得正旺，六百个人聚在这儿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准备十月武装起义的时候，列宁下过指示，要把那些最坚决的青年工人召集起来，把武器发给他们，并且把他们和水兵一起派到最重要的地方去。要不要我把这一段读给你们听听？我把原话都抄下来了，写在卡片上。”图夫塔说着就要去开他的皮包。
大厅里没有通常的喧嚷声和谈话声，巨大的悲痛使大家的嗓音暗哑，谈话的声音很轻。几百双眼睛里都流露出悲哀和不安的神情。仿佛聚集在这里的是一群失去了富有经验的领航员的船员，他们的领航员给狂风巨浪卷入大海了。
图夫塔活跃起来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走上主席台，各自轻轻坐下。矮胖的西罗坚科慢慢地拿起铃，只轻轻摇了一下，就把它放在桌上了。这就行了，一种令人压抑的沉寂渐渐笼罩了整个大厅。
“列宁怎么写的？”有人问道。
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站了起来，讲了一件事情。虽然在通常的追悼会上不会有这样的议程，但谁也没有感到惊奇。他说：
会场上立刻静下来了。
“有一些工人请求大会审议他们的入党申请，在申请书上签名的共三十七人。”接着，他就宣读了那份申请书：
“无论你们如何嘲笑，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青年就是晴雨表。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好几次提到过这一点。”
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全体同志：
一阵哄堂大笑盖过了他的声音。图夫塔生气地面对主席团，用手指指会场。
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我们请求在今天的会议上对我们进行审查并接受我们参加列宁的党。
“刚才有人称我为气象学家。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是这样来嘲笑我的政治观点吗！”他一下子就把这些话说了出来。
在这简短的几句话之后是两行签名。
这时图夫塔跳上了台。会场里的人对他发出一阵不满的喧嚷和短暂的哄笑。图夫塔转身对着主席团，想对此提出抗议，但是会场上这时已经安静下来了。
西罗坚科开始念这些名字，每念一个都停顿几秒钟，让参加大会的人记住那些熟悉的姓名。
“反对派已经招架不住了，”他对托卡列夫说，“可是重炮还没有投入战斗呢。现在激烈抨击托洛茨基分子的都是年轻人。”
波利托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西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工龄三十六年。
“这些年来他们成长得多快啊！”谢加尔想。
会场上发出一片赞成的声音。
谢加尔担任党的省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已有两个月了。现在，他和托卡列夫并排坐在主席团的位子上，注意倾听市党代会代表们的发言，到现在为止，发言的全是目前还在共青团里工作的年轻党员。
柯察金，阿尔青·安德烈耶维奇，钳工，工龄十七年。
塔莉亚说完，就走下讲台。
布鲁兹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
日常工作已被丢在一边。四天以来，常委会的人都到各区去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斗争。昨天发生的事件使专区全体党员都极为愤慨。反对派在城内所有支部里都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决定集中力量，在专区兵役局党支部发动进攻。专区计划部和教育部的党员也属于这个支部，总共有四十二名党员。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聚集到那里，并且在会上发表反党言论，那都是我们前所未闻的。兵役局有个党员竟然直截了当、公开宣称：“如果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摧毁它。”反对派听到这种言论竟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柯察金就上台发言：“你们作为共产党员，怎么能为这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呢？”他们不让柯察金讲下去，敲椅子，高声喊叫。支部的党员对这种流氓行为很气愤，要求让柯察金把话讲完，但是他刚要说话，又是一阵捣乱。保尔对他们喊道：“这就是你们的民主，真是妙极了！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讲下去！”有几个人就抓住他，想把他从台上拖下来。结果竟然野蛮地动武了。保尔一面挣扎，一面继续往下讲，但有人把他拖到后台，打开边门，扔到外面的楼梯上。一个卑鄙的家伙把他的脸都打出血了。这个支部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了会场。这个事件使许多人醒悟了……
大厅里渐渐响起嘈杂声。台上仍在宣读申请人的姓名，他们都是长年跟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中的骨干。
塔莉亚从一叠信件中抽出一张信纸，很快地看了一下，开始读道：
当第一个在申请书上签名的人走上讲台时，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我们经常收到各地同志的来信——他们都表示和我们站在一起，这使我们深受鼓舞。请允许我给大家读一段信。这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写的，这儿许多人都认识她，她现在是专区团委的组织部长。”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的经历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塔莉亚的讲话被嘈杂的人声盖没了，但很快大家又平静下来，她的话又可以听得见了：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从前工人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一辈子当牛做马，到老了，还是个叫花子，两腿一蹬了事。唉，说实在的，刚刚闹革命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又有家庭拖累，对入党这件事儿没大在意。虽然，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但也很少参加战斗。一九○五年我在华沙车辆厂做工的时候，当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跟布尔什维克们一道干过。那时我还年轻，说干就干。过去的事儿不再提啦！伊里奇死了，我伤心透了，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我再也不能说我岁数大这类话了！……让会说话的人来讲吧，我不会说话。我只想做一点保证：我跟定布尔什维克了，决不动摇。”
会场上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会议主持人不断地摇铃。
老司机倔强地点了下他那白发苍苍的头，灰白眉毛下面的那双眼睛坚定地，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大厅，仿佛等待着大家的裁决。
“让他们交代，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大家一致举手通过吸收这个白发矮个子老人入党。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他们也没有任何异议。
“让他们回答：他们还搞不搞反党活动了？”
波利托夫斯基在离开讲台时，已经成为一名党员了。
“别开玩笑！”
会场上每个人都明白，正在进行的事情不同平常。刚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又出现了阿尔青魁梧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道他那双大手该往哪儿放，老是揉那顶有耳罩的帽子。他那件边上已经脱毛的羊皮短外套敞开着，里面灰军服领子上的两颗铜钮扣扣得整整齐齐，显得非常整洁，好像在过节一般。阿尔青将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妇女的面容，这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她坐在缝纫厂来的工人中间。她向他谅解地笑了笑，笑容里包含着鼓励，嘴角上还有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会场上响起了愤慨的喊声：
“阿尔青，说说你的经历吧！”西罗坚科对他说。
“让图夫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专家。”
阿尔青感到不知从何说起，他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他只感到，无法将他一生的经历统统讲述出来，很难组成连贯的词句，心情又很激动，发言就更受影响了。他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种滋味。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道路已面临急剧的转折。以往的生活既艰辛又落后，现在他要跨出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的生活变得温暖而有意义。
后排有人说：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青开始说。
“大家都还记得，三年以前，也是在这个剧院里，杜巴瓦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我们队伍里来了。当时，他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再从我们的手中掉落。’可是过了还不到三年，杜巴瓦已经又把党的旗帜扔掉了。是的，我公开这样说——他扔掉了。因为他说过：‘时机一到，我们会说话的。’言下之意是他和他的那些同伙——托洛茨基分子还要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
会场里静静的，六百个人注意倾听着这个技工师傅的讲话。他身材高大，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一双眼睛隐藏在乌黑的浓眉下面。
“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就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是我们一个很老的团干部，很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工人更熟悉他。杜巴瓦现在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和什科连科一起待在这儿已经有三个星期了。现在大学里学习正紧张，那么是什么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来的呢？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哪一个区，他们没去发表过演说。不错，什科连科最近几天来开始醒悟了。是谁派他们到这里来的呢？除了他们两人，我们这儿还有不少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以前都在这里工作过，现在来这里是为了挑起党内的斗争。他们所在的党组织是不是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并不知道。大会期待托洛茨基分子上台发言，承认错误。”塔莉亚竭力启发他们承认错误，她仿佛不是在台上讲话，而是在和同志谈心。她说：
“我母亲在阔佬家当烧饭女佣人。父亲我不大记得，他和我母亲合不来，经常喝得烂醉。我们跟母亲住在一起。养活那么多张嘴，她可真不容易。东家除了管饭，一个月只给她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得从清早累到深夜。我算走运，在初级小学念了两个冬天，学会了看书和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一个小铁厂当学徒。没有工钱，干了三年，就只能混口饭吃……这家小工厂的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尔斯特尔。起初他不想要我，嫌我年龄小，但我长得挺结实，母亲又把我的年龄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了。我在这个德国人那儿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有教我，只支派我给他们干杂活，打酒。老板经常喝得烂醉……又差我去拉煤，又差我去拉铁……老板娘把我当成她的小奴才，叫我替她倒尿盆，削土豆。他们动不动就用脚踢我，常常无缘无故就踢人，就这么个德性。只要有一点儿不如老板娘的意，她就打我几个巴掌。因为男人常常喝醉，她对所有的人都有气。有时我就从她那儿冲到街上，但又能去哪儿呢？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再说我也不能在她那儿安身……厂里的情况也差不多。那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这个混蛋老爱拿我开心。有一次，他指着墙角放熔铁炉的那个地方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就跑过去，伸手就拿，谁知道这个垫圈是刚打的，才从炉子里取出来，放在地上看起来是黑的，手一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疼得直叫，他却哈哈大笑。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就逃到母亲那里去。但是母亲没有地方可以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她一路走，一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才教我一点钳工的手艺，不过还是打我。我又逃跑了，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当地的一家香肠厂雇了我，我在那里洗肠子，大约有一年半还多一点，过着猪狗似的生活。后来我们的老板赌钱，把这个厂输掉了，四个月没付我们一个工钱，就逃之夭夭。这样我才跳出了这个火坑。我坐上火车，到日梅林卡去找工作。多谢那里的一个铁路工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他听我说多少能干点钳工活，就让我冒充他的外甥，向上司说情，要他把我收下。我的个头大，他就说我十七岁了。这样，我就给一个钳工当下手。后来我又来这里干活，到现在已是第九个年头了。这就是我过去的情况。在这里的一段，你们大家都知道。”
塔莉亚继续说：
阿尔青用帽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深深地吐了口气，还有一件最重要的，对他来说也是最沉重的事情，应当讲一下，不能等有人问了才说。于是，他紧紧地皱起了浓眉，继续说道：
杜巴瓦听出了是潘克拉托夫的声音，但连头也没回，只是咬紧了嘴唇，把头低了下去。
“每个人都可能问我，为什么在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对这个我能说什么呢？以前就是没认清这一点。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大罢工反对德国人的时候，我就应该走这条路的。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跟我们谈过不止一次。一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了枪。后来战争结束了，我们把白军赶进了黑海，又回到家里来了。接着成了家，有了孩子……一下子陷到家务事里去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去世了，党发出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搞清楚了我生活中缺少的是什么。仅仅保卫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在一个大家庭里，接替列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一样稳固。我们应当成为布尔什维克。这可是我们自己的党啊，不是这样吗？”
“怎么，还想再一次来动摇我们的党吗？”
这个钳工结束了自己朴素而又极其诚挚的讲话，并为刚才那种不同平常的措词感到不好意思。现在，仿佛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他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
会场上发出一片不满的声音。潘克拉托夫忍耐不住了。他说：
“也许，有人还想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寂静说。
“时机一到，我们会说话的！”他喊了一声，又想起了昨天在大家都熟悉他的索洛缅卡区里的惨败。
座位上的人微微活动起来，但是大厅里没有人立刻答话。一个下了机车直接来开会的司炉工浑身黑得像只甲虫，干脆地喊道：
杜巴瓦用阴沉的目光盯着她，神经质地撇着嘴唇。
“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我们不了解他吗？让他通过就得了！”
“好吧，杜巴瓦，你上台来说吧，让我们都听听。”她这样建议道。
矮矮壮壮的锻工吉利亚卡，由于闷热和紧张，满脸通红，他用因伤风变得沙哑的声音说：
塔莉亚转过身去，对他说：
“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我们还要说话的！”
在后排共青团员集中坐的地方，有人站了起来。光线比较暗，看不清是谁。他问道：
突然，在会场的右角有人打断了塔莉亚的话，尖声喊道：
“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去种地？农业劳动会不会使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变得淡漠呢？”
“我们在会上听到来自各区的许多同志的发言，他们都谈到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派的代表为数不少。各区都特意给他们发了出席证，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在市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是说目前他们发言不多，那可不能怨我们。他们在支部会上，在区里都败得很惨，因此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现在他们很难再跑到这个台上来，重复他们昨天说的那一套了。”
会场上发出一阵轻轻的不大赞成的议论声。有人表示反对说：
塔莉亚很激动，一绺头发掉在脸上，妨碍她说话。她使劲将头往后一甩。
“说得简单明白些！别在这儿卖弄……”
“……确实，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这场辩论，但是，参加辩论的青年人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很高兴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信徒们的失败已是有目共睹。而且他们也没有理由抱怨，说没有给他们说话的机会，没有让他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滥用了我们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做出了一系列最严重的破坏党纪的事情。”
但是阿尔青已经在回答了，他说：
“来得真巧，你快坐下，听听你的老婆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推推奥库涅夫，低声说。
“没什么，同志。这个小伙子说得对，我在种田，这是事实，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一个工人的良心。从今天起，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里更牢靠点，否则这块田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
会场上发出了嘘声，要他们肃静。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大会晚上的议程已经开始，站在讲台上的是个女同志。
阿尔青看到许许多多的手都举起来了，他的心又一次颤动了。他感到浑身轻松，挺起了胸，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去。身后传来了西罗坚科的声音：
“是的，杜巴瓦事件又要在这个老地方重演了。”
“一致通过。”
他们向入口处的检查人员出示了证件，走进大厅。这时潘克拉托夫才回答奥库涅夫说：
布鲁兹扎克是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人。他不爱说话，以前是波利托夫斯基的助手，现在早当上司机了。他讲了自己艰难的一生，发言快结束时，又谈了最近的情况。他的声音很低，但大家都听得清楚。
“你还记得吧，伊格纳特，三年前我和你也是这样来这里的。那个时候杜巴瓦带了一批工人反对派回到了我们中间。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可是今天我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了。”
“我有义务完成我的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任务。他们牺牲了，可这不是为了让我坐在房子后面伤心发呆。他们牺牲以后，我还没有做什么。可领袖的去世擦亮了我的眼睛。过去的事情，你们别问我了。我打今天起，重新开始生活。”
到了剧院门口，奥库涅夫才赶上他。
布鲁兹扎克想起了往事，心绪不宁，愁眉不展。会上谁也没有提出尖锐的问题。大家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这时他的眼睛又现出光彩，那已有白发的头又抬了起来。
“快走吧，同志们！真的，我们迟到了。”
讨论接受新党员的会议一直继续到深夜。只有大家都了解的、经过实践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人才被吸收入党。
潘克拉托夫催促落在后面的人。
列宁的去世使几十万工人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逝世了，但是党的队伍没有涣散。一棵繁茂的根须深深扎入土中的大树，如果只折断了树梢，是不会枯死的。
一辆电车十分费力地沿丰杜克列耶夫斯基大街向上爬去，马达老是响个不停。到了影剧院门口，车停下了。一群青年从车上下来。接着，电车又继续往上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