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干吗装腔作势？瞧你这个知识分子的扭捏劲儿。你大概不是贵族女子学校毕业的吧？你真的以为，这么一来我就相信你了？别装傻了。你要是懂事的话，就先满足一下我的要求，然后再睡，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放开手，马上从我的床上滚下去！”莉达推了他一下。她本来就受不了拉兹瓦利欣那猥亵的笑脸。莉达真想好好辱骂讥笑他一顿，但是她很困，眼睛又渐渐闭上了。
他认为不必多费口舌，就从那长凳上站起来，又坐到她的床边上，不由分说地伸手去扳她的肩膀。
“轻点，莉达，你喊什么？你知道，我一个人躺着非常无聊，真受不了！你难道找不到比打呼噜更有意思的事儿吗？”
“滚你的蛋！”她立刻惊醒了。“明天我一定把这事告诉柯察金，说到做到。”
“你干什么？”
拉兹瓦利欣抓住了她的手臂，低声气忿地说：
看门的女工把客人安排在自己屋里，为他们铺好床铺，自己到干草棚去睡了。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开会开得很晚，刚刚回来。屋子里很暗。莉达脱下靴子，爬到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但是拉兹瓦利欣那双手粗鲁地不怀好意地触到她身上，把她惊醒了。
“我才不在乎你那个什么柯察金呢，别固执了，反正我非要不可。”
马车下了山坡，到了学校跟前。
他们两人进行了短促的搏斗，静静的屋子里响起了清脆的耳光声，一下，又是一下……拉兹瓦利欣闪向一边，莉达摸黑奔到门口，用力推开门，跑到院子里去了。她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简直气疯了。
“不，干吗不喜欢……年轻的时候玩玩是可以的，演演戏或搞点什么别的玩意儿。我自己就爱看滑稽戏，当然要演得好。开始我以为孩子们会胡闹，结果正相反，听人家说，他们对酗酒、耍流氓这类事管得很严。他们多半是学习。就是老找上帝的茬儿，把一个个教堂都要改成俱乐部。这可就不好啦。老年人为这件事都斜着眼睛看团员，记恨他们。别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件事他们办得不怎么样：他们只要村里那些穷光蛋，当长工的，要不就是一点家业都没有的人。有钱人家的孩子一个不收。”
“进屋来，傻瓜！”拉兹瓦利欣恼怒地喊着。
他摸了摸胡子，不紧不慢地回答说：
他把他的铺盖搬到了屋檐下，就在院子里过夜。莉达关上门，下了闩，蜷成一团躺在床上。
“难道您不喜欢共青团员吗？”莉达开玩笑似的问马车夫。
第二天早上，在回去的途中，拉兹瓦利欣和赶马车的老头子并排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心里想：
马车夫搔搔从亚麻布衬衫开岔的领口里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习惯性地在辕马肚子上随意抽了一鞭。坐在马车上的人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到波杜布齐去，各有各的事情：莉达要召集妇女代表开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这个动不得的女人可能真的会去告诉柯察金的。真是个酸气十足的洋娃娃，长得倒挺漂亮，可就是一点都不开窍。我得跟她和好，否则可能会捅娄子的。柯察金本来就瞧不起我。”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共青团在我们这儿也搞起来了。以前可没有。可以说，这一切全是那个叫拉基京娜的女教师搞起来的。你们说不定也认识她吧！这女人还挺年轻，可真是个害人精，她把村里的娘们都煽动起来，组织到一起，搞了不少名堂，结果闹得鸡犬不宁。要是你在气头上给老婆一个嘴巴，这是难免的，老婆不揍还能行呵。要在以前，她只好揉揉脸，不敢吭气；可现在，你还没碰她一下，就吵个没完。甚至还把人民法庭都抬出来。那些年轻一点的，还会跟你闹离婚，给你背什么法律条文。就拿我的老伴甘卡来说吧，她一向是个安安静静，不爱说话的女人，可现在也当起代表来了，大概是个娘们的头头吧！村里的女人都来找她。起初我想用马缰绳抽她一顿，可后来想想，不管她了。让她们见鬼去吧！随她们闹去！不过在管家务和别的方面，我那口子倒是挺不错的。”
拉兹瓦利欣凑到莉达身旁坐下，装出一副羞愧的样子，连眼神都变得忧郁了。他编了一大堆自相矛盾的理由，为他的行为辩解，同时表示他非常后悔。
马车夫是个喜欢说话的人，他用鞭子抽了一下瘦弱的辕马，转过身来，对车上的人说：
拉兹瓦利欣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快到小镇时，莉达答应不把昨夜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丈量队继续丈量土地。两个青年人在钉木桩。干草地的两边都站着农民，他们瞪大眼睛监视着，要让木桩准确地钉在原来的地界上，那条地界现在勉强可以看出来，有的地方只剩下稀稀拉拉露在草上的几根烂木头了。
在边陲的村子里，共青团支部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了。区团委的干部为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幼芽花费了很多心血。柯察金和莉达·波列维赫一整天一整天地在这些村子里活动。
“我去过布达诺夫卡……但这毕竟是个例外，柯察金同志！”
拉兹瓦利欣不喜欢到村里去。他不善于接近农村里的青年，难以赢得他们的信任，经常把事情搞糟。可是保尔和莉达干这些工作却得心应手，十分自然。莉达把农村姑娘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交了许多知心朋友，并且一直保持联系，使她们不知不觉对共青团的活动和工作产生了兴趣。区里的青年人都认识柯察金。第二军训营吸收了一千六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参加军事训练。在各村的晚会上，在大街上，手风琴在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手风琴使柯察金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同农村的青年人打成一片。他时而奏起雄壮热情，激动人心的进行曲，时而奏起抑扬婉转，轻柔温存又略带伤感的乌克兰民歌。许多乌克兰青年正是在这富有魅力的、悦耳动听的琴声感召下，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青年们倾听着保尔的琴声，倾听着这位铁路工人出身的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年轻的政委演奏的琴声和他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和谐地融为一体。各个村子里，都可以听到新的歌声了，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详梦的书以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书籍。
“是的。”
走私分子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现在要提防的不仅是边防上的哨兵，因为苏维埃政府已经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和热心的助手。国境线上各村团支部的同志们由于渴望亲手捉到敌人，有时一时冲动，就会搞得过火。碰到这种情况，保尔就只得出面去援救他们。有一次，波杜布齐村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一个急性子、爱辩论、坚决反对宗教的蓝眼睛的小伙子，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得到消息，说夜里有一批走私物品要运来交给当地的一个磨坊主，他就把全支部的同志动员起来，带上他们训练时用的一支步枪和两把刺刀，由他领头，当夜悄悄地把磨坊包围起来，静候猎物落网。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边境哨所也掌握了这个情况，并且派出了他们的哨卡。夜里双方冲撞起来。多亏边防军人沉着镇定，共青团员在这次格斗中才没有伤亡。对方只是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带到四公里外的邻村关了起来。
“呵，原来您说的是农庄呀！”
当时，柯察金正在加夫里洛夫营长那里。第二天早上，营长把他刚接到的关于这件事的报告转告给他，于是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立即上马去搭救他的同志。
“那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员笑着把夜里发生的事告诉他，然后又说：
“您这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吧？可是您知道，这是在遥远的将来。”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我们不会给他们按上什么罪名的。但是为了使他们往后不要再来插手我们这个部门的事，你去泼泼冷水，吓唬吓唬他们！”
老头宽容地看了看对方，说：
哨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了起来，难为情地站在那儿，两只脚的重心来回调换着。
“丈量员同志，再过二十年我们连一条地界也不会有了。”
“您瞧瞧他们，”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员生气地将手一摊，说，“捅了那么大的娄子，现在我只好把他们押到专区去了。”
柯察金微微一笑，说：
格里沙一听，激动起来了，他说：
“丈量土地，我干了有三十个年头了。到处都为地界闹纠纷。您看看那条划分草地的界线，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歪来歪去，就是醉鬼走起路来也比它要直一些。再说那些耕地吧，一块地只有三步宽，相互交叉，插来插去，要想把它们分清楚，真要把人给急疯的。可是一年又一年地还在分下去，越分越小。儿子跟父亲分家了，这块地就得一分为二。我向您保证，再过二十年，田地就全都变成地界，庄稼都没处可种了。要知道，就是目前已经有十分之一的土地被地界占了。”
“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了什么坏事啦？我们只想尽力为苏维埃政府做点事。我们监视那个富农已经很久了，可是你们倒把我们当强盗给关起来。”他说着，委屈地把身子转了过去。
一星期以后，专门成立的丈量队走遍了草场，在双方有争执的地界处钉上了木桩。一个年老的丈量员，由于天热，加之走了很多路，累得满身是汗。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柯察金说：
柯察金和萨哈罗夫好不容易板着面孔，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交涉一番，才结束了这场“吓唬”。
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受到了惩罚。
萨哈罗夫对柯察金说：
“审判员同志，问题全出在地界上。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就是为了这些地界我们年年都打架。”
“假如你给他们担保，保证他们今后不再到边界上来活动，而是采用其他方式协助我们，那我们就客客气气地放他们走。”
不久，地方法院派人到波杜布齐来了。人民审判员传讯了证人，绞尽脑汁，调查了很长时间，但还是没能查出肇事者。幸好这场械斗中没有死人，受伤者也都痊愈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长时间地、想方设法向那些皱着眉头站在他面前的农民说明，他们聚众械斗是野蛮的、违法的。
“好的，我可以为他们作保。我想，他们以后不会再让我这么难堪了。”
他从皮套子里拔出驳壳枪，朝一个气势汹汹的人脸上挥了一下，纵马向前，开了一枪。有些人丢掉镰刀，转身就逃。保尔就这样骑在马上，大声怒吼着，在草地上来回奔跑，不断地开枪。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急忙四散逃跑，离开草地，为了逃避责任，也为了躲避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凶神恶煞和他手中那支连连射击的“瘟枪”。
这个支部的团员回去时，一路歌声不断。这件事没有声张出去。磨坊主不久还是被逮捕了，这次是依照法律办事的。
“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散开！我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强盗！”
德国移民住在迈丹维拉一带的森林庄园里，生活很富裕。这些富农的庄园彼此相隔半公里。房子建造得很坚固，旁边还有附属建筑物，像是一座座小城堡。安托纽克匪帮就藏匿在迈丹维拉。安托纽克过去是沙皇军队里的一名上士，他网罗一些亲属，拼凑成“七人帮”，在小镇附近的大道上持枪抢劫。他们杀人不眨眼，既厌恶走私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纽克行踪不定，出没无常；今天在这里抢劫了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明天又窜到二十公里开外，缴了一个邮递员的武器，还把他抢个精光。安托纽克跟另一个土匪头子戈尔季相互竞争，两人不相上下，一个坏似一个。专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局在他们身上花费了不少时间。安托纽克就在别列兹多夫一带活动，进城的大道都很不安全。可这个匪徒很难捕获：风声一紧，他就溜出国境，在那儿避避风头，然后又出其不意地重返故地。每次听到这个行踪诡秘、罪行累累的野兽又出来行凶抢劫，犯下血案时，利西岑就烦躁得直咬嘴唇。
柯察金飞马冲进正在厮杀的人群，把他们驱散开来。不等他们回过神来，又猛地横冲直撞，再次策马朝野兽般的人群冲去。他感觉到，只有用这同样野蛮而可怕的方法才能驱散这群打红了眼的人。他怒气冲冲地大声吼叫：
“这条毒蛇还要作恶到何年何月？等着瞧吧，畜生，我一定要亲手逮住他。”他咬牙切齿地说。有两次，利西岑抓住线索，亲自带着柯察金和另外两个党员紧紧追踪这个匪徒，但是安托纽克还是逃脱了。
马的前胸把一个大胡子撞倒在地。当时，他拿着一截镰刀柄正在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青年。旁边一个长得很结实的黝黑的农民把对手打倒在地，正用笨重的靴子使劲地踹他，想把他置于死地。
专区给别列兹多夫派来一支剿匪队，带队的是讲究穿戴的菲拉托夫。他傲慢得像只公鸡，认为没有必要按边防条例规定向当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就直接把队伍开到了附近一个小村庄——谢马基村。夜里进村后，队伍就驻扎在村边的一个小屋里。这队全副武装，行动诡秘的陌生人引起了隔壁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即跑去报告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事先对这支队伍的情况一无所知，就误认为他们是匪徒，急忙派一个团员飞马去区里报信。菲拉托夫做事这样马虎草率，差点让许多人白白丧命。利西岑一接到关于“匪徒”的敌情，连夜集合民警和十来个人骑马直奔谢马基村。他们悄悄来到村头，跳下马，穿过篱笆，冲到门口。门口的哨兵头上挨了一枪托，像个口袋似的倒在地上。利西岑用肩膀使劲一撞，房门哗地一声开了。他们随即冲了进去。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盏幽暗的灯。利西岑一手举着手榴弹，准备投掷，另一只手紧握驳壳枪，大声怒喝，把玻璃震得直响：
马像发疯似的奔到了草地上。一群愤怒得失去理性的人像野兽似的正在厮杀。有几个人已经满身是血，躺在地上了。
“赶快投降，不然就把你们炸得稀巴烂！”
马疯狂地飞下斜坡，向草地奔去。“要是马蹄被东西绊住，它和我都得完蛋。”保尔脑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但是要想勒住马已不可能，他只好紧紧贴住马的脖子。风在他的耳边呼呼直吹。
睡眼惺忪的人一个个从地板上跳了起来，再迟一秒钟，冲进屋来的人也许就要开枪射击，把他们统统撂倒！但是看到利西岑举着手榴弹杀气腾腾的样子，几十只手都举了起来。不一会儿，这队人只穿着衬衣全被赶到了院子里。菲拉托夫看见利西岑胸前的勋章，这才敢开口说话。
保尔对马狠踢一脚，马立刻飞跑起来。保尔喊叫着催马快行，那马飞也似地跑得更欢，赶过了奔跑的人群。它的耳朵竖了起来，四脚奔腾，越跑越快。小山上有一座风车，风翼向四面张开，仿佛要挡住保尔的去路。风车右边，小山下面的河边上是一片草地。向左是一望无际的起伏不平的麦田。风从成熟了的裸麦上掠过，仿佛用手轻轻地抚摩着它。路旁的罂粟花开得红艳艳的。这里静悄悄的，但热得令人难受。只是从远处，从山丘下面，从那条如同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河流那儿，传来了人们的叫喊声。
利西岑气得差点要发疯，忿忿地啐了一口，十分轻蔑地骂道：
大家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女人们在街上嚎啕大哭，老人们愤怒地大声叫喊。这消息像警钟似地，很快传遍整个村庄，钻进家家户户：“波杜布齐的人强占地界，用镰刀砍我们的人啦！”于是，所有能走动的人都从家里冲出来，拿着叉子、斧头、或者从栅栏上拔根木棍充当武器，然后朝村外那个正在血战的地方跑去。这两个村子为地界纠纷年年都发生械斗。
“窝囊废！”
“我们村的人跟波杜布齐的人……在打架……为了地界。波杜布齐的人把我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区里来了。汉堡巷战的枪声传到了这里，边境上也不平静了。大家紧张地期待着，一遍遍阅读报纸。西方也刮起了革命风暴。要求参加红军的志愿书雪片似的纷纷送往团区委。柯察金花了很多时间说服各支部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说明苏维埃国家采取的是和平政策，目前并不打算跟任何邻国作战，但是收效甚微。每逢星期天，各个支部的团员都到镇上来，在神父的大花园里集合，举行全区团员大会。有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团支部的全体团员列队行军来到区委大院。柯察金从窗户里看到了，就到台阶上去迎接他们。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名团员都穿着长靴，背着大口袋，在门口站住了。
“别喊了，像个疯婆子似的！说呀，哪儿打架啦？为的什么事？别乱叫了。呸，真见鬼！”
“怎么回事，格里沙？”柯察金惊奇地问道。
柯察金骑马走到他们跟前，这时，人们已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大家围住了农妇，拉着她白衬衣的袖子，纷纷惊慌地向她提出问题，但是她语无伦次，大家一点也听不明白。她只是不断地嚷着：“杀人啦！他们用刀在拼啦！”这时，一个胡子蓬松的老头，一面用手提着他的粗布裤子，一面笨拙地跳着跑过来，责骂那个年轻妇女说：
格里沙却对他使使眼色，和保尔一起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另外两个团员马上围了过来。格里沙把门关上，严肃地皱起他那淡淡的眉毛，说：
“哎呀！乡亲们呵，那边出大事啦！真吓人哪，这可怎么办呀！”
“同志们，我在进行战斗的考验。今天，我对我们支部的团员宣布，区里来了一封电报，当然是绝密的。马上要同德国资产阶级开战，不久还要跟波兰资产阶级打仗。因此莫斯科来了一道命令——全体共青团员都要上前线，如果有人害怕，可以写申请报告，那就让他留在家里。我嘱咐他们，关于开战的消息，必须绝对保密；让每个人自备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猪油，没有腌猪油的，那就带点大蒜或洋葱，一小时之后，在村外秘密集合。我们先去区里，由区里再上专区，在那儿领武器。这番话对大家可真起作用。他们向我问这问那，但我说，不要多问，就这么办！谁不愿去，写个申请。打仗是要自愿的。团员同志就四散回家了。那时，我心里直犯嘀咕：万一谁也不来呢？那我只好解散支部，自己一走了事。我坐在村外等着。他们一个一个地来了。有的人才哭过，但装着没事的样子。十个人全来了，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你们看，我们波杜布齐村的团支部怎么样？”格里沙用一种赞赏的口气结束了他的话，得意地用拳头捶了捶胸脯。
马儿感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这时柯察金听到了一阵凄厉的喊叫。只有村里失火时，妇女们才会这样惨叫。他用力拉了一下辔子，急速回过马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农妇气喘吁吁地从村外奔来。拉基京娜走到街中间，把她拦住了。附近各家也都有人开门出来，大多是老头老太，年轻力壮的人全在地里。
莉达十分生气，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他却莫名其妙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她说：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您开始上第一课。”
“你干吗训我呢？这可是一种最好的考验呀！这样才能真正看准每一个人。为了搞得更逼真些，我曾想把他们拉到专区去，但大伙有点累了，就让他们回家吧。不过，保尔，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什么呢？不讲话不合适……你就说动员令已经取消了。但他们表现得很勇敢，这值得大家自豪，应该受到表扬。”
马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蹄子，伸直了脖子，绷紧了缰绳。
柯察金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因为往返一次要耽误好几天，而区里每天都有不少工作需要处理。可是拉兹瓦利欣却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他每次进城都全副武装，暗暗把自己比做库柏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很喜欢这样的旅行，进了森林，就向乌鸦或机灵的小松鼠开枪，或者拦住那些单身的过路人，摆出一副地道的侦查人员的架势，煞有介事地仔细盘问，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上哪儿去。靠近城边时，拉兹瓦利欣就收起武器，把步枪往干草堆里一藏，手枪塞到口袋里，然后以平常的模样走进专区团委。
“再见，政委同志。”
“说说吧，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些什么新闻？”费多托夫问他。
柯察金解开缰绳，忍住膝盖的疼痛，咬着嘴唇跳上了马。女教师拉基京娜站在学校的台阶上，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微笑着对保尔说：
在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房间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争先恐后地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必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要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手里还写着东西。费多托夫非常年轻，可是一九一九年就入党了。只有在那种动乱的年代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才能成为党员。
时间已快到中午了，酷热的暑气渗透到每一个最隐蔽的角落，所有的动物都躲到阴凉的地方，连狗也爬到谷仓檐下，热得浑身无力，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打盹。似乎所有的动物都已离开了这个村庄，只有一头猪钻到井边的小水洼里，舒服地躺在污泥里直哼哼。
拉兹瓦利欣对费多托夫的问题随随便便地答道：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柯察金、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莉达出生在伏尔加河流域，长着一双小眼睛，现在担任妇女部长；任卡·拉兹瓦利欣是一个长得很不错的高个子青年，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但“少年老成”，喜欢离奇曲折的惊险故事，非常熟悉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纳的作品。拉兹瓦利欣曾经在区党委当过事务长。四个月之前才加入共青团，但他在团员中间俨然以“老布尔什维克”自居。因为没人可派，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专区党委决定派拉兹瓦利欣来别列兹多夫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新闻一下子可说不完。我从清早一直忙到深夜，到处去堵漏洞。你们知道，那是个新区，工作一点没有基础，一切都得从头干起。我又建立了两个新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说着，他就大模大样地往圈椅里一坐。
白天，保尔跳下马背，就坐到办公桌旁边；离开办公桌，就到训练新兵的广场上去；还要上俱乐部、去学校，参加两、三个会议。夜里，他又跳上马，腰间别着驳壳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注意监听偷越国境搞走私活动的马车辘辘的车轮声——第二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数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
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搁下正在处理的一大堆公文，回头看了看说：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加强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共青团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使得利西岑、特罗菲莫夫、柯察金和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为数不多的积极分子经常从清早一直忙到深夜。
“我们叫柯察金来一趟，并没有叫你。”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人数不多，全区只有十九人。他们紧张地投入全区苏维埃的建设工作。这个刚建立不久的新区，白手起家，一切必须从头开始。由于靠近国境线，大家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性。
拉兹瓦利欣口中吐出一股浓浓的烟雾，说：
令人忐忑不安的几天过去了。利西岑接到报告说，匪徒大规模进行破坏活动的企图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部队的追击下，已被迫仓皇撤出边界，向境外逃窜。
“柯察金不喜欢上这儿来，因此连这种差事也只好由我来替他干……有些当书记的真是舒服，什么事儿也不干，只有像我这样的笨驴，才让人骑着到处跑。柯察金一去边境，二、三个星期也见不着他的人影，我就得把所有的工作都担起来。”
一小时之后，通往小镇的路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后面一公里处，有一队骑兵在行进。柯察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这个骑兵行动十分小心，但没有发现园子里有埋伏。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骑兵团的一个年轻战士，干侦察工作他还是个新手。突然，有人从园子里跳出来，冲到路上，把他包围起来了。当他看到这些人的上衣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时，就难为情地笑了。简短交谈了几句，他就拨转马头向正在快步行进的马队奔去。岗哨给红军哥萨克放行之后，重又埋伏在花园里。
拉兹瓦利欣分明是要大家明白，只有他才是区团委书记最合适的人选。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不大喜欢这个傲慢的家伙。”拉兹瓦利欣离开后，费多托夫直率地对专区团委的其他同志说。
昨夜百余骑匪携轻机枪两挺于波杜布齐强行窜入苏维埃国境。希即采取措施。匪徒潜入斯拉武特林区后失踪。本日将有百名红军哥萨克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切勿误会。特告。
拉兹瓦利欣背后捣鬼是无意中被拆穿的。有一次，利西岑顺便上费多托夫那里去取邮件。区里不论谁上专区去，都要替大家把信件捎回来。费多托夫与他谈了很长时间，于是拉兹瓦利欣的把戏就被揭穿了。
利西岑收到的那份报告字数不多：
“不过，你还是让柯察金来一趟，我们这里的人几乎还不认识他。”利西岑临走时，费多托夫对他说。
在镇边的几个园子里设了瞭望哨。前面就是田野，公路笔直，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好的。但是有个条件：别想把他从我们那儿调走。这点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几分钟以后，从营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手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快步朝十字路口的磨坊奔去。其余的党团员也都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了。执委会主席头戴哥萨克平顶皮帽，腰间照例挂着他那支驳壳枪，骑马飞驰而过。显然是出了什么不平常的事情。于是，大广场和小巷子全都变得死一般地沉寂，连一个人影也看不到。转眼间，小铺子全都挂上了中世纪式的大锁，护窗板也关上了。只有那些不知害怕的母鸡和热得浑身无力的猪，还在粪堆上使劲寻找吃的东西。
这一年，边境上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盛况空前，柯察金被选为边境各村庆祝十月革命委员会主席。在波杜布齐举行了庆祝大会之后，邻近三个村子来参加大会的五千名男女农民，排成一个长达半公里的游行队伍，由军训营和管乐队开道，红旗招展，浩浩荡荡，穿过村子，朝边界前进。一路上，秩序井然，纪律严明，沿着界标在苏维埃国土上游行，向被波苏国境线一分为二的那几个村庄进发。边境上的波兰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营长加夫里洛夫和柯察金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在他们身后，铜号雄壮的乐曲声，风卷红旗的哗啦声以及游行队伍此起彼伏的歌声汇成一片。身穿节日盛装的农村男女青年全都兴高采烈，不时传来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成年人表情严肃，老人们显得格外庄重。这股人流像一条大河，蜿蜒曲折往远处流去，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国境线就是这条长河的堤岸：队伍始终走在苏维埃国家的土地上，寸步不离。柯察金停了下来，人流从他身旁拥过。响起了《共青团之歌》：
人行道上，有两个人急急匆匆朝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柯察金。当地居民都认识他：他总是随身带着武器。但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也束上了武装带，别上了左轮手枪——事情可就不妙了。
从西伯利亚的森林，
除了刚读过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也不知道公文的内容。但是，当地居民的嗅觉却像狗一般灵敏。这里，三个小商人中必有两个搞点走私活动，这种行当使他们有能够预测危险临头的本能。
到不列颠的海滨，
在执委员会门口，骑兵咚地一声跳下马，手扶军刀，踏着笨重的靴子，咚咚几响，上了台阶。利西岑皱着眉从他手中接过信件，把它拆开，在信封上签了字。那个边防军人根本不让马有喘息的机会，立即又跳上马鞍，沿原路疾驰而去。
最强大的力量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套着壮马的大车已经赶到区执委会来了。车上的人低声交谈着。从财务科里搬出几只密封的口袋，装上了车。几分钟之后，响起了车轮在公路上滚动的声音。柯察金带领一支队伍护送这些大车。到专区有四十公里，其中二十五公里要穿过森林。他们安全到达，把贵重物品都存放到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内。几天以后，有一名骑兵从边界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小镇上那些好看热闹的人惊讶地注视着这骑在马上的人和累得满身大汗的马。
是我们的红军！
“去吧，阿妞特卡，他一个人在那儿。”
接下去，又是女声合唱：
“我哥哥那儿没人了吧？我嫂子早就在等他吃午饭了。”妞拉说。
嗨，那边山上收割忙……
保尔从他办公室里出来时，天已晌午。利西岑的妹妹妞拉从花园里跑了出来，保尔叫她阿妞特卡，她是个怕羞的女孩，严肃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每次见到保尔，她总是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这次她也是用孩子的方式笨拙地跟保尔握握手，一面将额上的一绺短发往后一甩。
红军的哨兵高兴地微笑着迎接这支游行队伍，波兰士兵显得惊慌不安。举行游行一事，虽然事先已经正式通知波兰方面的指挥部，但游行队伍的出现仍然引起他们的不安。野战宪兵骑巡队急忙四处巡逻。边界的哨兵比平时多了四倍。此外，为了应付意外事件，在洼地里还埋伏了后备队。然而，这支热闹欢乐的游行队伍始终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进，到处飞扬着他们的歌声。
整整一个小时，利西岑没有再接见第二个人。
小丘上站着一个波兰哨兵。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了。乐队奏起了进行曲。这个波兰哨兵放下肩上的步枪，枪贴在脚边，向大队行了个注目礼。柯察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用波兰语说：
“你坐下，我们谈一谈。”他握了握保尔的手，说。
“公社万岁！”
利西岑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可以看到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这时，柯察金出现在台阶上。不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从哨兵的眼神里也可看出，这句话是他说的。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现发现波兰多次派遣大批匪徒越境，可能骚扰边区。希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贵重物品可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是朋友！在这波兰哨兵的军大衣里面跳动的是一颗同情游行群众的心。于是，保尔轻轻地用波兰语说：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同志，向你致敬！”
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尼古拉·利西岑在边防区工作，生活过得平静安宁。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获情况的报告。可是，眼前这份电报仿佛又使他回到了战场。电文十分简短，上面写着：
哨兵落在后面了。他注视着游行队伍从身旁走过，步枪依然贴在脚边，始终保持行注目礼的姿势。保尔几次回头，看看那个穿着黑衣的小小身影。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波兰哨兵，胡子已经花白，镶着镍边的帽檐下露出一双暗淡无光、毫无表情的眼睛。柯察金仍沉浸在刚才听见那句话后产生的激动心情之中，他仿佛自言自语地，先用波兰话对他说：
一个秋天的夜里，他这个一直只是制造武器的人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从此就卷入了革命的风暴之中。为了革命和党的需要，他转战南北，身经百战。这个图拉兵工厂的工人走过了光荣的战斗道路，从一个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团的指挥员和政委。
“你好，同志！”
十月革命以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车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厂里干着切、削钢铁的活儿。
但是毫无反应。
别列兹多夫区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才二十四岁，但是与他共事的党内外干部都不知道这一点。他魁梧强壮，不苟言笑，有时甚至过于严厉，看上去倒有三十五岁。他身体结实，粗壮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大脑袋，一双褐色的眼睛冷静而锐利，下颌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色马裤，“见过世面”的佛朗奇式的灰军服，左胸口袋上挂着一枚红旗勋章。
加夫里洛夫笑了。原来，他全听到了。
执委会主席读完了刚刚收到的紧急电报，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指插在松软美丽的鬈发里，好久没有动弹。
“你的希望太大了，”他说，“在边界上除了普通的步兵之外，还有宪兵。你看见他的袖章没有？这是个宪兵。”
外面很热。区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一枝樱桃树枝悄悄地伸了进来。在路的那边，执委会办公室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尖顶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窗外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鹅正在敏捷地觅食。它们跟周围的小草一样，淡淡的绿色，毛茸茸的，娇嫩可爱。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开始下坡，朝一个被边界分成两半的村庄走去。苏维埃境内的半个村子已作好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村民们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附近。道路的两旁，小伙子和姑娘们已排好了欢迎的队伍。在波兰境内那半边，屋顶上和棚顶上都站满了人，他们注视着河对面所发生的事。有些人家的门口和篱笆旁也聚着一群群人。当游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里，乐队高奏《国际歌》。接着人们在一个草草搭起来的，挂满青枝绿叶的讲台上发表动人的演说，其中有初出茅庐的青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柯察金也在会上用乌克兰语发表了演说。他的话飞越国界，对面的人都能听到。但是波兰当局唯恐这些讲话会打动人心，决定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宪兵巡逻队在村里来回奔跑，用马鞭把居民赶回家里，还朝屋顶上开枪。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了这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专区委员会又给了他一个任务：负责把分散在新区各处的团员集中起来，建立共青团组织。看，生活多么曲折多变啊！
街上没有人了。枪声一响，屋顶上的青年人也给赶跑了。这一切，苏维埃这边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家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个牧羊老人被青年们簇拥着上了讲台，他义愤填膺，激动地说：
他在省委会里领了卷在一起的两张组织关系证明信：一张是共青团的，一张是党的。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痛苦，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去母亲那儿了。一连两个星期，老太太不断地用热气熏，用手按摩来治疗他的两条肿腿。一个月之后，他走路已经可以不用手杖了。保尔心中充满了喜悦，绝望又变成了希望。列车把他送到了省会。三天以后，组织部交给他一份介绍信，派他去省兵役局在主管军训的部队里担任政治工作。
“好哇！孩子们，你们瞧！他们过去一直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现在，村子里这样的事已看不到了，再也没人用鞭子抽打农民了。地主老爷完蛋了，抽打我们脊梁的鞭子也见不到了。孩子们，要牢牢掌握好这个权哪。我老了，不会讲话，但想说的话好多好多。在沙皇的时候，我们一辈子就像老牛拉车一样，苦得很哪！看看那边的老百姓，我真为他们难过……”他用瘦得皮包骨的手指指着对岸，抽抽答答哭了起来，只有小孩和老人才会这样哭泣。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不止一次来信，让他回家探望，现在他又想起老人家临别时对他说的话了：“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你们。”
接着，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上台发言。加夫里洛夫一面听着他那愤怒的讲话，一面勒转马头，仔细观看对岸有没有人记录。但是，对岸空无一人，连桥头的岗哨也撤走了。
柯察金已患了重感冒，但他不愿落后，于是，瞒着同志们仍然去参加劳动。一星期之后，码头附近的河岸上，木材已堆积如山，但冰凉的河水和秋天潮湿的气候又唤醒了他血液中处于半睡状态的敌人——保尔发烧了。他得的是急性风湿病。在医院里折腾了两个星期。当他出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没有偏见的委员会断定他已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了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气忿地拒绝接受抚恤金。
“看来，不会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抗议了。”他开玩笑地说。
入冬之前，从上游流放下来很多木排，把河道都快堵塞了。秋汛时，河水泛滥，把木排冲散，木材随着河水往下漂去。索洛缅卡区又派出自己的团员去打捞宝贵的木材。
十一月底，一个秋天的雨夜，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人帮”终于恶贯满盈。这伙豺狼到迈丹维拉参加一个富裕移民的婚礼，被赫罗林的党团员跟踪追击，当场捕获。
“我这样做既是为自己，多少也是为了茨韦塔耶夫。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他的坏习惯，那他就一文不值。我还有一个骂人的坏习惯。同志们，我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坏毛病，但就连茨韦塔耶夫也承认，已经很少听到我骂人了。骂人容易脱口而出，比抽烟难改些，所以我现在还不说，马上连这个坏习惯也一起根除。不过，这骂人的毛病我也一定要彻底改掉的。”
女人们在闲谈时，把这些客人也来移民所住的大农庄参加婚礼的消息漏了出来。赫罗林的十二个党团员立刻集合，带上了所有的武器，赶着马车，直奔迈丹维拉。同时，又派一名通讯员骑马去别列兹多夫报告。报信人在谢马基遇到了菲拉托夫的剿匪队，于是，这队人马立即赶去。赫罗林的青年们已把农庄包围起来，并且同安托纽克匪帮交上火了。安托纽克和他的几个党徒躲在小厢房里，一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他们曾冲出厢房，妄图突围，但是赫罗林的党团员一枪打倒了一个匪徒，又把他们赶了回去。安托纽克曾不止一次陷入这样的绝境，但每次他都安然逃脱：手榴弹和黑夜救了他的性命。也许，这次，差一点又会让他逃走，因为交战中赫罗林支部已经牺牲了两个同志。幸好菲拉托夫及时赶到，安托纽克明白，他已陷入绝境，无路可逃了。他们仍然负隅顽抗，从厢房的每扇窗户里向外射击，直到拂晓，才被抓住。七个匪徒中没有一个投降的。为了消灭这群豺狼，牺牲了四个同志，其中三人是新近建立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柯察金的军训营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大演习。他们在一天之内，冒着倾盆大雨开到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师的宿营地，从清早一直走到深夜。军训营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骑马，八百名准备入伍的青年好不容易走到军营，立刻就躺下睡觉。师部给他们这个营的命令下达晚了，第二天清早就要开始演习，刚到的这个营应当接受检阅。他们在操场上集合整队。过了一会儿，从师参谋部来了几个骑马的人。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枪支，现在面目一新了。古谢夫和保尔为训练这个营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因此信心十足。当正式检阅完毕，军训营已经完成了操练和变换队形的表演之后，一个相貌英俊、但皮肉松弛的指挥员严厉地责问保尔：
“我再不吸烟了。”
“您为什么骑马？军训营的营长和政委演习时都不应当骑马。我命令把马送进马厩，徒步参加演习。”
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那种尖刻的语气使大家都很不愉快。保尔没有立刻答话。他慢慢地从口袋内取出烟卷，把它揉得粉碎，然后轻轻地说：
“不骑马我就不能参加演习。”
“话说得挺响亮。柯察金就爱说漂亮话。要是戳穿了他的西洋景，结果会怎么样呢？他本人抽不抽烟？抽的。他知不知道，抽烟没有什么好处？知道的。那么应当戒掉——可又做不到。不久前，他还在小组里‘宣传文明’呢。”说到这儿，茨韦塔耶夫变了一种语气，用冷嘲热讽的口吻说：“让他回答，他是不是还在骂人？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他很少骂娘了，但一骂起来就非常厉害。’传道容易，当圣徒可难哪！”
“为什么？”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起来了：
保尔明白，不说出真实原因就无法解释他拒绝步行的行为，于是闷声闷气地说：
“人应当支配习惯，而不能受习惯支配。否则，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
“我的两条腿全肿了，不能奔走一星期。此外，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
这件事来得很突然。起初不知是谁挑起了一场争论，说是习惯比人更厉害，抽烟就是个例子。大家各抒己见。保尔没有参加争论，但是塔莉亚硬把他也卷了进去，非要他发表意见不可。他就说了他的想法：
“我是你们这个团的参谋长，这是第一点。第二，我再一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残废，却还在军队里服务，那可不是我的过错。”
“我再不吸烟了。”
柯察金仿佛被人抽了一鞭，他猛地拉起辔子。但是，古谢夫那只强有力的手阻止了他。保尔感到受了侮辱，忿忿不平，但又觉得应当克制忍耐，心中矛盾，斗争了好几分钟。现在的保尔·柯察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不加思索就任意从这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战士了。他现在是一个营的政委，这个营正站在他的身后。他的举动会给全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遵守军纪的榜样啊！况且，他训练部队又不是为这花花公子干的。这样一想，他就把脚退出马镫，跳下马来，忍着关节的剧痛，向队伍的右翼走去。
一天晚上，安娜家里又聚集了许多青年人，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多年养成的不良习惯。他几乎从小就开始吸烟，可那天他突然斩钉截铁地宣布：
一连几天，都是罕见的好天气。演习已接近尾声。第五天，在终点站舍佩托夫卡附近进行最后一次演习。别列兹多夫营奉命从克列缅托维奇村方面夺取火车站。
满身油污的伙伴们又可以在学习小组里听他讲昔日的各种斗争故事了。他还给他们讲富有反抗精神的、被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还讲斯捷潘·拉辛和布加乔夫起义的故事。
柯察金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所有的捷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全营分成了两路，深入迂回，神不知鬼不觉地包抄到“敌人”的后面，然后高喊“乌拉”，出其不意地冲进车站。根据评判员的意见，这次作战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车站被别列兹多夫营占领，守卫车站的营队“损失”一半兵力，撤退到树林里去了。
现在人们又经常可以在安娜那儿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了，有时还可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柯察金负责指挥半个营。他和三连的连长、政治指导员正站在街心，部署他的人马。一个红军战士跑到他们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报告：
深秋时分，他们才回到工厂。厂里各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个同志归来……
“政委同志，营长问，机枪手是否已经把守各个道口。评判委员会马上就到。”
屋子里静悄悄的。夜已深了，党委会的人都走了。最后一个离开的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他刚走不久。现在只剩保尔一个人了。窗户上满是寒气凝成的奇妙的霜花。桌上点了一盏煤油灯，屋里炉火熊熊，烧得正旺。柯察金回想起不久前的种种事情。去年八月，工厂团组织派他作为共青团的负责人，随同抢修列车去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直到深秋，这一百五十人的队伍由一个车站转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清理被毁坏的车辆。他们的路线由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这一带从前是马赫诺匪帮的天下，破坏和掠夺的痕迹到处可见。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花了一星期的时间修复了用石头砌成的水塔，用铁皮修补被炸漏的水槽。保尔是电工，并不懂钳工技术，也没有干过这种苦活，但他在这儿也亲手用扳手拧紧了几千个生锈的螺丝帽。
保尔和连队干部一起走向道口。
从他们在安娜家举行晚会以来，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但总觉得这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柯察金把一大堆文件放在一边，身子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
团部的人都已在那儿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胜利。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自愧不如地站在那儿，显得手足无措，甚至都不打算为自己辩解。
镇上的小教堂两面都紧靠着神父住宅的大花园，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空空荡荡的房间里一股霉味，显得冷清落寞。过去神父和他的妻子住在这儿，他们和这所老房子一样老朽，空虚无聊，而且彼此早就嫌恶了。新主人一搬进来，空虚寂寞的气氛一扫而光。那间大厅，过去虔诚的主人只有在宗教节日里才用来接待客人，现在却天天都挤满了人。神父的宅第成了别列兹多夫区党委办公的地方。一进前门向右拐，有一个小房间，门上用粉笔写着：“共青团区委会”。柯察金每天都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他现在除了担任第二军训营政委之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全是他给我们指的路。”
“瞧，可真的干起来了！”
团参谋长策马走到保尔跟前，讥讽地说：
祭司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撕了下来。
“同志，原来您的腿可以跑得很快。显然，骑马是为了出出风头吧？”他还想再说点什么，但是保尔的眼神使他顿住了，没再吭声。
今天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共青团区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作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
团部的人走了以后，柯察金悄悄地问古谢夫：
挂上这块牌子决不会有好事的。祭司边走，边暗暗思忖，一直走到教堂门口，才突然发现门上贴了一张不大的布告，上面写着：
“你知道他姓什么吗？”
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偏僻的小地方过去曾经划为犹太人居住区。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乱七八糟地东一处，西一家。有一个很大的集市广场，中心地带开了二十来家小铺子。广场上很脏，到处是马粪。小镇周围是农民的房子。在犹太人居住区的中心，通往屠宰场的路上，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这座建筑物年久失修，一副衰败凄凉的样子。每逢星期六，虽然还不至于无人问津，但它的光景已今非昔比了。教堂里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了。看起来，一九一七年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就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青年人现在对祭司已缺少起码的尊敬了。诚然，老人们还没有“开戒”，但是许多小孩子已经吃起冒犯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想想都让人恶心！一只猪正使劲用嘴在粪堆里拱着寻找吃食，祭司博鲁赫一气之下，上前踢了它一脚。是的，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他祭司对这点可不满意。鬼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些共产党员，折腾个没完，不痛快的事儿一天多于一天。昨天他看见神父宅子的大门上挂了块新的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委员会”。
古谢夫拍拍他的肩膀，说：
营长脸色阴沉地回答说：“问题就在这里嘛！……”
“算了吧，别理这个滑头。他姓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加夫里洛夫同志，告诉我，事情只限于走私吗？”
这一天，保尔几次努力回忆，究竟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姓名，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柯察金很有兴趣地听营长讲这些情况。边境上的生活就像是从不间断的侦察工作。
演习结束了。军训营成绩优异，获得好评，回别列兹多夫去了。保尔却累垮了，他到母亲那里住了两天。他把马拴在阿尔青家里。两天里，保尔每天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务段去看阿尔青。这座被煤烟熏黑的厂房使保尔感到特别亲切，他贪婪地闻着煤烟味。这气味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就熟悉这种气味，是在这种气味里长大的，对它非常习惯。仿佛是失去了什么宝贵东西，保尔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听到机车的吼叫声了。他就像与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大海久别重逢的水手一样，心情异常激动。这儿亲切熟悉的气氛，也在呼唤着他，这个昔日的火夫和电工。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他和哥哥没谈多少话，发现阿尔青额上又增添了新的皱纹。阿尔青正在一座移动式熔铁炉前干活。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来，生活很艰难。虽然阿尔青没说，但这是显而易见的。
“边界上必须目光敏锐，稍有大意，就会后悔莫及。干我们这行，日夜都不能放松。白天偷越边界不容易，但到夜里就得把耳朵竖起来，十分警惕。您想想看，柯察金同志，我负责的这段边界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这儿的工作特别困难。不论你布上多少哨兵，一有婚嫁喜事或者什么节日，所有的亲朋好友就会跨越国界聚在一起。越界太容易了——边界两旁的房子相隔不过二十步，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蹚过去。走私的事也是难免的。当然，都是些小事情，譬如一个老太婆偷运两瓶波兰出产的四十度的茅香露酒什么的。不过，也有一些大的走私犯，他们资本雄厚。你知道那些波兰人都干些什么吗？他们在所有靠近边界的村子里都开了百货店：里面的商品应有尽有。当然，这些商店绝不是为他们那些贫苦的农民开的。”
兄弟俩在一起干了两个小时，就分别了。在路口，保尔勒住马，朝车站望了很久，然后扬起鞭子抽了一下，驱赶他那匹黑马顺着林中的道路飞奔起来。
当两匹马已经沿着由边界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小步奔跑时，营长告诉保尔：
现在森林里很安全。大小匪帮已被布尔什维克肃清，他们的老巢也被捣毁，全区各村都过着平静的日子。
“少跟这些波兰兵并排走！”
保尔骑马到达别列兹多夫已近中午。莉达在区委会的台阶上高高兴兴地迎接他。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警告红军战士说：
“你终于回来了！你不在我们可真寂寞呵！”莉达说着，抱着他的肩膀，跟他一起走进屋子。
“好吧，要提高警惕！”
“拉兹瓦利欣在哪儿？”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是苏里坚科，营长同志。”
莉达有点不大乐意地回答：
“昨天夜里二点到六点是谁在放哨？”
“不知道他在哪儿。喔，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上学校去代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分内的事，不是柯察金的事。”
“没有，还没有看见。”
这个消息使保尔感到奇怪，也不痛快。他一向不喜欢拉兹瓦利欣。“这个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保尔不满意地想。
“那边的脚印你看见了没有？”
“好，随他去吧！你说说，我们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没有？他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刚刚接岗，营长同志。”红军哨兵报告说。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一面揉着两条疲劳的腿。莉达向他讲述了所有的情况。
波兰哨兵从远处注视着他们。两个红军军官像好朋友似的向一个普通士兵问好。一瞬间，他仿佛觉得是他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问好，出于这个荒唐的想法，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了一下。
“……前天已经批准拉基京娜当候补党员了。这使我们波杜布齐支部的力量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看，教师中间已经起了变化，他们有些人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
“同志，您好！你们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伸手给哨兵，他几乎不用弯腰，因为红军战士的个子很高。哨兵赶紧脱下手套。营长和他互相握手问好。
晚上，在利西岑家的大桌子旁有三个人常常坐到深夜，他们是利西岑本人，柯察金和新到任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
有两个人迎面向他们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枪上的法国刺刀的刀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高大，披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马感到主人的小腿紧夹了一下，就跑了起来，两个骑马的人很快就到了那两个巡逻人的跟前。红军哨兵整了整肩上的皮带，把烟蒂吐到雪地上。
通往卧室的门关着。阿纽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已经睡了，而他们三人却在桌旁埋头钻研一本不太厚的书——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史》。利西岑只有夜里才有时间学习。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在利西岑家。当他看到其他两人学习进程跑在前面，心里就很苦恼。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嘟哝着说，“又是在三排的防区里出的漏洞，可是早晨的报告上只字没提。这些鬼东西！”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威严地挂在嘴唇上。他的胡子本来有些花白，加上呼出的热气凝成的白霜，就变成银白色了。
有一天，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夜里，格里沙·霍罗沃季科给人暗害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忘记了腿疼，一下就冲到执委会的马厩里，发疯似的急急忙忙备好马，用鞭子从两边猛抽着马肚，向边界疾驰而去。
加夫里洛夫紧紧地勒住了缰绳，柯察金也拨转马头，想知道他为什么停下。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弯下身子，仔细察看雪地上一连串奇怪的痕迹，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从这儿过去留下的，它走的时候，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来绕去，弄乱了它的足迹。很难辨别，脚印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营长停下来察看的不是这些野兽的脚印，而是两步以外的另一些足迹。足迹上面已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有人从这儿走过。这个人并没有故意弄乱他的脚印，径直朝树林里走去。脚印清楚地表明，他是从波兰那边来的。营长驱马往前，循着脚印——一直走到巡逻线上。在波兰境内十步之外的地方，脚印还清晰可见。
在村苏维埃那间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躺在一张饰有绿色枝叶的桌上，身上覆盖着红旗。门口有一名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站岗。上级机关来人之前，任何人都不准进屋。保尔进了屋子，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吁！”
格里沙躺在那里，脸色苍白如蜡，两眼睁得大大的，依然是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头歪向一边，后脑被利器击碎，已用枞树枝盖上了。
夜里下过雪。地上的积雪又松、又软，既没有马蹄印，也没有人的足迹。那两个骑马的人已经走出了小树林区，开始在旷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左右的地方又是两根界标。
是谁对这个青年人下了毒手？他是独生子，母亲守寡。父亲从前是磨坊主的雇工，后来是村贫农委员会的委员，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
马鞍有节奏地吱吱作响，马儿平稳、轻快地小步跑着。那匹黑色公马的鼻孔周围已结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白色水汽渐渐消失在空气之中。营长骑的那匹花马跨着优美的步子，不时弯下纤细的脖子，玩弄它的辔头。两个骑马的人身上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束着武装带，他们的袖口上都有三个标志军衔的红方块。不过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的同伴的领章却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个边防军人，他指挥的那个营就分布在这长达七十公里的防区的各个哨位上，他是这儿的“主人”。他的同伴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军训营的政委柯察金。
老母亲一听到儿子的死讯，立刻昏倒在地。现在，邻居们照看着不省人事的老人。可她的儿子却在这儿，一言不发，无法揭开自己的死亡之谜。
波兰士兵继续和红军战士并排巡逻。在这荒无人烟的旷野上，他一个人感到太孤寂了。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个年轻的共青团的领导人，雇农的保卫者，在村子里他的朋友多于敌人。
“是的，确实如此，这东西给他是不合适。”
拉基京娜对格里沙遇害十分震惊，她在自己房间里不住地哭泣。保尔走进房间时，她连头都不抬。
红军战士看看这个盒子：上面印了一架飞机，飞机头上画了一只有力的拳头代替螺旋桨，上面还写着：“最后通牒”。
“拉基京娜，你看是谁杀害了他？”保尔沉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低声地问她。
“不，谢谢！我要是留下这盒火柴，就得坐两年牢房。”
“除了磨坊老板那伙人，还会有谁！因为格里沙卡住了这些走私商人的脖子，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了。”
但是从国界那边传来了这样的答话：
两个村子的人都来参加格里沙的葬礼。柯察金带领他的军训营和全体共青团员也来向自己的同志诀别。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把覆盖着红旗的棺木抬了出来，安放在广场上。内战时期人们在这里埋葬了布尔什维克的游击队员，如今在烈士墓旁又掘了一个新的墓穴。
“火柴你留着吧，我这儿还有。”
格里沙的死使受他保护的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了。贫苦的青年和村民保证坚决支持团支部。在葬礼上致悼词的人个个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严惩凶手，抓住他们，并且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对他们公开审判，让每个人都看清敌人的真面目。
红军战士仔细看着他旁边的这个人。“看样子，寒气已钻进了‘波兰先生’的肝脏里去了。尽管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但他的日子也真够呛的。这么个大冷天，赶他出来放哨，只穿了一件又破又薄的军大衣，瞧他老像兔子似的蹦蹦跳跳，要是再没烟抽，可真要不行了。”于是，他连头也不回，就把一盒火柴扔过去了。波兰士兵急忙用手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划了几根，却总是弄断，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他又把那盒火柴用同样的方法扔过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国际法，他说：
接着，放了三次排枪。新的烈士墓上铺盖了长青的松柏树枝。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书记——拉基京娜。柯察金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边防哨所得到了消息，他们那里已经发现凶手的线索。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根烟，丢一盒火柴给我吧！”这次波兰哨兵说的是俄语。
一星期以后，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召开了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利西岑向大会作报告，他的神态严肃庄重：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可是边防军条令明文禁止战士同境外的任何人交谈，再加他也不完全明白那士兵说的波兰话，因此，他继续走他的路，穿着暖和而柔软的毡靴的一双脚用力地踩在吱咯发响的雪地上。
“同志们，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向代表大会报告，一年来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许多工作。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清剿了土匪，狠狠打击了走私活动。各村的贫农组织发展壮大，进一步巩固了。共青团组织扩大了，团员人数增加了九倍。党的组织也大大发展了。最近富农分子在波杜布齐杀害了我们的霍罗沃季科同志，这个血案已破，凶手磨坊老板和他的女婿，已经逮捕归案，不久就要由省法院的巡回法庭进行审判。大会主席团收到了各村许多代表团的建议，要求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将这些杀人犯判处死刑……”
“同志，借用一下火柴。”他首先违反了神圣的公法。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制造的连射步枪背到肩上，费力地用冻僵的手指从军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卷烟来。
会场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喊声：
波兰哨兵想要抽烟，但是他把火柴忘在军营里了，可风儿好像有意跟他过不去，把苏维埃边境上红军战士抽的马合烟的诱人香味吹了过来。波兰人不再搓那冻僵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一下——有时候骑兵班长或是中尉会带领骑兵巡逻队突然从小山岗后面出现，到边界上来检查岗哨的。但这时周围空无一人，只有白雪在阳光下发亮，令人目眩。天空中，一片雪花儿也没有。
“我们赞成，处死这些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边界上禁止交谈。但是，周围荒无人烟，一公里之外才有人影，有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
这时，波列维赫出现在大厅边门的门口。她向保尔招招手。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的巡逻线迎面朝红军战士走来。他穿了双粗制的士兵军靴，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缀有两排亮纽扣的黑色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制的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也是鹰，可是这些老鹰并不能使士兵暖和一些。寒气凛冽刺骨，他搓着冻得麻木了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跟踢着另一只脚跟。他的一双手，只戴着薄薄的手套，也早已冻僵了。波兰哨兵一分钟也不敢停下来，因为一站住，寒气立刻就会冻僵他的关节，因此他一刻不停地走着，有时还小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线相遇了。波兰哨兵转过身来，沿着他那边的国境线与红军哨兵平排走着。
她在走廊里交给他一封公函，上面写着“急件”。保尔拆开一看，上面写着：
天寒地冻。冰雪在毡靴下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战士，戴着威武的盔形帽，从铸有镰刀、锤子的界标开始，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的防地内来回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军大衣，佩戴着绿色的领章，脚上穿着长统毡靴。大衣外面，又披着一件宽大的高领羊皮外套。他的头包在呢军帽里暖暖和和的。手上戴着羊皮手套。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风天雪地之中，披着它，就不会感到寒冷。他的肩上背着步枪，在边境线上来回走动，津津有味地抽着马合烟，羊皮外套的下摆不时刮着地上的积雪。在这片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国境线上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遥遥相望，彼此都能看见。而在波兰那面，哨兵相互间的距离是一至两公里。
别列兹多夫区团委：抄送区党委会。
这些排成一长条的国境界标，越过冰雪覆盖的田野，穿过林间通道，跌进幽深的峡谷，又缓缓地爬上山岗，然后伸向河边，从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白雪皑皑的异国平原。
省委常委会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由省委另行分配，派他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像一条屹立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起绵延数千公里，向极北地区伸展，直趋北冰洋。从那根钉着老鹰的柱子开始就是苏维埃乌克兰和贵族波兰的国界。在密林深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小镇别列兹多夫。小镇距国境线有十公里。国界那边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从斯拉武特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柯察金在这个区里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年，现在要同它告别了。区党委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免去他共青团区委书记的职务并且通过了给他作的鉴定。
这里就是国境线。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拥抱他。当他骑马由院子里走到街上时，十支手枪齐放，为他送行，向他致敬。
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面对面竖在那里，沉默地互怀敌意，代表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上了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牢牢钉着一只独头老鹰。这只嗜食尸肉的独头猛禽双翅舒展，仿佛要用利爪去攫取那漆有黑白条纹的界标；钩形的鹰嘴已经伸出，眼睛盯着对面的铁牌，虎视眈眈。对面六步之外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粗大的橡木圆柱，深深埋在地里。柱顶上是一块铸有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两根柱子竖在平整的地面上，但这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不冒生命危险，想要跨越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