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布置这个房间也是在他亲自监督下进行的。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的本行是锻工。由于过去四个月里表现出来的才干，他被提拔担任全厂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当上了区团委常委和省团委委员。他原来在机械厂工作，是新调到铁路工厂来的。他从一开始就把领导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独断专行，一下子就扼杀了大家的积极性。他什么都要亲自过问，可又包办不了一切，于是就严厉批评其他几个委员，说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茨韦塔耶夫主持会议，他手脚伸开，懒洋洋地坐在唯一的一把从共青团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里。这是一次内部会议。在党支部书记霍穆托夫要求发言时，外面有人敲了敲已用门钩闩住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意地皱皱眉头。敲门声又响了。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把门钩拨开。门外站着的是柯察金。泽列诺娃让他进来了。
委员会会议是在茨韦塔耶夫的办公室里举行的。房间里放了一张铺了红布的大桌子，还有几张长凳和小方凳，这些都是木工间的同志们自己做的。墙上挂着几幅领袖像，桌子后面挂着一面团旗，占了整整一面墙。
保尔已经朝一只没人坐的长凳走去，茨韦塔耶夫却叫住他说：
团委的五个委员中，三人赞成给科斯季卡以申斥批评，并调动他的工作。茨韦塔耶夫是三个人中的一个。另外两人干脆认为科斯季卡没有过错。
“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但是科斯季卡却大骂工长，而且又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到车间主任那儿告状去了，此时，科斯季卡没把钻床关掉，就跑去找注油器，想赶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当。等他拿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报告要求开除菲金。车间团支部委员会却公开袒护他，认为这是霍多罗夫压制青年团积极分子。车间领导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这件事就转到工厂团委来讨论。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了。
保尔的脸红了，他慢慢地朝桌子那边转过身去：
“你怎么，瞎了？还是昨天刚来？！”他朝科斯季卡叫嚷着，因为他知道，照这样干下去，钻头肯定会出问题的。
“这我知道。不过，我很想知道你们对科斯季卡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与此有关的新问题。你是不是反对我出席会议？”
乍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突然搅乱了全厂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动作迟钝的青年人，在铁板上钻孔时，弄坏了一只贵重的美国钻头。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他的马虎草率，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这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科斯季卡在一块铁板上钻几个孔。科斯季卡起初拒绝不干，但是工长坚持要他干，他就拿起铁板，开始钻孔。车间里的人都不喜欢霍多罗夫，因为他要求过于严格，近乎吹毛求疵。以前有个时期，他曾是孟什维克，现在任何社会活动都不参加，对共青团员有点冷眼相看。但是，他精通业务，而且忠于职守。霍多罗夫发现科斯季卡没有上油，在铁板上‘干钻’，就急忙走到钻床跟前，把机器关掉。
“我不反对。但是，你也知道，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内部会议。人多了，不利于讨论问题。不过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图书馆管理员从不干涉他的这种做法，她们反正无所谓。
保尔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紧皱着眉头，额上出现了一条很深的皱纹。
每天晚上，柯察金都上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里三位女管理员都混得很熟，于是想尽办法，磨嘴皮子，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自由翻阅各种图书的许可。他把梯子靠在大书橱上，坐在梯子上，一连几小时一本本地翻看，找寻有趣的和他所需要的书。这里大部分是旧书，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内放着新书，其中有偶然收到的内战时期的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的《铁蹄》，还有几本其他的书。在旧书里，柯察金找到了长篇小说《斯巴达克》。他花了两个晚上把它读完，再把书放到另一只橱里，同高尔基的一摞作品放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和内容相近的书排在一起。
“干吗这样注重形式呢？”霍穆托夫很不赞成地说，但是保尔用手势拦住了他，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我想说说我的意见。”霍穆托夫开始发言，“关于霍多罗夫，大家的看法是对的，他太孤僻，不合群。但是，我们的纪律也真成问题。要是共青团员都随意弄坏钻头，那我们用什么工具来干活呢？这对团外青年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给菲金一个警告处分。”
说完之后，保尔小心地绕过工程师，不让油漆沾在他身上，然后朝门口走去。
茨韦塔耶夫没让他讲完，就表示反对。柯察金听了十分钟以后，就明白团委的观点了。当大家准备表决时，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勉强克制住自己，同意了。
“斯特里日同志，这个‘不过’就说明您想不通了。谁告诉过您，布尔什维克会放着这些垃圾不管呢？您再等些时候，我们会把这项工作推广开来。那时还会有更多的事让您见了吃惊呢。”
“同志们，我想谈谈我对科斯季卡事件的看法。”
“我也这么想，不过……”
柯察金说话的声音很严厉，他原先本想说得温和些。
“当然是的。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科斯季卡事件只是一个信号，主要问题并不在科斯季卡身上。昨天我收集了不少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这些数字是考勤员提供的。请大家注意听一听：有百分之二十三的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至十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有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旷工一至二天，月月如此。而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有百分之十四。这些数字比用鞭子抽我们还要厉害。我顺便还记了些其他的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迟到的也占百分之四。在非党的成年工人中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生手占百分之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共青团员干活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也不是各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应当表扬，电工车间也不错，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大同小异，大抵都是如此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说了四分之一。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纠正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不想在这儿长篇大论说空话。但是，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这种懒散马虎、纪律松弛的倾向发起进攻。老工人们一针见血地说：过去替老板干活还干得好些，给资本家干活还干得仔细些，而现在，我们自己当家作主了，却出了这种事，这是不能原谅的。因此，有过错的首先不是科斯季卡，也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不仅没有和这种不良现象严肃地进行斗争，相反，有时还用各种借口来包庇像科斯季卡那样的人。
柯察金从总工程师的话音里听得出，他确实有点想不通。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说，菲金是自己人，就像通常所说的‘铁杆’自己人，因为他是个积极分子，担负社会工作。至于弄坏一个钻头，算了吧，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都可能弄坏东西的。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工长却是外人……其实，从来也没人对霍多罗夫做过工作……这个人是好挑剔，但是他已有三十年工龄。我们现在不谈他的政治观点。现在，在这件事情上他做得对：他，一个外人，知道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的团员却毁坏了从国外进口的宝贵工具。应当怎样来解释这种不合情理的怪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打响头一炮，并且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那么，当然嘛，你们干吧！是啊，这还是很有意思的……你们这种自觉自愿去搞好车间清洁卫生的行动应当作何解释呢？你们这些事情都是下班之后做的，是不是？”
“我提议：把菲金作为好逸恶劳、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开除出去。要把他的事写出来，登在墙报上。同时，不要害怕任何议论，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数字也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强大的后盾。共青团的基本群众都是优秀的工人，他们中间有六十个人还参加过博亚尔卡的筑路工程，那是一次最好的锻炼和考验。有他们的协助和参加，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些缺点，只是应当彻底地抛弃目前的这种工作方法。”
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不过已经有点发窘了。
保尔素来沉静，不爱讲话。现在，这一席话却说得尖锐、激烈。茨韦塔耶夫第一次看到了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因此不愿赞同保尔的意见。他把保尔的发言看作是对整个团组织工作现状的严厉批评，是在破坏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因此，他决定要击败保尔。他开始谴责保尔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油漆我们是从被扔掉了的空油漆罐里刮下来的。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刮到了大约二十五磅油漆。一切都是按规章制度办的，总工程师同志。”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有了结果：茨韦塔耶夫被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所击败，他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大家转而同意保尔的观点了。这时茨韦塔耶夫竟然采取了一个错误的行动——压制民主：在进行最后表决之前，他要柯察金退出会场。
“等一等，好小伙子，”工程师拦住了他，“你们这样做，我赞成。但是，油漆是谁给你们的？要知道，没有我的许可，不准动用油漆——这是紧缺材料。油漆机车的部件，要比你们现在所做的事重要得多。”
“好吧，我走，茨韦塔耶夫，尽管这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不过我要警告你，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明天我就把这个问题提交全体团员大会讨论。我相信，多数人都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想，你应当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几个人正在结束手里的活。斯特里日走了过去。柯察金手里提了满满一罐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茨韦塔耶夫以挑衅的口吻喊道：
“嗯……好……”斯特里日惊讶地说。
“你有什么可吓唬人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讨论你的问题呢。要是你自己不想干，那就别妨碍别人工作。”
于是，电气工人们在车间门口铺了一小块砖地，又用铁丝作了一个刮鞋底污泥的网垫安在上面，这才住手。车间里面的清扫工作并未停止，每天下班后仍然继续进行。一星期之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走进车间时，那里已经焕然一新了。由于擦掉了多年积累的灰尘和油垢，阳光透过嵌着铁框的大玻璃窗射进了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擦得干干净净的铜铸零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涂上了绿漆，有人还在轮辐上仔细地画了黄色的箭头。
保尔把房门关上，用手擦擦发烫的额头，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往大门口走去。在街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一支烟，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间小屋走去。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打扫车间，他们又动手清理院子。这个大院子早就变成一个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轨、连接器、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放在露天里生锈。但是，收拾垃圾堆的事被厂领导制止了。理由是：“我们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收拾院子的事不必着急。”
柯察金到了托卡列夫家的时候，他正在吃晚饭。
茨韦塔耶夫耸了耸肩，走了。
“讲给我们听听，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达里娅，给他端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说。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工作，这儿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清扫过了，我们要在一星期内使整个车间面目一新。”保尔简短地回答说。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里娅·福米尼什娜长得跟丈夫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碗黍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揩揩湿润的嘴唇，温和地说：
“你们干吗这样花力气大扫除呢？”茨韦塔耶夫困惑不解地问保尔。
“亲爱的，吃吧！”
有一次，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惊奇地看到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员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掉多年积下的污垢，清除所有的废物和垃圾。保尔正用一个大拖把使劲擦那沾满各种油渍的水泥地面。
以前，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柯察金经常上他家去，而且待到很晚才走。但是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茨韦塔耶夫对柯察金回厂来工作的确抱有戒心。他确信，柯察金一回来，必然就有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于是，这个自尊心特强的人作好了反击的准备。但是，没过几天，他就断定自己的推测错了。当柯察金听说厂团委打算让他参加团委工作时，就亲自去找团委书记，以他和奥库涅夫的约定为理由，要求他们把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销。在车间团支部，柯察金只肯负责一个政治学习小组，没有想担任团支委的工作。不过，可以看出，尽管保尔已正式离开领导岗位，但他对全厂团组织的影响却仍然存在。他还不止一次友好地、不动声色地暗中帮助茨韦塔耶夫摆脱困境。
老钳工专心地听着保尔所讲的情况，他自己什么也不说，只是忙着用匙子吃饭，时而嗯嗯地附和着。吃完饭之后，他用手帕擦擦胡子，清了清嗓子，对保尔说：
“好吧，给你两个月时间，暂不安排工作，这是我对你的照顾，你要明白。不过你和茨韦塔耶夫不会合得来的，他这个人非常自负。”
“当然，你是对的。我们早该好好抓一抓这个问题了。铁路工厂是区里的重点单位，应当从这个厂抓起。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发生冲突了？这可不好。那个青年人是自高自大，但你以前不是很会做青年工作的吗？呵，对了，你现在在铁路工厂干什么？”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奥库涅夫还是让步了。
“我在车间。没什么特别的工作，什么都干一点。我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呵……原来是这样啊！你想学习，难道你以为我不想学习吗？老弟，这是利己主义。这就是说，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而你却去学习？这可不行，亲爱的，明天就到组织指导部去。”
“那你在团委里负责什么呢？”
奥库涅夫得意洋洋地叫起来了：
保尔有点发窘，不知如何回答了。
“科利亚，原因是我想学习。”
“起初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好，另外我还想多学点东西，没有正式参加领导班子。”
“我们人手不够，你却想在车间里消消闲闲过日子。你别老在我面前拿你的病做挡箭牌，我自己也得过伤寒，病好以后，有一个月时间还不是拄了根棍子去区委上班的。保夫卡，我可是了解你的。这决不是原因。你告诉我，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奥库涅夫逼他说出真情。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不满意地大声说道，“孩子，你知道，只有身体还没有复原还能算作一个理由，否则真要好好训你一顿。现在怎么样？你身体好点了吗？”
保尔同奥库涅夫争论了很久，最后终于说服了他，同意保尔暂时不担任领导工作。
“好点了。”
保尔住到奥库涅夫那儿去了，他在铁路工厂里当电气装配工的助手。
“那么，你就好好地把工作抓起来吧！干干脆脆，别再拖了。谁见过站在旁边，不深入进去就可以把事情办好的？再说，谁都会说你是逃避责任，你也有口难辩。明天你就去把这种状况纠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要好好说他一顿。”托卡列夫的语气显得不大满意。
日子过得飞快，没有一天是平平淡淡的，每天都有新的内容。早晨，保尔在安排一天的日程时，常常苦于时间太少，总有一些想干的事情不能办成。
“大叔，你别去责怪奥库涅夫，”保尔为奥库涅夫开脱，“是我自己求他别让我担任职务的。”
安娜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睫毛在轻轻地颤动，目光中露出惊喜的神情。
托卡列夫轻蔑地嘘了一声，说：
柯察金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下舞台，朝博尔哈德和塔莉亚坐着的地方走去，迅速地和几个人握握手。朋友们挤了一下，让出位子，保尔坐下了。塔莉亚把手放在保尔的手上，紧紧地握住它。
“你求他，他就答应了你，是不是？唉，那好吧，我真不知道拿你们这些团员怎么办……来吧，孩子，按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了。”
“朋友们，我终于又回到你们这儿，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来了。我回到这里，感到非常幸福。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老朋友。我在奥库涅夫那里看了一些材料，了解到我们索洛缅卡的共青团组织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同志，铁路工厂和机务段里没人再去干打火机这种私活了，大家还从废车堆里把报废的机车拖出来进行大修。这就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复兴，我们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活在世界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们说，在这样的时候，难道我能去死吗？”柯察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两眼炯炯发光。
党委同意大多数团委委员的意见，向全体党团员提出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每个党团员在工作中都应当以身作则，成为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茨韦塔耶夫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起初，他非常恼火，硬顶着不肯认错；后来，身患肺病，脸色苍白发黄的党委书记洛帕欣发言了，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同志把茨韦塔耶夫驳得哑口无言，他才气馁了，承认了一半错误。
“亲爱的同志们！”柯察金说话的声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登载了几篇文章，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朗读这些文章，并且议论纷纷。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出席的人特别多。会上谈论的中心还是这些文章。
大厅里一百个人当中至少有八十人认识柯察金，因此，当舞台上出现了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身影，当这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年轻人开始讲话的时候，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菲金被开除出团。团委会增补了一名新委员，负责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现在请保尔·柯察金致词！”
会上，人们特别安静、认真地听取了省团委书记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铁路工厂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谈到当前的几项新任务。
会场里响起了表示赞同的喊声，于是奥库涅夫突然提高嗓音宣布：
散会以后，柯察金在外面等候茨韦塔耶夫。
“在开始讨论团组织当前的任务之前，有位同志要求破例让他先说几句话。托卡列夫和我认为，应当让他发言。”
“咱们一起走吧，有些事我们要谈一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说。
托卡列夫背后，在绿色松枝扎成的框子里，放着《共产党宣言》的天才作者的画像，看上去像头雄狮。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柯察金。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粗声粗气地说。
奥库涅夫拼命摇着手里的铃，连那些爱说话的人也赶紧停止了谈话。
保尔挽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向前走了几步，在一张长凳子跟前站住了。
“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老人嘟哝着，用力抽了口烟。奥库涅夫拉住他的手，把他拖走了。
“咱们坐一会儿吧。”保尔自己先坐了下来。
“老爷子，我们先上后台去一下。我让你见一个熟人，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茨韦塔耶夫手中的香烟忽明忽暗。
果然，区党委书记托卡列夫正朝他们走来。奥库涅夫迎了上去。
“茨韦塔耶夫，告诉我，你为什么老对我不满意？”
“瞧，他来了。”安娜说。
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弟兄们，别着急。托卡列夫马上就来了，他一到我们就开会。”
“原来你要谈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不大自然地说。
奥库涅夫伸出一只手，示意大家安静。
保尔把自己的手掌紧紧按在他的膝盖上，说：
“快开会吧！”
“算了，季姆卡，别装模作样了！只有外交家才来这一套呢。你回答我：我为什么老是不合你的心意？”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身子。
奥库涅夫被拖进人群，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
“你干吗缠住我？我有什么不满意呢？我曾经亲自建议你来工作。你当时拒绝了，可现在倒好像是我在排挤你。”
“你们看，你们看，尼古拉今天容光焕发，活像只擦得雪亮的茶壶！”塔莉亚一看见奥库涅夫，就叫起来了。
保尔听出他话里没有什么诚意，但仍旧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激动地说：
“共青团可不是穿堂院，随便进进出出。”茨韦塔耶夫固执地，以一种粗鲁而蔑视的神情回答说。
“既然你不想回答，那我来说。你认为我会挡你的道，认为我作梦都想当书记，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那就不会为了菲金的事发生争吵。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会把整个工作搞糟的。假如这仅仅影响我们两个人，那就随它去，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但是，明天我们还要在一起工作，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唉，你听我说，我们之间没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你我都是工人。如果我们的事业对你来说高于一切，那你就把你的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就做好朋友。要是你不愿把你头脑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丢掉，一意孤行，还想搞勾心斗角那一套，从而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我会为每一个损失跟你展开无情的斗争。瞧，我的手就在这儿，握住它吧，现在这还是同志的手。”
“有的人千方百计把吸收新团员的工作搞得复杂化，茨韦塔耶夫就是一个。”
柯察金非常满意地感觉到，茨韦塔耶夫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了。
奥库涅夫走近他们的时候，听见了安娜说的最后几句话：
一星期过去了。正是下班的时候，区党委的各个办公室里都变得静悄悄的。但是托卡列夫还没有走，他坐在圈椅里，全神贯注地看着新收到的材料。这时，外面有人敲门。
他的旁边是茨韦塔耶夫，两只胳膊很随便地支在钢琴盖上。这是个长着栗色头发，嘴唇轮廓分明的漂亮小伙子。他的衬衫领子敞着。
“进来吧！”托卡列夫应声道。
奥库涅夫带着保尔从工作人员进出的通道进了俱乐部的后台。在这个宽敞的大厅里，在舞台右侧的钢琴旁边，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紧挨着坐在一起。他们中间有塔莉亚·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尔哈德。坐在安娜对面的是机务段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沃伦采夫。他微微摇晃着身体，红润的脸像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淡黄色的，身上穿了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不堪的黑皮夹克。
柯察金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区委书记面前。
生性乐观的奥库涅夫坐在桌旁，一面不停地吃着，一面把最近的各种新闻告诉保尔，还不时插上几句笑话。
“这是什么？”
奥库涅夫从一个口袋里取出一条用报纸包好的长长的鱼干，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两块面包，他将文件移到桌子边上，在空出来的地方铺上一张报纸，抓起鱼头，使劲在桌上摔打起来。
“大叔，这是要根除不负责任的表现。我想，是时候了。如果你同意的话，就请你支持我。”
“我找了它三天，一直没有找到！犹如石沉大海，无影无踪。现在我想起来了，是前两天沃伦采夫用它当灯罩的，后来他自己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地将那张纸折好，塞到床垫下面。“以后我们会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他自我安慰地说。“现在我们先吃点东西，然后去俱乐部。保夫鲁沙，来，坐下吧！”
托卡列夫看了看表格的名称，然后朝这个青年人注视了一会儿，默默地拿起笔来，在保尔·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同志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介绍人党龄一栏里，以刚劲的笔迹写上“一九○三年入党”，又在旁边规规矩矩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奥库涅夫拿下那张烤焦了的纸，看了看上面的标题，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说：
“拿去吧，孩子。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让我这白发苍苍的老头丢脸的。”
“这一份恰好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你当灯罩用的那张倒确实是密件。边儿都给烤焦了。你看见没有？”
房间里又闷又热，大家都想尽快离开这儿，到车站附近的索洛缅卡区长满栗子树的林阴道上去！
保尔微笑着把信搁在一边，说：
“保夫卡，快结束吧，我都受不了啦。”热得满头大汗的茨韦塔耶夫央求保尔说。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齐声附和他。
“你这个强盗，瞧瞧，把我的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喊叫着，“哎，同志，别忙，别忙！你可是在偷看机密文件啊！唉，真是引狼入室呀！”
柯察金将书本合上，小组学习结束了。
傍晚，当他回来时，房间的地上摊满打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被拖了出来，一部分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桌上。保尔坐在床上，正在看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几封来信，这是他从奥库涅夫的枕头下面找到的。
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令人不安地响了起来。茨韦塔耶夫提高嗓音，竭力压过屋子里的谈笑声，同对方交谈着。
区团委书记奥库涅夫把许多文件、证明和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袋——他非常讨厌公文包，一直把它扔在床底下——然后又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才走了出去。
他挂上听筒，转身对保尔说：
“这些东西你都看一下。你生伤寒病，白白耽误了不少时间，看看这些，了解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晚上回来，然后我们一起上俱乐部去。如果累了，你就躺下睡一会儿。”
“车站上停了两节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乘坐的专车。他们的灯不亮了。一小时后车就要开出，需要修理一下电线。保尔，你带上工具材料去一趟吧，事情挺紧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柯察金吃午饭，但没等到，他直到夜里也没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他的住所去了。他在苏维埃大厦里有个房间，他尽其所有，好好招待了保尔，然后将几叠报纸和两大本区团委会议记录放在保尔面前的桌上，说：
两节亮晶晶的国际列车停在车站的一号站台。一节用作客厅的车厢窗户很大，里面灯火通明，旁边一节车厢漆黑一片。
“一定来。”
保尔走到富丽堂皇的普尔曼式客车跟前，抓住把手，打算走进车厢。
“奥莉加，你来吗？”
突然，有一个人从站房那儿飞快地跑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问道：
“好，去他的，就这么办吧！”奥库涅夫同意了。“保夫鲁沙，我们上索洛缅卡去吧。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召开积极分子大会。还没人知道你的情况呢，到时，我突然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发言！’这多棒！保夫鲁沙，你真是好样儿的，没死掉。要不然，你对无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了他的话，用手抱住柯察金，把他推到走廊上。
“公民，您上哪去？”
涅日丹诺夫安慰奥莉加说：“关于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不成问题，现在就给他签发团证。”他又接着说：“我也同意你们的意见，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但是，也得承认，他的工作还是很有条理的。凡是我工作过的地方，团委的报表和统计工作都是个没有解决好的大难题，简直没有一个数字是可信的。而我们这儿的统计工作却很出色。你们自己也知道，图夫塔有时在他办公室里一直干到深夜。所以，我想：要撤换他随时都可以。但是，如果换上另外一个小伙子，人倒挺朴实，但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那么，官僚主义是没有了，可统计工作也完了。还是让图夫塔继续干吧。我来好好批评他一顿。一段时间内这会起作用的，以后看情况再定。”
这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来人穿着皮夹克，戴着宽檐制帽，细长的鹰钩鼻子，目光警惕，流露出不信任的神情。
团省委书记宽厚地微笑着，倾听奥库涅夫、奥莉加和其他人所提出的撤换图夫塔的要求。
他是阿尔秋欣。这时，他才认出了保尔。于是，他的手从保尔肩上滑落下来，脸上的表情也不那么严厉了，但眼睛仍疑惑地盯着那只工具箱。
“应当把他撤职，送到码头上，在潘克拉托夫那儿当一年搬运工人。这图夫塔真是个最死板的条条主义者。”奥莉加气忿地说。
“你要上哪儿去？”
“我们去找涅日丹诺夫！他会使他开窍的。”奥库涅夫一面说，一面抱住保尔的肩膀，和同志们一起跟着奥莉加走了。
保尔简单说明了情况。这时，从车厢后面又出来一个人。
最后，保尔把他同图夫塔的谈话也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气愤地叫了起来。奥莉加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就到书记办公室去了。
“我马上把他们的列车员叫来。”
大家又让保尔把他所发生的事从头讲述了一遍。同志们出自内心的喜悦，真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的握手，用力、友好地拍肩打背，使保尔把图夫塔抛置脑后了。
保尔跟着列车员上了那节作客厅用的车厢。那儿坐了几个穿着时髦的旅行服装的人。一张桌子上铺着带玫瑰花图案的绸台布，桌子旁边坐了个女子，背对着门。保尔进去的时候，她正在与一个站在她对面的高个子军官交谈。保尔一走进去，他们就停止了谈话。
图夫塔手里的那支铅笔笔尖折断了。他把铅笔往地上一扔，还没来得及回击保尔，一大群人说说笑笑地走进了房间。他们中间有奥库涅夫。大家见了面，惊喜交加，没完没了地仔细询问保尔的情况。几分钟之后，又有一群青年人进来了，尤列涅娃也在其中。她有点不知所措，但十分高兴地，长时间紧紧地握住保尔的手。
保尔迅速检查了车厢里通往走廊的电线，没有发现毛病。他从车厢里出来，继续检查。那个胖列车员寸步不离地紧随其后。这人脖子粗得像拳击手，制服上钉了许多刻有独头鹰的大粒铜纽扣。
“哈！哈！哈！哈！”图夫塔的助手再也不能保持中立，忍俊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到旁边那节车厢去看看吧。这里没有毛病，电池也不坏。看来，问题一定出在那儿。”
“好吧，”柯察金以一种讥笑的口吻平静地说，“你当然可以给我扣上一顶‘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可是，你倒是说说看，你用什么妙法来惩治事先没有递交申请书，突然就死了的人呢？这种事儿谁都可能碰上，说病就病了，说死就死了，这方面的条令指示，大概还没有吧。”
列车员把门上的锁打开，他们走进了黑暗的走廊。保尔用电筒照着电线，很快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之后，走廊里的第一盏灯亮了，暗淡的灯光洒在走廊上。
保尔不慌不忙朝门口走去，但想起了什么，又回到桌旁，把放在图夫塔面前的那张书记写的条子拿了回去。图夫塔注视着保尔的一举一动。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的年轻“小老头”，一副警觉戒备的样子，既盛气凌人，又吹毛求疵，真让人又可气又可笑。
“必须把这个包厢打开，那里的灯泡要换，都烧坏了。”柯察金对一直跟着他的人说。
图夫塔用威胁的口吻说着，同时故意示威似的把一卷未拆封的信件放到面前，摆出一副这事已不必再谈的神气。
“那我还得去找太太，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单独留下，就让保尔跟在他的身后。
“不用你来教训我，我是对工作负责。上面发指示是让我执行，不是让我违反。至于你侮辱我，说我是‘耗子’，我可要控告你的。”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的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他那肥胖的身子把门都给堵住了。首先映入保尔眼帘的是壁网里两只精致的手提皮箱，一件随意扔在沙发上的绸外套，窗旁小桌子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那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整理了一下她那淡黄色的头发，留心地看保尔干活。
图夫塔一下子跳了起来，仿佛被跳蚤咬了一口。
“太太，请允许我出去一会儿，少校先生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一副奉承讨好的样子，说话时，费力地把那胖得像水牛般的脖子弯下来，鞠着躬。
“你还是老样子？一个年轻小伙子，却比省档案库的老耗子还要差劲。图夫塔，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人味呢？”
那女人像唱歌似的拖长了腔调，娇声娇气地说：
柯察金皱起了眉头，说：
“您去吧。”
“呵！原来你没死！现在该怎么办呢？你的名字已经从团员名册上注销了，是我亲自把你的登记卡寄到团中央去的。再说，你又错过了全俄团员登记。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凡是没有进行登记的人，一律取消团籍。因此，现在你只有一个办法——按照正常规定，重新履行入团手续。”图夫塔用一种没有商量余地的口吻说。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图夫塔一会儿仔细看看条子，一会儿又看看保尔，看了半天，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灯光从走廊里照射进来，落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穿了一件巴黎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料精心缝制的连衣裙，肩膀和手臂都裸露着。耳垂上一颗水珠似的钻石来回晃动，闪闪发亮。她的脸在阴暗处，保尔只能看到她那仿佛用象牙雕塑出来的肩膀和手臂。保尔敏捷地用螺丝刀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插座，一会儿车厢里的灯就亮了。还得检查一下沙发上方的那盏电灯，可那女人恰好坐在沙发上。
“图夫塔，你等会儿再跟他吵吧。给你书记写的条子，咱们先把我的证件办一办吧。”
“我必须检查一下这盏电灯。”保尔走到她跟前说。
在干部登记分配部里，图夫塔正在大骂他那个负责团员登记的助手。保尔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发现两人吵得难分难解，一时半时完不了，就拦住了正在发火的图夫塔说：
“呵，是的，我坐在这儿妨碍您了。”这是一口纯正的俄语。说着，她轻盈地站起身来，几乎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她整个的人都看得清楚了。那弯弯的眉毛和傲慢地紧闭着的双唇是保尔所熟悉的。毫无疑问，站在他面前的是内莉·列辛斯卡娅。这律师的女儿不能不注意到保尔惊愕的目光。保尔虽然认出了她，可她却还没发觉，这个电工就是她以前那个不安分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请把这交给图夫塔同志，他会把一切都办妥的。”
她轻蔑地耸了下眉毛，作为对他那惊讶神情的回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漆皮拖鞋的鞋尖敲着地板。保尔动手修理第二盏灯。他把灯泡取下来，对着亮光看了一下。突然，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更出乎列辛斯卡娅的意料，他用波兰语问道：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
“维克托也在这儿吗？”
“我到铁路工厂去不会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的。我是到车间去干我的本行，不是当共青团书记。再说，我的身体还很虚弱，请求你不要派我去干别的工作。”
柯察金问这话时没有回过身来，他看不见内莉的脸，但是她长时间沉默不语，这表明她局促不安了。
柯察金的眼睛眯起来了。他说：
“难道您认识他？”
“当然，团籍会恢复的，这没问题。但是再派你去铁路工厂，就不大方便了。那儿已经有茨韦塔耶夫在干了，他是这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处去吧！”
“甚至可以说非常熟悉。我和你们过去还是邻居呢。”保尔转过身来说。
书记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犹豫不决地说：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内莉一时讷讷，没有再说下去。
“同志，我现在需要恢复团的组织关系，派我回铁路工厂去工作。请你下个指示办一办吧。”
“是烧饭老妈子。”保尔替她说了出来。
保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
“您长得多快呀！我只记得当时您那个野孩子的样子。”
“有什么事？”穿斜领衬衫的书记写完了一页纸，在上面打了一个句号，然后问保尔。
内莉放肆地从头到脚仔细端详着保尔。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注意地观察这个接替阿基姆的人。
“您为什么想知道维克托的情况？我记得，您跟他相处得并不好。”她用她那歌唱般的女高音说着，希望这意外的相遇能给她解解闷。
保尔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仔细观看，也许能找到熟人？结果一个也没有。于是，他走进书记办公室。省委书记穿着一件蓝色斜领衬衫，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瞟了柯察金一眼，又继续埋头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一边用螺丝刀把螺丝钉拧进墙壁，一边说：
团省委里还跟从前一样热闹。大门口进进出出，走廊上，房间里到处是人。办公室里不断传出打字机啪哒啪哒的声音。
“维克托欠了我一笔债还没还。您什么时候遇到他，请转告他，我还指望跟他清算一下呢。”
“可别忘了，我们等你回来吃午饭。”
“告诉我，他欠您多少钱，我来替他还。”
柯察金准备出去，临走时杜夏提醒他说：
她知道，柯察金说的是什么“债”。彼得留拉匪兵抓保尔的全部经过她一清二楚。但她想要逗弄逗弄这个“下人”，因此就这样讥笑他。
直到下半夜，他们才睡觉。第二天早上，柯察金醒来时，伊格纳特已不在家，他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夏身体结实，长得很像弟弟，一面张罗他喝早茶，一面兴致勃勃地谈论各种琐碎小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轮机手，出航去了。
保尔故意不理睬她。
“瞧，杜巴瓦和扎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以前学习就不错，但是扎尔基并不比我强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帮了忙。总之，我一个人落空了。后来就派我到这儿的码头上抓业务，代理货运主任。以前，为了青年们的事儿，我总是和码头上的头头们发生冲突；现在，自己也来当头头，抓工作了。有时候，要是碰上懒汉，或者磨磨蹭蹭，马虎大意的家伙，碍手碍脚，我就既以主任的身份，又以团委书记的身份去对付他。对不起，他们逃不过我的眼睛。好了，我的事，以后再谈吧。还有什么新闻没告诉你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知道了。团省委里的老同事现在只有图夫塔一人没有调动工作，还在老地方。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担任区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工作。塔莉亚·拉古京娜是政治教育部部长。铁路工厂里，你原来的职位由一个叫茨韦塔耶夫的人担任了，这个人我不熟悉，只是在团省委里见到过。这小伙子看上去挺机灵，但有点爱面子。也许你还记得安娜·博尔哈德，她也在索洛缅卡，担任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告诉你了。保夫鲁沙，党组织派了很多人去学习，所有的老积极分子现在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学习，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内莉用带有忧伤的声调又问他：
“后来，我在省委遇到了那个向我提问题的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大约三个小时。原来，是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哲学其实是一门了不得的大学问呢。
“听说我家的房子给抢劫一空，都快塌了，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大概那凉亭和花圃也都给毁了吧？”
“我让考试委员会里的一个同志给坑苦了。他问了我一个小问题：‘潘克拉托夫同志，请你说说你对哲学的看法？’你知道，我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当时我马上想起来了，我们以前有一个搬运工人，读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搬运工人只是为了装装门面。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从前，鬼知道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大家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一个怪家伙，姓名我已不记得了，好像是伊杰奥根，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其他许多怪毛病……他们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个学者，能够用四十种办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也就是黑的。总之，他们全是些喜欢胡说八道的人。你看，我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这些话，心中估摸这个考试委员是想从右翼包抄我吧，他狡滑地看着我呢。于是我就猛地给他来了一下。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愿意去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至于党史，那我倒是一心想学的。’这么一来，他硬要我说说，这些关于哲学的新奇见解是从哪儿来的。于是，我就把那个中学生的话再添油加醋说了一遍。那些考试委员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我来火了。‘怎么，你们把我当傻瓜吗？’说完这句话，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那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毁掉它对我们并没有好处。”
“开头我的事情很顺当，各种条件都合格，是党员，团龄也够了。至于经历和出身，那更不成问题。但到政治考试的时候，我就遇到麻烦了。
内莉讥讽地冷笑了一声，说：
潘克拉托夫生气地哼了一声，继续说：
“哎哟！看得出来，他们把您也调教出来了，对吗？不过，顺便说一句，这里可是波兰使团的专车，而且在这个包厢里我是主人，而您，像过去一样，仍然是个奴仆。您现在干活，也还是为了让我这儿有灯，让我能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看书。以前您的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给我们挑水。现在我们见面时，您和我的地位没有任何变化，跟以前一模一样。”
“去年冬天扎尔基、杜巴瓦和米海拉就上哈尔科夫去了。这些小子是专门去上共产主义大学的。万卡和米佳进的是预科班，米海拉上一年级。我们一共去了十五个人。我心血来潮，也去报了名。我想，脑子里也该装点东西，要不然也太清汤寡水了。但是你知道，考试委员会的人把我给难住了，事情就搁浅了。”
她说这些话时，一副洋洋自得、幸灾乐祸的样子。保尔一面用小刀削着电线的末端，一面以毫不掩饰的嘲笑的目光看着那波兰女人。他说：
家里人早已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向保尔讲述这四个月里发生的各种事情。
“女公民，如果只是为了您，那我连一颗锈钉子也不会来敲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所谓的外交官，那我们也能按惯例办事，以礼相待，我们不会去砍他们的脑袋，甚至也不会像您那样，说出那样粗鲁难听的话。”
听到潘克拉托夫的叫喊声，他的姐姐和母亲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人一起，终于认出来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确实实是柯察金。
内莉顿时满脸通红。
“保夫卡！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要是你们真的占领了华沙，你们会怎么对待我呢？是把我剁成肉泥呢？还是让我去做你们的小老婆？”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的脸涨得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
她站在门口，弯着身子，做出一副娇媚的姿势。她那吸惯了可卡因麻醉剂的敏感的鼻孔翕动着。沙发上方的那盏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说道：
“哎……等一下……呸！真是活见鬼！”
“谁要你们？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让你们送命。你就是白给我当老婆，我都不要！什么东西！”
他手里拿了块面包，正想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不知所措地眨眨眼睛。
保尔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跨到了门口。内莉闪到一边。保尔走到走廊尽头，听见她压低了声音用波兰话骂道：
“喂，说吧，你那儿有什么事情？”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潘克拉托夫往嘴里送了两勺菜汤，没有听见客人答话，就又转过头来说：
第二天傍晚，保尔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遇到了卡秋莎。她抓住保尔上衣的袖口，开玩笑地挡住了他的去路。
“难道我真变得那样厉害，连根卡都认不出我来了吗？”
“你急急忙忙上哪去，政治家兼教育部长？”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把破椅子上坐下。他脱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揩前额，心想：
“上图书馆去，老大娘，给让条路吧！”柯察金学着她的腔调答道。他轻轻地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路边。卡秋莎推开了他的手，和他并肩向前走。
“既然是找我，那就坐下。讲吧，我得先把这一碗菜汤喝下去。从早晨到现在，除了水之外，什么还没下肚呢。”潘克拉托夫说着就拿起了一把大木匙。
“听着，保夫鲁沙，不能老是学习呀……哎，对了，我们今天去参加晚会，好吗？大伙都聚在济娜·格拉德什那儿。姑娘们早就要我带你去了。可你只热心搞政治，难道你就不想玩一玩，高兴高兴？去吧，要是你今天晚上不读书，头脑一定会轻松些。”卡秋莎竭力说服他。
保尔跟她走进房间，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吃着面包，一面从桌旁回过头来说：
“是什么晚会？大家在那里干些什么？”
“根卡，有人找你！”
卡秋莎令人发笑地模仿着他的口气，说道：
她没认出保尔来，回过头去喊道：
“干些什么？反正不是祷告上帝，不过是快快活活地消磨时光，仅此而已。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从来没听你拉过，喂，你今天就让我听听，过过瘾吧！济娜的叔叔有只手风琴，但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对你感兴趣，可你只知道啃书本，啃得人都憔悴了。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规定，共青团员不应当娱乐娱乐？我们还是去吧，别让我老是劝你，都把人给劝烦了，要不我就生气了，一个月不理你。”
“刚来家。您找他吗？”
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油漆工卡秋莎是一个好同志，也是个挺不错的团员。柯察金不愿意让她扫兴，于是就同意了，虽然还是觉得不习惯和有点别扭。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挤满了人，十分热闹。大人们为了不妨碍年轻人，都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在这个大房间里和通向小花园的凉台上大约聚集了十五个姑娘和小伙子。当卡秋莎带着保尔穿过花园走到凉台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玩一种叫“喂鸽子”的游戏了。在凉台的正中间放了两把椅子，背靠着背。由主持这个游戏的女孩点两个人的名字，被点名的小伙子和姑娘就在椅子上坐下。主持人喊“喂鸽子吧！”背靠背坐着的这两个年轻人就转过头去，嘴唇相碰，当众相互亲吻。后来又玩“丢戒指”和“邮差送信”，而每种游戏都少不了要接吻。尤其是玩“邮差送信”的时候，为了避免大家的监视，接吻不是在灯光明亮的凉台上，而移到暂时熄了灯的房间里了。对这些游戏感到不满足的人，还可以玩另一种游戏：在角落里的一张圆桌上，放了一套纸牌。纸牌名叫“花弄情”。坐在保尔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大约十六七岁，名叫穆拉，一对蓝眼睛脉脉传情地望着保尔，递给他一张牌，轻声地说：
来开门的是一个系着一条极普通头巾的老太太，头巾的两角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紫罗兰。”
保尔已经疲惫不堪，最后总算走到了潘克拉托夫家的门口。他敲着那扇曾经油漆成赭色的门，下了决心：“如果他也不在，那我再也不跑了，干脆爬到一条小船上去过夜。”
几年以前，保尔曾见过这样的晚会。尽管他当时没有直接参加，但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当他和小城市里小市民的生活永远脱离之后，这样的晚会在他看来就有点不成体统，荒唐可笑了。
“再这样挨个儿去找老朋友，就是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的。”他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嘟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去碰碰运气——去找潘克拉托夫。这个码头工人住在码头附近，去他那儿比去索洛缅卡要近些。
但是不管怎样，一张“花弄情”的纸牌已经放在他手里了。
现在他必须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
在“紫罗兰”牌的背面，他看到上面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座城市来的喜悦心情已被冲淡了。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并不感到害羞，也直视着他的眼睛。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共青团省委书记。”
“为什么？”
“那么，阿基姆同志是不是还住在这儿？他也搬走了吗？”
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回答，但穆拉对此胸有成竹。
“她不在这里，一月份她就去哈尔科夫了。我听说，后来又去了莫斯科。”
“玫瑰。”她递给他第二张牌。
“可以见见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吗？”
在这张牌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柯察金面对那姑娘，尽力使自己的语调温和些，问她：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间里陌生的陈设，已猜到了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回答。
“你干吗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您找谁？”
穆拉发窘了，不知所措。
开门的是一个额角上垂着鬈发的不认识的青年女子。她用带有疑问的目光打量着柯察金。
“难道您对我的表白感到不高兴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呵哈！就是说，现在连吉他也准弹了，规矩放松一点了。”柯察金想着，用拳头轻轻敲了敲门。他感到心情激动，便用牙齿咬紧了嘴唇。
柯察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但他想知道，与他谈话的女孩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好几个问题，姑娘都乐意地回答了。几分钟之后，他已知道，她在七年制中学读书，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识保尔，而且想和他做朋友。
还在远处就看到楼上拐角处的一扇窗子里亮着灯。他竭力保持平静，拉开了那扇橡木的大门。他在楼梯口上站了片刻，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在说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你姓什么？”保尔问。
大街上的喧闹和繁忙景象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引起的惆怅。该去哪儿呢？回到索洛缅卡去吧，那里有许多朋友，但是太远了。于是，保尔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离这儿不远的大学环行路上的那所房子。当然他应当现在就去那儿。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最想见的同志就是丽达了。到了那儿，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或者米海拉那儿过夜。
“姓沃伦采娃，名字叫穆拉。”
一辆有轨电车开了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和叮叮当当的响声。人行道上，人流络绎不绝，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只言片语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人们喉头咕噜作响的沙哑的嗓音。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他们的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里灯光明亮，汽车的头灯闪射着耀眼的光芒，附近电影院的广告牌周围也是灯火辉煌。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于耳的嘈杂的人声。这就是大都市的夜呵。
“你的哥哥是机务段的团支部书记，对吗？”
他提了许多问题仔细盘问保尔，直到他确信，这个小伙子确实和朱赫来很熟悉，才告诉他：朱赫来两个月之前已被调往塔什干，到突厥斯坦战线工作去了。保尔十分失望，他甚至没再仔细打听，就默默转身走了。到了街上，他突然感到非常疲倦，只得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是的。”
在克列夏季克大街的军区特勤部的传达室里，值班警卫队长告诉保尔，朱赫来早就不在这里了。
现在柯察金知道了，跟他谈话的人是谁。她的哥哥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但是显然他没有关心妹妹的成长，因此她渐渐成了个平庸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开始参加女友们举办的这种接吻的晚会，而且达到了着迷的地步。她在哥哥那儿曾经好几次看见过保尔。
有几个人朝着保尔迎面走上桥来。他们激烈争论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凝视城市的灯火，向桥下走去。
现在，穆拉已经感觉到保尔不赞成她的行为，因此当有人叫她去玩“喂鸽子”的游戏，她看到保尔脸上出现了嘲笑的神情，就断然拒绝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穆拉把自己的情况讲给他听。这时泽列诺娃走过来了。
保尔想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的克列夏季克大街上。他慢慢地沿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很熟悉，丝毫未变。他在桥上走着，一只手顺着光滑的桥栏杆轻轻摸过去。快要往桥下走时，他停住了脚步——这时桥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在那一望无际的高空中，展现出一幅令人目眩的壮丽夜景。黑暗仿佛是黑色的天鹅绒掩盖着地平线，无数的星星在眨眼，宛如点点磷火，闪闪烁烁，忽明忽暗；下面，在大地与天空衔接之处，黑暗中亮起了万家灯火，夜色里隐现出一座城市……
“把手风琴拿来，你一定拉吗？”她又调皮地眯起眼睛，看着穆拉说：“怎么样？互相认识了吗？”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让卡秋莎坐在旁边，乘周围的人都在谈笑、叫喊，对她说：
列车开动之后，人们才安静下来，并且像惯常那样，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东西了。
“我不打算拉手风琴了。我和穆拉马上就要走了。”
还和从前一样，大家都拖上来一个个的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哎哟！心里难受了，是不是？”泽列诺娃意味深长地拖长了声音说。
旅客们争先恐后地往车厢里挤。保尔占了一张上铺坐在那儿，看着过道上那些吵吵嚷嚷、激动不安的人群。
“是的，难受极了。你告诉我，这儿除了你和我之外，还有其他的共青团员吗？也许只有我们两人加入了这‘养鸽者’的队伍吧？”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他不愿意让母亲在分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卡秋莎用一种调解的口吻说：
保尔独自来到火车站。
“这种无聊的玩意儿已经结束了。我们马上跳一会儿舞吧！”
他的演奏和过去不同了。琴声里已经没有那种随心所欲的旋律，没有豪爽剽悍的音调，也没有曾经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城的那种如醉似狂的奔放风格了。现在的乐曲声和谐悦耳，仍然富有力量，但比过去深沉多了。
柯察金站起来说：
他把头靠在那排用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来的乐曲声中含有新的格调，这使母亲感到惊奇。
“好吧，你跳吧，老大娘，但是我和沃伦采娃还是要走的。”
“妈妈，我们为什么分别的时候要弄得这么不开心呢？来，把手风琴递给我，我已经好久没碰它了。”
一天晚上，安娜·博尔哈德来找奥库涅夫。但是，房间里只有柯察金一人。
“孩子，你说的那种像故事里的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那个在船上当水手的爷爷也是这样不安分，他像个真正的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样说。当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回到家里来只剩下一只手和一条腿了……胸前倒是戴了两个十字勋章和两块挂在丝带上的五十戈比沙皇银币。但是，到老死的时候，还是穷得叮当响。他的脾气很倔，以前用木棒敲了一个当官老爷的头，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的牢。十字勋章也帮不上忙，照样被关了起来。我看你呀，就像你爷爷，两人一个样儿。”
“保尔，你很忙吗？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两个人一起走不冷清，而且要很晚才能回来。”
“亲爱的妈妈，我暗暗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没有肃清，我就不找女孩谈情说爱。你说什么，那要等很久吗？不，妈妈，资产阶级已经支撑不了很久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就要建立起来，要把你们这些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头和老太都送到意大利去，那个国家在海边，很暖和的。妈妈，那里从来就没有冬天。我们要让你们搬到资产阶级的宫殿里去住，让你们在阳光下把自己的老骨头晒得暖暖的。我们呢，再到美洲去解决那里的资产阶级。”
保尔很快就准备好了。他的床头挂了一支驳壳枪，这支枪太重了，他就从抽屉里掏出奥库涅夫的那支勃朗宁手枪来，放在口袋里，还给奥库涅夫留了个条，把钥匙仍然藏进两人约定的老地方。
他的话把母亲逗笑了。
在会场上，他们遇见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大家坐在一起，会间休息时，又在广场上散散步。正如安娜所料，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妈，没有雌鹌鹑！你老人家可知道，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看来，我不成了雄鹌鹑了吗？”
“怎么样，上我那儿去睡觉吧？已经很晚了，还得走很远的路呢。”奥莉加对安娜说。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不，我跟保尔已约好了一起回去。”安娜谢绝了。
“保夫鲁沙，你不能留下不走吗？我已经老了，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养儿育女，一长大就都飞了。城里有什么让你那么牵肠挂肚？这里也可以过日子嘛。莫不是你也看上了哪只短尾巴的雌鹌鹑了？反正你们什么都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青娶亲的事，一点没告诉我，你是更不用说了。只有等你们病了，或者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母亲一面把她儿子简单的几件零星用品放进干净的布袋里，一面轻声地诉说。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沿着马路往下走，而保尔和安娜顺坡向上朝索洛缅卡方向走去。
家里，忧伤的母亲正在给儿子打点行装。保尔仔细看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流泪。
漆黑的夜，又闷又热，城市已进入梦乡。参加全会的人沿着寂静的街道四散走开，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渐渐远去。保尔和安娜很快就离开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寂无人的集市上，巡逻队把他们拦住了，检查了证件以后，才放他们过去。他们穿过林阴道，来到那条穿过旷地的小街，那里既无街灯，也无行人。然后向左拐弯，再沿着与铁路中心仓库平行的公路走去。中心仓库是长长一排水泥房子，显得阴森可怕。安娜不由得有点胆怯起来，她一直盯着暗处，断断续续，答非所问地回答着保尔的问话。直到发现一个可疑的阴影原来只是根电线杆时，她才笑了起来，并且把刚才的心情告诉了保尔。她挽着保尔的手臂，肩膀紧挨着他的肩膀，平静下来了。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地。
“我还不到二十三岁，可是神经衰弱得像个老太婆。你可能会把我当成胆小鬼，这可不对，不过今天晚上我精神特别紧张。现在，我感觉到你在我身边，就不再害怕了。我居然这样提心吊胆，真不好意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应当赶紧生活，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随时都有可能中断生命。”
漆黑的夜，荒凉的旷地以及在剧院里开会时所听到的昨天在波多尔发生的凶杀案件，都使她觉得可怖。但保尔镇定沉着，他的烟卷闪现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庞和眉宇间刚毅的神情，这一切使安娜的恐怖情绪渐渐消失了。
保尔缓缓地摘下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心。
仓库已经落在他们身后了。他们过了河上的小桥，就开始沿着车站旁的公路朝拱道走去。这条拱道在铁路下面，是市区和铁路工厂区的交界处。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又幽静，又凄凉。松林在轻轻地低语，正在复苏的大地散发出略带腐烂味的春天的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为了使那些出身贫贱，生来为奴的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车站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右面了。这条拱道一直通到机车库后面的死岔线，这里已离家不远了。拱道上面，在铁路线上，不同颜色的指示灯、信号灯闪闪发亮。机车库旁边，一辆调度机车疲倦地喘息着缓缓离去，夜间它也要去休息了。
不知是哪个有心人，给这小小的墓地围上了一道绿色的栅栏，还在一排排的墓前摆放了用枞树枝编的花圈。陡坡的上方耸立着一棵棵挺拔的松树。峡谷的斜坡上铺满了如茵的绿草。
拱道入口处的上方，一盏街灯挂在生锈的铁钩上，被风吹得轻轻摇晃，那发黄的暗淡的灯光不时在拱道两边的墙上来回移动。
就是这儿，在这个空旷的广场上，瓦利娅和她的同志们被处以绞刑。保尔在过去设置绞刑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向陡坡走去。他顺坡而下，来到埋葬烈士的墓地。
离拱道入口处大约十步的地方，紧靠公路，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屋。两年前，一枚炸弹落在这所房子上，里面全部被炸毁了，正面的墙也已倒塌。现在，这房子敞着巨大的窟窿，像是路旁的乞丐，向人们展示他的贫苦。这时，可以看见上面有一列火车正飞驰而过。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了松树林前，在岔路口站住了。右边是一所阴森森的老监狱，一道高高的尖头的木栅栏围绕着它，把它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我们差不多已经快到家了。”安娜松了一口气说。
他早就把与这儿的联系连根拔掉了。对他来说，大城市变得更亲近，更可爱。那里有意志坚强、朝气蓬勃的伙伴们，有事业。
保尔想悄悄地抽回自己的手。已经快到拱道了，保尔很自然地想把被安娜抓住的手臂挣脱出来。
还有许多种种令人厌恶的事情。
但是安娜不放。
“可你看他那件皮上衣好阔气，准是偷来的……”
他们走过了那座被炸毁的小屋。
“看样子是个痨病鬼。”
突然，后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喂，老姐妹们哪，你们瞧，打哪儿跑出来这么个丑八怪？”
柯察金赶紧想抽出手来，但安娜由于害怕，紧紧抓住不放。等用力挣脱出来时，已经迟了：保尔的脖子被铁钳似的手指紧紧掐住，又被往旁边猛力一拉，他的脸就转了过来，面对袭击他的人了。那人一只手把他制服上衣的领口紧紧一扭，然后掐住他的咽喉，另一只手拿手枪慢慢地划了个弧形，把枪口对准了他。
令他感到高兴的是，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回到大城市去了，那里有他的朋友和他心爱的人们。那座城市以其雄伟的景象，勃勃的生气，川流不息、喧闹的人群，以及电车的轰鸣、汽车的喇叭声使他为之神往，而最具吸引力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煤烟熏黑的车间、机器以及滑轮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急速旋转、空气中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早已习惯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僻静的小城里，当他在街上信步漫游时，心中却感到莫名的抑郁。因此，这座小城使保尔觉得陌生和乏味也就不足为怪了。甚至白天出去散步，心中也会觉得不痛快，比如，当他从那些坐在台阶上闲聊的饶舌妇们身旁走过时，常常听到她们急促地说：
保尔的眼睛像着了魔似的，极度紧张地随着枪口转了个弧形。死神正从枪口里逼视着他，保尔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把眼睛从枪口移开哪怕百分之一秒。他等对方开枪。但是，枪没有响。于是，保尔睁得大大的眼睛，看见了匪徒的面孔：大脑袋，方下巴，满脸的黑胡子，只有一双眼睛隐藏在宽帽檐下看不清楚。
“阿尔青真是鬼迷心窍，怎么会被勾到这儿来的？现在他是到死都摆脱不掉了。斯乔莎每年生个孩子，阿尔青就会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搞不好连机务段的工作都会丢掉。”保尔走在小城空寂无人的街道上，闷闷不乐地想，“可我本来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
柯察金的眼梢瞄到了安娜那张惨白的脸。这时三个匪徒中的一个，正把她往那座倒塌的破房子里拖去。歹徒扭住她的双手，将她推倒在地上。保尔在拱道的墙上看见又有一个黑影掠过。他身后的破房子里正在搏斗。安娜拼死反抗，歹徒用帽子堵住她的嘴，叫喊声中断了。掐住保尔的那个大脑袋匪徒不乐意只做这种兽行的旁观者，他也极想把猎物弄到手。这人显然是他们的头，故而这样的“分工”可不合他的意。他觉得他抓住的这个小青年太嫩，看样子不过是机务段里的小徒工，这么个瘦弱的毛孩子对他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用枪好好敲他几下脑袋，再指指通往旷地的路——他就会头也不回地拼命朝城里逃跑的。”匪徒想到这里，就松开手，对保尔说：
保尔没有等哥哥回来，就站起身来走了。他在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老妇人在边上的小窗户里探头探脑。她在监视他。
“你快滚……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只要说个不字，就一枪毙了你。”大脑袋匪徒用枪筒戳了一下保尔的额头。“快滚！”他哑着嗓子喝道，同时把枪口朝下，表示不打算从背后开枪。
老妇人第三次重又开始祈祷。
柯察金连忙侧身后退了几步，眼睛还是盯住大脑袋匪徒。匪徒心想：“这小子还是害怕挨枪子。”于是他转过身，朝破房子走去。
“你这个斜眼的鬼东西，让我祷告都做不成，狗崽子，我马上让你吃个够！”她从长凳上抓起一根鞭子。男孩子顿时跑得没了影子。炉子后面的两个女孩忍不住扑哧笑了。
柯察金马上把手伸进口袋。“但愿还来得及，但愿还来得及！”他一个急转身，赶忙平举左臂，枪口对准大脑袋匪徒，啪的就是一枪。
老妇人恶狠狠地转过身来。
匪徒明白他犯了个错误，但为时已晚。还没等到他举起手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腰部。
“妈——妈——，我要甜馅饺子。”
这一枪打得他踉踉跄跄，身子撞到拱道的墙上。他低沉地嚎叫一声，用手抓着墙，慢慢地倒在地上。这时，从破房子里溜出一个黑影，往下面的深沟里逃去。保尔朝着这条黑影又打了第二枪。接着第二条黑影，弯着身子连跑带跳地逃往拱道的暗处。保尔又打了一枪，子弹将拱道墙上的水泥打得乱飞，撒落在歹徒身上，但他向旁边一闪，潜入黑暗之中消失了。保尔的勃朗宁手枪又朝他逃走的方向连放三枪，枪声惊动了寂静的夜，倒在拱道墙边的大脑袋匪徒，像蛆虫似地扭动着，正在垂死挣扎。
小男孩哭哭啼啼地走到门口，他用袖子擦着跌伤的鼻子，疼得哼哼唧唧，带着哭腔说道：
安娜被所发生的恐怖事件吓得惊惶失措。当保尔把她从地上扶起来的时候，她望着还在地上抽搐的匪徒，简直不相信已经得救。
“愿你的天国降临……”
保尔用力扶着她，把她拉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然后转身向城里走去。他们朝车站跑去。这时，在拱道旁边的路基上已经灯光闪烁。接着，铁路线上响起了报警的枪声。
那只猪最后还是把骑在它身上的人甩了下来。于是，老妇人满意地回到了圣像跟前，作出满脸虔诚的模样，继续祷告：
他们终于回到了安娜的住所，这时，拔都山上的雄鸡已经啼鸣。安娜躺在床上，保尔坐在桌子旁边。他抽着烟，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灰色的烟雾缭绕上升……刚才被他打死的匪徒是他一生中杀死的第四个人。
“看我来收拾你！摔死你这个捣蛋鬼！快下来，你这该死的！快给我滚下来，你这个疯小子！”
有没有完美无缺的勇敢呢？他回想自己刚才的种种感受和体验，不得不承认，最初几秒钟内，当匪徒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的时候，他的心全凉了。还有两个匪徒逃走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一只眼睛失明，而且不得不用左手射击吗？不，当时双方的距离只有几步，本来可以射得更准，没有命中是由于自己的紧张和匆忙，这无疑是一种惊慌失措的表现。
老妇人停止了祈祷，探头到窗外，喝道：
台灯的光照着他的头，安娜注视着他，对他面部肌肉的任何细微变化也不放过。然而，他的眼神安详平静，只有额上那条深深的皱纹说明他正在十分认真地思考问题。
猪驮着小男孩满院子飞跑，想把他甩下来。但是那斜眼的小顽童却骑得很稳。
“保尔，你在想什么？”
“驾，驾，开步走！吁！别胡闹！”
他陡然一怔，思绪中断了，就像袅袅青烟从半圆形的灯影里飘了出去，消失了。他就把临时想到的第一句话说了出来：
院子里，小男孩突然跳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双手紧紧抓住猪鬃，一双赤脚拼命踢它，弄得那只猪一面打转，一面哼哼直叫。小男孩还高声吆喝着：
“我必须上卫戍司令部去一趟，应当把全部情况向他们报告。”
“我们圣父的在天之灵，愿你获得圣者尊号……”她嚅动着干瘪的嘴唇，轻声念着。
他强忍着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呵，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该死的事情，连祷告都没有时间。”说着，她解下颈子上的头巾，斜眼瞧着客人，走到屋角，那里放着因年深月久而灰暗发黑面带愁容的圣像。她捏着三个瘦骨嶙峋的指头，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安娜没有马上放开他的手，她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现在保尔对她来说已经变得那么亲密，那么可贵。她把他送到门口，一直到他消失在夜色之中，才把门关上。
斯乔莎走进房间，跟保尔打个招呼，就叫阿尔青到打谷场去帮忙搬东西。屋里就剩下保尔和那个不爱说话的老妇人了。窗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老妇人放下炉叉，不满意地咕哝着：
柯察金到了卫戍司令部以后，铁道警卫队毫无头绪的那个凶杀案才真相大白。尸体马上被辨认出来了：这是警察局早就记录在案的强盗和凶杀惯犯大脑袋菲姆卡。
“再坐坐，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乔莎这就把牛奶拿来了。这么说你明天就走？保夫卡，你的身体还弱呢。”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件。这件事出人意料地突然引起了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之间的冲突。
他们俩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见面时常说的寒暄话，保尔就要起身告辞。阿尔青留住了他。
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茨韦塔耶夫来到车间，先把保尔叫到跟前，又把他带到走廊上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激动得一时不知从何谈起，最后才说：
阿尔青知道，保尔不赞成他离开老家，说他是投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怀抱”。因此，他注意观察兄弟，看他对这儿的一切是什么态度。
“你说说昨天发生的事。”
阿尔青坐在桌子旁边，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这门亲事，不论是母亲，还是兄弟保尔都不赞成。阿尔青是世代相袭的血统工人，不知为什么竟同相处已有三年的石匠的女儿，缝纫厂的漂亮女工加林娜断绝了关系，娶了难看的斯乔莎，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力的五口之家。每天从机务段下班之后，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农活上，想重整这份衰败的家业。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两个梳着短辫的大女孩急忙爬上热炕，既怕见生人，又十分好奇地向外探头观看。
茨韦塔耶夫焦躁不安地耸耸肩膀。保尔不了解，为什么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件对茨韦塔耶夫的触动比他人更为强烈。他不了解，这个锻工对安娜·博尔哈德表面淡漠，实际上却有爱慕之心。对安娜怀有好感的人不仅仅是他，但茨韦塔耶夫对她的感情更加复杂。他刚从拉古京娜那儿听到了拱道附近发生的事情，思想上产生了一个苦恼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不能对保尔直截了当提出这个问题，但又很想知道答案。他有点意识到，他的担心是一种自私的低级趣味的表现，但是内心矛盾重重，经过斗争，还是原始的兽性般的感情占了上风。
一个脸黄得像牛皮纸的老妇人拿着火叉在炉子跟前忙来忙去。她冷冷地瞟了保尔一眼，让他走过去，接着把铁锅敲得叮当直响。
“你听着，保尔，”他低声地说，“这次谈话只能你知、我知。我明白，为了不使安娜难过，你是不肯说的，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那个匪徒掐住你的时候，其他两个匪徒是不是强奸了安娜？”说到这儿，他再也不敢正视保尔，将目光移向了别处。
“保夫鲁什卡，进来吧！”
保尔这时才开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茨韦塔耶夫的意思。“要是茨韦塔耶夫对安娜无动于衷的话，他就不会这样激动了。但是，如果安娜对他真是这样宝贵……”保尔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这时，破旧的矮草屋的一扇小窗子打开了，阿尔青在叫他：
“你干吗要问这个？”
“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最好还是走开，我妈可凶呢！”
茨韦塔耶夫有点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他觉得保尔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恼羞成怒地说：
阿尔青住在他妻子家里，妻子斯乔莎是个很丑的年轻女人，她家是贫穷的农民。有一天，保尔顺便去看阿尔青。一个邋遢的斜眼小男孩正在肮脏的小院里跑来跑去，他看见保尔，毫无礼貌地用眼睛盯着他，一只手指专心致志地掏着鼻孔，问道：
“你干吗躲躲闪闪？我让你回答，你倒追问起我来了。”
他掩饰不住自己沉痛的心情，满怀同情地看着他的病人。
“你爱安娜吗？”
“亲爱的，这可是个非常不好的东西，脊柱可不喜欢这种震动。但愿它以后不再发作。柯察金同志，穿上衣服吧！”
一阵沉默。然后，茨韦塔耶夫很费力地说：
医生皱着眉，对那个深坑又作了仔细的检查。
“是的。”
“不碍事。当时躺了大约两个小时，就又骑马了。这是第一次发作。”
保尔勉强抑制住他的愤怒，头也不回，转身穿过走廊走了。
“那您后来怎么走路呢？这不碍事吗？”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在他朋友床前来回转了一会儿，然后在床沿上坐下，用手遮住保尔正在看的那本书，说：
“大夫，这是公路上的一块石头砸的。在罗夫诺城下的战斗中，一颗三英寸口径大炮的炮弹在公路上开了花，从身后……”
“保夫鲁沙，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一方面，这似乎是小事一桩，但从另一方面，可又完全相反。我和塔莉亚·拉古京娜不知怎么就好上了。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很喜欢她，”奥库涅夫抱歉地搔了搔额角，但他看到，他的朋友并没有笑他的意思，就鼓起了勇气说，“后来塔莉亚……也有这么个意思。总之，我不想一五一十地全部告诉你了，不说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昨天我们决定建立我们共同的生活，体验一下它的甜蜜和幸福。我二十二岁，我们俩都已经有选举权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塔莉亚建立共同的生活。你看怎么样？”
“您这儿是怎么搞的？”
保尔思索了一会儿，说：
到了春光烂漫时，保尔开始考虑回基辅的问题。他的身体已经康复到可以走路了，但体内还潜伏着别的毛病。有一天，他在花园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柱一阵剧疼，随即跌倒在地，他十分艰难地慢慢挪到屋里。第二天，医生给他作了仔细检查，摸到脊柱上有一个陷下去的深坑，惊讶地叫了一声，问道：
“尼古拉，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一样的出身。其他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亚又是个特别难得的好姑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在和麻雀说话……它飞走了，这狡猾的小东西。”他无力地笑了笑。
第二天，保尔就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机务段的集体宿舍去了。几天以后，在安娜那里大伙举行了一个不备食物和饮料的晚会——祝贺塔莉亚和尼古拉结合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晚会上，大家追忆往事，朗诵最动人的作品选段，齐声高唱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这些战斗的歌声传得很远很远。后来卡秋莎·泽列诺娃和沃伦采娃把手风琴拿来了，于是浑厚深沉的男低音和手风琴银铃般清脆的乐曲声响彻整个房间。那晚，保尔演奏得十分出色。当大高个子潘克拉托夫令人惊奇地跳起舞来时，保尔也按捺不住了，琴声一改现在那种和谐深沉的新格调，又变得火一般热情奔放：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喂，街坊们，乡亲们！
母亲吃惊地看了看他：
坏蛋邓尼金伤心啦，
“怎么样，我和你总算把冬天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手指敲敲窗子，轻声说道。
西伯利亚的肃反人员呀，
正对窗户的樱桃树树枝上，歇着一只神气活现的灰胸脯的麻雀，它不时用狡猾的小眼睛不安地看看保尔。
把高尔察克枪毙啦……
青春终于胜利了，伤寒没能夺去保尔的生命。保尔终于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又重新回到人间。仅仅过了一个月，苍白消瘦的保尔已能起来，迈着软弱无力的步子，扶着墙壁摇摇晃晃地在房间里开始走动。他在母亲搀扶下走到窗口，长时间地望着窗外那条道路。积雪已经融化，小水洼不时闪闪发光。外面已是冰消雪融的早春天气了。
手风琴诉说着过去，诉说着如火如荼的战斗年代，也歌唱今天的友谊、斗争和欢乐。当手风琴转到了沃伦采夫手里，他奏起了嘹亮而热烈的“小苹果”舞曲。这时，有一个人像旋风似的跳起舞来，他不是别人，而是保尔。保尔疯狂地跳着切乔特卡舞，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