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徒的偷袭，这还不是大问题，现在有个山坡横在我们这条路的前面。实在叫人头痛，真该死！工程很大，要挖好多土方。”
他们急匆匆地朝工地走去。朱赫来军大衣的下摆在雪地上划出一道道曲线。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晃；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两条腿总像圆规似的叉开，仿佛脚下仍是鱼雷艇摇晃不停的甲板。高个子的阿基姆能跟上朱赫来的步子，托卡列夫不时只好跑上两步，才能跟上他们。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转身背着风，用两个手掌合成小船形状，点上烟，猛抽两口，又赶上了前面的两个人。阿基姆站在那儿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向前走着。
午饭的时候，一辆轨道车从城里飞驰而来。朱赫来和阿基姆从车上下来，托卡列夫和霍列亚瓦上前迎接他们。从轨道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
森林里，十个骑马的人已挥鞭策马而去。
“你们能不能按期建成这条支线？”
柯察金小心地把门打开。空地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缓缓地飘舞着，纷纷落下。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
“同志们，有武器的人，都到这儿来。”杜巴瓦低声命令那些卧倒的人。
“你知道，老弟，”他终于开口答道，“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建成的，但是不按期建成也不行。情况就是这样。”
射击声骤然停止，突如其来的寂静令人惊讶。
他们赶上了朱赫来，三人并排走着。老钳工托卡列夫激动地说：
他们两人紧挨着躺在房门口。杜巴瓦紧紧贴在地上，把握着枪的手伸到门边。保尔蹲着，紧张地用手指摸着左轮手枪上的弹槽。枪里还有五颗子弹。摸到空槽之后，他把弹槽转了过去。
“瞧，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这里只有两个人，就是我和帕托什金心里清楚，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加上人力和装备都极其缺乏，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论是谁，所有的人都知道，不建成这条路绝对不行。因此我才说：‘只要我们不全冻死，一定按期完工。’你们自己去看看，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二个月了，第四班都快到期，可基本成员却始终没换过班，一直没有休息，硬是靠青春的活力才能支撑。要知道，他们中有一半人已经冻坏了。看看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他们是无价之宝……不止一个人会在这鬼地方送命的。”
“躺下，傻瓜！你一露面，就会被打死的。”杜巴瓦急急地低声说。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窄轨铁路铺好了。
“出去。”
再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左右，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了一排长木头，就像是被风刮倒了的栅栏，这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那个山坡，还只是一条平整的路。
“你上哪去？”杜巴瓦抓住了保尔的军大衣问道。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在铺枕木。一个蓄着红胡子的农民，穿了一双新树皮鞋，不慌不忙地从雪橇上把木头卸下来，扔在路基上。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也有几辆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杆，代替路轨，使枕木能够放平。为了把地基夯实，斧子、铁棍和铁锹全用上了。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马上跳了起来。但是，形似蟋蟀的子弹可怕地满屋乱飞。人们吓得又卧倒在地。倒下去的人又趴在别人身上。
铺放枕木是一件很费工夫的细活。每根枕木都必须埋放得结实稳固，使铁轨的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每根枕木上。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在月光下变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滑了下来。树间冒出短枪的火星，子弹飞出树林，打落了破墙上的泥皮，把潘克拉托夫运来的窗玻璃也砸碎了，发出叮当的响声。
工地上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人掌握铺放枕木的技术。他已五十四岁，但一根白发也没有，还留着一把乌黑的、分成两绺的大胡子。他主动留下，已经干第四期了。他和青年人一样忍饥挨饿，在队里深受人们敬重。这个党外人士（他是塔莉亚的父亲）每次都应邀参加党员大会，总是坐在荣誉席上。为此，老人十分自豪，发誓决不离开筑路工地。
他们鱼贯而行，沿着窄轨铁道朝车站方向前进。慢慢地向林业学校旁边的空地靠近。不过没有走上空地，而是躲在树的后面。
“你们说，我怎么能把你们丢下不管呢？没有我，枕木铺不好的。这事需要眼力和实际经验。我这一辈子就是在俄罗斯各地跟枕木打交道……”每次换班时，他总是实心实意地说上这番话，也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下来了。
“他们来这儿的人真他妈的不少。”领头的人说，“我们主要是吓唬他们一下，把他们赶到外面来受受寒，头儿说了，一定得让他们明天全部滚蛋，要不，看来这些混蛋是会弄到木柴的……”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对他负责的工段很少查看。当朱赫来他们三人走到干活的人跟前时，干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挖安放枕木的槽。
骑马的人就在这里把马勒住。马镫碰得叮当作响。领头的那匹公马经过长途跋涉浑身冒汗，它使劲抖动了一下身体。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潘克拉托夫瘦了，他那宽宽的颧骨显得更高更突出，没有好好洗过的脸显得又黑又憔悴。
约有十个骑马的人越过了一片岗峦起伏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被雪盖住的黑色土地。
“呵，省里的人来了！”说着，他把那只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马蹄小心地走在松软的雪地上，偶尔踩着雪下的树枝，发出清脆的折裂声。听见响声，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但是，它那抿着的耳朵上挨了一下，于是又奔跑起来，追赶上去。
铁锹的挖土声停了下来。阿基姆看到周围一张张脸都很苍白。人们脱下来的长短大衣都堆在旁边的雪地上。
昨天匪徒开枪扫射，袭击了工地。
托卡列夫和拉古京交谈几句之后，拉着潘克拉托夫，把同来的人领到掘土的地方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排走着。
十二月五日
“潘克拉托夫，你说说，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跟那个肃反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们把人家的枪都缴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是怎么想的？”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多话的码头工人。
没有听到关于保尔的任何消息。使人惊奇的是他没有发生像潘克拉托夫之类的“事件”。我至今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和我见面。
潘克拉托夫难为情地笑了笑，说：
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部被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人们正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作出决议：必须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之前完成窄轨铁路建设的第一期工程，把铁路筑到伐木场边缘。听说当这一决议传达到博亚尔卡，托卡列夫的回答是这样的：“只要我们不全冻死，一定按期完工。”
“我们是得到他的同意后才缴他的枪的，他自己让我们这样做的。你知道，这小伙子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把实际情况向他说明之后，他说：‘弟兄们，我没有权利准许你们搬走门窗，捷尔仁斯基同志有命令，严禁盗窃铁路上的财产。这儿的站长和我势不两立，这个坏蛋常常偷东西，我总去干涉他。如果我放过你们，他一定会报告上级，那我就要被送上革命法庭。因此你们还是先解除我的武装，然后开路。如果站长不向上报告，那事情到此了结了。’我们就这么办了。反正，我们运门窗又不是为自己！”
十二月四日
潘克拉托夫觉察到朱赫来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点笑意，就又补充说：
不，奥列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那个小伙子，您可别去为难他了，朱赫来同志！”
奥列申斯基带了一只小电炉给我。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烘手，但房间里并未因此而暖和些。那么在森林里的人怎么熬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们都不愿从被窝里出来。那里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后可不准再发生此类事件，这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完全可以采取组织措施粉碎官僚主义。好吧，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更重要的事情。”于是，朱赫来开始仔细询问敌人偷袭的情况。
工地上十分紧张，每一天都很宝贵。为一些极细小的琐事也不得不施加压力。有时还得把一些妨碍工作的人拖到省委会去。工地上越轨的举动越来越多了。
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人们挥动铁锹，狠狠地砍着冻土，他们要从堵住去路的山坡中间开出一条道来。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朱赫来同志。他笑着说：“这些事情我们都会解决的。”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戒。他们随身带着霍列亚瓦的马枪和柯察金、潘克拉托夫、杜巴瓦以及霍穆托夫的手枪。这是这个队伍所拥有的全部武器。
省委又从铁路肃反委员会那里接到了控告。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去莫托维洛夫卡火车站拆掉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这些东西装上车准备运走时，车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要逮捕他们。可他们却解除了他的武装，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全运走了。铁路物资处又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的仓库里取走二十普特钉子。他把钉子作为报酬，分给农民，要农民把长块木头从伐木场里运出来。这些长块木头是当枕木用的。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正仔细地往笔记本上记一些数字。工程技术人员就只剩下他一人了。他的助手瓦库连科害怕被土匪的子弹打死，宁可受审，早晨就开小差逃回城里去了。
十二月三日
“挖这段路要花费我们半个月时间，地已经冻了。”帕托什金小声对站在他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霍穆托夫是个寡言少语、老是皱着眉头、行动迟缓的人。他听了帕托什金的话，生气地用嘴唇咬住胡子梢说：
图夫塔写了个报告，要求处分杜巴瓦，但是阿基姆要我出去，与他单独谈了约十分钟。图夫塔冲出阿基姆的房间时，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限我们二十五天之内全部完工，可开这段路您就准备要用半个月。”
“你别老是说空话，你怎么不去协商解决呢？你这个喝墨水的寄生虫，只会坐在这儿，大发议论，废话连篇。我要是不把铁轨运到博亚尔卡，就得挨嘴巴子！真该把你派到工地上去，免得你在这儿碍手碍脚。该把你送到托卡列夫那儿去吃吃苦头！”杜巴瓦火冒三丈，整个省委大楼都能听到他的吼声。
“这个期限定得不切实际。当然，我这一生中从来也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同这样一批人一起筑过路。因此，我也可能估计错误。我已经错过两次了。”
我还从未见过杜巴瓦这样厉害。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朝正在掘土的地方走了过来。斜坡上的人发现他们了。
“应该改掉游击作风了，现在再这样做，就要坐牢。难道不可以协商解决，非用武力不行吗？”
“你看，谁来了？”一个穿件破绒线衫、胳膊肘都露在外面的斜眼小伙子，铁路工厂的旋工彼佳·特罗菲莫夫，用臂肘撞了一下保尔，用手指指坡下走着的人说。一瞬间，保尔连手中的铁锹也没放下，就向山下冲去，军帽帽檐下的一双眼睛满含热情的笑意。朱赫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握手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
阿基姆拒绝在执委会上讨论杜巴瓦的问题。杜巴瓦对我们说，电车管理处存在着严重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他们最多只肯给两辆电车，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杜巴瓦说：
“你好呵，保尔！穿了这么一套七拼八凑的衣服，真叫人快认不出来了。”
在火车站，留在索洛缅卡的共青团员连夜将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和他的伙伴们再把铁轨运到博亚尔卡。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说：
电车管理处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了一队人强行扣留了所有从普夏-沃季察到城里的电车。他让车上的乘客全部下来，装上了窄轨铁路的路轨，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的铁轨运到火车站。电车工人都全力支援他们。
“他那五个脚趾头倒是行动一致，统统露在外面。加上开小差的人临走又偷了他的大衣。幸亏他和奥库涅夫是同一个公社的，奥库涅夫就把自己的短上衣给他了。没关系，保夫鲁沙浑身热血，他可以在水泥地上躺个把星期，有没有干草无所谓，然后就‘进棺材’嘛。”码头工人怏怏不乐地对阿基姆说。
经常收到来自博亚尔卡的短讯。每天筑路一百俄丈。他们在冻土上砍出轨槽，然后将枕木铺进去。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人。第二批派去的人倒有一半开了小差。条件确实艰苦。天寒地冻，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杜巴瓦去那儿已有一个星期了。在普夏-沃季察的八台机车只装配了五台。其余几台因为缺少零件无法修理。
眉毛乌黑、鼻子略有些向上翘的奥库涅夫，眯起了他那双调皮的眼睛，反驳说：
对我来说，朱赫来带点粗犷的朴实比奥列申斯基的那种西欧派头要亲切得多。
“我们决不会让保夫鲁沙完蛋的。我们会投票表决，把他送到厨房去，到奥达尔卡那儿当后备火头军。要是他不犯傻，在那里他既能吃饱，也能取暖，靠着炉子也行，挨着奥达尔卡也行。”
在奥列申斯基的话里很难辨别出，哪些只是开开玩笑的。奥列申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还稍微洒点香水。他住在我们这幢楼里，在谢加尔的寓所里，傍晚常上我这儿来。跟他聊天很有意思，他了解西方，在巴黎住过多年，但我并不认为，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然后才是党内的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想法，讲实话，他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而且他献殷勤的方式也不粗鲁。他善于把这些做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一阵哄堂大笑盖住了他的说话声。
“这是您个人的感受。如果把您的想法引伸下去，那么就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能允许的了。但在生活里却不是这样。哪儿是前线，哪儿当然就有悲剧：那里的生命时时受到死神的威胁。但即使在那儿，也还有欢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则依然如旧：笑声、眼泪、悲哀和欢乐、渴望欣赏景色，得到美的享受，还有心灵的激动、爱情……”
这天，大家第一次笑了。
我想起了博亚尔卡，回答他说：“严寒初雪引不起我的兴致，相反，心情十分沉重。”我也说明了原因。
朱赫来察看了斜坡，然后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一起乘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又回来了。大伙仍在斜坡上顽强地掘土。朱赫来看着飞舞的铁锹，看着人们由于拼命用劲而弯曲了的脊背，轻声对阿基姆说：
“我就是喜欢初雪。冰雪严寒，一派迷人的景色，是不是？”奥列申斯基说。
“不需要召开群众大会。这里谁也不用鼓动。托卡列夫，你说得对，他们确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冷极了。在楼梯上遇到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列申斯基，我们便一起走走。
朱赫来看着劳动的人群，眼光里满含赞赏、深情和庄严的自豪。就在不久前，在反革命叛乱的前夕，他们当中部分人曾毅然背起钢枪；现在，他们又胸怀共同的目标：要把钢轨铺到有着大量木材的宝地——那里是温暖与生命的源泉。
十二月二日
帕托什金心平气和、但却不容置疑地向朱赫来证明，从小山包上开出一条通道必须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朱赫来一面听着他的计算，一面思量着办法。
丽达房里的桌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走，让他们到前面去筑路；这个小山包我们另想办法。”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
朱赫来在车站的电话机旁待了很长时间。霍列亚瓦在门口警卫。他听到朱赫来在屋里用低沉的声音说：
森林里枪声响了一下。一个骑马的人迅速离开破旧不堪的板棚，钻进黑暗的林中。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在一小块塞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他们划了根火柴，用大衣的下摆挡住风，借着摇曳不定的火光，看到上面写着：“统统滚出车站，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谁留在这里，就让他吃子弹。我们要把你们统统杀光，毫不留情。限你们明天晚上之前滚蛋。”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用我的名义立即给军区参谋长打个电话，让他们马上把普济列夫斯基那个团调到筑路工地这个地段来。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匪徒肃清。另外，再从基地派一列装甲车和一些工兵爆破手来。其余的事情我自己安排。我今天夜里回去，十二点之前，让利特克把车开到火车站来。”
潘克拉托夫用手指捏着被扔掉的团证，把它放到油灯的火苗上。硬纸片烧着了，蜷缩成一根发黑的小管子。
在板棚里，阿基姆简短地说了几句，接着朱赫来开始讲话。在亲切的交谈中，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朱赫来告诉大家，必须在一月一日之前按期完工，不能延误。
扔掉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鼠疫病人似的，让出路来。他一走出去，门就吱咯一声关上了。
“我们工地上现在要按战时状态组织工作。所有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由杜巴瓦同志担任队长。六个筑路小队都要承担定额任务：把没有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个小队负责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之前结束。提前完工的小队有权休息，可以回城。此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最优秀的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该用棍棒给你敲打敲打，你这只散播伤寒病菌的虱子！”
各队的队长也确定了：第一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把他撵出去！”
“至于筑路工程的总负责人，”朱赫来结束他的发言时说，“也就是全队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领导，那仍然由安东·尼基福罗维奇·托卡列夫同志担任，非他莫属嘛。”
“你混进团来是为了升官发财！”
仿佛是一群鸟儿突然扑着翅膀飞了起来，人们噼噼啪啪地鼓起掌来。到会者刚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素来严肃的朱赫来最后这句亲切而诙谐的话语缓和了会场专注的气氛，引起一阵轻快的笑声。
“咳，你这出卖灵魂的家伙！”
大约二十人左右簇拥着把阿基姆和朱赫来送上轨道车。
“居然把团证扔掉？！”
朱赫来同柯察金告别时，瞧了瞧他那只灌满了雪的套鞋，轻声说：
话音刚落，板棚里爆发出一片叱骂声。
“我给你捎双靴子来。你的脚还没冻坏吧？”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愿为这张小卡片卖命。”
“好像冻坏了——有点肿。”保尔答道。然后，想起了他早就提过的要求，就拉着朱赫来的袖子说：“你给我几发左轮手枪的子弹好吗？能用的我只剩下三发了。”
会计的儿子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他挤到桌子跟前。一张小小的硬卡片像只蝙蝠在桌子上方翻了个筋斗掉下来，撞在潘克拉托夫的胸口上，弹了一下，竖着落在桌上。
朱赫来抱歉地摇摇头，但当他看到保尔眼睛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就不假思索地把他那支驳壳枪解了下来。
“可以。”潘克拉托夫回答得十分干脆。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那么，非党非团的人可以走吗？”
保尔起初简直无法相信，他居然能够得到如此贵重的、向往已久的礼物。可朱赫来已经把皮带挂在他的肩膀上了。
这个码头工人不爱长篇大论，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那个人打断了：
“拿着，拿着吧！我知道，你对这支驳壳枪早就眼红了。只是你要多加小心，可别伤了自己人。这儿还有这枪上的满满三夹子弹，一起给你。”
“谁在那里胡说八道？谁认为党的任务是苦役？”他用沉重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低沉地说，“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回城，我们的岗位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从这儿逃跑，许多人就会冻死。同志们，我们早点做完，就可以早点回去。但是像刚才那种人，要从这儿逃跑，那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周围的人以羡慕的目光看着保尔。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火柴熄了。潘克拉托夫笔直地站了起来。
“保尔，我们来交换吧，用一双靴子再加一件短皮袄换你这支枪！”
“你看什么？我不怕，我又不是贼。”
潘克拉托夫也调皮地朝保尔背上推了一下，说：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站在奥库涅夫的背后。奥库涅夫擦了根火柴，想看看这个想开小差的人是谁。火柴一瞬间照亮了那张忿怒得变了形的脸和张大了的嘴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小鬼，跟他换双毡鞋吧。反正你穿这只套鞋是活不到圣诞节的。”
“真他妈的见鬼！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把人打发来服苦役，起码也得有条罪名吧。凭什么把我们送来？把我们关在这儿两个星期了。够了！没人再当傻瓜了。让作决议的人自己来干。谁愿意那就让谁在这烂泥堆里打滚吧，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朱赫来将一只脚踏在轨道车的踏板上，给保尔开持枪许可证。
老头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表示这个决定已无法更改。这个手势使大家回城、回家、摆脱这块烂泥地的希望成为泡影。会场上哄动起来了，一片叫嚷声，什么都听不清楚。人体的晃动使暗淡的灯光摇曳不定。昏暗中，人们脸上的表情无法看到。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想象着“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呼呼地叫喊说，太疲劳了，还有更多的人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声明他要离队，从角落里传来了他那愤怒的谩骂声：
清晨，一列装甲车轰隆轰隆地驰过岔道口，开进车站，喷放出一团团白色的蒸气，好似蓬蓬松松的天鹅绒毛，徐徐上升，即刻又消失在清新、寒冷的空气之中。从装甲车上下来了几个穿皮衣的人。几小时之后，三名工兵爆破手已在斜坡上深深地埋入了两个深蓝色、像大南瓜般的东西，从上面引出两根长长的导火线。放了几发信号枪之后，人们急忙四散开来，离开这危险的山坡。
“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
导火线被火柴点着，顿时冒出荧荧的火光。
潘克拉托夫宣布会议开始。托卡列夫讲话的时间不长，但他的结束语使大家非常扫兴：
几百个人的心一下子都收紧了。一分钟、两分钟，多么难熬的等待……突然，大地震撼了，一股可怕的力量将小山顶炸得粉碎，把巨大的泥块抛向空中。接着，第二次的爆炸声又响了，比第一次更加厉害。骇人的轰隆声响彻密林，被炸碎的土块哗啦啦地往下直掉。
狭小的板棚里已无插足之地，一百二十个人把它挤得水泄不通。有的人靠墙站着，有的爬上桌子，有的干脆上了厨灶。
刚才还是山丘的地方，现在变成一个深坑，周围几十公尺内，像砂糖一样洁白的雪地上，落满了碎土。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当留在工地继续工作，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之后，方可换班。共青团省委代理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人们立刻拿着镐和锹朝炸开的深坑跑去。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的肩头望过去，看到了决议，上面这样写着：
朱赫来走后，工地上立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第一的竞赛。
“今天我们要召开一次党团员的内部会议，向同志们讲明情况，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上可以回去，党团员全部留下。这是团省委的决议。”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潘克拉托夫。
离天亮还早，保尔不惊动任何人就悄悄地起身了，勉强移动着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得麻木的双脚，朝厨房走去。他烧开了沏茶的水，才回去叫醒他的队员们。
“真是障碍重重。不论你到哪儿，轮子没停，可就是全在原地打转，事情没有一点进展。看来，那些坏家伙我们抓少了，他们可够我们抓一辈子的。”老人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对你们直说了吧：事情很糟。第二批的人还没落实，派多少人来也不知道。可是眼看就要上冻了。在这之前，拼死拼活也要把路筑过沼泽地，要不，以后地一上冻，用牙也啃不动。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乱的家伙，自有人会收拾他们，但我们这里必须加倍提高速度。哪怕送命，也得把这条支线筑好，否则我们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全成窝囊废了。”托卡列夫说话的嗓音不像平时那样沙哑，而是坚决响亮，铿锵有声。那紧锁的双眉下，两只炯炯发亮的眼睛表现出他的倔强和决心。
其他各队的人全都醒来时，外面天已大亮了。
托卡列夫蹩了一肚子火从城里回来了，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列亚瓦的房间里，向大家讲了那些使人不快的事情。
在棚子里吃早茶时，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厂的伙伴们坐的桌子跟前，气愤地说：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还有一块粗麻布。保尔用粗布把脚包好，再把烤得暖乎乎的脚塞进套鞋，他没有说话，只用感激的目光瞧了瞧护路工的妻子。
“米佳，看到了吧，保尔天刚亮就把他们队伍里的人叫起来了。现在大概已经铺好十俄丈了。听大伙说，那些从铁路工厂来的人被他鼓动得劲头十足，下决心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就修好他们分担的地段。他这是想给我们一点厉害看看呵。但是，对不起，这个，我们还得走着瞧！”
“这只靴子我那口子不会去补的——已经没法补了，可别把脚冻坏啦，我给您拿一只旧套鞋来吧，我们家阁楼上就有一只。哪儿见过吃这样大的苦呀！说不定那天来个寒暴，那你就惨了。”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刀子，走了出去。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很理解，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个小队的举动会这样刺痛这位货运码头团委书记的心，就连他，保夫鲁沙的朋友，也受到震动：保尔招呼也不打，就向全大队发起挑战了。
保尔谅解地笑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仔细看了看那只靴子。
“朋友归朋友，公事归公事——这里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可我把您当成懒汉了。”她道歉地说。
中午时分，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工作被打断了：站在枪架旁边的岗哨发现树林里有一队骑马的人就开枪报警。
奥达尔卡听到厨师这么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同志们，快拿枪，匪徒来了！”保尔喊了一声，扔掉铁锹，向挂着他那驳壳枪的大树奔去。
“她的丈夫可算得半个鞋匠，他能帮您缝起来。要不，没靴子可真要完了。”
全队的人拿起武器，躺在路边的雪地里。前面几个骑在马上的人挥动着帽子，其中一人高声喊道：
厨师看了看那只破靴，朝奥达尔卡那儿点了点头，说：
“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我的一只靴子全烂掉了。”保尔解释他来厨房的原因。
五十来个戴着缀有红星的布琼尼军帽的骑兵飞驰而来。
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里的一个排，到工地上来探望筑路工人。保尔看到排长的坐骑有一只耳朵被砍掉了，这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匹漂亮的额上有一片白斑的灰骒马不肯站着不动，一直在骑者身下“玩花样”。保尔奔了过去，一把抓住它的辔子。马吓得直往后退。
“怎么，坐在这儿等饭吃吗？还太早点儿。小伙子，看得出来，你是在逃避劳动。你把脚往哪儿伸？这里可是厨房，不是澡堂。”她就这样训斥保尔。
“小白斑，淘气鬼，想不到在这儿又见到你啦！你没给子弹打死呵，我的独耳朵的小美人。”
奥达尔卡不大客气地朝保尔看了一下，揶揄地说：
他温柔地搂住马的细脖子，用手抚摩着它那不停地掀动的鼻孔。排长仔细看着保尔，终于认出来了。他惊奇地喊了一声：
护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厨房里的案板上切甜菜，她在这里给厨师当下手。造物主对这个一点不老的妇女特别慷慨：她的肩膀像男人一样宽厚，胸部丰满，大腿又粗又结实。她的刀功挺不错，一会儿案板上就有了一大堆切好的甜菜。
“哎哟，原来是柯察金呀……这匹马你认出来了，怎么就没认出来我是谢列达呢！你好，好兄弟！”
柯察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一只脚从黏泥里拔了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他那只靴子的烂底全掉了。来到这里以后，这双烂靴子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靴底干脆掉了，他只好光脚泡在冷得刺骨的烂泥里，这只靴子害得他没法干活。保尔从烂泥里捡起那片靴底，绝望地看了看，可还是忍不住骂了起来，虽然他曾经发誓不再骂人。他拎着破靴子走进板棚，在行军灶旁坐下，解开满是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得发麻的脚放到炉子跟前。
城里各部门想方设法，全力支持筑路工程，这对工程立刻起了很大作用。扎尔基把留在城里的团员都派往博亚尔卡，区委会里空了；索洛缅卡区里只留下女团员。扎尔基又在铁路专科学校想法动员了一批学生上筑路工地。
雨还是下个不停。
他在向阿基姆汇报这些情况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第二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克拉维切克进城了，还带了六个人去修理机车，运铁轨。克拉维切克因为是面包师出身，被派到供应部去作检查员，其他的人都去了普夏—沃季察。
“只剩下我和清一色的女无产者了。我想让拉古京娜代替我的位置，门口挂上‘妇女部’的牌子，然后我就可以去博亚尔卡。你知道，一个男子汉在妇女中间转来转去挺不方便。姑娘们都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这群叽叽喳喳的喜鹊肯定私下经常议论我：‘他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自己却留下，真是个滑头。’也许，还有更让人受不了的话。求求你，让我也去吧。”
积极分子在破板棚里开会。在暗淡的油灯光下，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通知，说没有枕木了。城里也找不到运输工具，无法把机车和路轨运往工地，而且那些机车还需要好好修理。第一批筑路工人的工作期限快到了，可换班的人还没着落，再让这些筋疲力尽的人留下来继续干下去，是不可能的。
到博亚尔卡的人逐渐增加。六十个铁路专科学校的学生也已抵达。
天刚破晓，一辆溅满泥浆，装满一袋袋面包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彻夜未眠，脸色苍白的小利特克疲乏地从车上下来。
朱赫来在铁路管理局弄到了四节客车，送到博亚尔卡，给刚去的工人当住房。
“我们一定连夜把面包送来。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杜巴瓦的小队从工地上被调到普夏-沃季察去了，任务是将几辆窄轨机车和六十五辆窄轨铁路平车运到筑路工地。这项工作可以抵消他们所承担的筑路任务。
看来朱赫来正在考虑，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才听到回答：
杜巴瓦在动身之前，向托卡列夫建议，将克拉维切克召回工地并由他负责新建的筑路小队。托卡列夫下达了这个命令，根本没有考虑使杜巴瓦想起这个捷克人的真正原因：从索洛缅卡来的人给杜巴瓦带来安娜的便条。
“你说，我们明天让大家吃什么？”托卡列夫气呼呼地对着话筒大叫。
便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什么？面包没运到？我马上去查，是谁干的好事。”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具有威慑力的声音。
德米特里！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选了一大堆书。我们向你和博亚尔卡的全体突击队员致以热情的问候。你们都是好样儿的！愿你们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昨天已将木柴仓库里最后一批存货发放完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问好。他真是个极好的小伙子！他亲自动手为你们烤面包。他对面包房里的人都信不过，他亲自筛面粉、用机器和面。不知他从哪儿搞到的好面粉，烤出来的面包真好，与我领的那种面包完全不同。晚上大伙都聚在我这儿，有拉古京娜、阿尔秋欣、克拉维切克。扎尔基有时也来。我们的学习略有进展，但更多的时间是在谈天，什么都谈，谈得最多的还是你们。姑娘们对托卡列夫拒绝她们去工地都很生气。她们相信自己能和大家一样吃苦耐劳。拉古京娜说：“我要穿上父亲的衣服，突然出现在老头儿跟前，让他试试看能不能把我从那儿撵走。”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列亚瓦同电话接线员吵了半小时之后，终于接通了给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的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和接线员对骂，急不可耐，两只脚的重心来回调换地站着。
也许她真会这样做的。替我问候那个黑眼睛的朋友。安娜
“赶快打电话到特勤部，”托卡列夫命令他，同时又提醒杜巴瓦，“面包的事，千万别说出去。”
暴风雪突然袭来，灰色的云层布满了天空，低低地压着地面缓缓移动。大雪纷纷扬扬。傍晚，风刮得紧了，烟囱里发出呜呜的怒吼，树林里响起呼呼的哀号。大风追逐着机灵善变、飘忽不定的雪花儿，凄厉的怒啸声搅得森林不得安宁。
霍列亚瓦像球似的滚进房间来。
暴风雪咆哮不止，猖狂了一夜。虽然整夜都生着火，人们还是全身都冻僵了：车站上的破旧房屋根本无法保住暖气。
“跟我们玩起把戏来了！”他一面迅速穿上衣服，一面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清晨，人们去上工的时候，脚陷在深深的雪地里迈不开步。然而一轮红日却高高挂在树梢，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
工程队党组织的书记托卡列夫把他的长毛腿伸到地板上，使劲搔着胳肢窝。
柯察金的小队正在铲除自己路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寒冷给人造成的痛苦竟会如此难以忍受。奥库涅夫给他的那件旧外套一点也不暖和，而那只套鞋里面总是有雪，并且好几次掉在了雪堆里。另一只脚上的靴子随时都有彻底完蛋的危险。因为睡在水泥地上，他的脖子上长了两个很大的痈疽。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作了围巾。瘦骨嶙峋的保尔双眼红肿，他狠狠地挥动着木锨在铲雪。
杜巴瓦把托卡列夫叫醒，告诉他这个情况。
这时，一列客车慢慢地爬进了车站。奄奄一息的火车头好不容易才把它拖到这里：煤水车里一根木柴也没有，炉子里的余火眼看就要熄了。
第二个星期，工地上遭到了第一次打击：城里开来的晚班火车没运面包来。
“给木柴，我们就往前开；要是没有木柴，那就趁它还能开动，把车开到备用线上去！”司机朝车站站长大声喊着。
工程队里已有九个人开了小差。几天后，又跑了五人。
列车转到备用线上去了。停车的原因也通知了那些沮丧的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发出一片叹息声和咒骂声。
路基一天天地向密林深处延伸。
“你们去跟在站台上走的那个老头儿讲讲，他是工地负责人。工地上有木头，是当枕木用的。他可以下命令用雪橇运些木头来给机车用。”车站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了主意，于是，乘务员们迎着托卡列夫走去。
工程队无比顽强地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我们可以给你们一点木柴，但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建筑材料。现在，工地让大雪封住了。你们车上有六、七百个旅客，妇女、儿童可以留在车上，其他的人每人一把铲子，在这儿铲雪，一直干到晚上，这样就可以拿到木柴。假如不愿干，那就让他们在这儿坐等到新年吧。”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的肃反工作人员霍列亚瓦的小房间里。霍列亚瓦的双腿很短，但像水银一样灵活。
“同志们，看呵，来了一大群人！瞧，还有妇女！”有人在柯察金的背后惊奇地说。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一个高高个子的干瘦老头，两颊上有深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矮矮胖胖，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他们两人被安置在站长家里。
保尔转过身去。
这是城里所能供应的全部东西了。
托卡列夫走到他跟前，说：
厨房是一个破旧的板棚。早上，大家在那里吃点东西，就去工地。午饭就是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像煤块一样的黑面包，天天如此，单调得要命。
“给你一百个人，分配他们干活。要注意，别让他们偷懒。”
只有四个房间的水泥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夜里，四百个人和衣睡在上面，他们的衣服被雨淋得湿透，溅满泥浆。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肮脏的泥水直淌。他们用不堪入耳的粗话咒骂这该死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大家一排排地躺在只铺着薄薄一层干草的水泥地上，紧紧地挤在一起，用体温互相取暖。衣服冒着热气，但是焐不干。雨水渗透遮挡窗洞的麻袋淌到地上。密集的雨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发出急促断续的响声，风从破门缝里直往里吹。
柯察金给这些新来的人分配工作。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穿着有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着暖和的羔皮帽，气愤地转动着手里的铲子，与他旁边的青年女子说着话。这个女子戴着狗皮帽，帽顶还挂个铃铛似的小绒球。他说：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只剩空架的石头房子，显得十分凄凉。凡是能拆得下、砸得动、搬得走的，早被匪徒们抢劫一空。门窗成了大洞，炉门变成黑窟窿，破烂的屋顶上露出了房椽。
“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无权强迫我。假如请求我，那我作为一个铁路工程师，可以指挥指挥。铲雪，这不是你我该做的事。没有这样的规定，老头的做法是违法乱纪，我要控告他。谁是这里的工长？”他问身旁的一个工人。
新开的路基一天天向森林延伸，越来越长。
保尔走上前去，问：
湿透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工作到很晚很晚才收工。
“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雨水像从筛子里流出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点浸透了衣服。雨水冲坏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般从路基上流下来。
那男子用轻蔑的目光对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脚下的粘泥讨厌地吧唧吧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疯狂地掘土，铁钎和铁锹碰在石头上，发出嘁喳卡喳的响声。
“您是这儿干什么的？”
小车站孤零零地隐没在树林里。一条新开的路基从石头砌成的卸货台通往森林。路基两边是蚂蚁般密集的人群。
“我是个工人。”
秋雨淅沥淅沥下个不停。饱含水汽的深灰色云团在低空缓缓移动。深秋，大片大片的树变得光秃秃的。老榆树阴沉地站着，树皮的皱褶里长满褐色的苔藓。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衣裳，它们只好裸露着干枯的身子。
“那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叫你们的工长来或者你们这儿的……”
这个捷克人本来还想说什么，但看到了那三个走近来的人，就不作声了。他的视线触到了安娜眼中流露出来的不安的神情，看到她临别时对杜巴瓦微微一笑，心中有点惆怅，就迅速离开了窗口。
柯察金皱着眉朝他看了一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快让我们的老爷子上车吧，这样可不行啊！没有他我们能干什么呢？”
“不愿意干就别干。可火车票上没我们划的记号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地负责人的命令。”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
“您呢，女公民，是不是也拒绝干活？”保尔转过身来对那个女子说。但是他顿时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图曼诺娃。
“上我那儿补课？……我连他的影子也没见过。”
她好不容易才认出这衣衫褴褛的人是柯察金。站在她面前的保尔，衣服破破烂烂，鞋子古里古怪，颈子上围着一条肮脏的毛巾，脸好久没有洗了。只有那双眼睛还跟从前一样，炯炯有神。这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流浪汉似的衣衫褴褛的人不久前还是她热恋的人儿。变化之大，真让人难以预料！
老人笑起来了。
她不久前刚结婚，现在和丈夫乘车去一个大城市，她丈夫在那儿的铁路管理局里担任重要职务。可她竟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少女时代的恋人，她甚至觉得不便与他握手。瓦西里会怎么想呢？柯察金如此潦倒，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看来，这个司炉工除了掘土之外，没有什么长进。
“托卡列夫同志，真是这样吗？可他经常在我那儿学了，还要上你那儿去重新补课。”
她满脸通红，犹豫不决地站着。铁路工程师十分气忿，因为他觉得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伙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真是放肆。他把手中的铲子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说：
丽达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冬妮亚，我们走吧，这个‘拉查隆尼’真叫人受不了！”
“什么学习？小伙子不是由你辅导的吗？他不止一次提到你，总是夸个没完。”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拉查隆尼是意大利语，意思是穷光蛋。因此，他粗声粗气地回敬铁路工程师说：“假如我是拉查隆尼，那么你就是还没受到好好制裁的资本家。”然后，他又把目光转向冬妮亚，冷冰冰地一字一句地说：“图曼诺娃同志，拿起铲子来，站到队伍里去，别学这头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托卡列夫惊奇地对她看了一下。
保尔看着冬妮亚的那双毛皮雪靴冷冷一笑，又补充说：
“保尔在你们那儿的学习怎么样？”
“我看您还是别留下来，前两天土匪还来过呢。”
丽达注意着走来的三人，又提了最后一个问题：
他转过身拖着啪哒啪哒的套鞋，回到同志们那儿去。
扎尔基、杜巴瓦沿着站台急急忙忙朝他们走来，与他们一起过来的还有安娜·博尔哈德，她把短上衣随随便便地披在肩上，纤细的手指上夹着一支已经熄灭的香烟。
最后几句话显然对工程师也产生了影响。
“他同技术指导员昨天就乘检道车去了，给大家打前站。”
冬妮亚说服了她的丈夫，工程师留下来铲雪了。
“怎么，保尔不跟你们一起走吗？我怎么没看见他！”
傍晚，收工以后，大家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直往前走，急忙去列车上抢占位子。冬妮亚停了下来，让工人们走过去。走在最后的是拄着铁铲、疲惫不堪的柯察金。
老人将短外衣紧紧裹上了。丽达在他临上车时仿佛不在意地问道：
“保夫鲁什卡，你好。说实在的，我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在政府里面就找不到一个比挖土好一些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什么委员，或者跟委员差不多的什么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搞得这么糟……”冬妮亚和他并排走着，一面这么说。
“是呵，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这帮人心肠真毒！”他嘟哝着，把心里的想法都吐了出来：“你们在这儿多加注意，要是我们那儿遇上麻烦，那你们看准地方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这些没有用的废物办起事来总是拖拖拉拉的。好了，我该上车了，姑娘！”
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冬妮亚：
老人灰白色眉毛下那对眼睛里露出亲切的神情，看了看她说：
“我也没料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恰当的字眼。
“祝你们成功。”
冬妮亚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丽达同托卡列夫告别时，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轻声说：
“你仍然这么粗鲁！”
最后几只工具箱装上了火车。乘务组人员也已各就各位。细雨蒙蒙。丽达的皮上衣湿得发亮，大滴透明的水珠从衣服上滚落下来。
柯察金将铲子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走了。走了几步，他才回答她说：
“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你早该把伐木的事好好抓一抓的。这条专用线我们一定要建成。总不能坐着什么也不干，等着冻死。”
“图曼诺娃同志，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的粗鲁比起你们的彬彬有礼要让人舒服得多。我的生活没什么可担心的，一切正常。而你们的生活倒是变得比我预料的更加糟糕。两年前，你还好一些，那时，你还敢和一个工人握手。可现在呢，你浑身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樟脑丸味儿了。说良心话，我跟你现在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朱赫来没有回头看他，打断他的话坚决地说：
保尔收到了阿尔青的来信。哥哥说，他很快就要结婚，要保尔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这么干未必会有结果。眼下是秋天，阴雨连绵，接着是冰天雪地，却要在那样荒凉的地方铺设六俄里的铁路。”他疲惫地说。
一阵风吹走了保尔手中那张白色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向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哥哥的婚礼。在这种时候怎么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熊已经赶过他们小队了，而且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继续前进。这个码头工人正使出浑身解数，争夺第一。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静，而是不断地鼓动本队的“码头工人”，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大干特干。
铁路管理局长表示怀疑，摇了摇头。
帕托什金看到这些筑路工人如何默默地顽强拼搏，惊讶地轻轻揉揉自己的太阳穴，自言自语：“这是些什么人哪？他们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只要天气还能再晴上八天左右，我们就能把路筑到伐木场了。这么说来，确实是活到老，学到老，老了仍然学不了呀。这些人用自己的实际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共青团应当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派索洛缅卡区的团员和城里的部分团员。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只要我们向同志们说清楚，唯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克拉维切克从城里来了，还运来了他亲手做的最后一批面包。他同托卡列夫见面之后，就在工地上到处寻找柯察金。他们亲热地互相问候。接着，克拉维切克微笑着从袋子里取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色面子的毛皮短大衣，拍拍那富有弹性的皮面，说：
他没等对方回答，又继续说：
“这是给你的。你猜得出是谁给的吗？呵，小伙子，你可真笨呀！这是丽达同志捎给你的，怕把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短大衣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一拿到手就交给我说，带给柯察金吧！阿基姆曾告诉过她，说你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只穿了件夹克衫。奥利申斯基同志撇了撇嘴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外捎件军大衣去。’可丽达笑着说：‘没关系，他穿短大衣干活更方便嘛！拿去吧！’”
“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在三个月内从博亚尔卡车站筑一条小铁路到伐木场，全长七俄里，争取一个半月之内，这条铁路通到伐木场的边上。这件事我已考虑一个星期了。要完成这项工程，”由于喉咙过于干燥，朱赫来的声音变得沙哑了，“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名工程师。在普夏-沃季察有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是共青团员们在仓库里找到的。战前曾经想从那儿铺条小铁路通到城里。不过在博亚尔卡工人没地方可住，那里只有一座已经倒塌的林业学校。只好分批派人去，每批干两个星期，时间再长，人会受不了的。阿基姆，我们派共青团员去，怎么样？”
保尔惊奇地捧着这件珍贵的礼物，犹豫不决地把它套在冻得冰凉的身上，那柔软的毛皮使他的前胸和后背很快就暖和了。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虽然朱赫来没有明说，但在场的十三个人都很清楚，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有多可怕。冬季就在眼前。医院、学校、机关和成千上万的居民必将受到严寒的侵袭。火车站密密麻麻像个蚂蚁窝，人满为患，可火车一星期只能开一次。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十二月二十日
朱赫来紧握的拳头沉重地落在那张蜡纸制成的地图上。
一连几天的暴风雪。又是刮风，又是下雪。博亚尔卡筑路大军所建的铁路眼看就要竣工了，然而严寒和暴风雪又阻止了他们。他们被淹没在深深的雪地里，挖掘冻土非常困难。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艰难的一段。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一张摊开的地图，“这是博亚尔卡车站，离这里七俄里是伐木区，那里堆着二十一万立方米的木柴。一支劳动大军在那儿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这是一场骗局，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木柴。因为必须先从六俄里外的伐木区把木柴运到博亚尔卡车站，为此至少需要五千辆马车运一个月，而且每天得运上两趟。最近的一个村庄离伐木区也有十五俄里，而且奥尔利克和他的那帮匪徒还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你们明白吗，这意味着什么？……你们看，按照计划，伐木应当从这儿开始，然后朝车站方向延伸，而这些坏蛋却反过来朝森林深处砍伐。他们的估计是对的：我们无法把伐倒的木柴运到铁路线上。确实，我们连一百辆大车也搞不到。你们看，他们就用这一招整治我们……这与暴动没有两样。”
托卡列夫报告：工地上发现伤寒，有三个人病倒了。
这个不是自己人的秃头走了以后，十三个人在省执委会主席办公室里就紧紧地凑到一张大桌子的周围。
十二月二十二日
“切尔……温斯基。”
博亚尔卡没有来人参加省团委的全体会议。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徒们把一列运粮食的专列弄出轨了。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筑路工程队全体人员都调到出事地点去了。
秃头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打着嗝儿说：
十二月二十三日
“公民，您贵姓？”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当时正在车站。看到从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处抬下来几具僵硬的尸体。医院里也很冷。该死的暴风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谁也没有答理他。秃头走出办公室，急忙下楼，轻松地舒了口气，把临街的门打开。
十二月二十四日
“那好吧，我是个非党专家，因此你们有权利不信任我。但我问心无愧，要是我做得不够，那是因为我力不从心。”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原来，消息是确实的：昨天夜里奥尔利克匪帮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尔卡。我们的人和匪徒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交通线，直到今天早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切的消息。匪徒被击退了。托卡列夫负了伤，胸部被子弹打穿。今天就能被送回来。弗朗茨·克拉维切克那天夜里担任警卫队长，他被砍死了。是他发现了匪徒，鸣枪发出警报。他边退，边阻击敌人，但没来得及逃到学校就被砍死了。筑路工程队里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那里有一列装甲车和两个中队的骑兵防守。
他差不多已经放下心来，一面将文件收到公文包里，一面说：
现在由潘克拉托夫担任筑路工地的主任。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在格鲁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统统砍死了，一个不留。一部分非党非团人员，没有等火车，就沿着铁路徒步离开了工地。
秃头本来预计的结果更坏。当然，因为怠工而被撤职，这说明已经怀疑他是否可靠，但这毕竟是小事一桩。至于博亚尔卡的事，他倒可以不必担心。因为这不在他的管辖区内。“呸，见鬼，我还以为这些人已经摸到什么情况了呢……”
十二月二十五日
“……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决定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审理。”
托卡列夫和其他几个伤员已经送回，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要救活这位老人。他仍处于昏迷之中。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
朱赫来站起身来，到前厅去打电话。他回来时，省执委会主席已经读到决议的结尾部分：
省党委和我们都接到了从博亚尔卡发来的电报：“为了回答匪徒的袭击，我们，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窄轨铁路建设者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共同向你们保证：克服重重困难，一月一日前定将木柴运进城里。我们决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省执委会主席读了递给他的条子，朝朱赫来点了点头。
在索洛缅卡我们按军队的仪式为克拉维切克举行了葬礼。
朱赫来一面继续注意听秃头的答话，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这个人应当好好审查一下：这里不是一般的工作能力问题，我这儿已经有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不必再与他纠缠，让他走，我们好谈正事。”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工程进度十分缓慢，因为伤寒病每天都要夺走几十个急需的劳力。
他像条鳗鱼似的滑来滑去，避免正面回答问题，眼光不停地四处溜动。他本能地感到大祸已快临头，既害怕，又焦躁，只想赶快离开这里回家。家里他那晚上靠保罗·德·科克的小说消磨时间，风韵犹存的妻子正在等他回去共进丰盛的晚餐呢。
柯察金醉汉似的，弯着腿，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烧已有几天了，但今天比往常更加严重。
四面八方纷纷向秃头提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可他却一味支吾搪塞，就像应付纠缠不休的债主似的。
使筑路队丧失许多劳力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袭来，但是，他的健壮身体抵抗着，一连五天，他都挣扎着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穿着暖和的短皮大衣，冻坏的双脚套着朱赫来托人捎来的毡靴，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我们对铁路林业委员会的全体人员都发突击队员的口粮，而相应削减其他工人的口粮，可你们在干什么？我们拨给你们工人的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里去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他每走一步，都感到有什么东西猛刺胸口，疼痛难忍。浑身发冷，牙齿直打颤，两眼昏黑。树木仿佛都成了古怪的旋转木马，围着他转悠。
“这些饭桶每年每人只砍一立方米木柴！”托卡列夫怒气冲冲地啐了一口。
他勉强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那儿停着一列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有小机车、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卸车。保尔又走了几步，终于失去平衡。他迷迷糊糊感到自己倒了下来，头撞在地上，灼热的面颊贴在冰凉的雪上，十分舒服。
“两百人左右。”
几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他。他被抬进棚子里。柯察金呼吸很困难，已认不得周围的人了。从装甲列车上请来了一位医生，他的诊断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五。至于关节炎和颈子上的两个痈疽，已经不值一提，都只能算作小病了。伤寒加肺炎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您那儿有多少职员？”工会理事会主席问他。
潘克拉托夫和随车回来的杜巴瓦竭尽全力挽救保尔的生命。
“我听说过有不正常现象。但我不能向领导报告别人管辖区里的事。”
他们委托柯察金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把他送回家乡。
“那您当时是否知道，是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砍伐树木？”阿基姆问他。
多亏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特别是霍列亚瓦施加了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能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柯察金送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耽心斑疹伤寒传染，不让他们上车，对抗情绪非常强烈，并且威胁说，在路上要把这个伤寒病人扔下车去。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他轻声地回答说。
霍列亚瓦对那些阻拦将保尔送上车的人晃动着他的手枪，大声喊道：
这句问话使秃头感到背上一阵寒战。
“这个病人不传染！他非走不可，如果必要，我们就把你们统统赶下来！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要是有人胆敢动他一根毫毛，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把你们全部赶下车，关到牢里去。阿廖沙，保尔的这支驳壳枪给你，谁敢动他，你就朝谁开枪。”最后这句话是用来吓唬那些人的。
“这我们已经听您说过了。”托卡列夫打断了他，讥讽地冷冷一笑，仇视地瞪了秃头一眼说：“您怎么，把我们当成傻瓜吗？”
列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秃头转过身来对他说：“我已经三次向铁路管理局报告，没有运输工具就无法……”
“你说，他能活过来吗？”
“您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运这木柴呢？要知道，原来负责这项工作的那些与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专家早就被捕了，这已经过去好多天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没有回答。
“我很抱歉，同志。木柴我们已经采伐好了，但是没有马车运输……”他说了半句又停住了，用格子手帕擦了擦发亮的秃顶。由于好长时间摸不到口袋，只好焦躁地将手帕塞到了公文包下面。
“我们走吧，米佳，只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由我们俩负责了。今天夜里得把那些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生火试车。”
秃头耸了耸肩膀。
霍列亚瓦分别打电话给他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强烈请求他们别让车上的旅客把生病的柯察金弄下车，直到对方都肯定地表示决不容许此类事情发生之后，才去睡觉。
“废话不必多说。您的意思是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木柴供应……是不是？”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人们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一具尸体，就放在月台上。死者是一个不知姓名的长着亚麻色头发的青年。他究竟是谁，死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车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列亚瓦的嘱托，赶忙跑过去阻拦，但当他们证实这个青年确已死亡，只得命令将尸体抬到停尸房。
朱赫来用指甲敲敲烟斗，想把烟灰倒出来。托卡列夫打破了沉默，用他那浑厚的低音说道：
他们又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告诉霍列亚瓦说他十分关心的那个朋友已经去世。
一时大家都不说话。让人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缓慢。
从博亚尔卡又发出一封简短的电报，向省委报告了柯察金的死讯。
“就是由于这些客观原因才使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无法执行。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一个月之后，我们所能供应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要求完成十八万立方米这样的任务……这……”他在挑选他认为合适的字眼，“是乌托邦！”说完，把他那张小嘴紧紧一闭，现出一副委屈的神情。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病重的柯察金送到家之后，自己也发高烧，患了伤寒症，病倒了。
他一面用灵活的手指翻动文件，一面放连珠炮似的说：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省党委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那个秃头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一月九日
阿基姆发现了托卡列夫斜视的目光，这使他回想起了童年：那时他们家有一只好斗的公鸡，“啄眼王”，每当准备猛扑时，就是这样斜着眼睛打量对手的。
为什么心中如此难过？还没坐下来动笔，就哭过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也会失声痛哭，而且还哭得如此伤心！难道眼泪只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出于痛彻肺腑的悲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恰恰发生在今天这个时刻，今天是取得胜利的大喜日子，可怕的严寒已被战胜，铁路各站都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刚刚还参加了庆祝胜利的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全体筑路英雄而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是一个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柯察金。
托卡列夫坐在省执委会主席旁边，胸口贴着桌子。这老人气愤地捻着胡子，不时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那人大着嗓门儿正罗罗嗦嗦地废话连篇，就像鸡蛋壳一样，空洞无物。
保尔的不幸使我发现了真情：他对于我，比我原先所想的更亲，更宝贵。
十多支烟卷冒出来的灰色烟雾飘浮在不大透光的吊灯罩下，缭绕在省执委会主席坐椅的上方，朦胧的烟雾中，围着桌子坐在办公室各个角落里的人影，隐约可见。
日记就写到这里为止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提笔再写。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
陷入沉思的朱赫来从嘴里取出短烟斗，小心地拨弄着里面的烟灰。烟斗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