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幸福过；我们曾经不幸福；我们曾经足够幸福。绝望是一种错误吗？难道它不正是生命在一定年龄之后的自然状态？我现在就是如此；她比我更早。在经过了很多事件之后，除了重复和衰弱，还有什么能剩下？谁会想继续生活下去？那些性格古怪的人，那些怀有信仰的人，那些从事艺术的人（有时是）；那些对自身价值有着错误认识的人。软奶酪会塌陷；硬奶酪能久放。但两者都会长霉。
我们曾经足够幸福；人们就是这么说的，对吧？要多么幸福才是足够的幸福？这听上去像有语法错误——足够幸福，就像相当独特这种说法——但它满足了表达的需要。正如我所说的，她并未欠债累累。两位包法利夫人（人们忘记了查尔斯结过两次婚）都是毁在钱的手上；我的妻子从来不会那样。据我所知，她也不接受别人的礼物。
我必须做一些假想。我必须去虚构（虽然当我管这个叫纯粹的故事时，虚构并非我的本意）。我们从未谈过她的秘密生活。所以我必须凭借虚构来抵达真相。埃伦大约五十岁时开始变得心事重重。（不，不是那个原因：她身体一直很好；她更年期过得很快，几乎没什么感觉。）她已经有了丈夫，孩子，情人，以及工作。孩子离开了家；丈夫总是老样子。她有朋友，还有被称为兴趣的东西；虽然和我不一样，她并没有对一个故去的外国人轻率地投入热忱，并以此作为生命的支柱。她去过足够多的地方旅行。她并没有什么未酬的雄心壮志（虽然在我看来，用“雄心壮志”来形容人们做事情的冲动，这有些大词小用）。她也不信教。为什么要继续生活？
在孩子们出生后，她的秘密生活中断了，等到他们上学，一切又故态复萌。有时候，一位相交甚浅的朋友会悄悄告诉我真相。可他们为什么就认为你想知道？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不认为你早已知情——为什么他们不理解爱人之间持久的好奇心？为什么这些相交甚浅的朋友从来没想过要偷偷告诉你更重要的事：即你不再被她所爱这个事实？我会熟练地岔开话题，说埃伦比我更喜欢结交朋友，暗示说医生这个职业总是会引来流言蜚语，还会说，你知道委内瑞拉发生了可怕的洪灾吗？在这些时候，我总是感到自己对埃伦不忠，也许，这种感觉是错误的。
“像我们这种人必须信仰绝望。你必须同自己的命运一样，也就是说，像它那样冷漠淡然。你说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朝下看着自己脚底的黑色深渊，并由此保持镇定。”埃伦甚至连这个信仰都没有。为什么她应该信这个？因为我吗？绝望之人总是被劝诫去避免自私，去体恤他人。这似乎有失公平。凭什么要让他们在被自身重担所累时，还去为别人的福祉承担起责任？
她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她长着一张光滑的大脸，双颊常常带着红晕；她从不脸红；她的眼睛——正如我所说过的——蓝中带绿；无论神秘的八卦圈吹什么女性时尚风，她就会去找这样的衣服来穿；她很容易哈哈大笑，也很容易弄出瘀青；她做事情总是风风火火。她急忙往电影院冲，而我俩都知道那里要关门了；她七月份就去买冬季打折特卖商品；她要去堂姐家同住，可是第二天上午人家从希腊度假地寄来的卡片就到了。在这些行为中，突发奇想的成分要大过内心欲望。在《情感教育》中，弗雷德里克向阿尔努太太解释说，他之所以把罗莎涅特当情妇，是“出于绝望，就像自杀的人”。当然，这是一种狡辩之辞；却似乎有些道理。
也许还有某些别的原因。当某些人年纪大时，似乎会变得更加确信自己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变得愈发低看自己。这对我有意义吗？我的平凡人生被某个稍微不那么平凡的人生所一语概括，放入其中，然后变得没有意义，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并不是说在面对那些我们认为更有趣的人生时，我们应该去自我否定。但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活有点像是阅读。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如果你对一本书的全部反应已被职业批评家所复制和阐述，那么你阅读的意义何在？除非这是你自己的阅读。同样，为什么要过你的人生？因为它属于你自己。可是，如果这样一个回答渐渐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那该怎么办？
她是否发现——用纳博科夫的话说——通奸是超越凡俗的最凡俗的方式？我并不这么想：埃伦不用这样的词语来进行思考。她并非一个反抗者，没有一种自觉的自由精神；她是个鲁莽之人，意气用事，如脱缰之马，行动草率。也许我让她变得更糟了；也许那些喜欢宽恕和溺爱别人的人很讨厌，这种受讨厌的程度，比他们担心的更甚。“世上最可怕的折磨，是不能与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仅次之的，是与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1847年）
别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埃伦的秘密生活让她走向了绝望。拜托！她的生活可不是什么道德童话。没有谁的生活是。我想说的是，她的秘密生活和绝望都隐藏在同一间心灵密室里，不向我敞开。我既触不到前者，也触不到后者。我试过吗？当然，我试过。但是，当她变得心事重重时，我并不惊讶。“愚蠢、自私和健康是幸福的三要素——不过，如果缺了愚蠢，另外两个也没什么用。”我的妻子只拥有健康的身体。
因为奸情而变得淫荡的妻子，是否对丈夫而言会显得更加充满诱惑力？不：既不增多，也不减少。我之所以说她并不堕落，部分意思就在于此。她是否展现了福楼拜笔下那种通奸妇女所特有的胆怯和温顺？没有。她是否像爱玛· 包法利那样，“在通奸中重新发现了婚姻里一切的陈腐”？我们并未讨论过这个。［文本注释。《包法利夫人》第一版有“她婚姻里一切的陈腐”这句话。在1862年这一版中，福楼拜打算删掉“她”这个词，从而扩大这个说法的打击面。布耶建议他谨慎行事——距离上次官司才过去了五年——所以，这个物主代词（仅指爱玛和查尔斯）在1862年和1869年的版本中得以保留。但福楼拜最终还是在1872年的版本中删除了它，于是这个更广义的控诉成为了正式说法。］
生活变得更好了吗？有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桂冠诗人被问到这个问题。“如今我唯一觉得挺不错的，就是牙科医学。”他回答道；他想不到别的了。这只是尊古人士的偏见？我不这么认为。当你年轻时，认为老人之所以抱怨生活的堕落，是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更容易死而无憾。当你年老时，会对年轻人心生怨意，因为他们总为那些微不足道的进步而欢呼雀跃——发明某个新的电子管或链轮——却对世界上的野蛮暴行不以为意。我并不是说世道已经变得更糟糕；我只是说，就算变糟了，年轻人也不会注意到。旧时代是好的，因为那时我们还年轻，对于年轻人的无知程度还一无所知。
难以言明的一件事是，她并未因此有多大改变。她并不堕落；她的精神并不粗俗；她没有欠债累累。有时，她离家的时间长得有些不正常；她购物时间虽长，但买回的东西却少得令人生疑（她并不是一个那么挑三拣四的人）；她去城里剧院花几天时间追戏看，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繁程度令我不悦。但她是一个诚实可信的女人：她只是在生活私密上对我撒谎。对这种事，她会疯狂地、不计后果地撒谎，令人倍感尴尬；但对于别的事，她都会和我讲实话。我不禁想起《包法利夫人》的起诉人在描述福楼拜的艺术时用到的措辞：他说这本书“虽然符合现实，却缺乏审慎”。
生活变得更好了吗？我会给出我的回答，说出我心目中等同于牙科医学的那个东西。如今我唯一觉得挺不错的，就是死亡。当然，这里尚存在进步的空间。但是我想到的是所有那些发生在19世纪的死亡。作家的死亡并不特殊；它们只是恰好被描述为死亡。我想到福楼拜躺在自己的沙发上，死于——隔得如此久远，谁又能说清楚——癫痫、中风或梅毒，或者也许是三者的恶性结合。然而，左拉称之为美丽的死亡注——就像一只昆虫被巨大的手指捏死。我想到了布耶临终前的狂乱，他急不可遏地在脑中构思出一部新剧，然后声称一定要读给居斯塔夫听。我想到了儒勒· 德· 龚古尔慢慢终老的情形：起初，他在发辅音时变得磕巴，c在他嘴里变成了t；然后，他变得没法记住自己书的名字；然后，他的脸上出现了那种痴呆患者（用他兄弟的话说）的憔悴神态；然后，就是临终床前的幻觉和惊恐，以及整夜的呼哧呼哧喘气声，听上去就像（再次用他兄弟的话说）用锯子锯湿木头。我想到了莫泊桑因为同样的病而身体渐渐垮掉的情形，他穿着紧身衣，被运送到布朗什医生的帕西疗养院里，该医生则不断向巴黎的沙龙提供这位著名病人的消息，并以此作为谈资；波德莱尔也死得同样无可救药，他当时已无法说话，只能用手指着落日，和纳达尔打哑语辩论上帝是否存在；兰波，右腿截肢，余肢渐渐也失去了全部知觉，他放弃并截断了自己的天赋——屎一样的诗歌注；都德“从四十五岁一下子跳到了六十五岁”，他的关节坏死了，要连续打五针吗啡才能换来一夜的精神焕发和机智聪慧，他很想自我了断——“但是人没有这个权利”。
最初我很伤心；最初我很介怀，我瞧不起自己。我的妻子和其他男人上床：我应该为此忧心吗？我并没有和别的女人上床：我应该为此忧心吗？埃伦一直对我不错：我应该为此忧心吗？并不是因为出轨的负罪才对我好，就是对我好。我工作勤勉；她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现在你不可以说这种话了，但她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我和别人没有私情，因为我没兴趣搞这种事；而且，医生乱搞女人的形象深入人心，令人生厌。埃伦确实有婚外情，我想，这是因为她的确对此有兴趣。我们曾经幸福过；我们曾经不幸福；我想念她。“把生活太当回事，这样做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1855年）
“把生活太当回事，这样做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1855年）埃伦躺在那里，一根管子插在喉咙里，一根管子连着加了保护垫的前臂。呼吸器装在白色的长方形盒子里，有规律地喷射着生命气体，监护器则对之进行确认。当然，这是莽撞之举；她突然跑开，逃之夭夭。“但是人没有这个权利”？她有。她甚至没有和我讨论过。她对于绝望的信仰毫无兴趣。心电图曲线在监护器上展开；熟悉的字迹。她状况稳定，但是毫无希望。现在，我们不会把NTBT——不予复苏的英文缩写注——写在病历卡上；有些人觉得这样做太无情了。相反，我们会用“禁止333”来替代。这是最后的委婉语。
1872年，关于如何处理通奸妇女这个问题，法国文学圈有很多讨论。丈夫是应该惩罚她，还是宽恕她？小仲马在《男人女人》中给出了简单的建议：“杀了她！”他的书在那一年重印了三十七次。
我低头看着埃伦。她并不堕落。这是一个纯粹的故事。我给她关掉开关。他们问我是否需要代劳；但是我觉得她会希望由我来做这件事。当然，我们并未商量过此事。这并不复杂。你按下呼吸器上的按钮，然后读到心电图最后那一段轨迹：这是一个告别的签名，结尾就是一条笔直的线。我拔出管子，然后给她把手臂摆好。你要迅速地做完，似乎是不想过多打扰到病人。
我在两百英里之外为我的妻子害臊。在她偷摸去过的地方，是否也有嫉妒的男人讲着关于她的笑话？我不知道。而且，我夸张了。也许我并没有害臊。也许我并不在乎。我的妻子并不像贝蒂· 科林德，不管贝蒂· 科林德是什么样子。
病人。埃伦。回到早先那个问题，你也许可以说，我杀了她。你可以这么说。我关掉了她。我终止了她的生命。的确如此。
在一个离家很远的乡村酒吧，我曾经不小心听到两个男人谈论贝蒂· 科林德。名字也许不是这么拼的；但就是这个名字。贝蒂· 科林德，贝蒂· 科林德——他们从不说贝蒂，或那个叫科林德的女人，而总是说贝蒂· 科林德。似乎她速度很快；当然，那些站着不动的人对速度总有些夸大。很快，这个贝蒂· 科林德，酒吧里的男人满怀醋意地窃笑。“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贝蒂· 科林德的吧。”这是一个陈述，而不是提问，虽然后面接了个问题。“贝蒂· 科林德和埃菲尔铁塔的区别是什么？说说看，贝蒂· 科林德和埃菲尔铁塔有什么区别？”停顿片刻，等待秘密知识的最后揭晓。“可不是所有人都上过埃菲尔铁塔。”
埃伦。我的妻子：我觉得我对她的了解，还不如对一个已经死去了一百年的外国作家。这是咄咄怪事，还是正常情况？书上说：她这么做是因为。生活说：她这么做了。书总会把原因解释给你听；生活不提供任何解释。我对于一些人更喜欢书毫不意外。书让生活合理化。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所弄明白的生活，不过是别人的生活，从来都不是自己的。
我要重新开始。她是饱受疼爱的独女。她是被丈夫宠爱的唯一的妻子。她是被我恐怕不得不称之为情人的人爱着（如果措辞无误）的女人，尽管我确信他们当中有些人配不上这个词。我曾爱过她；我们曾经幸福过；我想念她。她当时并不爱我；我们曾经不幸福；我想念她。也许她已经被爱得有些腻烦了。二十四岁时，福楼拜说他自己“成熟——的确，属于早熟。但这是因为我是在温室里被养大的”。她是不是被爱得太多了？大部分人都不能被爱得太多，但也许埃伦是个例外。或者，她心中爱的概念有所不同：为什么我们总以为这东西不会因人而异？也许，对埃伦来说，爱只是一个桑椹码头，一个在浪大的海上登陆的地点。你不可能住在那儿：匆忙上岸；继续向前。旧爱呢？旧爱就是一辆锈迹斑斑的坦克，居高临下守卫着纪念石碑：在这里，当年，某种东西获得了解放。旧爱，是十一月的一排海滩度假小屋。
也许我太容易顺从了。我自己的情况还算稳定，却也无望好转。也许，这是一个性格问题。还记得在《情感教育》中那次失败的妓院之旅吧，别忘记那件事的教训。不要参与其中：幸福在于心动，而不是行动。幸福，始于期待，然后止于追忆。福楼拜式性格就是如此。对比一下都德的情况，还有他的性格。他学生时代的狎妓之行没有出现意外，非常成功，以至于他在那里待了两三天。姑娘们大部分时间都把他藏起来，因为担心警方的突击搜查；她们喂他吃小扁豆，对他倍加宠爱。他后来承认，这次令人晕眩的生死考验，让他一辈子都深爱着和女人肌肤相亲，但也痛恨了小扁豆一辈子。
我要重新开始。小个子本应该灵巧，对吧；但埃伦并非如此。她只有五英尺多一点，却行动笨拙；她走路磕磕绊绊。她很容易就弄出瘀伤却不自知。有一次，她要莽撞地往皮卡迪利大街上冲，被我紧紧地一把抓住手臂，虽然她当时穿着外套和衬衫，但第二天手臂处就显出了机器人铁爪的青紫色印痕。她对这处瘀伤未置一词，当我向她指出时，她竟不记得一头冲到马路上的事了。
有些人踯躅不前，左观右望，既担心收获失望，又担心获得满足。另一些人向前直冲，享受人生，也承担风险：最糟时，他们也许会染上恶疾；最好时，他们也许会全身而退，顶多因此一辈子讨厌豆子。我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阵营；我也知道可以在哪个队伍里找到埃伦。
她1920年出生，1940年结婚，1942年和1946年生育子女，1975年去世。
人生格言。世间罕有完美的结合。注你无法改变人性，只能了解它。幸福是一件鲜红的斗篷，它的衬里全是碎布。爱人就像是连体婴儿，两具身体，一个灵魂；但假如其中一个先死，活下来的那个就要终日拖着一具尸体。因为骄傲，我们渴望为事物找到解决办法——一个办法，一个目的，一个最终的原因；但望远镜越是先进，就会看到越多的星星。你无法改变人性，只能了解它。世间罕有完美的结合。
这封信每每能让我安神。太阳的作用不只是帮助卷心菜生长，而我正要给你讲一个纯粹的故事。
关于格言的格言。你哪怕一个字都没发表过，也可能讲出关于写作的真谛；关于生活的真谛，只有当一切都已覆水难收时，才能讲得出来。
或者，你试图回避她的模样。现在，当我想起埃伦，就会试着想起1853年鲁昂遭受的一场冰雹。“一次最剧烈的冰雹。”居斯塔夫对露易丝说。在克鲁瓦塞，墙树遭到了摧毁，花朵被砸成碎片，家庭菜园被毁于一旦。在其他地方，庄稼被毁，窗户被砸。只有装玻璃的工人很开心；那些装玻璃的，以及居斯塔夫。这片混乱狼藉令他高兴：短短五分钟，大自然就将真正的万物秩序，重新加之于那个短暂虚假、自负妄为的人类秩序之上。还有什么比盖在瓜果田上的玻璃钟形罩更愚蠢？居斯塔夫问。他为冰雹砸碎这些玻璃罩而鼓掌欢呼。“人们总是有些天真，以为太阳的作用就是为了帮助卷心菜生长。”
根据《萨朗波》中的说法，迦太基的大象骑兵过去要装备棒槌和凿子。假如战斗中这个动物有失控的危险，大象的驾驭者会被命令去敲碎它的脑壳。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应该是相当之高：为了让它们更加凶猛，大象首先要用一种酒、香料和辣椒的混合物麻醉，然后用矛去戳逗它们。
但你仍旧会天天想她。有时候，你厌倦了爱她这个死人，于是就想象她起死回生来和你交谈，征求你的意见。在他母亲死后，福楼拜曾让管家穿上她的格子衣服，用一种虚假的现实来为他制造惊喜。它有效果，但也不那么管用；安葬母亲七年之后，当看到别人穿着那件旧衣服在家里走动，他还是会潸然泪下。这算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追忆故人，还是自我沉溺？假如我们开始拥抱自己的悲伤，并虚妄地乐在其中，我们会有所觉察吗？“悲伤是一种罪。”（1878年）
我们很少有人敢去用棒槌和凿子。埃伦敢。有时候，对于人们的同情，我会感到尴尬。“这对她而言更糟糕。”我想说；但是我没说出口。他们展现着仁爱，答应带我出去，就仿佛我是个孩子，他们逼我开口说话，觉得是为了我好（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我不知道自己怎样才算是好？），在这一切做完之后，我才会被允许坐下来，稍微去梦想一下她。我想到了1853年的冰雹，想到了被打碎的窗户，被摧毁的庄稼，被破坏的墙树，以及被粉碎的瓜田玻璃罩。还有什么东西比瓜田里的钟形玻璃罩更愚蠢？为打碎这堆玻璃的石头而喝彩吧。人们对于太阳的功用理解得太肤浅了。太阳不是用来帮助卷心菜生长的。
“也许这看起来很糟糕，杰弗里，但你会走出来的。我并没有看轻你的忧伤；只是我生活阅历太多，所以知道你会走出来的。”你一边飞快地写着处方，一边自言自语说着这番话（不，布兰克太太，这些药你可以全吃，不会要你命的）。的确，你确实从中走出来了。一年以后，五年以后。但你走出来的状态，并不像火车驶出隧道那样，呼啸着穿过唐斯丘陵，进入阳光灿烂的地带，然后咔哒咔哒地快速驶向英吉利海峡；你走出来的状态，就像是一只海鸥从浮油中出来。你终身遭受浇柏油、粘羽毛注之刑。
注 原文为法语。
另一些人认为你想找人说话。“你想聊聊埃伦吗？”他们问你，言外之意是说，假如你情绪失控，他们并不会感到尴尬。有时候你会找人说话，有时候不会；这几乎没区别。语言并不能准确达意；或者说，准确达意的语言并不存在。“语言就像一面破锣，我们在上面敲打出曲调，让熊跟着起舞，然而一直以来我们所渴望的，却是去感动星辰。”你说着话，然后发现关于丧亲之痛的语言如此愚蠢、浅薄。你似乎是在谈论别人的哀痛。我爱她；我们曾经是幸福的；我思念她。她过去并不爱我；我们曾经并不幸福；我思念她。能够说的祷告之词非常有限：快速嘟哝一些音节。
注 一种曾盛行于欧洲封建时期和美国殖民地的私刑，将犯人浇上柏油后再粘上羽毛，游街示众。
然后，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这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悲悼时有的是时间；时间是你唯一的所有。布瓦尔和佩库歇在他们的抄写本注中记录了一条“如何忘记逝去友人”的建议：托图勒斯（萨莱诺学校的学生）说，你应该吃酿馅猪心。我也许不得不求助这个方子。我试过了喝酒，但那又有什么用呢？酒能醉人，它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人们说，工作能治愈一切。它做不到；它甚至经常连疲倦都无法带来：你最多不过能得到一种神经上的倦怠。你有的是时间。再过一段时间。慢慢来。更多的时间。你手头总有时间。
注 原文为法语。
接下来，你会感到疯狂。然后，就是寂寞：并不是你预料的那种了不得的孤独。你以为会是那种与地质有关的感觉——身处倾斜峡谷中的眩晕感——但其实并非如此；它不过就是如工作一般寻常的痛苦。我们医生说些什么？我非常抱歉，布兰克太太；当然会有一段哀悼的日子，但放心吧，你会走出来的；我建议你每天晚上服用两片；也许找个新的爱好，布兰克太太；譬如汽车保养、编队舞啥的？别担心，六个月以后，你就能回到正轨；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哦，护士，她来时，就给她同样的处方，行吗？不，我不需要见她，死的人又不是她，看看积极的一面。她说自己叫什么来着？
注 原文为法语。
当她死去时，你起初并不会感到吃惊。爱的一部分就是为死亡做好准备。当她死时，你感觉到爱得到了确认。你的感觉没错。所有的爱都有这么一部分。
注 即“Not To Be Resuscitated”，意思是病危时不再做抢救。
不管你怎么想，这是一个纯粹的故事。
注 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