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让我们继续往下读。假如看了福楼拜的书信，我们会知道在此事发生后的几天，他给母亲写信谈及了这个发现所带来的异常惊奇。“真气人啊，我特意把那张名片一路从克鲁瓦塞带了过去，却没有将它放在那里！这个坏蛋利用了我的健忘，在我的折叠帽底发现了这张无比贴切的名片。”所以，这事就更奇怪了：福楼拜离开家时，已经为这一特殊效果做了准备，它日后会成为他世界观的一大特色。反讽会繁衍；现实会日益模糊。那么，出于好奇问一下，为什么他要把折叠帽带到金字塔去呢？
事情还没完。现在来谈谈关于这个反讽的反讽。根据福楼拜的旅行笔记，原来这张名片并不是弗罗托先生本人钉在那儿的；它其实是满脑鬼点子的马克西姆· 杜康放的，他在蒙蒙亮的夜里冲在最前，布下了这个测试朋友敏锐度的小小圈套。获悉了这一点，我们的反应也随之有了变化：福楼拜笨拙缓慢，容易被人猜透心思；在现代主义粉墨登场之前，杜康已成为了现代主义的智者、花花公子、恶搞者。
2. 荒岛唱片注
假如我们想求个解释，不妨更进一步看看这件小事。19世纪最伟大的欧洲小说家竟然在金字塔上被引荐给了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小说主人公注，这难道不会是引人瞩目的历史巧合？刚和开罗公共浴室男孩鬼混完的福楼拜身上还湿着，居然就撞见了纳博科夫笔下那个勾引未成年美国少女之人的名字？而且，这个不像亨伯特· 亨伯特那样叠名的人是什么职业？他是一个frotteur，法语的字面意思是“打磨工”；但也指那些喜欢在人群中擦蹭下体的性变态。
居斯塔夫曾回想在特鲁维尔度过的暑假——那时已经有了巴尔贝船长的鹦鹉，但施莱辛格夫人的狗尚未出现——那是他生命中少有的一段宁静时光。在他二十五六岁时的秋天，他对露易丝· 科莱讲述往事：“我生命中最棒的事情，就是在特鲁维尔海边思考、读书和看日落，还和朋友（阿尔弗雷德· 勒· 普瓦特凡）一连聊上五六个钟头，可他现在已经结婚，不属于我了。”
这是一个多么精准的反讽。也是一个现代主义的瞬间：正是在这种相互交流中，日常的平庸篡改了崇高的伟大，而对于这种崇高，我们总爱以主人的姿态将之视为这个乏味无趣时代的典型之物。我们感谢福楼拜捡起了它；某种意义上，直到他看了名片，这个反讽才得以存在。其他游客也许只是把这张名片当成废纸——它本可以留在原地，图钉会慢慢生锈，一直持续很多年；但福楼拜使之具有了反讽的功能。
在特鲁维尔，他遇到了格特鲁德· 科利尔和哈里特· 科利尔，她们是一位英国海军武官的女儿。两人似乎都迷恋上了他。哈里特送给他一幅自己的肖像画，后来它被挂在克鲁瓦塞的壁炉架上方；但他其实喜欢的是格特鲁德。她对他的感情也许在几十年后她写的一篇文字中可以猜到端倪，那时居斯塔夫已经去世了。她采用了浪漫主义小说的风格，人物用的是化名。她自豪地说：“我对他的爱，炽热而深情。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我再未感觉到当时占据我灵魂的那种崇敬、爱情和惧怕。我有种预感，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但是我知道，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我是那么真挚地热爱、尊敬和服从他。”
1849年12月，福楼拜和杜康登上了胡夫金字塔。他们前一天夜里就睡在金字塔旁边，早上五点就起来，以确保能在日出前到达塔顶。居斯塔夫用一个帆布桶接水洗了脸；一只豺狗在嚎叫；他用烟斗吸着烟。然后，两个阿拉伯人推着他，另两个拽着他，他就这样慢慢地顺着金字塔的巨石，笨拙地爬到了顶端。杜康——为斯芬克斯像照相的第一人——早就已经到了。在他们前方，尼罗河沐浴在雾霭中，宛如白色的大海；在他们身后，黑色的沙漠就像凝固的紫色海洋。最后，一缕橘色的光出现在东方；渐渐地，他们前方白色的海变成了一片巨大绵延的肥沃绿色，而身后的紫色海洋则变成了闪亮的白色。升起的太阳照亮了金字塔最上方的石头，福楼拜低头看着脚下，发现那里钉着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亨伯特，弗罗托”，还有一个鲁昂的地址。
格特鲁德的美好回忆也许不过是幻想：毕竟还有什么能比一个死去的天才和少年时代的海滩假期更让人浮想联翩？但也许它是真的。居斯塔夫和格特鲁德几十年来一直远远地保持着联系。他曾送给她一册《包法利夫人》（她对他表示谢意，但又说这本小说“丑陋可憎”，还引用了《费斯特斯》的作者菲利普· 詹姆斯· 贝利的话告诫他，即作家有责任给予读者道德教育）；在特鲁维尔的初遇四十年后，她去了克鲁瓦塞看他。她年轻时代那位英俊的金发骑士如今已谢顶，满脸通红，嘴里只剩下几颗牙。但骑士之风却未见衰老。“我的老朋友，我的青春，”他后来给她写信说，“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不知你身在何方，但也许没有一天不想起你。”
1. 金字塔上的黎明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更准确地说，是1847年，也就是福楼拜向露易丝回忆特鲁维尔日落之后的一年），格特鲁德已经发下誓言要去热爱、尊敬和服从另一个人：一个叫查尔斯· 坦南特的英国经济学家。福楼拜渐渐成为欧洲著名的小说家，格特鲁德自己也将要出一本书：她爷爷的日记，名叫《大革命前夜的法国》。她死于1918年，享年九十九岁；她有一个女儿，叫多萝西，嫁给了探险家亨利· 莫顿· 斯坦利。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反讽，我还有别的。
在斯坦利的一次非洲之行中，他和伙伴们遇到了困境。这位探险家不得不逐步抛弃所有的非必需品。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反转的真实版《荒岛唱片》游戏：非但没有人提供装备补给以更好地在热带地区生存下来，斯坦利还不得不丢弃东西求生。书籍显然是多余的，他开始扔书，直至剩下两本书，这也是《荒岛唱片》所有嘉宾都配备的两本书，它们被视为文明社会的最低保障品：《圣经》和莎士比亚。斯坦利的第三本书，也就是他在陷入绝境前扔掉的一本书，是《萨朗波》。
而赫麦获得的荣誉军团勋章，正好情况相反：生活抄袭并戏仿了艺术。在福楼拜写完《包法利夫人》之后不到十年，这个布尔乔亚的死对头和痛恨政府的反动派，竟然同意接受荣誉骑士勋章。所以，他人生篇章的最后一行如鹦鹉般模仿了自己杰作的结尾：在他的葬礼上，一队士兵到场在棺木上方鸣枪致敬，为这个国家最不可思议、最讽刺刻薄的骑士举行了传统的告别仪式。
3. 棺材的巧合
再以此书自身来举例。书中两件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一是爱玛在窗帘紧闭的马车里的偷情之旅（这一段话让卫道士们最为诟病），二是小说的最后一行字——“他刚刚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这证实了资产阶级对于药剂师赫麦的推崇。福楼拜之所以想到拉上帘子的马车，似乎源自他自己在巴黎的古怪举止，那时的他特别想躲着不见露易丝· 科莱。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他坐马车无论去哪都喜欢拉上帘子。于是，他用来保持自我纯洁的手段，后来被用于帮助他的女主人公纵情欲海。
福楼拜在写给露易丝· 科莱那封关于夕阳的信中流露出的疲惫与虚弱，其实并非刻意的假装。毕竟，1846年是他父亲和妹妹卡罗琳相继去世的一年。“多可怕的一所房子！”他写道，“就像个地狱！”居斯塔夫整夜地守护在妹妹遗体旁：她穿着白色婚纱躺在那里，他在边上坐着读蒙田。
以《包法利夫人》为例。埃内斯特· 皮纳德以淫秽为名起诉此书，这位鼓噪者还曾因带头状告《恶之花》而享有恶名。在《包法利夫人》官司了结几年后，皮纳德被发现匿名写了一本称颂男性阳具的诗集。这让小说家觉得特别可笑。
在入葬的早晨，他与躺在棺木中的她最后一次吻别。三个月以来，这是他第二次听见砰砰作响的平头钉靴子爬上木楼梯来抬尸体。那天几乎没法哀悼亡者：现实中的种种事务总是不断掺和进来。要剪掉卡罗琳的一绺头发，要在她的脸和手上取石膏模：“我看见那些蠢蛋用爪子摸她，给她脸上盖上石膏。”但是葬礼上少不了这些粗俗之辈。
反讽与讽刺作家是否共生呢？福楼拜当然是这么想的。1878年伏尔泰逝世百年的纪念活动是由梅尼涅的巧克力公司操办的。“那个可怜的老天才，”居斯塔夫评论说，“反讽从来就没饶过他。”它也一直让居斯塔夫不得安宁。当谈及自己时，他写道，“我容易招惹疯子和动物”，也许他还应该加上“反讽”。
去往墓地的路以前走过，很熟悉。在墓穴边，卡罗琳的丈夫情绪崩溃了。居斯塔夫看着棺材降下去。突然，它卡住了：这个坑挖得太窄。挖墓工人扶住棺材，推了几下；他们朝着不同方向拉了拉，转了转，用铲子拍了拍，又用撬棍往上抬了抬；但它就是不动。最后，其中一个人将脚踏在棺木上，脚的正下方就是卡罗琳的脸，然后用力将棺材踩进了墓穴。
我不知道福楼拜怎么看待巧合。我本希望他在那本尖锐反讽的《庸见词典》中有一个相关的特色词条，但它直接从cognac（干邑白兰地）跳到了coitus（交媾）。即使如此，他对反讽的热爱是很明显的；这是他最具现代风格的特征之一。在埃及，他高兴地发现almeh，即英文中“bluestocking”（女才子）这个词，逐渐失去了这层最初含义，而开始意指“妓女”。
居斯塔夫用那个石膏脸做了半身雕像；它被放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一直陪伴他工作，直到1880年自己也在这所房子里去世。莫泊桑帮忙装殓好尸体。福楼拜的外甥女提出要按照传统给作家取一个石膏手模。但这一点没能实现：因为临终前的剧痛，他的拳头握得太紧了。
让巧合合法化的一种方式，当然，就是管它们叫反讽。聪明人就是这么干的。反讽毕竟是现代模式，是寻求共鸣和机智的酒友。谁会反对它呢？但有时我心想，最富于机智和共鸣的反讽，难道不就是外观漂亮、内有底蕴的巧合吗？
送葬队伍出发了，先是去康特勒的教堂，然后去纪念公墓，那儿有一队士兵鸣枪致意，算是对《包法利夫人》最后那句话的荒唐注解。讲了几句致辞后，棺木被放下。它也卡住了。这一次宽度计算是正确的；但掘墓工人在长度上挖得不足。蠢人的后代们徒劳地摆弄着棺材；但他们既无法将之塞进去，也没法把它挪出来。经过了尴尬的几分钟后，致哀的人们慢慢散去，留下福楼拜歪斜地卡在墓穴里。
假如我是虚构作品的独裁者，就会禁止作家使用巧合。噢，也许并非一概禁止。在浪子冒险题材的作品里，可以允许巧合；那是它们的归属地。继续，拿去用吧：让打不开降落伞的飞行员降落在草垛里，让那个腿上长了坏疽的善良穷人发现埋藏的宝藏——没事，这根本不重要……
诺曼人这个民族以小气而出名，显然他们的掘墓工也不例外；也许他们痛恨多铲一寸草皮，而且从1846到1880年一直将这种憎恨作为职业传统保持着。也许纳博科夫在写《洛丽塔》前读过福楼拜的书信。也许亨利· 莫顿· 斯坦利对福楼拜非洲小说的崇拜并不那么令人吃惊。也许有些内容在我们读来觉得是残忍的巧合、圆滑的反讽或勇敢超前的现代主义手法，但其实在当时则是另一码事。福楼拜把亨伯特先生的名片从鲁昂大老远带到了金字塔。这是要为他自己的敏感性情做一个滑稽宣传，还是打趣沙漠那满是沙砾、无法打磨的地表？或者仅仅是拿我们开涮？
“但毫无疑问，”我得意地反驳道，“一个不诗意的大脑不正是散文作品最好的判官吗？”
注 英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巨作《随时间的音乐起舞》。
至于书中的那些巧合——这种写作手法总有点廉价和滥情；它在美学上难免显得华而不实。行吟诗人总能刚好路过树篱边的打斗去英雄救美；狄更斯小说中的恩主们总能突然但又适时地出现；发生在异国海滩的海难总能让同胞和爱人重逢。我曾当着一位诗人的面批评这种懒惰的写法，此人据说善于巧妙押韵。“也许，”他亲切而倨傲地说，“你的思维中太缺乏诗意了吧。”
注 “cheese course”是法餐中在主菜之后和甜品之前上的一道菜，主要由奶酪组成。
我甚至不喜欢那些无害而且有趣的巧合。我曾去参加一个饭局，发现到场的其余七人都刚刚读完《随时间的音乐起舞》。我并不乐意这样：尤其是因为我在奶酪注上桌之前都未能插上嘴。
注 指的是《洛丽塔》中的亨伯特· 亨伯特。
我并不太喜欢巧合。它们有些诡异：那一瞬间，你觉得自己一定是生活在上帝操纵的有序宇宙中，他本人在背后监督，还扔给你一些含混的线索，帮你感受万物宿命的存在。我更宁愿认为世界是混沌而任性的，它的疯狂既永恒又短暂——去感觉人类无比确定的无知、残忍和愚昧。“无论还将发生什么，”福楼拜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写道，“我们的愚蠢是改不了了。”这仅仅是自负式的悲观？或是在人们能够恰当地思考、行事或写作之前，对期待的一种必要抹杀？
注 BBC（英国广播公司）在1942年开始推出的一档节目，在西方深受欢迎。
在英国中产阶级那些读书人扎堆的地方，每次只要出现什么巧合，旁边就会有人议论说：“这就像安东尼· 鲍威尔注的风格。”通常只要稍加查证，就会发现这种巧合其实不值一提：一般而言，它可能就是两个中学或大学时的相识，隔了几年后不期而遇。但鲍威尔这个名字被用来赋予这个事件一种合法性；颇有点像是找牧师来为你的汽车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