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个女孩，女孩披着长长的金色头发，光着两条腿，长得一点也不像父亲，更何况，她的举止行为也与父亲心中的期待相去甚远。夫妻之间出现常见的互不理解，他们甚至不愿意去相互理解，相互间展开一场沉默的战争，这战争不为外人所知，保持着体面，却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难耐。因此，较之于工作和御前侍卫身份，这样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不对劲”了。
他在婚姻方面也遇到类似情形。人们为他撮合的婚姻，在上流社会人士看来十分美满。他之所以结婚，主要是因为，他若拒绝，便会伤害那位十分满意这门婚事的未婚妻以及那些撮合这门婚事的人，同时也因为，迎娶这样一位年轻漂亮、出身名门的姑娘，这也迎合了他的虚荣心，使他很是得意。可是，这门婚事很快就“不对劲”起来。变得比工作和御前侍卫的身份还要糟。妻子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便不愿再生，过起奢华的上流社会生活，无论他是否愿意，他都得陪她同去。她不是特别漂亮，对丈夫也很忠诚，且不说她因此扰乱了丈夫的生活，即便她本人从这种生活中也一无所获，除了勉为其难和疲惫不堪，可她依旧乐此不疲。他为改变这种生活做出的种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就像撞上石壁，因为妻子坚信这样的生活必不可少，她所有的亲朋好友均支持她的这一看法。
最“不对劲”的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和当时他那个圈子的所有人一样，随着智力的发展，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挣脱了他自小接受的宗教信仰之束缚，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在何时挣脱的。作为一个严肃诚实的人，在年轻时，在读大学时，在与聂赫留多夫接近时，他并不掩饰他对官方教会信仰的扬弃。可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他职位的提升，尤其是随着保守势力在当时社会的得势，这种精神自由便于他多有妨碍了。且不说家中发生的事情，尤其是父亲去世时要做追荐弥撒，且不说母亲一直要他做餐前祷告，一部分社会舆论也认为应该这样做，就是在工作中，他也不得不没玩没了地参加祈祷、祝圣、感恩以及诸如此类的礼拜活动，几乎每天都有此类形式化的宗教活动，无法逃避。在参加这些礼拜时必须二者择其一，要么装作他信仰那些他其实并不信仰的东西（他因其诚实的天性始终难以做到），要么认定这些形式化的活动均属虚伪，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再参与他视为虚伪的活动。然而，要完成这件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却要付出巨大努力，除了要与周围所有亲近的人进行长期斗争，还得改变自己的现状，放弃公职，不再为人们谋利益。可他认为他通过担任公职已经为人们谋得利益，他还希望在将来为人们谋取更大利益。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也的确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当今任何一位有文化的人，只要有一点历史知识，对一般宗教的起源以及基督教会的起源和分裂有所了解，也都会对自己的正常思维坚信不疑。他不承认教会的学说是真理，他当然认为自己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
他时刻感觉到，一切都与他的期待完全不同，与应有的结果完全不同。在他于参政院工作期间，他的亲人们为他张罗到了御前侍卫的称号，于是他就得穿上绣有金色条纹的制服，外披挡灰的白布围裙，乘坐马车去感谢各种各样帮他谋得仆人身份的人。无论他如何努力，也无法对这种身份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觉得这种身份比他的工作还要“不对劲”。可是，一方面，他无法拒绝这一任命，否则会令那些出面张罗的人伤心，那些人坚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会给他带来巨大满足。另一方面，这一任命也迎合了他天性中的低俗品质，看到镜子中自己身着绣金制服的模样，看到这份任命引起了某些人对自己的敬重，他也十分得意。
但是，在生活环境的压力下，他这个正直的人也会撒一个小小的谎，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东西不合理，首先就必须对这不合理的东西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小小的谎言，可这个小谎言却把他引入一个他如今深陷其中的大谎言。他曾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东正教是否正确。可他是在东正教的环境里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周围的所有人都要求他信奉东正教，不承认东正教他便无法继续他有益于人们的活动，于是，他提给自己的问题事先便有了答案。因此，为弄清这一问题，他读的不是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和孔德等对基督教有所批判的思想家们的书，而是对基督教多加肯定的黑格尔的哲学书籍以及瑞士神学家Vinet（法文：维奈）和俄国神学家霍米亚科夫的宗教著作。自然，他在后几位作者的书中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即某种近似宽慰的东西，像是在为他成长其间的那种宗教学说辩护，理智早已使他放弃这一学说，可离开这一学说整个生活都会充满不快，只有承认这一学说，所有的不快才会很快烟消云散。于是，他掌握了种种常见的诡辩，即个人的理性无法认知真理，真理仅能被作为整体的人所发现。认知的唯一方式是启示，而启示为教会所深藏，如此等等。从此之后他便可以心安理得、没有任何虚妄之感地参加祈祷、追荐和弥撒，便可以餐前祷告，面对圣像画十字，便可以继续履行公务，他觉得这公务能给人们带来好处，也能对他并不欢乐的家庭生活做出补偿。他认为他有信仰，可与此同时，正是在宗教方面，他最强烈地感觉到，他全身心地意识到，他的这种信仰绝对有些“不对劲”。
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均将为人们服务当作其青春生活的目标。他觉得，为人们服务的唯一方式就是担任公职，因此毕业后立即系统地考察了他能够胜任的一切工作，最终认定他最能施展才华的单位是负责起草法律文书的办公厅二处，于是便进了二处。但是，尽管他精益求精、勤勤恳恳地完成了要他完成的一切事务，他却难以在这份工作中获得能施展才华的满足感，也无法意识到他做的一切都很有必要。由于经常与一位琐碎异常、十分虚荣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他的这种不满足感与日俱增，使得他最终离开二处，转至参政院。在参政院他感觉好些，可不满足的感觉依然如故。
正因为如此，他的目光始终是忧郁的。正因为如此，见到他早年熟悉的聂赫留多夫，他便想起当年尚未沾染这些虚伪时的自己，尤其在他急不可耐地向聂赫留多夫暗示自己的宗教观之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了所有这一切的“不对劲”，他因此感到十分忧伤。在老友相逢带来的最初欢乐过后，聂赫留多夫的感觉也与谢列宁一样。
谢列宁上大学时，聂赫留多夫就认识他。这是一个出色的儿子，忠诚的同学，就其年纪而言在上流社会已算是一位很有修养的人士，他很有城府，总是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与此同时也非常诚实正直。他成绩出众，却学得很轻松，没有丝毫书呆子气，所写论文多次获金质奖章。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两人虽然约定还要见面，却均未设法寻求见面机会，因此，在聂赫留多夫此次彼得堡之行期间，两人再未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