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列宁思忖起来。
“因为我就是陪审员。我知道我们错在哪里。”
“应该早点说明啊。”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作了说明。”
“不是可能，而是肯定……”
“应该写进备忘录。如果能附在上诉书中……”
“很有可能，不过……”
谢列宁终日忙于事务，很少出入社交界，他显然对聂赫留多夫的罗曼史一无所知；聂赫留多夫见状，也觉得没有必要对谢列宁谈及他和玛丝洛娃的关系。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是啊，不过即便如此，也能明显看出原判是荒唐的。”他说。
“问题不在于上诉，而在于这个女子，她没有任何过错，却要遭受惩罚。”
“参政院无权这样说。如果参政院仅凭自己对原判是否公正的断定来撤销法院判决，那么，姑且不论参政院会丧失所有支撑点，要冒破坏正义而非维护正义的风险，”谢列宁一面回忆刚刚审理过的案子，一面说道，“姑且不论这些，至少会使陪审员的决定丧失全部意义。”
“哦，玛丝洛娃案件，”谢列宁想了想，说道，“上诉理由很不充足。”
“我只清楚一点，这个女子完全没有罪，使她免受无辜惩罚的最后希望也失去了。最高机构竟然核准了这个完全非法的判决。”
“就是你们刚刚审理的那个案子。”
“不是核准，因为没有，也不可能对案件本身进行审核。”谢列宁说道，眯缝着眼睛。“你肯定住在你姨妈家吧，”他又添了一句，显然是想转换话题，“我昨天听你姨妈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还邀请我和你一起参加一位外来传教士的布道会。”谢列宁说着，嘴角挂着笑容。
“哪个女子？”
“是的，我参加了，可我走开了，感到恶心。”聂赫留多夫气呼呼地说道，他因为谢列宁转换了话题而气恼。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求公正，为了救一个无辜被判刑的女子。”
“是吗，为什么感到恶心呢？这毕竟是一种宗教情感的表露，虽说有些片面，有教派意味。”谢列宁说道。
“是副检察官，”谢列宁纠正道，“你怎么来参政院了？”他问道，忧伤地看着自己的朋友，“我知道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荒谬绝伦。”聂赫留多夫说。
“我也不知道你做了检察长……”
“也不是吧。奇怪的是，我们对我们教会的学说知之甚少，我们因此往往把我们的一些基本教义当成了新发现。”谢列宁说道，似乎急着想把自己的一些新观点说给这位老朋友听。
“真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他说着，走到聂赫留多夫身边，嘴角挂着笑容，可与此同时，他的眼睛却依然是忧郁的，“我不知道你来彼得堡了。”
聂赫留多夫诧异而又专注地看了谢列宁一眼。谢列宁并未垂下眼睛，他的眼中不仅有忧郁，而且还有恶意。
在沃尔夫之后，谢列宁也走了出来。他听几位参政官说，他先前的朋友聂赫留多夫就在这里。
“你难道还相信教会的教义？”聂赫留多夫问道。
“没办法，亲爱的公爵。没有充足的理由。”他说着，耸了耸瘦削的肩膀，闭着眼睛，然后便去了他要去的地方。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并呆呆地直视聂赫留多夫的眼睛。
这时，身穿制服、佩戴勋章的小个子沃尔夫来到接待室，走近聂赫留多夫。
聂赫留多夫一声叹息。
“我们上诉到皇上那儿。趁您在这里，您自己递上去。我替您写上诉书。”
“奇怪。”他说。
“连谢列宁也主张驳回。可怕，太可怕了！”聂赫留多夫不住地说，“现在怎么办呢？”
“不过，我们之后再细聊吧。”谢列宁说。“我这就来。”他对一位恭恭敬敬走到他身边的法警说道，然后又叹着气，对聂赫留多夫说，“一定要见一次。不过怎么见你呢？你晚饭之前七点钟来，我一准在家。我住纳杰日金街，”他报出门牌号。“多年没见了。”他又补充一句，走出门去，嘴角又现出笑容。
“案子是在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我有空一定去。”聂赫留多夫说道，他觉得，在这短暂的交谈之后，从前那个亲近可爱的谢列宁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即便没有成为敌手，也已形同路人。
“太可怕了！”聂赫留多夫说着，与收起公文包的律师一同走进接待室，“最明了不过的案子，他们偏偏在形式上吹毛求疵，驳回上诉。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