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只信自己呢？”聂赫留多夫说道，加入了谈话，“自己也会犯错的。”
“我什么教也不信。因为我谁都不信，除了我自己，我谁都不信。”老人依旧迅速果断地回答。
“从来没错过。”老人摇晃脑袋，果断地回答。
“大爷，你信什么教呢？”一个已不年轻的人问道，他站在船舷边的一辆大车旁。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各种信仰呢？”聂赫留多夫问。
有人笑了起来。
“存在各种信仰，是因为大家都相信别人，却不相信自己。我也相信过别人，可走了弯路，就像在原始森林里迷了路，别指望能走出来。旧信仰派也好，新信仰派也好，安息日教派也好，鞭笞教派也好，教堂派也好，非教堂派也好，奥地利教派也好，莫罗勘教派也好，阉割教派也好，各种信仰都只会吹牛。他们都像瞎眼的狗崽子，四处乱爬。信仰很多，灵魂只有一个。你有，我有，他也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信仰自己，大家才能团结起来。每个人相信自己，大家就能连为一体。”
“你看来不是基督徒，是个山洞人吧。你向山洞祷告。”车夫说道，把马鞭插在腰间，整理起辕马的脖套。
老人声音洪亮，一直在环顾四周，他显然想让尽可能多的人听见他的话。
“没有人在任何地方见过上帝。上帝是个独生子，装在天父的肚皮里。”老人眉头紧锁，照旧语速很快地说道。
“您有这种信仰已经很久了吗？”聂赫留多夫问他。
“不管到没到过，大家都知道，应该向上帝祷告。”
“我？很久了。他们迫害了我二十三年。”
“你到过那儿吗？”
“他们怎么迫害的？”
“在哪儿？当然是在天上。”
“就像迫害基督徒那样迫害我。他们把我抓起来，交给法院，交给神父，也就是那些书呆子和伪君子。我还被关进疯人院。可他们拿我毫无办法，因为我自由自在。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他们以为我总会给自己起个名字。可我没给自己起任何名字。我什么都不要，我没有名字，没有住处，没有国家，什么也没有。我就是我。我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就叫人。‘你多大岁数？’我说我没数过，也数不过来，因为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直存在。他们问：‘你父母是什么人？’我说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只有上帝和大地，上帝是父亲，大地是母亲。他们问：‘你承认皇上吗？’干吗不承认呢？他是他自己的皇上，我是我自己的皇上。他们说：‘唉，没法跟你说话。’我说：‘我也没让你来跟我说话。’他们一直这么折磨我。”
老人严肃坚定的口吻使车夫觉得他是在与一位强大的人打交道。他有些心虚，但又不愿流露出来，便强打精神，避免当众丢脸，他立即回答：
“您现在要去哪里呢？”聂赫留多夫问。
“你指给我看看，他在哪儿？上帝在哪儿？”
“走到哪儿算哪儿。我干活，没活干就讨饭。”老人发现渡船即将靠岸，便打住话头，洋洋得意地看了一眼他的全体听众。
“这谁都知道，向上帝祷告啊。”车夫嘲讽地说道。
渡船靠上对岸。聂赫留多夫掏出钱包，要给老人一些钱。老人回绝了。
“向谁祷告啊？”头发蓬乱的老人用坚决的进攻口吻说道，他语速很快，却又一字一顿。
“我不要这东西。我只要面包。”他说。
“老头子，你怎么没祷告啊？”聂赫留多夫的车夫说道，他戴上帽子，把帽子扶正，“你没受过洗吗？”
“哦，对不起。”
城里教堂的青铜大钟被敲响，那低沉的、颤动的钟声贴着河面飘了过来。站在聂赫留多夫身边的车夫以及其他所有车夫，均相继摘下帽子，画了十字。在最靠近栏杆的地方站着一位老人，聂赫留多夫起先没注意到他，他个头不高，头发蓬乱，他并未画十字，却昂着脑袋，看着聂赫留多夫。这老头身穿打着补丁的上衣和粗呢长裤，脚穿破旧的长筒靴，肩背一个小包，头戴一顶高高的破皮帽。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又没欺负我。不过你也没法欺负我。”老人说道，把放下的袋子重新背上，这时，聂赫留多夫的马车也被推上岸，套上了马。
聂赫留多夫站在渡船的船舷旁，看着宽广湍急的河面。他脑海里交替出现两个形象：一个是奄奄一息的克雷里佐夫，他面带恼恨，脑袋被大车颠得一上一下；一个是与西蒙松一同精神抖擞地走在路上的卡秋莎。一种感受来自奄奄一息却不愿死去的克雷里佐夫，这种感受沉重而又伤感；另一种感受来自情绪饱满的卡秋莎，她得到了西蒙松这样一位男人的爱情，如今走上了坚定可靠的正路，这种感受本该令人高兴，可聂赫留多夫却感觉沉重，他无法克服这种沉重的感受。
“老爷，您真有兴致和他聊天啊，”待聂赫留多夫给了船夫小费后坐到马车上，车夫对他说道，“这是个不走正道的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