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有这些做法的唯一解释，即为了制止犯罪、产生震慑、改造罪犯和依法惩处，就像书上写的那样。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四个目标无一能实现。制止犯罪变成推广犯罪；产生震慑变成鼓励罪犯，许多人像那些亡命徒一样是自愿坐牢的；改造罪犯变成系统地传播各种恶习；政府的种种惩罚不仅没有降低惩处的必要性，反而在不需要这种必要性的人民中间培养出了这种必要性。
只有在此类机构制造出的种种恶习所构成的特殊温床上，一位俄罗斯人才会变成亡命之徒，这些亡命徒比尼采的最新学说走得还要远，他们任何行为都可以做，不受任何限制，他们起先在犯人中间传播这一学说，之后又将它传染给全体人民。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多夫问自己，他没有答案。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在沿途的宿营地，聂赫留多夫均发现，这一似乎由社会给自己确立的目标正在顺利实现。那些遵循俄国的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普通人，纷纷放弃这些观念，转而接受新的、监狱中流行的观念。这些观念的主要内容就是，只要有利可图，对于人的个性的任何辱骂、强暴和凌辱都是许可的。蹲过监狱的人凭借他们的经历都会全身心地意识到，教会人士和道德导师们宣扬的那些尊重人、同情人的道德法则在现实生活中已被废止，因此他们不必继续遵循。聂赫留多夫在他认识的所有囚犯身上全都看到了这一点，比如费奥多罗夫、马卡尔，甚至塔拉斯，他在宿营地度过两个月之后，他的一些非道德观点让聂赫留多夫大惊失色。聂赫留多夫途中听闻，几位亡命之徒逃往原始森林，鼓动难友跟他们一起逃，后来却杀死难友，吃他们的肉。聂赫留多夫亲眼见过这样一个人，他受到起诉，他自己也对这种罪行供认不讳。更可怕的是，此类吃人事件并非孤例，时常发生。
最令他惊讶的是，这一切并非偶然为之，并非出于误会，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不断重复，持续达数百年之久。区别仅在于，从前是剜鼻割耳，之后是烙上烙印，关进囚笼，如今是戴上手铐，押解犯人不再用马车，而改用蒸汽机车。
所有这些像是有意设置的机构都在生产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均难以出现的高度浓缩的腐化和罪恶，以便之后在全体人民中间最大规模地传播这些浓缩的罪恶和腐化。“似乎布置了这样一个任务，即用最好的、最可靠的方式去腐蚀尽可能多的人。”聂赫留多夫思索监狱和押解营地的种种做法，不禁想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最高程度的腐蚀，等他们彻底腐化，便释放他们，以便他们把在监狱中学到的腐化带到全体人民中间去。
有一种意见认为，那些令聂赫留多夫愤慨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羁押地和流放地的设施不够完善，一旦建起新式监狱，这些情况都会得到改善。有些职员就是这么跟他说的，可这种说法却难以让他满意，因为他觉得，那些令他愤慨的事情之发生并非由于监禁地的设施不够完善。他读过介绍所谓完善监狱的书，塔尔德建议在此类监狱中安装电铃，用电击处死犯人，这些完善的暴力更令他愤慨。
这三个月间的见闻使聂赫留多夫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即被法庭和行政机构从全体自由人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最为神经质，他们性格激烈强悍，极富才华，却不如其他人谨慎狡猾，较之其他自由人，这些人绝非更有罪过，或对社会更具威胁。首先，这些人被关进监狱，押上流放之路，去服苦役，一连数月或数年无所事事，不操心吃饭穿衣，远离自然、家庭和劳动，也就是说，脱离了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前提；其次，这些人在惩戒机构中遭受各种各样毫无必要的凌辱，如镣铐、阴阳头和耻辱的服饰，也就是说，他们作为弱者失去了渴求美好生活的主要动力，他们不再关心别人的看法，不再有羞耻感和人的尊严感；第三，他们经常面临生命危险，且不说中暑、溺水、火灾等特殊情况，还有监禁地常年流行的各种传染病，他们筋疲力尽，遭受殴打，始终处于这种环境，就连最为善良、最有道德感的人也会出于自卫心理做出最残忍、最可怕的举动，或是任由别人作恶多端；第四，这些人被迫与那些生活极其堕落的淫棍、凶手和恶棍朝夕相处（尤其是在这类机构中），那些人对所有尚未完全堕落的人之影响，一如酵母之于面团；最后，第五，这些影响是借助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展开的，诸如各种各样非人的迫害手段，虐待孩子、妇女和老人，殴打，用树枝和皮鞭鞭笞，奖励那些生擒或杀死逃犯的人，拆散夫妻，让有妇之夫与有夫之妇姘居，枪决，绞刑，如此等等。要用这种最有说服力的手段来表明，各种各样的强暴、残忍和兽行不仅不被禁止，而且得到政府的许可，如果这些行为能给政府带来好处，如果这些行为的对象是那些处于监禁、贫穷和不幸中的人，那就更能获得许可。
聂赫留多夫感到愤慨的主要原因是：坐在法院和政府部委里的那些人领取从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丰厚薪水，就是为了依据同样由官员们出于同样动机写成的公文，给那些违反他们制定的法律条文的人定罪，再依据这些条文将那些人送往遥远的去处，任由那些野蛮残酷的典狱长、看守和押解人员处置，让成千上万的人在精神和肉体上死去。
远远地知道一些人在折磨另一些人，使后者遭受各种腐蚀、非人的羞辱和痛苦，这是一回事，而在三个月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目睹一些人带给另一些人的腐蚀和折磨，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聂赫留多夫就有了这样的体验。他在这三个月里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究竟是我疯了，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还是那些人疯了，干下了我看到的那些事？”可是，这些人（他们为数很多）干着那些让他吃惊、令他害怕的事情，却心安理得，不仅认为应该做这些事，而且还认为他们做的事情十分重要，十分有益，这就很难认定这些人全都是疯子。他也无法认定自己是疯子，因为他觉得自己思维清晰。因此，他始终感到迷惑不解。
近距离地了解了监狱和押解营地之后，聂赫留多夫发现，犯人们中间形成的种种恶习，如酗酒、赌博、残暴行为和种种可怕罪行，乃至吃人，其产生均非偶然，也不是像那些愚钝的学者为迎合政府而给出的解释那样，是所谓退化现象、犯罪类型和畸形现象，这其实就是一些人可以惩罚另一些人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观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聂赫留多夫发现，人吃人的现象并非始自原始森林，而源于形形色色的部委和委员会，原始森林只是它们的终结之处。比如他的姐夫，以及所有司法人员和官员，从警官到大臣，都毫不关心他们挂在嘴上的公平正义或人民福祉，他们需要的只有卢布，他们能领到卢布，就因为他们在做所有这些不断派生出腐化和痛苦的工作。这一点显而易见。
尽管他这天晚上与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十分突然，也很重要，可他却没多想这件事，他与这件事的关系过于复杂，也不太确定，因此干脆不去想它。然而，那些不幸人的场景却更鲜活地浮现在他的记忆中，他们在恶劣的空气中艰难地喘息，躺在臭烘烘的粪桶渗出的粪水里，尤其是那个神情纯真、躺在另一个苦役犯腿上的小男孩，一直在他脑海中盘桓。
“难道这一切都是仅仅由于误解而产生的吗？如何才能让所有这些官员放下他们目前正在做的这些事，却又保障他们的薪水，甚至因此发给他们奖金？”聂赫留多夫想道。已是二遍鸡叫，带着这些思绪，他沉沉地入睡了，尽管他只要身体一动，他周身的跳蚤便会纷纷跃起，像喷泉一样。
外面满天星斗。聂赫留多夫沿着已经上冻，但有些地方还有泥坑的道路回到旅店，敲了敲黑黢黢的窗户，那位宽肩膀的工友赤着脚为他打开门，让他进了前厅。前厅右侧的小黑屋里传出马车夫响亮的鼾声，门后的院子里能听到许多马匹咀嚼燕麦发出的声响。右边的门通向整洁的上房。整洁的上房里弥漫着艾蒿的气息和汗味，隔板后面，有个人的强劲肺叶扇出一阵阵不紧不慢、节奏匀称的鼾声，圣像画前点着一盏红玻璃灯罩的油灯。聂赫留多夫脱下外衣，把毛毯铺在漆皮沙发上，摆好枕头，躺了下来，回想着他这一天里的所见所闻。在他今天的见闻中，最可怕的场景就是那个小男孩，他睡在粪桶渗出的粪水中，脑袋枕着另一个犯人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