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就错在这里，我们通常都以为检察长和所有司法人员都是新潮的自由派人士。他们过去可能是，可如今却完全变了样。这些官员，他们只关心每月发工资的二十号那一天。他们领工资，想着加薪，他们的所有准则就局限于此。他们随心所欲地起诉人，审讯人，判决人。”
“一切都很奇怪，比如，我理解警察，他是奉命行事，可是负责起草起诉书的副检察官，他应该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啊。”
“一个人会因为与其他人一起阅读《福音书》而被流放，真的存在这样的法律吗？”
“您对什么感到奇怪呢？”
“如果能证实他们在阅读《福音书》时不按规定向其他人做讲解，也就是做出谴责教会的阐释，那么就不仅能把他们流放到不远的地方，而且能判他们服苦役。当众诋毁东正教，根据《刑法》第一九六条，可判处终身流放。”
“不，这可是一件怪事，”聂赫留多夫说，然后简短地介绍了这桩案件的实情，即有些人在村里聚集起来读《福音书》，当官的过来驱散了他们。下一个周末他们又聚集起来，上面于是派来了警察，编了一份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查员审问了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核准起诉书，他们遭到审判，副检察官提起诉讼，桌上放的物证就是《福音书》，结果他们被判流放。“这太可怕了，”聂赫留多夫说，“这难道是真事吗？”
“这不可能。”
“我看，您成了漏斗和瓶口，监狱里的所有冤屈都要从您这儿流出来，”律师笑着说道，“冤屈太多了，您管不过来的。”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我总是对那些法官老爷说，”律师继续说道，“我能见到他们的面，就不能不感恩戴德，因为我没去坐牢，您也一样，我们大家都一样，只能因此感激他们的好心肠。剥夺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特权，然后把我们流放到不太遥远的地方，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一些分裂派教徒给我写信，”聂赫留多夫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分裂派教徒的来信，“如果他们写的是实情，这就是件怪事。我马上就设法去见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都取决于检察长的随意妄为。司法界人士可以遵循法律，也可以不遵循法律，那么还要法院干什么？”
“这就是顶层了。最高层是指上诉委员会的秘书长或主席。那么，现在没别的事了吧？”
律师开心地笑了起来。
律师笑了起来。
“瞧您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唉，老兄，这可是哲学。好吧，这个问题也可以谈一谈。您礼拜六来吧。您能在我这里遇到一些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那时我们再谈谈这些普遍问题。”律师说道，带着嘲讽的热情道出“普遍问题”这几个字，“我妻子您是认识的。请您那天过来吧。”
“递给皇上？”聂赫留多夫问。
“好的，我尽量。”聂赫留多夫回答，他觉得自己言不由衷，如果说他要“尽量”做什么，那也只是尽量不去参加律师家的晚会，尽量不与那些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混在一起。
“这个案子真气人，”他说，“很有可能，火是房主本人放的，为了骗取保险金。不过问题在于，孟绍夫母子的罪行完全没有得到证明。没有任何证据。这就是侦查员的过分卖力和副检察官的粗枝大叶造成的。这件案子是在县里审的，要是在我们这里审理，我保证一定能赢，我还不要任何报酬。好，再来谈谈另一个案子，费多西娅·比留科娃写给皇上的诉状写好了，您如果去彼得堡，就带上它，亲自递上去，再找找人。否则他们只会问一问司法部，部里的回应就是尽快脱手，也就是不管不问，因此不会有任何结果。您得努力把材料递到最高层去。”
当聂赫留多夫表示，如果司法界人士可以任意行事，可以遵循法律，也可以不遵循法律，那么法院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律师闻之却报以笑声，他在道出“哲学”和“普遍问题”这些字眼时也带有嘲讽的腔调。律师的笑声和口吻使聂赫留多夫感到，这位律师，或许还有他那些朋友，他们看问题的方式与自己完全不同。尽管聂赫留多夫如今与申鲍克那样的旧友们已有距离，但他仍觉得自己与这位律师以及律师圈子里的人距离更远。
律师没让聂赫留多夫排队等候，立即接待后者，并马上谈起孟绍夫母子的案子。他已阅过案卷，对毫无根据的指控感到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