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了！今年到处挤满了人，真不得了。老板们拿民工当刨花，扔来扔去。到处都是人。”
“难道比往年多吗？”聂赫留多夫问。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些老百姓都在往城里跑，吓人啊。”他说道，在驾座上转过身来，用手指着一群迎面走来的民工让聂赫留多夫看，他们的肩膀上背着锯子、斧头、皮袄和口袋。
“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去。”
聂赫留多夫没有说话，再说，在车轮的轰鸣声中也很难说出话来。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车夫赶车从石子路驶上公路，这时说话不再费劲了，他便再次转向聂赫留多夫。
“为什么越来越多呢？他们为什么不留在乡下呢？”
“既然要盖，就不多余，”车夫反驳，“人们就有饭吃。”
“在乡下没活干。没有土地。”
“这活儿纯属多余。”
聂赫留多夫体验到了受伤的人经常会有的感受。受伤的人会觉得，别人老是在有意触碰他的伤口。之所以有此感觉，是因为人们对伤口被触碰尤为敏感。
“怎么会是傻瓜建筑呢？”车夫委屈地反驳道，“幸亏盖这楼，人们才有活干，这可不是傻瓜建筑。”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吗？”他想道，于是他便问马车夫，他们村里有多少地，车夫本人有多少地，车夫为何生活在城里。
“是啊，一座傻瓜建筑。”他出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老爷，在我们那里每人一公顷地，我家三口人，”车夫很有兴致地说起来，“我家有老父亲和一个兄弟，另一个兄弟当兵了。父亲和一个兄弟在家干活。可也没什么活好干。我那个兄弟也想来莫斯科。”
“这些干活的人和那些让他们干活的人一样，全都相信这一切理所当然。当他们怀孕的妻子在家中从事力不从心的劳作，他们的孩子戴着小圆帽，在即将被饿死之前踹着小腿，露出老人般的微笑，他们却要为某个愚蠢、多余的人建造这幢愚蠢、多余的宫殿，正是包括这位房主人在内的那些人掠夺了他们，使他们破产。”聂赫留多夫看着这幢房屋，心里想道。
“不能租地种吗？”
一位衣着鲜亮、身材肥胖的先生，大约是建筑师，站在脚手架旁，手指上方，对一个恭敬倾听的弗拉基米尔包工头说着什么。装满建材的马车驶入大门，空载的马车驶出大门，来回都从建筑师和包工头身旁经过。
“到哪里去租呢？早先的老爷把土地败光了。商人们把土地都盘过去了。从他们那里租不到地，他们自己种。有个法国人占了我们的地，是从前的老爷卖给他的。法国人不肯租地，没办法。”
这幢在建的楼房的确很大，建筑风格也很复杂独特。建筑物四周围着用粗大的松树原木搭成的脚手架，原木之间用趴钉固定，工地和街道之间立起一道薄板。脚手架上，浑身溅满灰浆的工人们像蚂蚁一样来回走动，有的砌墙，有的凿石块，有的在运材料，把沉重的砖斗和灰浆桶提上去，卸空之后再放下来。
“什么样个法国人？”
“瞧这楼盖得多大啊。”他说道，似乎他也是这座建筑的建造发起者之一，并因此而自豪。
“那法国人叫杜弗尔，您兴许听说过。他在一家大剧院给演员做假发。生意不错，他发了财。他买下我们女东家的庄园。如今他成了我们的主人。他对我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谢天谢地，他人还不错。可他那个俄国老婆却是条母狗，上帝保佑你别碰见她。她让老百姓倾家荡产。可怕。瞧，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车，在大门口？我看，不放人进去啊。”
离监狱路很远，时辰已晚，聂赫留多夫因此叫了一辆出租马车，赶往监狱。车夫是个中年人，面相聪明善良。走到一条街上，他转身面对聂赫留多夫，指着一幢正在建造的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