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囚犯和探视者开始分手，囚犯们走向里面的门，探视者们走向外面的门。几个男人——那两个穿胶皮上衣的人，那个肺结核病患者，那个面色黢黑、蓬头垢面的人，都走了；玛丽娅·帕夫洛夫娜也领着那个在监狱出生的小男孩走了。
的确存在这样的理由，允许一些人欺辱另一些人，并且不觉得自己因此承担责任。可是显而易见，无论这些理由多么巧妙，多么古老，多么习以为常，典狱长还是不能不感觉到，他就是这个房间里所呈现痛苦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显然因此而心情沉重。
探视者也开始走出门去。戴蓝色眼镜的老人脚步蹒跚地走着，聂赫留多夫跟在他身后。
“先生们！请吧，请吧！你们可别逼我采取严厉措施。”典狱长把同样的话说了好几遍。“请吧，听见了吗？请吧！”他犹豫不决地轻声说着。“这叫怎么回事？早就到时间了。这样可不行。我说最后一遍。”他懒洋洋地重复着，将他那支美国马里兰出产的烟卷时而点着，时而掐灭。
“是啊，这场面是很少见的，”那个健谈的年轻人似乎在继续被打断的谈话，他与聂赫留多夫一同走下楼梯，“还多亏大尉是个善良人，没按规矩来。大家聊一聊，心里会好受些。”
“他是苦役犯。让他俩高兴高兴吧，这里的悲伤声音太多了。”身穿短上衣的年轻人听着肺结核病患者母亲的恸哭，又补充了一句。
“在其他监狱难道不是这样探视的吗？”
“他怎么了？”
“哪里哪里！完全不一样。哪里能单独见面，还得隔着栅栏。”
“今晚他俩要在这里，在狱中结婚，然后她随他去西伯利亚。”年轻人说道。
这位健谈的青年自我介绍，说他姓梅顿采夫，聂赫留多夫与他边聊边走，走向前厅，满脸倦容的典狱长来到他俩身旁。
觉察到聂赫留多夫和这位年轻人的目光，那对恋人，也就是那个身穿胶皮上衣的小伙子和那个头发淡黄、相貌可爱的姑娘，便伸直相互拉起的手臂，身体后仰，笑着转起圈来。
“您如果想见玛丝洛娃，就请明天过来。”他说道，显然想向聂赫留多夫献殷勤。
“只有这两人很开心。”身穿短上衣、站在聂赫留多夫身边的年轻人指着那对恋人说道，他也像聂赫留多夫一样，在打量这些相互道别的人。
“太好了。”聂赫留多夫说着，赶紧走出大门。
典狱长的话使得房间里的囚犯和探视者们越发活跃起来，可谁也不想分开。有些人站起身，站在那里说话。有些人则继续坐在那里交谈。有些人开始道别，哭了起来。最动人的是那位母亲和她患肺结核病的儿子。年轻人始终在摆弄那张纸，脸色变得越来越凶狠，他在竭尽全力地免受母亲的情绪之感染。母亲听到分手的命令，便倚着儿子的肩头痛哭起来，不住地吸溜鼻子。那位眼睛像羔羊的眼睛一般善良纯真的姑娘站在哭泣的母亲面前，在说着什么安慰的话，聂赫留多夫不禁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戴蓝色眼镜的老人站在那里，握着女儿的手，对女儿说的话点头表示赞同。那对年轻的恋人站起身，手拉着手默默地对视。
显而易见，孟绍夫的无辜受罪是可怕的，可怕的不仅有他的肉体痛苦，而且还有他对善和上帝的怀疑，目睹那些人在毫无缘由地折磨他，他自然会对善和上帝心生怀疑；这数百名无辜者的备受侮辱和折磨也是可怕的，他们就因为证件出了点问题；这些麻木不仁的看守是可怕的，他们以折磨自己的兄弟为职业，还相信自己在做重要的好事。但是，他觉得最可怕的还是这位年老体弱的、善良的典狱长，他不得不将母亲和儿子、父亲和女儿隔离开来，而那些人与他和他的子女原本都是同样的人。
“先生们，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典狱长时而起身，时而坐下，说了好几遍。
“为什么要这样呢？”聂赫留多夫问道，他找不到答案，他此刻最为强烈地体验到了那种会转化为生理厌恶的精神厌恶感，他在监狱里总会有此感觉。
他俩的谈话被典狱长打断，典狱长站起身来宣布，探视时间已经结束，该散开了。聂赫留多夫站起身，与薇拉·鲍戈杜霍夫斯卡娅道别，向门口走去，他在门口站下，看着眼前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