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关心世界的起源问题，是因为他始终面临着如何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地生活这样一个问题。他同样从不考虑来世，他内心深处有一个代代相袭的坚定信念，农民们普遍持有这一信念：一如在动植物世界，一切东西均不会终结，而在不停地变换形式，大粪变成谷子，谷子变成鸡，蝌蚪变成青蛙，虫子变成蛾子，橡子变成橡树，人也同样不会灭亡，只会变换存在形式。他对此深信不疑，因此总是抖擞地甚至欢乐地直视死神的眼睛，坚强地承受那会带来死亡的苦难，但是，他不喜欢也不善于谈论这些。他喜欢工作，总是忙于实际事务，也常常鼓励同志们去做这样的实际事物。
在宗教方面，他也同样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从不考虑玄秘的物体，不考虑万物的起源，不考虑来世的生活。上帝之于他，一如之于法国天文学家阿拉哥，只是一种假设，一种他至今仍感觉无用的假设。他完全不关心世界的起源问题，不关心是摩西说得对还是达尔文说得对，他的同道们均认为十分重要的达尔文学说，对于他而言也只是一种思想游戏，一如六天之内创造世界的说法。
这批犯人中另一位来自民间的政治犯马尔科尔·康德拉季耶夫则是另一种气质的人。他十五岁起做工，开始抽烟喝酒，为的是排除朦胧的屈辱感。他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屈辱感是在圣诞节，他们这些孩子被领到老板娘布置的圣诞树前，他和小伙伴们得到的礼物是只值一戈比的小笛子、一个苹果、一颗包着金纸的核桃和一枚无花果，而老板的孩子们得到的却是玩具，那些玩具在他看来宛如神赐。他后来得知，那些玩具价值超过五十卢布。他二十岁时，一位著名的女革命者来这家工厂做工，她发现了康德拉季耶夫的出众才华，便送书、送小册子给他看，与他谈心，向他解释他的处境、他处于这种境地的原因以及改善这种处境的手段。等他清楚地意识到有可能让自己和其他人摆脱他所处的这一被压迫境地，这一境地之不公正在他看来便比先前更加残忍、更加可怕了，于是，他不仅强烈希望摆脱其处境，而且还想惩罚那些建立和维护这一残酷的不公正制度的人。康德拉季耶夫听人说，知识能够促成这一可能性，于是便如饥似渴地获取知识。他并不清楚如何借助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但是他坚信，知识既然可以使他意识到他所处环境的不公正，这种知识就一定也可以纠正这种不公正。此外，知识还使他意识到他高于其他人。因此，他不再喝酒抽烟，他把他做了仓库管理员后越来越多的时间全都用在学习上。
第二次坐牢后，他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儿逃走。再次被捕后，他被关押七个月，然后流放至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因为拒绝向新沙皇宣誓，他又从那里被流放至雅库茨克州，就这样，他成年后的生活有一半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所有这些经历丝毫没有让他变得凶狠，也未减弱他的热情，反而使他的精神愈加饱满。他活泼好动，胃口很好，无论什么时候都兢兢业业，朝气蓬勃。他对做过的事情从无悔恨，对未来的事情也从不多想，而是竭尽其智慧、才干和能力办好当下的事。在享有人身自由的时候，他为自己既定的目标而工作，即教育和团结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工阶层；身在狱中，他仍旧热情、务实地工作，努力与外界建立联系，在现有条件下尽量安排好生活，不仅是自己的生活，也包括他所在团体的生活。他首先是一个集体的人。他觉得，他自己其实一无所求，即便一无所有他也心满意足，可是对于志同道合的集体，他却可以付出甚多，可以做任何工作，无论是体力活还是脑力活，一干起来便不住手，夜以继日，不吃不喝。农民出身的他勤劳精明，干活麻利，天性平和，彬彬有礼，既关注他人的情感，也关注他人的观点。他的老母亲还健在，她是个不识字的乡村寡妇，很迷信，纳巴托夫人身自由的时候常去看她，设法帮她。他在家时，总是细心关照她的生活，帮她干活，他也继续与他从前的乡下伙伴来往，与他们一起抽那种自己卷的、形状像狗腿一样的烟卷，和他们练练拳击，告诉他们，他们如何全都受骗了，他们如何做才能摆脱他们身陷其中的骗局。当他想到并谈起革命究竟能给人民带来什么这个问题时，他总以为，他所属的人民依旧会处于大致相同的环境中，只不过有了土地，没了老爷和官吏。在他看来，革命不应改变人民生活的基本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与诺沃德沃罗夫及其追随者马尔科尔·康德拉季耶夫观点不同，他认为，革命不应摧毁整座大厦，只需把他心爱的这座漂亮坚固的旧大厦中的空间做重新划分。
那位女革命者教给他知识，对他贪婪汲取各种知识的出色能力深感惊讶。两年时间里，他学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欢的历史，读了各种的文学作品和批评著作，主要是宣传社会主义的著作。
这两名政治犯均出身平民：第一位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位是工人马尔科尔·康德拉季耶夫。马尔科尔参加革命运动时，已是一位三十五岁的成年人；纳巴托夫投身革命时，则年仅十八岁。纳巴托夫因天赋出众，在乡村小学毕业后进了中学，他一直在做家教，自食其力，中学毕业时获金质奖章。但他并未上大学，因为他在七年级时就认定，他要回到养育他的民间，去教育他那些被人遗忘的兄弟。他说到做到，起先去一个很大的村庄做文书，可他不久便被逮捕，原因是他读书给农民听，还在他们中间组建了一个消费生产合作社。第一次他在牢中被关押八个月，获释后仍受到暗中监视。出狱后，他立即去往另一省份，另一村落，在那里担任教师，进行同样的活动。他再次被抓，这一次坐牢一年两个月，在狱中，他的信念变得越发坚定。
那位女革命者被捕，康德拉季耶夫也随之被抓，因为在他那里搜到了禁书，他被关进监狱，后流放至沃洛格达省。他在那里结识了诺沃德沃罗夫，读了许多革命书籍，牢记在心，其社会主义观点越发坚定。流放归来后，他成为一次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罢工以捣毁工厂、杀死厂长结束。他再次被捕，判处流放，被剥夺公权。
此人的外貌，他的动作、嗓音和眼神，全都散发着朝气和欢乐。走进屋来的另一人个头也不高，也很瘦削，他脸色灰白，两颊凹陷，颧骨高耸，两只漂亮的蓝眼睛相距很远，嘴唇很薄，与前面那人相反，此人神情忧郁，萎靡不振。他身着一件破旧的棉大衣，靴子外面套着鞋套。他抱着两只瓦罐，提着两个篓子。他把东西放到兰采娃面前，冲聂赫留多夫弯一弯脖子，算是鞠躬致意，眼睛一直盯着聂赫留多夫。然后，他不情愿地向聂赫留多夫伸出一只汗津津的手，之后才动作缓慢地从篮子里往外掏食物。
他否定宗教，一如他否定现存经济制度。他意识到他自幼生活其间的信仰之荒谬，便努力摆脱这一信仰，起初不无恐惧，之后则满心欢喜，似乎在为自己和祖先所受的欺骗做出报复。他一有机会便恶意地、尖刻地嘲笑神父和教义。
“瞧，我们的公爵现身了。”他说着，把茶壶放在茶碗中间，把面包递给玛丝洛娃（译者按：此处可能是托尔斯泰笔误，根据上下文看，玛丝洛娃此时尚未进屋，面包应该递给了兰采娃。），“我们买到了好东西，”他说着，脱下小皮袄，扔向通铺的一角，皮袄从大家的头上飞过，“马尔科尔买了牛奶和鸡蛋，如今可以办舞会了。艾米莉娅·基里洛夫娜总是把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美不胜收。”他说道，同时笑嘻嘻地看着兰采娃。“好吧，现在你来泡茶吧。”他对兰采娃说道。
他习惯了禁欲的生活，满足于最简单的需求。就像每个从小就开始干活的人那样，他肌肉发达，无论做什么体力活都轻而易举，不知劳累。但他十分珍惜空闲时间，以便在监狱和流放途中继续学习。他如今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他小心翼翼地把此书藏在背袋里，就像藏着一件大宝贝。他与所有同志均保持距离，有些冷漠，唯独对诺沃德沃罗夫态度不同，他十分崇拜诺沃德沃罗夫，认为后者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进屋的两人中有一位个头不高、身体瘦削的年轻人，他身穿蒙着布面的短皮袄，脚套高筒靴。他端着两个热气腾腾的开水壶，腋下夹着一块用头巾包裹的面包，脚步轻盈地走进门来。
对于女性，他持有难以抑制的轻蔑，将她们视为一切正事之妨碍。不过他很同情玛丝洛娃，对她很热情，他认为玛丝洛娃是上层阶级压迫下层阶级的典型例证。由于这一原因，他不喜欢聂赫留多夫，不与他交谈，不与他握手，只在聂赫留多夫问候他时，他才伸出手来让对方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