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库兹明斯科耶庄园后，聂赫留多夫立即开始办事，却淡忘了那个不愉快的感受。
聂赫留多夫心想，那个德国人是如何管理、如何利用他的庄园的，他都完全无所谓。不过，这位长腰身车夫所说的事情却令他不快。他欣赏着明媚的春日，只见浓密的乌云不时遮蔽太阳，春播的田地上到处都有农夫在扶犁耕地，种植燕麦，墨绿的原野上有百灵鸟飞起，森林已被崭新的绿意所覆盖，只有迟缓的橡树尚未抽枝，牧场上散落着畜群和马匹，田地上可见耕者的身影，——不，不，他想起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于是他想起车夫的话，车夫说起那个德国人如何在库兹明斯科耶庄园作威作福。
聂赫留多夫查看账本，与管家谈话，管家直言不讳地说，农民地少有好处，农民的土地被老爷的土地包围也有好处。这一切更坚定了聂赫留多夫的决心，他决定停止经营庄园，把所有土地都分给农民。通过查看账本和与管家交谈，他得知情况与先前一样，即三分之二的优质耕地由自家长工用改良农具来耕种，其余三分之一雇农民耕种，每公顷付五卢布工钱，也就是说，为了这五个卢布，农民必须将一公顷的土地翻三遍，耙三遍，播种，然后收割，打捆或装袋，运至打谷场，也就是说，如果雇用廉价的短工来做这些活，每公顷至少要付十卢布。农民们以工抵钱，要为从账房获得的一切必要物资付出最昂贵的代价。在牧场放牧，去森林砍柴，为了一根土豆秧，他们都得付工役，因此，所有农民几乎都欠账房的债。这样一来，雇用农民耕种庄园的边角地，每公顷所获收益竟比用五分利计息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好一个阔气的德国佬！”这个在城里待过，也读过小说的车夫说道。他侧身面对乘客，一只手在长长的鞭杆上上下滑动，他显然在炫耀自己的学识：“他有辆三匹黄马拉的三套车，他拉着太太出门，那叫气派！”他继续说道：“冬天过圣诞节，他的大屋子里还有圣诞树，我拉客人去过那儿，树上还有灯泡。全省只有这一家！他捞了不少钱，数不清的钱！他干吗不捞，他大权在握啊。听说他买了一处上好的庄园。”
这一切聂赫留多夫先前就知道，可如今他却像是初次耳闻。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以及与他处于同一地位的所有人为何竟未看出这类关系之反常。管家提出种种理由，称如果把土地交给农民，所有的农具都会白白荒废，转手的话，连原价的四分之一都卖不到，农民也会糟蹋土地，总的来说，聂赫留多夫这样交出土地损失太大，可这些理由却更使聂赫留多夫意识到，他把土地交给农民，他剥夺自己的大部分收入，这正是他做的一件好事。他决定在此次庄园之行期间立即完成此事。收获和出售已经播种的庄稼，转让农具和不需要的房屋，这些事可让管家在他离开之后再办。此时，他让管家第二天召集一次会议，让库兹明斯科耶庄园境内三个村子的农民都来参加，他要向农民说明自己的打算，商定土地出租的价钱。
车夫谈起库兹明斯科耶的管家，他并不知他拉的客人正是庄园主。聂赫留多夫也有意没对他亮明身份。
聂赫留多夫坚决地回绝了管家提出的种种理由，准备为农民付出牺牲，他因此感觉愉快，怀着这种意识他走出账房，一面思考要做的事情，一面在房屋四周散步。他走过好几个花坛，花坛里今年没有种花（管家住处前面新辟出一个花坛），他走过长满蒲公英的lawn-tennis（英文：草地网球）场，走过椴树林荫道，他从前常来这林荫道上抽烟，三年前，来母亲处做客的美人基里莫娃曾在这里与他调情。约略想好明天要对农民们说的话之后，聂赫留多夫去见管家，与他一边喝茶，一边再次商讨了放弃全部家产的问题，这之后他如释重负，走进大屋子里为他准备好的房间，这个房间一直是客房。
聂赫留多夫正午时抵达库兹明斯科耶。他开始简化生活，并未事前发电报，只在车站雇了一辆两驾马车。车夫是个小伙子，穿一件黄土布上衣，瘦长的腰身处扎着腰带，腰带以下现出皱褶，他照车夫的架势侧身坐在驾座上，这样更方便和老爷说话。在车夫和老爷说话的时候，那两匹马，一匹衰老的瘸腿白马和一匹干瘦、疲惫的拉边套的马，便可以缓步慢行，它们总是愿意这样慢行的。
这个房间不大，很整洁，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户之间有一面镜子。屋里有一张整洁的弹簧床和一张小桌子，桌上摆着水罐、火柴和用来熄灭蜡烛的器具。镜子前的大桌子上摆着他的旅行箱，皮箱敞着，能看到他的洗漱用品套装和随身带来的几本书：一本俄文书，是刑法研究著作；还有一本德文书和一本英文书。他原想在此次乡间旅行的空闲时间阅读这几本书，可此刻却无暇顾及，他躺下睡觉，以便明日早点起床，推敲一下说给农民们听的话。
他首先乘车前往库兹明斯科耶，这个巨大的黑土地庄园离得最近，他的主要收入就来自此处。他童年和青年时代曾在这座庄园住过，长大后也来过两次，有一次是奉母亲之命带一位德国管家去那里，与管家一同检查庄园事务，因此他早已清楚庄园的状况，也清楚农民与账房亦即地主的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这样的，客气地说，农民处于完全的依附状态，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就是账房的奴隶。这并非在一八六一年被取缔的那种实实在在的农奴制，并非一位主人对若干人的奴役，而是许多大地主对所有无地或少地农民的普遍奴役，这种奴役无处不在，最为常见，但有时也会看到农民被他们身边的人所奴役。聂赫留多夫知道这一点，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这种奴役就是庄园经济的基础，他曾协助料理这种庄园经济。但是，聂赫留多夫不仅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种奴役是不公正的，是残酷的。他从大学生时代就知道这一点，他当时信奉并宣传亨利·乔治的学说，并以这一学说为依据将父亲留下的土地分给农民，认为在当今拥有土地是一种罪恶，一如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不错，在军中服役之后，当他已习惯每年花费近两万卢布，他所有的这些知识便不再是他生活中必须履行的责任，已遭遗忘。他不仅从未对自己提问，自己对私有制持何种态度，母亲给他的钱来自何处，反而竭力不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母亲的去世，遗产，不得不去管理自己的财产亦即土地，这些都使他得再度面临对土地所有制的态度问题。若在一个月前，他或许会对自己说，他无力改变现存秩序，庄园也并非他在管理，住在远离庄园的地方，不断收到从庄园得来的钱，他或多或少还是心安理得的。如今他却已下定决心，尽管他即将前往西伯利亚，与监狱方面复杂艰难的交道也需要用钱，可他依然无法维持现状，而要改变局面，不惜付出代价。为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把土地以低廉的价格租给农民耕种，使农民有可能不再依附于地主。聂赫留多夫不止一次将地主的地位和农奴主的地位作比，觉得地主不雇工耕种而将土地租给农民，就相当于农奴主将农奴自徭役制带向代役租制。这并非问题的解决，却是向问题的解决迈出的一步，这是从粗暴的暴力形式向较为缓和的暴力形式之过渡。他决定就这么做。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张老式红木雕花圈椅，聂赫留多夫记得这椅子原来放在母亲的卧室里，这椅子的模样猛然在聂赫留多夫心中激起一阵完全意外的情感。他突然怜惜起这座年久失修的房子，怜惜起荒芜的花园和遭到砍伐的森林，怜惜起所有的畜棚、马厩、农具棚、机器、马牛。这一切虽然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置办和维持这一切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先前他觉得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这一切，可如今他却不仅怜惜这一切，而且还怜惜起土地，怜惜起他如今可能需要的那一半收入。很快，一些想法便来逢迎他，依据这些想法，将土地分给农民、毁灭自己财产的举动是不明智的，不应该的。
两周后，参政院可能审理此案，聂赫留多夫打算在此之前赶到彼得堡，若参政院维持原判，像那位起草上诉书的律师建议的那样，就上书皇上。据律师估计，上诉可能没有结果，因为上诉的理由很不充分，对此要做好准备。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苦役犯可能在六月初被发配，聂赫留多夫下定决心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因此必须早做准备，他现在得去乡下处理自己的各种事情。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不占有土地，我也就不可能拥有这份家业。此外，我马上就要去西伯利亚，因此无论房子还是庄园，我都用不着了。”一个声音这样说道。“是这样的，”另一个声音却说，“但是首先，你不会在西伯利亚住一辈子。如果你结婚，你就会有孩子。你接收了一座完好的庄园，你也应该把这座庄园完好无损地传下去。你有面对土地的责任。交出一切、销毁一切十分容易，立业持家却十分艰难。最主要的是，你要仔细考虑你的生活，想好你今后怎么办，并依据这一点来处置你的财产。你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吗？再说，你这样做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在做给别人看，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聂赫留多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如果别人这样议论他，也会对他的决定产生影响。他想得越多，心中的问题便越多，越难以解答。为了摆脱这些想法，他躺倒在干净的床铺上，想尽快入睡，以便明日用清醒的脑袋来解答他此刻无法解答的问题。可他很久都无法入睡，伴着新鲜的空气，伴着月光，青蛙的鸣叫涌入敞开的窗户，蛙鸣时而被夜莺的啼叫打断，夜莺在远处的花园啼鸣，有一只却近在窗下，在盛开的丁香花丛里。聂赫留多夫耳闻蛙鸣鸟啼，便想起了典狱长女儿的琴声；想起典狱长，他便想起了玛丝洛娃，想到她在说出“您别再管了”这句话时颤抖的双唇，她颤抖的双唇就像鸣叫时的青蛙。后来，德国管家下去抓青蛙。不能让他去，可他不仅下去了，还变成了玛丝洛娃，并开始指责聂赫留多夫：“我是流放犯，你却是公爵。”“不，我是不会让步的。”聂赫留多夫想道。清醒过来后他问自己：“我这样做究竟好还是不好呢？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无所谓。无所谓。不过应该睡觉了。”于是，他自己也开始下到管家和玛丝洛娃下去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