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我成了一个革命者。是的。”他说着，镇静下来，又简短地叙述了他后来的故事。
在这之后他沉默良久，喘着粗气，压抑着涌至喉头的哽咽。
他加入民意党，甚至成为一个破坏小组的负责人，小组的目的就是进行反政府的恐怖行动，迫使政府放弃权力，把权力交给人民。他怀着这一目的四处奔波，或去彼得堡，或去国外，或去基辅，或去敖德萨，并在各地大获成功。一个他十分信赖的人出卖了他。他被逮捕，受到审判，在狱中被关押两年，最后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苦役。
“我蹲的那座监狱，”克雷里佐夫对聂赫留多夫说（他坐在高高的板床上，胸部凹陷，胳膊肘支着膝盖，只是偶然看一眼聂赫留多夫，他漂亮的双眼闪烁着忽明忽暗的光芒，充满智慧和善意），“管得不算太严，我们不仅可以敲打墙壁传递信息，还可以在走廊里走动，相互交谈，分享食品和烟草，晚上甚至可以一起唱唱歌。我嗓子很好。是的。要不是我母亲，她痛不欲生，要不是她，我在监狱里还觉得挺好的，甚至感到很开心，很有意思。再说，我在那里还认识了著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狱中用碎玻璃割破血管自杀了）和其他一些人。但我当时不是革命者。我还结识了同一囚室的两名难友。他俩都因波兰传单案被捕，因在被押往火车站途中试图逃跑而被判刑。一位是波兰人洛津斯基，一位是犹太人，姓罗佐夫斯基。是的。罗佐夫斯基还完全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可他看上去不过十五岁，个头又瘦又小，黑色的眼睛亮晶晶的，活泼好动，像所有犹太人一样很有音乐天赋。他的嗓子正处在变声期，可他唱歌唱得很好听。是的。我亲眼看到他俩被带去受审，是一早带出去的。晚上他们回来后说，他俩被判了死刑。谁都没想到。他俩的案子并不重，他俩只是试图挣脱押解兵，甚至没伤害任何人。再说，判罗佐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死刑，这也太反常了。我们牢里的人都认为这是在吓唬人，判决不会得到批准。大家起初一阵慌乱，之后就安下心来，生活照旧过了下去。是的。可是有一天晚上，一位看守走到我的门前悄悄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他们正在做绞架。我开头不明白：怎么回事？什么绞架？可是老看守却神情慌乱，我看了他一眼就明白了，绞架是为我们那两位难友准备的。我想通过敲击墙壁与其他难友交谈，又怕这两位听见。难友们全都默不作声。显然，大家全都知道了。过道里，各间囚室里，整个晚上都鸦雀无声。我们没有敲墙，也没唱歌。十点左右，那个看守又来到我身边，说从莫斯科来了几名刽子手。他说完之后就走开了。我喊他，让他回来。可我突然听见，罗佐夫斯基在他的囚室里隔着走廊冲我喊道：‘您在干吗？您喊他干吗？’我说，看守是给我送烟草来的，可是罗佐夫斯基似乎猜到了什么，他问我，我们为什么不唱歌，为什么不敲墙。我不记得我当时对他说了什么，只是赶紧走开，免得与他说话。是的。可怕的一夜。我整夜留神听着各种声响。天亮时，我突然听见过道的门被打开，有人走了过来，很多人。我站到小窗旁。过道里点起一盏灯。率先进来的是典狱长。这个人很胖，好像也很自信，行事果断，可他却脸色难看，煞白煞白的，他垂头丧气，像是被吓着了。跟在他后面的副典狱长眉头紧锁，神情坚决。再后面是一名卫兵。他们从我的门前走过，停在旁边囚室的门前。我听到，副典狱长用有些奇怪的嗓音喊道：‘洛津斯基，快起床，换身干净衣服。’是的。后来我听见牢房的门哗啦一响，他们走向洛津斯基，然后听见洛津斯基的脚步声，他走向过道的另一边。我只能看见典狱长。典狱长脸色苍白地站在那里，反复地把一只纽扣解开又扣上，不住地耸着肩膀。是的。突然，他像是被吓着了，躲到一旁。原来是洛津斯基从他身旁走过，走近我的门口。小伙子很漂亮，您也知道，好看的波兰人相貌，前额饱满宽阔，一头鬈曲的柔软金发，两只漂亮的天蓝色眼睛。小伙子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他在我的小窗口前停住脚步，于是我看见了他的整张脸。这张清瘦、灰白的脸上满是恐惧。‘克雷里佐夫，有烟吗？’我正要递烟给他，副典狱长却迫不及待似的掏出自己的烟盒，递了过去。洛津斯基拿起一支烟，副典狱长划着火柴给他点烟。他抽起烟来，好像在思考。后来，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开口说道：‘真残忍，真不公道。我什么罪也没有啊。我……’我一直盯着他年轻的、白皙的脖子，只见他的喉头在颤抖，他说不下去了。是的。就在这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用他尖细的犹太人嗓音在过道里喊叫。洛津斯基扔掉烟头，从我的门前走开。我的小窗口里于是现出了罗佐夫斯基的身影。他那张孩子气的脸庞涨得通红，满是汗水，黑色的眼睛含着泪水。他也穿了一身干净衣服，裤子过于肥大，他一直在用两只手往上提裤子，他浑身都在打颤。他那张可怜的脸庞贴近我的小窗：‘阿纳托利·克雷里佐夫，大夫给我开了润肺茶，是吗？我不舒服，我还想再喝点润肺茶。’没人搭话，他面带疑问，时而看着我，时而看着典狱长。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一直没弄明白。是的。突然，副典狱长沉下脸来，又用那种刺耳的声音喊了起来：‘开什么玩笑？快走。’罗佐夫斯基显然不知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似乎迫不及待地走了起来，几乎在走廊里飞奔，走在所有人前面。可是后来，他不肯走了，我听见了他尖利的喊声和哭声，之后响起一阵喧闹声，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在刺耳地尖叫、哭泣。后来，声音越来越远，过道的门哗啦一声，于是便安静下来……是的。就这样把他俩绞死了。用绳子勒死了他俩。另一位看守看到了，他对我说，洛津斯基并未反抗，罗佐夫斯基却挣扎了很久，因此把他拖上绞刑架，把他的脑袋硬塞进绞索。是的。这个看守是个傻乎乎的小子。他对我说：‘老爷，我听说这事很可怕。其实没什么可怕的。他们被吊起来，只是肩膀这么动了两下，’他演示了一下，肩膀如何耸起来，又耷拉下去，‘然后刽子手又顿了顿绳子，就是说，让绞索勒得更紧一些，这就完事了，身子再也不抖了。’”克雷里佐夫重复了一下看守的话：“‘没什么可怕的。’”他想挤出一个微笑，却转而痛苦起来。
他在狱中身患肺结核病，在他目前所处的条件下，显而易见，他的生命未必能持续数月，他很清楚这一点，可他并不后悔他的作为。他说，如果他有第二次生命，他仍旧会把它用于同样的事业，即摧毁现存秩序，因为在现存的秩序之下，他所目睹的一切仍旧会发生。
聂赫留多夫尤其喜爱卡秋莎所在队伍中的一个人，即患有肺结核病的年轻流放犯克雷里佐夫。聂赫留多夫在叶卡捷琳堡即与他结识，后在途中又数次见面，相互交谈。夏天里，有一次在宿营地的休息日，聂赫留多夫几乎与他待了一整天，克雷里佐夫在聊天中对聂赫留多夫谈了自己的身世，谈他如何成了革命者。他入狱前的身世十分简短。他父亲是南方省份的富裕地主，在他很小时即已去世。他是独子，由母亲抚养成人。他在中学和大学里学习轻松，毕业时成为数学系头名副博士。校方建议他留校任教，出国深造，但他迟疑不决。他爱上一位姑娘，他想结婚，想做地方自治会工作。他什么事都想做，却什么事都没下定决心去做。这时，一位大学同学请他为共同的事业捐点钱。他知道，这共同的事业就是革命的事业，他当时对这一事业毫无兴趣，但出于同学情谊和虚荣心他还是给了钱，他怕别人认为他胆小。拿到这笔钱的人被捕，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字条，根据字条得知钱为克雷里佐夫所捐。克雷里佐夫于是被捕，起先押在警局，后被关入监狱。
接近这个人，听了这个人的身世，聂赫留多夫因此理解了他先前不懂的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