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由于玛丝洛娃被转入政治犯队列，聂赫留多夫也得以结识许多政治犯，起先在叶卡捷琳堡，他们很自由，被一同关在一个大房子里，后来在途中又结识了与玛丝洛娃走在一起的五男四女。接近流放政治犯后，聂赫留多夫完全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
聂赫留多夫觉得他在旅行途中始终处于一种激动状态，怀着这样的心情，他不由自主地要关注、同情一切人，从车夫到押解兵，直到他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和省长。
自俄国革命运动发端时起，尤其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后，聂赫留多夫对革命者一直没有好感，抱有蔑视。他对他们心有反感，首先因为他们在反政府斗争中采取的手段既隐蔽又残忍，主要就是他们实施的残忍的暗杀行为，还有他们全都具有的那种自命不凡的特征。然而，近距离地了解了他们之后，知道他们时常无辜地遭受政府的迫害，他才明白，他们的行为迫不得已。
这一感情仿佛在聂赫留多夫心中打开了一道闸门，先前找不到出口的爱的洪流奔涌而出，涌向他遇见的每一个人。
尽管所谓刑事犯遭受的种种折磨毫无道理，但他们在受审前后受到的对待多少还有点依法办事的样子；可是，在处理政治犯的案件时却不做这些样子，一如聂赫留多夫在舒斯托娃以及后来许许多多新结识的政治犯的遭遇中所看到的那样。对待这些人的做法，就像用一张大渔网捕鱼，即把落网的鱼全都拖到岸上，然后挑出看中的大鱼，小鱼则弃之不顾，让它们死去，在岸上被晒成鱼干。就这样，成百上千的人被抓起来，显而易见，他们不仅无罪，而且没有与政府作对的能力，他们被关进监狱，有时一关就是数年，在狱中染上肺结核病，发疯，自杀。他们被继续羁押，仅仅因为没有释放他们的理由，此外，他们被关在狱中，提审起来也很顺手，可随时用来弄清侦查中遇到的某个问题。甚至从政府的立场看，这些人也是无辜的，可他们所有人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队队长、警官、密探、检察官、法官、省长和大臣的心血来潮，取决于后面这些人悠闲与否，心情好坏。某个官员闲得无聊，或想出人头地，便开始抓人，然后依据他的心情或者上司的心情来决定是关进大牢还是开恩释放。更高一级的官员，同样依据他是否需要出人头地、他与大臣关系如何等情况做出决定，或将人流放至天涯海角，或将他关进单人牢房，或判处流放、苦役和死刑，若有一位太太出面求情，被抓的人则会被无罪释放。
他如今对她怀有一种他先前从未体验过的感情。这种感情完全不同于诗意的初恋，更不同于他后来体验过的感官之爱，甚至也不同于他在法庭审判之后决定与她结婚时产生的那种履行责任与孤芳自赏相互混杂的情感。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情感，即怜悯和同情，他在狱中第一次与她见面时体验过这一情感。后来，去过医院之后，他抛开厌恶，原谅了她与医士之间子虚乌有的绯闻（后来弄清此事纯属捏造），他当时更强烈地体验到了这一情感。这正是那种情感，不过也有区别，即在当时这一情感是暂时的，而如今这一情感却是常在的。如今无论他在想什么，无论他在做什么，他心中始终怀有这一怜悯加同情的感情，这一感情不仅针对她，也面向所有人。
政治犯们就像身在战场，他们自然也要采用对方针对他们所采用的手段。军人们始终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舆论氛围中，这种社会舆论不仅不会使他们意识到他们行为的犯罪性质，而且将此类行为视为英雄壮举。同样，政治犯们也面对这样的氛围，他们团体的舆论氛围始终伴随着他们，使得他们认为，他们冒着失去自由、生命和人生最宝贵东西的危险所实施的那些残忍行为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英勇的举止。这使聂赫留多夫理解了一个奇怪现象：一些性格极为温和的人，他们不仅不忍心伤害动物，而且不忍心目睹动物受苦，可他们却心平气静地打算去杀人。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杀人是一种自卫方式，是一种达到普遍幸福之崇高目的的手段，是合法的、正义的。他们赋予他们的事业以崇高意义，因此也赋予他们自己以崇高意义，这一意义很自然地源自政府对他们的定义，源自他们所承受的残酷惩罚。他们必须赋予自己以崇高意义，以便承受他们所承受的一切。
在押解途中跋涉两月，她的变化也体现在外貌上。她瘦了，黑了，似乎也变老了；鬓角和嘴角现出了皱纹，她不让头发披在额头，用头巾裹着脑袋，无论服装、发型还是待人接物的方式，均已没了先前那种卖弄风情的特征。在她身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断地在聂赫留多夫心中唤起特别愉悦的情感。
近距离地了解他们之后，聂赫留多夫坚信，他们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全都是恶棍，也不像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全都是英雄，而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他们中间，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这些人中有人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有责任与现存的恶势力作斗争；但是，也有一些人出于个人主义的虚荣动机选择了这种活动；不过，大多数人投身革命却出于激情，聂赫留多夫在战争期间见识过这种情绪，即渴望冒险，游戏生命，精力旺盛的普通青年往往都具有此类冲动。这些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这些人的出众之处在于，他们的道德需求超过普通人。他们不仅认为应该过严谨节制的生活，要正直无私，而且还时刻准备为共同的事业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些人中高于中等水准的人会高出很多，成为罕见的道德高峰之标杆；而那些低于中等水准的人也会低出很多，时常成为虚伪做作之人，自命不凡，骄傲自大。因此，对于自己的某些新朋友，聂赫留多夫不仅尊重有加，而且衷心爱戴，而对另一些人，他则依旧十分冷漠。
从下诺夫哥罗德到彼尔姆，聂赫留多夫仅见过卡秋莎两次：一次在下诺夫哥罗德，在犯人们被押上一艘围着铁丝网的驳船之前；一次在彼尔姆，在监狱里的办公室。这两次见面时，他发觉卡秋莎不露心思，也不友善。他问她感觉如何，是否需要什么，她的回答闪烁其词，不好意思，聂赫留多夫觉得她仍旧怀有之前那种不无敌意的怪罪情感。她这一段时间因为男人们的纠缠不休而表现出的闷闷不乐，也让聂赫留多夫感到难过。他担心，在押解途中这种艰难、堕落的环境的作用下，她会重新落入先前那种内心紊乱、对生活绝望的状态，一旦落入那一状态，她便会怨恨他，拼命地抽烟喝酒，以便麻醉自己。然而，他却完全无法帮助她，因为在上路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机会与她见面。直到她被转入政治犯队列后，他才确信自己的担心毫无根据，与之相反，每见她一面，他便能更清晰地看到她内心发生的变化，他非常乐意看见她身上的此种变化。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见面时，她又像在出发之前那样了。看见他，她没有皱起眉头，没有局促不安；相反，她高高兴兴、平平常常地迎接他，感谢他为她做的一切，尤其感谢他让她和如今这些人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