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其实也明白这一点。这是我们的错。”
“那小子完全是个傻瓜，当然什么也说不清楚，”法纳林笑着说，“但这毕竟是个理由。接下来是这样的：‘第三，庭长在总结发言中不顾《刑法》第八〇一条第一款之明确规定，没有向陪审员解释犯罪概念由哪些法律元素构成，他没有告诉他们，即便玛丝洛娃向斯梅尔科夫投毒的行为得到证实，如果无法认定她是蓄意谋杀，他们依然有权认定她并未触犯刑法，而是过失杀人，商人死亡这一结果出乎玛丝洛娃的意料。’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最后，第四，’”律师继续念道，“‘陪审团对法庭关于玛丝洛娃罪责问题的征询做出的答复充满明显矛盾。玛丝洛娃被控蓄意毒杀斯梅尔科夫，其唯一杀人动机就在于谋财，可陪审员们在答复中却否认玛丝洛娃有抢劫之目的，否认她曾参与盗窃贵重钱财，由此显然可以看出，他们的意思在于推翻被告蓄意谋杀的罪名，庭长不全面的总结发言令陪审员们产生误解，这才使得他们未能以合适的方式做出答复。因此，陪审团的这一答复无疑适用于《刑法》第八一六条、第八〇八条，亦即庭长应向陪审员们说明后者所犯错误，并重新就被告的罪责问题提出征询，要求陪审团重新做出答复。’”法纳林念道。
“他说得很糟糕，什么都听不明白。”聂赫留多夫说道，显出更多的惊讶。
“那庭长为什么没这样做呢？”
“总归是个理由。接下来是这样的：‘其次，玛丝洛娃的辩护人，’”他继续念道，“‘本想界定玛丝洛娃的个性，涉及她堕落的内在原因，可他的发言却被庭长阻止，理由是辩护人的发言似乎与案件没有直接关联。但在刑事案件中，正如参政院数次指出的那样，对被告性格和整个精神面貌的描述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至少对于正确判定罪责至关重要。’这是第二点。”他看了聂赫留多夫一眼，说道。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法纳林笑着说。
“可这完全没有必要啊。”
“参政院或许能纠正这个错误？”
“反正一样，辩方也有理由要求宣读。”
“这要看到时候是哪几个老废物来主持审理。”
“这是公诉人要求宣读的啊。”聂赫留多夫惊讶地问道。
“为什么是老废物呢？”
“‘此判决为一系列严重的诉讼程序错误之结果，’”他继续字正腔圆地读道，“‘必须予以撤销。首先，在庭审时，斯梅尔科夫内脏尸检报告刚开始宣读便被庭长打断。’这是第一点。”
“就是养老院里的老废物。就这么回事。我接下来写道：‘法庭无权依据这样的认定，’”他速度很快地继续念道，“‘判定玛丝洛娃负有刑事责任，援引《刑事诉讼法》第七七一条第三款对她做出判决，这是对我国刑法诉讼基本原则粗暴而又重大的侵犯。依据上述几点理由，本人荣幸地请求某某人、某某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〇九条、第九一〇条、第九一二条第二款、第九二八条等等，撤销原判决，并将本案移交同一法院的另一审判庭重新审理。’就这些，该做的全都做了。我要开诚布公地说，成功的概率不大。不过，一切全都取决于参政院委员会的组成。您要是有熟人，就去斡旋一下。”
他停了下来，显而易见，尽管此事早已是家常便饭，可听着自己撰写的作品，他仍旧心满意足。
“我有熟人。”
“呈刑事上诉庭，云云，特提起上诉，云云。原判决云云，判决书云云，认定玛丝洛娃犯有毒杀商人斯梅尔科夫罪，据《刑法》第一四五四条判处苦役，云云。”
“那就趁早去找，否则他们就治疗痔疮去了，就得再等三个月……还有，万一上诉不成，还可以向皇上申诉。这也同样取决于幕后活动。我在这方面也甘愿效力，不是指幕后活动，而是拟申诉书。”
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纸，念了起来，他囫囵吞枣般地迅速念出那些枯燥的公文词汇，其他段落他则读得字正腔圆：
“谢谢您，律师费……”
“人们都说律师挣钱是白拿，”他说着，脸上又恢复了先前的和悦，“一个破产债主受到不实指控，我帮他打赢了官司，现在他们全都来找我。每桩案件都要付出巨大辛苦。有位作家说，他把自己的一块血肉留在墨水瓶里了，我们这些律师也一样。好吧，来谈您的案子，或者说是您感兴趣的案子，”他继续说道，“情况很糟，没有很好的上诉理由，不过还是可以试着上诉，我拟了一份上诉状。”
“助手会交给您一份誊清的诉状，他会告诉您具体数目。”
“那就拉倒。”律师说道，他那张开心和善的脸突然变得阴险恶毒了。
“我还想问您一件事：检察长给我开了一张去看当事人的通行证，在监狱里他们对我说，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之外探监还需要省长批准，是这样的吗？”
“可他不同意。”
“我想是这样的。可是省长目前不在，由副省长管。这可是个十足的傻瓜，您在他那儿未必能办成什么事情。”
“稍等。您去告诉他，”他对走进屋来的助手说，“就按我说的做，能做就做，不行就拉倒。”
“是马斯连尼科夫吗？”
“您决定怎么做呢？”
“是他。”
“这个可怕的恶棍，他把我折磨得够呛。真想缓口气。”律师说道，似乎在辩解他为何没有直接切入正题，“好吧，现在来谈您的案子……我仔细读了此案卷宗，‘我不赞成其内容’，就像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多余人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也就是说，那个小律师很糟糕，放过了上诉的所有理由。”
“我认识他。”聂赫留多夫说，他站起身来打算离开。
“他说想进天堂，你说的是二十五卢布钞票。”聂赫留多夫此时心想，他对这个举止放肆的人生出难以遏制的厌恶。此人试图用他的说话腔调来表明，他和聂赫留多夫是同一营垒的人，而其他客户与他俩不同，均属另一营垒。
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矮小、丑得可怕的女子飞也似的冲进房间，她鼻孔外翻，面色蜡黄，瘦骨嶙峋，此人就是律师的妻子，她显然丝毫也不因自己的丑陋而气馁。她不仅着装非同一般，身上裹着丝绒和绸缎，有黄有绿，而且连稀疏的头发也烫成了卷，她凯旋般地飞进接待室，身边伴有一个面带微笑的高个子男人，这男人面色土黄，穿一件带有丝绸翻领的长礼服，系一根白色领带。此人是作家，聂赫留多夫与此人面熟。
“好的，好的，马上。唉，这些财主都不是好东西！”他说道，“您看到刚才这个家伙了吗？他有一千二百万家产，可他还说想进天堂。要是有可能从您这里捞到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他恨不得用牙咬。”
“阿纳托利，”她推开房门，说了起来，“你过来。谢苗·伊万诺维奇答应朗诵他的诗，你一定要读一读迦尔洵。”
“多谢，我来谈玛丝洛娃的案子。”
聂赫留多夫正想走开，可律师的妻子在与丈夫耳语了几句之后却马上对聂赫留多夫说道：
“公爵，您请。”法纳林看到聂赫留多夫，招呼了一声，他朝走远的商人再次点点头，便领聂赫留多夫走进自己格调严谨的办公室，“您请抽烟。”律师说着，在聂赫留多夫对面坐下，竭力忍住因前一个成功案件而生的笑意。
“抱歉，公爵，我认识您，我觉得相互介绍纯属多余，您也来参加我们的文学早餐会吧。会很有意思的。阿纳托利的朗诵棒极了。”
两人又很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您瞧，我有多少杂事啊。”律师摊开双手，微笑着手指妻子，以此表示他无法抗拒这个绝代佳人的意志。
“得了，得了，我们都清楚。”
聂赫留多夫面带忧郁严肃的神情十分礼貌地对律师妻子的邀请表示感谢，称自己实在无法参加，然后自办公室走进接待室。
“我很乐意进天堂，可我罪孽深重，不让我进啊。”
“装模作样的家伙！”待他走出门去，律师的妻子如此说他。
“老兄，这都怪您自己啊。”法纳林笑着说。
在接待室里，助手把准备好的上诉书交给他。在回答酬金多少的问题时他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开价一千卢布。他还说，这类案件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通常不接，他接这个案件是看聂赫留多夫的面子。
在律师法纳林给定的时间，聂赫留多夫赶去见他。聂赫留多夫走进律师富丽堂皇的私宅，院里立着高大的植物，窗上挂着精美的窗帘，无处不在的奢华陈设表明主人发了横财，亦即不费吹灰之力得到的钱财，只有暴发户家里才如此陈设。聂赫留多夫走进接待室，见有众多客户在排队等候，就像在医生的诊所里那样，他们愁眉苦脸地坐在几张桌子旁，翻看供他们消遣的几本画报。律师的助手也坐在这里，坐在一张高高的写字台旁，他认出了聂赫留多夫，便走过来问好，说他马上去向老板禀报。但没等助手走近，办公室的门就突然打开，传出两个人爽朗开心的说话声，一位是已不年轻的壮汉，他脸膛泛红，唇须浓密，穿一身崭新的外衣，另一位是法纳林本人。两人脸上都有这样一种表情，人们在刚刚完成一件有利可图，却不完全正当的事情之后往往都会面带这样的表情。
“上诉书怎么签名呢，该由谁签名呢？”聂赫留多夫问。
“玛丝洛娃的事情还没解决，现在也没必要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多夫想，“改变起来也很困难。等到她获释，或者她被流放，我跟她走，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
“可以由被告本人签名，如果不方便的话，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也可以在得到她的委托后签字。”
聂赫留多夫想改变自己的外在生活，即退租这套大房子，辞退仆人，搬进旅馆。可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却向他证明，在入冬之前对生活现状做任何改变都没有道理，夏天无人租房，总得有个地方住人，摆放家具和杂物。于是，聂赫留多夫试图改变其外在生活的所有努力均无果而终（他本想像大学生那样简朴地生活）。一切照旧，而且家里还更起劲地忙乎起来：各种各样的毛料服装和皮毛服装被拿出来晾晒、拍打，看门人、看门人的帮手、厨娘，还有科尔涅依本人，全都参与其中。起先把一些制服和从未穿过的奇特毛皮服装搬出去晾在绳子上，然后开始搬出地毯和家具，看门人和他的帮手挽起袖子，露出结实的胳膊，使劲拍打这些东西，所有房间里于是都充满了樟脑气味。无论穿过院子，还是从窗口往外看，聂赫留多夫都大为吃惊，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而所有这一切无疑全都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的唯一用途，”聂赫留多夫想，“就是给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科尔涅依、看门人、看门人的帮手和厨娘提供一个活动筋骨的机会。”
“不用了，我去让她签字。”聂赫留多夫说道，有机会在规定的探视日之前见到她，他因此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