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丝洛娃和玛丽娅·帕夫洛夫娜两人穿着靴子和半截皮袄，扎着头巾，从宿营地的住处走到院子里，走向那些坐在北墙下背风处的小贩。小贩们争先恐后地兜售各自的商品，如新烤的面包、馅饼、鱼、面条、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等，一个小贩处甚至有一只烤乳猪。
这是九月里一个阴雨连绵的清晨。寒风阵阵，时而飘雪，时而落雨。这批犯人已全都站在宿营地的院子里，有男犯四百人，女犯约五十人。一部分犯人围在一位老押解兵身边，后者在向犯人班长分发两天的伙食费，一部分犯人在向被允许进入宿营地院子的小贩们购买食物。正在数钱、买东西的犯人们发出一阵嗡嗡声，小贩们的叫卖声尖利刺耳。
西蒙松身穿胶皮上衣、毛袜和胶鞋，胶鞋用几根带子系着（他是素食主义者，也不使用动物皮毛），他也站在院子里，等待队伍出发。他站在门口的台阶旁，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他刚刚产生的一个想法。这一想法如下：
玛丝洛娃获准在宿营地与政治犯同住，但作为一名身体健康的女犯，她在途中仍要与刑事犯一同步行。因此从托木斯克起，她就一直徒步行走。与她一起步行的还有两位政治犯：一位是玛丽娅·帕夫洛夫娜·谢基尼娜，也就是聂赫留多夫在探视鲍戈杜霍夫斯卡娅时看到的那个令他吃惊的、长着一副羔羊眼睛的漂亮姑娘；另一位是要被流放至雅库茨克州的西蒙松，也就是聂赫留多夫同样在那次探监时见到的那位皮肤黝黑、头发蓬乱、前额下方有一双深凹眼睛的男人。玛丽娅·帕夫洛夫娜之所以步行，是因为她把自己在大车上的座位让给了一位怀孕的女刑事犯；西蒙松之所以步行，是因为他认为贵族出身的犯人不该享有乘坐大车的阶级特权。这三人与其他政治犯分开走，其他政治犯稍晚些乘大车出发，而他们三人则起早与刑事犯同行。他们一直这样赶路，直到抵达这座大城市前的最后一站，在这座城市，一位新的押解队队长将接管这批犯人。
“如果细菌对人的指甲进行观察和研究，会认为人的指甲是无机体。我们在观察地壳时也是这样，认为地球是无机体。这是错误的。”
被转入政治犯队伍后，玛丝洛娃在各方面的处境均有所改善。且不说，政治犯的住宿和膳食条件稍好一些，较少受到粗暴对待，玛丝洛娃与政治犯为伍的好处还在于，她不再受到男人们的纠缠，如今可以踏实地过日子，再也不用时时被迫想起自己如今试图彻底忘记的往昔。这次调动最主要的好处还在于，她结识了几个人，这些人对她产生了决定性的正面影响。
玛丝洛娃买好鸡蛋、一串面包圈、鱼和新烤的小麦面包，将这些东西装进背袋；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在与小贩算账，这时，犯人队伍动了起来。大家默不作声，排起队来。一名军官走出来，发出出发前的最后指令。
在到达彼尔姆之前，玛丝洛娃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均饱受折磨。肉体上的折磨，即拥挤、肮脏和各种各样让人不得安宁的可恶昆虫；精神上的折磨则来自像那些昆虫一样可恶的男人，虽然每到一站都换一批人，可这些男犯却都一样死皮赖脸地纠缠，让她不得安宁。一边是女犯人，一边是作为男性的犯人、看守和押解队队员，这两者之间已形成一种厚颜无耻的淫乱风俗，因此每一位女犯，尤其是年轻女犯，如果不愿出卖色相，就得时刻提防。这种始终持续的恐惧和抗拒状态让人饱受折磨。玛丝洛娃遭受攻击最多，因为她外貌诱人，大家又都清楚她的身世。她如今会断然拒绝那些纠缠她的男人，男人们因此感觉屈辱，便对她心怀怨恨。她与费多西娅和塔拉斯的亲近使她的处境有所好转，塔拉斯听说自己的妻子经常受到骚扰，便自愿加入犯人队伍以保护她，于是自下诺夫哥罗德起便一直与犯人同行。
一切照旧：清点人数，检查镣铐是否结实，把戴手铐的人双双铐在一起。可是，突然响起那位军官愤怒威严的吆喝声、打人的声音和一个孩子的哭声。四周一时鸦雀无声，稍后，整个人群又发出低沉的抱怨。玛丝洛娃和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向发出动静的地方走去。
玛丝洛娃身在其中的那批犯人被押解近五千公里。在抵达彼尔姆之前，无论乘火车还是乘船，玛丝洛娃一直与刑事犯在一起，直到抵达彼尔姆，聂赫留多夫才成功地设法使她被转入政治犯队伍，同样身在这批犯人中的鲍戈杜霍夫斯卡娅向他提出了这一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