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芙拉笑着，带着醉态摆了摆手。
“瞧，就这个样儿，”工人继续说道，“一会儿好好的，一会儿呱呱乱叫，就像没上油的大车。马芙拉，我说得对吗？”
“瞧，又来了……”
“喂，你拿着。我不想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丈夫，说道。“你又在胡扯。”她又说。
“就这个样儿，这会儿好好的，可一到时候，等她倔起来，她干出来的事连想都想不到……我说的是实话。老爷，请您原谅我。我喝了点酒，瞧，有什么法子呢……”工人说道，然后把脑袋放在面带微笑的妻子的膝盖上，睡起觉来。
“是吗，老爷？我老婆是个靠得住的女人！我对老婆很满意，因为她心疼我。我说得对吗，马芙拉？”
聂赫留多夫与老人一起坐了一会儿，老人向他讲了自己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一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如今想歇一歇，可是一直没空。他在城里待了一阵，给几个孩子找事情做，现在是回乡下探望家人。听完老人的故事，聂赫留多夫起身走向塔拉斯给他留出的座位。
“是的，是的。”聂赫留多夫说道，他不知该如何作答。
“老爷，您请坐。我们把袋子挪到这边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园丁仰头看了看聂赫留多夫，亲热地说道。
“怎么啦，老爷？我们喝点酒有什么？我们是怎么干活的，没人看见；我们喝点酒，倒是都看见了。挣钱喝酒，再给老婆喝两口。没别的意思。”
“就像俗话说的那样，虽然受挤，却不受气。”满脸微笑的塔拉斯用歌唱般的声音说道，他用有力的大手提起他那七八十斤重的行李袋，放到窗边，就像拿起一根羽毛。“座位多的是，要不就得站着，就得钻到椅子下面去。这多安稳。要不就得吵架！”他说道，满脸善意和热情。
那工人喝了几口，然后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了自己的嘴巴。工人觉察到聂赫留多夫和老人的目光，便冲他俩说道：
塔拉斯说他自己在不喝酒的时候没话，一旦喝了酒便妙语连珠，口若悬河。的确，清醒状态下的塔拉斯大多沉默不语，一旦喝了酒就特别能说，不过他很少喝酒，只在特殊场合才喝。他的酒后之言既多又好，朴实真诚，更是温情，他那双善良的天蓝色眼睛和始终挂在嘴角的愉快笑容都在传递这样的温情。
“这就更好了。”一直盯着那个喝酒工人看的老人又说了一遍。
今天，他正处于这一状态。聂赫留多夫的走近暂时打断了他的话头。但等他放好行李袋，像先前那样坐下来，把两只能干活的有力大手放在膝盖上，便又看着园丁的眼睛，继续讲起自己的故事。他对这位新相识详尽地谈了他妻子的事，谈到她为何被流放，他如今为何要随她去西伯利亚。
“不，我那位不喝酒，也不抽烟，”与老人聊天的女子利用这个机会又一次夸奖起自己的丈夫，“大爷，他这样的人天下少有啊。他就是这种人。”她转身对聂赫留多夫说道。
聂赫留多夫从未听说此事的细节，因此很仔细地听着。他从中途听起，故事已讲到下毒，家里人知道这是费多西娅干的。
那边的工人丈夫抓起一瓶酒，仰着脑袋，瓶口对着嘴巴喝了起来；妻子手拿套在酒瓶外面的小布袋，目不转睛地看着丈夫。
“我这说的是自己的伤心事，”塔拉斯说道，朋友般对聂赫留多夫推心置腹，“碰到一个好心人，就聊了起来，我就讲了我的事。”
“他是个聪明人，这就更好了。”老人说道。“他不馋这个吧？”他又添了一句，用目光指了指坐在过道对面的一对夫妻，他俩显然是工人。
“好的，好的。”聂赫留多夫说。
小女孩一边吐着瓜子皮，一边听母亲说话，她用安静聪明的目光看着老人和聂赫留多夫的脸，似在佐证母亲的话。
“瞧，就这样，我的老哥，事情就弄清楚了。我妈拿起那块饼，她说：‘我去找警察。’我爸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他说：‘等一等，老婆子，这姑娘还是个孩子，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应该可怜可怜她。她兴许会明白过来的。’可有什么法子，我妈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她说：‘我们留下她，她就会把我们像毒死蟑螂那样全都毒死。’我的老哥，她就去找了警察。警察马上跑到我们家……立马找到了证人。”
“不会的，大爷，我那位可不是这种人。他就像个姑娘家，不会干那些蠢事。他的钱全都寄回家了，一分也不少。他就喜欢我们这闺女，喜欢得没话说。”女子笑着说道。
“那你当时什么情况呢？”园丁问。
“这是好事，”老人说道，看了看聂赫留多夫，“应该常去看看，要不然，年轻人住在城里会学坏的。”
“我呀，我的老哥，肚子里翻江倒海，一个劲儿吐，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老爸立马套上大车，拉上费多西娅去了警察局，从警察局又去见侦查员。她呀，我的老哥，一开头就全都招认了，便对侦查员一五一十全都说了，说她怎样弄到砒霜，怎样擀的面饼。侦查员问：‘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她说：‘因为我讨厌他。我宁愿去西伯利亚，也不愿和他过。’她这里的‘他’说的就是我，”塔拉斯笑着说道，“就是说，她全都招认了。当然，她进了大牢，老爸一个人回来了。这时到了农忙季节，家里只有妈妈一位妇女，她身体又不好。家里人想，看能不能把她保回来。老爸就去找一个当官的，不行，又去找第二个。他一连找了五位当官的。本来不想再找了，可是遇见一个人，在衙门当差，这个人机灵得很，打着灯笼都难找见。他说：‘给我五卢布，我把她保出来。’后来说好给三卢布。没办法呀，老哥，我把她织的布抵押出去，给了那人三卢布。他马上写了一份文件，”塔拉斯拖长声音，似乎他说的是开枪的事情，“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也能起床了，就自己赶车到城里去接她。我来到城里，老哥，把大车往客栈里一停，我就拿上文件去了监狱。‘你有什么事？’我就说了是怎么回事，说我家女主人关在你们这里。他问：‘有文件吗？’我马上递上文件。他扫了一眼，说道：‘等一下。’我就坐在板凳上。太阳已经偏西。一位长官走出门来，他说：‘你就是瓦尔古绍夫？’‘我是。’‘把人领走吧。’他说。大门立马打开。他们把她领了出来，她穿着自家的衣服，挺合身的。‘我们走吧。’‘你是走路来的？’‘不是，我赶马车来的。’我们来到客栈，结了房钱，套上马，把剩下的干草垫在大车上，再铺一层麻布。她坐上去，扎好头巾。我们就走了。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我们快到家的时候她才说：‘妈妈好吗？’我说：‘很好。’‘爸爸好吗？’‘很好。’她说：‘塔拉斯，原谅我做了蠢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我说：‘不用多说了，我早就原谅你了。’我没再说什么。我们回到家里，她立马跪在妈妈面前。妈妈说：‘上帝饶恕你。’爸爸打声招呼，说道：‘别提那些旧话了。好好过日子吧。眼下没工夫说闲话，该去割麦子了。斯克罗德内后面那几亩上过肥的地，托上帝的福，黑麦长得真不错，下不去镰刀，缠在一起倒在地上。麦子该割了。你和塔拉斯明天就去割麦子吧。’从那一刻起，老哥，她就干起活来。她干起活来的劲头，简直吓人。我们当时租了四五十亩地，托上帝的福，黑麦和燕麦都长得出奇的好。我割麦子，她打捆，有时也两人一起割。我干活很麻利，什么活儿都能对付，可她什么活儿都干得比我还麻利。她又能干又年轻，正是好时候。她干起活来，老哥，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悠着点儿。回到家里，指头肿了，胳膊酸了，该歇一歇了，可她晚饭还没吃完，就跑到草棚去搓第二天一早要用的草绳。瞧这变化！”
“我谢肉节去过，这不，上帝保佑，又去了一趟，”她说道，“这不，上帝保佑，圣诞节还要去一趟。”
“那么，对你也很亲热吧？”园丁问道。
聂赫留多夫道了谢，坐在老人指定的位置。聂赫留多夫刚坐下，那女子便继续讲起她那个被打断的故事。她讲的是她丈夫在城里如何接待她，她现在是离开丈夫返回乡下。
“那还用说，我俩像是粘在了一起，就像一个人。我在想什么，她都知道。妈妈本来一肚子气，可是也说：‘我们的费多西娅肯定被别人掉包了，完全换了一个人。’有一回我俩赶着两辆大车去拉麦捆，我们坐在前面一辆车上。我说：‘费多西娅，你怎么会想到做那种事呢？’她说：‘我就是不想和你过了。我当时想，宁愿死，也不想再过下去了。’我说：‘那现在呢？’她说：‘现在你就装在我心里头。’”塔拉斯停住了，面带欢乐的微笑，惊喜地摇摇头，“刚收完地里的庄稼，我把大麻沤到水里，回到家里，”他沉默片刻，接着说，“一看，传票来了，要去受审。受审的起因我们早就忘了。”
“您请坐。”
“一准是恶魔附身，”园丁说，“要不一个人怎么会想到去杀人呢？我们那里也有一个人……”园丁正要开始讲他的故事，火车停了下来。
塔拉斯满脸幸福地坐在过道右侧，给聂赫留多夫留出一个座位。他正起劲地与坐在对面的人聊天，那人体格健壮，敞着粗呢上衣，聂赫留多夫后来听说此人是个园丁，要去某地干活。聂赫留多夫还没走到塔拉斯那里，便在过道上停住脚步，站在一位相貌可敬的白胡子老人身边，老人身穿土布上衣，正与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女子说话。女子身边坐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的腿还够不着地面，垂在半空，她穿一件崭新的裙子，近乎白色的浅色头发扎成小辫，她在不停地嗑瓜子。老人转身看了聂赫留多夫一眼，把他拖在光滑座椅上的衣摆拢了拢，亲热地说道：
“准是到站了，”他说，“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聂赫留多夫乘坐的这节车厢有一半座位空着。乘客中有仆人、手艺人、工人、屠夫、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名士兵，两位太太，一位很年轻，一位已上了年纪，裸露的手臂上戴着手镯，另有一个神情严肃的先生，他黑色的制帽上有颗帽徽。所有这些人均已在座位上坐定，他们静静地坐着，有的嗑瓜子，有的抽烟，有的在与身边的人兴致勃勃地聊天。
谈话中止，聂赫留多夫随园丁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头站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