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吧，下吧！”聂赫留多夫说道，欣喜地看着期待甘露的田野、花园和菜地。
聂赫留多夫陷入沉思，竟未发现天气已变，太阳被近前一片低低的乱云所覆盖，自西边的地平线飘来一堆浅灰色的乌云，远处的田地和森林上方已现出落雨拉出的斜线。乌云投下潮湿的水气。闪电不时划破乌云，火车的轰鸣声越来越与隆隆的雷声混为一体。乌云越来越近，倾斜的雨丝被风吹打着，落在车厢连接处的平台和聂赫留多夫的大衣上。他迈到平台的另一边，呼吸着潮湿的新鲜空气和久旱逢雨的土地散发出的庄稼气息，看着眼前飞速闪过的花园、森林、金黄的黑麦地、尚且泛绿的燕麦地和黑色的土豆地垄沟，土豆已开出深绿色的花朵。一切都像被抹了一层油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
大雨只下了一小会儿。一部分乌云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乌云飘走了，最后一阵垂直的、细密的雨点打在潮湿的土地上。太阳又露出脸来，一切都在闪亮，东方的地平线上方现出一道彩虹，彩虹并不太高，却很耀眼，紫色最为浓重，彩虹的一端若隐若现。
“情况之所以如此，”聂赫留多夫想道，“是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派出所所长和警察，都认为世上存在着这样的规矩，不一定非得用人道的态度去对待人。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队队长也好，如果他们不是省长、典狱长和军官，他们会考虑二十遍，在如此热的天气里是否可以递解犯人，是否应该让犯人挤作一团，途中是否应该休息二十次，看到有人虚脱，喘不过气来，是否应该把他带出人群，带到荫凉处，给他喝点水，让他歇一会儿，当不幸发生，也应表现出同情。他们并未这样做，甚至不让别人这样做，这仅仅因为他们没把那些人当人看，他们看到的并非他们对人的责任，而是职务及其要求，他们认为职务的要求高于人道态度的要求。问题就在这里。”聂赫留多夫想道，“如果承认有什么东西能比仁爱之情更为重要，即便片刻地承认，即便在某种特殊场合承认，那就足以干出任何伤害人的事情，同时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
“是啊，我刚才想了些什么？”待大自然的种种变幻告一段落，火车驶入一道两边都是高坡的沟壑，聂赫留多夫问自己道。“是的，我想到，所有这些人，包括典狱长、押解人员和各种公职人员，大多是温顺善良之人，他们之所以变得如此恶毒，盖因他们担任了公职。”他想起马斯连尼科夫在听他谈起监狱里的情形时所表现出的冷漠，也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队队长的残忍，后者不准体弱者上大车，对在火车上痛苦不堪的产妇熟视无睹。“所有这些人显然都是铁石心肠，没有最起码的同情心，这只是因为他们担任了公职。作为公职人员的他们，仁爱之情难以渗入他们的心灵，一如雨水难以渗入铺满石块的土地。”聂赫留多夫看着铺满彩色石块的斜坡，雨水未能渗入地下，而呈一道道溪水流淌下来，他心里想道，“或许，这陡坡必须铺上石头，可是看到这寸草不生的土地毕竟让人伤心，它原本也像坡顶的土地一样，能长出粮食、青草、灌木和树木。人也这样，”聂赫留多夫想道，“或许，这些省长、典狱长和警察都不可或缺，可是看到这些人丧失了人类最主要的品质，即相互友爱和相互怜悯，毕竟令人恐怖。”
三等座的大车厢被太阳烤了一整天，现在又坐满了人，里面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聂赫留多夫因此并未走进车厢，而留在车厢连接处。可这里也很闷人，直到列车驶出鳞次栉比的楼房区，有穿堂风吹来，聂赫留多夫才敞开心扉吸了一口气。“是的，是被他们害死的。”他在心里重复了一遍他对姐姐说过的话。他的脑海里十分清晰地浮现出这一天的所有见闻，印象最深的是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俊美的脸庞，以及他唇边的笑容、额头的严肃神情和被剃得发青的脑袋下方不大不小、轮廓分明的耳朵。“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无人知道是谁害死了他。可是他被害死了。他和其他所有犯人一样，是依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带出来的。马斯连尼科夫似乎只下达了一道平平常常的命令，用他潦草的笔迹在一份带有印刷体抬头的纸上签下他的名字，他自然无论如何也不会觉得他有责任。为犯人检查身体的监狱大夫更不会觉得他有责任，他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把病弱犯人挑了出来，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天气如此酷热，犯人们这么晚才被带出来，而且还挤作一团。典狱长呢？……可典狱长只不过在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押走多少苦役犯和流放犯，押走多少男犯和女犯。押解队队长也不应负责，其职责即清点人数，在某处接收多少人，然后到某地如数交出这些人，他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押解这批犯人，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像聂赫留多夫所见的两位死者这般身强体壮的人，怎么会支撑不住，倒地死去。无人有过失，却有人被害死，且凶手正是这些对几位囚犯的死亡不负任何责任的人。”
“问题在于，”聂赫留多夫想道，“这些人将不是法律的东西视为法律，却不将上帝置于人心中的亘古不变、不可或缺的法则视为法则。正因为如此，我和这些人在一起时便感觉特别难受。”聂赫留多夫想道，“我就是害怕他们。的确，这些人很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毕竟还有恻隐之心，这些人却不会怜悯，全无同情心，一如这些寸草不生的石头。他们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都说农民起义首领普加乔夫、拉辛可怕，这些人却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道，“如果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即如何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让这些基督徒、人道的人和善良的人干下最可怕的恶行，却不觉得自己有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保持现状，就是让这些人去做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首先要他们坚信，有一种被称作国家职务的事务，在做这件事时可以像对待物一样对待人，不用对人持有人性的、兄弟般的态度；其次，让这些担任国家公职的人构成一个整体，这样一来便不会有人单独承担他们残忍待人的各种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可能出现如我今天所见的这些可怕事件。问题在于，有些人认为在某些情形下可以不以爱心待人，其实这样的情形是不存在的。可以不以爱心待物，比如可以不带仁爱之心砍树、做砖和打铁，但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像对待蜜蜂不能没有谨慎。蜜蜂有此天性。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够谨慎，便会使蜜蜂和你自己都受到伤害。对待人也是这样。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则。的确，人无法强迫自己去爱，一如他不能强迫自己去工作，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可以不以爱心待人，尤其在他被人寄予厚望的时候。你若没有爱人之心，就老老实实地坐着，”聂赫留多夫想道，他指的是自己，“随意对待自己，对待物，但独独不能随意对待他人。只有在想吃东西的时候吃东西，方才有益而无害，同样，只有在具有爱心的时候与人交往，方才无害又有益。只要纵容自己不以爱心待人，就像自己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如我今天所见的那种面对他人的残忍和野蛮便会无边无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也会无边无际，我通过自己的生活已深知这一点。是的，是的，是这样的。”聂赫留多夫想道。“这很好，太好了！”他一遍遍地对自己说，体验到了双重快乐：清凉替换了令人痛苦的暑热；他思虑已久的一个问题得到了极其清晰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