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们排队等候交接，已经站了三个多小时，而且站在太阳下，而不是阴凉里。
“你们干吗呀，往前走！……”押解官冲那些挤作一团、尚未验明身份的犯人吆喝。
这项工作在监狱内进行。而在监狱外，一位持枪哨兵仍像往常那样站在大门旁，二十来辆准备装运犯人行李和病弱犯人的大车停在那里。拐角处站着一群犯人亲友，他们在等犯人出来，好见个面，如果可能的话再说上几句话，给那些被流放的人递上点东西。聂赫留多夫也站在这群人里。
“还有二十四名男犯和那些女犯。”
他在这里站了近一小时。快到一点时，监狱大门后终于传来镣铐的响声、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咳嗽声和一大群人压低嗓音的说话声。这声响持续了五六分钟，在这期间，几位看守又通过小门进出数次。最后，响起一道命令。
文书查了一下名单。
大门轰隆一声打开，镣铐的响声越发清晰，身穿白色制服、手持武器的押解兵们走出大门，在大门外围出一个规整的大圆圈，这显然是他们早已习惯的队形。待他们站定，又响起一道命令，犯人们便开始成双成对地往外走。他们被剃光的脑袋上戴着薄饼似的帽子，他们肩背行李袋，艰难地挪动被钉上镣铐的双腿，挥动空出来的一只手，另一只手则要扶着背后的口袋。最先走出来的是男苦役犯，他们全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灰色长裤和囚袍，背上缝有一块苦役犯标志。他们有老有少，有胖有瘦，面色有红有白也有黑，有人留着小胡子，有人留着大胡子，也有人没留胡子，有俄国人，有鞑靼人，也有犹太人。他们全都拖着哗啦作响的脚镣，使劲摆动一只手，似乎打算走很远的路，可刚走十来步便停下来，恭顺地排好队，四人一排。紧跟在他们身后出门的囚犯同样被剃光头发，但没戴脚镣，不过两个人的手被铐在一起，他们也穿着同样的囚服，这些人是流放犯……他们同样很麻利地走出门来，停下来排好队，同样四人一排。然后是被村社法院判刑的犯人，然后是女犯，出门次序与男犯一样，起先是身着灰色囚服、戴着头巾的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还有一些自愿跟随丈夫去流放地的妇人，她们穿着城里人或乡下人的服装。一些妇人怀抱婴儿，用灰色囚服的衣襟裹着。
“怎么回事啊，没完没了的！”押解队长官使劲吸了一口烟，说道。他又高又胖，面色红润，肩膀高耸，胳膊很短，他那盖住嘴巴的小胡子里不停地冒出青烟。“累死人了，你们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人？还有很多吗？”
一些孩子和妇人们走在一起，有男孩也有女孩。这些孩子就像马群里的小马驹，被夹在女犯们中间。男犯们默默地停在那里，仅偶尔咳嗽几声或道出只言片语。女犯们中间则说话声不断。聂赫留多夫觉得，他在玛丝洛娃出门时看见她了，可之后她便消失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他看到的只有一片灰色的人海，这些人似乎失去了人类的特征，尤其是女性的特征，她们带着孩子，背着口袋，排在男犯后面。
桌子这会儿已有一半被阳光晒到。天热了起来，由于没有风，由于挤在院中的犯人呼出的热气，这里更显得闷人。
尽管在监狱里已经清点过所有犯人，押解人员仍要依据先前的名单再清点一遍。清点持续很长时间，尤其因为有些犯人移动脚步，换了地方，使押解人员数错了。押解人员骂骂咧咧，不停地推搡着这些老老实实，但充满怨恨执行命令的犯人，重新清点。等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下达一声命令，人群里于是出现一阵骚动。一些体弱的男犯，还有一些女人和孩子，争先恐后地向大车涌去，把背包放在车上，然后自己爬上去。爬上车去坐下来的，有怀抱啼哭婴儿的妇人，有欢天喜地争抢座位的孩子，也有表情沮丧、愁眉不展的男犯。
当聂赫留多夫走近监狱，那批犯人还没出来，监狱里，从早晨四点就开始的交接递解犯人的紧张工作仍在继续。这批递解犯人计有男犯六百二十三名，女犯六十四名，均要按照名单一一核对，挑出老弱病残者，移交给押解队。新上任的典狱长、两名副典狱长、一名医生、一名医士、一名押解队军官和一名文书坐在院子里的一张桌子旁，桌子摆在院墙的阴影下，上面摆满文件和办公用具，他们逐一传唤犯人，对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的犯人进行审核、询问和登记。
几个男犯摘下帽子，走到押解官面前，似在央求什么。聂赫留多夫后来得知，他们要求坐到大车上去。聂赫留多夫看到，押解官默默地吸了一口烟，并不看对方，后来突然抡起短短的胳膊向提出请求的犯人打去，那犯人见要挨打，便缩起被剃光的脑袋，从押解官身旁跑开。
七月里暑热当头。闷热的夜晚过后，没有凉透的石头街道、房屋和铁皮屋顶仍在散发的热量汇入湿热凝滞的空气。没有风，即便有微风吹过，带来的也是充满灰尘和油漆味的难闻热气。街道行人稀少，仅有的几位行人也尽量走在房子的阴影里。只有那些脚穿树皮鞋、晒得黢黑的修路民工坐在马路中央，用锤子把铺路的石块砸进滚烫的沙土；还有几个面色阴郁的警察身着没有漂白的制服，橘红色的枪套带子斜挎在身上，他们没精打采地倒换双脚，站在道路中间；另有几辆马车在街上来回奔跑，车厢朝阳一面拉起窗帘，拉车的马匹戴着白头罩，只有马耳朵从专门留出的孔洞里翘了出来。
“我来让你尝尝做老爷的滋味，叫你永远忘不了！你给我老老实实地走！”军官高喊。
可是一看表，他发现已经来不及，他得赶紧动身，以免错过那批犯人走出监狱的时刻。聂赫留多夫匆匆收拾一下，便让看门人和与他同行的费多西娅的丈夫塔拉斯带着行李直接去车站，自己则乘上他遇见的第一辆出租马车，向监狱赶去。囚犯列车比聂赫留多夫乘坐的旅客列车仅早开两小时，聂赫留多夫因此不打算再返回住处，便结清了公寓的租金。
军官只允许一个脚戴镣铐、走路摇摇晃晃的高个老人坐大车，聂赫留多夫看到，这老人摘下薄饼似的帽子，画个十字，走近大车，可是脚镣碍事，他难以抬起那只被铐住的软弱老腿，很长时间都爬不上大车，直到已坐在车上的一位女人伸出援手，把他拉上大车。
“不能就这么走了，”他想，“应该去对他解释一下。”
等到所有大车都装满行李，行李上又坐满了获准坐车的犯人，押解官摘下军帽，用手绢擦擦额头、秃顶和红通通的粗脖子，画了一个十字。
第二天早晨醒来，聂赫留多夫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后悔与姐夫争论。
“全体注意，齐步走！”他下达了命令。
聂赫留多夫在整理行李和文件，看到自己的日记，他停下来读了几段，读了最近的日记。这是在前往彼得堡之前写下的话：“卡秋莎不愿接受我的牺牲，而情愿牺牲她自己。她获胜了，我也获胜了。她的内心变化令我高兴，我感觉到了她身上的变化，但我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可我感觉到她正在复活。”在这后面又记了一段话：“我有一种既十分沉重又十分愉快的感受。我听说她在医院里行为不端。我突然感到十分痛苦。痛苦得超出想象。我在和她说话时带有厌恶和憎恨，可后来我突然想到自己，我想到，我憎恨她做的那种事，我自己就做过多次，现在仍然在做，只不过是在意念中做，于是我便突然厌恶起自己、可怜起她来，我的心情也就好了起来。只要能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永远及时地看清自己眼中有梁木，而不是他人眼中有刺，我们就能变得更善良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去看姐姐娜塔莎，因自己的不友善和恶毒而不满自己，心情沉重。可是怎么办呢？明天就将开始新生活。别了，旧生活，一刀两断。百感交集，可暂时还理不出头绪。”
士兵的枪叮当作响。犯人们摘下帽子，一些人用左手画起十字，送行的人大声喊叫，犯人们也喊叫着作答，女人中间发出哭号。全体犯人在身穿白色制服的士兵们的包围中挪动脚步，带着脚镣的腿脚踏起一阵烟尘。走在前面的是士兵，然后是戴着脚镣的犯人，四人一排，然后是流放犯，然后是两两铐在一起的被村社法庭判刑的囚犯，然后是女犯。最后是装载行李和病号的大车，其中一辆大车上高高地坐着一位裹着头巾的女子，她在不住地尖叫，不停地痛哭。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在车站的出发时间是三点，因此，为在监狱门口等那批犯人出来并与他们一同去往火车站，聂赫留多夫打算在十二点之前赶到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