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是完全无辜的人，他们是法庭错判的牺牲品，如被冤枉的纵火犯孟绍夫，如玛丝洛娃等。这类人并不很多，据一位神父观察，约占百分之七，但这些人的处境却尤其让人关切。
通过自己与囚犯们的交往，通过与律师、狱中神父和典狱长的交谈，通过阅读犯人的卷宗，聂赫留多夫得出一个结论，即被关押的所谓罪犯可划分为五类。
第二类人获罪的行为是在特殊情况下犯下的，如愤怒、嫉妒、醉酒等等。那些审判他们、惩罚他们的人在同样情况下或许也会做出同样行为。据聂赫留多夫观察，在所有囚犯中这类人几乎占到一半以上。
这第四件事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即这种被称作刑事法庭的奇怪机构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有什么存在必要？它是如何产生的？监狱就是这一奇怪机构的产物，他已结识了监狱里的部分囚犯，从彼得保罗要塞到萨哈林岛，成千上万的人在受苦，他们都是这部在他看来莫名其妙的刑法之牺牲品。
第三类人因为某些行为受到惩罚，可他们却认为他们的行为十分平常，甚至是好事，可在那些与他们身份不同的法律制定者们看来，他们的行为却是犯罪。属于此类人的有私酒贩子、走私犯和那些在地主和公家林子里割草打柴的人。那些打家劫舍的山民和掠夺教堂的不信神的人亦属此类。
起初，一接触到那些向他求助的犯人，他便立即开始为他们奔走，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可是后来，求助的人实在太多，他觉得他无法帮助每个人，便不由自主地做起第四件事情，他近来忙得最多的就是此事。
第四类人被列为罪犯，仅仅因为他们的精神境界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那些分裂派教徒如此，那些为争取独立而暴动的波兰人和切尔克斯人如此，那些政治犯，即因对抗当局而遭审判的社会主义者和罢工者同样如此。据聂赫留多夫观察，这类社会最优秀分子在囚犯中所占比例很大。
第三件事是帮助囚犯，求他帮忙的囚犯越来越多。
最后是第五类人，社会对他们犯下的罪行远超他们对社会犯下的罪行。这是一些被抛弃的人，他们因长期受到欺压、长期受到诱惑而变得浑浑噩噩，比如那个偷擦脚垫的小伙子，以及聂赫留多夫在监狱内外见到的数以百计的其他人，生活环境似乎在一步一步逼迫他们不得不做出那被称作犯罪的行为。据聂赫留多夫观察，许多窃贼和杀人犯均属此类，他在近期与其中的某些人有过接触。在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他还将另一些人也归入此类，即那些被新犯罪学派称为“犯罪类型”的道德堕落、不可救药之人，这些人在社会上的存在被视为刑法和惩罚之必要存在的主要证据。在聂赫留多夫看来，这些所谓的不可救药型、犯罪型、非正常型人，恰恰也与前面提及的人一样，即社会对他们犯下的罪行远超他们对社会犯下的罪行，不过社会并非直接在当下对他们犯罪，而是在先前曾对他们的父母或祖先犯罪。
第二件事情是处置田产。帕诺沃的土地已分给农民，条件是让他们缴纳租金，租金作为公积金，以备农民们不时之需。但为了确定此事，还得拟定并签署契约和遗嘱。库兹明斯科耶的事照他先前的安排做，也就是说，地租他还是要收，不过要定下收取的期限，确定自己拿多少生活费，让利多少给农民。他不知他即将开始的西伯利亚之行需要多少开销，因此不敢放弃这份收入，尽管他已放弃一半利益。
在这些人中，惯偷奥霍金的情况尤其令聂赫留多夫震惊。奥霍金是一名妓女的私生子，自小在夜店长大，三十岁之前显然从未遇见什么在道德方面比警察更为高尚的人，年纪轻轻便落入盗窃团伙，可他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喜剧天赋，很招人喜欢。他请求聂赫留多夫帮他，可与此同时他却嘲笑自己，嘲笑法官，嘲笑监狱，嘲笑一切法律，不但嘲笑刑法，而且也嘲笑神的法则。另一个例子是美男子费奥多罗夫，他带领他那伙人抢劫并杀害了一个老官员。费奥多罗夫是个农民，他父亲的房子被人非法强占，他后来从军，在军中因为爱上一名军官的情妇而吃尽苦头。此人十分有趣，激情四射，只愿尽一切可能寻欢作乐，他也从未见人出于什么目的而克制享受，从未听人说起生活中除了享受还有其他什么目的。聂赫留多夫知道，这两个内心丰富的人之所以很不成器，变得畸形，恰如无人关照的植物时常也会长得畸形，难以成材。他还见过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女子，他俩因其愚钝和表面的冷酷而令人反感，可他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在他俩身上发现那个意大利犯罪学派所说的“犯罪类型”，只觉得他俩是自己反感的人，一如他反感那些身着燕尾服、佩戴肩章、衣服边沿缀满花边的自由人。
第一件事情关涉玛丝洛娃，关涉如何帮助她。此事眼下要办的，就是设法获得支持，将上诉书递交皇上，同时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准备。
聂赫留多夫此时要做的第四件事，就是在研究这一问题，即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深陷牢狱，而那些与他们一样的人却自由自在，甚至对前者做出审判。
聂赫留多夫这段时间要办的事可分为三类，他按照自己的刻板习惯做此分类，并把各种文件相应地放入三只公文包。
起初，聂赫留多夫想在书本里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于是便购买了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所有书籍。他买了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加罗法洛和菲利的书，还买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英国心理学家摩德斯莱和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的书，并仔细阅读。可这些书他读得越多，便越感觉失望。很多人时常遭遇这种情况，他们关注学术并非为了在学术界扮演角色，或著述，或争论，或教书，而是为了解决简单直接的生活问题；在聂赫留多夫身上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学术著作为他解答了成千上万与刑法相关的微妙深奥的问题，却唯独未能提供出他苦苦寻求的答案。他提出的问题十分简单，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人可以关押、折磨、流放、鞭笞、杀戮另一些人，当他们自己与那些遭到他们折磨、鞭笞和杀戮的人如出一辙？他们遵循的是什么样的法律？对他做出回答的是种种推论：人究竟是否可以拥有意志自由？可否借助测量头盖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犯罪类型？遗传性在犯罪中发挥何种作用？有无先天的道德缺失？何为道德？何为疯狂？何为退化？何为气质？气候、食物、愚昧、模仿、催眠、激情对犯罪有何影响？何为社会？社会责任究竟有哪些？如此等等。
此外，从前那些与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相关的事情总会引起沮丧和气愤，而他人的事情却大多能唤起欢快的心情。
这些推论使聂赫留多夫想起他一次从一个放学回家的小男孩处得到的回答。聂赫留多夫问男孩是否学会了拼写。“学会了。”男孩回答。“那你就拼写一下‘爪子’这个单词。”“什么爪子，是狗爪子吗？”男孩面带狡猾的神情回答。聂赫留多夫在那些学术著作中为自己唯一的基本问题找到的答案，恰如小男孩的反问式回答。
玛丝洛娃可能第一批被押往流放地，聂赫留多夫因此要做好动身准备，可他事情太多，以至他觉得无论他有多少时间，似乎都永远办不完这些事情。现在的情形与从前完全相反。从前要想出点什么事情来做，所关注的兴趣点也永远只有一个，即他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多夫，但是，虽然生活的一切兴趣全都集中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身上，所有那些事情仍然索然无味；现在，一切事情均与他人相关，而与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无关，可所有这些事情却都饶有兴味，只是觉得忙不过来。
这些著作充满很多智慧有趣、很有学术性的见解，却没有对主要问题做出回答。这个主要问题就是：一些人惩罚另一些人，究竟依据何种法律？不仅没有给出答案，而且一切推论还集中于一点，即为惩罚做出解释和辩护，惩罚的必要性被视为公理。聂赫留多夫读了很多书，但读得断断续续，他认为找不到答案是因为读得太肤浅，他希望之后能找到答案，因此他便不愿相信他近来越来越常考虑的那个答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