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珍妮问。
“他们死了。”他右手有个动作做到一半又放了下去，我意识到他有，或曾经有吸烟的习惯。像那样下意识摸烟的动作我做了多少年？将近二十年。香烟的价值太高，不在捐赠物品之列。然而，我还是立即认出了这个动作。“三位医生中有两人感染了疫病。他们自己和志愿者一样，也成了研究对象。然后有一天，政府截取了他们传输的数据，介入并摧毁了一切。”
“研究疫病是违法的。外面人人自危，生怕病原体外泄——万一有病毒感染到蚊子、鸟或是孢子身上怎么办。”
“另外那些人怎么样了？”
“这些年什么也没有传出去啊。”蕾切尔说。
“不。”马哈比淡淡地说，“我并不一直在里面待着。”
“是没有。可政府担心，如果研究人员开始拼接调换基因，病毒的存活力会进一步增强。你不明白外面人的想法，蕾切尔。不管干什么都违法。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最压抑的时期。人人自危。”
曾是。“还有你。”
“可你不害怕。”珍妮的声音小到我几乎听不见。马哈比给她一个微笑，我的心随之一揪。
马哈比微笑起来，我再次被他的活力震撼了。“哦，说起来您肯定想不到。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隔离区里有三位医生。一位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一位是老派的天主教徒，一心要将研究成果献给上帝；第三位更是没人能猜得透，他是个固执己见的家伙，曾是位卓越的研究员。”
“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放弃。研究仍在继续，虽然都转为地下，而且只有理论无法实践，但还是有不少收获。我们了解到病毒并不只影响皮肤，还会——”
“怎么会有健康的医生心甘情愿到隔离区里来，并且再也不出去？”
“先别说了。”我打断了他，因为我看出他要说到重点了，“安静片刻。让我想想。”
“靠的是那些甘愿进入隔离区，从此不再离开的医生。数据通过激光传出去，以代码的形式。”
马哈比等待着。珍妮和蕾切尔看着我，抑制着内心的兴奋。终于，我想明白了。“你心有所求，马哈比医生。除了纯粹的科研乐趣之外，这些研究还需要我们身上的某样东西。既然外面的情况像你说的那么糟糕，想必那里也有不少疾病等着你去钻研，而且不会害你丧命，你在你们自己人里也有用武之地——”他点点头，眼睛里闪着光。“——但是你却来了我们这里。为什么？我们没有任何新鲜有趣的症状了，只是苟且活命，外面的人早就不在乎我们的死活了。我们一无所有。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这些‘研究’又是怎么开展的？”
“您错了，普拉特夫人。你们这里确实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你们活下来了。你们的社会退步了，却没有崩溃。你们有序地生活着，按说你们不该享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我看出他注意到了我的措辞。“没错，以任何实际手段尝试治愈都是违法的。必须把与感染者的接触减到最小。”
又是这套陈词滥调。我对他挑起眉毛。他凝视着炉火平静地说道：“只告诉您华盛顿的暴乱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您得亲眼看看十二岁大的孩子投掷土炸弹；一个男人被开膛破肚，只因为他还有工作，而他的邻居没有；三岁大的幼儿被活活饿死，因为有人像丢掉不想要的猫咪一样将她遗弃……您想象不到。这些事情在隔离区里没有发生。”
“不，并没有。你们的政府说那样做风险太大。”
“我们比他们好多了。”蕾切尔说。我注视着我的外孙女。她的语气平淡，毫不自我膨胀，而是透着难抑的惊讶。火光将她脸颊上厚厚的灰色绳纹照出沉闷的栗红色。
马哈比看着我说：“那些人死亡之后，针对这种疾病开展了很多研究，普拉特夫人。”
马哈比说：“没准真是这样。我刚才说，我们发现疫病不仅会对皮肤造成影响，还会改变大脑中神经递质的受体。这种转变发生得相对慢一些，所以早年针对疫病的一窝蜂式的研究把它给漏掉了。可这种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比如说，可卡因造成的更为迅速的大脑结构改变一样真实。您在听我说吗，普拉特夫人？”
蕾切尔的父亲离世时她并不在场，当时他大口吸入空气，可他的肺再也用不上了。
我点点头。尽管珍妮和蕾切尔完全不懂这些术语，但她们并不是一脸茫然。我意识到马哈比肯定提前用某种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她们俩讲解过了。
在我意识到马哈比接下来要说什么的一瞬间，我也意识到蕾切尔和珍妮已经听他说过了。她们此刻小嘴微张、聚精会神地听着，就像孩子们在听大人反复讲起一个神奇的传说故事。可她们听得懂吗？
“随着疫病向脑部扩散，负责接收兴奋性神经递质的感受器会渐渐变得懈怠，而接收抑制性神经递质的感受器则愈发勤勉。”
他没有被我吓住。“因为您是遭遇那场疫病的最年长的幸存者之一。因为您在外面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您女儿的丈夫死于神经轴突畸变。”
“你是说，我们越来越傻。”
“为什么？”我没打算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说不定这才是我的真实反应。
“哦，不！智力完全不受影响。其结果会反映在情绪和行为上，而不是智力上。您，和你们所有人，都变得更加平静。抵触行动，拒绝革新。虽然轻微，却是抑郁症状无疑。”
“我想与您坦诚相对，普拉特夫人。我跟杰克·史蒂文森、玛丽·克雷默，还有C区、E区的一些人都谈过了，我对你们在这里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就那么一点儿吧。我有些话要跟您说，我也会把这些话告诉斯蒂文森先生和克雷默太夫人，但我想最先告诉您。”
炉火变弱了。我拾起拨火棍，稍稍掰了一下，把它弄成撬棍的样子，戳了戳炉膛里的柴火——那些是形状完美的合成纸浆制品，上面还印着“惠好-赛义德公司捐赠”的字样。“小伙子，我并不觉得抑郁。”
六天后，汤姆·马哈比第二次前来造访我，就在街区舞会开始前。他变了样。我早已忘记世上还有这般活力四射、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似乎把身边的空气都惹得躁动不安了。他站在我面前，双脚微微分开，蕾切尔和珍妮站在他的左右两侧，两人都穿着参加舞会的裙子。珍妮还用一根红丝带扎起金色卷发，像朵明媚的鲜花。马哈比轻轻地搭上她的肩膀，而我从她回应对方的眼神里看出他们之间一定发生了。我喉咙一紧。
“这是神经系统抑郁症的一种新变种——患者不会感受到临床抑郁症常有的绝望无助感。”
“好的，外婆。”蕾切尔顺从地回答。可我从她的语调中听出了怀疑，她用对我甚至，对她母亲的爱将那份怀疑压了下去，但我还是听出来了。蕾切尔不相信玛米控制不住情绪。对于出生在隔离区里的蕾切尔来说，她根本想不明白玛米究竟对她哪里不满。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过后，等到只有我们俩在厨房里时，我静静地对蕾切尔说：“尽量别去惹你妈心烦，她也不想那样。”
“真的吗？请容许我礼貌地问一句，您——或其他年长的街区领导——有多久没有推进隔离区内的重大制度变革了？”
“对不起。”蕾切尔用同样的语调回答。珍妮尴尬地垂下眼。还没等玛米正式为她被忽视的母亲权威抒发义愤，彼得就俯在她耳边小声嘀咕了一句，说得她捂着嘴咯咯直笑。
“你不能总期待会发生建设性的改变，只能学会接受。这不是化学，这是现实。”
“我不喜欢你的语调，大小姐！”
“外面就不是这样。”马哈比神色严峻，“外面的人既不建设性地改变，也不接受现实。他们用暴力解决问题。在隔离区里，除了你们刚进来的那些年，几乎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即便资源日趋紧张。您多久没有吃过黄油了，普拉特夫人？多久没吸过烟，多久没换条新牛仔裤了？您知道消费品匮乏又没有警力维持秩序时，外面会发生什么事吗？在隔离区里，你们只是尽可能公平地将现有物资分配给所有人，没分到就凑合过。不会你争我抢，不会暴动骚乱，不会眼红妒忌。外面的人怎么也想不通原因。我们现在明白了。”
“知道了，妈妈。”蕾切尔说。
“我们也会妒忌。”
玛米半晌没看彼得，尖锐地补充道：“我的大小姐，如果是关于你或珍妮的任何事，他应该见的人是我，而不是外婆。别忘了我是你妈，也是珍妮的监护人。”
“可你们的妒忌不会发酵成愤怒。”
“同意。”
每当我或者马哈比说话时，珍妮和蕾切尔都会转过头来看，如同网球场边全神贯注的观众，尽管她俩谁都没有欣赏过网球比赛。珍妮的皮肤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
“您同意见他吗？”蕾切尔急切地问。
“我们的年轻人也不暴力，而疫病还没在他们身体扩散。”
“我不……我不是很清楚。”她没看我的眼睛——既不愿意跟我说实话，也不愿意对我撒谎。我头一次意识到，隔离区里的大多数孩子都不爱撒谎，或者不善撒谎。他们擅长保护隐私，但必须诚实。
“他们是在模仿长辈的行事习惯——跟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
“为什么？”
“我不觉得抑郁。”
珍妮犹豫地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在舞会开始前先来找您聊上几分钟。”
“那您觉得精力充沛吗？”
“我就不去的，宝贝儿。马哈比医生去吗？”从她们俩脸上的表情判断，我猜对了。
“我有关节炎。”
“哦，没有。他们有小号和小提琴。”蕾切尔心驰神往地回答，“您应该去听听他们的合奏，外婆——跟吉他完全不一样。去参加舞会吧！”
“我指的不是这个。”
“有吉他吗？”
“那你指的是什么呢，医生？”
“在B区。”珍妮说道，蓝眼睛熠熠发光，“去年夏天在E区表演的乐队也会到场演出。”
他又不安地伸出手去摸那支根本不存在的香烟，声音却非常平静。“我给蕾切尔带来的杀虫剂，您拖延了多久才喷洒的？她说您禁止她使用，我想您是对的，那是危险品。您和您的女儿多少天后才把杀虫剂喷洒到屋子里的？”
我想说些什么来打破尴尬。“星期三有一场街区舞会。”
其实那罐化学品还原封未动。
到了晚上，她和彼得又手牵手了。他们挨在一起坐着，彼得的手指在桌子底下攀上她的大腿，以为别人看不见。玛米也把手滑到他屁股底下。蕾切尔和珍妮移开目光，珍妮微微有些脸红。我突然想起一件遗忘许久的事——我十八岁的时候，进耶鲁大学的第一年，就跟一个刚刚认识了三个小时的红发男人爬上了一张铺着时髦几何印花床单的黄铜大床……但如今，在隔离区里……性与其他事情一样，都进展得无比缓慢，无比小心，无比隐秘。因为长久以来，人们都担心这种病跟从前那些病一样，说不定会通过性生活传播。其次，遍布疫病绳纹的丑陋身体也令人们羞愧不已。说不定蕾切尔还没见过男人的裸体。
“您现在还能感受到多少怒意，普拉特夫人？”他继续说道，“因为我认为我们，您和我，理解彼此，而且您已经猜到我来这里的原因了。但您既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命令我滚出去，甚至连对我的看法都守口如瓶。您在倾听，而且分外平静，您接受我所说的一切，即便您知道我想让您——”
“他再也别想碰我一下！”玛米说道，睫毛上闪着泪光。一颗泪珠顺着脸颊往下滑了一英寸，流到第一道疫病绳纹处停了下来，然后从侧面往她嘴里流去。我伸出手将它拭去。“这个遭天杀的浑蛋！”
这时房门开启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玛米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身后跟着彼得。她一皱眉，一跺脚。“你去哪儿了，蕾切尔？我们在外面足足等了十分钟！舞会都开始了！”
我什么都没说，没什么可说的。玛米的丈夫在十一年前死于政府搞的某项实验疗法，当时蕾切尔只有五岁。隔离区里住的就是一群小白鼠。四个隔离区里一共死了十七个人，然后政府决定停止拨款，将擅自进出隔离区定为大罪。他们解释说，传染的风险实在太大，这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的国家公民。
“再过几分钟就去，妈妈。我们在说话。”
“大不了就一个人过。”她的话里带着几分尊严，但很快就散了去，“那个狗娘养的订完婚第二天就和那个贱人鬼混，该死的，我又要一个人过了！”
“说话？说什么？出什么事情了？”
“随他去吧，玛米。”
“没什么。”马哈比说，“我正在向您母亲讨教一些关于隔离区生活的问题。抱歉耽搁得有些久。”
“那个狗娘养的最好再也别来找我。”第二天早晨玛米说道。阳光灿烂，我坐在窗边，织毛毯活动手指，琢磨这些捐赠的羊毛是从中国还是韩国绵羊身上剃下来的。蕾切尔和珍妮一大早被叫去劳动了，E街区有口井需要深挖。那些人已经把这件事议论了好几个礼拜，看来终于有人着手组织大家干活了。玛米趴在桌上，眼睛哭得红红的。“他和玛丽·德尔巴顿搞在一起，被我当场抓到。”她的声音哽咽，如同两岁孩童，“妈妈——他居然跟玛丽·德尔巴顿搞上了。”
“你从来也不向我讨教问题。再说了，我要去跳舞！”
珍妮和蕾切尔当然看不见我说的这些。她们只听见美妙的男中音轻快地唱出简单的旋律，一曲关于希望和勇气的愚蠢打油诗，让她们也能跟着哼。她们兴高采烈。马哈比唱过几遍之后，两个小姑娘也跟着齐声和唱，然后还给他演唱了三首街区舞会上的热门金曲，给他添了些蜜桃水，然后开始询问外面生活的种种。问题都很简单：人们吃什么？食物打哪来？他们穿什么衣服？我上床睡觉时，他们三个还坐在那儿侃侃而谈。我的关节终于又开始疼了，我朝玛米紧闭的房门看了一眼，带着突然而来、难以明说的悲伤。
马哈比回答：“要不您和彼得先去，我会带蕾切尔和珍妮去找你们的。”
“蚂蚁能撼动一棵橡胶树。”他唱起来，那是我童年时代的一首老歌。爵士歌王弗兰克·辛纳屈的名曲《远大理想》。歌声从立体声录音机里传出来——那时候CD还没有兴起，许多东西都还没流行——我们在星期天下午端着高脚杯，喝着冰茶和可乐，叔叔阿姨们坐在厨房里，客厅的电视机播放足球比赛，旁边的桌上摆着铅晶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从花园里采来的最后一捧紫菊花。星期天的黄昏，闻起来带着淡淡的咸腥气味，那是周末最后的愉快时光，大大的黄色校车周一清早便会来接我们上学。
玛米咬着下嘴唇。我突然明白了，她其实是想在彼得和马哈比两个人的簇拥下沿街道走去舞会场地，一只胳膊挽一个人，让两个小姑娘跟在身后。马哈比目光坚定地看着她。
蕾切尔笑了，虽然我觉得她没听懂。
“好吧，你愿意这样也行。”玛米赌气说道，“我们走，皮特！”她用力将门关上。
马哈比说：“你知道白蚁会选举女王吗？投票系统还受到严格监管。真的。”
我看着马哈比，不愿意当蕾切尔的面问那个问题，我想他一定知道我要争论的是什么。果然没错。“在临床抑郁症的病例当中，总有一小部分人没有表现出消极症状，而是暴躁易怒。这种疫病也许有同样的特点。我们还不清楚。”
又是这句话。但蕾切尔只回答道：“哦，那好。我今天到处找人要石膏板，可就算我真能弄到，要是不能制止它们的话，同样的事情还会再次发生。”
“外婆，”蕾切尔说，似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能治好我们。”
卧室房门打开，蕾切尔走了出来，年轻的脸上带着憔悴。马哈比朝她微笑，然后再次看向珍妮。“我觉得士兵应该没受防治白蚁的训练，不过等我下次进来时，肯定会给你们带些有用的东西。”
“仅限于皮肤症状。”马哈比飞快地回答，我看出他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对大脑的转变没有疗效。”
“我们去用对讲机跟守卫们打听，知不知道怎样制止白蚁。”珍妮有条不紊地回答，“毕竟，他们的工作就是制止病菌之类的。我们觉得他们也许有办法制止白蚁，说不定受过什么特殊训练。”
我不由问道：“你们怎么能只治好一种症状呢？”
“‘我们’？你和蕾切尔？你们俩跑去边缘区干什么？”我问，听见自己的音调高亢。边缘区是一片空旷的狭长地带，遍布电子雷和铁丝网，将我们这群疫病感染者隔绝在内。边缘区周围几英里都是消过毒的不毛之地，洒满预防性的化学物。即便如此，还是安排了士兵巡逻，这些不情不愿的士兵们通过内部通信系统与隔离区里的人联络，铁丝网两侧每隔半英里就设有一个对讲亭。隔离区里以前会有斗殴、强奸，早年曾有过一次谋杀，都是在边缘区发生的。当面目可憎、恨意腾腾的恶徒从外面跑来伤害我们时，他们只要跑过那片雷区和铁丝网，就能直面我们这群待宰的羔羊，不会有警察愿意追进来缉捕凶犯。因此只能靠巡逻的士兵，有时靠我们的人，在边缘区阻挡他们进入。死者会在边缘区附近就地安葬。敬爱的诸神啊，蕾切尔和珍妮竟然去了边缘区……
他用手指拢拢头发，一头浓密的棕发。我发现珍妮盯着他的手看。“皮肤组织与大脑组织不一样，普拉特夫人。病毒同时深入皮肤与大脑，但对脑部组织的改变更为复杂，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被察觉。而且，这种改变是不可逆的——神经组织无法再生。要是您的手指尖被划破了，创口处的皮肤组织会生成新细胞来代替受损细胞，从而实现自愈。如果您够年轻，甚至能长出新的指尖。我们的疗法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原理来刺激皮肤再生。
“在边缘区。是一个守卫。另外两个人在踹他，还骂他——我们在对讲亭里听不清楚。”
“但是，如果大脑皮层受损，那些神经元就彻底死亡了。除非大脑其他部位知道如何补偿，否则原本由那些神经元控制的行为也会产生根本改变。”
“在哪儿？”我追问。极少有亚裔感染这种疫病，没人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这个隔离区里一个亚裔病人都没有。
“你的意思是，会变得抑郁。”
珍妮迟疑地说：“我看见……我想应该是一个亚洲人。就在昨天。”
“变得平静，克制自己的行动……这个国家迫切需要公民自我克制，普拉特夫人。”
他再次用审慎的眼光注视我，不知心里在斟酌什么，然后用一只靴子碰了碰火炉边。我注意到，那只靴子几乎和我们脚上穿的一样破旧。“这炉子是韩国造的。现在几乎所有捐献物资都是他们造的。公共关系嘛。许多军管政府的议员都有亲戚牵涉其中，虽然他们现在拒不承认。亚洲人跟我们做交易，好完全避开贸易保护的限制，当然，这些捐献物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你们在隔离区里得到的一切都是亚洲人造的。”他漫不经心地随意谈论，这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带着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将外面的消息说给我听，这种态度远比他讲述的内容更能说明问题。
“所以你想把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带到外面去，治疗皮肤上的绳纹，让后让这种‘抑郁’，或是说‘克制’、‘行动变缓’的症状在外面的人群中传播……”
我说：“据我所知，捐给我们的物资并没有减少。”
“我们在外面已经有足够多的行动了。而且没人能够控制——那些行动全是错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让一切都略微放慢节奏——趁还有值得放慢节奏的事情存在。”
他同意了。他眼睛看着珍妮，其实是说给我听——他谈起最新的戒严法；国民警卫队无法控制那些抗议南美战争的游行者，他们一直跑到白宫的电网前才被拦住；某个原教旨主义的地下组织影响力日益壮大，其他地下组织——不止一个——甚至把他们称作“上帝帮”。他说在工业生产方面，韩国和中国的竞争对手已经将我们远远甩在身后，还有呈跳跃式增长的失业率、炸了锅一般的种族对抗、陷入火海的一座座城市。迈阿密、纽约、洛杉矶——这些地方已骚乱多年。现在这股乱象还席卷了波特兰、圣路易斯、亚特兰大、凤凰城。大急流城也烧了起来。简直不堪描述。
“你们要感染所有人——”
马哈比有些犹豫。这时珍妮说：“对啊，多坐一会儿吧。而且，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我看出了她的笨拙，她想尽量不表现得愚昧，“——外面的人们过得怎么样？”
“慢慢地，温和地感染。为他们好——”
汤姆·马哈比起身告辞。“坐下，医生。”我说道。我认为，或者说我希望，如果他留在这里，玛米或许能控制一下她歇斯底里的程度，或许蕾切尔也能快些从她母亲的房里出来。
“你有资格替他们做决定吗？”
蕾切尔站起身。“还是我去吧，宝贝。”还没等我站起身——我的关节炎此刻感觉好多了——蕾切尔已经跑进了母亲的房间。厨房里一片尴尬的寂静。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这个法子有效。尽管你们被剥夺了许多权利，但隔离区运转正常，而这正是因为你们染上了疫病！”
“你再也别回来！你干得出那……那样的丑事，休想再碰老娘一下！最好她下面也有病，传染到你的——”她看见马哈比，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整个身体愤怒得颤抖。从门厅传来一句低声地回答，我坐在炉火旁听不真切，但却让她更加气急败坏、面红耳赤。她一把甩上门，痛哭流涕跑回她的卧室，把卧室的门也狠狠一甩。
“每个新病例的皮肤上都会出现绳纹——”
他端详着我。珍妮怯生生地说：“我倒想多听听外面的事。”还没等蕾切尔说“我也是”，门就猛地被撞开，玛米冲进房间，转身朝门厅尖声叫嚷。
“我们能治好。”
我耸耸肩。“反正他们也不管我们。”
“你们的疗法当真有用吗，医生？蕾切尔的父亲就是被你们给治死的！”
“为什么？”
“不是我们。”他说。我听出他的声音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言之凿凿，带着隔离区外的激情。“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全新治疗方法，用的是正确的菌株。”
“我没什么兴趣。”
“而你们想用这种正确的新型菌株在我们这些小白鼠身上做实验。”
“我告诉您了，普拉特夫人，为了评估疾病的发展情况。”我什么也没说。他又补充了一句：“或许您有兴趣多了解一些外面的情况。”
出现了一瞬间的紧张的沉默，只有一双双眼睛在转动：灰色的、蓝色的、棕色的。正当蕾切尔想从长凳上起身时，马哈比说：“我们认为，若想避免留下斑痕，最好是没有严重皮肤症状的年轻人来接受新疗法。”我就知道。蕾切尔用手臂环抱着我，而珍妮，头上扎着红丝带的珍妮，正像坐在宝座上似地端坐在那把坏了的椅子上，她从来也没听说过神经递质、慢性病毒、风险估算之类的名词，此时轻描淡写地说：“那只能是我了。”然后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着马哈比。
我平静地说：“你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马哈比医生？”
我一口回绝。我将马哈比赶走，拒绝了他的请求。我跟两个姑娘理论，然后说不行。她们难过地注视着彼此，我不知道她们多久之后才会意识到其实我根本拦不住他们。但她们从来没有逆过我的意。
还有下次。他抛出了这句重磅炸弹，仿佛进出隔离区是家常便饭。蕾切尔和珍妮把眼睛瞪得老大，都注视着我。马哈比也是，我看出他是在冷静地打量，分析我会做出何种反应。他等着我询问更多细节，甚至是——我很久没有想起过这些词语了，一下子要用还得琢磨琢磨——为他的信口雌黄而勃然大怒。可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胡说，即便是，又有什么要紧的？有几个人从外面来到隔离区里——这能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根本不会出现大量的移民，出去的移民就更不会有了。
我们争论了将近一个钟头，然后我坚持让她们去参加舞会，并要跟她们一起去。夜凉如水。珍妮穿上了毛衣——一件手工织的厚外衣，把她从脖子到膝盖裹得没了身材。蕾切尔拿上了她从捐献处领来的黑外套，袖口和下摆处有些磨损。我们朝门口走去，她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胳膊上，拦住了我。
她的表情严肃极了。马哈比没有笑，而我也不情愿地承认，他真是很讨人喜欢。他礼貌地回答：“我们无法治愈木头，只能消灭白蚁。最好的办法是用浸泡过木榴油的木头当建材，白蚁不喜欢这种化学物质，所以就不会往木料里钻。但要是木头里面已经进了白蚁，就要用其他化学品把它们杀死。我去帮你打听一下，争取下次进来时带一些给你。”
“外婆，您为什么不同意？”
“在外面，有没有哪种药能治疗被白蚁咬坏的木头？”
“为什么？宝贝儿，我已经给你讲了一个钟头了。有风险，有隐患……”
“问吧。”
“真是那样吗？还是——”我能感觉到她站在漆黑的走廊里，鼓起勇气对我说，“还是因为——求您别发火，外婆，千万别生气——是不是因为那个疗法是新鲜事物，是一种改变？您之所以不愿意接受，是因为那很刺激？就跟汤姆说的一样？”
蕾切尔对马哈比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不，不是这个原因。”我说道。我感觉她的紧张，我还是头一次不知道她为什么紧张。
“算是吧。”我对他的话没什么兴趣。那些事情过去太久了。
我们沿着街边向B区走去。月朗星稀，一点点微弱的冷光洒在地面上。B区里的光线略微明亮一些，点着几盏煤油灯，营房斑驳的围墙前插着几个火把，围出个阴郁惨淡的广场。会不会是因为马哈比说的那些话，我才觉得这里死气沉沉？除了这乏味的实用主义，这压抑的苍凉，这所谓的和平以外，我们是不是还能有别的作为？
他再次对我的问题充耳不闻。“又懂会计，又懂历史写作，这两种本领真是奇妙的组合。”
在今夜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
“你怎么知道的？”
我带着蕾切尔和珍妮站在街头的黑暗中，不远处就是广场。乐队在街对面演奏，小提琴、吉他与小号时时奏出不和谐的音符。身着各色服饰的人们四散在广场上，三五成群地聚集在火把四周的光亮中，安静地交谈。六七对舞伴在光秃秃的广场中央和着《飞船与玫瑰》的哀伤旋律轻拥慢舞。这首歌在我染病那年红极一时，直到十年后才遇到能与之相比较的对手，当时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正要驶向火星。探险队要去火星上建立殖民地。
我瞄了蕾切尔一眼。她似乎什么都没有注意到，没有嫉妒、焦虑或受伤的神色。我松了口气。马哈比对我说：“您还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普及历史知识的文章。”
他们还在那里吗？
珍妮垂下眼帘，脸颊微微泛红。马哈比的眼神里也有些让我看不清的意图，但和彼得的眼神不同，完全不同。
我们没有写过任何新歌。
“改行了呗。”马哈比说。他没有笑。珍妮把两杯蜜桃水递给我和马哈比，然后他才笑了一下。
彼得和玛米也围着其他舞伴轻轻旋转。随着《飞船与玫瑰》的旋律结束，乐队开始演奏《昨日》。
“他现在呢？”
玛米一转身，火把的光芒将她的脸庞照亮：脸上满带苦闷与压抑，满布泪痕。
“我叔叔以前也是注册会计师。”
“您应该坐下，外婆。”蕾切尔对我说。这是我们离开营房之后，她第一次开口对我说话。她的声音沉重却没有愠意，珍妮把夹在腋下的三脚凳放下给我坐时，动作里也没有愤怒。她们俩谁都没有真生气。
“啊。”
在我的体重压迫下，板凳腿晃悠悠地陷到地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来到珍妮面前，默不作声地朝她伸出手，两人加入了跳舞的人群。关节炎比我还要严重的杰克·史蒂文森一步一跛地向我走来，身边跟着他的孙子哈尔。
“早就不是了。国税局负责所有税务统计工作，给每家每户寄去一份量身定制的税单。至于那些数据具体是怎么核算出来的，都是机密，以防被海外敌对势力推测出政府用于国防的财政资金。”
“你好，萨拉。好久不见。”
“注册会计师？怎么会？他们可是体制的中流砥柱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这样的字眼了。这些词语尝起来有股金属味，像破铜烂铁。
“你好，杰克。”他的脸颊两侧和鼻子底下都布满了疫病的斑痕。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一同在耶鲁大学就读。
“这些人现在是不受法律认可了。”
“哈尔，你去跟蕾切尔跳舞吧。”杰克说，“先把那个板凳递给我。”哈尔顺从地把板凳递给他，拉过蕾切尔的手。杰克则在我身边坐下。“要有大动作了，萨拉。”
“是的。”我对马哈比说，“我曾是注册会计师。怎么了？”
“我听说了。”
马哈比愉快地接受了。两个姑娘总算不用再傻坐着了，她们忙忙碌碌地一边接冷水，一边把桃子罐头捣碎，倒进一个棕色塑料水罐里调制起蜜桃水来。水罐的侧面被炉火烤瘪了一大块。
“马哈比告诉你的？都跟你说了？他说在跟我见面前先找过你。”
他点点头，翘起脚尖轻轻摇晃。作为一个不久就会感染非功能性绳纹病的人，他的反应很酷。我等着，看他会不会把到里面来的真正原因告诉我。长久的沉默。终于，马哈比说道：“您曾经是注册会计师。”刚巧蕾切尔这时候问：“有没有人想来杯蜜桃水？”
“没错。”
“没有。”
“你怎么看？”
“除了我提到的这些之外，有没有别的改变？”
“我不知道。”
“没有。”
“他想让哈尔试试新疗法。”
“在皮肤最先受到影响的部位，过去几年里有没有出现外观变化？比如说，颜色、组织密度、增厚脊纹的大小？”
哈尔。我没想到。那男孩子的面庞光洁，唯一显眼的疤痕在右手上。我说：“他还看中了珍妮。”
“没有。”
杰克点点头，显然并不意外。“哈尔拒绝了。”
“患病之后，有没有出现功能障碍或活动力下降的症状？”蕾切尔和珍妮觉得有些疑惑了。他是在试探我懂不懂这些术语。
“真的？”
“没有。”
“你的意思是，珍妮同意了？”他瞪着我问，“她愿意尝试还未经证实的危险疗法？而且离开隔离区？”
“受感染的部位有疼痛感吗？”
我没有回答。彼得和玛米此时舞到了人群中，被遮住了身影。这支曲子又是一首节奏缓慢、旋律忧伤的老歌。
“疾病在您身上的恶化速度有多快？”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审视我的脸、双手和前臂，客观而专业地检查着，让我觉得他至少说了几句实话。他确实是位医生。
“杰克——我们这里可以比现在更好吗？我是说隔离区里。”
“用终身监禁换来这样一篇论文，值得吗？”
杰克凝视着跳舞的人群，最后回答说：“我们不会自相残杀。我们不会纵火泄愤。我们从不偷盗，至少不会做得那么明目张胆。我们也不会私屯物资。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做得比任何人期望得更好了。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想到。”他用目光在舞池中寻找哈尔，“那个男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
“通过短波无线电。同僚们都等着呢。”他避开我的目光。
往日时光突然再次浮现：年轻的杰克在耶鲁大学的某堂政治课上争得面红耳赤。他当时踮着脚，身体前倾，那架势既像斗士又像舞者，一头光亮的黑发被电灯照得亮闪闪的。年轻的女人们把手放在摊开的教科书上，静静地注视他。他代表辩论的正方发言，议题是——煽动第三世界核战争是制约超级大国核冲突的有力手段。
“那等你写完之后，要怎样发表呢？”我问。
乐队的演奏突然停了下来。在广场中央，彼得和玛米正互相大声喊叫
“我在写关于一篇关于长期隔离居民疾病发展情况的论文，所以一定得到里面来看看。”他回答。我立刻听出他在撒谎。蕾切尔和珍妮当然没有听出来。她们俩像两只热切的鸟儿，一左一右地坐在他身边，全神贯注地听着。
“——看见你那样碰她了！你这浑蛋，你这不要脸的下流胚！”
“那你为什么——”
“玛米，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在这儿胡闹！”
马哈比说：“我没有感染，普拉特夫人。”
“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反正你也不介意在这儿跟她跳舞，摸她后背、屁股，还有……还有……”她开始痛哭。人们尴尬地扭过头。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走上前，犹豫地把手搭在玛米肩上。玛米把她的手甩开，捂着脸从广场上跑走了。彼得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开口对众人说道：“对不起。请继续跳舞吧。”他朝乐队走去，乐队仓促奏响了《我们几乎已拥有一切》，这首歌是二十五年前的了。杰克·史蒂文森说：“萨拉，我能帮上忙吗，你家姑娘的事儿？”
这我倒是没想到，而且我也没想到，他脸上竟突然闪过一丝紧张的神色，转瞬又化为笑意。虽然紧张是无可厚非的自然反应——进来之后，他就再也出不去了。我不知他从哪里感染的疫病。在我的记忆中，隔离区里已经很久没有收容新病例了。莫不是因为外界的政治原因，新患者被送进了别的隔离区？
“怎么帮？”
“不，我是一个医生。”
“我不知道。”他回答。他当然不知道。他之所以那么说，并不是因为他有办法，而只是出于同情。他看出刚才在火把光芒里上演的那幕丑剧令我深感沮丧。
我点了点头，问：“那我们要聊些什么呢，马哈比先生？您是记者吗？”
我们能如此轻易地理解抑郁吗？
“您好，普拉特夫人。我是汤姆·马哈比。谢谢您同意跟我见面。”
蕾切尔正在和某个我不认识的人跳舞，那个男人年纪较长，面色沉静。她焦虑地往他身后看——此刻珍妮正在和彼得跳舞。我看不见彼得的脸，但能看见珍妮。她的目光没有停留在任何人身上，也用不着这么做。她要传达的信息清晰无比——我不许马哈比陪她来参加舞会，可并没有禁止她和彼得跳舞，于是她便这么做了，即便她不愿意，即便在她脸上能清楚地看出这小小的叛逆令她惶恐。彼得将臂弯收紧，她抗拒地往后躲，笑得极为勉强。
但我眼前就站着这个年轻人，没穿隔离衣，一头浓密的黑发，棕色的眼睛带着笑，轻轻拉过我的手。他触摸到疫病留下的绳纹时并没有皱眉，看起来也不像是要给厨房的家具编列清单，为后续的摄录做准备工作。厨房里有三把椅子，其中一把是他人捐赠的安妮女王时代的仿品，还有一把是乔·克兰施密特设计的真品；一张桌子；柴火炉；簇新闪亮的东方风格漆柜；塑料水槽，上面的手泵跟隔离区外蓄水池的水管相连；一个用捐赠的木头制成的木柴箱，上面印着“博伊西-加斯凯德建材公司捐赠”；两个热切、聪明又可爱的小姑娘，他最好别把她们当作患病的怪物。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记忆犹新。
卡拉·戴斯蒙德和罗伯·科特雷尔朝我走来，挡住了我的视线。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和我一样久。卡拉有个尚在襁褓中的曾孙，这个婴儿一出生就罕见地被疫病扭曲了面貌。卡拉的牛仔裤外面还罩了条裙子御寒，裙边早就磨破了。她用轻柔的声音说：“萨拉，看见你出门真好。”罗伯则一语不发。跟上次见面时相比，他这几年发福不少。摇曳的火光映照着那张长了双下巴的脸，像一位染了疫病的、庄严宁静的佛陀。
最后，那群社会学家回忆起了起了更古老的模型——东欧国家中的犹太人小村、法国的胡格诺派团体、简朴的阿米什农业社区，都是集匮乏、差异和孤绝于一体的自给自足模型，死气沉沉却不易分崩离析。在他们的回忆书本知识的时候，我们开始举办物品抽奖活动，招收学徒，按需分配储备的食物，并破损的家具替换破损得更厉害的家具，我们还结婚生子。我们不纳税，不打仗，不投票，也没有热闹可看。后来，过了很久，这里不再有访客，就连社会学家们也懒得来了。
又听完了两支曲子，我才意识到珍妮不见了。
社会学家们苦苦等待着。而我们在隔离区里学会了种菜、养鸡，我们发现鸡什么都吃。懂电脑的人找到了真正的工作，他们远程办公了好几年——也许有十年那么久——直到设备老化无法使用。曾当过老师的人组织起学堂教育孩子们，但在我看来，课程一年比一年简单：蕾切尔和珍妮似乎没什么历史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医生们继续行医，用的是某些公司为减税而捐献的药品，十几年之后开始训练学徒。有段时间——好像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能听广播、看电视。现在也许还有人看电视呢，如果外面捐赠的电视还有几台能用的话。
我四处寻找蕾切尔的身影。她正在给乐队斟用盐肤木泡的茶。彼得跟一位裙子底下没穿牛仔裤的女人跳起舞来；那个女人面带微笑地颤抖着。所以，珍妮不是跟彼得走的……
只是，这一切在这里都没有发生。
“罗伯，你能送我回家吗？我怕我会摔倒。”寒气侵入了我的关节。
这些社会学家逗留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记者的工作讲求时效性与趣味性，但社会学家的成果只要能发表就行。另外，他们从惯有的文化传统中推断，隔离区迟早会变成一片战场：里面的人无电可用（电费日益高昂），没有市政警力（他们拒绝进入隔离区），不得自由离开，没有政治影响力，没有工作，没有高速公路、电影院、联邦法官、州立小学——为了生存，人们只能选择滥用暴力。每一本文化教科书中都是这样写的：被炸毁的内城区、《蝇王》、芝加哥的公共住房项目、西部电影、监狱回忆录、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洛杉矶东部，还有托马斯·霍布斯。社会学家对此了如指掌。
罗伯淡淡地点点头。卡拉说：“我也一起去。”于是我们丢下坐在板凳上等热茶的史蒂文森先行离去。卡拉一路上都兴高采烈地叽叽喳喳，我们三个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走，可惜我的腿脚走不了多快。此时月已西斜。地面坑洼不平，大街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和从营房窗户里照出的稀稀拉拉的光亮。有的屋里烧油灯，有的燃着蜡烛。只有一间屋子里灯火通明，想必是外面捐赠的太阳能储光灯，我有很久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了。
后来，他们期待的一幕未能发生，又来了另一批穿着更新款式隔离服的社会学家，他们想要了解的是隔离区的秩序为什么没有崩溃。所有这些人全都败兴而归。没有疗法，没有病因，没有新闻稿，没有崩塌，也找不到缘由。
汤姆说那是韩国人造的。
在实施隔离措施的最初几年里，隔离区里频频有人造访。医生仍盼望能研制出全新的疗法以治愈患者——又灰又厚的增生层在患者体表缓慢扩散或是仅停留在局部，没人知道为什么。面目全非。奇丑无比。也许致命，还会传染。最后这一条才是最可怕的——会传染。于是，身穿隔离衣的医生进来研究病因及疗法；身穿隔离衣的记者前来找素材写新闻稿，配有全彩照片；还有身穿隔离衣的立法委员会调查小组来核查事实，直到国会迫于纳税人的压力（那些纳税人总是给自己施压，并抱怨我们总是烧钱）而剥夺了隔离区的选举权。然后，社会学家们陆续涌入，手里举着微型摄影机，准备把隔离区的乱象拍摄下来，看看这里会如何陷入街匪横行、同类相残的混乱状态。
“你在发抖。”卡拉说，“来，把我的外套穿上吧。”我摇摇头。
第二天下午，珍妮把访客带来了。我见到他就立刻吃了一惊——他没穿隔离衣，而且也不是社会学家。
我让他们把我送到营房外即可，他们不加疑问地照做了。我静静地推开门，走进黑漆漆的厨房。炉火早已熄灭。里间卧室的门半开着，黑暗中有人在说话。我再次战栗，卡拉的外套也没能帮上什么忙。
“不用客气。”我说。她们这么年轻。玛米面露不悦，她刚刚宣布的好消息被抢了风头。彼得看着珍妮用力拥抱蕾切尔。突然间，我知道他也在琢磨珍妮是哪个部位感染了疫病，有多严重。他发现我在看他，于是看向地板，深色的眼睛眯了起来，略有些惭愧。但也只是略微而已。一段木柴在火炉里噼啪作响，火苗猛地一闪。
可我错了。说话的人不是珍妮和彼得。
“哦，谢谢您！”珍妮大声道谢，和蕾切尔快乐地四目相对，“您能同意真是让我太高兴了，不然我们恐怕永远都没机会跟访客近距离交谈！”
“——我刚才不是想谈这个。”玛米说。
我看着她闪闪发光的蓝眼睛，看看蕾切尔的脸，实在不忍拒绝。我猜得到访客的来意，可两个小姑娘却不知情。我不是珍妮的亲人，可她从三岁起就随蕾切尔一起叫我外婆。“好吧。”
“可是我现在想谈。”
珍妮看看瓶子里所剩不多的香槟酒，还有桌上那只在渗血的小鸡。她不动声色地考虑着，然后当然会选择撒谎。“不用客气，我不吃了——我们今天中午已经吃过饭了。我只是来问问，回头能不能带个人来见您，外婆。一位访客。”她的声音虽小，但那股热情又回来了，“从外面来的。”
“是吗？”
玛米对珍妮说：“再喝点儿香槟，留下吃饭吧。”
“是的。”
“叫我皮特就好。”他纠正道，以前也这么说过。我发现他看珍妮的眼神色迷迷的。珍妮没有从不用昵称称呼他，某种第六感——即使是隔离区里的人也有第六感——让她微微往后退了退。我知道她会继续称呼他“彼得”。
我站在那里，听他们用时大时小的声音说话，听着玛米的任性和马哈比的急切。
“恭喜恭喜！”珍妮热情地说，“也恭喜你，彼得。”
“您是珍妮的监护人，对吗？”
“我要结婚了，珍妮。”玛米对她说，又故作羞怯地垂下眼。我真想知道她是怎么弄来那瓶香槟的，她做了什么，和谁？
“哦，珍妮。是的。还有一年。”
珍妮笑着走进门。我又看见了玛米宣布婚讯前，洋溢在蕾切尔脸上的兴奋劲儿。它现在闪耀在珍妮的脸上，美极了。她手上和脸上没有疫病的痕迹。虽然从来没人问过，但她身上某个地方一定有，她是在隔离区里出生的。蕾切尔说不定知道，两个小姑娘总是形影不离。珍妮是玛米亡夫的侄女，也就是蕾切尔的堂妹，从法律意义上说，玛米是她的监护人。然而早就没人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了，珍妮和别人一起住在相邻街区的营房里，我和蕾切尔曾邀请她来和我们同住，但她拒绝了。她摇了摇头，一头迷人的金发在肩头跳啊跳。她窘迫得羞红了脸，不好意思正眼看玛米。
“那她一定会听您的话，虽然您母亲……决定权在您手里。还有她自己。”
“我就是爱喝香槟！”玛米狂热地大喊。我觉得她已经喝过一次了。“哦，快瞧瞧——有人来和我们一块儿庆祝了！快进来，珍妮，来喝杯香槟吧！”
“我想是吧。可我得考虑考虑。我需要多了解一些信息。”
外面那些人是怎么想的，竟会给传染病隔离区捐香槟？那群可怜虫，就算他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值得庆祝的场合……也许他们根本想不出这些酒该怎么处理……或者是，给就给了，只要我们那些病秧子待在里头别出去就行……无关紧要。
“知无不言。”
“来，咱们应该干一杯！”玛米欢快地叫喊。她眨眨眼，做了个笨拙的脚尖旋转动作，从碗柜后的架子上取出一瓶酒。那个碗柜是蕾切尔在上次募捐抽奖会上赢来的，跟我们的厨房有些格格不入——涂着明亮的白漆，隐约有东方风格，摆在几张摇摇晃晃的座椅和一张破桌子旁边，桌子的抽屉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也没人愿意花时间修。玛米炫耀着手里的酒瓶，我都不知道碗柜里有酒，还是香槟。
“真的？你结婚了吗，托马斯·马哈比医生？”
“恭喜。”蕾切尔喃喃地回答，走到母亲面前给了她一个拥抱，玛米也动作夸张地回抱了她。下一分钟，玛米就要开始抹眼泪了。隔着玛米的肩膀望去，我看见蕾切尔脸上爱怜混合着悲伤，我垂下眼睛。
沉默。然后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您别这样。”
蕾切尔本来就一动不动，听到这话更是像冻住了。彼得仔细地打量着她。玛米眼帘低垂，脸都红了。我突然有些可怜我的女儿，一个三十几岁稚气犹在的大女孩，将委身于彼得·马隆这样一个轻佻的人。我狠狠瞪着他。他要是敢碰蕾切尔一下……不过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做。那样的事情已经不再发生了，至少是在隔离区里。
“不能吗？真的不能这样？”
“没错，”彼得说，“恭喜我们吧。”
“不能。”
“今天的晚餐很特别，对大家来说都是如此。皮特跟我有事情要宣布。我们俩准备结婚了。”
“真的真的不能？你想让我停下来？”
蕾切尔走出卧室，我从未见过她违抗母亲。她在敞开的卧室门边停下脚步，等着。两个被烟熏黑的空烛台一左一右杵在她的脑袋两侧。从去年冬天开始，或者更早，我们就没有蜡烛了。玛米气得眉头紧皱，嘴角却带着明媚的笑容。
我穿过厨房，膝盖撞到一把椅子。满天星辰透过白蚁在墙上开的那个大洞闯进我的视野。
“不行。”玛米回答。疫病在她脸上留下的五道十字形的绳纹，她的面目略显狰狞。“得让她学点规矩。而且，我得让她听见我们的要宣布的事情！蕾切尔，你马上给我回来！”
“哎哟！”
“随她去吧。”彼得温柔地说。
“我让您停下，威尔森太太。麻烦你考虑一下珍妮的事。我明天早上会再过来，您——”
“蕾切尔·安妮·威尔森——”
“你直接滚进地狱里去吧！”玛米怒吼，然后，又用平静得诡异的声音问，“是不是因为我有病，而你没有？珍妮也没有？”
“谢谢。”蕾切尔重复道，然后走回那间只剩三面墙的卧室。彼得还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把提着鸡的手换成了另一只，网兜将淡黄色的鸡皮勒得一格一格的。
“不是。我发誓绝对不是。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这个。”
“你能别那么敷衍吗？”玛米的声音尖锐刺耳。
“不。”玛米用同样冰冷的声音说，我突然意识到从没听过她这样说话，从来没有，“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要给我们治病，带我们到外面去。但并非人人都能享受这个待遇。只有那些病症不严重，相貌不丑陋的——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行。”
“谢谢。”
“不是你说的那样——”
玛米翻了个白眼。“要说‘谢谢’，宝贝儿。彼得为了给我们弄这只鸡可没少费力气。”
“你能救一小部分人，然后让剩下的人自生自灭，就像从前一样。”
“嗯。”蕾切尔随意敷衍。
“给我们一点时间，会有研究——”
可现在，彼得却盯着蕾切尔看，眼里没有玛米。“这只鸡不是从外面运来的，蕾切尔，而是产自B区的养鸡场。我听你说过那里有多干净。”
“时间！你认为隔离区里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时间在这里一文不值！只有当像你这样的人从外面进来，时间才有意义。你在我们面前炫耀健康的皮肤，还有崭新的衣服，仍在走时的腕表，闪亮的头发和你的……你的……”她泣不成声。我走进屋里。
玛米无助地看向彼得，他脸上的微笑变得更深。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他们会演一出好戏，不完全是演给我们看，但会在我们的厨房里上演，供我们欣赏。玛米会跟彼得撒娇，求他帮忙把墙修好。他会笑着抗议。然后她百般调笑暗示可以做交易，那些暗示一个比一个明显。最终，他会同意修墙。蕾切尔和我没有别的房间可以容身取暖，只能对着炉火、地板或自己的鞋子发呆，一直等到玛米和彼得招摇地走进她的房间。这种卖弄使我们尴尬。玛米总需要别人来见证她的魅力。
“好了，玛米。别哭了。”
蕾切尔耸耸肩。“就是塌了，有白蚁。”
他们俩看见我都毫无反应。马哈比愣愣地站在那儿，直到我示意他离开，他才一语不发地走了。我伸手环抱玛米，她靠在我胸前号啕大哭。我的女儿。就算隔着外套，我也能感觉到她脸颊上的绳纹，此刻我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却是，我怎么从没注意马哈比还戴着腕表。
玛米问：“什么叫‘塌了’？”
那天晚上，玛米带着悲伤与疲累陷入沉睡，我却久久未能合眼。蕾切尔悄悄走进我们的房间，告诉我珍妮和哈尔·史蒂文森都被汤姆·马哈比注射了一种尚处在试验阶段的疫病治疗药物。她又冷又怕，浑身战栗，生怕自作主张会给自己惹来莫大的麻烦。我把她抱在怀里，直到她也沉沉睡去。我想起杰克·史蒂文森年轻时的样子，教室的灯光把他浓密的短发照得极有光泽，他神采奕奕地和同学们争辩，是否应该牺牲一种文明保全另一种。
“卧室的后墙塌了。”蕾切尔淡淡地回答。她没去看彼得提在手里的鸡肉，但我看了。彼得露出耐心的、狼一般的微笑。我猜他是打扑克牌赢了兑换卡。他的手指甲缝里脏兮兮的。我看见裹杂食的报纸一角上印着什么“宅邸充公”。
第二天清晨，玛米早早地离开了营房。她的眼皮仍然浮肿，眼里还噙着昨晚的泪水。我猜她是要去找彼得，我什么也没说。蕾切尔和我坐在桌前喝燕麦粥，谁也没看谁。就连举起勺子都要费些力气。玛米走了很久了。
一听见门把手转动的声响，蕾切尔就忙不迭地起身去拨弄炉火。她的脸变得煞白，但我知道过会儿就好了。玛米用高亢的娃娃音大叫：“我们回来了！”从门厅里带进来的寒气像清冽的流水在她周围打旋。“亲爱的妈妈，您感觉怎么样？还有蕾切尔！你一定猜不到，彼得用几张多余的兑换卡给我们换到了一只鸡！我要给你们炖一锅好菜！”
后来，我试着勾勒那幅画面。然后珍妮、哈尔和马哈比都来了，又离开了，我不禁在脑海中再次勾勒那幅画面——玛米肿着眼睛走在营房之间泥泞的街道上，走过未铺石砖的广场，广场角落的菜园里还种着蔬菜，有东倒西歪的豆架和胡萝卜的黄绿色叶子。走过贮藏室，里面堆放着产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羊毛、木材炉，大块的合金板和无人看管的药材。走过养鸡场和羊圈。走过中央管理处，那座灰头土脸的建筑，人们早在十几年前就不再去那里登记了，你何必要去证明自己出生过，或是改换了居所？走过最后一处公用水井，它与地下深处丰富的水资源相连。玛米走啊走，直到抵达边缘区才停下来，说明来意。
这时玛米回家了，使我不必应对蕾切尔的追问。玛米的男朋友彼得·马隆提着个网兜，里面是从贮藏室取来的杂食。
几个小时后，他们来到这里，穿着全套隔离衣，手持不像是美国制造的自动化武器。我能透过头盔上透明的防爆塑料看见他们的脸。其中三个人直直地看着我和蕾切尔的脸，还有哈尔·史蒂文森的手。另外两人没有直接看我们任何人，仿佛多看一眼也会被传染。
“您不激动吗？您觉得他要问什么？”
他们从厨房的餐桌边将汤姆·马哈比一把拽起，力量大得把他拽了个趔趄，然后重重将他抵到墙边。他们对蕾切尔和哈尔则没这么暴力。其中一个人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桌子另一侧呆若木鸡的珍妮。他们不允许马哈比说出那番热情澎湃的解释，就是他之前对我说的那些话。当他要开口时，脸被他们的领队打了一拳。
“好啊，我就在这里。”
蕾切尔——蕾切尔朝那人扑了过去。她用年轻有力的腿脚对那人的后背狠命扑打，尖叫着：“住手！你住手！”那人把她从背后甩开，就像甩一只苍蝇。另一个士兵把她摁在椅子里，看见她的脸时，他颤抖了。蕾切尔继续大声叫喊，声音含糊不清。
“他说不定要找您谈谈！”
珍妮甚至没有尖叫。她径直冲向餐桌对面，紧紧抓住马哈比的肩膀，脸上的表情被垂下的金色秀发遮住了。
“是吗，宝贝儿？”她的头发如丝般柔软。玛米在蕾切尔这个年纪时，发质也是如此。
“你们这群该死的‘医生’都给我去死吧！”领队大喊，压过了蕾切尔的声音。这句话透过他的头盔清晰传入我们耳中，仿佛那道防护物根本不存在。“你以为你们还能继续在隔离区自由进出，让我们所有人都染上病？”
“珍妮说，那位访客想找隔离区年纪最大的人聊聊，就是在外面得病，然后被送来这里的那些人。是哈尔·史蒂文森告诉她的。”
“我——”马哈比说。
我继续微笑。蕾切尔也好，珍妮也罢，她们没见过疫病隔离区访客络绎不绝的情形。起初他们身穿笨重的防污染服，几年后换成了一身简洁方便的隔离衣。不断有人从外面被运到这里隔离，外沿的检查站经年累月地车来车往。但蕾切尔哪里会记得这些，那时她还没出生呢。我们被送进来时，玛米也只有十二岁。在蕾切尔看来，有访客可是件大事。我伸出手抚摸她的头发。
“去死！”领队大喊，向他射击。
“外婆。”她蹲在我的椅子旁边，双手在破旧的木制扶手上来回摩挲，“外婆——来了个访客，从外头来的。珍妮看见他了。”
马哈比沿着墙滑倒。珍妮抓住他，绝望地想要拉他起来。士兵再次开火。子弹击中了珍妮的手腕，打碎了骨头。第三声枪响，马哈比倒在了地板上。
炉火比卧室的油灯亮得多。尽管蕾切尔还在为卧室后墙壁发愁，但我看见她脸上洋溢着兴奋。她年轻的皮肤熠熠发光，从聪慧的下巴到疫病绳纹的边缘，都是亮闪闪的，当然，绳纹永远都是一个颜色。我对她微笑。十六岁的年纪总是遇到点事就兴高采烈，不管是从捐献品贮藏室领到一根新发带，某个男孩看了自己一眼，还是跟堂妹珍妮有什么小秘密。
士兵们扬长而去。地上几乎没有血渍，只有被子弹打出来的两个小洞，子弹还嵌在里面。我们这些隔离区里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这样的枪械了。我们不知道子弹还能这样。我们不知道。
她把我扶进厨房，烧柴火的金属炉子发出蔷薇色的光芒，把我的关节烤得暖烘烘的。一年前，某个不知打哪儿来的慈善组织或利益集团将这个火炉捐给了隔离区，我猜是因为这类行为还能享受减税优惠。如果外面还有减税这回事的话。蕾切尔说我们还能收到报纸，而且我偶尔会用几张看上去挺新的报纸包裹从菜地里摘的蔬菜。她还说，史蒂文森家的那个年轻男孩能在J区的社区会堂用一台好心人捐赠的电脑来查询新闻，可隔离区外面的税务条例早就跟我没关系了。我也没有去问玛米能把那台火炉弄回家的人为什么是她，那个月份并没有抽奖券开奖。
“是你干的。”蕾切尔说。
“这个嘛……没错，可是我们总得做点什么。”我没有反驳她，她已经十六岁了。“冷风都灌进来了——这个季节，您晚上会冻坏的，关节炎会犯得更厉害。到厨房里来吧，外婆，我生好火了。”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玛米说，“为你们好！”她们站在厨房里对峙，玛米倚在刚刚进门时重重关上的那扇门上，蕾切尔站在汤姆被射杀的那堵墙前面，珍妮静静地躺在卧室里。而哈尔·史蒂文森，他年轻的脸上满是痛苦，因为他面对五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时毫无作为，随后跑去找住在J区的医生，发现医生正在给一只山羊安装假腿。
“可白蚁还在里头。”
“是你干的，是你。”她的声音低哑沉重。尖叫吧，我想对她说，蕾切尔，叫出来吧。
蕾切尔说：“也许我能用抽奖券多换些石膏板和钉子来，然后我自己把它补好。”
“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我没答话。蕾切尔站直身子，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又看向别处。关于她妈妈玛米的事，我还是什么都没有说。随着油灯的火光一闪，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蕾切尔，只因为她是那么好看。她并不漂亮，即使在隔离区里也算不上什么美人，虽然目前为止，疫病只影响到了她的左半脸。那一侧面颊上凸起的硬纹粗得像麻绳，但只要她右侧对着别人，就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她的鼻子硕大，眉毛又粗又低，下巴像个突出的门把手。以她外婆的眼光来看，蕾切尔长得真好看——那是意味着诚实的鼻子、充满表现力的眉毛、坦率真诚的灰色眼眸，在她歪着脑袋用心聆听时，下巴前伸得恰到好处。隔离区外面的人不会这么想，但他们是错的。
“你是想把我永远困在隔离区里。像你一样。”
“好吧——得让妈妈找人来修墙。”
“你从来没想过那是个陷阱吗？”玛米尖叫，“你在这里过得很快乐！”
“我很好，我在屋子这头呢，宝贝。我没事。”
“而你再也不会快乐了。不管是在这里，还是任何地方。”
“是白蚁！该死的。咱们这里居然有白蚁。您真的没事吗？”
我闭上眼，不愿意看见在我的蕾切尔脸上出现那般可怕的成熟模样。但下一刻，她突然又变回孩子，痛哭着从我身旁跑过，冲进卧室，把门重重关上。
我点点头，伸手指了指。蕾切尔探身钻进大洞里，加利福尼亚的暮色将她的秀发照出一圈光晕。这也是她的卧室，她的床褥就存放在我这张破旧四柱床的底下。
我看着玛米。“为什么？”
“怎么了，外婆？您还好吗？”
她没有回答。无所谓，反正我也不会相信她说的话。她的大脑已经不受她控制。它抑郁了，病了。我现在只能接受这个现实。玛米是我的女儿，那令她面目扭曲的丑陋绳纹不禁摧残了她的皮肤，还侵入了她的脑袋。她是疫病的受害者，不管她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黄昏时分，卧室的后墙塌了。前一刻好歹还是一堵墙，裸露的墙骨，开裂的蓝色石膏板；下一刻就成了一道齐腰高的围栏，外加一堆折断的长木板。断口边缘参差不齐，毛茸茸的，像是盖满了粉末。一棵枯朽的树从这大洞里戳进来，挤在我们营房与E区营房后墙之间的狭窄缝隙里。我想从床上爬起来仔细瞧瞧，可今天我的关节炎发作得厉害，我正是因此才躺在床上休息的。蕾切尔急匆匆地冲进卧室。
天快亮了，蕾切尔站在睡床和墙壁之间的狭长过道里叠衣服。床单上还留着珍妮睡过的痕迹，哈尔·史蒂文森把珍妮抱回她自己的营房去了，好让她醒来时不用再见到玛米。油灯在蕾切尔身旁的粗糙架子上燃烧，将影子投在散发着杀虫剂气味的崭新墙面上。
在《惯性》这篇小说中，一群病人感染了容貌受损的传染病，被隔离在一处相当于现代麻风病隔离区的地方。克雷斯说，对身份的探讨是她作品的中心思想——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是你（以及你应该如何应对），这篇作品也不例外。
她其实没几件衣服可收拾的。两条紧身裤，旧的，针法也不匀；一件已经脱线的毛衣；两双袜子；她的另一条裙子，就是她在街区舞会上穿的那条。剩下的衣服她都穿在身上了。
2008年，克雷斯发表了科幻惊悚小说《狗》（Dogs），《狗》与本篇作品一样，讲述的也是一场传染性极强的瘟疫。
“蕾切尔。”我唤她的名字，但我看出她在努力保持沉默。即便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叛逆，即便是到了现在，仍让她紧张不已。可她终究是要走了。要通过马哈比的联系人到隔离区外面去，去寻找地下医疗研究所。如果他们研发了下个阶段的疗法，能用在面容严重受损的病人身上，那么她会接受。即便他们没找到也不要紧。在她出去后，她会尽可能地把疫病传染出去——令人抑郁、不具攻击性、极易传染。
南希·克雷斯著有十余部科幻奇幻长篇小说和八十余则短篇小说，收录在《三位一体》（Trinity and Other Stories）、《地球上的外星人》（The Aliens of Earth）等短篇集中。她的中篇小说《西班牙乞丐》（Beggars in Spain）荣获雨果与星云双项桂冠，后被扩写为长篇小说。此外，她还曾两次将星云奖收入囊中，获奖作品分别是《闪亮群星中》（Out of All Them Bright Stars）和《欧力特监狱的花朵》（The Flowers of Aulit Prison），后者同时荣获西奥多·斯特金纪念奖。2003年，克雷斯以长篇小说《可能性空间》（Probability Space）获得了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
她觉得她必须走。因为珍妮，因为玛米，因为马哈比。她十六岁了，她相信——即便是在隔离区里长大的，她还是相信这一点——她必须要做些什么，哪怕是错的。她认定即便是做了错事，也好过什么都不做。
译 刘媛
她对隔离区外面的世界毫无了解。她从没看过电视，没有排队领取过救济物资，也没有看过犯罪或恐怖电影。她不知道什么叫凝固汽油弹、政治折磨、中子弹、轮奸。对她来说，玛米的困惑和自我辩白的恐惧，已经是残酷与背叛的最高表现；彼得那笨拙的、令人尴尬的下流就是危险的象征；偷一只鸡就算得上是严刑重罪。她从没听说过屠城、宗教法庭、角斗竞技、奴隶起义、连环杀人犯，从没听说过奥斯维辛、斯大林格勒、广岛、红色高棉，不知道美莱村、伤膝河和巴比雅大屠杀，更不明白什么是血色星期天、德累斯顿和达豪集中营。她从小被一群精神上有惰怠惯性的人抚养长大，对外面那些人凶残的毁灭惯性一无所知，那惯性一旦在文明中启动，就会像疫病一样疯狂蔓延。
著 南希·克雷斯/Nancy Kress
我并不认为她能找到那些地下研究者，不管马哈比跟她描述得多详细。我也不认为她能在外面将疫病散播到足以改变社会的程度。我甚至怀疑，还没等她走出多远，就会被捉回隔离区，或被就地杀死。她无力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老迈，太固执，太邪恶，太……她一定会失败。任何力量都敌不过毁灭的惯性。
原载于《类比》（Analog）1990年1月
我收拾行装，准备与她一同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