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餐厅吃了鸡肉和米饭，回到酒吧喝最后一瓶啤酒。酒吧里有一些大醉酩酊的联邦军官和他们的女朋友。我吃了一片安眠药，上床睡觉。
西莫昂在车上睡觉，我在三楼订了个房间，这个房间可以俯瞰空空的游泳池。酒店人很多，国籍各异，大部分人不是士兵——有俄罗斯的工程师、意大利的承包商、黎巴嫩的商人和英国的“顾问”。我问一个粗壮魁梧的英国人，要怎么才能去前线，他说哪有什么前线，只有通往比亚法拉的公路，路上都是士兵。如果你听到了枪声，或是士兵不让你继续往前走了，那你就可以假定自己到了前线。
11月16日，星期日
西莫昂跟我解释，他是反对战争的，因为他不是伊波族人。他说这是“伊波族的战争”。他是伊比比奥族人——他们跟伊波族人说的语言不一样。还有埃菲克族人、伊贾族人、奥干尼族人、安南族人以及其他很多民族，他们都被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波族人归集到了“比亚法拉”旗帜下。他们并不想成为比亚法拉的一部分，西莫昂说，他们不想成为伊波族丈夫的妻子。
我们穿过瓦里地区，绕过哈科特港。路上有很多军队车辆，我还看到奇怪的一幕：一辆坦克运输车上竟然载着一艘出海游艇——我怀疑，那是某位准将军的战利品，要运回拉各斯的游艇码头去。按照西莫昂指的路线，我们在埃莱莱离开主干道，朝东开去。在贝宁，有人告诉我们，比亚法拉重新夺回了伊科特埃佩内，现在的前线在从阿巴到奥韦里的公路上。西莫昂说，要是我们能到阿巴，他就可以自己一个人穿过丛林小路去村里。我们在一处偏僻的路障前遇上了麻烦，几个满嘴啤酒味的年轻士兵命令我们下车，威胁地挥舞着手中的枪。我给了他们钱和香烟，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告诉我们，别的记者都在阿巴以南一个名叫蒙久的镇子旁的环岛酒店。下午四点，我们来到环岛酒店。走下车时，我听到北边某个地方远远传来炮火的沉闷轰响。西莫昂脱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他说他马上就走。我给了他一些现金，他沿着丛林小路出发了。我觉得，他还挺逍遥的。我想，他是很高兴能做点事情的——这里毕竟是他的家乡。我跟他说，我会等三天，如果可能，三天后我就要回去了。
开车来的一路上波澜不惊，我们只在一处路障前被拦了下来。我出示了委托文件和我的通行证，对把头伸进窗户的年轻士兵说“媒体的”。他说：“是英国广播公司吗？”我点点头，他挥手让我们通过了。“英国广播公司”显然是个有魔力的词。我想，“《政体》”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我住进环岛酒店，分到一间满是蚊虫、连油漆都没刷的简陋水泥房。单人床上铺着灰色的尼龙床单，电力供应极不稳定。酒店坐落在半完工的交通环岛一侧，由此得名。碎石马路通到这处环岛，然后离开。其他能让环岛真正发挥作用的岔路口还没有建起来。不远处，有个部队补给站——这些部队要么是准备夺回伊科特埃佩内，要么是准备巩固伊科特埃佩内的已有领地。酒店的酒吧占据了一楼大部分空间，亮着紫色和绿色的荧光灯，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有十来个无聊的妓女坐在这里，她们梳着爆炸头，穿着超短裙。时不时，会有那么一个女孩费力地站起身，拖着脚步走来，无精打采地找你做生意。酒吧里很热，屋顶的电风扇很多都不转了，可啤酒还是有点凉意的。
在酒店的酒吧里，我看着尼日利亚电视台的新闻报道。联邦军队占领了比亚法拉的一个村庄。端着枪的大块头男人——他们身上的军装明显小了——将穿着破背心破短裤的骨瘦如柴的人推来推去。
今天晚上大约八点，一辆吉普车停下来，两位记者下了车。一位是我在拉各斯见过的那个波兰记者，齐格蒙特·斯卡格；另一位是个精瘦又紧张的英国人，留着长长的金发，戴着眼镜。看到我也在那儿，他显然大吃一惊，他立马问我是不是在《泰晤士报》工作。我说是《政体》时，他似乎松了口气。“不错的杂志。”他说。他叫查尔斯·斯卡利。我们喝了点啤酒，聊了聊。斯卡利曾经进入过比亚法拉，对奥朱古[9]似乎还有种信徒般的尊崇之情。齐格蒙特则更谨慎细心。他表示，想要脱离国家没问题，但如果你还要带走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石油，那肯定会有一场恶仗。在这个问题上，斯卡利变得相当激动——尼日利亚本来就是个假的国家，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测量师随心所欲地在地图上画线定出来的；比亚法拉则是各部落和民族的统一体，完全有正当理由宣告独立。听到这儿，我抛出西莫昂的观点，说其他部落并不想成为伊波族丈夫的妻子。这句话让斯卡利怒不可遏，他相当无礼地问我，我在尼日利亚待了多久。听到我说四年时，他挑衅的语气有了缓和——他到这个国家才六周。
贝宁。洲际大使酒店。一九六七年，战争早期，比亚法拉在向西推进的闪电战中占领了贝宁，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成功夺取尼日利亚大片领土。我还记得，恐慌的情绪甚至蔓延到大学校园：夸库博士在自家花园挖了条细长的壕沟，以防空袭。进攻态势并未持续很久，但比亚法拉军队一度离拉各斯仅有一百六十千米。
11月17日，星期一
11月15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我和齐格蒙特去采访“杰克”·奥科利上校，尼日利亚军队中自诩“黑色雄狮”的人物，他正统率沿阿巴—奥韦里公路一线的进攻。他很英俊，看起来很健壮，留着偶像派男演员的那种细胡须，从不摘墨镜。他皮带上挂着两把自动手枪，穿着绒面及膝长靴，流露出所有军事指挥官在胜利在望时都会有的强大自信。我问他，伊科特埃佩内是不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我的孩子们正在收尾。”他说。他张嘴就是“孩子们”“兄弟们”“伙计们”。齐格蒙德告诉我，奥科利运回来的东西足以填满一家大型百货商场了。上校预测，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我不知道从古至今，有多少军人夸下过这样的海口。
稍后。计划变更。我要跟他一起去。我是在把那辆1100[8]开到加油站去，想帮西莫昂加满油时，冒出了这个念头。这是我给《政体》写篇独家报道的好机会。我把油加满，往行李箱里塞了三罐五加仑装的汽油。接着，我去了银行，取出两百尼日利亚镑，回家把新计划告诉了西莫昂。我用白色涂料在挡风玻璃上写了“媒体”两个字，又买了一面尼日利亚小国旗，插在收音机天线上。我们明天出发，天亮前就走。我们会沿着通往贝宁的小路，朝南沿尼日尔河三角洲去哈科特港，然后绕路尽可能接近伊科特埃佩内。我算了一下，总共有六百多千米路程——在尼日利亚的公路上大概要跑两天。在尼日利亚，时间和距离的关系和在别处不一样。比如说，从艾吉瑞到拉各斯大约是一百千米，但你得准备开四个钟头：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段公路，会让你开到口干舌燥、无比紧张、精神崩溃。
在环岛酒店无精打采地混了一下午，坐在尚能转动的天花板风扇下，喝着啤酒，看着军队的车辆通过这多余的环岛。我跟一个叫玛蒂尔达的年轻妓女说了说话。她建议我们去楼上我的房间。我说天气太热了，我又是个老人家了。她告诉我，她能给我一种药，保证让我硬得像根棍子。我给了她一镑，又给她买了瓶芬达。我问她战争结束后会怎么样。“不怎么样，”她说，“一切还会跟以前一样。”
心急如焚的西莫昂来找我，说他刚刚收到家里的消息，艾萨克被比亚法拉军队的招兵巡逻队给带走了。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人都拉进了军队——他们不挑剔。“只要长鸡鸡的都行。”西莫昂说。这些人接受几天的基本训练后，便被派往前线。西莫昂想请假去找他；我告诉他，他可以开我的车去。
斯卡利告诉我，在比亚法拉内部，“哈罗德·威尔逊”[10]这个名字就像一个咒语、一句脏话。他曾听到一个濒死的孩子喃喃说着什么，他觉得耳熟，便走到她身边，听她到底在说什么。她一遍又一遍地嘟囔着“哈罗德·威尔逊、哈罗德·威尔逊、哈罗德·威尔逊”。她死的时候嘴边还挂着他的名字，斯卡利说。斯卡利接着又补充道：你能想象这会让你的良心受到怎样的折磨吗？他以私人身份给威尔逊写了封信，让他知道自己有多么招人痛恨。哪怕是希特勒，也没有达到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咒语的程度呢，斯卡利说。我本来想说，你不能将哈罗德·威尔逊与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但这个话题争起来就太激烈了。斯卡利强烈反对英国政府对尼日利亚的支持，甚至为此专门写了本关于战争及英国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书《种族屠杀合伙人》。同为作家，我说祝他好运。得知我是个出过书的小说家后，他非常惊讶。“我还认识海明威呢。”我又插了一句，想看看这句话会带来什么效果，可他不为所动。他就是个骗子，斯卡利说。他又问我有没有见过加缪。哎呀，没有，我只能说。
11月14日，星期五
齐格蒙特说，他明天就和奥科利一起上前线，他欢迎我们也去，但斯卡利说他要回拉各斯了。他说他要去象牙海岸的阿比让，并打算搭每天晚上飞去比亚法拉送供给的飞机去。你应该一起来，蒙斯图尔特，他说，能给你的下一部小说提供很好的素材。我婉拒了，我说我要等一个朋友。
晚上，我睡在机场的酒店“伊克贾武装”——明天我会飞回伊巴丹。我喜欢这古老的酒店，昏暗的大酒吧里全是不用值班的飞行员和空姐。他们流露出放荡不羁的气质，就像是经常在这种酒吧出没的过客。除此之外，一个热带的夜晚，饮之不尽的美酒，深陷内战的国家——我简直要期待海明威会随时走进来。
11月18日，星期二
拉各斯。新闻部的媒体简报会。一位精明的年轻上尉用牛津剑桥口音，将尼日利亚军队毫无进展的战况归咎于今年雨水异常丰沛的雨季。一个波兰记者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有一架“超级星座”飞机满载武器和弹药飞到比亚法拉。他们叫它“灰色幽灵”，随着中心区的慢慢收缩，是它运送的物资让比亚法拉得以存活。其实，比亚法拉军队的武器装备从没像现在这样好过，而且，需要它防守的区域已经很小，所以兵力可以高度集中。有人问年轻的上尉，是否有挨饿的妇女儿童，上尉否认有任何营养不良的现象——都是比亚法拉的政治宣传，他宣称。
齐格蒙特和我坐在奥科利的吉普车上，沿阿巴—奥韦里公路而上。杰克上校穿着丛林夹克，戴着有鲜红色帽章的贝雷帽，依然坚定地戴着墨镜。我们在一排机枪边停下，看他们朝丛林深处开火。接着，我们开车路过好几支沿小路朝北艰难行走的部队。我们来到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看起来已经荒废了，但杰克上校还是把他的手下派进去，把村里剩下的人全赶出来，主要是妇孺儿童。他们显得非常紧张，焦虑不安，低头站着，听杰克上校猛烈地抨击黑色恶魔奥朱古，并祝贺他们被尼日利亚军队解救。他把一个年轻女孩推向我和齐格蒙特。女孩腰上抱着个婴儿，婴儿肚子很大，看得出患有月盲症，不停地流着鼻涕，十来只苍蝇在鼻子周围飞来飞去。女孩会说英语，杰克上校说。齐格蒙特问她，比亚法拉的军队从她的村庄里被赶了出去，她高不高兴。“一定要做点什么，”她说，“来维护尼日利亚的统一。”
（11月）
杰克上校在路边支起遮阳篷，我们跟他一起在篷下吃午餐。他们摆出可折叠的花园家具，我们就着尊尼获加威士忌，吃了咖喱牛肉和山药。杰克上校曾去过桑赫斯特，于是问起我伦敦一些他熟悉的地方，还问起他当学员时光顾过的赌场和已不复存在的夜总会。他问我有没有当过陆军。我说，没有，是海军，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什么军衔？”他问。我告诉了他，从那以后，他就叫我“司令”了。
艾萨克有两周的假期，他回东部了。他的父母住在伊科特埃佩内附近的小村子里，那里战火不断。他收到的最新消息说，联邦军队解放了他们村，所以他想回去看看家里的房子还在不在。造成大部分损毁的并非敌人的炮兵，而是无差别轰炸，引发百姓激愤的也是尼日利亚空军，而不是陆军。空军有两支中队，装备米格15战斗机，飞行员全是东德和埃及的雇佣兵。我回来时，曾在拉各斯机场看到它们停成一排；圆圆的草绿色飞机前方有个进气管的洞口，像张开的嘴巴。大家都开玩笑说，飞行员接到的指令是，画了红十字的地方都是合法的轰炸目标。医院是空军的首要目标，可现在比亚法拉人把他们的红十字标志都涂掉后，空军的注意力便转向集市——它们从空中非常容易辨认。顺便说一句，这些都是我上一篇《政体》文章的主题。它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纳皮尔说，他希望我能去拉各斯接受新闻部的官方正式委派。
午饭后，我们继续开车沿红土小路而上，碰到撒拉逊人[11]的两辆装甲车，大约有一百名士兵坐在车的边沿，各种树枝树叶从他们的头盔里伸出来，跟帽带交织在一起。这是联邦军队向北对南方前线发起进攻的最远点，杰克上校说。接着，他跟一名有两个手握大砍刀的平民相随的上尉交换了意见，他们说完后，杰克像是演给我们看一样，突然大发雷霆，冲着手下咆哮，说他们都是该死的蠢猪，是没种的娘儿们，是应该用杀虫剂通通消灭的害虫。撒拉逊人出发了，他们疲惫地站起身，队伍沿着小路而上，再度朝叛乱的核心地带进发。
波莉四十来岁，身材肥胖，样貌粗俗。从没结过婚，人很聪明（是复辟时期戏剧文学的研究生），也许还是我在这里最亲密的朋友。对“干瘪椰子头”[7]的共同厌恶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可我不想和她有什么风流韵事。只是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我上一次与人发生性关系还是在一九六四年的八月，是和梦迪。记忆栩栩如生，可不知为何，我并不怀念。是我老了吗？我对法语系一个人的老婆倒是觊觎不已。她个头很高，端庄严肃，不是摩洛哥人，就是突尼斯人，我见过她带小孩在俱乐部出现。她经常去网球场，打起球来激烈而专注。打完球，她回到俱乐部时，半透明的衬衣完全被汗浸湿了，显出里面的胸罩。我还没能认识她，但她已开始用微笑回应我的微笑了。你这老色鬼。
杰克上校告诉我们，有平民报告说，这个地区所有比亚法拉的抵抗力量都已瓦解，因为奥朱古本人下令以食人罪处决了四个当地人。“他指控说他们吃了比亚法拉的士兵，”杰克上校说，“这个人他妈的有多蠢啊？”此事大大冒犯了当地的部落，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所有当地的后勤支援立刻停止了——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向导领着部队走过弯弯曲曲的丛林小路。当地的族群现在都积极地来帮助联邦军队了。
我对美国岁月的这所有怀念，是由一趟前往伊巴丹的旅行引发的，我和波莉·麦克马斯特斯[6]去那儿看雪莉·麦克琳主演的《生命的旋律》。看完后，我们去一家叙利亚餐厅，吃了配葡萄干和香料的羔羊肉。我送她回家时，她邀请我进屋喝杯睡前小酒，我很清楚——这种事你总是清楚的——她想要的不仅如此。我说不用了，谢谢，我在她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回到丹富迪奥路的家。
“所以，战争就是这么打赢的，”在开车回环岛酒店的路上，杰克上校说，“就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地冒犯到别人的问题。我们今天前进了二十千米。”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非常高兴。“我告诉你吧，司令，圣诞节前我就是杰克准将了。”
我对纽约的思念超出我的想象。我怀念那里完美的春天。晨曦斜着从后面照射过来，一阵阵诡异的蒸汽从检修井的通风口里喷出。十字街口全是繁花盛开的樱桃树。小餐厅和咖啡馆里，时光慢得如同在缓缓爬行。在麦迪逊大道的画廊附近，有家我以前常去的咖啡馆：我记得他们有政策，雇来的服务员都是有动脉硬化的老人。这些老人走起路来非常缓慢，说话也相当轻言细语。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丝匆忙，只有一种奇异的宁静——时间在听他们的吩咐，而不是反过来。
玛蒂尔达刚刚敲了我的房门：“你好，先生。爱情在召唤。”我又给了她一镑，让她自己去酒吧再买瓶芬达。没有西莫昂的消息，我不知道我还要待多久。
（10月）
11月19日，星期三
天气雾蒙蒙、阴沉沉的。太阳像个毛茸茸的橘黄色大球，挂在雨林上方。蝙蝠开始在我们头顶俯冲、闪动。夸库博士四十多岁，有着坚毅的宽脸庞，秃了顶。他是加纳人，他说，别让他来解释尼日利亚人。
一上午都在打印我给《政体》写的文章《与杰克上校在战场的一日》。我对它非常满意。齐格蒙特出发去了恩苏卡的北方前线。他觉得从那里会更容易潜入比亚法拉——他想在战争结束前见到奥朱古。
今天下午，和夸库博士去了艾吉瑞的高尔夫俱乐部。我们打了九洞球，夸库赢了，三比二。他全场打得都比我更精明，他用铁杆将球轻轻贴地打进“棕色”区（混合着沙子的柏油地面，是打高尔夫最好的推杆面）。打完后，我们坐在俱乐部的阳台上，喝星星啤酒——冰凉的绿色大瓶子上，凝结了一层水珠。我思考着我的文章，我问他，他认为战争还在继续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要是你有一支拼死抗争的叛军队伍，又碰上了另一支不想打仗的军队——更重要的是，那支军队只有受到免费啤酒和香烟的刺激才肯投入战斗——那么，在理论上，这场对决必定是旷日持久的。他耸耸肩：哪边一无所有，所以无畏无惧呢？
我的午餐是炸芭蕉和一瓶真正冰凉的星星啤酒——太美味了。
寄出了我给《政体》写的第一篇文章：试着分析和解释，一场从理论上来说，早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比亚法拉首都埃努古被占领时就应该结束的战争，为什么两年后仍在激烈进行。纳皮尔希望我每两周交一篇，他说，你应该能做到的。他会把支票付给我的经纪人，存进我的伦敦账户。
今天下午，飞来了尼日利亚空军的三架米格飞机，飞机飞得相当低。玛蒂尔达藐视地朝它们挥挥手。“你看，”她说，“它们现在吓不到我们了。”
9月25日，星期四
稍后。西莫昂今天下午回来了。他父母的家被洗劫一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房子还在。他的家人继续躲在丛林中，对两边的军队都极不信任。没有找到艾萨克，不过西莫昂似乎很镇定。丛林里全是比亚法拉军队的逃兵，他告诉我，艾萨克一定是跟他们躲在某个地方，安安全全的。他兴奋得有点诡异，我猜我们可以说这次的任务完成了。我们明天就回艾吉瑞大学。玛蒂尔达想搭我们的顺风车去贝宁：她厌倦了在环岛酒店微薄的收入。
从拉各斯机场回家时，我迟到了很久。我们被一路上设立的军事路障拦停了三四次，还被搜了车。他们四个人都在家里焦急地等我。“欢迎回家，先生。”我跟他们握手时，西莫昂这样说。他很高兴又见到我。他担心我也许会因为战争回不来了。
1970年
我的房子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低矮平房，坐落在枝繁叶茂的花园中央，花园周围是一圈近两米高的一品红树篱。木麻黄树、松树、木棉树、鳄梨树、番石榴树、鸡蛋花树和木瓜树像杂草般疯狂生长。房子里，是褐红色的水泥地面，有长长的阳台，挂着防蚊纱网。我有个厨子——西莫昂，有个帮忙的小童——艾萨克，他的哥哥是园丁——古斯比德，还有个守夜人——萨姆森。
1月17日，星期六
艾吉瑞大学。本学期进展顺利。完成了对“英国小说”的第三次演讲——讲的是简·奥斯汀（之前讲了笛福和斯特恩）。很高兴回到非洲，很高兴回到自己的家，丹富迪奥路三号。校园占地很广，被精心布局，营造出壮观的景致。进入大门是两旁栽满棕榈树的宽阔林荫大道，它通向高大钟楼周围的建筑群。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学校的行政中心、食堂、初级教员休息室，还有剧场。建筑为现代实用主义风格——白墙加红砖屋顶。林荫主道旁，排列着四幢宿舍——三幢男生宿舍，一幢女生宿舍——还有数条林荫小路从主轴线上发散开来，通往各系的教学楼——人文系、法律系、教育系、科学系——还有高级教师的房子。学校里有带酒吧和餐厅的俱乐部会所，还有三个网球场和一座游泳池。校园外围是初级教员（叫“雇员”）居住的小镇。这是个精心打造、管理有序，还有那么一点点矫揉造作的世界。你如果想体验更有异国情调、更真实、更有尼日利亚风格的东西，就得开车去三千米之外的艾吉瑞，或冒险走“死亡陷阱”之路，开一个钟头的车去伊巴丹，那儿有更多的俱乐部、赌场、电影院、百货商店，以及一些相当不错的黎巴嫩和叙利亚餐厅，外加非洲城市特有的各种堕落又诱人的娱乐消遣。
艾萨克从战场上回来了。我到外面阳台上去吃早餐，他竟然在那里，穿着卡其短裤和白色T恤，露出灿烂的笑容。他瘦了，头发剃光了，但显然并没有从这次经历中遭受更可怕的后果。实际上，他在战争结束前一周才成功逃脱，当时，他是守卫乌利临时机场的分遣队成员，增援飞机就停在那里。随着联邦军队的步步逼近，他被部署到外围，还分到了一颗手雷和五个弹夹（当守卫军时，他只有一个弹夹）。一进入丛林，他便立刻脱掉军装，扔掉枪支，朝南往家的方向跑去。
9月14日，星期日
战争结束得太快了，他说，就因为一位精神领袖因“间接谋杀”罪（艾萨克的原话）被处决。比亚法拉所有的指挥官都完全依靠这些巫师和所谓先知的建议——没有得到巫师的批准，他们不会下达任何军事命令或做出任何指挥——当这个地区的领袖被处决后，南方前线的军官便拒绝战斗。精疲力竭的比亚法拉士兵看到他们的长官如此意志消沉，便也松散了，留下无人看守的岗位。尼日利亚军队唱着歌、背着枪前进。对杰克上校而言，这一定又是美好的一天，毫无疑问。
一天晚上，她们去睡觉后，格洛丽亚对我说：也许我应该搞同性恋，你觉得呢？我惊讶得眼镜都掉了。你？我说，这种事不像买顶新帽子，是你想要就能要的，你得有这方面的倾向。可我很希望等我老态龙钟时，能有个高大健壮的年轻姑娘来照顾我，她说。我也希望，我表示赞同，并认为她——格洛丽亚——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不可能搞同性恋的人。我警觉地看到她眼中闪烁的泪光。我不就是跟一头猪猡还有一个老掉牙的贵族结过婚吗？她说。哎呀，你看看我，我说，我开始列举自己的不幸。谁他妈管你啊，她说，你会很好的，你一直都挺好的。我是在担心自己。
2月27日，星期五
不过，坐在阳台凉爽的树荫下，玩着双陆棋，喝着金巴利酒，任由外面托斯卡纳的骄阳炙烤大地，总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抚慰。格洛丽亚的两位女性朋友也住在这里——依我说，她们应该来自来兹波斯岛[5]，是非常有趣的同伴。玛格特·特兰米尔（五十岁）和萨米（？）·彼得里—琼斯（六十岁）。她们在翁布里亚有幢房子，生活舒适，我猜，她们应该有笔数额巨大的彼得里—琼斯信托基金。她们抽烟喝酒的派头，我自愧不如。萨米自称看过《女孩工厂》。（“很失望，和我期待的全然不同。”）
六十四岁了。我的生日在全然的沉默中度过，但这沉默也让我很愉快。唯一不愉快的是，“干瘪椰子头”在系会议上提醒大家，我下个学年结束后就要离开这里了，学校需要一位新的英文小说课讲师。“亲爱的洛根就要退休了，哎呀。我们要失去我们的牛津才子了。”大家喃喃表达着同情和祝贺。波莉朝我瞥了一眼，有些震惊：我想，她从来没把我当作快领退休金的老人吧。我看起来也还不错，我得说——我很适合被太阳晒黑的皮肤，而且这些日子我只喝啤酒——嗯，大部分时间吧——这使得我的皮肤更有光泽，腰围也更粗了。
拉夫西纳。西泽尔[4]和恩佐都不在了，大家才发现格洛丽亚的持家能力是多么有限。花园里杂草丛生，狗在家里到处乱跑。一切看起来都破破烂烂，布满抓痕和牙印。格洛丽亚突然变老了，她面色苍白，满脸皱纹，支气管炎引发的咳嗽毁掉了她的身体，声声咳喘仿佛从脚底传上来。我错误地走进厨房，立马走了出来。厨房每一个角落都是厚厚的油污和尘土；遍地都是装狗粮的搪瓷罐子。
今天下午，我和夸库照例打了九洞高尔夫。我告诉他，明年我不得不离开了。我又含糊地问起，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可能适合我的工作。坦率地说，他认为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你会失去你的房子，他说，你将只有现在四分之一的薪水。你最起码得去伊巴丹，甚至可能是拉各斯。
8月21日，星期四
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离开非洲——我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现在，英国和欧洲似乎都变得奇怪而不友善。可我也明白，一个拿着牛津大学三等学位的六十五岁英国人，能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低。看来只能回伦敦了，我猜，回到特彭泰大道——看看我靠笔头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吧。
编辑是个大胡子，曾经是大学教师，苏格兰人，长得有点像D. H. 劳伦斯，他叫纳皮尔·福赛斯。一开始，我觉得他有点自以为是，缺乏幽默感，不过当我告诉他他让我想起劳伦斯，并提到我跟劳伦斯见过几次面后，他变得热情起来。劳伦斯的胡须更偏姜黄色，我说，而且他喝起酒来完全难以自控。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得到了这份工作。说实话，福赛斯不敢相信他能找到一个真的跟劳伦斯见过面的人。我还锦上添花地告诉他，我谁都见过——乔伊斯、威尔斯、贝内特、伍尔夫、赫胥黎、海明威、沃。一个个名字从我嘴里蹦出，我看到福赛斯的眼睛越瞪越大，我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就像博物馆里的展品，坐在《政体》的办公室里，就会有人指着我说：“看见那边那个老头了吗？他认识……”福赛斯对杂志寄予厚望：有好的资助，有好的作家，还有一个需要冷静且理智地加以解释的动荡的世界。我为他的激情鼓掌——这是全世界所有新杂志的新编辑都会有的激情。只要他给我的支票不会被退回就好。
（7月）
华莱士告诉我，他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了——他就要满六十五岁了。天哪。代理机构还会继续打着他的名号——他也会作为咨询顾问，与其保持松散的联系——但实际的管理者将会是一个叫希拉·阿德拉尔的年轻女人。我见过她：她三十五岁上下，有点做作，总是忙忙碌碌、雷厉风行。握手时会用不必要的力度，我认为。她瘦骨嶙峋，脸庞像个骷髅。华莱士竭尽全力地吹捧我——“很久很久的老朋友了”“那一代最伟大的人之一”之类——可很明显，她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也很难将我视作公司的人才。午餐时，我将自己对这一切的怀疑讲给华莱士听，他扭扭捏捏，颇为尴尬，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是对的。“什么都变了，洛根，”他说，“现在他们只对销售量和预付款感兴趣。”这么说来，什么都没变啊，我说，一直都是销售量和预付款啊。哦，华莱士说，但以前，出版社会假装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华莱士为我在《政体》杂志争取到不错的条件：两百五十英镑的预付费用，两千字的文章，稿费五十英镑，依字数多少再相应调整。
在俱乐部泳池游完泳后，我溜达着回到丹富迪奥路，感觉炙热的阳光照在我的光头顶上。我打开一瓶星星啤酒，坐在阳台上喝着。接着，我走到外面的花园，沿着外围散步，用手掌触碰那些树木——木麻黄树、番石榴树、木棉树、鳄梨树，还有鸡蛋花树——如同最后一次触摸它们，这短暂的抚摸，便是我对它们、对我的树木、对我的非洲生活的道别。我的耳朵里是不休的蝉鸣，微风从褪了色的草坪上吹起尘土的气息。我把额头靠在一棵木瓜树的树干上，闭上眼睛。这时，我听到我的园丁古斯比德用焦虑的语气说：“先生——你还好吧？”不，我想说，我怕我是永远都好不了了。
8月4日，星期一
注释：
我要把特彭泰大道的公寓重新刷漆，给贴胶的地板砖铺上地毯。除了壁炉上方那幅毕加索的画，整套公寓仍保持着光秃秃的实用主义风格。不过，除了城市噪声和骚动的侵害，我在这里确实有了回家的感觉。在我放荡不羁的人生中，买下这套简陋的小小公寓是不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晚上，我坐在扶手椅里看书、听音乐。在我休假的这几周，我还要去拜访我仅剩的数位老友——本、罗德里克、诺埃尔和华莱士——处理一些没处理完的零碎事情。目前，我的经济状况尚可——我把在艾吉瑞大学拿到的薪水大部分都攒了起来——但我还是突然意识到，我的资产在不断缩减。华莱士安排我跟一家名叫“政体”（名字挺倒霉的，不过够简洁）的时事/经济新周刊的编辑见面。他们需要找人写关于比亚法拉战争[3]的文章。
[1]大卫·加斯科因（David Gascoyne，1916—2001），诗人、翻译家。
特彭泰大道。在我离开期间，路的尽头新开了一家汽修店，店前空地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年轻的修理工在破破烂烂的汽车里到处捣鼓。为了屏蔽噪声，我只能一直关着屋前的窗户，哪怕今年的夏天热得让人烦躁难忍。我楼上搬来一户锡克教的家庭——都是颇有魅力又乐于助人的人——只是，他们有三个小孩，孩子们似乎什么都不干，光在我头顶的房间里跑来跑去。我无比渴望我非洲的大房子，还有它阴凉的阳台和十二亩的花园。
[2]夸库·欧克福（Kwaku Okafor），博士，洛根的隔壁邻居。
7月25日，星期五
[3]比亚法拉战争（the Biafran War），即尼日利亚内战（The Nigerian Civil War），于1967年开始，当时尼日利亚东部的几个州单方面退出共和国，尼日利亚大部分的石油储备均在这几个州。
我回到屋子里，锁上门，坐在主屋我的桌子前，写下这篇日记。透过窗户的纱网，我看见萨姆森（洛根家的守夜人）站在车库门口抽烟的烟头火光。万物寂静，世界安好。下周末就要回伦敦了，是两年半来第一次回家。我猜，所有法律上的担心现在都可以安然放下了。萝拉·施密特事件应该过去了，结束了。我肯定安全了。
[4]西泽尔·迪·科达托于1965年逝世，享年77岁。
抬头仰望，想着那两个正在月球上的人——很奇怪——让人头晕目眩。我感到悲哀，并有种奇怪的谦卑。悲哀是因为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如果还有什么例子能证明生命向前急速飞奔的进程，那一定就是这个了。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离人类第一架用木头和帆布自制的飞行器飞上天空才过去四年。而现在，我站在这个非洲花园里，抬头看着我们的月亮，想象在那上面朝下望会是什么感觉，这时离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已过去了六十七年。谦卑是因为我想到我们这些可怜的生物竟能完成如此壮举。这种想法很无聊，我知道——但它是千真万确的。不管怎么说，它们也许能证明加斯科因说的写日记的准则。重大历史事件确实会在口口相传中失掉某些内容。今天晚上，我的晚餐是一份奶酪煎蛋卷和一瓶啤酒。
[5]来兹波斯岛（Isle of Lesbos），在爱琴海上，位于土耳其西北的岛屿，属希腊。——译注
我一直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全球节目的新闻，收音机跟往常一样，因为信号干扰而有沙沙声响，我这辈子第一次希望我能有台电视机。也许我应该去隔壁的夸库[2]家。但最终，我还是选择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6]洛根在英语文学系的一位同事。
今晚夜空清澈，月光皎洁。熟悉的月亮挂在天上，周围有一圈朦胧的光晕，像柔和夜幕中的白色圆盘。我走到外面花园里，远离房子灯光投射下的光圈，朝车道尽头上坡处的一丛木麻黄树走去。风吹过林间，巨大的枝叶在窃窃私语。我跺了跺脚，突然想到遭遇毒蛇或毒蝎的危险。我抬起头，不由惊叹。
[7]艾吉瑞大学一位名叫唐纳德·卡姆罗斯（Donald Camrose）的英文教授的外号，他已经完全秃顶了。
大卫·加斯科因[1]曾告诉我，写日记的唯一意义在于将注意力集中到个人日常活动的细节上，忘掉整个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反正，新闻会报道那些的，他说，我们并不想知道“希特勒入侵波兰”——我们更好奇你早餐吃了什么。当然，除非是希特勒入侵波兰时，你正好在那里，而且你的早餐因此被打断。这话有道理，我猜，但我之所以觉得今天有必要再次拾起这本日记，主要还是因为我刚刚走到外面我的非洲花园里，抬头望到了月亮。抬头望着月亮时，我不由惊叹，就在此时此刻，有两个年轻的美国人正在那上面漫步。这个理由哪怕是加斯科因也会赞同吧。
[8]洛根1965年来这里时买下了前一任讲师的车——一辆奥斯丁1100。
7月20日，星期日
[9]奥朱古（Ojukwu，1933—2011），比亚法拉领袖，伊波族人。
1969年
[10]哈罗德·威尔逊是当时的英国首相。
洛根·蒙斯图尔特接下来几个月都在伦敦，试着远距离解决纽约的麻烦。他给朋友写信：哈尔玛按照他的指示，把他的公寓收拾干净，卖掉了他的家具，将他所有的财物装进箱子，运到伦敦。他还关闭了银行账户、付清了账单等。据洛根了解，法庭并未签发对他的逮捕令，后续也没有关于该丑闻的流言蜚语或提审他的可能。哈尔玛说，在他离开后的那个星期一，两位先生到画廊来找他，得知他已去了欧洲。他在巴黎跟本·利平见面，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本——跟往常一样——表示理解，让他不用担心，并迅速开始寻找接替他管理纽约画廊的人。洛根将他私人收藏的画作卖给了“利平兄弟”，拿到了首笔现金。他给娜奥米·米歇尔写信，说他突然被召回伦敦，并收到一封礼貌表达遗憾的回信。洛根并不伤心，显然，她也不伤心。一切似乎多少得到了控制。可洛根没有放松，也没有完全自由，他总是害怕有朝一日美国法律会把长长的手臂伸过大西洋，把他再拽回去。于是，在一九六五年春天，他申请了尼日利亚艾吉瑞大学英语文学系讲师的职位。他在伦敦参加面试，当然也获得了这份工作。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他疯了，可他说，他的生活需要改变。除了本·利平、杰瑞·舒伯特和施密特一家，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仓促坐飞机离开纽约的真正原因。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他前往尼日利亚。非洲日记从一九六九年开始。
[11]撒拉逊人（Saracen），原为叙利亚附近一游牧民族，现泛指伊斯兰教徒或阿拉伯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