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是，莱昂内尔写来一封甜蜜的信，说他正在伦敦做音乐，担任“绿袖子”乐队的经纪人。他说他改名叫里奥了——里奥·莱格特——他不想让别人再叫他“莱昂内尔”了。我觉得“里奥”很好听：莱昂内尔——里奥。天哪，他现在应该二十六岁了。那老头死了以后，莱昂内尔应该继承了准男爵的爵位。里奥·莱格特爵士。母亲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脑海中总在回响一首无聊的歌——“到监狱，摇滚去”——怎么也摆脱不了，听了好多天了。我听巴赫和蒙特威尔第，可每当我换唱片的时候，那首歌又会响起来：到监狱，摇滚去。
4月23日，星期四
（4月—5月）
六点去纳特·泰特的画室，拿我的《静物五号》。他大醉酩酊，不断重复着，绝不能让詹妮特知道这次交易。我向他保证。他拿出一碗苯丙胺[29]请我吃——好像那是一碗花生——我拒绝了。他拿了两粒，用一杯杰克丹尼威士忌把它们送进肚。我们走进画室，我看着他画了一个多小时。他在画一套三联画，最后的画框已经装好，摆在大画架上。我们一边听音乐（我觉得是斯克里亚宾[30]的曲子），一边漫不经心地聊起他即将开启的法国和意大利之旅——他应该去哪里，他应该看什么。一想到他到了这个年纪——还是个艺术家——竟然从未离开过美国，我很惊讶。
这太可悲了。下午，我站在嘉儿的学校外面，等她们班出来。我很想她，我想见见她，就一起去吃个晚餐，待半个钟头，聊聊天。阿兰娜的男朋友也在那儿，也在等着。我说：你他妈在这儿干吗呢，戴维森？我叫彼得曼，他说，大卫·彼得曼。他是来接嘉儿回家的。我说我会送她回家。他觉得阿兰娜可能会不高兴。我说过去六年我都是嘉儿的家人，据我所知，她现在也还是我的继女。他看着我：你就走吧，蒙斯图尔特。都过去了。接受现实吧。我想揍他，朝他的方下巴重重地打上一拳，再踩碎他厚厚的框架眼镜。可我想了想，要是嘉儿从学校出来，看到她认识的这两个男人为了她大打出手，她会怎么想呢。不太好。我离开了，我找了家酒吧，喝到大醉。
纳特似乎很喜欢边喝边聊，他在等酒精发挥作用，等着进入沉醉状态的那个精准时刻。突然，他掀开三联画中另外两幅已完成的画作上的遮尘布。第一幅画是一个裸女，是传统伊斯兰教国家后宫中的婢妾，色调偏黄而不是偏肉色；第二幅画是第一幅的另一个版本，但更加非写实，更加粗俗浮夸——很有德·库宁的风格。纳特站着，盯着这两幅画，喝着酒，接着，他把酒瓶放下，用宽画刷和一管管镉黄色的颜料，简直像是对大大的画布发起了进攻，留下大片色彩。我觉得他快精神错乱了。一个钟头后，我拿着我的静物画离开时，他还在画，他用一块破布把自己画的大部分东西擦掉，又开始画起来，这次用的是黑色和绿色[31]。
（2月）
他确实有天分，纳特，但他似乎承受着不该承受的折磨。这让人只想对他说：轻松点，享受下生活吧，创作并不需要总搞得像世界末日一样——看看马蒂斯，看看布拉克。不是都要像狂飙突进运动[32]才叫伟大。然而，在今时今日的纽约，人们很难听进这样的劝告。那瓶杰克丹尼勾起我的酒瘾，我在半路上进了两家酒吧。回到家后，又喝了更多威士忌。我意识到，我又是孤身一人了，又喝着过量的酒。我不开心：这不是我自然的状态——我需要结婚，或是跟别人一起住。不过，我得承认，我现在喝的酒跟我和阿兰娜还有两个姑娘同住时喝的酒一样多。
1959年
6月5日，星期五
（十月，阿兰娜将自己的婚外情告诉洛根，并要求分居。她爱上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同事，制作人大卫·彼得曼。洛根说，如果她能斩断情丝，那他确信自己是可以从内心原谅她的。阿兰娜却回答，她不打算结束婚外情。于是，洛根搬离河畔大道的公寓，穿过城区，来到上东区，租下第三和第二大道间东七十四街上一幢连排公寓楼的顶楼——从画廊走过来很近。他们达成一致，周末轮流去住米斯蒂克的房子。洛根继续去见伯恩医生。）
我告诉伯恩，我感觉很压抑，他给我开了镇定药和西可巴比妥，帮助我睡眠。他建议我不要在吃药时过量饮酒。请定义什么叫“过量”，伯恩医生。我可以喝两杯马丁尼，一点红酒——就这种程度。啤酒喝多少都行。
我回到米斯蒂克，阿兰娜告诉我，她星期天去了纽约——说是她姐姐有什么急事。她给公寓打过电话，没有人接。我去看电影了，我说，《金粉世界》。这电影让我很想带你和孩子们去趟巴黎。她对这个主意很感兴趣，我们吃晚餐时一直在讨论巴黎。我在想她的情人到底是谁。
伯恩问到了我的性幻想，他宣称它们都很普通。我猜，他在这个地方一定听过很多故事，我的故事应该挺无聊的。不过，他抓住我提到的一件事：我说，总有个念头诱惑着我，让我想同时跟两个女人上床。你应该试一试，他建议。他的理论是，这个幻想和我的婚姻还有家庭生活相关。现在我单身了，对这个幻想的实现将成为一种释放、一道分水岭、一个表明我已向前看的标志——让我感觉到我和阿兰娜的共同时光真正结束了。好吧，我说，可我要如何实现它呢？你有女朋友吗？伯恩问。我提到詹妮特。那就告诉她，下次和你约会时，带个朋友来。我跟他说这样不行。伯恩耸耸肩：好吧，那我看你只能花点钱了。
（8月）
6月6日，星期六
我沿着莱克星顿大道散步，寻找出租车，满脑子想着阿兰娜，就在此时，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女人从街对面的咖啡馆走了出来。就是她。我大喊，她没有听见。我跑到街对面，可她已转过街角。我觉得是四十四街。我看到她走进一家酒店。阿斯托利亚酒店。我走进大堂——没有她的踪影。接着，我看到了她，她和一个男人坐在酒吧，半转身背对着我。那男人看上去三十多岁，肤色黝黑，颇有魅力，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从这两个人挨着坐在酒吧里的模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有多亲密。我对此确信无疑。我在酒店外等了半个钟头，又重新走进去。他们不在酒吧里，但也没有出来。
我的心情变好了。也许伯恩说的有道理：我一直在认真思考他的理论。总而言之，今天晚上，十点之后，我去了时代广场，在通往西边的小巷里四处闲逛。街边有很多妓女，也有很多表情忧虑的男人。我至少被问到十几次需不需要毒品。
今天，星期日，还有点宿醉未醒，下午去看了场电影——《金粉世界》[28]。哪怕是这个虚伪的好莱坞版本也让我无比渴望能去巴黎、去欧洲、去那个旧世界。从影院出来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带着阿兰娜和两个姑娘去趟巴黎——想想她们会有多爱那儿吧——又或者，即便她们不爱那儿，去一趟对她们也是有益的，是她们教育的一部分。
在四十五街和第八大道交口，我看见一个女孩站在挂着霓虹灯牌的小酒吧旁。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简直是爱德华·霍普画中的场景嘛。那女孩应该有二十多快三十岁了，很胖，胸部特别丰满。廉价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头发有一种奇怪的紫铜色光泽，反射着她头顶啤酒广告牌闪烁的霓虹灯灯光——蓝色、黄色、绿色，又是蓝色。她穿着配套的夹克和裙子，高跟鞋，红色的丝绸衬衫。我朝她走去。“嗨，”我说，“能请你喝杯酒吗？”“你想要什么，先生？”“一整晚多少钱？”我出奇地平静：我回想起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总是不假思索地去找妓女，就像去看一场电影。她上下打量着我，我知道她在根据我的衣着、举止和口音估算价格。“一百块，”她说，“别的另收费。”我问她，她是不是基本上每天都在这儿。是，也不是，她说。我说我周三再来。“啊，行呗。”她厌恶地说。
（8月）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第六大道，我在那儿找到一家中等规模中等价位的酒店。大堂很大——有利于隐蔽——还有十台电梯送你去楼上的房间。应该没人会注意到几个妓女在这样的地方进出。我预定了周三晚上的普通套间。
我去了玛莎的画室。怪异的作品，让人难以忘怀。画幅都很大——二点五米长、一点二五米宽，或三米长、一点五米宽——很有想法，画着透纳风格的色彩漩涡。光与影，印象主义风格。可看上去又有一些不完美的印记，像是被溅上了极小的深色颜料，又像是画布的纹理以某种方式显露了出来。当你凑得很近去仔细端详时——要凑得很近很近，只隔几厘米——你就会看到，这些小点实际上是微缩的人物或动物——要我说，应该不超过三毫米高。而等你再往后退时，这一视觉的突然转变会带来惊人的效果。感知器官会自动发生变化，你简直能在脑海中听到它们切换的声音。你再看这幅画时，它就不一样了。突然间，这些模糊的晕染和耀眼的色调成了巨大神秘的荒野，在惊人的天气和光影效果下，小小的人儿在其中穿梭。我和玛莎签了举办画展的协议。我们在村子（格林尼治村的昵称）里吃午餐，开怀畅饮以示庆祝。
8月9日，星期日
纽约。托德打来电话，非常兴奋，他让我来看看玛莎的新画。独自一人住在公寓感觉很奇怪。没有两个姑娘和阿兰娜的存在，它显得如此之大。我还有几个会面，决定周末也待在这里，周一再走。
米斯蒂克之家。我对自己说，我喜欢一个人待在这儿，可事实上，我经常不经意地想起阿兰娜和两个孩子，她们现在再也不到这儿来了。彼得曼在哈德逊河上游有处房子。我大概得承认失败了。原来，阿兰娜和彼得曼在被我发现之前，已经一起睡了将近一年。这是真正让我怒火中烧的原因——我的心都揪起来了。我一次又一次回首过去，追究那些原本没有察觉到的谎言和骗局；我承认并意识到，那些曾经快乐、平静、幸福和性感的时刻都是虚伪的、假冒的；这段婚外情就像瘟疫，蔓延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毒害了一切。我回头看这些日记，不禁想：这个时间她应该是在和彼得曼见面，还有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你号称敏锐的观察力不过如此嘛，蒙斯图尔特。是，可从这些日记中还能明显看到，我也在忙着背叛她，是我自己的谎言让我看不出她的谎言。阿兰娜并不像我这般自鸣得意。当我因为她的不忠而咆哮暴怒时，她说：“省省吧，洛根，我知道你跟詹妮特·费尔泽勾搭好多年了。别在我面前说教。”
（8月）
给乌多写了篇关于劳森伯格[33]的文章。这些第二代的艺术家在我看来都更有趣、更有深度，劳森伯格、玛莎·休伯（我认为托德还算不上一流的艺术家）、约翰斯、里弗斯等等。他们似乎更看重学术的分量：尽管他们背离传统，或是将它们创新以适应自己的目的，但他们对艺术的传统是认可的。
看着剃须镜里自己的脸，发现它变得越来越粗糙：小瘤子和斑痕，暴出的毛细血管，皱纹和松弛的皮肤，一切都是随年岁增长而累积的细小伤害。我的头发好像也在减少，美人尖变得愈发明显。我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梳头，结果我都不喜欢。拜托，我五十二岁了，没必要再装模作样了。
今天傍晚，走到海边，站在岩石上，一边远眺海峡，一边从我随身携带的扁酒壶里大口喝着杜松子酒。炎热的夏夜，岩石间的浅潭里，海浪哗啦啦、咕嘟嘟地响着，冰凉的杜松子酒下肚。我第一次想到我放弃的那部小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突然毫无来由地想出了完美的标题，“八重奏”。《八重奏》，作者洛根·蒙斯图尔特。也许我还能够让大家都惊讶一次。
（8月）
我还要在这里记下我作为画廊经理职业生涯中的另一件怪事。简—卡尔·朗（“富布莱特·朗”画廊的）上周五来找我，问我们有没有毕加索的画。我们正好有三幅，可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画得最差且刚画的那一幅。那是一幅很大的非写实裸体人像，人站在窗前，窗外是一片海湾和很多棕榈树。笔法非常流畅，用画刷的把手表现出油画的纹理感，但最终效果有点过于流畅：让人感觉他能一整天画出很多幅这样的画，一个钟头就能画一幅。标价十二万美元。简—卡尔对我说，他有个客户愿意出三十万美元买下，我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一下吗？
早上十点，我直接用酒瓶喝起杜松子酒，我只想要那种兴奋感、那种小小的震颤。浓雾散去，露出薄雾蒙蒙的蓝天，海峡里的海水奇怪地变得不再透明，而像牛奶。我很无聊，所以这么早就拿起酒瓶：阿兰娜要在城里住三天。雪莉来帮忙照顾两个姑娘和她们的两个朋友。四个小姑娘在家里——不是打打闹闹，就是咯咯嬉笑，好像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会做。
简—卡尔是个高个的金发男人，头顶秃了，四十多岁，自视甚高，颇有魅力，无论春夏秋冬，都穿得一丝不苟。我们去卡莱尔酒店喝一杯，他更全面地解释了他的计划。他不愿透露“收藏家”的名字，只说他是欧洲人，定居在蒙特卡洛，显然是位腰缠万贯的商界翘楚。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利平之子首先将毕加索的这幅画以创纪录的高价卖给收藏家X——并通过业界杂志、新闻媒体和报纸采访公之于众——但实际上，并不进行任何金钱的交易。只是这样一来，《窗边的裸体人像》就会声名大噪、广受追捧，成为艺术界的传奇，更重要的是，画的来源还是一家在纽约经营的备受尊崇的著名法国画廊。而且，它还有了不可思议的天价。一年后，两年后，这幅画将在世界某个地方的拍卖会上出现。啊呀！是毕加索的《窗边的裸体人像》啊！这不是那幅什么画嘛。按艺术市场的行情，一幅画得一般但出名的画比一幅画得很好但不知名的画更值钱。预计开价将有五十万美元。甚至更高。利平之子提供画和声誉保证，从中分得百分之五十；简—卡尔和收藏家X（我怀疑他并不像简说的那么有钱）各得百分之二十五。每个人都能大赚一笔，而新的买家也将很高兴买到了名画。
（7月）
简—卡尔以极度精准的动作点燃香烟。“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知名度。或者，你非要说实话，也可以叫它臭名度。”我对他微微一笑：“我说这是诈骗。我们做的就是设个骗局。”他咯咯笑了：“别装模作样了，洛根。我们是在开拓市场。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你每天都在这样做。有钱人只想买名画，这不是我们的错。”我说我会再联系他的；我得跟本好好谈谈。不着急，简—卡尔说，你们想谈多久就谈多久。
米斯蒂克之家。今天早上看着阿兰娜一丝不挂地剃着腋毛，让我产生了一阵小小的悸动的颤抖，就跟以前一样。我溜下床，走进浴室，用我坚挺的阳具顶她的屁股。“亲爱的，我来例假了。”她说。可我知道她没有。
12月4日，星期五
（7月）
昨天晚上，纳特·泰特没有提前通知，就来到我的公寓。他没喝醉——事实上，他相当冷静。他提出用六千美元买下我拥有的两幅他的画——这个价格相当高。我说我不卖。好吧，他说，他只想对它们做一些修改。他是在拜访了布拉克的画室[34]后，冒出来这个念头，并向我解释了他的想法。我有些不情愿地让他拿走了那两幅画。在他离开之前，他又提出给我一千五百美元，买下我那三幅“桥”的画。我说，我不想卖，但我愿意用它们换另一幅画。这时，他变得相当暴躁，语无伦次，不停说着什么艺术家的正直品格和它在纽约城明显的缺失，等等，于是，我给了他一杯烈酒，从墙上取下我的那两幅油画，迫不及待地把他送走了。
直到睡觉前，嘉儿一整晚都在“寻找斯普特尼克[27]”。我跟她一起站在草坪上，有点儿飘飘然，夜色完美，我和她抬头仰望繁星，寻找那个移动的光点。我感觉脑子空白，头晕目眩，失去了平衡。嘉儿扶我从草坪上站起来。“你怎么摔跤了？笨爸爸，”她说，接着又说，“笨洛根。”我很高兴她没有看到我眼中闪烁的泪花。
今天早上，詹妮特打来电话，告诉我泰特也找她说了要“修改”画作的事。她让他把她画廊里所有他的作品都拿走了——她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
在南安普顿金斯伯格家过周末。托德·休伯也在，还有他的妹妹玛莎。玛莎也是画家：满头红发，一双奇怪的蓝眼睛有点歪斜。她和巴尼特·纽曼一样，画的都是粗条纹的抽象画。托德热切希望“利平之子”能买她的画。“马吕斯可是很有兴趣的哦。”他为了刺激我这样说。
我问她有没有时间约会，她说，她在跟另一个男人见面。她爱上他了。那人是谁？我问。托尼·柯拉柯夫斯基。可他是同性恋啊，我说，你还不如爱弗兰克呢。别这么悲观，洛根，她说，他是双性恋。这些纽约女人啊。
（5月）
12月19日，星期六
1958年
我去了四十七街和第八大道的街口，想找萝斯或洁辛塔。我是不是疯了？自从我们上次共度一夜后，这六个月以来她们接过多少次客了？不管怎么样，我没能找到她们，我多少有些如释重负地走了。时代广场和那些小巷总让我毛骨悚然。我是不是多愁善感到了荒谬的程度，才会以为我跟那两个女孩分享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才会以为我们还能再见，再一起追忆往昔？才会以为我们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是啊，我就是多愁善感到了荒谬的程度。没人能傻过一个傻老头，蒙斯图尔特。
查理还是一如既往地可爱又乖僻：他痛恨纽约，痛恨他的新房子。“我受够了那些承包商、建筑师。你没法过日子。你得住在酒店里——我要把我所有的房子都卖掉。你住在酒店里，这就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了。”查理的理论是，如果能把生活中的烦恼琐事降到最小值，那你反而可以更好地享受人生。我问他怎么能为了迈阿密而放弃纽约。“在那里度过糟糕的一天也比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这幅勃纳尔的小画相当感兴趣。你能把它装进手提箱，我告诉他，从这家酒店拎到那家酒店。
简—卡尔的事有了决定。我终于收到本写来的信，写得十分隐晦，他在信中说，“瑞士探险”也许值得一试。接着还有一段非常委婉的话：“要是去瑞士度假，那也只能你去。我将无法同行。你要是成功出行，我也许会放出消息，假装我也去过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要是你玩得不开心，那你就只能独自应对这一失望的局面了。”我推测，这些话的意思是，要是事情办砸了，我将背负责任——罪名将推到我身上。本想要的是可以“全身而退”的后路，我相信他们是这么叫的。可如果我们大赚了一笔，他将坐收渔利。我得再仔细想想。
去广场饭店和查理·泽姆希（一个客户）见面。天气暖洋洋的，中央公园南区散发着小马驹和拉车马匹留下的浓浓的尿骚味和粪臭味。就是因为太臭，所以我夏天从不到这儿来，可我以为十月份来是安全的。这真是一堂有趣的历史课：三十几匹马就能制造出这样的臭味，想象一下，十九世纪的城市该有多么恶臭熏天。更别提还有每天拉在街上的成千上万吨的马粪。我绕道而行，发现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要是回到狄更斯时代的伦敦，我该怎么活下去？
12月31日，星期四
詹妮特和我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偷情了。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太想念格洛丽亚和我们昔日的快乐时光了。那天，我开车载着詹妮特从温多斯回来（我们是去看泰特的），她邀请我进屋喝一杯，结果一来二去……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庆祝，就像合谋犯罪的同伙。我们期待阿尔伯蒂的画能让我们把本钱翻三番。这太容易了。
今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将去参加托德·休伯的聚会，我发现自己一想到这个就很沮丧，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下巴很疼。昨天，我拔了三颗臼齿。我的牙医说，我一定要小心了：我的牙龈正在萎缩，我可能会失去所有的牙齿。一想到失去所有的牙齿，我吓得打了个冷战，真可笑。我用舌头轻轻舔着拔完牙后的缺口，接着又含了一满口威士忌漱口。哎哟！新的十年即将到来，身体却开始有了腐坏的不祥征兆；这架可靠的老机器也有故障了。新年决心：要更健康，减少饮酒和服药。也许我应该把高尔夫再拾起来。
（10月）
1960年
第一次见伯恩时，我问他属于哪个学术流派——弗洛伊德派、荣格派、赖希[25]派，还是别的什么派。都不是，他说。我基本上就是个实在又保守的S＆M派。S＆M派？就是“性和钱”[26]啊。他解释：根据他的经验，如若并非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抑郁症这类临床疾病，那他的病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其神经官能症都是由性或钱的问题引起的，或者两者皆有。如果我们能抓到性或钱的问题的根本，那谈话治疗就会颇有成效。他露出苍白无力的微笑：要了解自己云云。那么，你属于哪一类病人呢？他问。我认为我是遇到了性问题的那一类，我说。
1月15日，星期五
伯恩六十多岁，是个厌世又冷嘲热讽的人。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他个头很高，很胖。我问他知不知道詹姆斯·乔伊斯小说中“克兰利”的原型也叫伯恩——J. F. 伯恩[22]。我知道，伯恩说，那又怎样？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巧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很巧，我说。我在伦敦有个裁缝也叫伯恩，连教名也一模一样——这就是很巧。伯恩无动于衷。你看看你，他说，你的姓这么罕见，不还是跟那个陪鲍斯韦尔[23]游学[24]的人同姓吗？这让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吗？感觉更好？可是，还有一点，我说，我见过乔伊斯，我读过他的书，我读过伯恩为他写的回忆录，而现在，你成了我的心理医生。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机缘太巧合了吗？我觉得你顺着这条线追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伯恩说，跟我再说说这个女孩吧：她的胸大吗？
詹妮特来到画廊，整个人相当慌乱。纳特·泰特好像“失踪”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自杀。一个很像泰特的年轻人在周二（十二日）从史坦顿岛的轮渡上跳下河。接着，詹妮特又发现，泰特收回的全部画作都被他自己销毁了——在温多斯的篝火中被付之一炬。她让我也到画室来，彼得·巴卡塞安将在那里跟她碰面。
伯恩是亚当·奥特瑞奇医生推荐给我的，可我直到今年年初才跟他联系——是因为无聊，而不是心理问题。阿兰娜和我之间很不愉快，我突然觉得有必要向别人倾诉。
在画室，我看得出来，巴卡塞安完全是在以一厢情愿的幻想勉强支撑着自己。纳特绝不会做这么疯狂的事的——他只是神经崩溃了——他会回来的，会重新开始的。我们四下转了转：这里一尘不染，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厨房里，干净的玻璃杯叠放得整整齐齐，废纸篓也被清空了。在画室，只有一幅油画靠墙放着，显然是刚刚开始画的，上面是纵横交错的一大片乌青色、紫色和黑色。画的背面潦草地写着标题，“奥里萨巴/回到联合海滩”，无论是詹妮特，还是巴卡塞安，都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们，奥里萨巴是一艘船的名字，哈特·克莱恩（对泰特来说，他是一个集术士和诗人于一体的角色）一九三二年乘坐它从哈瓦那回美国，那是哈特最后一趟致命航行。“致命？”巴卡塞安说，“哈特·克莱恩是怎么死的？”詹妮特耸耸肩——她不知道。我感觉我必须告诉他们。“他是淹死的，”我说，“他从船上跳下去了。”巴卡塞安震惊得眼泪汪汪。这幅未完成的神秘画作突然成了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自杀遗言。如果说可怜的纳特无法再继续画家生涯，那他至少保证了它的终结是有着象征性的重大意义的——是将被人们牢牢记住的。
我跟我的心理医生约翰·弗朗西斯·伯恩说起这个女孩。“她会让你兴奋吗？”他用平静的语气问，“之后你会手淫吗？”我说不会，这是实话，我试着解释这种随意而偶然的窥探给我带来的兴奋程度。我对伯恩说，毕竟，我不是到处去偷窥女人。我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街对面的这个女孩自己拉开窗帘，不穿衣服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可你买了望远镜，伯恩说。那是因为好奇，我说，我对细节感兴趣。我喜欢这套程序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直接和亲密感，它能让我兴奋，但又不会引起过分的性刺激——就像德加或勃纳尔[21]的画，我试着解释，你知道吧，《吹干头发的女人》《浴中的玛尔特》之类的。伯恩认真想了想。“好吧，”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很可悲，当然，可他陷入了绝望——我又有什么资格说他应该振作起来，控制自己，不要向绝望屈服呢？他把所有的画都毁了，巴卡塞安确认了这一点，我的两幅画一定也在其中。至少，我还有《桥》。詹妮特满嘴阴谋论，我认为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个可怜的家伙疯了。哪有什么阴谋呢。我看到简—卡尔和马吕斯·利平一起午餐。两个经纪人一起吃饭——没什么奇怪的。可为什么我觉得马吕斯·利平在“收藏家X”的这个局里也插了一手呢？我给简—卡尔打电话，告诉他我没有兴趣——毕加索的画不卖。他为人称道的沉着稳重突然变得极为失常。他说我是个傻瓜，我已经参加了，现在不能退出，万事俱备，只欠那幅毕加索的画了。我说我告诉他的是我会好好考虑，我提醒他，我考虑好了：我不感兴趣。典型的英国人，他讥讽地说。我说我把这当作表扬。老奸巨猾的英国人万岁。我给本发去电报：瑞士假期取消。
（6月）
1月18日，星期一
这个女孩并不漂亮：她有点偏胖，卷发细长，下巴突出，嘴唇很薄。有一次，我在麦迪逊大道的熟食店碰到她，差点喊了声“你好”。站在她旁边排队付款的队伍中，一想到我观察她每天早上从衣柜里选衣服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很想说：“我最喜欢你那件红色胸罩。”我注意到，她买了薄荷味的香烟。我知道她什么时候出去度假，也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从某个怪异的角度来说，她是“我的女孩”。这种关系纯粹是单方的，每当拿起望远镜时，我总会这样说到她：“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女孩呀？”我不想知道她的名字或其他任何情况。
我给杰瑞·舒伯特（“利平之子”的律师）打电话，想确认简—卡尔·朗的这件事，确认他不能对毕加索的那幅画主张任何权利。“没有合同，也没有卖契，”杰瑞说，“他动不了你。就是闲聊而已。谁都会聊聊天。”
比如说，上周五，我接待了一位来得很早的客户，以为我会完整错过一场好戏。可就在我回办公室一小会儿的时候，她正好赤身裸体地出现在窗口，站在衣柜前思考该穿什么。现在，在这件事上，我完全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我每天早上一进办公室，就会查看她的窗帘，我用望远镜观察，等一两分钟，要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就继续一天的工作。我估摸着，在接下来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至少能有一两次机会好好看看她的身体。
莱昂内尔写来了信，他也许要来纽约了，问有没有床铺给他睡几晚。我的第一反应是——当然没有。可他是你的儿子，你这笨蛋，你这傻瓜。为什么他的到来让你这么烦恼？因为他对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也许这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好好相处，你甚至可能会喜欢他。也许……只可能是蒙斯图尔特家族的基因让他进入音乐圈的。
作为业余偷窥者，我创造了一个我称之为“偷窥者运气”的概念。我坐在桌前，举着望远镜，锁定她的两扇窗户，突然电话铃响了，她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脱掉了睡裙。等我处理完电话，再次抓起望远镜时，她已经穿好了胸罩。以前，错失这样的机会总让我怒不可遏；但现在，我会用自己创造的概念安慰自己。“偷窥者运气”总会以某种方式降临于我。
［一九六〇年夏天，两位年轻的独立电影制作人马西奥和马丁·坎斯勒选中了洛根的中篇小说《湖畔别墅》，想由他们在好莱坞的制作公司MCMC影业翻拍。洛根坐飞机前往洛杉矶，进行了一系列会面，讨论了由他本人撰写剧本的提议。巧的是，彼得·斯卡比尔斯也在洛杉矶，就他最新小说《为时已晚》（有关地球核战争威胁的未来主义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进行谈判。］
我总是第一个到画廊的。我打开门，点亮灯，拿起邮件，在办公室安坐下来，拿着望远镜等那个女孩出现。从我们的办公楼，我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第五大道公寓区的后面。有个女孩住在四楼，大部分时候都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起床，拉开窗帘。她一定以为正对面不会有人看到她，可她忘了我们这些能从斜向看到她房间的人。
7月24日，星期日
我通常七点起床——这些日子我睡得不太好——冲澡、穿衣，再去吃早餐。雪莉（女佣）会为我和两个姑娘把一切准备妥当。我早餐吃吐司夹炒鸡蛋。两个女孩来了以后，会吃麦片，喝奶昔，大声嚼着曲奇饼干。我倒了点咖啡，开始抽今天的第一支香烟。嘉儿不知疲倦地说个不停；艾琳娜则好像总在为衣服或家庭作业的事烦恼。阿兰娜在八点半准时出现，看起来完美无瑕，她会喝一杯咖啡，抽一支香烟，然后雪莉会送两个姑娘去上学。有时候我和阿兰娜坐同一辆出租车，但我很喜欢清晨此刻的城市，所以通常会走过几个街区，买上一份报纸后，再坐出租车去画廊。
洛杉矶，贝艾尔酒店。有种做梦的奇怪感觉。这家酒店像微缩版的香格里拉。当跨过通往停车场的小桥时，我感觉自己开始变老，而当我回来时，时间再次静止。完美的宁静，植被茂密的花园遮掩着低矮的建筑，游泳池是浅蓝色的。
（6月）
昨天，我邀请彼得过来吃午餐，我看得出来，酒店隐秘又奢华的氛围让他有点震撼。谁给你出的钱？他想知道。派拉蒙？华纳兄弟？是MCMC，我说。你住在哪儿？比弗利威尔希尔酒店，他说。哦，也相当豪华，我说。他的心态平和下来，他又有了安全感，变得沾沾自喜。他太容易被人掌控了，彼得。我猜，这也是我如此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吧。这么多年来，他建立起了相当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妄自尊大到了惊人的程度，你在这城里大概找不到与之匹敌的东西。我想起读书时，他还只是个拘谨的小伙子……
我给身在巴黎的本打电话，他立马给我汇来了钱。我大感意外，又隐隐有些羞愧：不知为何，我感觉自己被拉低到马吕斯·利平的水平——我仿佛进入了那个私相授受、骗子横行的世界。
最有趣的新闻要算是格洛丽亚离开了他，投入了某位意大利贵族的怀抱，某某伯爵。他要和她尽快离婚。天主教会那边没有麻烦吗？我问他。“我的信仰早就丢在阿尔及利亚了。”他说，他的表情阴郁而疲惫。他的身材不错——反正比我好——他晒黑了，精瘦结实，只是头发黑得有点可疑，一根白头发也没有，太不正常了。我的头发都已明显花白，额头也越来越突出。
詹妮特问，你认识卡斯帕·阿尔伯蒂吗？认识，我说，他是个客户——从我这里买过一幅维亚尔[20]的小画。他破产了，珍妮特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他打算把所有的收藏都拍卖掉。你怎么知道的？我又问了一遍。自然是有人告诉我的，她说——他请了个估价师。他急需钱，她会意地说。接着，又腼腆地补充道，你能凑到十万美元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能凑到，我能凑到，我还有个认识的人也能凑到，那我们就可以用三十万美元买下阿尔伯蒂所有的画。接着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等一年，再把它们全部卖掉，卖的钱三人均分。你的钱可以翻一番——我保证。
7月25日，星期一
昨天跟詹妮特（费尔泽）有一场奇怪的会面。是关于生意的，她说，不是玩儿，但她不想在我们俩的办公室见面。好吧，我说，大都会博物馆门前的台阶怎么样？不，不，她说，太显眼了。我们最终选定莱克星顿大道的一家书店。
和马西奥及马丁在他们位于布伦特伍德的办公室会面。马西奥三十五岁，马丁三十二岁。两人都很随和，身材都微胖，马丁秃了顶，马西奥则是满头乱糟糟的卷发，像个歌手。他们给了我五千美元，买下了《别墅》一年的电影翻拍权，并可以续期一年。
6月3日，星期一
马西奥：那么，洛根，你周末过得怎么样？
米斯蒂克之家。今天，我走进两个姑娘的卧室，艾琳娜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她胸脯小小，乳头尖尖，私密部位长着浅浅的绒毛。对不起！我故作轻松地边说边向后转。当然了，她都十四岁了，可我还是把她们当作我第一次见到时的小孩子。我采取预防措施，将这次意外告诉阿兰娜，免得艾琳娜先跟她说了。“哎呀，她真是长大了。”我说着类似无伤大雅的话。“你可别搞成习惯了。”她说。我说我既不喜欢她这话的语气，也不喜欢其中的暗示。她让我自己操自己去。我说，我宁愿操自己，也不愿意操你——不过要是有这样的机会也不错。我们恶狠狠地吵了一架，说着我们能想到的最伤人的话。这是怎么了？有那么可怕的一刻，我以为她发现了格洛丽亚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呀。嘉儿察觉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你和妈咪为什么总是吵架？”“唉，我们只是变老了，脾气变差了。”我说。自从我贸然闯入后，艾琳娜再也不能直视我的眼睛。
我：我跟一个老朋友吃了午餐，彼得·斯卡比尔斯。
4月13日，星期六
马西奥：他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1957年
马丁：我同意。
今天我在麦迪逊大道上碰到了马吕斯·利平。他正从一家酒店出来，满脸通红，站也站不稳——应该是喝了太多鸡尾酒。这时还只有下午四点。我礼貌地微笑着，点头打招呼，想从他身边走过，可他抓住我的胳膊。他管我叫“小混蛋”，说我是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该死的马屁精”。我说就算有什么挑拨了他们的父子关系，那也应该是儿子从父亲那儿偷走的三万美元。他朝我挥拳，没有打中。我把他推开了。我五十岁了，不能再在纽约街头跟年轻人大打出手了。“我会收拾你的，你这该死的狗东西！”他对我大吼。“好的，好的，好的。”说完我便漫步走开。几个纽约人停了一秒钟，露出微笑：没什么大事，不过是两个外国疯子在吵架。
我：我还去看了一场展览。在美术馆。
10月19日，星期五
马丁：我们也爱艺术。展出的是谁的作品？
杰克逊·波洛克在长岛出了车祸，害死了自己和另一个女孩。很悲伤，但并未引起艺术界的震惊：大家一致认为，他总会以某种方式害死自己的。本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买下所有能买到的波洛克的画。可它们都是垃圾啊，我说。那人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画家，他自己也清楚，所以他才会一心求死。谁管这些？本说，你就买吧。他没看错：波洛克的画已经在涨价了。我分别花了三千和两千五百美元，才买下他后期画的两幅很糟糕的作品。赫曼·凯勒说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有一幅波洛克在一九五〇年画的滴墨画，但开价五千美元。好吧，我极不情愿地说。本非常满意。
我：迪本科恩[35]。
8月23日，星期四
马西奥：我们有一幅他的画，我记得。
去我的裁缝店进行最后一次试穿：一套炭灰色的细条纹套装；一套夏天穿的灰色轻薄款法兰绒套装；还有我标准的午夜蓝双排扣套装。显然，从一九四四年到现在，我的腰围长了十三厘米。“都是吃那些汉堡、三明治吃的，先生。”伯恩说。
马丁：其实，我们有两幅呢，马西奥。
格洛丽亚把毕加索的画“借给”了我（“我总不能把它挂在伊顿的公寓里吧，亲爱的，真的。否则就连彼得也该起疑心了。”）。我把它装进画框，挂在客厅的煤气壁炉上方，它是墙上唯一的画。彼得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小说《红与蓝与红》相当畅销，格洛丽亚开心地帮他花着版税。她在布歇尔机场跟我吻别时说：“谢谢你，洛根，亲爱的，带我过了个超棒的假期。不过我认为，我们在一九五八年之前都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告诉我彼得一个接一个地交女朋友，都说是他的研究助理：她这话让我不再受良心折磨了。面对彼得时我也不会有负罪感——可阿兰娜呢？
这就是让你困惑的地方了。你以为你会和两个和蔼可亲的笨蛋进行一场毫无成效的会面，结果最后你们却聊了半个钟头的理查德·迪本科恩。他们想让我来写剧本，他们说，但在我写完并让他们看到之前，他们不会付钱给我。要是你们不喜欢怎么办？我说。你们肯定不会给自己不喜欢的剧本付钱。不会有问题的，洛根，马西奥让我放心。我们知道，不管你写成什么样，我们都会很喜欢的，马丁补充说。
明天就要飞回去了，于是，我去布朗普顿公墓给母亲扫墓。恩卡纳茜欧去布尔格斯和她的一个侄子一起住了，萨姆纳的房子被银行没收。母亲去世时，还有几笔小额欠款尚未还清，我会偿还一部分。她在遗嘱中把一切财产都留给了我，实际上，她一分钱也没有。父亲留给我们的所有财产分文不剩——我发现这件事仍然让我很生气。倒不是因为其中一些钱本该是属于我的，而是因为我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了她对金钱是如此不负责任，他该会有多震怒。
我随后给伦敦的华莱士打电话，问他意见。什么都不要答应，他说，让他们跟我谈。我感觉他有点生气，因为我现在只是在咨询他。我是你的经纪人，洛根，他说，天哪，这是我的工作啊。
8月15日，星期三
7月30日，星期六
戛纳。和毕加索在他的新家“加利福尼亚”共进午餐。房子很俗气，房间都很大，还看得到海湾的绝妙风景。一个叫杰奎琳·洛克[17]的年轻女子是他现在的缪斯。毕加索很喜欢格洛丽亚。她坐在他和伊夫·蒙当[18]之间，我则在桌子的另一头对着西蒙妮·仙诺[19]垂涎。（“她就像个酒吧女招待。”格洛丽亚出言不逊。我表示赞同：“是啊，美得不可方物的法国女招待。”）格洛丽亚今晚格外含情脉脉，说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过如此惬意的假期。毕加索对我说，他认为她是个非常典型的英国女子——实际恰恰相反，我说。午餐后，我们站在露台上时，毕加索给我们俩画了幅速写——也就用了大概三十秒吧——他在画上签了名，写了日期，遗憾的是，他把它送给了格洛丽亚。别想把它要回来了。
坐在泛美航空的飞机上，飞回纽约。昨天晚上，我去了圣塔莫尼卡，在海边散步。我在码头边的酒吧喝了几杯，暮色降临，天空和海洋开始变成罗斯科[36]画笔下的那种色域。我心情愉快，皮肤晒黑了一点，自由自在，享受着酒精带来的缓慢灼烧感，我突然幻想搬到这儿来——开一家西海岸的“利平之子”……随着年岁增长，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有秩序，而那种舒适、平和、悠闲的好日子也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说不定，我会认识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好女人——这里的漂亮女人似乎比别处更多。可再认真想想，我意识到，这只是并将永远只会是幻想：要真搬来了，我不出一两个月就会疯掉——就好像我如果搬去萨默赛特的小木屋或托斯卡纳的农场也会疯掉一样。我天生是属于城市的，洛杉矶毫无疑问是个城市，但它的周边地区不是。也许是天气的原因，这里总有种郊区乡下的感觉：得遇到极端的天气，人才会渴望逃离城市。我可以住在芝加哥，我觉得——我很享受在芝加哥的旅行。还有，真正的城市应该有野蛮而淡漠的氛围，它的市民一定是脆弱无助的——洛杉矶也没有这样的氛围，至少我在短暂停留期间没有感觉到。在这里，我感觉太他妈舒服、太他妈安逸了。这不是真正的城市体验。城市的天性应该是从门缝底下、从窗户里渗透进来的——让你永远也无法摆脱。真正的都市男女总是好奇的——对外面大街上别人的生活好奇。这里也没有这样的情况：你住在贝艾尔酒店，就不会好奇宝马山花园发生了什么事；又或者，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事？
8月6日，星期一
我们解决了剧本的问题：一万美元预付款；写得好再付一万美元。华莱士干得不错，这让我不禁思考：我为什么不多跟他合作呢？我们在电话里聊天时，我跟他说了想写《八重奏》的主意，问他有没有可能从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那里争取到预付款。他告诉我，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已不复存在了。它被人收购了，也没有影响力了。那罗德里克呢？他转到了迈克尔·卡津出版社——薪水低了很多。他建议我先把构思写出来，他说他会看看能做些什么，但又补充道：“没那么容易了，洛根。我得提醒你——世道不一样了，你算不上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了。”是啊。是啊……
行程。巴黎—普瓦捷。极其差劲的酒店。普瓦捷—波尔多。布里斯托酒店——还不错。接着和西普里安在凯尔西他的庄园住了两天。西普里安一反常态，在格洛丽亚面前似乎有些畏缩（“她是不是有点凶啊？”）。回波尔多住了一夜。在查彭芬恩餐厅吵了一架。回到酒店，格洛丽亚朝我扔来一只鞋，砸碎了镜子。她一整天都不肯跟我说话，直到我们去了图卢兹。“你想去哪儿吃饭？”我问。“反正不跟你一起，你这畜生。”她回答。我们在和平餐厅吃了饭——味道好极了。我们俩各喝了一瓶红酒，接着又喝了几杯雅马邑酒[16]。又成了朋友。早上，格洛丽亚给彼得打电话——他以为她在和她一个叫莎莉的美国女性朋友旅行。这样似乎很冒险，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并不在乎。我觉得——这是格洛丽亚在出轨，不是我——这种感觉大概是自欺欺人。我搞不好就相当于男妓。图卢兹—阿维尼翁。格洛丽亚午餐时酩酊大醉，把尖尖的叉子戳进我的大腿，戳出了血。我说她再有一次暴力行为，我立马坐下一班飞机回伦敦。从那以后，她就表现得很好了。
9月15日，星期四
8月5日，星期日
过去四天，莱昂内尔都住在这儿。他乱糟糟的长发盖过耳朵，还留着稀稀拉拉的胡须。我要是在街上碰到他，可能根本认不出他是我的儿子。他还是那么沉默寡言、羞涩胆怯，自他来了以后，公寓的气氛就变得局促含蓄、小心又礼貌：“等您先用完盐罐。”“您拿着吧，一定拿着。”莱昂内尔似乎认识这里的很多人，都是他音乐圈的熟人。我问起他的工作，他解释了一番，我没怎么听懂。他的第一支乐队“绿袖子”改名叫“神奇”，推出了一张颇为成功的专辑——离榜单前二十名仅有一步之遥，他说。邀请莱昂内尔来美国的是一家小型独立唱片公司，他们想看看他在这里能不能创造出同样的成绩来。他非常激动，说：美国是最适合发展现代音乐的地方，他宣称，就跟艺术一样。英格兰充斥着对美国歌星的拙劣模仿。我饶有兴趣地点点头。莱昂内尔为我演奏了他们“神奇”乐队的热门歌曲——旋律挺好听的，轻松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可我对这种音乐没什么感觉；又或者应该这样说——我对它的喜欢程度跟对铜管乐队的喜欢程度差不多。很普通嘛。能更好地了解他，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但恢复独居我也会很高兴。他下周就会搬到西村的公寓去了。
1956年
我们一起出去吃了几次饭——在上东区漫步时，我们看起来肯定很奇怪。他告诉我洛蒂挺好的，不过我感觉他也很少见她。她和莱格特的两个女儿都长大了——叫什么名字来着？一个即将读完寄宿学校，一个在时尚杂志社当秘书什么的。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前行。
一九五六年八月，梅塞迪斯·蒙斯图尔特死于肺炎后的并发症，享年七十六岁。洛根飞回伦敦参加葬礼。他利用人在欧洲的机会，和格洛丽亚·斯卡比尔斯秘密共度了短暂的假期。他们在巴黎碰面，不慌不忙地开车向南，去了普罗旺斯和地中海。）
我们坐在餐厅，尽量自然地聊天。是尽量：我在想，要是我们彼此更熟悉，是不是就不需要如此刻意，是不是我们的交流就能更自然、更轻松。然而，我又对自己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和我的父母在一起时也从未体验过那样的轻松：我没有指望过，他们也没有指望过。由于我和洛蒂的离婚，莱昂内尔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个完全的陌生人。想到他是我的儿子，是我和洛蒂结合的产物，我感觉难以置信。我和嘉儿的关系都要亲密得多。实话说，我很高兴他能从我的公寓搬走——很高兴，当然，也很愧疚。
（洛根回到纽约后，发现马吕斯离开了画廊。本给出严厉的最后通牒，但两人的关系最终还是有所缓和，他给了马吕斯自己开画廊的机会和资金，看他能不能在继父眼中将功赎过。马吕斯毫不耽搁，在东五十七街上开了马吕斯·利平画廊。洛根接管利平之子的运营。他和马吕斯再无联系，两人都小心地躲着对方。
来自马西奥和马丁的消息——他们认为我的第一稿问题严重。我猜就是；不过他们面对的问题远不如我面对的问题严重。这是吃力不讨好的苦活儿：我感觉我的好莱坞生涯这就算结束了。
格洛丽亚刚刚离开。现在是十一点十五分。“你有个很奇妙的小窝，洛根·蒙斯图尔特。像和尚的斋房。我希望，你是个好色的和尚。”她带来一瓶杜松子酒：她不知道这样会让我想起苔丝。她娇小玲珑的身躯出人意料地相当结实——我原本还以为她的身体会是柔软又丰腴的，可实际上，她就像个体操运动员，肌肉非常结实且有弹性。我注意到，我们俩基本喝完了那瓶酒。做爱的过程很不错，充满活力，直截了当，双方都很满足。然而，我还是很高兴明天就能回纽约了。
1961年
10月7日，星期五
1月1日，星期日
特彭泰大道。我给彼得打电话。格洛丽亚接的。彼得去了阿尔及利亚，为下一部小说做研究。阿尔及利亚？你知道的，那儿有叛乱：他觉得用来做他小说的背景挺不错的。要不你来家里喝一杯吧？格洛丽亚说。于是我去了。彼得现在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区伊顿阳台的一套大公寓里。格洛丽亚格外性感美丽——才晚上六点半，就露出了深深的乳沟。我们控制不住地打情骂俏起来。我离开时，我们相互亲吻，她允许我捏她的乳房。“我们是在这儿搞，”她说，“还是去你家？”我建议在特彭泰大道——那里更隐秘。“明天晚上，”她说，“八点。”
和詹妮特及柯拉柯夫斯基共同迎接新年。盛大的聚会，吵吵闹闹，酒气熏天，令人压抑。聚会开始前，我临时去了莱昂内尔在简街上的公寓，找他喝了一杯。他认为他找到了自己的新乐队——“蝉”乐团，这是一支做民谣的三人乐队。他想给他们重新起名，叫“死魂灵”。什么，我说，是果戈理的那部小说吗？什么小说？果戈理那部伟大的小说，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死魂灵》啊。你的意思是，已经有部小说叫《死魂灵》了吗？他妈的！他咒骂怒吼着，我却很开心：这是我见过他最有活力的模样。可以把它看作个优势啊，我说，要是你不知道，很有可能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而那些知道的人则会对此印象深刻。我认为，流行乐队叫这个名字好极了，我说。我的话鼓舞了他，他露出灿烂的笑容——有那么一瞬间，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不是洛蒂的，也不是艾奇菲尔德家族的。我双膝发软，只觉得各种混乱的情绪汹涌袭来——解脱，接着是无比的愧疚、恐惧，我猜，这是一种类似于爱的血脉之情。乐队的一个成员来了——一个穿着毛衣和灯芯绒裤子的小伙子，头发都没梳——于是，那一个瞬间便过去了。莱昂内尔给我放了“死魂灵”的磁带，我啧啧发出适度的赞叹。他想把我带进他的世界，与我一起分享，我必须尽全部努力做出回应。这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事。
10月6日，星期四
在聚会上，我跟弗兰克（奥哈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不得不说，他最近这些日子特别爱争论，也相当容易动怒——有些人甚至都开始怕他了。当然，这次的争论跟我们所有的争论一样，都是由酒精引发的。我说，无论什么时候，每当我对一位新画家产生兴趣时，我总想看看他们最早期的作品，哪怕是少年时代的作品。为什么？弗兰克满腹狐疑地问。嗯，我说，因为早期的才华——又或者说早熟的程度，随你怎么叫吧——往往是后期才华一个很好的风向标。要是早期的作品中没有表现出什么天赋，那很有可能后期的成就也会受到影响，这是我的观点。放屁，弗兰克说，你太僵化了。看看德·库宁，我说，他的早期作品就相当令人震撼。看看毕加索还在艺术学校时画的画——让人难以置信。弗朗茨·克莱恩的早期作品也是不错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的作品也只是还不错。看看巴尼特·纽曼——无药可救。再看看波洛克——他连个纸板箱都不会画——这不就解释了后来发生的事，你不觉得吗？去你妈的，弗兰克对着我怒骂，现在波洛克死了，像你这样的混蛋就想把他拉低到你们的水平。你胡说，我说，波洛克还活蹦乱跳时，我就是这么说的。他是参天的红杉大树，弗兰克说，你们只不过是灌木丛和小树苗。他朝六七个围过来听我们吵架的画家打着手势。
去办理护照的办公室拿我的新护照，有效期十年。等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就五十九岁了，这个念头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人生怎么了？护照给你定期分配的这十年，是一种残忍的死亡警告。我还会有多少本新护照呢？一本（到一九六五年）？两本（到一九七五年）？感觉还有好久，一九七五年，可你的护照期限却好像都十分短暂。他活了多久？他成功换了六本护照。
在那儿认识了个漂亮女人——南茜？詹妮？——午夜时分，我们接吻了，那个吻意味深长。她给了我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可我弄丢了。也许詹妮特能找到她。我喝了太多酒，头痛得很，全身紧张得像要打冷战。新年决心：少喝酒，少吃药。
看了伊恩（弗莱明）的小说《生死关头》。根据我对伊恩的了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我在这本书里，只看到了他的影子：各种不可思议的悬念和怀疑。他知道这本书暴露了自己多少本性吗？总之，它帮我打发了一个或三个钟头的时光。
2月27日，星期一
母亲卧床不起，她不停咳嗽，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恩卡纳茜欧尽可能细心地照料她，可她自己也是个老太太了。家里阴冷而破败。地下室里住着的两个十来岁的年轻人和他们尚在襁褓的儿子，是家里最后的租客。我找来医生，他开了些抗生素。是支气管炎，他说，很多这样的病人。依我看，与其说母亲是病了，倒不如说她是累得不想再努力挣扎下去了。我去了她的银行，发现这房子已被抵押贷款，这意味着它是银行的了。我偿还了她透支的二十三英镑，又往里面存了一百英镑。不算阿兰娜的收入，我自己现在也不富裕了，我真的负担不起这种慷慨了。
我的生日。第五十五个。收到莱昂内尔寄的贺卡和嘉儿寄的贺卡。“生日快乐，亲爱的洛根，别告诉妈妈你收到了这个。”早餐时我喝了杯伏特加加橘子汁，以示庆祝，上午又在办公室喝了两小杯杜松子酒。在贝默曼斯以酒代替了午餐——两杯尼格罗尼鸡尾酒。下午，开了瓶香槟和同事们共享。感觉懒洋洋的，于是吃了两片右苯丙胺。在出去跟娜奥米（聚会上认识的女人）见面前，喝了两杯马丁尼。在迪桑托餐厅喝了红酒和葡萄白兰地。娜奥米头疼，我送她回到她的公寓，并未逗留。现在，我坐在这儿，拿着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听着留声机里普朗克[37]的乐曲，准备吃两片巴比妥钠[38]，让自己进入美妙的梦乡。生日快乐，洛根。
10月3日，星期一
7月3日，星期一
与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共进晚餐，他是个英俊潇洒、卓尔不凡的作家。稍稍显长的花白卷发搭在衣领上。拄着根银质把手的拐杖——流露出些许纨绔子弟式的派头。他刚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相当自豪，还说我跟这个荣誉也有关系（神奇的是，《世界主义者》还在销售，每年都能卖出几十本）。我说，这让我更加了解法国，以及它对作家与生俱来的尊重了。这位七十多岁的不知名诗人，几十年来再也没有出版过一行诗，他的鼎盛时期甚至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可他仍被国家视作文化财富。我们共同举杯，我们是同一片葡萄园里的辛勤劳工。但我怀疑，在英格兰——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我是谁、我写过什么东西的人，可能只有十来个。
海明威的死[39]让我深深震惊。难过、警醒，残忍得叫人不寒而栗。赫曼（凯勒）说他用枪打爆了自己的头，真的是爆了。用了双管猎枪。整个房间里到处是飞溅的脑浆、碎骨和鲜血。这若不是一种象征，那是什么？一切麻烦来自大脑，那就崩了它。我想起一九三七年他在马德里时的样子：精力旺盛、充满激情，对我热情友善，让我坐他的车去找米罗的画。自从《丧钟为谁而鸣》后，他的小说我就读不下去了——那本书写得真差劲，他已经迷失了方向——可第一次读到他的短篇小说时，我觉得它们真是精彩极了，格外鼓舞人心。那是不是他写作生涯里唯一一次得到老天的庇佑？从那以后，便什么也没有了——他就像是美国文学界的杰克逊·波洛克。赫曼认识跟海明威家很亲近的人，说他在临死前就像一只小小的脆弱的灰色幽灵。他被休克疗法害惨了。去他妈的：我自己有过那种阴暗的经历，我很清楚他承受的折磨。感谢上帝，我从来没经受过那种疗法。当然，海明威也长期酗酒——他的酒杯从早到晚都是满的，他总是在大醉的边缘，但又不至于醉得不省人事。看看他最后的结局吧。才六十二岁——只比我大六岁。我突然很没有安全感，变得焦躁不安。我给赫曼打电话，约好见面。滑稽的是，在情况这么糟糕的时候，我想见的还是作家，我慢慢明白过来——因为他也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一员。
我把这个证据拿给本，他既痛苦又愤怒。“他必须走了。”他带着真正的苦涩说。他问我能不能独自经营画廊，我说，当然能。本说，他会处理好一切：等我回去时，马吕斯就将离开了。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他由衷感谢我。“在这一行的大染缸中，找个可以信赖的人太不容易了。”他热切地补充道。我自己却有些担心，不知道这一切最终将如何收场。
［纽约日记写到这里就中断了。受海明威之死的影响，洛根非常认真地开始减少酒类和安非他明的摄入量。由于睡眠总是很浅，所以他还在继续服用安眠类药物。他不再喝烈酒，并把饮酒量控制在“每天一瓶红酒”以内。一九六一年夏天，他在欧洲度了一个月假，大部分时间和格洛丽亚·斯卡比尔斯及她年迈的丈夫西泽尔在一起，格洛丽亚现在是科达托伯爵夫人了，他们住在锡耶纳拉夫西纳（锻造厂）旁边一幢舒适的房子里，格洛丽亚总说那是个“鬼地方”。可对洛根来说，那里成了他自己的家之外的家：接下来的圣诞节和新年，他都是在那儿度过的，一九六三年夏天，他又回到那里住了三个星期。
离开之前，我追查到了马吕斯向其买过画的一位画家。根据发票金额，他花了两百美元，买下一幅画了海上游艇的画，画技拙劣（马吕斯还形容它有一种“故作天真的风格”）。画家名叫保罗·克朗彼得，我在纽瓦克一家可疑的私立大学——美国艺术家学校找到他，他在那儿教什么图形设计课程。我问他有没有能卖的画，我一个朋友买过他一幅画，我很喜欢。当然有，他说，他把十来幅画在桌上摆开——二十五美元一幅。我买了一幅，并找他要了收据。
一九六二年秋天，阿兰娜正式离婚，嫁给大卫·彼得曼。嘉儿仍然时不时给洛根寄明信片，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和他见面，可阿兰娜的律师明确表示，离婚的条件之一就是洛根不得再与两个姑娘接触——洛根一直觉得这个条件既没有必要，又残忍恶毒。
巴黎。伦勃朗酒店。我决定来到巴黎，一是想和本聊聊马吕斯的问题，面对面地说。二是因为母亲说她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一只脚已踏进了坟墓”。另外，还因为我需要换新护照了。
画廊的生意在平稳而笃定地壮大着，洛根买入大量经过精心挑选的现代美国画家的画作，主要有克莱恩、埃尔切、罗斯科、查多塞安、巴齐奥蒂及马瑟韦尔。玛莎·休伯仍忠实于画廊，一九六二年十月，托德·休伯也从德纳吉画廊转到利平之子。
9月29日，星期四
在此期间，洛根写的日记也增多了——也许，这反映了他相对节制清醒的状态。英国的报纸和杂志频繁邀请他对在欧洲巡回的美国画展做评论。他总是痛恨别人说他是美国文化的捍卫者，他说他的心永远属于欧洲传统的古典现代主义和离经叛道的个人主义。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在《观察家报》、《邂逅》、《星期日泰晤士报》全彩增刊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关于拉里·里弗斯、阿道夫·戈特利布、塔尔伯特·斯特兰德和海伦·弗兰肯特尔的重要文章。华莱士·道格拉斯为他争取到在政治文化周刊《新漫步者》上写月度专栏的工作：“来自纽约的声音”。他的日记从一九六三年春重新开始。］
凌晨四点，我醒来，写下这篇日记，睾丸隐隐作痛。但我的脑子里塞满了马吕斯和他的骗局。
1963年
下班后，我和阿兰娜见了面，早早吃了晚餐，然后去看电影——《时光匆匆》。我几乎没看屏幕上演了什么。但后来，到了床上，我们做爱就好像是第一次约会。是因为我的心思有一半在别处吗？她的大腿似乎张得更开了，所以插入她的身体时，我感觉比以往都更深入。我觉得自己无比膨胀、强壮有力，仿佛可以不射精，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时，她高潮了，她紧紧抓着我，我立刻射了，怀着一种释放感和净化感，还立马想到巴尔扎克说的——“又一部小说泡汤了。”这个想法惹得我笑了起来，听到我的笑声，阿兰娜也笑了，我们共同经历了一种让人快乐的互动式的性愉悦。我抽出时，仍处于半勃起状态；我感觉我依然处于一种动物发情般的狂热中，准备再来一次。“天哪，”阿兰娜说，“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我们一起冲澡，抚摸彼此，温柔地接吻。我们擦干身上的水，回到床上。打开红酒，我们又相互爱抚，只是都有些懒洋洋的，心照不宣似的，决定不做第二次了。刚刚这次做爱发生了新情况，我们都想好好把握这段记忆。
4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我发现马吕斯从利平之子画廊贪污了将近三万美元。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他一直在设法侵吞小额公款，总是用不超过他可以自由花销的五百美元限额去买画，并不向我汇报。我去楼下画仓清点库存，发现有将近三十幅油画上都有他的名字：他买它们的时候用的钱要是超过十块、二十块，那就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可发票上的价格全是二百五十块、三百二十五块之类。这从本质上来说是诈骗，只是很难证明。这样的情况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
参加《左轮手枪》的发刊仪式。大家都说，是安·金斯伯格为杂志社提供了资金。乌多（费尔巴哈）重操旧业了。不过我觉得，一本先锋艺术杂志竟然会用戈林的名言[40]做自己的刊名，实在很奇怪。转念一想，也许这样还挺俏皮的。一帮忠心耿耿的老朋友都聚了起来——但我看我们都有了老态，也倦了。弗兰克脸庞浮肿，双颊绯红（我们向保安证了不会吵架），还有詹妮特和柯拉柯夫斯基（那个男人到底是做什么的？）。让人有更明显感觉的，是不在人世的那些人：波洛克、泰特、克莱恩。在纽约的艰难生活是有代价的。我保证过不会跟弗兰克争吵，所以，我转而和赫曼就肯尼迪夫人所谓的惊天美貌辩论起来。我说，任凭怎么发挥想象力，你也不能将她形容成一个美丽的女人：友善的女人，没错；苗条的女人，肯定的；衣着优雅的女人，毫无疑问——可美丽绝对算不上。赫曼曾经跟她同在一个房间，他说，她的存在就像让你进入了一个强大的力场——你会失魂落魄、迷迷糊糊。你是她疯狂的仰慕者，就是这样，我说，是那间办公室让你充满了敬畏——还有她第一夫人的身份，所有那些——你不是在判断，你是在感知。接着，我又和迪迪·布莱恩就沃霍尔吵了起来——她说沃霍尔是反基督的。至少沃霍尔能画画，我说，他能画，但他决定不画——这是完全不同的策略。娜奥米打断了我们——她觉得我表现得太好斗了。
（9月）
后来，安把我堵在墙角，让我保证我会给她写点东西。我说我太老了，不适合《左轮手枪》这么“新潮”的杂志。她说：“好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把你的年龄印在文章的末尾。”我喜欢安——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瘦得像根柴火棍，嗓音比我的还低沉——你必须承认，她从石油化工行业赚来的百万家财，都被她用来做了善事。她邀请我作为护花使者，陪她去参加法国大使馆的招待宴会。我无法拒绝。
两个姑娘去跟她们的父亲住了。阿兰娜和我在长岛与安·金斯伯格共度了一周时间。赫曼·凯勒也在这儿，还有无处不在的奥哈拉。整个纽约艺术圈的人似乎都来这儿了——感谢上帝，我们的避暑小屋在康涅狄格州。凯勒带我们去波洛克家晚餐，李（克拉斯纳，他的妻子）不让我们进门。她说波洛克“身体抱恙”。可我们听到从屋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爵士乐。我们开车去了奎戈，吃了汉堡。凯勒和奥哈拉不停地说波洛克是个“天才”，我不得不打断他们。不好意思，这个词你们不能随口乱说，我说，它只适合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艺术家：莎士比亚、但丁、达·芬奇、莫扎特、贝多芬、委拉斯凯兹、契诃夫，还有其他一些人。你们不能把杰克逊·波洛克归于这类人，称呼他为天才——这是夸大其词，更别提它有多荒谬了。他俩强烈表示反对，我们饶有兴致地争论了一番。
5月8日，星期三
（8月）
莱昂内尔激动不已地上门拜访：“死魂灵”进入了什么排行榜，排名六十八。他的胡须没有变得更浓密，但他的头发已盖过了后衣领。他现在有女朋友了，他说，是个真正的美国女孩，叫梦迪。
就在几千米之外，泰晤士河从诺维奇流向新伦敦。埃塞克斯镇和老莱姆镇近在咫尺。费奇为自己的仇英情节选了个最不合适的地方。
他离开后，我把自己强塞进燕尾礼服（我绝对是长胖了），悠闲地走到第五大道上安的家，从那里，我们乘坐豪华礼车，前往就在几百米外举行的晚宴。大使先生像老朋友一样迎接了安。我跟其他大概八十个中年达官显贵混在一起，在六座枝形吊灯发出的耀眼光线下，小口喝着香槟。这么亮，很有法国特色，我认为，跟他们必定灯火通明的小餐馆一样。我跟满头大汗的使馆随员聊了几句，他似乎有种不必要的紧张，不停地朝门口瞟着。“啊，他们来了。”他虔诚地说。我转过身，看到温莎公爵及公爵夫人走了进来。
米斯蒂克。天哪，这真是个好地方。我努力控制饮酒量，在这里，我和阿兰娜之间的紧张气氛也得到缓解。我看着沙滩上的她：皮肤晒得黝黑，身躯宽大优美。姑娘们对着海岸大笑尖叫，我对自己说：蒙斯图尔特，享受生活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和阿兰娜做爱时，我尝到她胸脯上咸咸的味道。躺在她身边的床上，在涨潮时，我侧耳聆听阵阵涛声，以及九十五号公路上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声，我想我感受到了宁静。
我有什么感觉？我有将近二十年没有离他们这么近了。公爵看上去老了，皱巴巴的，很瘦弱——他应该是七十多岁了[41]。公爵夫人在明亮的光线下，像个彩绘的小雕像，脸庞仿佛用滑石雕刻而成，嘴巴上抹着鲜红色口红。两个人对来到这里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谦和或高兴，但我敢说，他们不能拒绝来自法国的官方召唤，因为法国免除了他们该交的收入税（我认为，这是极其可耻的行为）。
（7月）
我四下转悠，想找个更好的位置观察他们。公爵抽着烟，要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公爵夫人的两条腿仿佛遭遇霜冻就会折断。她到处溜达，跟别人打招呼（她像是认识不少人），公爵孤苦伶仃地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一边抽烟，一边朝目光所及的每个人点头微笑，只是，他的眼神是忧愁而阴冷的，他的笑容是完全无意识的。他们越走越近，我僵硬地站住了。
我买了“白色建筑”组画中的两幅——都是大幅的灰白油画，透过石膏粉绘制的底色（像透过寒冷的迷雾），显出模糊的炭笔印，稍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是房屋。巴卡塞安特别为纳特感到骄傲，纳特却羞怯地不愿接受任何溢美之词，仿佛那是嗡嗡乱飞的苍蝇。我喜欢他——巴卡塞安——他有富人不假思索的自信，但又没有与之对应的极端利己主义。你能感觉到，他看待艺术世界如同学童看待存货充足的糖果店——是个可以纵情陶醉的世界，充满潜在的乐趣和自我放纵。他和纳特去雪松酒馆喝酒，热烈地讨论女人：“我是说，那男孩真的是不得不动手才把她们赶走！”但我怀疑纳特的喜好不在这方面。
公爵夫人先看到我，笑到一半僵住了，嘴巴咧着一条缝。我什么也没做。一九四三年以来积蓄的所有仇恨都爆发出来，冲过房间，释放出一如既往的威力。她朝公爵转过身，跟他窃窃私语。公爵也看到我时，脸上的第一个表情只能被形容为恐惧，接着又慢慢变成充满怒气和愤慨的怪相。他们转过身背对我，跟大使说着什么。
开车去了长岛的温多斯——纳特·泰特的继父家，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宅。彼得·巴卡塞安（即继父）买下了继子百分之七十五的作品，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非正式经纪人的角色。对纳特来说这有利也有弊——纳特是个充满魅力（一定还有更好的形容词——但我想不起来了）但本质老实的年轻人。有利的是，他的收入有了保证；有弊的是，没有哪个有才华的艺术家想让继父控制自己的职业生涯。
没过多久，之前跟我说过话的随员走过来，要求我离开宴会。我问到底是为什么。是“殿下”坚持如此，他说，否则他就将和公爵夫人离开。请告诉金斯伯格夫人，我在外面等她，我说。
（6月）
我在第五大道上来回走了半个钟头，抽着烟。公爵和公爵夫人离开时，我正好经过大门口。夫妻俩朝自己的车走去，一帮叽叽喳喳的摄影师和一小群十来人左右的看客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甚至看到有女人在行屈膝礼。
我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嗯，一个原因是，到了周日，我知道我周一早上就必须回纽约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灵魂，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也是我喜欢米斯蒂克之家的原因——纽约上西区的灵魂不适合我。我痛恨我们的公寓；我痛恨它所在的位置，它已经开始让我讨厌整个曼哈顿岛了。是哪些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这一点呢？是西区南北向狭窄的道路。是道路两旁毫无特色的建筑。是上述建筑的高度，以及上西区总是挤挤挨挨的人群。太挤了，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了行人。另外，还有宽阔但冷冰冰的哈德逊河。那里就是不适合我——我的灵魂在枯萎。我多次向阿兰娜建议搬家，可她很爱那套公寓。也许，我是不习惯跟两个小女孩同住；也许，我并不幸福。
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喊：“谁杀了哈里·奥克斯爵士？”他俩脸上惊恐慌张的表情足以弥补我的怨愤——弥补他们对我做的一切，永远地。他们现在尽可使出最卑劣的手段了。他们争相坐上豪华礼车，匆匆离去。我差点跟一个身材肥硕的王室拥趸赤手空拳地打起来，他骂我是败类，是美国的耻辱。其他旁观者热烈地表示赞同。当我解释说我是英国人时，他们显得很困惑。“叛徒。”他们转身离去时，有个人漫不经心地说。“那个人阴谋阻碍司法公正啊。”我对着他们冷漠的背影说。
米斯蒂克之家。温暖的艳阳天。像是到了夏天。茱萸花尽数盛开。我假装在花园里看书，实际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天的第一杯酒。上午十一点还没到，我走进厨房，开了一罐啤酒。旁边没人，我喝了几大口，再往啤酒罐里倒满波旁威士忌。重新回到花园后，报纸忽然间看起来都更有趣了。“这就开始喝酒了？”阿兰娜用她最挖苦、最不认同的语气说。“啤酒而已，天哪。”我表示抗议。这罐酒能让我撑到中午，到了中午，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调一壶马丁尼了。阿兰娜喝一杯，我喝三杯。午饭时，我会开一瓶红酒。下午，我会睡个午觉，然后去海边，带孩子们在岩石周围闲晃。等回了家，就来一两杯餐前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晚餐，我会喝更多的红酒，餐后喝白兰地，很快就到睡觉时间了。这是我在乡下挨过周日的方式。
我向安·金斯伯格解释过去的一切，她觉得有趣极了。你以前的生活可真有意思，洛根，她说。
4月10日，星期日
7月11日，星期四
1955年
拉夫西纳。完美的一天。只有我们三个——今年我们很少见到西泽尔。他垂垂老矣，十分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习惯，整天都在自己房间里写回忆录，只有喝酒和吃饭时加入我们的行列。房子里乱糟糟的，但因为有位置恰好的日光露台，所以让人感觉轻松舒适，周围是自家的橄榄树和柑橘果园，这里是一处坡度和缓的山谷尽头，面朝西，背朝锡耶纳。我在独立的附属客房小楼里有个房间，我会走过院子去吃早餐，总是第一个到。西泽尔的男仆兼管家恩佐会为我端来早餐，格洛丽亚听到声音后就会下楼来。她穿着牛仔裤，头发用丝巾扎在脑后，腰间系一件男士衬衫。她现在丰满了不少，但对于多出来的这些体重，她仍然保持着一贯无所谓的态度。“我都起来好几个钟头了，亲爱的。”她说。我假装相信了她。她抽了支香烟，看着我吃东西——我的早餐总是吐司加水煮蛋，这是恩佐能做出来的最像英式早餐的东西。
纽约日记至此沉默了两年有余，直到一九五五年初才重新开始。洛根离开了他在柯尼利亚大街的公寓，住到了阿兰娜位于河畔大道的家。他们还是很喜欢米斯蒂克的房子（洛根叫它米斯蒂克之家），它与纽约的家形成了可爱的对比。他继续管理利平之子画廊，但他和马吕斯·利平之间的休战状态又开始显现出紧张的迹象。］
今天，我们去锡耶纳吃午餐，坐在大广场的咖啡馆里，喝意大利白葡萄酒。有趣的是，游客并不会让我心烦——这个广场够大，游客的存在没有影响到它的美。格洛丽亚去取送去维修的留声机时，我四处晃悠，去了大教堂。接着，吃了意大利面和沙拉后，我们回到拉夫西纳。格洛丽亚带着她的几条狗去散步——四条——我就躺在吊床上，看书，打瞌睡。太惬意 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洛根与阿兰娜·鲁尔结婚，一场安静的平民婚典，一些朋友和他们的孩子出席了婚礼。泰特斯·费奇患了流感，无法出行，他是这样说的。
她还是非常性感，格洛丽亚，至少在我这个老人看来是如此。那天傍晚，她穿着棉衫下楼，我从她乳房下垂摇晃的样子看得出来，她没有穿胸罩。晚饭后，西泽尔上楼睡觉了，她站在留声机旁边，翻着唱片，我走到她背后，环抱住她的腰，用鼻子蹭她的脖子。“嗯，舒服。”她说。接着，我的两只手向上摸到她的乳房。“不行，不行，不行，”她说，“坏洛根。”“看在旧情的分儿上，放纵一次都不行吗？”我说。她放下唱片，直接吻上我的双唇：“不行。”
在我坐飞机来这儿之前，我向阿兰娜求婚。她答应了，立马就答应了。她又是流泪，又是大笑，基本上是不知所措。我感觉她等我求婚已经等了好几个月。那天是星期六，我带艾琳娜和嘉儿去中央公园散步。艾琳娜想滑冰。嘉儿和我坐在露台看台上一边看着她（她滑得相当好），一边吃着椒盐卷饼。嘉儿突然毫无来由地用严肃且深思熟虑的语气说：“洛根，你为什么不和妈咪结婚？你们结婚了，我会好开心的。”我吞吞吐吐地转移了话题，当天晚餐（只有我们）时，我便求婚了。是的，阿兰娜确实对我有着肉体上的巨大吸引力，我也喜欢她，可如果摸着良心，我不能说我爱她。要是你爱她，那你怎么还会和詹妮特·费尔泽发生关系呢？阿兰娜说她爱我。问题是，芙蕾雅之后，我想我不可能再真正爱上别人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开心的，我认为。还不仅是开心：我们要结婚了，我是满足的、幸福的。我习惯结婚的状态；我不习惯一个人——我既不期待也不享受一个人。然而，总有个念头挥之不去：我之所以和阿兰娜结婚，是因为这样一来，嘉儿就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也许，我爱的人是嘉儿……我这样想大概非常愚蠢：她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个迷人又滑稽的五岁小孩呀。管他呢，人生得意须尽欢。比起其他人，我更应该遵循这条人生法则。
问题在于，只有我们俩在泳池时，她总会脱掉上衣晒日光浴。这对我是诱人的折磨，我从拿着的书上方偷瞄她。也许，这就是我爱这个地方的原因——这里总是散发着格洛丽亚和我们往日情史的强烈气息。我觉得，她喜欢看我坐在那里因挫败而痛苦的样子。她带来关于彼得的最新消息。古巴导弹危机让他的《为时已晚》在全世界都冲上了最畅销小说排行榜的榜首。“他最喜欢评论家们说他有先见之明了，”格洛丽亚说，“他去过两次越南。”
伦敦。特彭泰大道。在萨姆纳与母亲和恩卡纳茜欧吃了一顿令人压抑又沮丧的午餐。母亲似乎日渐衰老——还是够机警，但明显瘦了很多，干瘪了很多。我们吃了火鸡和煮成灰色的球芽甘蓝。恩卡纳茜欧忘了煮土豆，母亲冲着她大吼，恩卡纳茜欧说反正这些英国食物都挺恶心的，说完开始大哭——我让她们相互道了歉。两瓶红酒我喝了大部分（我很明智地带了这两瓶酒——家里只有白朗姆酒）。我没有告诉她们阿兰娜的事。
今天晚上，西泽尔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他穿着外套和白色棉裤，完美的一身。他的行动非常迟缓，非常僵硬，必须靠着拐杖走路。格洛丽亚打趣他：“他来了，这傻老头。”他很开心。
12月25日，星期四
此时，我坐在我小小客房的阳台上，写着这篇日记。飞蛾扑打着嵌在粗糙石壁里的灯泡，壁虎吃着猎物。蟋蟀唧唧鸣叫，癞蛤蟆在黄色光圈之外的黑暗中呱呱叫着。我拿来一大杯加了冰块的威士忌。我在这里总是睡得很好——不需要吃药。
看起来，艾森豪威尔[15]要轻松取胜了。
10月12日，星期六
正要离开时，我碰到了泰特，我问他有没有什么画愿意私下出售，他非常奇怪地回答，我得去问他的父亲。后来，帕布罗（詹妮特·费尔泽的狗）在房间中央拉了一大堆狗屎，拉里·里弗斯跟我讲的。
纽约。和莱昂内尔还有梦迪在布法餐厅吃晚餐。杰克·芬纳尔就在另一张桌上和菲利普·加斯顿[42]及山姆·M.古德福斯吃饭，可我躲避着他的目光。如果芬纳尔看到下个月《左轮手枪》上我的文章，那我肯定会成为他们家最不欢迎的人。我对他的新作品深恶痛绝。一个完全有实力的画家，故意要画得很差，真是奇怪。只有最顶尖的画家才能侥幸成功（毕加索）。至于芬纳尔，他就像是绝望地企图追赶时下潮流。
去詹妮特的画廊参加盛大的画展。休伯有三幅画展出，我们应该全买下来，但我不愿付那个价格。过去这六个月，画价的涨幅令人担忧——我感觉大家都突然开始争抢起了这些未经时间检验的年轻艺术家。总之，詹妮特还展出了巴尼特·纽曼和李·克拉斯纳的画。她是个聪明姑娘。这是场真正的盛会：像一场充满火药、背叛和阴谋的好戏。令我烦恼的是，画展似乎大获成功。弗兰克为自己的新发现欣喜若狂——不是佩特，是纳特·泰特[13]——他所有的作品转眼间就卖掉了。后来，我见到了这位天才泰特：他是个安静又英俊的高个男孩，让我想起我在瑞士监狱的狱卒保鲁斯。他安静地站在角落喝威士忌，我很高兴地看到，他穿着灰色套装。整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俩穿着套装。他满头浓密的深金色头发。詹妮特异常兴奋，她说她吸了海洛因（可以做这个？），鼓动我也试一点。我说我年纪太大了，玩不了这些把戏。我买了一幅休伯的画和一幅马瑟韦尔的画。买不到纳特·泰特的画了，我非常喜欢他的画——以非写实的大胆风格画了各种桥，灵感则来自克莱恩[14]的诗歌。我明白弗兰克说他有脑子是什么意思了。
梦迪竟然是个皮肤黝黑、高大结实的女孩，依我看，应该是意大利裔或西班牙裔：深橄榄色的皮肤，小巧漂亮的鼻子微微勾着（也许她是犹太人？），下巴尖尖的，头发浓密卷曲，没有洗过。她看起来能把莱昂内尔当早餐吃了。她原来跟戴夫约过会，戴夫是“死魂灵”的主唱，可后来她把注意力转向经纪人里奥。这一转变是和平的：实际上，整个乐队为了省钱，目前都住在莱昂内尔的公寓里。他们没能复制首支单曲《美国雄狮》（它在排行榜上的最高排名是三十七）的成功。莱昂内尔和梦迪不知为何，一整晚都牵着手。我问梦迪她姓什么，她说她没有姓。在你抛弃自己的姓氏之前，你是姓什么的，我坚持问。哦，那好吧，姓“史密斯”。我叫洛根·布朗，我说。
11月5日，星期三
我陪他们走回家，莱昂内尔邀请我上楼去跟乐队的人见见。有两名成员在家，其中一个我之前见过，另外还有三个女孩，都跟梦迪差不多年纪。六张床垫和五颜六色的毯子便是主要的家具。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莱昂内尔是轻松自在的：他挣脱了洛蒂和艾奇菲尔德家族的世界——在这里，谁管他是不是准男爵，是不是伯爵的外孙。他找到了一个能真正做自己的地方。当我走在街头寻找出租车时，我想象他们大概都在准备上床了，不由生出妒忌的刺疼。毫无疑问，他们想做爱的时候就做——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突然感觉自己老了。
去新伦敦市签了租用米斯蒂克房子的文件，付了定金。阿兰娜负担了购买家具、装修和翻新的费用。我的独立自主到此为止。嘉儿和艾琳娜给我写了封感谢信，塞到门缝底下。她们都是好孩子。我非常喜欢她们。
1964年
我喜欢说这样的话——“无意冒犯”“恕我直言”“依我浅见”——实际上，它们总是暗示着完全相反的意思。在和费奇争执（这开始让阿兰娜有点抓狂了）时，我时不时拿它们来攻击他，因为它们能让我在自命不凡、彬彬有礼的外表下，表达截然反对的意见。午餐时，我们就礼节问题又争论起来。我说，在美国，好的礼仪是加深和促进社交的一种方法，而在英国，它是保护隐私的一种手段。他拒绝接受我的推论。
1月30日，星期四
8月17日，星期日
我和嘉儿屈指可数的秘密见面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43]，她的五官变得愈发分明，我也更清楚地从她身上看到了阿兰娜的影子。她的头发现在很长——好像跟其他人一样，但她可爱的本性没有变。她在电话里压低嗓音，为我们的见面做好了一切安排：“来麦迪逊大道和七十九街交叉口的餐厅见我。我可以待一个钟头。”我们坐在餐厅后面（我背对着门），我们喝咖啡时，她抽起一支香烟。她美术成绩很好，想去上艺术学校，可阿兰娜和彼得曼连听都不听。“你和妈妈离婚真是太遗憾了，”她带着成年人的苦涩说，“你这样的后爸有意思多了。就连艾琳娜（她翻了个白眼）也这么觉得。”她列举我的优点：我是英国人，在艺术圈工作，认识所有有趣的艺术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住过，写过小说，进过监狱。说得连我都开始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我告诉她，她不管什么时候需要帮助，我都会帮她。我向她做出小小的承诺，握着她的手说这些话时，喉咙都哽咽了。有几年，我们曾是一家人，我说，我爱你们两个姑娘，我看着你们长大。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一点。我和你妈妈没有继续下去，这跟你和我还有我们之间的感情没关系。你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我，我说，我都会陪着你，亲爱的——一直，永远。我看到泪水涌上她的眼眶，于是我转换话题。不知为何，我突然问她肯尼迪被枪杀时，她人在哪里。在学校，她说，在上数学课。校长走进来，宣布了消息。每个人都开始痛哭，包括男生。那你又在哪儿呢？我正给在巴黎的本打电话。他应该能看到电视节目，因为他突然说：“天哪，有人朝你们的总统开枪了。”我说：“好吧，好吧，很搞笑，本。”接着我听到哈尔玛在画廊的尖叫，我知道事情是真的。
我任由他信口开河。真是个讨人厌的混蛋老头。
2月27日，星期四
“我料到你这种阶层和教育水平的英国人就会说这种话。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对我哈哈大笑，“你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
五十八岁。上帝呀。我觉得我不想费那个劲儿，再搞一次年度总结了——太令人沮丧了。
“对不起，可是——无意冒犯——我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健康：还行。没有新掉牙齿。几个月没吃右苯丙胺了。饮酒也更有节制。我吃午餐时给自己一杯鸡尾酒的量，但晚上我可能还是喝得太多了。抽烟：要是不出门，就每天一包烟。有点超重，长了点小肚子。头发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白了。但你还是能认出变老后的洛根·蒙斯图尔特，不像本·利平，他现在是个又肥又秃的老头了。
“你们当然仇恨我们。邦尼也这样认为。你们现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英语社会，它们是一七八五年自共同根基分离开来的。我们的社会是革命的、共和的；你们的社会是要维持原状、支持王室的。这就是我们永远无法和平共处的原因。”
性生活：足够了。娜奥米·米歇尔（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位策展人）是我现阶段的女朋友。我们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彼此宽容的——但可以更有趣一点。时间允许的话，我们每周约会一到两次。
“我们并不仇恨你们。”
精神：有点抑郁。出于某些原因，我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未来。我可以无限期地待在纽约，经营“利平之子”，想做多久就做多久，或者，能做多久就做多久。我的收入还不错，我的公寓也很舒适。我报刊文章的产出数量和影响力也相当令人满意。我周围都是有趣且成熟的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去欧洲旅行，我就能动身；我在伦敦有一套小公寓。那么你还在抱怨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真心期待过自己的生活会是这样吧。那些年少时的梦想和雄心呢？那些打算要写的引人入胜的巨著呢？
“错。应该是在这里，一七八七年。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资产阶级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你们的制度还是旧制度，从查尔斯二世以来一直都是。你们应该爆发的革命实际上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大西洋彼岸。这正是你们如此仇恨我们的原因。”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受到了战争的诅咒，那场“大冒险”（对我们这些没有缺胳膊断腿还侥幸存活下来的人而言）硬生生中断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鼎盛时代。它持续了那么久，将我们的生活不可逆转地一分为二——“战前”和“战后”。每当我想起一九三九的自己，又想起一九四六年我变成了什么样子时，我不禁为自己可怕又悲惨的遭遇感到心碎……我怎么可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下去呢？也许，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成就还不算太差，毕竟，我的《洛根人生秀》一直进行着——我也还有时间去写《八重奏》。
“一六四〇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处死查尔斯一世。建立保护国。”
（6月）
“智慧超群。”费奇边说边朝天花板喷出气味浓香的蓝色烟雾。接着，他用烟斗柄指着我：“英国革命是什么时候？”
莱昂内尔死了。好了，我把这句话写下来了。愚蠢又毫无意义的意外。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事情是这么发生的。
我说我知道他是谁，还说我读过不少他的书。他也是反英者俱乐部的忠实成员吧。
一天早上，大概六点钟，梦迪给我打电话，泣不成声地在话筒那头尖叫：里奥病了，他醒不来，他动不了。我让她打电话叫医生，然后赶紧坐上出租车，朝市中心赶去。我到的时候，医生已经在那里了，他告诉我，莱昂内尔死了。他是在自己的呕吐物里溺死的[44]。
突然，他说：“你认识邦尼·威尔逊[12]吗？”
原来，梦迪和他吵了一架，就出门去布鲁克林某处的俱乐部看乐队表演。在她离开之前，莱昂内尔就在嗑药和喝酒，厨房里已经有一个空的杜松子酒瓶和好几个空的啤酒罐了。他醉得不省人事，在地板的床垫上昏睡过去，他的脑子被卡在奇怪的角度——他陷入了酒精和安非他明作用下的昏迷状态。他的身体开始反抗，他吐了，他仍在昏迷，脑袋又被牢牢卡住——他被溺死了。他的肺里全是从胃里吐出的液体，他是被活活溺死的。可怜的傻孩子。可怜又可悲的莱昂内尔。
今天晚上，嘉儿对费奇说：“洛根给我们在米斯蒂克租了栋房子。”他面色阴沉地看着我：“一朝殖民者……”老东西一晚上心情都很差。他和我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起——姑娘们都上床睡觉了，阿兰娜在收拾厨房——他摆弄着自己抽烟斗的一套工具，将那可笑烟斗的烟锅擦得亮锃锃的，用大拇指捋着烟丝。
我给洛蒂打电话。她尖叫起来。她用紧张而刺耳的声音说——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原谅她说的这句话——她说：“你这畜生。都是你的错。”
我坚持由我支付全部租金——每年一千二百美元——其实我付不起，但这能让房子在名义上是我的，而不是我和阿兰娜的。我这是想骗谁呢？
葬礼上有四十来个人，我几乎都不认识，看到属于莱昂内尔的这个小世界聚集在一起，我很感动。洛蒂送来花圈。我自然只能去找梦迪，我们抱头痛哭了一场。她说那天是她的生日——她十九岁了——那正是他俩争吵的原因。她想去太浩湖庆生；而他想去新奥尔良。她说她不能再住在那套公寓了，我说她可以住我家多余的那个房间。从那以后，她就住在这儿了，我想，这对我们都好。她走到哪里，都像带着护身符一样带着莱昂内尔的那本《湖畔别墅》（“他很喜欢那本书，洛根。”）。
斯伯布鲁克。阿兰娜认为她找到了一处好房子，离她父亲家大约三千米，在米斯蒂克镇旁。我说我已经喜欢上那里了。今天下午，我们带着嘉儿和艾琳娜开车出去。那是一栋远离海岸公路的板墙小平房，周围是低矮的橡树林，屋顶微微倾斜，屋前有长长的阳台，屋侧有毛石烟囱。两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大客厅，装着开放式壁炉。后面又长又窄的厨房正对着杂草丛生、乱七八糟的花园。这里可能有六十年历史了，阿兰娜说。想想吧——多美呀——这里正适合我，一个带着数百年文化传承的欧洲人。屋里的一切运转正常，水、电、暖气，所以我们冬天也能住在这儿。我毫不费力地看到了自己住在这里的情景。可当我们四个人和房产中介四处走动时，我脑子里敲响小小的警钟：洛根和他的原始人家庭……“你看，洛根，”嘉儿大喊，“这上面有个房间，可以做你的书房。”屋檐下面有个带天窗的小阁楼，可以眺望远处的布洛克岛海峡。我突然想起我在梅尔维尔路的公寓以及从公寓窗户能看到的那些巴特西的屋顶。忆起过往人生，泪水毫无征兆地涌上眼眶。阿兰娜看到了，悄悄把手放到我掌心。“你说得对，我们在这里会很开心的。”她说。嘉儿牵起我的另一只手：“求你了，洛根，求你了。”“就这么定了。”我说。
（7月）
8月16日，星期六
我决定今年夏天不回伦敦和意大利。我故意让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我自认为明智地买了一些波普风格的作品，但主要还是选了第二代抽象表现主义的大量优秀画作。潮流变了，顾客和收藏家们都在竞相追逐沃霍尔、戴恩、塔兹和奥登伯格这些人。
不过，詹妮特回来了，昨天晚上她在画廊举办了一场聚会。弗兰克（奥哈拉）也来了，他顽皮得气人，喝得醉醺醺的，全身晒得黝黑。他把我在角落里堵了半个钟头，喋喋不休地吹嘘他在长岛发掘了一个名叫佩特的疯狂天才。“终于找到了一个有脑子的艺术家，感谢上帝。”回到詹妮特的家。我没打算跟她过夜，可她兴致勃勃的时候我也很难抵挡。你得看看我晒得有多黑，她说。全身都晒黑了。
梦迪在村里的一家咖啡馆找到了工作，我们同时出门上班。她有自己的钥匙，可以自由来去。我得说明，她绝大多数晚上都待在家里。我喜欢有她在家——她是个热情又单纯的女孩。我们一起看电视，叫中国菜或比萨外卖，我们聊起里奥——她惊讶地得知他竟然是莱昂内尔爵士（“所以，要是我们结婚了，那我不就成了，爵士夫人？”）。她带我初尝了大麻的微妙愉悦感，而我则基本上放弃了巴比妥酸盐和安眠药。约翰·弗朗西斯·伯恩对这种状态表示赞同。我晚上如果出门——去参加画展开幕式或晚宴聚会——那梦迪就会在家等我。我多希望我还留着米斯蒂克的房子啊，不过，我们在这座气候炎热的城市里也挺开心。我收到很多周末聚会的邀请，可我觉得，我没法带着梦迪去休伯家或安·金斯伯格家，所以我跟他们说我在忙着写作。
阿兰娜跟女儿们一起在康涅狄格州过暑假。马吕斯去了巴黎，我在酷热难耐的七月看管画廊，感谢上帝，有人发明了空调。这个月完全没有生意：纽约的每个画家似乎都去了长岛。也许我应该去那儿打探打探。
（8月）
7月11日，星期五
问题来了。今天早上，我六点醒来，走进厨房煮咖啡。梦迪站在打开的冰箱旁，头发凌乱，睡眼惺忪，一丝不挂。她选出一盒橙汁，悠闲地从我身边走回房间，边走边说：“嗨，洛根。”完全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阿兰娜恳求我再去斯伯布鲁克过个周末。我说，且不说她父亲讨厌我这件事，我不喜欢被人当作小孩一样，连睡觉都不能跟她一起睡。我们是成熟的成年人了，我们是情侣，为什么不能睡一个房间？“我是他最小的女儿，”她说，“他觉得除了丈夫，我是不可能跟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我说这是一派胡言。接着，我想了个主意。要是她非得定期去看他，那我们为什么不在附近租一间自己的房子呢？这样她既可以随时看他，我们又能睡在一起。这个主意不错，她说。
不幸的是，我却不能装作若无其事。她曾跟莱昂内尔和乐队成员及他们的女友们同住，对她来说，随意的身体裸露也许是一天的常态。可对我来说，这好像打开了某个开关，我突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在跟一位十九岁的漂亮女孩住同一套公寓。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她的身体。我发现整个公寓的气氛也完全变了——现在，它像是充满了电，性感的电。我亲爱的折磨人的老天爷啊，蒙斯图尔特，她都可以当你的孙女了。是，可我也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啊。今天傍晚，我坐着偷偷观察她在客厅走来走去，她拿起一本杂志，小口喝着冰茶。天气很热，她走到空调前，想离冷空气近一点。她跟我说着今天碰到的一个极讨厌的客人——我没有听，只是看。她说话时，用两只手把散落的头发拢到脑后，扭成厚厚的一把，盘旋绕到头顶，露出湿漉漉的后颈，好吹到更多凉风。她把头发拢起来时，我看到她T恤衫下的乳房也抬了起来。我只觉得舌头肿大，喉咙发干，一种无比直接又明确的欲望让我失去平衡，无法呼吸。我想要她，想要把她强壮年轻的肉体压在我的身下——或者让她在我上面，或者让她在我旁边。
我和阿兰娜还有两个姑娘早早吃了晚餐。嘉儿说了一连串笑话，她声称是自己想出来的。最好的那个笑话让我们惊得愣了片刻，她是这么说的：“他们在布鲁克林是怎么认字母表的？”把字母表背下来啊，亲爱的，阿兰娜说。是，那他们在布鲁克林是怎么背字母表的呢？“他妈的A，他妈的B，他妈的C。”嘉儿说。阿兰娜气坏了，可我笑得前仰后合，她也没能继续假装生气。嘉儿承认这个笑话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今天晚餐时，我先发制人，采取了行动。我说我要去伦敦和巴黎出差，会离开六周左右，我不在家的时候，也许她搬去跟朋友住会更适合。“那这公寓怎么办？”她惊讶地说，“你的东西呢？你养的植物呢？”我会把中介找回来的，我说。（自从梦迪搬进来以后，我就取消了与清洁公司的合约。为什么呢？）“不用，不用，”她说，“我会帮你照顾植物的。我愿意。”她舔掉大拇指上的一点番茄酱。这些自然而然的动作现在对我来说简直无法忍受。好吧，我说，挺好。只要你不会觉得孤单。只要你开心。
马吕斯的问题解决了——至少名义上是如此。现在由我管理画廊；马吕斯必须向我汇报，任何超过五百美元的购买项目都必须得到我的同意。他自己仍有五千美元的资金——用少了本就会补上。在今天早上气氛冰冷的会议中，一切都被拿出来说了个明白——马吕斯面露愠色、态度漠然。本非常坚定，甚至有些严厉，我想起来，当然了，马吕斯是桑德琳的儿子，又不是本的儿子。我希望这种表面上的独立自主能让他满意。可我仍然有点担心。
8月21日，星期五
5月12日，星期一
事情是昨晚发生的。必须发生。无可避免，殊为奇妙。我们都喝了很多酒。我站在厨房里，她走到我身后，张开双臂环抱着我，把头靠在我的背上。我觉得我的脊柱都要断了。她用“伤心”的语气说：“我会想你的，洛根。”我转过身。你是用石头做的，才可能没有反应。在那样的情形下，你被阉割了，才有可能控制自己。我们接吻了。我们走进我的卧室，脱光衣服做爱。我们抽了她的大麻。我们又做爱了。早上我们醒来，再次做爱，然后吃早餐。现在她去上班了，我写着这篇日记。她说，她几乎一搬来，就想这么做了。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能让她更接近里奥。天哪。可她看得出来，我对她不感兴趣，她尊重我的想法，很高兴和我做朋友。后来，一切都变了，她说，她突然发现我也想要她，那这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厨房里的那一瞬间打开了某个开关。当男人和女人相互有了感觉时，他们凭直觉就能知道，无须言语。他们可能什么都不做，但这种心知肚明的共同欲望已大白于天下——就像霓虹灯招牌一样，直白地说着：我想要你，我想要你，我想要你。
本离开了，彼得和格洛丽亚也上楼去了他们的套房，套房肯定特别宽敞。有那么一会儿，我独自留在大堂，穿着雨衣。突然，我觉得我好像看见温莎公爵夫人从旋转门走进来。我愣住了——过了半晌，我才反应过来，那只是个身材瘦削的纽约主妇，梳着过分精致的发型，头发像是用水泥糊过。我想起来，公爵夫人和公爵在这里确实有套公寓。我得牢牢记住——以后要离华尔道夫远点儿。
8月25日，星期二
晚上活动将近结束时，格洛丽亚用带着一丝怀疑的嘲讽眼神盯着我，说：“那么，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洛根？”我告诉她我也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写得好极了，”彼得插嘴道，“我早就想说了。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他当然是连看都没有看过，对此我没法抱怨，毕竟自从他放弃自己写得很好的惊险小说，转而去写这些自命不凡的新书后，我也没看过他的书。“你能给我寄一本吗？”格洛丽亚问。“我们家就有一本呀，亲爱的。”彼得说。“可那本书上写的是送给你，”她说，“我想让洛根也给我题个字，专门送给我的。”我说她最好是买一本——我需要尽可能多挣一份版税。可她离开时仍然提醒我：“别忘了送我书。”我想，也许彼得终于遇上了对手。
在穿过公园大道去上班的路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梦迪。我朝左边看看，看到注射器造型的克莱斯勒大厦，在清晨朝阳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如同一艘将要发射的装饰艺术风格的银色飞船。这是我在曼哈顿最爱的风景吗？
在华尔道夫酒店好好重聚了一次：我、本和彼得。三个老朋友。彼得是来推广他的新小说《屠杀无辜者》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聊起以前在学校的老同学，聊起了艾比学院和我们的往日时光。我觉得彼得和我外貌都没怎么变——还是可以在学生时代的照片上把我们认出来——当然，我们都长胖了一点，身材也壮了一些，只有本胖了很多，肚子圆滚滚的，肥肥的双下巴垂到了衣领，看起来也比我们显老。又或者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说不定我们每个人对彼此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格洛丽亚来跟我们一起喝咖啡。她看起来……很有钱。又性感又有钱。她的语气很奇怪，礼貌得过了头，说：那位头戴帽子的男士，像个上过礼仪学校或演讲课的英国影星。她说：“我没破坏你们男生聚会的兴致吧？”见到她来我很高兴。她是那种一走进房间就能立马让气氛变得更妙的人。我们非常欢迎她——比起彼得，我更喜欢她，彼得倒是越来越喜欢自说自话了。他对本夸耀说，他以三千英镑的价格买了一幅伯纳德·毕费[11]的画。本一如既往地圆滑，说恭喜他做出了明智的投资决策。本有点心神不宁：他承诺周末就解决马吕斯的问题。
8月27日，星期四
3月8日，星期四
下午六点半。我下班回家，拿着手提箱走在街上，突然看到一个男人穿着泡泡纱的套装，双手叉腰，抬头盯着我的公寓楼。有什么能帮你的吗？我问。他的脸松垮垮、皱巴巴的，长长的蓝色胡须早该剃了。对，他说，这幢楼里有没有一个叫萝拉·施密特的人？我摇摇头，说这里没有人叫这个名字——而我认识我所有的邻居。谢谢了，他说，说完便悠闲地走了。现在，我知道梦迪的真名了。“梦迪·史密斯”就是萝拉·施密特。我决定暂时不说这件事。
我们去雪松酒馆喝酒，这里不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灯光太亮太耀眼了——但休伯想去那里庆祝自己又卖出了一幅画。酒气熏天的波洛克管他叫纳粹，可托德只是哈哈大笑，说他得时不时狠狠揍波洛克一顿，这样他才知道守点规矩，但今天晚上他发了善心。不少年轻女子直瞪瞪地盯着这群大腕：休伯、波洛克、克莱恩，还有那个骗子佐洛——他们都像粪堆里的雄鸡，炫耀着强健的男子气概。由于刺眼的灯光，每个人都显得很疲惫而眼神空洞。女人们——伊莲（德·库宁）、格蕾丝（哈丁顿）和莎莉（施特劳斯）——喝起酒来跟男人不相上下。这种大汗淋漓、焦躁不安又充满性欲的氛围让这些女孩在我的眼中都显得很淫荡。奥哈拉和凯勒一起进来了。也许他俩做爱了？凯勒说，他把《别墅》看了两遍。“很复杂，但我大致读懂了。”他说。我给阿兰娜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去她那儿喝杯睡前酒——她说利兰德跟女儿们都在她那儿，不过她明天中午可以跟我一起午餐。我给詹妮特打电话——她出门了。于是，我想从这些女孩中给自己挑一个，可她们一发现我不是画家，便立马失去了兴趣。有个肤色黝黑、腰肢纤细的女孩，留着很长很长的头发，我真的很喜欢她，我醉醺醺的，不肯接受她的推诿之词，直到她说了句“走开，老头”。老头？天哪，四十六岁可不算老。我感觉我还没正经开始生活呢。该死的战争夺走了我六年时光。我回到家，喝了更多的酒，记下这些事情。
8月29日，星期六
去了托德·休伯在东八街上的画室。又买了幅小的《大地景观》，七十五美元。几乎全是黯淡的弯曲的棕色色块，画的顶部有一道生硬的水平角度的柠檬黄色带，如同刺眼的黎明曙光。我们说起埃米尔·诺尔德[9]、德·斯塔埃尔[10]和其他画家。休伯对自己的领域见解颇深。他身强体壮，像个年轻的农夫，又像个码头工人，他有挺拔的方下巴和看似近视的浅蓝色眼睛。
接下来是事情的经过。我真是个傻瓜，竟然没把它当回事。昨天，梦迪和我照常一同出门上班。泡泡纱男人就在马路对面，跟另一个戴草帽的男人等着。梦迪看到他们，立马开始狂奔，像只野兔朝莱克星顿大道跑去。草帽男大叫：“萝拉，亲爱的！等等！”接着他们便要去追她。我张开双臂拦住他们，把他们拖住。喂！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这时，萝拉/梦迪正绕过街角，他们永远都追不上她了。草帽男对着我大吼：“你这畜生！你这下流的人渣！你这变态！那是我的女儿。”那又怎么样？我说。“她才十六岁，就是这样，你就是坨恶心的狗屎。”我退后一步。不不不，我说，她告诉我她十九岁了。我们还庆祝了她十九岁的生日。“我们会报警的。”泡泡纱男人龇牙咧嘴地对我说，“你这窝囊的英国佬。”窝囊废！他又吼了一遍，然后便走开了。
3月7日，星期五
我回到公寓，试着冷静下来。真他妈见鬼了。她看起来像二十五岁，连十九岁都不像——更别说十六岁了。我这个年纪，早已不再年轻，怎么可能看得出来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其实只有十六岁呢？就连莱昂内尔也没看出来啊。这些女孩、这些年轻女人长得太快了。看看嘉儿——要我说，她像二十出头的人。可所有这些理由和辩解都是马后炮。我给杰瑞·舒伯特打电话，解释了目前的状况。他听完了。形势不妙啊，洛根，他严肃地说，在纽约州，发生自愿性行为的最低年龄是十七岁。低于这个年龄，不管对方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们都可以判你三级强奸罪。强奸？那我该怎么办呢，杰瑞，我说，我向你发誓，她真的告诉我她十九岁了——她看起来还不止十九岁呢。杰瑞没说话。我该怎么办？你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他说，但我要是你，我就会离开这里——赶快。
我想做爱（我想抱着一个人，真的），我问阿兰娜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偷偷溜进她的房间，可她觉得太冒险了。于是，我们开车出去，在某条小路上停了车，在车后座上匆匆做了爱，感觉并不令人满意。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车后座上做爱。欢迎你来到美国，她说。显然，这是个重要的过渡仪式。我们回家时，一想到费奇会像只警犬一样使劲闻着，鼻孔里全是我这个英国人勇敢的气息，我就更高兴了。那个老混球。整个晚餐期间，我都为此感受到一股暖流。
我照做了。现在，我回到挥汗如雨又缺少空调的英国伦敦，坐在我位于特彭泰大道的公寓里。
午饭后，跟嘉儿·鲁尔聊了一个钟头。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健谈，外向，最爱讲笑话——但她很难讲完，总是自己笑得停不下来。我对她着了迷，接着，我意识到了原因：我最后一次见史黛拉时，她也正是这个年纪。我为自己失去的一切再次感到悲从中来。那种伤痛，每当你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要慢慢消退时，它又会突然回来，带着你早已忘却的生硬感和新鲜感给你重重一击。
挂上电话后，我将各种必需的零碎物品装进三个手提箱。我把冰箱里的食物全部扔掉，把盆栽植物放到消防通道上，叫了辆出租车。我先去了画廊，把钥匙留在那里，说我必须紧急去一趟欧洲。司机开车送我到爱德怀德机场[45]，我买了环球航空公司去伦敦的机票。我给梦迪工作的咖啡馆打电话，想留个口信。神奇的是，她居然在那里。他们会去找你的，我说，既然他们知道你住在哪儿，那就一定也知道你在哪儿工作。我才不管呢，她说。我跟她说了我的计划，给了她我在伦敦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恳求她回家，等到十七岁后再出来。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问。阿拉米达，她说。那是哪儿？就在旧金山旁边的一个小地方。回阿拉米达的家吧，我说，给我写信，等你真的满十七岁了就告诉我。她哭了。我爱你，洛根，她说。我也爱你，我说。我真是谎话张口就来。
我在伦敦给本打电话，说了马吕斯的事以及我预见到的潜在问题，本说他会尽快亲自赶来。彼得和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在加勒比海度蜜月，现在她是第三任斯卡比尔斯太太了。我度过了一段相当孤独的时光。两个煤气壁炉熊熊燃烧时，我的地堡还是足够暖和的，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有家的感觉。我不在时，负责打理房屋的中介看来尽职了。
注释：
伦敦令人沮丧。阴暗、肮脏，天气寒冷，大家惨遭折磨，面无笑容。不知为什么，这个城市仿佛还在战争中。我见到了母亲（仍在无休止地抱怨着），带她去萨伏伊吃圣诞午餐。迪克邀请我去苏格兰参加除夕夜庆祝活动，但我想最好还是让我的肝脏休息一下，我搭乘一月一日的第一班飞机离开了。
[1]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译注
《别墅》的成功让费奇很是恼火，此书正如泰德·韦斯预料的那样，大受好评。邦迪夫妇却又过分谄媚。我刚到，就送给费奇一本《别墅》，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放到茶几上。他是个四肢瘦长、五官分明的老人，七十出头，满头浓密蓬乱的白发。他抽烟斗时一副熟练的学究式的造作，他最喜欢系蝴蝶领结，穿粗花呢外套和过时的卡其裤。有时候，我飞快瞥一眼周围，总能看到他眼中毫不掩饰的憎恶，但他很快会用敏感易怒的“主人”面具遮掩过去。
[2]弗朗茨·克莱恩（Franz Kline，1910—1962），战后美国画坛的领袖人物之一，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译注
无论如何，我还是很高兴能在城市之外和阿兰娜见面：在这里，她显得没那么强硬，没那么光鲜亮丽。她的头发是卷的，化更淡的妆，穿牛仔裤和宽松的毛衣。她漂亮脸蛋上的严肃表情似乎也放松下来，变得柔和。我发现郊外的阿兰娜和纽约的阿兰娜一样迷人。
[3]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1904—1997），荷裔美籍画家，抽象表现主义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译注
康涅狄格州，波卡塔克附近的斯伯布鲁克。我是三号到这儿的——周一回城里去。阿兰娜的父亲泰特斯（费奇）在斯伯布鲁克有幢大大的白色板房，房子离波卡塔克大约八千米。房子坐落在一片落叶松和枫树林里，从房子走路去海边大概需要二十分钟。今天早上，太阳出来了，我们穿过草地，漫步朝海边走去（地上还有大约八厘米厚的积雪）。我们有九个人：我、泰特斯、阿兰娜、艾琳娜、嘉儿、凯瑟琳·邦迪（阿兰娜的姐姐）、道尔顿（凯瑟琳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孩子小道尔顿（七八岁）和莎拉（刚学会走路）。我们沿着海岸闲逛，观察岩礁池。大浪拍岸，孩子们四处乱跑。回到家，管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这是个诗情画意的早晨，唯一的不完美是我明显感觉到（尽管别人都没感觉到）泰特斯·费奇对我的讨厌。他不喜欢我是出于一些泛泛的理由，而非私人原因。我是英国人，而他是个根深蒂固、毫无悔意、彻头彻尾的反英分子。我要是黑人，那他可以说就是三K党[8]的大头目，他对我的仇视再明显不过了。我想，他是为小女儿和英国人交往这件事感到惊骇。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我成了种族仇恨的受害者，如同生活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他提到我时，说我是“我们的英国朋友”。“也许我们的英国朋友更喜欢全熟的牛排。”“也许我们的英国朋友想饮茶而不是喝咖啡。是不是这么说的。是‘饮茶’吧？”“我们的英国朋友不习惯跟小孩子们一起晚餐。他不习惯门上挂着绿色的厚羊毛毡之类的东西。”这种敌意太明显了，家里其他人只是一笑而过。我向阿兰娜指出这种态度的无礼，可她嗤之以鼻。“胡说八道。爸爸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一直都是个臭脾气老头。别那么敏感，洛根。别往心里去。”
[4]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1915—1991），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译注
（1月）
[5]克莱蒙·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发掘”了杰克逊·波洛克。
1952年
[6]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1926—1966），诗人，当时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
泰德·韦斯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上将会有对《别墅》的好评。他怎么会提前这么久知道？无论如何，我心怀感激。
[7]萨提尔（Satyr），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译注
阿兰娜邀请我和她的家人共度圣诞。她的父亲是个鳏夫，是康涅狄格州某所女子大学的退休教授，在海边有幢大房子。当我得知共度圣诞的人还包括她姐姐、她姐夫还有他们的孩子后，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得回伦敦看母亲——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真的去一趟。
[8]三K党（Ku Klux Klan，缩写为K. K. K.），美国一个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视有色族裔的民间排外团体，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庞大的种族主义组织。——译注
乌多·费尔巴哈来了——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他现在发福了，头发也花白了，脸上满是皱纹，下巴肥厚。他在《艺术国际》杂志当编辑，我说这名字听起来像是航空公司。他拿起《别墅》的书，翻了翻。又写了本书啊，他说，你这水平高得可怕啊。我们都笑了。他留着萨提尔[7]式的山羊胡，山羊胡也是花白的——让他看起来像个慈祥又邪恶的长辈。
[9]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1867—1956），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先驱。——译注
看到这本书出版后大家对我的评价随之改变，真是件有趣的事。我不再是身着正装、涉足艺术界的英国佬了，而是一个具有持久创作力（新书的扉页列出了我的其他作品）的作家。凯勒对《世界主义者》很好奇，问我有没有兴趣给和他有关系的某家小杂志社写书评——他们需要懂法语的人。他说他认识奥登，问我想不想见他。我说我十分乐意——但实际上，我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从我现在在纽约的视野看出去，我以前的文学世界似乎甚为遥远。事后回想起来，它不过是个小小的臭水塘。我宁愿离它远一点。
[10]尼古拉斯·德·斯塔埃尔（Nicolas de Staël，1914—1955），俄裔法国艺术家，抽象派大师。——译注
我在画廊给我的新书出版举办了一场小型聚会。巴克纳尔、邓恩＆韦斯出版社邀请了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我邀请了格林伯格、弗兰克·奥哈拉[6]和其他几个文学界的熟人，来提升艺术家阵容的规格。看到自己的书堆在中间桌子上，我生出奇怪的自豪感。《别墅》的封面非常简单：粗糙的燕麦底色上，用午夜蓝印着无衬线的小写字母——不知为何，倒很有包豪斯风格。弗兰克很喜欢书名。“《湖畔别墅》。我喜欢，”他说，“简单，但仿佛有一种回响、一种共鸣。也可以是克利的画。”实际上，我不确定克利的画会不会叫这种名字，但他把我和克利联系起来还是很抬举我的。他带了位作家朋友，赫曼·凯勒，看起来像个举重运动员（宽肩膀、粗脖子、短头发），实际上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文学课。我本以为他是弗兰克的“同性恋”朋友，可有人告诉我他不是。显然，弗兰克也喜欢勾引异性恋男子。
[11]伯纳德·毕费（Bernard Buffet，1928—1999），法国画家。——译注
12月14日，星期五
[12]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著名评论家、文学家，绰号“邦尼”（Bunny）。
昨天晚上，我又和詹妮特睡了。这个周末我只能一个人过——阿兰娜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们住到她这儿来了。我去了德纳吉画廊的聚会，詹妮特也在那儿（还有平常那帮人）。晚上聚会结束时，大家纷纷离开，詹妮特说：“我能跟你一起回家吗？”我说，可以，欢迎。你为什么非要冒这种风险呢，蒙斯图尔特？可这不是风险。阿兰娜是我的女朋友，詹妮特也一样：我对她们俩都没有许下过忠心不二的承诺。你看看自己，总是找这些借口。你是在虚张声势——你跟詹妮特睡觉，内心是愧疚的。我是个四十五岁的单身男人，我不需要对任何人隐瞒我的爱情生活和性生活。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告诉阿兰娜，看她到底能有多大度呢？反正不会有什么危险。
[13]1998年4月1日，本书作者威廉·博伊德出版了一本美国画家纳特·泰特（Nat Tate）的“传记”，记录了这位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而现在却“被世人遗忘”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生平故事，赢得不少关注和好评，一幅被“重新发现”的泰特的油画还在索斯比拍卖行以超过7000英镑的价格售出。但不久后，人们发现这本“传记”其实是一本小说，纳特·泰特是博伊德笔下的虚构人物，名字来源于伦敦两家藏有大量名画的美术馆——国家美术馆（Nat）和泰特美术馆（Tate），而售出的油画其实是博伊德自己的作品。——译注
12月3日，星期一
[14]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1899—1932），诗人。他在1930年发表了长诗《桥》。
和泰德·韦斯共进午餐。他想在年底前出版《别墅》。他们已经从英格兰买来了印刷纸，所以就只差把书装订起来再加上新封面了。韦斯身材瘦削，头脑精明，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非常乏味。“我们要把它当作‘存在主义’小说来卖，”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有点过时？”我说。“才不会。在这里正时新呢。”他说。
[15]艾森豪威尔当时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他的副总统。
第一个真正刺骨的冷天。飘起阵阵小雪，冰面上吹来寒风。走路去地铁站的路上，我的脸颊被冻得刺痛麻木。昨天一天，马吕斯压根儿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家工作。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他回答说，这是他的画廊，他可以决定自己在哪儿工作，谢谢你了。我认为本现在必须插手了；局势无疑是在不断恶化。我不能开除马吕斯，也不能公然训斥他，但我已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得相当明白。他来纽约之后变了，也许只是因为他远离了他父亲的影响——准确地说，是继父的影响。在巴黎，我每次看到他，他都表现得很有魅力——当然，也有一些懒散和软弱——但绝不是现在这副模样。他在我面前冷漠、傲慢、自大。他不工作。鬼知道他在忙什么——也许跟我们其他人一样，忙着喝酒、滥交、吸毒吧——但至少我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都会出现在画廊啊。这个城市有种危险的部分，腐蚀着毫无警觉的人们；你必须保持警惕。
[16]雅马邑（Armagnacs），产自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涅地区，是法国最古老的蒸馏酒，已有700多年历史。——译注
11月13日，星期二
[17]杰奎琳·洛克（Jacqueline Roque，1927—1986），毕加索的第二任妻子，他们的婚姻持续了11年，直至毕加索去世。——译注
我以一百美元为画廊买下休伯的画，接着又用三百美元自己买下来（我们通常都以涨两倍的价格卖出——至少“利平之子”终于在当代艺术品上赚了一笔）。《大地景观三号》，画名叫这个。是一幅很长的画作，涂着厚重的棕色和黑色色块，经过了刮擦、打磨和抛光的处理。在色块叠合的某个位置，还有一团粗糙的菱形奶油色，显得脏脏的。也许因为画家是德国人吧（他真名叫塔贝特·休伯），他的画作有种真实的分量感和存在感。它是有构思的。它是完全抽象的，但它的名字能引申出某种比喻性的解释。只有休伯和一个名叫德·库宁的荷兰人真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也都能画画。这点很重要。
[18]伊夫·蒙当（Yves Montand，1921—1991），法国著名演员，出生于意大利，幼时随父母搬到法国马赛。——译注
柯尼利亚大街。华莱士拍来电报说，他帮《别墅》找到了一家美国出版社——巴克纳尔、邓恩＆韦斯出版社。他催促我给韦斯先生本人打个电话，韦斯发现他的作者现在就住在纽约时相当高兴。只有二百五十美元预付款，不过，乞讨者没权挑三拣四。
[19]西蒙妮·仙诺（Simone Signoret，1921—1985），法国著名电影女明星，第一位获得奥斯卡奖的法国人。——译注
10月23日，星期二
[20]爱德华·维亚尔（Edouard Vuillard，1868—1940），法国画家、图形艺术家，内景主义画派领袖之一。——译注
看到了我来纽约后想买的第一幅画，画家是托德·休伯。詹妮特给我留着这幅画。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俩都喝得大醉酩酊，詹妮特给了我一粒药丸——我们最终一起躺在了四十七街公寓的床上。我醒来时感觉生不如死，我听到有人在浴室的声音。接着，詹妮特一丝不挂地走进房间，溜上床。我酒仍未醒，头痛欲裂。她贴到我身上，我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她个头娇小，瘦骨嶙峋，胸完全是平的——真算不上我喜欢的类型——可她身上那种顽皮的、淘气的、坏坏的气质，让我觉得很兴奋。我走到冰箱旁，拿出一瓶啤酒。她说，嘿，也给我一瓶呀，我也感觉很难受啊。于是，我们坐在床上，喝着啤酒，聊了半个钟头。我们都没准备好对昨晚发生的事做出评价，可不管怎样，啤酒发挥了作用，我们做爱了。四十七街上车辆往来的声音。我们带着啤酒味打着嗝儿的吻。詹妮特像小猴子似的滑稽的脸被我压在下面，她的双眼紧紧闭着。我高潮时，她说：别以为你买休伯的画我会给你打折。
[21]皮埃尔·勃纳尔（Pierre Bonnard，1867—1947），法国画家和版画家，后印象派与纳比派创始成员之一。——译注
10月12日，星期五
[22]J. F. 伯恩（J. F. Byrne，1871—1954），英国板球运动员。——译注
今天晚上，我去了詹妮特·费尔泽在吉恩大街上的合作画廊。我没有让马吕斯看到邀请函。明天，我将搬去柯尼利亚大街。
[23]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英国传记作家、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译注
今天下午，马吕斯三点才露面，他从一个名叫休斯·德拉哈的江湖骗子手中买了四幅毫无价值的油画（都是用三原色完成的一些胡乱涂画），每幅五百美元。这么多钱，我都能买下一幅波洛克的画了——只要我愿意。我婉转地表达了异议——我们的流动资金在迅速减少，我还一幅画都没买呢——我还指出，一两个月内我们不可能卖掉一幅德拉哈的画。洛根，他居高临下地说，你太老土了，跟爸爸一样，你得赶快跟上潮流，不然你永远都不可能融入这个城市。我努力控制住脾气。考虑到我之前狂想式的表述，这样的评价颇为讽刺。我最好让本知道这里的情况。
[24]17—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年轻人在成年时有前往欧洲旅行的传统，称为游学（Grand Tour）。——译注
在纽约清新完美的一天。在轮廓清晰的阴影和强烈的阳光下，这些巨大的建筑看起来恢宏壮观——与欧洲截然不同。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大教堂和城堡，不需要你们那拥有护城河的庄园和乔治时期风格的露台——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说完全不同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美。随便你们接受，或不接受。比较是毫无意义、多此一举的。
[25]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学生。——译注
10月11日，星期四
[26]S＆M，即Sex and Money的简称，意为“性和钱”。——译注
奥特瑞奇形容我是循环性精神病患——即较轻程度的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病症——所以，他说，他不会给我做电击治疗。他给了我纽约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姓名和地址，说我如果需要心理咨询可以去找他。不过，我认为奥特瑞奇的诊断并不正确：不管程度是较轻还是较重，反正我不是躁狂抑郁症。我认为，我在巴黎遭受的是长期累积之下的精神崩溃，是我从瑞士回来得知芙蕾雅和史黛拉的死讯后就开始的。过了三年，这种情绪终于被奥黛尔引爆了，更准确地说，是被我在奥黛尔面前的失败引爆了。（顺便问一句，奥黛尔现在在干吗？我觉得她也来纽约了。得去问问本。）现在，我人在纽约，一直遮蔽着我人生的百叶窗全被拉了起来。阳光洒满整间屋子。
[27]斯普特尼克（Sputnik），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发射是政治、军事和科技的里程碑。——译注
这个周末，阿兰娜的公寓又只有我们两人，真是令人愉快的意外福利。我觉得阿兰娜非常性感：她白得惊人的牙齿和精心打理到完美的金发都带着强烈的诱惑力。不过，她的阴毛却是光亮的深棕色。看到她赤身裸体，拿着一壶马丁尼鸡尾酒和两只玻璃杯走进卧室的样子，我不禁想，是否正是这明显的反差给了我强烈的刺激。目前，我们的性生活非常正统，每次都戴安全套，用的是传教士体位，但她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我只想彻底放纵。她个头很高，骨架很大，有律师的精明头脑。她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关心，也担心该怎么让她们认识我（我为什么要认识她们？）。她对前夫态度刻薄，不屑一顾（“一个软弱又可悲的男人”）——其实她的前夫也是一名律师。阿兰娜三十五岁。她在河畔大道上有套大公寓，还有个住家女佣。她有薪水，还有离婚赡养费，经济宽裕。而经历了巴黎的灾难之后，能再次恢复性功能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感谢美国和美国杰出自信的女性。来到这里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
[28]电影《金粉世界》（Gigi），获第3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及最佳改编剧本奖。——译注
我们在布利克大道旁的柯尼利亚街找到一套小公寓。它是幢砖结构排屋的地下室（我跟地下室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喜欢这种半地下的生活？），没有家具和装修，有卧室、客厅、小厨房和浴室各一间。楼上两层住的是一家意大利人。
[29]苯丙胺（Benzedrine），又名安非他明，用于发作性睡眠病、麻醉及其他中枢抑制药中毒、精神抑郁症的一种药物。——译注
9月23日，星期日
[30]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Scriabin，1872—1915），俄国作曲家、钢琴家。——译注
今天晚上在阿兰娜家。我们会一起度过整个周末，她的孩子们跟着她前夫出门了。我们打算去格林尼治村，给我找找可租的房子。我想我需要离自己的事业更近一些。
[31]要更全面地了解纳特·泰特的人生，请参见威廉·博伊德的著作《纳特·泰特：一位美国艺术家》。（1998年，21出版社）。
话说回来，我很喜欢清晨的画廊，那时客人和马吕斯都还没来。我们的画廊在一楼——按美国人的说法，应该是二楼——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麦迪逊大道，观察来往人群和车流。哈尔玛会给我带杯咖啡，我也将点燃这天的第一支香烟。在这样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在做梦——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不敢相信生命中竟然还会出现这样的机遇。
[32]狂飙突进运动（德语Sturm und Drang），18世纪德国文学界的运动，提倡自然、感情和个人主义，主张民族统一和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是文艺形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阶段，中心代表人物是歌德和席勒，推崇天才和创造性的力量。——译注
举个例子：每天早上，我总是第一个到画廊，甚至比哈尔玛（我们的前台接待员）更早。马吕斯往往午餐后才会露面。我和本在总体策略上达成一致，要尽可能谨慎地增加作为我们核心业务的欧洲画作，而不要去在意能不能引起轰动。城里到处是画廊和合作画廊——梅耶与德纳吉、费尔泽、洛纳根、帕森斯、伊根——都是我们公认的对手。从名声大振到悄无声息，只需要短短几周——考虑到我们的传承以及我们所追随的巴黎的荣光气质，我们必须确保展出的画家是能够长久的。可在我看来，马吕斯没有任何审美判断力——这是实话，跟他的个人魅力没关系。他似乎总是率性而为，更糟糕的是，他会根据和他刚说过话的那个人的突发奇想而采取行动。格林伯格[5]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假思索地接受。我反复告诉他：不要登上一趟马上离站的拥挤火车，我们得自己找辆有很多空位的车，这样才可以伸展腿脚。他不听我的——他觉得任何一辆碰巧经过的乐队花车都可以。
[33]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1925—2008），美国战后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译注
就这样，我来到纽约，再次开始写作，开始工作，开始性交，开始生活。我决定继续记日记，主要是因为我越来越担心马吕斯，我想要给他的行为举止留下记录。本对他绝对信任，可我开始思考这种信任是否错付。我还认为，他的品位是怪异的，甚至是危险扭曲的。我们总是争论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是坏的作品，以及我们应该买哪些艺术家的作品。我对马吕斯和这家画廊有种非常不妙的预感，我想把我可能需要的所有证据都好好记录下来，以备移交。
[34]1959年9月，泰特和巴卡塞安拜访了布拉克位于瓦朗吉维尔的画室。
9月21日，星期五
[35]理查德·迪本科恩（Richard Diebenkorn，1922—1993），美国当代艺术家，早期作品主要是抽象表现主义和美国湾区画派风格，后期绘画，如最著名的“海洋公园系列”，代表了他独特的艺术成就。——译注
1951年
[36]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生于俄国，10岁移居美国，最初的艺术是现实主义的，后尝试过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20世纪40年代末形成自己完全抽象的色域绘画风格。——译注
纽约日记从那一年的九月开始。
[37]弗朗西斯·普朗克（Francis Poulenc，1899—1963），法国钢琴家、作曲家，著名音乐团队“六人团”成员。——译注
在洛根抵达纽约大约两个月后，在一次聚会上，他认识了一位名叫阿兰娜·鲁尔的离婚女子，她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法务部门工作，有两个年幼的女儿，艾琳娜（八岁）和嘉儿（四岁）。洛根开始和阿兰娜约会。他们的恋情始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四日——正如洛根常说的那样，时机完美。
[38]巴比妥钠（Nembutal），一种对中枢神经系统会产生抑制作用的药物，具有镇静催眠的作用。——译注
从此，他和马吕斯开始在纽约所有的知名画廊和新画廊，包括展出年轻艺术家作品的临时合作画廊，进行全面彻底的搜索。本·利平给了他们两万五千美元收购资金，用于最初阶段购买画作，这些钱来自帕雷迪斯那几幅米罗画作最终的销售收入（洛根从中得到九千美元）。
[39]海明威于7月2日自杀身亡。
到达纽约后，洛根在酒店住了几天，接着在东四十七街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租了套公寓（这是他在纽约工作期间众多住处中的第一处）。虽然周边环境算不上是最舒适宜人，但从画廊走路过来，只需要二十分钟，还是很方便的。
[40]“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会伸手去拿我的左轮手枪。”
在一九五〇年底，本·利平以五千美元的年薪聘请洛根担任“利平之子”的副总监。这一安排的真正意图是让他密切关注并指导马吕斯。洛根不需太多鼓动便欣然接受了：他关上特彭泰大道公寓的房门，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乘船前往纽约。
[41]实际上只有69岁。
本·利平认为，马吕斯年纪尚轻（他二十三岁），缺乏经验，需要一位更年长的副总监一起管理画廊，这个人必须是马吕斯信得过的，同样重要的是，也必须是本·利平可以信赖的。此时，身体完全康复、中篇小说又已出版的洛根便成了当然的人选。
[42]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1913—1980），美国艺术家，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衔接了波普艺术和新表现主义。——译注
与此同时，一九五〇年五月，本·利平在纽约的画廊“利平之子”开张，画廊位于麦迪逊大道东六十五街和六十六街之间。马吕斯·利平将会搬到纽约管理画廊。利平之子的核心业务将是二十世纪欧洲的“经典”现代主义画作，但马吕斯还希望在纽约寻找有才华的新兴艺术家，比如杰克逊·波洛克[1]、弗朗茨·克莱恩[2]、威廉·德·库宁[3]、罗伯特·马瑟韦尔[4]等，他们正引起轰动，并发起了“抽象表现主义”运动，该运动迅速得到广泛关注，开始将整个艺术界的注意力从巴黎引向纽约。
[43]1964年，嘉儿17岁。
他在阿特金森·莫利医院开始了一系列精神治疗和精神分析，这是家位于温布尔登的精神病医院，为他治疗的是亚当·奥特瑞奇医生。奥特瑞奇医生给他开了疗效温和的镇静安眠药，并建议洛根少喝酒。奥特瑞奇医生鼓励他继续写中篇小说《湖畔别墅》，此书于一九五〇年出版，获得了严肃且热烈的好评（“是诞生于过去那场战争的最令人难忘且最不同寻常的小说之一”——《聆听者》），销量却一般。
[44]莱昂内尔·莱格特死于1964年5月28日。
一个小时后，奥黛尔发现了洛根·蒙斯图尔特，她去上班时顺路来酒店，想拿回自己的打火机——是很贵重的银质芝宝打火机——她忘在床头柜上了。洛根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给他洗了胃，打了镇静剂，并进行生理盐水输液。两天后，他离开医院，跟利平一家人住了一个月，然后才回到特彭泰大道。伦敦那边似乎没人知道他自杀，包括他母亲。
[45]1963年12月24日改名为约翰·F.肯尼迪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