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弄错了。今天我去领新一期的报纸（报纸还是很薄，内容也主要关注西德激进左翼组织的行动）时，维维安还是跟平常一样，态度冷漠而充满蔑视。没有看到安娜和蒂娜的踪影。维维安一反常态地说请我喝杯酒，一杯威士忌，这一次我决定接受。我们进行了奇怪的交谈。
9月12日，星期一
我：那么，你在剑桥念的是哪个学院？
于是，维维安跟我一起回到特彭泰大道，他不肯跟着我进屋。我拿了钱，交给他，找他要收条。“怎么还是那种小商贩心理呢，蒙斯图尔特？”他带着浅浅的笑容说。但他还是在我的票据上签了名，大踏步走入夜色中。一定是毒品：我猜他们一定是用卖报纸的钱去买毒品了。
维维安：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怎么了？
此时，维维安朝我俯过身，递给我一支香烟（“不用了，谢谢”）和另一杯酒（“不用了，谢谢”），他问我现在能不能把卖报纸的钱交给他。钱在我的公寓里，我说，我会照惯例明天把钱带去的。我现在就要，他说。
我：我在牛津。耶稣学院。
他在我对面坐下，他看起来眼圈发黑，焦虑不安。不得不说，过去几周，纳皮尔街的气氛有了很大改变。伊恩·哈利迪不知所踪，蒂娜几乎不说话，安娜似乎总是眼泪汪汪。我觉得维维安和安娜开始恋爱了——不管怎样，我只能用“神情恍惚”来形容他们的神态。《局势》的最后一期缩减到只有四页——更像是本小册子而不是报纸——其中一半是维维安写的《西德的隔离折磨》的社论，写得语无伦次。其他大部分是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一九六九年写的一篇文章，翻译得又很差。我明确表示，这一期报纸几乎不可能在伦敦街头卖出去，结果蒂娜·布朗维尔冲着我大吼，骂我是五流的专栏作家，是个工贼。幸运的是，周一有个德国企业家被绑架[16]，这勾起了大家足够的兴趣，我卖出了一百多份报纸。
维维安：瞧瞧我们俩，蒙斯图尔特，祖国的花朵呀。你念的是英文吧，一定是的。
今天傍晚，我在康沃利斯享受着半品脱的加浓拉格啤酒和一小杯布里斯托奶油雪利酒（对囊中羞涩又酒瘾发作的酒鬼们来说，这种组合能带来神奇的效果，我保证，喝完之后，你再也不会想喝一滴酒了，而且你会睡得像婴儿一样香甜）。突然，约翰·维维安走进来，让我大出所料。
我：实际上，是历史。
9月8日，星期四
维维安：你对德国目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事后补记。就这样，一九七七年夏天，我作为SPK“工作圈—直接行动部”的成员，在我能力范围内，在不列颠群岛进行了（坐公共汽车）范围广到惊人的旅行。在奥德海姆之后，我去了克莱德赛德，克莱德赛德之后，我又在唐宁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待了五天。斯旺西染料工人罢工，斯通黑文渔民罢工，布利克巷血汗工厂罢工——我都在。你甚至可能在电视新闻或报纸照片的背景中，瞥到过我的身影：一个穿着深色套装、系着领带的高个老人，挥舞着SPK标牌，被警察推搡着，大骂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公共汽车上嘲笑不肯参与罢工的工人。不罢工的时候，我就去卖《局势》报纸，过着简单但目前也算全身心投入的生活。我往返于特彭泰大道、公立图书馆、康沃利斯和公园咖啡馆之间。我不再抱怨自己的现状——我感觉自己终于在做点什么了。］
我：我认为他们完全疯了。都是幻觉。暴力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今天，我去拿我那一百份《局势》报纸时，约翰·维维安让我上楼——想跟我聊一下。蒂娜和伊恩·哈利迪也在那儿。我们坐的房间里有两台电视机；气氛很严肃，但算不上有敌意。“我们想感谢你的努力，蒙斯图尔特，”维维安说，“你帮了大忙。”他们三人都走上前，跟我握手。我不禁再一次想，我给他们赚来的钱都去哪儿了。无论如何，维维安说，由于我的忠诚和勤恳，他认为是时候正式接纳我进入“工作圈—直接行动部”了，还问我有没有做好接受额外任务的准备（我还是要继续卖报）。他解释说，在“工作圈—直接行动部”中，我将会参加示威，加入纠察队，出席各种各样的抗议。我将会举着长杆上的SPK招牌，分发SPK传单，尝试招募新的成员，争取让更多人订阅《局势》。现在，奥德海姆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活动正在进行中，维维安说，下周在市政厅外的示威也已策划妥当。我准备好去了吗？我没钱去奥德海姆，我说。“我们会给你路费，”维维安带着宽宏大度的微笑说，“并负担一切合理的开支。要是你看见了媒体的摄影记者，一定要确保让SPK的牌子出现在镜头中。”
维维安：错。况且，这也不是暴力。这是反暴力。区别大着呢。
6月6日，星期一
我：你说是就是吧。
我好几个月没写《八重奏》了。SPK和卖报的事让我分了心。但归根结底，作品——作家的作品——才是一切。这是我的答案。书如果不能进入其他地方，起码能进入版权图书馆。我必须抓紧写《八重奏》，我现在明白了——我得让他们都大吃一惊。
维维安：你进过监狱吗，蒙斯图尔特？
今天，我坐在公园咖啡厅，喝了一杯茶，吃了块企鹅饼干，看着别人丢掉的《卫报》，突然，我看到了彼得·斯卡比尔斯因“为文学做出的贡献”而被授予爵士头衔的新闻。实话说，我感觉到嫉妒的刺痛，接着，冷漠与现实再度袭来。其实，这并非事关嫉妒（我从没嫉妒过彼得的成功——他就是个骗子、自大狂，是不会让我真正嫉妒的），而更多是对我的现状和他的现状进行的即兴审视和对比。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穿着这身磨到发亮的套装和没有熨过的尼龙衬衫，系着油乎乎的领带，顶着一头早该洗了的稀疏的花白头发——像个真正可悲的角色。我在这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坐在这家普普通通、灯光明亮的咖啡馆里，喝着茶，把企鹅饼干在茶水里泡了再啃，心里想着今天晚上还有没有钱去康沃利斯买一品脱啤酒喝喝。这不是我年轻时想象的自己老了以后的模样；这不是我想象的我会过上的老年生活。可话说回来，我也从未想过自己要成为彼得·斯卡比尔斯那样的人：今天，洛根·蒙斯图尔特爵士在他位于开曼群岛的豪宅中跟我们畅谈……那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那么，你想要什么呢，蒙斯图尔特？什么样的未来才能温暖你的灵魂呢？
我：进过。
6月4日，星期六
维维安：我也进过。我在剑桥警察局的牢房里被关了三十六个小时。对你来说，那应该算是暴力吧。我是在进行合法的抗议，反对希腊的法西斯将军们，国家却剥夺了我的自由。
在写这些文字时，我感觉到真正爱一个人带来的那种磨人又空虚的无助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明白自己终会死去。只有跟芙蕾雅、史黛拉和嘉儿在一起时，我才有这种感觉。只有这三个人。总好过一个都没有。
我：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瑞士与世隔绝的监狱里被关了两年。当时我是在为我的祖国而战。
我照做了，跟小嘉儿见了面，我曾经是那么爱她，我发现她已变成了利落而不苟言笑的妇人，染着金色的头发，还有了抽烟的坏习惯。依我看，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可我又知道什么呢？我是个婚姻专家吗？以前的嘉儿只是在她身上偶尔闪现——罕见地露出笑容。有一次，她用叉子指着我，说：“你知道吧，妈妈就是个大混蛋。”我说我挺好的，不，真的，生活还不错，我还应付得来，我在写一本新的小说，不，还行，还行，真的还行。我们分开时，她紧紧抓着我不放，说：“我爱你，洛根。我们别断了联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也是，于是，她点燃一支烟，我说看起来马上就要下雨了。最后，我们不知怎么才终于分开。
维维安：两年？天哪……
刚刚跟嘉儿一起吃了午餐。我们是在她住的牛津街旁的酒店餐厅吃的；她丈夫没和我们一起。她之前给我写了信，说她要到伦敦来，希望我们见见面，她给了我她到的日期，并催促我给她打电话：“求你了，洛根，求你了。”
这让他闭了一会儿嘴。他把我们的酒杯倒满。
5月31日，星期二
维维安：你喜欢旅行吗？
每周赚到的五英镑成了我维持生计的额外福利，我大概再也不需要依赖狗食炖菜获取营养了。不过，我得说，我还真喜欢上了鲍泽的大块兔肉罐头，尤其是我对它进行了改良之后——我明智地往里面再搅上了一点咖喱粉。
我：我不介意小小旅行一下。
我卖报纸的技巧现在已经受了彻底的考验和验证。我穿着套装，打着领带，跟同行不同。我从不去工人阶级光顾的酒吧，在那里报纸销量总是平平。我会去伦敦大学、艺术学院和理工学校。高尔街、大学周边地区及学生会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尽量在午餐时间徘徊于咖啡厅和食堂间。“这是全国唯一一份会告诉你全部真相的报纸”是我的推销台词。老实说，《局势》在同类报纸中确实不差。报纸的内容大概有百分之九十都是蒂娜·布朗维尔写的；约翰·维维安会选好标题，定好社论的基调。最好笑也最有趣的部分是蒂娜对其他报纸的分析，她总是指出自己发现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或秘密支持美国的倾向性言论。通常，报上会有一篇很长的社论，充斥着各种政治理论（我发现都不堪卒读），配以咄咄逼人的标题，例如，“资本主义必须资助其自身的倾覆”或“犯罪行为即政治行为”等。
维维安：嗯，那你想去国外小小旅行一下吗？
德国人泡着某种草本茶时，安娜——没有丝毫尴尬地——问我，我在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什么？哦，我说，既然你问起，我就告诉你吧，我当时在海军情报处，我说。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是个间谍？我想应该是的，我承认。她非常惊讶，就连莱因哈德似乎都有了兴趣。他问我认不认识金姆·菲尔比[15]。我说，不认识——就在这时，约翰·维维安出现了，他看起来垂头丧气的。你猜猜怎么的，约翰？安娜说，洛根在战时是个间谍。维维安敏锐但并不热情地看着我：哟哟哟，他说，原来还是匹黑马呀？
在给我讲述大概的行程安排时，维维安非常谨慎。所有的开销都将由SPK承担，我要做的就是乘轮渡从哈维奇去荷兰角，再去汉堡附近一个名叫瓦尔德巴赫的镇子。在那儿，我要住进一家名为加斯陶斯—凯塞林的小酒店，有人会来跟我接头，并给我新的指示。每天晚上六点钟，我都要给纳皮尔街打电话，汇报情况，但我只能跟维维安本人说话。我们的暗号是“摩加迪沙”。如果跟我说话的人没有重复“摩加迪沙”这个暗号，那我就什么也不能说。只有你和我知道这个暗号，维维安说，只有这样我们的交谈才是安全的。
（事后补记。现在想想，我觉得“莱因哈德”很可能就是沃夫冈·休伯本人。一九七七年，他被从监狱释放，“转入地下”。也许他是来英格兰查看SPK残部的。但这只是我的直觉。）
“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我说，“为什么？”
今天早上，我拿到新发给我的一捆报纸，一百份。安娜（我们现在互称名字）给我倒了杯咖啡。她悄悄告诉我，约翰·维维安一周都没离开过自己的房间了。“他相当沮丧。”她说。为什么？“因为斯坦海姆的判决[14]。”莱因哈德，那个德国人，悠闲地走进厨房。他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头发金黄，满脸胡须，话不多。
“念起来很好听啊。”
5月9日，星期一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加入了‘摩加迪沙行动’？”
出于某种原因，我给我的自传想好了题目，要是我写的话。是我记得在纽约看到的一样东西。当时我去一家剧院（是去看什么呢？），我注意到一楼的一扇门上有个出口标志，标志下方写着几个字：此非出口。一切最终还得取决于书的封面，我猜（还没动笔就开始策划封面，这从来都不是个好兆头），不过我们可以在封面放一张出口标志的照片，在下面写：“此非出口——洛根·蒙斯图尔特自传”。这个主意让我很满意。
“要是这么想能让你开心，蒙斯图尔特，那你的确是加入了。”
把我卖报的钱送去纳皮尔街。哪怕是以这里一贯的标准来看，今天的气氛也算得上冰冷而紧张。布朗维尔和约翰的态度十分冷漠——我可是卖了将近三百份报纸呢。我把钱交给他们，没听到一句感谢，只是手里被塞了一张五英镑的钞票。我要上厕所，便问他们能不能去一下。伊恩·哈利迪把我带上二楼，指了指门廊。我走进一个显然是共用卧室的房间，隔壁卫生间的墙壁被敲掉了，看得到洗手池、浴缸和马桶。我走进去时，安娜·萝斯正坐在马桶上。“对不起！”我大喊一声，转身正要离开。“没关系，洛根，”她说，“我就拉个屎。快拉完了。”我又转过身，看到她站起来，擦着屁股，我赶紧朝窗户转过头，盯着楼下荒废的花园。我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她热切地想要聊天，不愿离开房间，于是我只好在撒尿时任由她站在我身后，一边说话一边卷香烟。我恐怕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布尔乔亚。她说约翰的情绪很差。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13]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他不停地打神神秘秘的电话。
我们坐着，又喝了更多酒。我问维维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别问我，这样我就不会对你撒谎了，蒙斯图尔特，他说。酒瓶眼看就要见底，我们都有点生气了。你相信什么，约翰？我问他。我相信以各种形式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说。你这是在逃避，这个回答太笼统了，我说，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接着，我跟他说了福斯蒂诺·安吉尔·帕雷迪斯的故事——他是我的朋友，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三七年死于巴塞罗那——还有那一年我们俩在阿拉贡前线逐步建立起的信条。我特地隐去所有人的名字和具体的日期，我想让他掂量掂量这段经历隐含的意义，以及其中真实的人生。我们那两种恨和三种爱的信条：恨不公、恨特权，爱生活、爱人类、爱美好。维维安悲伤地看着我，把最后的威士忌倒给自己，说：“你还真是个顽固不化的笨老头，是不是？”
4月8日，星期五
10月6日，星期四
维维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剑桥大学学习哲学，一九六八年在臭名昭著的剑桥花园屋酒店抗议活动中被警方逮捕，在警察局待了两天，警察警告了他之后便将他释放了。这个小插曲给他造成的心理创伤促使他向极左的革命组织靠拢（他一直声称自己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英国短命的城市恐怖组织“愤怒军旅”有密切联系）。维维安没有拿到学位，便离开了剑桥，首先去了巴黎旅行，接着是海德堡，在那里，他受到了休伯救世主般狂热鼓动的影响。我认识他时，他三十一岁。］
今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邮箱里被塞进两个信封。第一个里面有一百英镑现金，一张从滑铁卢去瓦尔德巴赫的火车票，还有加斯陶斯—凯塞林酒店从周六开始的客房预订确认函。另一个信封里有两千美元，都是五十元面额的，并附了张纸条，说我在瓦尔德巴赫的接头人会告诉我应该把这笔钱给谁。我将在星期六早上出发——看来“摩加迪沙行动”已经启动。我发现自己既紧张又兴奋，甚至带着学生般的期待，这样的心情有点奇怪，尤其是在我这个年纪。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艾比学院，准备去参加夜间演习。
［事后补记。SPK这个名字是在向德国的一个左翼激进组织致意，该组织由沃夫冈·休伯博士于一九七〇年创立于海德堡大学。一九七一年，休伯将SPK与巴德尔—迈因霍夫的恐怖组织统一起来。约翰·维维安认识休伯，休伯被捕入狱后，约翰创立了SPK英国分部以示支持（“工作圈”的概念完全来自休伯）。维维安和德国激进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纳皮尔街的房子里经常有德国人逗留——但我从来都不认识他们。
“摩加迪沙行动”备忘录
昨天是周五，我第二次受邀，和SPK工作圈（通讯部）一起去“职业拳击手”酒吧。那四个人照例在场：约翰、萝斯、布朗维尔和哈利迪；但这一次，有个德国人加入了我们，他们介绍说他叫莱因哈德。萝斯——教名是安娜——性格开放，善良友好；布朗维尔（蒂娜）则言谈更简洁，态度更戒备；哈利迪（伊恩）谨言慎行，对约翰充满谄媚的尊崇。有件事很有意思，“约翰”并不是姓，而是教名。他的全名是约翰·维维安，他显然不想同事们叫他维维安。我反正一直是蒙斯图尔特——不过昨天安娜问了我叫什么名字。这种用姓氏相互称呼的习惯，很有公立学校的感觉。我得想办法改变它。
瓦尔德巴赫是个小镇，横跨一条水流缓慢、曲折蜿蜒的小河两岸（我忘了这条河的名字）。小镇的南边，有个损毁大半的城堡，城堡周围簇拥着一些斜顶木屋。河北岸是新镇（大部分是战后建的，主要是一所规模很大的教师培训学院的功能性建筑）。加斯陶斯—凯塞林酒店就坐落在这里。我的房间在酒店后面，能看到停车场和电影院。我是星期六晚上十二点之后到的，到了就直接上床了。
每个周末，卖报人在纳皮尔街集合，上交收入。有些可能会受邀留下来，去斯托克维尔一个特别差劲的酒吧喝酒，那家酒吧叫“职业拳击手”。街对面就有一家好得多的酒吧，叫“剑桥公爵”，但约翰拒绝光顾以王室或贵族称谓作店名的酒吧，他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是店老板的一种顺从行为，”他辩解道，“为什么我要参与？喝酒的人当然可以选择去哪家酒吧，选择在哪儿花掉自己的钱。”他说的有道理，我猜。
星期天，我去城堡探险，在城堡脚下的小广场吃了午餐。晚上，我在加斯陶斯酒店的餐厅吃饭，然后在住客休息厅看书（约翰·奥哈拉的自传——这是位被严重低估的作家）。星期一，我重复了以上程序，只是晚上没有看书，而是去电影院看了场配音配得很差的电影，《秃鹰七十二小时》[17]——要是我能看懂电影到底在演什么，那它应该是挺好看的。
我可以骄傲地说，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我成了SPK的明星卖报员。上周我卖出三百二十三份报纸——收入六十四英镑六十便士。理论上，这笔钱的百分之十归我，可约翰没有说实话：卖报人的收入是百分之十，但上限不超过五英镑。所以，我也没了再多卖些的动力。如果他能更有企业家的精神，他就会让我尽量多卖些，按比例提成。不过，这可能不符合SPK的原则。
我牢记着六点给纳皮尔街打电话的事（昨天晚上没人接电话）。
3月26日，星期六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我能说什么呢？本比我小三个月，是我相识最久、感情最真的朋友，我觉得；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尤其是在我和马吕斯闹僵后，我们之间也生出了嫌隙。桑德琳自然会听她儿子的一面之词。本不想跟妻子疏远，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与蒙斯图尔特保持距离。可芙蕾雅去世后，是本拯救了我，是本让我在纽约成就了一番事业。没有他至为关键的帮助，我不敢想象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可他却坚持不肯接受我的感谢。我总想起你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那些画，他说。它们才是决定我们俩未来的关键。谁知道呢？回首过去，人们总能看得更加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切是那么地奇妙又荒诞——多亏了一九三七年巴塞罗那的那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有了他，本·利平和洛根·蒙斯图尔特才得以立足于世。世事是否就是如此？生命游戏的真相是否就是如此？
“摩加迪沙。”
看到“犹太教堂”这几个字时，我愣住了，我想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忽略了本是个犹太人的事实。一个英国的犹太人，成年后却几乎完全在英国之外的地方生活。本是不是我们三个人中最聪明的？
“喂？”
今天早上的第一封邮件带来本的死讯，真是令人震惊。桑德琳在信中写道，幸好他的最终离去是很迅速的。他们将在巴黎的一处犹太教堂举行小型仪式，她非常希望我能去。我打算回信说，我身体不好去不成。
“摩加迪沙。”
3月2日，星期三
另一个人拿起了听筒。“是你吗，洛根？”是安娜。“是我。我能跟约翰说话吗？”
“欢迎加入SPK。”约翰说完，递给我一捆一百份的报纸。
“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我站在门厅，听到从楼上房间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很快，两个男人走下楼，与站在前门的我擦肩而过，连瞥都没瞥我一眼，就出门了。其中一个是阿拉伯人。大约十分钟后，我被叫回房间。布朗维尔面带愠色，态度冷淡，我怀疑她是反对我加入的。
“好得很。”
我说我有兴趣，他们让我在外面等一会儿。
维维安来接了电话。
“那就不关你的事了。”约翰说。他长得真是英俊，浓浓的黑色眉毛下面是橄榄绿的眼睛。“这么说吧，”他说，“我们感兴趣的是‘干预’。如果我们看到什么局面是我们不赞同的，我们就会以某种方式进行干预——比如支持罢工、揭露法西斯的谎言、为正义的事业提供捐赠和帮助，等等。干预可以有很多形式。我们可以示威、可以抗议、可以支持被欺压被愚弄的人们。这些都需要花钱，我们卖报纸挣来的钱。”他说话的语气很柔和，一听就是受过教育的，他一边对我说这些话，一边做了个要抽烟的手势，萝斯立刻在自己口袋里翻起来，找到一支香烟。约翰把没点燃的烟叼在嘴里，我想接下来是不是该布朗维尔或哈利迪拿着火柴走上前来，可一两分钟后，约翰自己点燃了香烟。
“摩加迪沙。”
约翰向我解释，他们这四个人是SPK“工作圈—通讯部”的成员。什么是“工作圈”？我问。就是一个小组，一个单位，一支队伍，他们告诉我。在纳皮尔街这儿，他们每周出一份六到八页纸的新闻小报，叫“局势”。这份报纸的销售收入是SPK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他们需要人到街上去卖报纸。所有收入的百分之十归卖报人——我有兴趣吗？其他的钱你们用来干吗？我问。
“嗨，蒙斯图尔特。一切都还好吗？”我挂了电话，两分钟后又打了过去。
还有更多问题：我有没有听说过赤色军团？我说我有。布朗维尔问我对“高层权贵、审判、中央集权主义和财产权”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只是想以某种方式帮点忙，只是不想感觉自己逆来顺受地接受了一切。我的生活随波逐流，但我不想成为可悲又消极的老人。在圣波托尔福医院住过院后，我发现，当我看到人们被体制和权威人物操控时，我是愤慨又愤怒——我想帮助大家更勇敢地为自己抗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四个专注的年轻人让我愈发滔滔不绝、激情四射——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我很高兴。
“你他妈在玩什么呢，蒙斯图尔特？”
布朗维尔：做得很好。
“摩加迪沙。”
哈利迪：你很厉害，兄弟。
“好吧，摩加迪沙，摩加迪沙，摩加迪沙。”
我：我去那儿正好是战争要结束时。我想救个人出来。
“如果你不遵守，那搞个安全流程还有什么意义。”
约翰：你跟比亚法拉有关系吗？
“安娜就站在我旁边呢。我总不能到处嚷嚷‘摩加迪沙’吧。”“那我们要换个暗号吗？”
我：我得说，我一九六八年一整年都在尼日利亚。
“不，不，不。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有看到接头人。”
我：没有。
“那就奇怪了。好吧，你继续待在那儿。”
约翰：你听说过情境主义吗？
星期二，我步履艰难地跨过通往城堡的桥梁，但我受不了再进去一次了，我带着自己的书在咖啡馆安顿下来，点了啤酒和三明治。天气寒凉，我坐在店里——里面基本空荡荡的。
我：不知道。
两个女孩走进来，坐下。我感觉到她们都盯着我，窃窃私语地讨论着什么。两个人的头发都染得很难看——一个染成金色，一个染成胡萝卜似的红色。最后，我终于朝她们望去，笑了笑——这似乎让她们下定主意，坐到我这一桌来。
“你他妈的在搞什么？”金发女子严厉地悄声对我说。
我：我也反法西斯，巧了。
“我们他妈的在火车站坐了两天。”胡萝卜头说。
萝斯：我们是反法西斯的。
我解释，我接到的指令并没有说要在火车站跟谁碰头。我道了歉，并提议请她们喝酒，就算是讲和。她们喝了两瓶啤酒。她们的英语都说得很好，不停地抽烟。
约翰举起一只手，让我闭嘴；我发现他们都在偷笑，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我告诉你吧，约翰说，我们不是促进国家卫生服务改革的组织。我说我不介意，我就是想做点什么——我不想再无所事事地坐着怨天尤人了，我想积极主动地做点什么。而且，我坦白，能多挣点钱也是好的。在经历了一辈子的辛勤工作和小有成就后，我发现自己如今竟然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能拥有头顶遮风挡雨的屋子，还得多亏一位无私慷慨的冰岛人，否则我将无家可归。接着，我又问了下一个问题：要是你们和医院、和病人权利都没有关系，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叫蒙斯图尔特。”我说。
他们找到一把椅子，放到房间中央，让我坐下。接着，便开始了温和的审讯。约翰问我，为什么选择加入SPK。我觉得他可能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于是我便告诉他，我在圣波托尔福医院长期住院的经历让我震惊，更不用说给我留下的精神创伤了，所以，我想做点什么，维护病人的权利。我想，一个自称“社会病患集团”的组织也许正是我想要找的左翼团体。我想要帮忙，我想要尽自己所能——要是大家能了解现今医院的情况，那些老年病房的现状，那些近乎极权主义的——
“你怎么这么老？”金头发说，“他们在英格兰找不到年轻人吗？”
她带我走进一楼的大房间。沿着两面墙壁是放了各种装饰品的长桌以及万向台灯。前面窗户上挂着一床被子，挡住了外面的街道，壁炉周围，三张床垫摆成一圈。到处是帆布背包和购物袋，还有一堆堆的杂志和报纸、打开了的食品罐头，以及塑料可乐瓶。这让我想起莱昂内尔在村里的公寓。桌上是一份报纸的设计版面图及所有相关的设备——喷胶、马克笔、涂改液和两台电子打字机。除了在门口迎接我的姑娘，另外还有三个人。我被介绍给他们。尖脸姑娘叫布朗维尔；黑头发、刘海垂到眼睫毛的漂亮姑娘叫萝斯；留着稀疏胡须（胡须看起来像是被人随意一绺绺地拔掉了很多，留下裸露的地方）的男人自称哈利迪；最后，瘦高个、长相英俊、留着中分披肩长发的家伙（他看起来比其他人大，依我说应该有三十来岁）说：“还有我，我叫约翰。”
“不，不，”胡萝卜头说，“这招儿很聪明。太他妈聪明了，你仔细想想。像他这种穿着套装和大衣的老头，没人会怀疑什么的。”
地址在纳皮尔街上。我人生中的又一个纳皮尔：上一个纳皮尔帮了我的忙——所以这也应该是个不错的兆头。那是一幢半独立的大房子，维护得很差，墙上的灰泥在剥落。窗户上挂着床单和报纸当窗帘。在按响门铃前的最后一刻，我摘下了领带。我穿着套装（我总是穿套装——我只有套装可穿了）。一个年轻女人来开门，她的脸尖尖的，下巴短短的，戴着圆框眼镜，头发编成松散的粗辫子。“你好？”她满腹狐疑地说。“我是蒙斯图尔特。有人让我五点到这儿来。”她将门掩上。“约翰？”她朝屋里大喊，“这儿有个老头说他叫蒙斯图尔特。”“多老？”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很老。”她说。“让他进来。”
“是呀……”金头发说，“我，呃，叫英格褒。”
又是短暂的停顿，接着，他告诉我斯托克维尔的一个地址，让我下午五点去那儿。
“我叫波吉特——不，是叫佩特拉。”红头发诚实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她们俩都忍着没笑。
我：呃，我不年轻了。
“我相信你们俩有要给我的指令吧。”我说。
男人：你是老头吗？
“没有，”佩特拉说，“我想，是你有东西要给我们吧。”
我：当然不是。
“我得先打个电话。”
男人：是复姓吗？
我走到电话亭，不知为何，给纳皮尔街打了个对方付费的电话。
我：蒙斯图尔特。
“你愿意接听洛根·蒙斯图尔特先生打来的由您付费的电话吗？”
男人：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姓。我可不想知道你的教名。
“当然不愿意。”蒂娜·布朗维尔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哦。（暂停）我不介意。我只想多赚点钱。你的海报上是这么说的。
我跟佩特拉和英格褒说，她们只能那天晚上迟点再跟我碰头了，等我六点钟给伦敦打完电话再说。我们约定在车站对面的咖啡酒吧见面。
男人：我们跟医院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约定时间给维维安打电话。
我：我看过你们的海报，仅此而已。不过我很熟悉怎么当病人。我在医院里住过几个月。我痛恨住院。我想做点什么——
“摩加迪沙。”
男人：你了解我们的情况吗？
“别他妈废话了，蒙斯图尔特，这又不是童子军。”
我：我想加入SPK。
“这是你的主意呀。”
男人：你好？
“好吧，好吧。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对话如下——
“她们跟我联系了，但她们没有指令。”
我记得我在一家废弃商店的窗口看到过一幅海报：“SPK[8]（Socialist Patients' Kollective，社会病患集团）。你可以帮忙。还能多赚点钱。现在就加入吧！”这条信息下面有个电话号码。我要是有再多一点点的钱，我也许就能有再多一点点的自尊了，我分析。
“去他妈的！”维维安破口大骂了好一会儿，“他人呢？能让他来接电话吗？”
准备去康沃利斯喝半品脱啤酒庆生时，我经过一位老人身前。他是个酒鬼，是个乞丐，像是被困在了人行道边沿，他面前的马路如同令人生畏的峡湾，如同无法通航的大海。我正准备穿过马路去帮他，却突然发现，他是在对着下水道平静地撒尿呢。他自言自语，完全没有受到过往路人或震惊或好笑的目光的影响（小伙子们哈哈大笑，母亲们忙着拖走孩子）。我留在原地，对未来的可怕想象让我无法动弹。这可能就是你啊，蒙斯图尔特，我想，那种行尸走肉的状况可能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遥远。我必须做点什么。
“谁？”
昨天是我七十一岁生日，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我意识到，我正变成一个小老头，我有着根深蒂固的习惯，我拄着拐杖走路，我有个塑料拉链钱包，里面装着六十八便士零钱，我在酒吧有最喜欢的座位，我总有着说不完的感叹和抱怨，夹杂偶尔出现的纯粹到令人害怕的厌世感。我在慢悠悠地走向死亡。
“接头人啊。”
2月28日，星期一
“实际上，是两个女孩子。我稍后会跟她们碰面。”
那天，我正在研究各种炖菜罐头上的成分表，想找一种蔬菜含量最多的（从而减少我在购买蔬菜方面的支出），突然，我的胃被一个罐头上的红字吸引住了：“超大块兔肉，裹以浓郁肉汁”。我把罐头转过来，看到它的牌子叫“鲍泽”。这是一罐放错了货架的狗食罐头。可突然，我想到，如果我买下六罐“鲍泽”，再切点胡萝卜和洋葱，全放进锅里热一热，那这一大锅兔肉炖菜说不定够我吃一个礼拜。我可以就着米饭一起吃（辛格太太帮我从很远的仓储式商店买来了十千克一袋装的米），这样一来，我的营养和美食需求都将得到彻底满足，而且可以省一大笔钱。于是，我真这样做了。事实证明，鲍泽兔肉炖菜相当好吃，我还自由发挥地加了点番茄酱和不少伍斯特酱（我认为，最后这两种调料是加工各类狗食罐头必不可少的，根据我的经验，狗食都有很重的膻味，可能会让你一整天都摆脱不了那种余味，而胡椒就是最好的解药）。现在，我都去逛宠物食品的货架，比较各种价格和优惠商品。当我开始厌倦一种肉类后，我就换一种。通常我不会选牛肉——猪肝、鸡肉和兔肉是我的最爱。我的节俭已到了一定程度。
他说他会打几个电话，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闲逛到车站，发现佩特拉和英格褒坐在灯火通明的咖啡馆窗边。我们点了烤鸡和薯条，喝了啤酒。两个女孩都抽烟。我从佩特拉的肤色推测，她原本应该是金发，后来才染成红色。她有双蓝眼睛，总是面带愠色，噘着嘴巴，脸上有很多小痣。英格褒原本应该是黑头发，后来用双氧水将头发漂成金色——她嘴唇很薄，棕色的眼睛总是滴溜溜转着，下巴上有道竖缝。
我像个铁公鸡一样省吃俭用，总是在最便宜的超市无休止地比较着价格，我的生活就像一张由各种小小妥协和调适组成的清单。如果我用肥皂洗头，我分析，那我就不需要买洗发水了；要是我剃胡子也用肥皂，那就省了剃须膏了；要是我以批发价购买最便宜的肥皂，那我说不定还能挤出点钱买食物，诸如此类。我很少到公寓周边两百米之外的地方去——我所有的需求都能在这个小圈子里得到满足。我戒了烟，但我不愿戒酒。就这样，我把生活需求缩减到了最低限度。
我们边吃边聊，就像在大学食堂里碰面的交换生。她们对SPK和约翰·维维安都很好奇。我只能含糊其词地回答她们。
如果写回忆录，我会把生命的这个阶段称为“狗食岁月”。我的成功只是假象。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车祸之后，我变得更穷了——如果还能更穷的话。皮姆利科的税涨了，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更贵了——我竟然还得花钱才能重新恢复供电和电话。我出离愤怒，我让他们永远切断我的电话线——马路尽头就有个挺好的电话亭。但很不幸，电我还是需要的。
“你认识伊恩吗？”佩特拉问。
1977年
“认识，不熟。”
我看着这些顾客，这些喝酒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同类——我希望他们都去死。
“可怜的伊恩。”英格褒说。
特彭泰大道。回来的感觉特别奇怪，我以陌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些财物和家具。这是你的家，蒙斯图尔特，这些是你的财产。我感觉像登上了“玛丽·赛勒斯特号”[7]。门后面堆着六十厘米高的传单和免费报纸。尽管我痛恨医院，但那里是安全的，是我所熟悉的；现在，我发现喧闹拥挤的城市才让我害怕。经历了数月集体病房的生活后，我体会到一种迫于无奈的孤独——可这是我以前很享受的。今天傍晚，我坐了半个小时，等别人帮我送来晚餐。家里什么食物都没有，所以，我只能跛着脚，走到康沃利斯去喝酒（医院借给我一根铝合金拐杖）。这里还是同样的老面孔，同样弥漫啤酒味的环境。老板点头示意，如同我昨天刚刚来过。我不是他最喜欢的顾客——因为我在他的地盘上总是逗留太长时间，而花的钱又不够多。我点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还有两份猪肉派（印度老兵转交给我一大笔应急养老金。我目前手头还算宽裕），店主看到这个情况，露出罕见但并不真诚的微笑。
“为什么是‘可怜的伊恩’？”
9月24日，星期五
“那帮猪猡朝他开了枪。他们杀了他，开枪把他打死了。”
宝拉给了我一块用银链子串着的圣克里斯托弗奖章。为什么给我？我问她。你太好了。为了让你一生都平平安安的，蒙斯图尔特先生。接着，她说。我出院时她不会在这儿。我什么时候出院？是啊，她说，你明天一早就会出院，但我明天是晚班。她吻了我的脸颊。好好照顾自己，小心点，注意邮局的货车。我喉头缩紧，双眼刺痛。亲爱又甜美的宝拉。至少我能活着走出这里了。
“我们说的肯定不是同一个伊恩[18]。”我说。
迷雾散去。今天早上刮胡子时，我突然意识到镜子的上半部分不再是棕色的了。外科医生盖德先生给我做了检查，测试我的反应能力，并推荐了一位眼科医生。盖德先生彬彬有礼，看起来也很关心病人。他上了年纪，满头浓密的银发。我说他“上了年纪”是什么意思？他应该比我还小十岁呢。
佩特拉看着我：“你有枪吗？”
9月9日，星期四
“当然没有。”
来了个医生，是个年轻的僧伽罗[6]女人。她问我是否对某些特定的食物过敏，并给我预约了心电图检查。我告诉她，我曾遭遇意外，头骨骨折。什么意外？她问。我在这里待了太久，那车祸已是陈年旧事了。我解释给她听后，她不再提过敏的事，而认为我应该去看脑神经外科医生。
她打开她的手袋，给我看里面的东西，像一把自动手枪。
我必须把这件事记下来：我的视力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今天早上醒来时，我看到我视野所及的世界的一半——上面的那一半——被一团只能形容为是旋转着的棕色迷雾给遮住了。像是某种有毒的雾气降了下来。可一转头，我才意识到，变色的是我的眼睛，而不是眼前的世界。
“我也有一支，”英格褒说，“还有，这是给你的指示。”是苏黎世一家酒店的地址：境域酒店。又要回瑞士了。
9月8日，星期三
出于坦诚，我把这些都记下来，也是为了表明我目前的处境。佩特拉给我看了枪，英格褒又坦白说她也有一支后，我立刻对这两个邋遢又神经过敏的女孩产生了热切的性欲。事态发展的转折没有引起我的警惕，反而让我很想邀请她们跟我一起回加斯陶斯—凯塞林酒店，跟她们都发生性关系。这是不是自封的“城市游击队员”的花哨魅力里危险的一面？不知为何，那种“游戏”总能掩盖残忍的现实？我意识到，“摩加迪沙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比我预计的要邪恶得多，可我就是没办法认真对待它，我不相信这两个效率低下、爱斗嘴、头发还染得很难看的姑娘会造成任何威胁。她们激起我的兴趣、好奇和性冲动。可我也得承认，短暂的反思后，我开始惊讶于自己的愚蠢和天真。我以为我这样神神秘秘在德国到处旅行，是在干什么？组织什么全欧学生的示威吗？为左翼慈善组织运送资金吗？约翰·维维安那种坏男孩的偏执和愤世嫉俗似乎不过是一种态度、一种伪装、一种显得“很酷”的方式——所有这些的目的，也许正是为了把安娜和蒂娜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吸引到他纳皮尔街的巢穴中。在火车站这家灯火通明的咖啡馆里，我突然看清这种极端主义冷酷而残忍的后果——无论左翼或右翼，他们似乎都以自己喧扰、爱惹事又杂乱无章的方式，最终被卷入一定程度的暴力对抗和个人伤害。这个世界的约翰·维维安们，用激进主义把自己逼进政治的角落——唯一的出路只有枪或炸弹。
厕所里的一个隔间装了门。微小但甜蜜的胜利。
我付了账单，起身准备离开。
今天，我左腿的石膏拆了，露出苍白无力、毛发浓密、满是疙瘩的一条腿，只有右腿的一半粗。我注意到胫骨上有个奇怪的扭结，应该是断掉的骨头没有连接好的地方，外科医生看到时也皱起了眉头。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几乎完全萎缩了，所以医生向我保证，每天会给我做两个钟头的理疗，帮它重新恢复。随着身体机能的康复，我感觉我的情况不算紧急了。医护人员应该也有同感。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说。
“不紧张先生”今天出院。他一瘸一拐地走出病房时，护士们都围拢过来为他鼓掌。轮到我出院时，只怕见不到这样的场景。我旁边又来了个临终病人——晚上总发出可怕的呻吟声——我开始怀疑我被排挤了。
“哎呀，别，”佩特拉微笑着说，“我们还要跟你一起去苏黎世呢，蒙斯图尔特。”
辛格先生（洛根楼上的邻居）来看我，带来攒了几周的邮件。他告诉我，我公寓的电话和电都被停了。他带来从邮局拿来的表格，可以授权给他帮我领养老金。这个印度老兵是个好人（我得解释一下：辛格先生曾在印度军队短暂服役——所以，我叫他印度老兵，他叫我司令）。他坐下来跟我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住院期间，他做了个输精管结扎手术，最高兴的是辛格太太，他从没见过有人像她那么开心。自从他来探望后，我感觉自己在病房里的地位有了变化——现在我更神秘了。我为各种未付的账单写好支票，交给他帮我寄出去。
跟约翰·维维安的对话。
我四下张望。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觉得我真会这样做，可我看到一个护士朝我们走来。我把他的面罩戴了回去。两个钟头后，他死了。
“她们什么？”
“把管子拔了，兄弟。我想走了。”
“要跟我一起走。”
他鼓起的眼睛四处闪烁，像只变色龙。
“他妈的，为什么？”
“差不多吧。是的。”
“我也不知道。她们都有枪。我不想干了，维维安。”“她们才没有枪——她们是吓你的。”
“你是英国人吧。”他悄声说。
“这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吧？”
睡我邻床的老人今天早上去世了。他像是被钉死了一样躺在床上，纹丝不动，氧气面罩在他脸上咝咝喷气。只有他的眼睛在表达着什么，时不时朝我转来，让我惊恐。最后，我决定把这当作一种信号。我翻身下床，揭开他的面罩。
“你就是个在欧洲度假的七十五岁老头。”
来了位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宝拉告诉我，你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宝拉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我们会在某个方面暴露出信仰吗？某些特定的语言、表情、动作什么的……我们的共同之处一定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我告诉他，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在十八岁时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他问我，难道我这辈子从没感觉到上帝的爱吗？我让他看看这个房间，看看这些人承受的折磨和痛苦。可上帝就在这个房间里呀，他带着微笑坚持说。我说，没有哪根准绳能量出我无信仰的程度——我给他引用了乔伊斯的朋友约翰·弗朗西斯·伯恩的这句话。他不知该如何回应，我请他离开。
“七十一。”
我担心我的公寓——那里几周都没人去了。宝拉问我，为什么从没人来看我。我说，我的家人都住在国外——可悲的谎言。我说，我的女儿在美国。“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得来看看自己的爸爸吧。”宝拉说。
“什么？”
脾脏。我破裂的脾脏。我在百科全书里查了这个词。“脾脏是一个小的紫红色器官，位于横膈膜之下。脾脏能过滤影响血液的外来微生物。”我的脾脏在车祸中破裂了。在中世纪，人们认为脾脏是忧心愁绪的来源。所以才有了“脾气差”的说法——它是一种更容易出现忧愁或压抑情绪的倾向，一种更容易闷闷不乐或暴躁易怒的性格。我担心，我破裂的脾脏已将它特别的毒素释放到了我的身体里。这是引发我新的愤怒和仇恨的原因吗？
“七十一岁老头。”
病房新来了个修女：“我听说你不肯用便盆。”你听说的没错，我说。接着，她说，我要是“需要上厕所”，要么自己去，要么就用便盆，不会再有护士用轮椅推着我来来去去了，太浪费宝贵的时间。那你最好帮我找副拐杖来，我说，因为我是绝对不会用便盆的。医生还没有批准你使用拐杖，她带着胜利的微笑说，说完给我拿来了便盆。我要拉屎时，只好自己挣扎着爬下床，用尽全力走到“不紧张先生”那里。“我能借一下你的拐杖吗？谢谢了。”我知道他不想借给我，因为他怕自己会惹上麻烦。讨厌鬼。
沉默。接着：“那就跟她们一起去苏黎世吧，等你到那儿接上了头——”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受重伤且严重不适；是我第一次做手术并接受全身麻醉；也是我第一次住院。那些一直拥有健康的幸运儿会忘记属于病人的这个庞大的平行宇宙，忘记他们每天遭受的痛苦和严峻的考验。只有当你越过那条界线，进入病人的世界后，你才会意识到它沉默而庞然的存在，以及它令人忧惧的永恒。
“跟谁接头？带谁接头？”
我脾脏的排液管被移除了。腿上的伤痛似乎也有所缓解。到目前为止，骨折的头骨也没有引发其他并发症。自从来了这儿，我至少见了十个医生，每个在接手我的病例时似乎都一无所知：“那么，你是出了什么车祸吗？”“哎呀，我看见你的脾脏破了。”我不怪他们，我也不怪护士。我痛恨待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天知道在这里工作是什么感觉。但我始终认为：一定还有更好、更人性化、更文明的方法来照顾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如果要承担这个责任，那国家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做好：每个人都被这个纷繁琐碎、睚眦必报、斤斤计较、冷漠麻木的世界伤害到了。
“会有人找你的。暗号是‘摩加迪沙’。干好你自己的事，甩掉那两个女孩。别担心什么枪不枪的。这事不危险。”
《马丁·瞿述伟》[5]里对佩克斯列夫一家去伦敦旅行的描述（第八、第九章）是英国文学中喜剧描写最伟大的段落。值得讨论。
“我快没钱了。这两个女孩说她们也破产了。”
我要求和管理/行政人员见面，抗议厕所隔间没有门的事（这也是造成我们集体便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此举可以说是以毫不含糊的方式在惹是生非，并因此招来了护士比往常更阴沉的表情。终于，一位身着正装的年轻人出现了，听完了我对他说的话。“这样设置是为你自己的安全考虑，洛根。”他说。我让他叫我蒙斯图尔特先生，他置之不理，之后甚至什么称呼都不叫。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只是愈发巩固了我麻烦精的名声。
“我给你往苏黎世的美国运通再汇一百。刷你的信用卡嘛。”
我最痛恨的人离我四张床。他叫内德·达尔文，我叫他“不紧张先生”。护士们都很爱他：他从不抱怨，总是乐观积极，见到谁都笑容满面，他好像还挺享受这里的伙食的。他中了风，但还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到处走。他知道所有护士的名字。有一天天气特别热，他走到我床边，叩了叩我腿上的石膏。“这下面一定痒得快要疯了吧，我敢担保。”他是那种老把“我敢担保”“是不是吧”“感激不尽”之类的话挂在嘴边的人。我让他滚一边去。
“我没有信用卡。”
宝拉昨天去度暑假了。你要去哪儿？我问。马耳他呀，傻瓜。她的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项链——她是信天主教的好女孩。替她岗的是个叫盖瑞的男护士——他身上有很多可怕的文身。
“那就省着点花。”
尽管没人会真正承认，但这里其实就是老人病房。这里的病人没有低于六十岁的。它既是老人病房，也是癌症病房。我们都是有着老年病的老人。很多人在这里死去。只是病房太大了，我没办法准确计数，而且她们总把病人移来移去的（为了隐瞒死亡率吗？）。自从我来了这儿，依我说，死了大概有三十个人了。
佩特拉、英格褒和我坐火车进行了一趟非常难受的旅行——整夜都在火车上，三等座，吸烟车厢——我们从汉堡坐到斯图加特，换乘后继续朝苏黎世进发。在此期间，我只不受干扰地睡了大概两个钟头，吸进了大约两百支香烟的烟雾。在海关和入境检查处，我坚持我们分开接受检查——我暗暗自豪地发现，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在海军情报处接受的训练。我们找到美国运通的办事处，拿到一百美元，我把它换成面额小得可笑的瑞士法郎。接着，我们入住境域酒店——一家使用过度的现代化酒店，不记名。我们的房间里有张双人床和一把展开的金属躺椅，上面铺着橡胶床垫：是给我睡的。酒店服务员没有对我们的住宿安排发表任何评论：显然，境域酒店的原则要求他们保持沉默。女孩们立刻就睡着了，她们蜷缩在羽绒被下，只脱掉了鞋子和外套——如同逃亡中的犯人，我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不知为何，我所有的性幻想都消失了。此时，我只感觉自己像个被人利用的叔叔，带着两个愤愤不满的极端主义侄女。
今天进行了长时间的肠道排空，我才意识到自己已便秘了两个月。感觉好些了，同时也发现自己瘦了不少。我现在就像只又瘦又老的秃鹰。该剪头发了。
六点，我给约翰·维维安打电话。
来自C病房的观察
“我还需要钱。”
（8月—9月）
“我昨天才给你汇了一百，天哪。”
（事后补记。我对于那次事故的记忆很不完整，断断续续的。自从回伦敦后，我就常常发现，邮局货车无一例外开得飞快，司机像生怕错过什么重要安排或截止期限。撞到我的那辆车当时应该开到了每小时一百或一百一十千米。可被撞完全是我的错：我脑子在想别的事，我压根儿没看就走上了马路，如同在自家厨房里一样随意。显然，我被巨大的冲击力撞飞到十五米之外。我对撞车本身毫无记忆了，也没感觉到疼痛。两天后，我在圣托马斯医院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做什么。我能活下来是很幸运的，他们告诉我。邮局客户关系部的人给我送来一束枯萎的剑兰，“祝愿我尽速康复”。这个形容词真是用得太差劲了，我记得自己当时这么想。）
“这里是瑞士，而且我们有三个人。”
宝拉是我唯一喜欢的护士，因为她叫我蒙斯图尔特先生。我谢谢她，并问她姓什么。“普雷茉利。”她说。好吧，那就是普雷茉利小姐了，我说。可她还是让我叫她宝拉，免得其他护士觉得奇怪。这个姓很有趣，我说。她告诉我她是从马耳他来的。可你的头发是红色的呀，我不假思索地说。那你的头发还是花白的呢，她回答，这多滑稽呀。
“好吧，我再给你汇点。玩得开心点，兄弟。”“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你可记住了。”
医院的食物很恶心，真该遭骂——是我自打在艾比学院读书以来吃过的最差的伙食。我们吃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恐怖食物：用稀糊和罐头蔬菜做成的肉馅；没有鱼的鱼肉派；咖喱蛋；半生不熟的酱饺子加粗糙的蛋奶冻。你不得不吃——尤其是我，这种被困在病床上的人。每天有人推着小推车来转一次，你可以找他买饼干和巧克力，以补充营养。膳食的搭配也很糟糕。每个人都在为便秘而抱怨。
“记住了，当然。”
腿上打了石膏唯一可能算是好处的结果，就是我能享受海绵擦身浴。虽然擦洗的护士动作粗鲁而迅速，但在那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仿佛又重回婴孩时期——有人把我的胳膊抬起来，把胳肢窝擦得干干净净，冰凉的海绵会绕开我的私密部位，然后我往前俯身，让她们把我的背也擦一擦。她们会直截了当地用毛巾擦干水，再扑上爽身粉，结束整个流程。要是大胸脯的弗洛斯特修女能露出一边乳房让我嘬嘬，那这画面就完整了。
“顺便说一句，我辞职了。”
左腿从脚底直到屁股都被裹在石膏板里，我基本无法活动。我在瓶子里撒尿，如果我要拉屎，就只能喊护士。我不肯用床上便盆，所以，她们只好用轮椅推我去厕所。在厕所，我自己坐到马桶上解决问题。厕所的隔间没有门。护士们都恨我不肯用便盆。
“从哪儿辞职？”
总有些老太太带着拼图书和针线包来病房转悠，其中一位帮我弄到了圆珠笔和书写纸，所以，我终于能把我对这个炼狱的印象记录下来了。今天吃了瑞士卷和蛋奶冻，是这周的第三次。对不起，可瑞士卷不是布丁；瑞士卷是蛋糕。餐饮部里一定有人贪污了本该买好布丁的钱。这就是这个地方的特色——这里建于十九世纪，依然保留着那个世纪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C病房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巨大房间，像个乡村议事堂或学校礼拜堂。为了发挥病房的作用，他们在三面墙上都装了又长又细的窗户，好让更多“具有治愈效果”的阳光照射进来。病房里有三十张病床，是原规划的两倍，护士们手忙脚乱，疲惫不堪，脾气也都很大。我在中间走廊的病床上被困了两周，后来宝拉——唯一叫我喜欢的护士——才想办法把我挪到角落。所以，现在我旁边只有一张病床——病人是个醉鬼老头，让我很不满意。这些阳光炙热的七月天里，病房被烤得像间温室。下午三四点，我们都躺在床上直喘气，大汗淋漓，尚有力气的病人会掀开被子，用杂志或报纸给自己扇风。我实在不愿多想从掀开的被子里冒出的那股像沼泽地似的恶臭气味。它让我管中窥豹地想象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情形：想想吧，当时大家一到夏天都热得无法忍受——他们穿的衣服更厚，穿在身上的衣服层数更多，而且，那个时候脱掉外套还是不礼貌的行为。男男女女的身上一定都臭气熏天。除此之外，还有街道上的马粪……十九世纪的伦敦一定比粪坑还臭。
“从社会病患集团辞职。从‘工作圈—直接行动部’和‘工作圈—通讯部’辞职。从纳皮尔街辞职。等我一回去就结束了。大功告成了。玩儿完了。”
7月5日，星期一
“你太夸张了，蒙斯图尔特。等你回来了我们再谈。小心点。”
手术后（他的腿里打入了钢钉），他被转到佩克厄姆的圣波托尔福医院C病房。日记从事故发生大约四周后重新开始。］
那天晚上，我拉着两个女孩起床，在某处广场上找到一家比萨店。两个女孩看起来都阴郁又紧张，一言不发地吃着比萨。吃完后，她们问能不能拿点钱买“大麻”——她们说想要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我说不行，于是她们又回到郁郁寡欢的沉默状态。我们四处闲逛，组成了奇怪又尴尬的三人组，我们看着商店的橱窗，最后，英格褒看到小巷里有个酒吧，她提议我们去喝一杯。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便冒险进去了。服务员拿来鸡尾酒酒单，价格贵得惊人，我们选了稍微便宜一丁点儿的啤酒。两个女孩买了香烟，给我一支。我拒绝了。
［六月七日，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半，在鲁帕斯街横穿马路时，洛根被一辆超速行驶的邮局货车撞倒，伤势严重。他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圣托马斯医院手术。他脾脏破裂，头骨骨折，左腿有三处完全断裂，全身的严重瘀青和擦伤就更不用提了。
佩特拉：你不抽烟吗，蒙斯图尔特？
我忘了说，在我为格洛丽亚哀悼的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诺埃尔·兰格办公室寄来的一封信，说一位西普里安·迪欧多内[4]先生在遗嘱中给我留下了一处法国的房产。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还以为是西普里安自己在凯尔西的大宅呢，但认真看过地址又查阅地图后，我发现那应该是一幢位于洛特的房子，在圣萨比纳小镇外。我写了封回信说，把它卖掉。格洛丽亚把她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包括她活期账户里的九百英镑（谢谢你，毕加索）、两手提箱衣服和存放在锡耶纳一处仓库里的物品。我该拿那些东西怎么办？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财物。
我：不抽。我以前抽，现在不抽了——太贵了。
我任由他喋喋不休。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老，但我必须承认，变老的迹象无处不在。我的腿越来越细，因为肌肉在萎缩——腿上几乎没有腿毛了；我的屁股在消失，裤子后面变得松垮垮、空荡荡的。还有件滑稽的事：我的阳具和睾丸似乎更松弛、更下垂了，在两条腿之间晃得更自由了。而且，它们看起来更大了，像是我刚从热水浴缸里爬出来时的样子。这到底是普遍现象，还是只有我这样？
英格褒：他妈的——你总得给生活找点乐子吧，蒙斯图尔特。
这个消息让他很沮丧，他开始列举自己的毛病——动脉硬化、心绞痛，以及越来越聋的耳朵。我们在崩溃啊，洛根，他不断地说，我们这些可怜的老东西。
我：我同意。我喜欢乐子。我现在就在享受乐子。
“癌症。前列腺癌——不过好像快好了。”
两个女孩用德语说起话来。
“我也是啊，他妈的。我会后悔喝了这个威士忌的。要是我的医生看见我喝这个，他再也不会管我了……本怎么样了？”
我：你们说了什么？
“我的生活很简单，彼得。非常简单。”
佩特拉：英格褒说也许我们应该朝你开枪，拿走你的钱。
“你为什么不去？”他说，“你怎么能忍受这里的税收？一年只有两个月是为自己工作，十个月是为税务部门工作。”
英格褒：哈哈哈。别担心，蒙斯图尔特，我们喜欢你。
“爱尔兰的房子很漂亮。”我说。但不值得住到那里去。
我们一回到酒店，两个女孩马上变得扭捏得烦人，坚持要我在走廊等她们做好睡觉准备了再进去。她们准备好以后，才叫我进去。
“你开什么玩笑。像我这种身份的人都会有危险。”
我在卫生间换上睡衣，一出去，便引来她们尖细的笑声。我感觉自己现在像个牧师，正管理着一群女童子军。“快他妈闭嘴。”我朝她们龇牙低吼，在吱嘎作响的折叠床上放松下来。我想睡觉，可她俩不停地聊天抽烟，完全无视我的抱怨和咒骂。
“我觉得你不会成为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彼得。”
第二天（十月十三日，星期四），我很早醒来，腰酸背痛的。两个女孩还在沉睡，佩特拉轻轻打着呼噜，英格褒把羽绒被掀到一旁，露出小小的胸脯。我穿好衣服，到楼下餐厅吃早饭，我喝了咖啡，吃了煮鸡蛋、火腿和奶酪。和我一起吃饭的还有三个啰唆的中国商人，他们说话的声音特别大。我用火腿和腌黄瓜多卷了几个面包卷，用纸巾裹着，塞进口袋：给女孩们的早餐，或是给自己的午餐。
“这些税，真是他妈的魔鬼。我现在在考虑搬去爱尔兰。显然，你要是个作家，在那儿就不用交收入税。可那里又有爱尔兰共和军的危险。”
我从美国运通又取了一百美元（我觉得我在以惊人的速度抽光SPK的资金），接着便去散步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是隐约感觉好像有很多教堂的钟响了起来——声音沉闷又单调，让人越来越烦躁，让我想起牛津。过了大概十分钟，我意识到我被人跟踪了——是个穿皮外套和牛仔裤的年轻男子。他有闪亮的长头发和墨西哥式的八字胡。我转过街角，站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等着他。
“啊，是税务的原因吧。你能回来太好了。格洛丽亚要是泉下有知，一定会非常感动。真的。”
“嗨，摩加迪沙。”他说。
“我不应该来这儿——我的会计师要是知道我来了伦敦，会心脏病发作的。”
“摩加迪沙。我叫蒙斯图尔特。”
我们叫了三明治送到房间来，继续抱着威士忌酒瓶猛喝。我注意到服务生叫他“波特曼先生”。斯卡比尔斯怎么了？我问。
“我叫尤尔根。跟你一起的那些女孩子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她们非要一起来。我还以为是计划的一部分呢。”
“是。但我觉得那更像是精虫上脑的结果。从没碰到过像格洛丽亚那样，知道吧，让我兴奋的人。”
“见鬼。”尤尔根用德语又骂了几句，“你带着钱吗？”
“你跟她结过婚呢，天哪。”
“没在身上。”
“你看，我觉得我从来不曾真正了解她。”他用困惑的语气说。
“带到那边的那家咖啡馆去。一个钟头后。”
回到他住的酒店后，他变得滔滔不绝，不停地问我问题，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前妻会死在他老朋友的地下室公寓里。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喜欢格洛丽亚。当然了，我说，她是个多么好的朋友啊——那么风趣，那么直率，粗野得叫人喜欢。
我步履沉重地回到酒店，看到两个女孩坐在住客休息室外阳光灿烂的玻璃门廊下，看着杂志，不用说，还是抽着烟。
彼得来了，还有数量惊人的陌生人——都是格洛丽亚以前的同事，与她关系复杂的亲戚等。彼得问我她是在哪儿去世的。在我的公寓，我说。你的公寓？往日各种怀疑和敌对情绪让他气得涨红了脸。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你真的很好心，老兄，他说。
“我们今天要干吗，蒙斯图尔特？”佩特拉问。
四月里寒冷的一天，帕特尼维尔火葬场应该是全国最阴郁、最压抑的地方之一。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奇怪小教堂巧妙地兼用作火葬场，周围是一大片破败而凌乱的墓地。小教堂四周有高耸的紫杉，紫杉像戴着帽子的巨人僧侣，给已然阴森的场景又增添了更多阴森。
“今天自由活动，”我说，“自己找乐子。”
4月10日，星期六
“在苏黎世？”英格褒冷笑着说，“真是谢谢你了，蒙斯图尔特。”
此时，她膝盖微微曲起，仿佛为呼出最后一口气耗尽了虚弱身体的全部力气。我把手伸到被子下，握住她的两只脚踝，把它们朝我的方向拉。她的两条腿被拉直了，它们柔软得就跟她活着时一样。为什么我这么关心格洛丽亚？我问我自己。因为我喜欢她。因为我们曾经是情人，分享过彼此人生的一部分。因为她是我的朋友。还因为，我为格洛丽亚做的这些事，我高兴地把它们视作应尽的职责，我觉得——一厢情愿地觉得——以后也会有别人来为我做这些事。这种想法很荒谬，很虚幻，我知道。你不能跟生活做这样的交易，没有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
“要专心享乐。不记得了吗？”
下午四点三十五分。格洛丽亚去世了。两分钟前，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已经死了。她一动不动地躺着，跟半个小时前的姿势一模一样，她的头向后仰着，鼻孔张大，嘴唇微微分开，露出了牙齿。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可就在半个钟头前，我握着她的手时，她似乎还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在房间，我收拾好自己的包，没有坐电梯，而是走下了楼梯，其实也没有必要如此小心——两个女孩已经消失了。我付清账单，去约定的咖啡馆和尤尔根见面。他比我迟来十分钟，手里拿着一个小提箱。
4月6日，星期二
“这是给你的。”他边说边把箱子交给我。箱子很重。我把装着美元的信封交给他。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不过他坚持要把钱数一遍，数得很费力。数完满意了，他把信封塞进口袋，握了握我的手。
我坐下来，念书给她听，眼睛不时瞟向她太阳穴上微微跳动的暴出的青筋，下意识用自己的呼吸为那微弱的节奏计时。格洛丽亚时日无多了。
“告诉约翰，我们准备好了，”他说，“祝你好运。”
鲁帕斯街诊所的医生定期来查访，每次来的都是不同的医生——诊所里应该有几十个医生——我问他们她还有多长时间。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明年，医生说，他举出了不少惊人的例子，那些早该去世的人以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坚持了几个月。感谢上帝我们还有麻醉剂，我说。护士负责护理格洛丽亚的各项身体机能——我也不知道护士是怎么弄的。
我坐电车去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格勒诺布尔的火车票。我计划从那里再往北去巴黎，经由加莱，横跨海峡回到英格兰。约翰·维维安坚决要求我回程时走不同的入境港。
我们接手过来的财富还剩大概一千二百英镑——够用一个月左右，我算了算——无论如何，我们的酒水账单大大减少，我也多少恢复了清醒。
那天晚上在格勒诺布尔，我坐在车站附近一家旅店的酒吧里，看晚间新闻。一架德国汉莎航空的飞机在帕尔马机场被劫机了。劫机者——四个阿拉伯人，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他们要求释放被关押在西德监狱里的所有政治犯。
格洛丽亚进入全身衰竭、骨立形销的阶段，五官都不像是她自己的了：眼睛大得眼眶都装不下来，牙齿也大得像要从嘴里凸出来，巨大的鼻子和耳朵都像是别人的。她嘴唇总是湿漉漉、亮晶晶的，一点胃口都没有。她勉强能吃半个水煮蛋或一块软心巧克力，把鸡尾酒当止疼药喝个不停，所以她的世界安静又模糊，她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的时间最多只有一两分钟。她非常努力了——我察觉得到，她不想感到自己在游离。现在，我上午都会给她念报纸，她拼命地集中着精神：“为什么泰德·希斯要这样占着茅坑不拉屎？‘朋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我的两个女孩——佩特拉和英格褒——可能在做什么。我感觉，和她们不告而别有点背叛的意思，可我也只是在遵守约翰·维维安的指示。不管怎样，我是有正当理由的，她们太变化无常、太无法预料了——说不定她们还会坚持要跟我一起回伦敦呢。想想吧：和佩特拉、英格褒[19]在特彭泰大道一起生活……
4月4日，星期日
尤尔根给我的手提箱不仅很重，而且牢牢锁着。
我不回首过往；我不展望未来。我对格洛丽亚的身后事没有任何计划——我们都在等着那天的到来——实际上，我完全不知道处理那种情况应该有哪些程序。毫无疑问，我会知道的。在那之前，此时此地的事就够我操心的了。
第二天早上，借助一把小螺丝刀和一截弯铁丝，我撬开尤尔根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二手衣服以及四十支我看着像是硝铵炸药的东西。每一支上面都写着：格美尔·阿斯蒂格炸药。岩石炸药，法国炸药公司。库尼格工厂。我合上箱子，思考该怎么办。我身上还有大概相当于七十英镑的法国法郎，如果我继续省吃俭用，这笔钱足以让我坚持数日并回到家中。我显然住不起酒店了：我要是买个帐篷和睡袋，也许可以去睡露营地？突然，我想起我现在是在哪儿——是在法国啊。我在这个国家有房产啊。我拿起电话，给诺埃尔·兰格在伦敦的办公室打了过去。
护士来了以后，我就会出去采购一天的食物——通常我会去哈罗德美食广场，找些格洛丽亚喜欢的外国糖果（“今天吃金橘怎么样？糖板栗？”）。我在一家外卖酒馆有账户，他们给我们送来所有的酒。一箱杜松子酒好像能撑一周。我要是在家，我们午餐前就开始喝红酒，夜幕降临时喝烈酒，喝到腿都发软。我问她想不想让我和彼得联系，她立马说“不要”，我便作罢了。
星期五晚上。我来到图卢兹，住进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旅馆。星期六早上。我坐上去维拉弗朗西的公共汽车。我买的报纸上全是关于汉莎航空劫机事件的报道。那架飞机现在在迪拜，劫机者的要求更具体了：释放十一名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的成员、两名被关押在土耳其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为机上人质支付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的赎金。
我在沙发上睡得很不好，我想象癌细胞就在隔壁房间里成倍繁殖，努力不去回想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早上，我很早醒来，立刻刮胡子洗脸，好把洗手间空出来。我祈祷护士能在她醒来之前到——这样，我就不会听到她恢复意识后，发现自己现状时那声惊恐的“洛根！”。在她戴上无所谓的假面具之前，恐惧总是在清晨第一个击垮她。
我又坐了一趟公共汽车，从维拉弗朗西沿洛特河谷去皮莱韦克，我在那儿找到公证处的波勒先生，他有西普里安在圣萨比纳的房子的钥匙。波勒先生态度和蔼，头发花白，剃着硬邦邦的平头，他主动提出开车送我去往南四十多公里的圣萨比纳。我们沿着小路，穿过树林茂密、起伏不平的乡野，天上巨大的云团被强劲的大风吹着，向东迅速移动，时不时遮住日头。
天气冷得像冬天。低矮的蓝灰色云层，强劲的东风从北海带来了一阵又一阵雨夹雪。格洛丽亚在我的卧室得到了妥善安置——留声机、杜松子酒、书和杂志。我们像流亡贵族一样吃饭喝酒。每天都会有私人护士来帮格洛丽亚洗澡换衣（来自毕加索的馈赠），健康随访员也时不时上门检查她的状况，给她补充药物。格洛丽亚没有接受放射治疗或其他任何“大胆”的新药疗法。她假装很开心，毫不在意，她说只要她没觉得疼，她才无所谓呢。“我不会成为一个无聊的人，亲爱的，”她说，“我绝不会让你帮我倒马桶或是帮我擦屁股之类的。只要我们还请得起护士，你就当我是个借住在你家的脾气不好的老朋友吧。”于是，我照例过着自己的日子，去图书馆，继续写作，傍晚早早回来。格洛丽亚白天自己待着还挺开心的，多少也能照顾下自己；只是，到了晚上，她喜欢有人陪伴，我便坐在她旁边，给她读报纸上的小文章，一起听音乐，喝酒。通常不到十点，我就喝得醉醺醺的，格洛丽亚开始点着头打瞌睡。我把她手里的玻璃杯拿走，整理好毯子和床单，踮着脚走出房间。
那幢房子，我的房子，叫作“五棵柏树庄园”，自得知西普里安将它遗赠给我之后，我便把它放到市场上去卖。我很快发现为什么没人愿意买了。庄园里有五棵柏树，树龄和房龄同样古老，是在庄园修建时栽下的。我猜，应该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种下的。它们都长成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发育成熟，差不多有十二米高，颇具战略性地分布在房子和石头谷仓的周围，谷仓是房子唯一的附属建筑，年代要更加久远。整个庄园处于半荒废状态，铺天盖地生长的常青藤和爬山虎多少遮掩了它难看的十九世纪乡村建筑风格。房子周围是个小花园，花园里有许多长成了的落叶树——栗树、橡树、悬铃树——它们的枝干伸过锈迹斑斑的古老大门，那门现在开着，卡死了，只有一根红白相间的塑料链条在名义上阻挡着外来的入侵者。
3月19日，星期五
波勒先生打开前门，带我走进去，他递给我很大一串贴着标签的钥匙，在我象征性接手这一财产时，他嘀咕着说“祝贺”。脚下古老的陶瓦地砖咔嗒作响，我打量着一楼的大房间，房间里有两把真皮扶手椅，挂着被蛀虫咬坏的窗帘，壁炉外封着木板。我松开紧握的手，将装有炸药的手提箱放下，听波勒先生解释说这里既没有水也没有电，他可以给我推荐皮莱韦克一家极好的酒店。不，不，我说，我打定了主意，要在回到英格兰之前在这里住一晚。“那就随您方便了，蒙斯图尔特先生。”我喜欢我的名字在法语里的发音。波勒先生把我送到圣萨比纳，离庄园仅有一千米的地方，我在那儿找到一家小超市，买了面包、一罐油酥点心、红酒（螺旋瓶盖的）、一瓶水和一些蜡烛。在暮色渐浓的黄昏，我慢慢走回自己的新家。
我把画从画框里取出来，一分为二，把画了我的那半边剪下来。我的这半边只写了我的名字“洛根”；其他的题词和最关键的签名都在格洛丽亚的那半边，上面用法语写着“给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格洛丽亚。友谊长存，毕加索”，还有日期。我们各自所占的部分不比明信片大，没有了签名，我的那半边当然一文不值，但仍是个纪念。我很高兴，可怜的格洛丽亚还能从多年前戛纳的那顿午餐中获益。
在烛光中，我吃了面包和油酥点心，喝完那瓶红酒。我将两把真皮扶手椅推到一起，盖着外套躺在上面，看着烛火发出的光芒照在天花板上，听着周围绝对的静寂。可当我吹熄蜡烛后，那静寂不再是绝对的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开始听到老鼠和昆虫窸窸窣窣的活动声，还有当气温降低时老房子都会发出的奇怪的挪动声和吱呀声。我觉得非常安心。
今天早上，我给在巴黎的本打了电话，问他怎么样。“病入膏肓了，不过还活着。”他说。我欢迎他加入我们的行列。接着，我跟他说了毕加索的素描，他连画都没看过，当时就给我出价三千英镑。
*
3月10日，星期三
我在“五棵柏树庄园”又待了两天两夜，到处闲逛，熟悉这房子和它周边的环境。这幢大宅远远算不上漂亮，它有三层楼，外面刷着粗灰泥，一楼有个不成比例的铁艺观赏阳台。毫无疑问，是西普里安某个功成名就的亲戚为了让邻居们艳羡而建造的。大自然通过疯狂生长的爬山虎和常青藤让它的轮廓变得柔和——楼上很多挂着百叶窗的窗户都已被完全遮住了。一楼需要合理的修缮——但它最需要的还是彻底的清扫——你爬得越高，就越能看到潮湿和霉菌对它造成的破坏。房顶显然漏水严重，一扇窗户的百叶窗没了，多年来，破碎的窗玻璃一直都漏进风雨日光来。由于周围的参天大树，房间的光线很暗，无法分辨房子周围草坪和牧场的界线在哪儿。牧场之外三面高耸着橡树林，房子后面不远的地方，是那座古老的石头谷仓，谷仓与给帮工住的有两个房间的茅草小屋相连。
今天晚上，我们打开香槟，吃着抹了鹅肝酱的吐司，她告诉我她得了肺癌，而且没法手术了。“肺上都是洞了，我怀疑，”她说，“但他们说不清为什么我的背会这么痛——至少目前还不知道原因。”她问我，可不可以继续和我一起住：她不想在癌症病房或临终安养院里了结余生。我说，当然可以，但我也提醒她，我很穷，我能带给她多少慰藉都将取决于这一现状。她说她在银行里还有八百英镑，我可以把这笔钱当成自己的钱用。“我们用这笔钱，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地过吧，洛根。”她粲然一笑，仿佛我们是在谋划深夜狂欢的学生。我想，即便是八百英镑也撑不了多久，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眼神。她对着壁炉台上的那幅双人肖像画点了点头。“也许是时候把毕加索留下的东西变现了。”她说。
我找到谷仓的钥匙，进去转了转，在锈迹斑斑的古老农具中找到几把摇摇晃晃的铲子和锄头。我拿了把铲子，在谷仓后面茂密的小果园里挖了个洞，把那箱炸药埋了进去。我没有在地面上做标记。埋完，我便走去圣萨比纳，买了更多的食物和必需品。
格洛丽亚从医院回来。不知为何，她不让我去医院，不让我去看她，也不让我去接她。我听到她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动静，连忙跑出门去扶她进屋。她去购物了，买了香槟、鹅肝酱和李子蛋糕。她不肯告诉我在医院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肯告诉我她的医生说了什么。
圣萨比纳有条主街和一个小广场，广场周围有教堂（重建的，修得很差）、邮局、市政厅和小超市。广场旁边的小路上，有几家酒吧、药房、两家肉铺和两家面包店。医疗中心里有医生问诊室和牙医诊所；还有个报刊亭和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同时兼作殡仪馆。实际上，一座三百人的小镇可能需要的一切，这里基本都有。圣萨比纳的居民们能喂饱自己，办好自己的事，生病时有人照料，去世时有人料理。迈因街八号的主广场上全是未经修剪的悬铃树，悬铃树投下浓密的树荫，地上的落叶有脚踝那么深，我在落叶中朝小超市走去。我给买的东西付钱时，收银台的女人用法语说：“你是‘五棵柏树庄园’的主人吗？”我承认我是，我们握了握手。“我姓蒙斯图尔特，”我用法语说，“是个作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上最后那句话，不过我想，要是在这里人言传得够快，那我正好可以借此树立名声。
3月9日，星期二
星期二早上，我用搪瓷罐装满依云矿泉水，刮了胡子，然后锁上房门，走到圣萨比纳去坐前往彭内的公共汽车。在彭内，我又坐当地巴士去了阿让。在阿让，我坐上去巴黎的特快列车。到了巴黎后，我继续前往加莱。在加莱的一处报刊亭，当我看到每份报纸的头版头条都用大大的字体写着同一个词“摩加迪沙！”时，我的心脏就跟他们说的那样，差点停止跳动。我买了几份报纸，看了起来。我慢慢开始理解自己被卷入什么事情了。
今天，我七十岁了。
十月十三日在帕尔马被劫持的汉莎航空波音737飞机从迪拜飞到亚丁。在亚丁，机长被劫机者头目开枪打死（他们怀疑他秘密向政府传递信息）。副机长将飞机从亚丁开到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那里应该是劫机者一直以来策划的最终目的地。他们提出交付赎金的新的截止日期。在最后一刻，控制塔发出信息，说十一名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的成员已被释放，正坐在开往摩加迪沙的飞机上。星期二凌晨，一架德国空军运输机在摩加迪沙机场降落，机上并没有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成员，只有一支德国第九反恐大队的突击分遣队以及两名来自英国特种空勤团的队员。他们扔出闪光手榴弹，对汉莎航空的飞机发起突袭，在接下来迅疾突然的交火中，三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一名受伤。乘客全被解救，毫发无伤。
无论如何，我们很高兴能见到彼此，她带来一瓶杜松子酒作为礼物，我们俩喝掉了一大半。我煮了意大利面，配上罐头里的酱汁。她几乎什么都没吃，只想喝酒、抽烟、聊天。我跟她说了我上次跟彼得见面的经过，我们哈哈大笑，笑得咳嗽起来。她卖掉了拉夫西纳的房子，正在把钱转过来。“我没卖到什么钱，”她说，“把税一交，欠的债一还——不剩几个钱了。”我问她打算住在哪儿，她说：“我其实打算跟你住，洛根，亲爱的。至少等到医生给我看完，我们知道诊断结果了再说。”我要带她去鲁帕斯街我看病的诊所。
在德国斯坦海姆，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成员被囚禁的监狱里，人质得到解救的消息迅速传开。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和简—卡尔·拉斯普朝自己的脑袋开枪自尽（用的是被偷偷带进牢房的枪）；古德伦·恩斯林则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20]一样，上吊自缢。
昨天，格洛丽亚来了，我让她睡在我的房间；不过，我不得不说，我这把年纪睡在沙发上还是挺难受的。她的模样很糟糕：形容枯槁，面黄肌瘦，脸都凹陷了，手抖个不停。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是大病。她的头发又枯又少，皮肤上满是斑点，松弛得像只远古时代的蜥蜴。她觉得可能是肝脏的问题（“要不然我怎么会是这种颜色？”），但她也抱怨脊柱和屁股都很痛。她喘不上气。
他们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劫机失败的可能性，三名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的原始成员告诫他们的支持者，如果行动真的失败，那他们很可能被杀。他们想把自杀弄得像是谋杀，以此作为报复法西斯国家的最后一举。当他们死亡的消息传开后，罗马、雅典、海牙和巴黎都发生了暴乱。第二天，施莱耶博士的尸体在米卢兹一辆绿色奥迪车里被人发现。摩加迪沙人质得到解救的消息一在电台里播出，就有人往他头上开了一枪。
2月27日，星期五
那么，约翰·维维安和纳皮尔街的那帮人，和摩加迪沙有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派我横跨欧洲运送那四十支炸药？我凭直觉认为，他们应该是应对劫机失败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我怀疑他们计划好对英国境内特定的德国目标发起攻击——例如大使馆、奔驰车经销店，说不定还有一两所歌德学院什么的——以表现他们的团结和愤怒。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能制作出炸弹（我怀疑，这是伊恩·哈利迪的工作），并且安娜、蒂娜和约翰·维维安在安置炸弹的过程中没有先把自己炸飞。我朝多佛的方向横渡海峡时，庆幸自己把那些炸药棒埋在了我在法国的果园里。它们可能就在那儿悄悄分解，不会造成任何破坏。
我忘了说，上周五醒来时，我感觉嘴巴里有异物，我把它吐到枕头上——是颗牙齿。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不愉快的起床经历之一。可是，我去看牙医时，医生却说没事。其他牙齿看起来都还不错，他说，他还评价我的牙冠和牙托都做得非常好。一定花了一大笔钱吧，他感叹道。谢谢你了，纽约优秀的美国牙医。我开始毫无来由地担心掉牙齿——其实，也不是毫无来由，而是很有理由。不过，我猜，活的时间长了，这种事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谁呢？）告诉过我，沃和T. S. 艾略特的牙齿被拔光后，面对着全副假牙，他们都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这是作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吗？失去咀嚼能力时，我们不如彻底放弃算了？
我不担心与维维安的对质。我就说尤尔根卖给了我一箱旧报纸。等到我起了疑心，把锁撬开，看到里面的东西时，他早已消失。除了回家，我还能怎么办呢？我还准备继续装得更天真一点：箱子里应该是什么啊，约翰？毒品吗？我甚至好奇他会怎么回答。结果，这样的情景永远不会发生了：在多佛，我刚从轮渡下来，就被政保处的两名警察逮捕，他们把我带去泰特美术馆旁边的皇家陆军医院，一位名叫迪金的粗鲁又好斗的年轻探员对我进行了两个钟头审问。
据我所知，格洛丽亚有个兄弟住在多伦多，还有个侄子住在斯卡伯勒。她只有这些亲人了。好吧，老朋友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告诉迪金，我为什么会加入SPK以及我为他们做过什么。我说我刚从欧洲度了一个短假回来，我是去看我在那里的一处房产的。你在旅途中见过什么人？迪金问。一个人旅行，肯定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呀，我说。我特地提到，我在大战期间曾是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的中校以及海军情报处的成员，我要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相信我。等到他跟几个下属核实后——下属们都说我所言不虚——他的态度有了急剧变化。他说，他们根据“来自海外”的情报，对纳皮尔街发动了突然搜查。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我的名字。安娜·萝斯和蒂娜·布朗维尔已被逮捕。伊恩·哈利迪现在在阿姆斯特丹。约翰·维维安不知所踪。当晚十一点，我被释放了。这里离特彭泰大道走路就十分钟，很方便。在阴冷的夜色中，我溜达着走回家。显然，我在社会病患集团的日子结束了，我的送报生涯也结束了：又要开始吃狗食的生活了。
格洛丽亚打来一个奇怪又可怜的电话，问她能不能来跟我住几天。我说，当然可以。接着又照例提醒她：我这里可不舒服，没有电视机，就是又脏又破的街区里一间阴暗的地下室公寓之类。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在二月份来伦敦？她用颇不吉利的语气说，她来看医生。
备忘录补记
2月15日，星期日
回来后大约两周，我见到了约翰·维维安。当时我在康沃利斯，喝着大杯啤酒加雪利甜酒。突然，他进来了，悄悄朝我走来。他把头发剪短并染成了灰色。他穿着运动夹克和衬衫，还系着领带。
我最怀念非洲的一点就是跟夸库博士在灌木丛生的艾吉瑞高尔夫球场打球。我怀念高尔夫，怀念我们在俱乐部门廊里喝着啤酒看夕阳。我到底喜欢高尔夫的哪一点呢？它打起来不是太累，这是个优点。我认为，它作为一种运动最妙的地方在于，无论水平多差，你都有可能打出足以匹敌世界最棒高尔夫球手的球。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艾吉瑞四杆洞的第八洞打了个很潦草的七杆，拿着六号球杆在三杆洞排队，等着打短九杆。我全身燥热，大汗淋漓，没精打采。我挥杆，击球，球飞了出去，在棕色的地面上弹了一下，掉入洞中，一杆进洞。这是完美的一击——哪怕是世界高尔夫球冠军，也不可能打得更好了。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球类运动，能让业余爱好者也有表现完美的机会。我开心了一整年，就是这个球，每当回想起来，我都很开心。现在还让我开心。
“约翰，”我说，“哎呀，你这样很时髦。”
我还要给《旁观者》写篇关于保罗·克利的文章。（想想我以前还有一幅保罗·克利的画呢。那是什么样的生活？）不知为何，《旁观者》的稿费降到了少得可怜的十英镑。
“我转到地下了，”他说，“至少我正尝试转到地下。你在德国是可以转到地下的，一点也不麻烦，但在这个该死的国家你就试试看吧。”
用一夸脱威士忌（“苏格兰家族”）和两罐嘉士伯特酿啤酒迎接新年的到来。我觉得，自从大学毕业后我还没这么醉过。今天我心情很差，我老朽的身体努力应对着我给它灌进去的毒素。面对接下来的一年，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依然是顽固的冷漠。就在不久前，我家里还有四个用人，我觉得那真是非比寻常又不可思议。西莫昂给我寄了张圣诞贺卡，祝我身体健康，快乐幸福，并希望我能写出很多好书。快乐幸福大概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也许我应该专注于保持目前的健康状况，这样我才可能写完我心中的那本书。
“反正你这个伪装挺好的。”
1月1日，星期四
“谢谢。你拿到手提箱了吗？”
1976年
“我把它扔在法国了。”
女人：对不起，这真的太叫人压抑了。她站起身，走进酒吧，独自坐到角落里。
他咬紧牙关。“也行吧。听我说，给你的钱有剩下吗？”
男人：天哪。
“我把钱全给尤尔根了。”
女人：不，他自杀了。
“尤尔根？”
男人：癌症？
“就是苏黎世的那个人啊。我本来要告诉你的。他把手提箱给我之后消失了，我起了疑心。我撬开锁——箱子里全是旧报纸。”
女人：他死了。
约翰·维维安的脸似乎在抽搐。“狗娘养的！”他说，说了好几遍。他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按着自己的太阳穴。
男人：约翰还好吗？
“箱子里应该是什么，约翰？”
女人：哎呀，你真可怜。
“不重要了。现在不重要了。你能不能借我十镑？我没钱了。”
男人：身体不行。心脏有点问题。还得了癌症。可以说祸不单行。
“再没钱也不如我没钱。我只有一镑七十五便士，得撑到星期五。我也很穷啊，约翰。比你更穷。”
女人：怎么了？
他看着我。“你算什么祖国的花朵，嗯？还牛津耶稣学院。”
男人：不是很好。
“你不也是剑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
女人：你还好吗？
我们只得笑起来。我给了他一英镑，他没再回头看一眼便走了[21]。
今天伦敦又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炎炎夏日，脚下的柏油路面似乎都变软了，熔化了。我不得不放弃平常穿的外套和领带，找出在艾吉瑞大学时穿的花哨衬衫，领带是钉死的。午餐时间，我去康沃利斯喝了杯杜松子酒，把我给《经济学人》写的书评打了出来（纳皮尔帮了我个大忙——我给他们写任何一种艺术书籍的评论，都是三十英镑一篇）。酒吧安静整洁，到处都擦得干干净净，等候着午餐时的客流高峰。我坐在敞开的大门边，感受着微风，手里摇晃着冰凉的酒杯，听着坐在外面长凳上的一对中年男女的对话。
注释：
8月1日，星期五
[1]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英吉利海峡中的群岛，英国的属地。——译注
我喝了瓶苹果酒，我想进入喝醉和醉后的状态。今天早上头痛得厉害。满嘴都是手卷纸烟的臭味。真是个又蠢又老的笨蛋。
[2]托拜厄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苏格兰讽刺小说家。——译注
回到家，我坐在那儿盯着她们的照片看了一个钟头。哭得不能自已。那些年是我真正幸福的时光。知道这一点，既是福气，也是诅咒。知道自己曾在生命中找到过真正的幸福，当然是好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这一生才不算白费。可要承认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像那样幸福却无比艰难。史黛拉要是还活着，该有三十七岁了，也许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那就是我的外孙外孙女了。也许她并未结婚。一个人的生活会怎样谁能知道呢？所以，痴心妄想的猜测全是徒劳。
[3]叫汤米。
我溜达几条街，走到梅尔维尔路——这是个巨大的错误——我想着芙蕾雅和史黛拉，还有我们以前一起在公园散步的情形。我们的狗后来怎么了？它叫什么名字来着[3]？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然想不起它的名字了。也许，它也死在了那场V2爆炸中。现在我想想，芙蕾雅很可能是带着狗去接史黛拉放学的。
[4]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去世于1974年，享年87岁。
昨天，走路去巴特西公园，坐在阳光下看报纸。我看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如果要维持惨淡的现状，我还得多干四分之一的活。纳皮尔·福赛斯写信给我，说他现在在《经济学人》杂志工作。也许我也能在那儿找点儿事做。
[5]《马丁·瞿述伟》（Martin Chuzzlewit），查尔斯·狄更斯的一部小说。——译注
6月8日，星期日
[6]僧伽罗（Sinhalese），南亚斯里兰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属于欧罗巴—尼格罗混合人种。——译注
彼得变得很胖了，面红耳赤，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他的血压、他令人生厌的孩子，以及在海峡群岛[1]无聊透顶的生活。我说，如果金钱迫使你生活在你不喜欢的地方，那拥有这些钱还有什么意义？他反驳我，我也不明白——但他无法说动他的会计师。我利用这个机会大吃特吃——就着咖喱浓汤吃了三个面包卷，就着烤羊羔肉吃了三份蔬菜，接着又吃了苹果酥皮奶油点心和奶酪拼盘里一块三角形的文斯勒德干酪。彼得现在不能喝酒（他觉得自己有了早期糖尿病症状），于是我独自享用了半瓶波尔多干红和一大杯波尔图葡萄酒。他送我到门口时，我注意到他走路有点跛。他问了我见面以来第一个关于我的问题：你在忙什么呢，洛根？忙着写小说呢，我说。很好，很好，他含糊地回答，接着又问我还读不读小说。他坦白说，这些日子他都不读小说了，只读报纸和杂志。为了让他惭愧，我告诉他，我在重读斯摩莱特[2]，说完，我们走到外面的蓓尔美尔街，招手拦下出租车。我们握了手，承诺要保持联络。我爬进出租车，等它一转过街角开上摩尔街，我便让司机停车，赶紧下来了。三百米，六十五便士，为了面子，每一便士都值了。
[7]玛丽·赛勒斯特号（Mary Celeste），1872年的大西洋上，一艘加拿大船发现的一艘正全速朝直布罗陀海峡航行的船。但在船上没有发现任何人，这艘船通常被认为是鬼船的原型。——译注
去旅行者俱乐部和彼得（斯卡比尔斯）共进午餐。我在集市小摊上买了件新衬衫（八十便士），再加上我的深蓝色套装和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的领带，我觉得我的打扮还不错。往头发上抹了点油，把它梳平。鞋子看起来有点可疑——尽管拼命擦过了，但这双鞋仍显得有些破旧。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己打扮得还是挺时髦的。
[8]1970年在德国创立的一个病患集体组织，创立者为沃夫冈·休伯医生，他认为病人的精神紊乱是由资本主义体系引起的，且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社会得到治愈。——译注
5月7日，星期三
[9]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1994），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字母主义国际成员、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电影导演。——译注
（事后补记。一九八二年。当时我完全不在意，但这些年来，在我一贫如洗的岁月里，我时不时会回想起那天早上在纽约，当梦迪/萝拉为自由拼命奔跑时，施密特先生对着我吼出的那句话。你这窝囊的英国佬！窝囊废……我猜，他认为这是他能想出的最侮辱人的话。可这样的咒骂对英国人——或者对欧洲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很清楚，最终我们都将成为窝囊废，所以它便失去了羞辱的效果。在美国不是这样。也许这便是两个世界最大的区别——对窝囊的定义。在新世界里，它是最极端的羞辱；在旧世界中，它只会让人产生啼笑皆非的同情。不知道泰特斯·费奇对此会有何话说。）
[10]拉乌尔·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1934—），比利时作家，代表作品为《日常生活的革命》，是情境主义国际的主要理论人物。——译注
白天，我去公立图书馆，继续《八重奏》的相关研究，或罕见地写点文章。晚上，我在家里用打字机把它们打出来。我听收音机或留声机唱片，然后看书。我会去我经常去的酒吧，康沃利斯，买半品脱苦啤，每周去两三次。我身体健康，自力更生，但我没钱。我只是——只是——在勉强维生。这就是一九七五年，一个年迈文人的伦敦生活。
[11]乌尔丽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1934—1976），西德极左派好战分子，和巴德尔创立了德国恐怖组织“赤色军团”，1972年因数起谋杀罪名被捕，1976年自尽身亡。——译注
我还喝酒——苹果酒、啤酒、最便宜的红酒。我开始自己卷香烟抽。
[12]1968年5月在法国巴黎发生的大规模学潮，后来引发了全国性的罢课罢工事件。
我吃得十分简单，罐装咸牛肉（我的餐饮主调）、烤豆子和土豆。一罐浓缩汤多加点水就能喝上四五顿。一个茶包好好利用能泡出三杯淡茶。诸如此类。感谢上帝，我以前的裁缝还不错。我在伯恩＆米尔纳裁缝店做的最后几套套装只要小心保养，还能穿上很多年。我很少买内衣、袜子和衬衫。我用手洗衣服，冬天把它们挂在煤气壁炉前烤干，夏天就在地下室里支个架子挂在上面。出国旅游是不可能了，除非费用全由他人支付。比如说，格洛丽亚邀请我今年夏天去拉夫西纳：“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告诉她，我出不起路费，她也没有提出要帮我付，所以我猜她可能跟我一样，手头吃紧了。
[13]这只可能是赤色军团针对联邦检察官西格弗里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的机关枪袭击。除了布巴克之外，还有另外两人也丧生了。
偶尔写的报刊文章和为“利平兄弟”做的咨询工作，让我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去年，我挣了大概六百五十英镑。今年截至目前，我写了一篇关于罗斯科的长文章（五十镑），给布鲁姆斯伯里的一本书写了书评（二十五镑），给本私人收藏的一系列画作进行了估价（两百镑）。
[14]4月28日，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组织的创始成员——古德伦·恩斯林（Gudrun Ensslin）和简—卡尔·拉斯普（Jan-Carl Raspe）在斯坦海姆的特别法庭被宣判有罪。两个人都被判处长期监禁。
花销：税、煤气、电、水、电话、食物、衣物、交通出行。我没有车——出门坐公共汽车或地铁。我没有电视机（电视机租金再加上收视费太贵了，我只听收音机，听留声机唱片）。我唯一的放纵，我生活中唯一的奢侈享受，便是酒和烟，以及偶尔去看电影或上酒吧。我看的报纸是我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找来的别人不要的报纸。
[15]菲尔比（Philby）是克格勃的间谍，也是20世纪60、70年代激进左翼组织的偶像人物；他是终极内鬼——也是终极背叛者。
以下是我的财产清算。资产：我拥有皮姆利科特彭泰大道的地下室公寓。我拥有公寓里的家具。我还有大概一千本书，一些越来越破旧的衣服，一块手表，一些袖扣等。收入：我已出版的书全都卖完了，所以版权收入是零。我有国家发放的标准养老金，再加上来自艾吉瑞大学退休基金每周将近三英镑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自由职业工作状况：极不稳定。
[16]汉斯·马丁·施莱耶（Hanns-Martin Schleyer），西德产业联盟的主席，被赤色军团绑架了。
很高兴又重新开始写这本日记了，尽管动机更加阴暗。我担心它会记录下一位作家的衰落；会从年老力衰的拙劣文人的角度，对伦敦文学现状做出评价。作家生命的最后时刻往往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因为现实太令人羞愧了，太悲哀了，太平庸了。然而，对我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经历了发生的一切后，将自己的体验记录下来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没有乡村大宅，没有荣誉加身的迟暮之年，没有一个充满感恩的国家对我应有的尊敬，也没有我为之奉献了几十年的行业对我的补偿。像阿德拉尔这样的狡诈吸血鬼竟敢找我收一镑六十四便士的复印费，我把这视作真正的转折点——不是因为她的无礼，而是因为我实际上真的付不起这笔钱。一镑六十四便士，要是节省点花，足够我三天的伙食费。我已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17]由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和菲·唐娜薇（Faye Dunaway）主演。导演西德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
我去了家酒吧，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却发现双手都在颤抖——纯粹是出于愤怒，而不是尴尬，这句话我得赶紧加上。明天一早我就给华莱士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也许他能给我推荐个新人。
[18]佩特拉说的可能是英国人伊恩·迈克里德（Iain MaLeod），1972年西德警方对他位于斯图加特的公寓发动突袭，他在突袭中中枪身亡。据说他是赤色军团的成员，但这一点从未得到过证实。
今天，我炒了那个贱人阿德拉尔的鱿鱼。我到公司去，想复印几篇写《八重奏》需要研究的杂志文章。首先，前台的女孩不相信我是公司的客户；接着，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我的档案。我说，华莱士·道格拉斯本人允许我想什么时候用办公室的设备就什么时候来。总而言之，我还是进去了，也复印了，但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办公室里充满疑惑的窃窃私语和半恐慌的情绪：那个穿着细条纹套装的老头是谁？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们应该报警吗？最后，希拉·阿德拉尔终于亲自现身，她穿着蓝色套装和短裙，看起来衣冠楚楚、光鲜亮丽。“洛根，”她带着最灿烂又最虚伪的笑容说，“见到你真高兴。”她主动帮忙，将散落的纸张收拢起来，并查看了复印机上的计数器。八十二页，她说，两便士一页，一共是一镑六十四便士。真好笑，希拉，我说，我从她手里拿过复印件，自顾自朝门口走去。请付钱，洛根，她说，这里不是慈善机构。于是，我爆发了。你竟敢找我要钱？我说，你知道我为这个公司赚了多少钱吗？复印了几张纸，你竟有胆子找我要钱。你可真不知羞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你就没为这个公司赚过一分钱了，她说。好了！我大吼，够了。你他妈被解雇了，还有你们这帮窝囊废！我要跟别人合作去了——说完我大步走了出来。
[19]“佩特拉”——汉娜·霍普特贝克（Hanna Hauptbeck）。1978年在汉堡被西德警方逮捕。因抢劫银行及密谋安置炸药罪被判处7年监禁。“英格褒”——芮内特·穆勒·格拉斯（Renate Müller-Gras）。1978年与警方在斯图加特发生枪战后不知所踪。有人说她转入了地下活动。也有人说她已经死了。
4月23日，星期三
[20]乌尔丽克·迈因霍夫于1976年自尽。
1975年
[21]6周后，约翰·维维安因对斯旺西附近朗奇菲拉赫的邮政分局发动袭击而被捕，此次袭击中途失败。作为退役军人的邮政局长认出了维维安用来指着自己的枪是假的，并朝他脸上挥拳，打断了他的鼻梁。维维安以抢劫未遂被判处7年监禁。
洛根·蒙斯图尔特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夏季学期结束后回到伦敦，再次住进皮姆利科的特彭泰大道。他的经济收入只有养老金和储蓄（他在艾吉瑞大学加入退休金计划的时间太短，所以只有极少的退休金），于是他重操旧业，做起自由作家，虽然没有那么多热情了，但还是相当勤勉。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政体》杂志——在一九七二年倒闭了，华莱士·道格拉斯公司的希拉·阿德拉尔也未能（可能是故意拖延）为他酝酿已久的小说《八重奏》从出版社那里争取到预付版税。乌多·费尔巴哈继续让他担任《左轮手枪》的驻伦敦通讯员，本·利平此时罹患前列腺癌，偶尔会出钱请洛根为“利平兄弟”做些咨询顾问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洛根将会慢慢地，但一定是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困顿。第二本伦敦日记始于一九七五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