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她说，“斯特拉文斯基？高尔斯华绥[36]？”
我成功说服她跟我去了一家咖啡馆。我点了杯葡萄酒，她点了矿泉水，我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是英国广播公司谈话节目部门的秘书，职责是预约嘉宾；他们曾想邀请我去谈一谈“欧洲绘画的新趋势”，结果得知了我的出场费用。全部门的人都觉得太荒唐了，她说。
“哎呀，那是我经纪人的错呀，”我说，“他总是自作主张提高我的出场费。没法忍。”
“当然没有。不过我碰巧知道，你没有十畿尼是不会到伦敦来的。”
“他这不是帮你，我告诉你，”她气势汹汹地说，“你直接上了我们的黑名单。十畿尼？太他妈荒唐了。我要是你，就开除他。”
“稍等片刻，”我说，“你怎么认识我？我们见过面吗？”
我说我老早就想开除华莱士了。接着，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我猜就是。”接着，她露出只能说是讥笑的表情，大踏步从我身边经过。我跟着她下楼，走到街上。
“芙蕾雅·德弗雷尔。”她说。
“正是本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她竟然是我的读者。
芙蕾雅·德弗雷尔。芙蕾雅·德弗雷尔。光是拼她的名字，我就已心跳加速、血液沸腾、呼吸急促了。她的美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她的双唇微微嘟着，既不是突出也不是噘起，只是好像想要脱口说点什么。她个头高挑，身材苗条，我觉得应该才二十出头，而且这么年轻就显得相当自信。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摔断了腿，伤得很严重，他们认为，他还得等一周才能出院并继续旅行。
“你该不会是洛根·蒙斯图尔特吧？”
“我明天就要坐船去南安普顿了，”我说，“我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饭？看我能不能说服你，把我从谈话节目的黑名单上除名。”
看到她从一间办公室出来，我便尽可能装作随意的样子走了出去。我微笑着，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冲我皱着眉头，画得完美无瑕的弯弯眉毛拧成一团。
此刻我坐在这儿，写着这些文字，等着去她的酒店和她见面。生活中这些微妙的时刻总让我害怕。要是我没有弄丢护照。要是她的父亲没有撞车，也没有摔断腿。要是她没有正好在那个时间去领事馆……前景空洞而虚无；只有回望你才能明白，这些关键的联系是多么随机且偶然。
我感到一种无法解释且毫无道理的恐慌和担忧。我跑回去找到秘书，问她那个年轻女子去了哪儿。去见另一位工作人员了，她回答。原来，她和父亲在驾车旅行时出了交通意外，她父亲受了伤（一条腿骨折），所以涉及复杂的保险问题。我回到接待室等着，将门半掩，方便观察外面走廊里的情况。
（4月）
第一眼看去，她的脸又长又细，显得很坚毅。眉毛弯弯的，修过，也画过，她还抹了口红。她的头发浓密而蓬乱，介于浅棕和深棕之间，太阳穴和额头上有几缕天然的金发。我想象得到，她每天早上用梳子又拉又拽地梳好头发，然后一整天都不再理会它。她穿着亚麻套装，浅绿色的，很时髦。她从手袋里拿出一盒烟，还没等我拿着打火机凑上前，她就自己点燃了一支。好吧，我心想，我的机会来了：我可以找她借火。我正要打开自己的烟盒时，领事馆的秘书走进来说：“蒙斯图尔特先生，你现在可以去见领事了。”我走进领事办公室，迷迷糊糊签收了我的临时护照。出去时，我又钻进接待室，可她已经不见了。
“盖卢佳号”。法国船，葡萄牙船员。一半船舱都是空的。我写完了给《图说》的三篇稿子，还多写了一篇，记录了造访毕加索画室的经历，我相信华莱士一定能给它找个发表的地方。早上我待在甲板上——今天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我走来走去，试着理清思绪，畅想不远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去了领事馆（在下菲瑞盖尔大街上），他们让我在接待室等着——这里有几把木椅子、一张桌子，桌上摆满过期的期刊和几份上周的《泰晤士报》。门开了，我抬起头，以为是工作人员，结果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神奇的是，我突然感到一种电光火石般的效应——一定是出自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某种返祖式的交配欲望吧。只需一眼，你就会想：“对了，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身体的每道直觉似乎都在唱着和谐的颂歌。是哪些因素的组合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是她抬起的眉毛，噘起的嘴唇，转动的脚踝，还是纤细的手腕？……我们礼貌地朝彼此微笑，两个陷入官僚体系困境的外国人。我翻开报纸，从报纸上方细细地打量她。
与芙蕾雅的晚餐很愉快，我对她有了更多了解。她的父亲是个鳏夫，和她哥哥住在柴郡。芙蕾雅每年和父亲度假一次。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德国和奥地利，但由于当前的政治局势[37]，她这次不想去那儿，这才有了倒霉的葡萄牙之旅。芙蕾雅比我左翼得多，我意识到我现在是多么远离政治，不禁为自己的冷漠淡然隐隐感到惭愧。她二十一岁，已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了两年。她想凭自己的本事成为节目制片人：“坐上那个位置可不容易，我告诉你。”对于我们聊到的某些话题，她强烈地表达了与我不同的意见。毕加索——“江湖骗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目前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莫斯利——“国家的灾难”。我陪她走回她住的酒店，我们互道晚安时，她用力和我握手。我问她，我们回了伦敦还能不能再见面，她给了我一个地址——她和另外八个年轻的单身女子，同住在奇斯威克的一处租屋里。她知道我结了婚，还有个孩子。我说她一回去，我就会马上跟她联系。我给了她我的名片，她把地址念出来：“索普戈丁厄姆……听起来很遥远。”我告诉她，我正在伦敦找公寓。
稍后。以下是事情的经过。
“你看过我的书没有？”晚上某个时间，我问她。
里斯本，大都市酒店。昨天我坐火车去辛特拉。天气雾蒙蒙的，很凉爽，四处一片模糊，反而让景致显得更加迷人。不知怎么搞的，白天我的外套被偷了，我的钱包和护照都还在外套口袋里。被偷的地点是佩纳城堡。我把外套搭在户外走廊的墙上，走到一处朝外伸出去的阳台上，照了一张南边阿拉比达群山的风景照。我拍完照片，回来时发现外套没有了。我在城堡到处走动，仔细查看每位游客，还有在外面公园里的人，什么都没找到，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这是个谜，也给我造成了极大不便。今天早上我去领事馆，解释了我尴尬的处境。今天下午，他们将给我签发临时护照。我给我的银行发电报，让它给我寄点钱来。
“没有。”
4月4日，星期三
“那你为什么想找我上你的节目？”
（波德莱尔）
“我也不知道。有人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我想是你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兴趣。”
一切，井井有条，优雅美丽，奢华，宁静，安逸。
这不算开始一段关系最有前景的基础，但我已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被这个女人给迷住了。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明天，我会在奥赛火车站搭乘开往南边的火车。应该赶得及在波尔多的大公鸡餐厅晚餐。接下来我的计划是，波尔多—图卢兹—佩皮尼昂，在波乌港过境，从那里沿海岸线南下去巴塞罗那—瓦伦西亚—格拉纳达—塞维利亚。我觉得，我甚至可以在去过塞维利亚后再去里斯本，说不定能坐船回南安普顿。
5月15日，星期二
我跟我在黑色笔记本出版社的发行人皮埃尔·拉马丁一起吃饭。他身材瘦长，心事重重，前额搭着一缕头发，像希特勒。他说话时会有长长的停顿。我把我写《世界主义者》的事告诉他，他装出礼貌且颇感兴趣的样子，但显然，跟我其他的发行人一样，他还是希望我能再写一部小说。“那个世界主义吧……”长长的停顿，“有点老套了。”他说话时抱歉地耸耸肩。
回到切尔西。我刚刚为德雷考特大道上一套半装修过的小公寓支付了三个月租金。它有一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可以兼作我的书房，还有一间极小的卧室、一间盥洗室（没有浴缸）、一间很窄的舱式厨房和一张可折叠的桌子。我得自己买些家具，包括一张床（单人床——双人床放不下）、一张沙发和一套锅盆碗盏。我楼上住着一位中年波兰女裁缝，楼下住着两位公务员，我怀疑他们可能有点“同性恋”倾向。整条街阴暗乏味，每个人只管自己的事。我认为，这里将是我新生活的理想起点。
昨天，本带我去毕加索的画室见他。本跟他不是那么熟，毕加索似乎有点乖戾，不爱说话，直到本恰巧提起我要去西班牙，他立刻变得热情起来，给了我巴塞罗那两家极好的餐厅的地址。我问他他在画什么，他让我拭目以待。他说的法语带着浓浓的西班牙口音。他穿着衬衫，系着领带——画画时还系领带好像挺奇怪的。他个头矮小，看起来颇有攻击性，我感觉他对本和我保持着警惕。这两个英国年轻人在他的画室做什么呢？一定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吧。我猜，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不过我无所谓：只要能离开英格兰，我就很高兴了。
芙蕾雅非常喜欢芭蕾，上周五我们去看了《吉赛尔》。我自认对舞剧一窍不通（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别的艺术形式都让我着迷），可我看得很开心——我猜，是优美高雅的舞蹈和动听的音乐让人很难抗拒吧。看完后，芙蕾雅在餐厅问我问题，并对我的无知感到震惊。“要是我说，我对文学艺术毫无兴趣，你会怎样？”她说，“你会怎么看我？”我高兴地认了输。我很高兴能坐在她对面认输。
伦勃朗酒店。巴黎。华莱士成功地帮我和《图说》签了三篇文章的合同：用五百字介绍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每篇稿费五英镑。没有中介费。比我平时的稿费标准略低，但我目前的境况不允许我讨价还价。我还和《艺术评论》签了几份约稿合同，所以，等这次旅行结束时，我应该能小赚一笔。我向洛蒂和莱昂内尔道别，尽量不露出狂喜的傻笑。我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我绝对不能让这种有害的沮丧情绪再次累积了。我必须认识到，我的性格不适合待在家里，不适合过与世隔绝的英国乡村生活。我绝对需要变化和惊喜；我的生活中必须要有城市——我天性属于城市——我的生活中还必须有对旅行的期待和真正的旅行。否则，我将枯竭而死。
我开了新的银行账户，让华莱士把我所有的稿费都转进来。艾斯莱德每年给我们——实际是给洛蒂——三百英镑零花钱，足以维持我们在诺福克的生活开销。我跟洛蒂说，我在伦敦待的时间会“大大增加，增加很多”，她似乎并不介意——她唯一的条件是我周末要回家。我乘胜追击，悄悄将我大部分的书和画转移到了德雷考特大道——我想她压根儿没有发现。华莱士将我的《与毕加索会面》的文章以两百美元价格卖给了《生活》杂志。
3月
（5月）
晚餐过后，我们坐在客厅。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他的客户各种版本的作品。他问我想去哪儿。非洲、日本、俄国，我说。可你真正想去的到底是哪儿，他温和地坚持问。西班牙。好吧，他说，那应该不难安排。
我小心谨慎、不慌不忙地追求芙蕾雅。我热切地约定见面的时间，提前很久询问她，从不自以为是。她喜欢在餐厅吃饭，酒量也跟我差不多。我暂时避开了常去的那些地方——常青藤餐厅、皇家餐厅、普来维塔利餐厅等——我不想引起流言蜚语。我们去看电影，去参观美术馆，去看戏，去欣赏芭蕾。上周去看戏之前，我们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喝酒，她很喜欢那套公寓。英国广播公司有个“年轻人”对她颇感兴趣，但我认为他不是我的对手。
好心的、清醒的、理智的、务实的华莱士啊。我们想出了B计划。我给洛蒂打电话，告诉她我到了伦敦，我编了个故事，说我给华莱士打电话，是他让我立即赶来处理一桩紧急事务的。我还告诉洛蒂，我明天就会回去了。华莱士邀请我晚上去他在旺兹沃斯的家里过夜，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海瑟）以及他们介于九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不知为何，我之前从未对华莱士的家庭生活产生过好奇，此时，我多少有些惊奇地看着他置身于这个和谐的大家庭中。
6月8日，星期五
“在家里。”
昨天，芙蕾雅在谈话节目部门的一位上司举办鸡尾酒宴会，她邀请我同行。她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换了衣服（穿上海军蓝的绸纱裙和高跟鞋之后，她突然显得非常成熟），我们坐出租车去了上司在海格特区的家。上司叫特维尔·史蒂文斯——四十多岁，头发却已变得惊人地雪白。傍晚天气很热，参加聚会的人纷纷走到花园里。不知为何，我感觉酒精上了头（在芙蕾雅出现并安抚我之前，我喝的是纯杜松子酒），便自顾自地走开，想要清醒一下。在夏日傍晚柔和的暮色中，站在英式花园里，我突然感觉全身涌出一种纯粹的幸福感。快乐与爱意的暖流流过我的身体，让我为之颤抖。我四下环顾，看到芙蕾雅正在草坪对面盯着我。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对你产生的影响。我们彼此对视，无声的信息通过四目传递。这时，特维尔大喊她的名字，她只得把视线挪开。
“护照呢？”
我像个机器人，朝另一群人溜达过去。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汤米·比提。让我略微吃惊的是，兰德竟然在他们中间。我们亲切地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要在下次选举时支持议会。她问起洛蒂和莱昂内尔的近况，以及我正在写什么之类的，我也问了她福瑟吉尔家其他人的近况。在那样的亲密关系后，我奇怪地察觉到我们之间这种冷冰冰的感觉。我猜，如果你向某人求了婚，而她拒绝了你，一切就再也不可能恢复原样了吧——太多的伤害已经造成，而人只能忍受那么多的拒绝。我们继续聊天，芙蕾雅来了，我为她们做了介绍。这种情况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不知道我们到底透露出了哪些微妙的信号——也许女人比男人更能感知到这些——反正我立马就意识到：（1）兰德知道我对芙蕾雅的感觉；（2）芙蕾雅知道兰德曾是我的情人。三方交谈极其尴尬、生硬，我们迅速而礼貌地分开了。
“呃……是的。”我掏出钥匙：它是我草率行事的证据。
聚会另一个让我高兴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我小小的文学成就激起了涟漪。伊丽莎白·鲍恩[38]问我（我觉得她问得有些狡猾）：“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有钱？”另外，我起码被问到六七次，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特维尔·史蒂文斯对《思想的想象》赞不绝口，还说等《世界主义者》出版时，我们一定要做期广播节目。
“车钥匙在你口袋里吗？”
芙蕾雅和我九点左右离开，我们在高街叫了辆出租车。我问她想去哪儿吃东西。“德雷考特大道。”她说。
“停在车站外面了。”
一丝不挂的芙蕾雅。更美了。她的胸口和双肩长着雀斑。她的髋骨向外突出。我们都是二十多岁——但不知为何，我竟感觉自己比她老多了。我们在我的单人床上紧紧相拥。“我们永远都不要买双人床，洛根，”她说，“永远不要。我们要一直睡在单人床上。”
“你的车呢？”他说。
她留下来过夜，今天早上八点出门上班。我穿着睡袍，坐在厨房里，在折叠桌上写着这篇日记，我面前的盘子里是她早餐没吃的吐司皮，我内心充满狂喜。我想到洛蒂，想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孩子，我意识到，和她结婚确实是弥天大错。然而，过往无法重来。我只想跟芙蕾雅在一起：没有她的时间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华莱士劝下了我。我去了他在河岸街的办公室，告诉他我都做了什么，并让他帮我找一家报社或杂志社，只要是现在能把我送出国去的都可以，去哪儿都可以。他让我冷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他。
（6月）
我走到月台上，想起我在艾比念书时每学期结束都会来这里，这个车站对我来说只象征着失望和失败。可今天，我站在这里，等着去伦敦的火车，除了雨衣和帽子，我双手空空，毫无负担——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激动。诺维奇车站：通向世界的大门。这是一种多么神奇又纯粹的自私；我谁都不想，只想我自己——我不想洛蒂，不想莱昂内尔，也不想我的母亲。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抛弃已有的生活，重新开始。
索普。今年夏天会非常难熬。洛蒂在康沃尔的福伊租了幢房子，准备七八月住。我告诉她，我八月份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法国，为《世界主义者》的创作做研究。她同意了，但一整天都耷拉着脸。她什么都没有怀疑，我知道。
昨天午饭后，写《世界主义者》的第三章，可毫无进展，我决定开车去诺维奇买一令打字纸——至少，这是在周二下午我能做的和写作勉强扯得上关系的事。我跟洛蒂说，我会赶回家吃晚饭，接着就出发了。我刚到诺福克，天上就下起冰雹，冰雹很大，但只下了几秒钟，然后，明晃晃的太阳便出现了，天空晴朗。马路上在施工——铺煤气总管——车辆只能绕道开往车站，我自然把车停进了车站停车场。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想着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该做什么，想完，我买了张去伦敦的单程车票。
也有金钱方面的忧虑。我们在银行透支了，洛蒂找父母要求增加零花钱，艾斯莱德焦虑地跟我私下聊了聊：他不明白，以我的收入再加上洛蒂的零花钱，我们这年轻的两口子（没有按揭贷款）怎么会负债。洛蒂花起钱来从不动脑筋，我解释说，我还告诉他，我目前的收入很少——作家的生活，你也知道的，不是撑死就是饿死。当然，我的收入一分钱都没有进入我们的共同账户。我力劝洛蒂勤俭节约，只是这个概念对她来说是陌生的。《思想的想象》和《女孩工厂》的版税现在不多了（不过《女孩工厂》在法国倒是卖得出人意料地好），来自电影票房的分成也像阳光下的积雪在不断减少。我写报刊文章挣来的钱，绝大部分用在了德雷考特的公寓以及我和芙蕾雅在伦敦的生活开销上，在《世界主义者》交稿之前，我都不会有大额的收入；交稿之后，大约能拿到一百五十英镑。在那天到来之前，我只能以稿费为抵押，（找好心的华莱士办公室）借钱度过这个夏天。我要带芙蕾雅去比亚里茨。
2月21日，星期三
（事后补记。一九六五年。有趣的是，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为钱操心，并不得不省吃俭用。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之前，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或者其他任何人——是怎么付账单的。）
这首诗只能是法语，翻译成英语就变得平庸、啰唆了，完全失去了那种令人心痛惆怅的浪漫感觉。世界主义者就是这样萦绕在我的脑中——炎热、非洲、文学、忧郁、性……可它只能是法语。“在刚果热烈的月光下/一位殖民地的小官/翻看着阿尔弗莱德·德·缪塞的‘诗歌’”。不行不行不行。放弃吧，蒙斯图尔特。
（6月）
因为他还想着那美丽的智利姑娘……
莱昂内尔得了哮吼症。看起来病恹恹的。那天，我让他坐在我的膝盖上，他用一只阴沉而无知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
翻看着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诗歌”……
华莱士说《艺术杂志》（是的，就叫这个名字）要找个书评主笔，每月十英镑稿费。如果写了专题报道，还有额外报酬。显然，我写的关于毕加索的文章让他们印象深刻。这是本装腔作势且定价不菲的杂志（由某位装腔作势、乐善好施的百万富翁大力资助），可至少，它承认在我们这个小岛之外，还有别的人也在创造艺术。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但我很清楚，我必须尽快写完《世界主义者》。过双面的人生是件花钱的事。写完《世界主义者》，接下来呢？
一位殖民地的小官，
7月30日，星期一
在刚果热烈的月光下，
从福伊回来。天哪，真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只有我们一家人在时，我还能勉强忍受；有客人时，我就忍无可忍了。我感觉像在经历某种精心设计的监禁。安格斯和莎莉[39]，接着是伊安瑟一家。幸好，我不会见到艾斯莱德和伊妮德。我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来到伦敦，直接去广播公司找芙蕾雅。我们绕过街角，去了一间酒吧，我们手拉着手，喝金汤力。她只能离开两周时间——她还得留出一些年假，陪陪她父亲。
在布拉柴维尔[35]，在他小屋的游廊上，
我去看了母亲。萨姆纳现在住了四户租客。母亲和恩卡纳茜欧住一楼，把包括地下室在内的其他三层楼都租了出去。一年多没见过普兰德盖斯特，也没听过他的消息了。我让母亲把和金融交易有关的所有文件都找出来。父亲给她留了伯明翰的房子和将近一万五千英镑财产。哪怕是在买下萨姆纳的房子并装修之后，也应该还有足够的钱，让她一生都能有不菲的收入（每年至少一千英镑），并让我分到父亲承诺过的遗产。我仿佛还能听见他说：“你们俩都将衣食无忧。”你们俩。这不仅是母亲的钱，也是我的钱。考虑到那些奢侈的开销——汽车、用人和我的零花钱等——我算了一下，大萧条让我们损失殆尽。普兰德盖斯特在美国股市不计后果的投资又让我们损失了八千英镑——一笔巨款，更别提还有六十二街的公寓。我猜我应该愤怒，但试图想象失去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总是很难。至少，萨姆纳的房子还是母亲的，虽然看到她和陌生人同住让我难过，但房租总算让她有足够的持续的收入照顾好自己。我发现厨房里有个空的杜松子酒瓶——我会找恩卡纳茜欧私下谈谈。不用说，她自然是没完没了地抱怨，说跟孙子见面太少之类的话。
这就是我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整整一下午，我都在试着翻译亨利·莱维特《西非》中的五句诗：
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里，我写下这篇日记：我在康沃尔时，芙蕾雅一直住在这里。花瓶里有鲜花，整间房子感觉很干净，闻起来也很干净。我们窄小的床铺上是刚换的床单。我听到芙蕾雅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星期三，我们就将离开这里，前往法国。
（2月）
7月31日，星期二
晚餐时，洛蒂思考我们今年夏天可以去哪儿。她说我们最好找一处大房子，得有婴儿房和保姆房；至少还需要两间多余的卧室，以备“妈妈和爸爸”到访，或是弗奇—道森一家前来同住。康沃尔也许很好玩，你说呢，洛基？
在《艺术杂志》的会面。我喜欢乌多（乌多·费尔巴哈，编辑），他是个皮肤黝黑、见多识广的德国难民，曾在包豪斯艺术学院短期任教，我觉得他对我的文章很满意。乌多的评价标准总结起来只有两个：一位艺术家或一件艺术品要么是非常普通，要么就得展示出恶魔般的精湛技艺。我从来没听过他再做进一步的阐释。不得不说，这确实能让评判变得简单。他委托我写一篇关于胡安·格里斯的长文章——是我建议的。倒不是因为我正好有几幅他的木炭素描画，而是因为格里斯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他已不在人世，毕加索和布拉克两大巨星的光芒让他隐入了黑暗，这不公平。乌多还想让我去采访毕加索，如果我能让本帮忙安排的话。我对乌多的包豪斯平等主义深有同感。《艺术杂志》的办公室就是个大房间，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每个人——编辑、秘书、设计师、校对员以及来访的作家都是围桌而坐。英格兰绝不会有哪家杂志社如此布置。
在莱昂内尔的摇篮床尾站了足足十分钟，注视着他睡觉。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分析自己的感受，可除了平淡乏味，我真的再找不出别的心情：怎么所有的婴儿在生命头三个月看起来都差不多呢；他们的手指甲和脚指甲是那么小，真是神奇；可他们要那么晚才学会说话又是多么可惜。现在，恰恰就是我最想跟他说话的时候。想象一下，要是奇迹出现，婴儿出生几周后便能说话，那我们也将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在布朗普顿路跳下公共汽车，正准备拐上德雷考特大道时，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四下张望，看到约瑟夫·达克从警车上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跟他说了洛蒂、莱昂内尔和我搬到诺福克的事，并为和他失去联络致歉。
2月16日，星期五
“你家里人都还好吧？”我问。
彼得晚上留宿在我家。我们拿着波特酒瓶，坐着聊到很晚还没睡。苔丝没有来，因为她的第二个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彼得说，他现在从周一到周五都住在伦敦——他的语气让我怀疑他们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还告诉我，他在利用业余时间写一部侦探小说——以我为榜样。
“说到这个，我们有点倒霉，”他低下头，“蒂尔达去年去世了。白喉病。”
昨天在圣洗池前的受洗仪式上，突然觉得可怕又难受，我猛然意识到，我的儿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叫莱昂内尔，更不应该叫莱昂内尔·艾斯莱德，可现在已经太迟了。这算是什么传承呢，莱昂内尔·蒙斯图尔特？我应该给他想个昵称：巴奇、明奇、波波——什么都行。彼得和安格斯是教父，布伦娜·阿伯丁和伊安瑟·弗奇—道森是教母。布伦娜其实挺有趣的（在一些小的方面）。但我受不了伊安瑟——她是洛蒂最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为什么会让我那样震惊。我甚至踉跄着后退了一两步，像是被人推了一把。我还记得那个胆怯羞涩的女人，总是在道歉，现在她死了，永远消失了。我喃喃地说着毫无意义的话，但他看出了我的震惊。我们又交谈了几句，我告诉了他我的新地址。我回到家，真心觉得悲哀。我跟芙蕾雅说了我的反应，她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没有想到我们的同龄人也会死去。我们以为自己暂时是安全的，可这只是幻觉。没人是安全的。”她用手梳理我的头发，伸出双臂抱着我，站在我的鞋子上。接着，她用一条腿缠着我的腿。她喜欢这样，这是她的怪癖之一——她把这叫作“腿抱”——“抓到你了，”她总会说，“拼了老命也不会松开。”
1月25日，星期四
8月3日，星期五
1934年
比亚里茨。本在比亚里茨和比达尔之间的地段找了处大别墅，离海岸约八百米，带一座树木繁盛的大花园和一个水泥游泳池。参加聚会的人包括本和桑德琳、爱丽丝和蒂姆·法雷诺、我和芙蕾雅、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和他的女朋友，来自瓜德罗普岛的舞者米塔，以及格迪斯·布朗（现在也是本麾下的画家了）和他的意大利朋友卡洛，卡洛也是画家。
无法确定的朋友：安格斯（他本质上是个肤浅的人——空无）。
每天，泳池边都有为留在家的客人准备的户外午餐，我们可以自由来去——去圣让德吕兹和比亚里茨的海滩，或是去山区徒步。
重新联系上的朋友：彼得、（苔丝？）。
昨天午餐时，出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当时，格迪斯和卡洛不在，西普里安去比亚里茨修眼镜了。我们都吃了饭，喝了好多的酒，突然，爱丽丝解开自己两件式泳衣的上衣，把椅子搬到阳光下，袒胸露乳地坐在那儿。
失去的朋友：无。
“你还好吧，亲爱的？”蒂姆镇定自若地说。
结交的朋友：无。
“你知道我喜欢这样，”她说，“清风吹过乳头的感觉好极了。”
工作：写完了两章《世界主义者》，写得很差。还写了五篇文章、两篇书评。可悲啊。可我收到的稿费支票告诉我，我是个成功的作家。《思想的想象》和《女孩工厂》持续热销，因此造成了我多产又成功的假象。这种假象能持续多久呢？
听到这话，桌边所有的女士都相互看了看，然后自然而然地脱掉各自的上衣，我们在这些袒露着的曲线优美的胸脯前吃完了午餐。一开始，我觉得太刺激了，可十分钟过后，这仿佛成了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我和芙蕾雅四目相对——我们头顶的竹帘透下的光影照在她身上，留下老虎般的条纹。她把手伸到脑后，调整发夹，她这样做时，我看到她的胸脯隆起来又变平，光影投下的条纹随着轮廓变化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众人散开去玩滚球时，我们偷偷溜进自己的房间。
目标：去看看威尼斯和希腊。写完《世界主义者》。
8月9日，星期四
我有幢不错的房子，三个用人（算上保姆就是四个），一个漂亮又富有的妻子，还有一个新出生的儿子。
格迪斯和卡洛要去山上画几天画。“在这里，从海上来的光线太强了。”格迪斯说。我认为他很有天赋——当然也很努力——我非常喜欢他，他是个直率而倔强的人，不过我觉得他对我有些警惕。他还在和兰德见面，他告诉我，并暗示兰德与奥利弗·李有了暧昧关系。
全年总结。我差点懒得写这个了。今年没有旅行。诺福克—伦敦—诺福克。越来越痛恨英格兰和它的乡村，痛恨铁路旅行，痛恨通过火车车厢窗户看到的教堂尖顶。痛恨耕过的田地。痛恨草坪。痛恨火车车厢的内饰。痛恨——（请填空）。
今天早上，天气有些阴沉，蒂姆·法雷诺和我去比亚里茨的灯塔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蒂姆打得不坏，但我们都缺乏练习，手法生疏得很。我刚以低于标准杆一杆打进第九洞，把球放到第十洞的球座上时，一个穿白色法兰绒裤子和套装夹克的男人朝我们走来，自称是高尔夫俱乐部的秘书，他问我们介不介意让一位贵宾在我们前面打完下半场。为了诱惑我们，他还补充说，他将退还我们打球的费用，说完他朝几个从俱乐部走出来的人打了个手势，他们正沿砂石小路走来，后面跟着球童。
12月31日，星期日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秘书问。
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就在索普的家里，中午十二点差一些。我在客厅，又害怕又担心，助产士笑容满面地走进来，把我带到洛蒂面前。洛蒂筋疲力尽，但非常开心。我感觉后背什么地方像被插进了一块砖头，呼吸困难。我感觉我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可又不是失控。我们要叫他莱昂内尔·艾斯莱德·蒙斯图尔特。
“我是英国人。”我说。
12月9日，星期六
他向前俯身，悄声说：“来人是威尔士亲王。”
傍晚，头一回觉得天冷了。有想把书房的壁炉点燃的冲动。无尽的长夏结束了。今天下午，迟来的夕阳照着花园池塘上空巨大一团飞蚊。空气中弥漫着变幻的金色尘埃。
他越走越近，我当然立刻认出了他。他个头不高，身材纤细，穿着一尘不染的高尔夫球裤和高帮靴。他手里拿着粗花呢扁平软帽，满头浓密的金发，擦着发油，头发一丝不乱地分开。跟他一起的还有个个头更高、年龄更大的男人，穿着稍微有点不整洁，没有人介绍他——我猜，是个随从武官。
我强迫自己每天读一页《到灯塔去》，我发现它难读得不可思议。它好像是本挺蠢的书：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相比，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写作风格相当“女孩子气”。傻乎乎的。女孩子气。天哪，这种评论真是令人印象深刻，蒙斯图尔特。如果这就是我目前的最高水准，那我最好重新开始写评论文章。我一定是把自己的本领给丢掉了。
秘书鞠着躬，向后拢了拢头发，解释说这两位英国绅士好心，同意让他先打。
感谢生命，赐予我如此之多。
我们握了手。我做了自我介绍，并引介了蒂姆。
我记得伊夫林（沃）说过，牛津是成年生活最糟糕的准备阶段。他说，他在中学毕业时比在大学毕业时还要成熟得多。这不适用于我。伊夫林·沃和彼得一样，是爱牛津的；我却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它。
“你们真好心，”亲王说，“我们只想在午餐前赶快打完九洞。不想让女士们久等。”
（3）危险——表面沉默不语，内心疯狂地憎恨自己。
我们站到后面，看他们开球。亲王的挥杆僵硬而笨拙——要我说，应该没什么运动天赋。他们大踏步地走了以后，亲王突然又小跑回来，手里还拿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
（2）不正常——喝酒后会多愁善感。生命中的一切甜美可爱。
“有火吗？”他说。我拿出一盒火柴，点燃他的香烟。
（1）正常——表面冷静，内心坚韧。
“能不能把一盒都给我？”他边说边朝我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
洛根·蒙斯图尔特，他的情绪：
“都是您的了，阁下。”我把火柴递过去。
契诃夫：“我既非自由主义者，也非保守主义者，我不是渐进主义者，也不是僧侣道士，或冷淡主义者。我只想当个自由的艺术家，仅此而已。”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在乡下看书比在城里容易。讨论讨论。
我告诉了他。我叫洛根·蒙斯图尔特，阁下。
转听蒙特威尔第[34]，没日没夜地听。洛蒂烦躁不安，敏感易怒，她痛恨清早的音乐声。“为什么要这样，亲爱的？”“午饭前听音乐是不正常的。”请解释一下什么叫正常。
稍后。本说，亲王就住在这里的一处房子里，那个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在她婶婶的陪护下，也跟他在一起。这引发了不少下流的揣测。蒂姆说，在她嫁给辛普森先生之前，他就对她略有耳闻——他知道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可怕的酒鬼，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芙蕾雅不明白我们在含沙射影地说什么，于是，我们跟她解释了弗内斯女士[40]被新欢取而代之的事。她大为震惊：她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发现，所有的流言蜚语我都是从安格斯·卡塞尔那儿听来的。本说，这在巴黎早已人尽皆知。
目前在读的作家：斯特恩[33]、格哈迪、契诃夫、屠格涅夫、曼斯菲尔德。
值得记录下这次偶遇，我认为，无论它是多么微不足道——送了一盒火柴给未来的英国国王。要是不记下来，我们就会忘记的。还有什么？他没系领带。
我不写作，可感谢上帝，我突然发现了阅读的乐趣。
8月17日，星期五
所有作家在年轻时都应该过穷日子。挣钱的冲动会成为耐力和动力的强大源泉。
芙蕾雅明天就要回去了，我打算待到月底——也许还会去洛特跟西普里安住一阵。“想想，我星期一早上就要走进英国广播公司了，”我们躺在床上，半呻吟半尖叫时，芙蕾雅说，“再想想，我一想到你们都还在这里。这太不公平了！”
胡安莱潘的那家酒店叫什么名字？正午酒店，中央现代酒店，还是博赛约尔酒店？
“你得辞职。”我向她伸出手。
新的留声机。给自己的礼物。整天听李斯特和肖邦。勃拉姆斯的曲子太美了，听得我想自杀。德彪西：我好想去巴黎啊。
“那我该干吗呢？”她说，“当个作家？”
*
8月18日，星期六
我耳中回响着西班牙乐曲。嘴里似乎能尝到腌鳕鱼和墨西哥薄饼的油腻滋味。在阿尔梅里亚的妓院，鹰钩鼻的女孩向走过她门口的我敞开睡裙，给我看她裸露的身体。
芙蕾雅坐上去巴黎的火车。我恳求她住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她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要是搬进去了，”她说，“我会付自己那份房租的。”我敷衍地表示反对；但实际上，每一分钱对我都有帮助。“我才不要做被你包养的女人呢，洛根。”她严肃地说。我该会有多想她呀。
阿利坎特。卡塔赫纳。从塞维利亚到格拉纳达的路上。
海边的这些日子太美好了。我被晒得黝黑，可芙蕾雅，这位来自北方的女神，并不像我那样喜欢阳光。记住：在昂代伊沙滩，我们手拉着手蹚进大大的海浪。赤身裸体站在窗前，望着夜色中的花园，感受清凉的夜风吹过身体，聆听不休的蝉鸣和芙蕾雅喊我回到床上的声音。午餐桌边的长谈——拿来更多红酒，帮我们撑过整个下午——西普里安、本和我关于乔伊斯的争论；格迪斯据理力争，说布拉克比毕加索更胜一筹；讨论布鲁姆斯伯里的恶意——芙蕾雅坚决捍卫伍尔夫女士在所有后起之秀面前的地位；分析菲茨杰拉德的新小说[41]（爱丽丝说，他的妻子显然是疯了）。在赌场度过的那些夜晚，跟着爵士乐队起舞。芙蕾雅在玩二十一点时赢了一千法郎——这笔横财让她欣喜若狂。
洛蒂不舒服。她很脆弱。胎儿的健康至关重要。这么多年来，头一回没在夏天出国旅行。我在对旅行的向往中痛苦挣扎。伦敦都空了，大家都走了。满脑子都是关于西班牙的怪异梦境。
本是个谨言慎行的真朋友，他还是我婚礼的傧相。我试着解释目前的状况与我和洛蒂的矛盾，可他连听都不想听。“我无所谓，洛根。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我不会评判你——只要你开心就好。我希望你对我也是一样。”我向他保证我会的。
8月
他跟我说了很多格里斯的事，以及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病入膏肓的情况。他还说，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帮我买一幅格里斯晚期的静物写生，画不大，“但很精致”。多少钱？我问。五十英镑，他说，现金。我买不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说我买了。他立刻给巴黎方面打了个电话。
洛蒂兴奋极了，可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后，她便开始哀号。我安慰她，说这个消息虽然意外，但实际上，我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了。她停止哀号，给她母亲打电话。打完电话后她回来说，艾斯莱德和伊妮德一定要让我们今天晚上开车去艾奇菲尔德共进晚餐，以示庆祝。我委婉地问洛蒂，她有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她承认，她有时候会忘记——可这都不重要了，是不是，亲爱的？这一定就是命运。注定的命运。
满脑子都在转着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想以这里为背景写部小说，就写这样的夏日乡村别墅聚会。
洛蒂刚从诺维奇看完医生回来，她告诉我，她怀孕了。预产期在十二月初，那么，应该是三月怀上的。你三月份在干什么，洛根？不记得了。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感觉麻木、震惊、恐慌、愤怒。你知道自己要当爸爸了，开心吗？我责怪我自己——我浴室里有满满一抽屉安全套，可我没用。我一定要冷静。我们之前从没讨论过生儿育女的话题。
（11月）
7月10日，星期一
胡安·格里斯的画，《瓷罐和三颗杏》，此时挂在我德雷考特大道公寓的壁炉上方。墙上挂满其他的素描和油画。八月，芙蕾雅将整个房间刷成深橄榄色，在这些阴沉的傍晚，随着冬日的临近，台灯的光芒在四周朴素绿色的映衬下，似乎散发出更多暖意。
（莱昂—保罗·法尔格[32]）
芙蕾雅决定住在这里，前提是她也要出一部分房租（每月五英镑）。她郑重其事地在每个月第一天交给我一张五英镑钞票（毫不惭愧地说，每一分钱对我都有帮助——我看到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现在把《世界主义者》的预付款全部借了出来。从《女孩工厂》赚来的所有的钱都被绑在蓝筹股和保险上，一旦兑现，必然引起洛蒂和艾斯莱德的警觉，甚至导致更糟糕的情况。华莱士督促我赶紧把《世界主义者》交稿，可我一再和他说，这些日子为了平衡收支，我不得不写更多的报刊文章，实在是挤不出时间。我提议写一篇关于格里斯的专题文章，华莱士立马否决了——他说我要是能拿到十英镑稿费都算走运。
在这虚无的夜总会中，我们的生活是什么。
*
我百无聊赖，
那天午餐时——
索普戈丁厄姆。这个名字取得好。我现在是个被阉割了的[31]作家：就像被阉割了的公鸡、被阉割了的公牛、被阉割了的歌手。我就是没办法在这儿工作。我很晚才起床，我做《泰晤士报》上的字谜游戏，我十一点钟喝一杯金汤力，午餐时再喝一瓶红酒。接着，我去我的书房，趴在书堆上打盹儿。下午，我喝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然后去散步、洗澡、换衣，调一杯鸡尾酒，吃晚餐，继续喝更多红酒，最后以一杯白兰地和一支雪茄作为结束。洛蒂倒像是进入了七重极乐世界。我还只有二十七岁，可我的人生不知怎的如同遭遇了伏击。在外面的世界里，我写的两本书正在热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和杂志文章上；可在这里，我在乡村炼狱中苦苦煎熬。我和我的岳父岳母见面过于频繁。安格斯时不时从伦敦来小住，可我不敢邀请其他朋友。我们举行晚宴派对，我们受邀去参加别人的晚宴派对，在这些派对上，我总是尽可能多地喝酒。每隔两周，我会去一次伦敦，跟华莱士、罗德里克及母亲见面，还和其他有空一起吃午餐的朋友见面。我不再收到伦敦的派对邀请了——我结婚和我搬到诺福克的事似乎将我从伦敦城的每一张宾客名单上除名了。
华莱士：我记得，你说你有想法再写本小说的。
（5月—6月）
我：只有个大概的想法。想写一群年轻人，还有情侣，一起在比亚里茨的别墅度过夏天。
去艾奇菲尔德过周末。这是今年以来，我们和岳父岳母一起过的第三个周末。我跟洛蒂表示了委婉的抗议，她母亲简直就是住在我们家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老跟他们在一起。洛蒂露出“受伤”的表情，说艾奇菲尔德是她的家——我从来没有过像样的家，所以我不懂。我闭嘴了。
华莱士：听起来很棒啊。我会想读的。
（3月）
我：我想给它取名叫“圣让的夏日”。
我在“我的”花园里四处走动。我们有一个园丁、一个厨子和一位女佣。我走进书房，把和《世界主义者》相关的书籍和词典都摆开。我打算大量翻译他们的诗作。一个钟头后，我看到我只翻译出两行——无论是念起来，还是看起来，都很差劲。我走进客厅，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又抽了支香烟。我听到厨子和女佣在厨房里说话。现在是下午三点半，外面，冬日黄昏开始降临。也许下周我可以去趟伦敦——和母亲见见面，去伦敦图书馆，要是彼得有空就和他一起吃个午餐。今天晚上，教区牧师将和我们共进晚餐。不知为何。
华莱士：书名里有“夏日”的，绝对差不了。我明天就能给你弄来五百英镑。
洛蒂和她母亲一整天都在买家具，并跟装潢师见面，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假装工作。我不得不放弃格利伯的公寓——没理由继续花钱在伦敦租一处房子，又让它空着——我所有的书和画、地毯和沙发罩，此时都集中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而窗外的风景只有冰冻的灰暗的花园。我意识到，我拥有的东西其实非常少。在索普，我们所有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我的岳父岳母提供的：房子、家具，还有谷仓里的汽车。洛蒂是讨人喜欢的，她激动地为我们打造着这个家。她开始叫我洛基——只有私下在婚床上时，我才能勉强接受这个称呼——然而，今天早上，我听到伊妮德说：“也许洛基的更衣室应该铺上镶板？”我可不能忍受整个诺福克的人都叫我洛基·蒙斯图尔特。
我：太好了。可我该什么时候写呢？
诺福克郡，索普戈丁厄姆，索普府邸。我们的家在斯沃弗姆和诺维奇中间。“府邸”听起来气派，实际上，它只是一幢相当舒适的两层红砖宅邸，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但有飘窗和十九世纪加盖的阳台，这些东西使它看起来更壮观，配得上“府邸”的称号。这是艾斯莱德和伊妮德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花园面积大约十二亩，尽头有条小溪，流进大大的池塘——今天水彻底冻住了。正值数九寒天，人的情绪也变得压抑。
华莱士：先写个提纲。两页纸。几句话。时间不等人啊，洛根。
（2月）
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吉利——显然，我在《女孩工厂》上的信贷额度已经用完了。我坐下来，尝试在纸上写点什么。就当是简单的尝试，我选了我们在比亚里茨的经历，改了每个人的名字，创造更多的紧张气氛和外部压力（妻子们、前情人们）。突然，跟华莱士一样，我也发现了这个想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有性诱惑，有异国情调，还有海边自由自在的炎夏——可无论怎么尝试，我就是没法将它付诸笔端。
1933年
1935年
行程。蒙特卡洛—拉斯佩齐亚（去看雪莱在莱里奇最后的居所）—比萨—锡耶纳—罗马。罗马—巴黎（坐飞机去的——这才是旅行的最佳方式）。巴黎—伦敦。伦敦—索普戈丁厄姆。
（1月）
（1932年12月—1933年1月）
索普大雪封路。积雪堆到了窗台。要是和我在这里的是芙蕾雅，而不是洛蒂和莱昂内尔，那该是多么美好又浪漫啊。莱昂内尔好像得了百日咳。我听到榆树林里传来白嘴鸦沙哑刺耳的叫声，像在喊——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婚礼——还不错，我认为。我让安格斯做我的伴郎，这样我就不用在本、彼得和迪克三人中间选了（他们都是男傧相）。最奇怪的事是再次见到了苔丝，她戴着宽边帽，穿着毛皮外套，显得时髦又高贵。我们说话时，她直直盯着我的眼睛，每句话似乎都带着隐秘的弦外之音。我知道她什么都没跟彼得说，就像我知道她还喜欢我一样。不得不说，当地人简直可怕至极。洛蒂从伦敦来的一些朋友似乎还有趣点，可我害怕一旦熟悉起来，我们就将融入那个社交圈。我刚点了杯白兰地加苏打水。下午时间还这么早，我不应该喝酒，但管他呢，我在度蜜月。
乌多·费尔巴哈让我写一篇关于包豪斯的文章，还借给我他私人收藏的照片。我欣赏着织造间里的女孩们的照片——那么美，那么自在。其中一个很像芙蕾雅。我真是无处可逃。
蒙特卡洛[30]。布里斯托大饭店。洛蒂正在我们的房间小睡，我坐在休息室草草写着这些文字。蜜月很愉快，顺利进行中。她是那么甜美、那么可爱，我的新婚妻子。我们的第一晚是在克拉里奇酒店度过的（洛蒂是处女——她说她觉得痛——兰德从没这么说过。我不能再想兰德、再写兰德了）。第二天，我们坐上开往巴黎的水陆联运火车，睡了一夜的卧铺，来到这个奇异的小公国。
3月4日，星期一
11月30日，星期三
我们在卢吉餐厅晚餐，然后去了皇家咖啡厅。人很多，全是不熟悉的面孔。西里尔和让看到我，聊了几句。他们跟一个叫莱曼还是利兰的人在一起（不确定）。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接着，艾德里安·戴恩特里[42]和一帮穿着晚礼服的人走进来——其中就有抽着雪茄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43]。我让他们跟我们一桌，大家开始相互寒暄时，我将芙蕾雅介绍给伍尔夫。“就你们俩在这儿？”她对芙蕾雅说，“这些人真是可怕。这里变了好多。”
可怕的疑惑困扰着我。洛蒂是个甜美可爱的女孩，可我发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兰德：我无比迫切地想要知道她此刻会有怎样的感受。我没有邀请福瑟吉尔家的任何人，我是故意的，但我邀请了格迪斯·布朗，也是故意的（他无法前来，但送来了一幅相当漂亮的画作为结婚礼物）。我相信——我必须相信——我和洛蒂结婚不只是为了让兰德伤心。我和洛蒂结婚是因为我准备好结婚了，我爱洛蒂，而兰德又不肯接受我。无论如何，这都不能算是报复。去年夏天，洛蒂和我再次见面时，我就已经彻底放下了兰德拒绝我这件事。
“西里尔·康诺利刚刚还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芙蕾雅说。
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完成了。母亲和我住在斯沃弗姆的酒店。我们想要多少房间，就有多少房间，可在这个特殊时刻，我不能忍受当个陌生宾客的感觉。天气寒冷，大风呼啸，刮落了秋日的树叶。今天下午散步回来时，我看到一大群八哥——仿佛巨大的鱼群，一会儿朝这儿飞，一会儿朝那儿飞，一直在变化着整体的阵型和方向，如同有某种智慧控制着每只鸟的头脑。
“他那只黑狒狒跟他在一起吗？”伍尔夫问。
11月25日，星期五
芙蕾雅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后来，去克拉里奇酒店和洛蒂、伊妮德（我现在得学着这样称呼她了）喝茶。伊妮德笑容满面——她这么喜欢我，我还担心什么呢？婚礼近在眼前：我多么希望那一天赶紧完事啊。母亲因为不知道该穿什么而陷入惶恐（我也没法跟她解释，娶了伯爵的女儿并不意味着我也成了爵士）。全诺福克的人似乎都收到了邀请。迪克·霍奇说，他认为我和洛蒂结婚是在犯一个“弥天大错”。我料到迪克会说出如此直截了当的话，但没想到他会在婚礼只差几天时这样说——他有时候真的太过分了。
“就是他那长相奇怪的小个子老婆呀。”
去伯恩＆米尔纳裁缝店[27]最后一次试穿礼服。谢默斯·伯恩的奉承话跟以往一样令人难以信服：“这就是我说的完美的一身，蒙斯图尔特先生。”不管怎样，我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又量身定做了四套衣服：一套单排扣、白色细条纹的深灰色套装；一套双排扣的午夜蓝套装；三件套的豆绿色粗花呢套装；轻薄款的威尔士王子方格纹套装。总共三百英镑。和彼得在常青藤餐厅共进午餐。苔丝和孩子[28]现在住在亨利镇外的小屋，彼得每天通勤去城里上班，轮到夜班的时候就住在城里。我让他睡在我格利伯公寓的沙发上，可他已经预订好帕丁顿火车站旁一家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小旅店。他洋溢着婚姻生活的幸福感，而对我来说，我高兴的是我们昔日的友谊恢复了正常，没有留下什么戒备或尴尬的感觉。原来，没有明显的理由，人与人也会逐渐疏远：这是真的。我们都很忙，我们不可能把时间都用来保持联络。对友谊的考验就是要看它能否经受得住这些不可避免的间隔期。他对洛蒂非常好奇：“伯爵的女儿！天哪，你可真是飞上了枝头呢，洛根。”至于苔丝，他说她热切期盼来参加婚礼。彼得还要写第三篇关于莫斯利和英国法西斯联盟[29]的社论。我告诉他，我见过莫斯利，对他印象深刻——别忘了，他当时还是工党的政治家。为什么政治家都喜欢制服？——这些滑稽的欧洲小男人穿着他们滑稽的戏服。话说回来，莫斯利的很多言论在眼下根本不算狂热或夸大——他又不是墨索里尼。可彼得不相信。
我朝芙蕾雅转过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伍尔夫女士很有魅力了吧。”我把头转向伍尔夫说：“你应该感到惭愧。”
10月31日，星期一
我们大步走了出来，回家后，我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严肃的争吵。伍尔夫的恶毒让芙蕾雅有些震惊。我说，你永远想象不到一个写出了那么多抒情散文的人会如此充满恶意。“至少她还在写东西。”芙蕾雅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这话太伤人了，于是，我们想方设法地找点别的吵架由头，当然也找到了。我现在写着这篇日记，写完准备去睡沙发，我听到芙蕾雅在隔壁卧室啜泣。
1932年
3月20日，星期三
［写到这里，第一本伦敦日记中断了大约十六个月。《女孩工厂》持续热销。洛根在九月第一次去纽约，参加该书在美国的出版活动；十月，他将电影改编权以一千英镑价格卖给英国克莱瑞恩电影公司。一九三二年上半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法国，继续为《世界主义者》的创作做研究。夏天，他前往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在洛特区凯尔西的住所拜访。八月，他回到伦敦，照惯例前往苏格兰，参加了迪克·霍奇在加拉希尔斯的基尔多纳举办的狩猎派对。莱蒂西亚·艾奇菲尔德（洛蒂）和她的哥哥安格斯·卡塞尔爵士也参加了。在接下来的数周及数月时间里，洛根开始与洛蒂·艾奇菲尔德频繁见面——他们成了伦敦社交圈里众所周知的一对儿，并被报纸的八卦专栏频频提及（“洛根《女孩工厂》一书中的女孩到底是谁？”）。一九三二年三月，他向她求婚。订婚期不长，婚礼定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在诺福克郡艾奇菲尔德圣安德鲁的教区教堂举行。］
去梅耶美术馆看了场无聊的拼贴画和摄影作品展。伍尔夫女士对我的视而不见才让这一天变得稍微有趣了些——她竟然原地转身以躲开我。显然，她还没有原谅我。
今天，我向兰德·福瑟吉尔求婚，她拒绝了。
去《艺术杂志》办公室，跟乌多喝酒。他耐心地听我愤怒地控诉英国艺术的平庸无趣。他告诉我，现在德国每个小镇上都挂着“不欢迎犹太人”的标语。难以置信。可乌多说，这也让人更全面地思考：忍受奄奄一息的艺术不算太痛苦，他说，至少在伦敦生活还能获得别的慰藉。
6月1日，星期一
（3月—4月）
和兰德在丽兹饭店午餐。我想庆祝，可她说，她宁愿在格林公园吃三明治，或是去酒吧吃个派——去哪里都好，就是不要在丽兹。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北方可怕的贫穷现状，搞得气氛冰冷——她似乎对我的成功和我的新财富毫无兴趣。她说，李警告过她，德国银行目前正处于崩溃边缘[26]，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整个欧洲都将分崩离析。我坐着听，任由她慷慨激昂地说个不停，我喝下了几乎整瓶香槟。她和我一起回到格利伯的家，但这个夜晚并不圆满。满腔热情被浇了冷水，我也变得冷淡。今早六点，她便离开了，道别的话也没说一句。我会给她一些时间。
行程：诺福克—伦敦—诺福克。巴黎—罗马（和芙蕾雅在那儿待了三天，过复活节）。我们定好了夏天的计划：希腊。今年我又该怎么跟洛蒂说呢？
5月14日，星期四
（4月）
兰德回来了，但几乎立马又走了——跟李一起——往北去了达累姆或谢菲尔德，或其他什么地方，与失业矿工们忍饥挨饿的家人交谈。拿到《世界主义者》五百英镑的预付版税。《女孩工厂》卖出了一万七千五百册，销售还没有放缓的迹象。文学同仁们都鄙视我——但我应付得来。
以英雄般的气概，终于写完了《世界主义者》。我把它交给罗德里克，他用略为尖刻的语气，对其简短的篇幅评价说，这本书印出来还不到一百五十页吧（我解释说，我曾计划在书后面附一些翻译过来的诗歌，但后来放弃了，要是加上，书的字数就会大大增加）。好吧，至少你总算把它写出来了，他说。还有，华莱士老说出来诱惑我的那本香艳小说，是怎么回事？我让他相信，我是有可能把它写出来的。
（4月）
芙蕾雅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威尔士亲王与辛普森太太关系的进展——她可以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美国报纸上看到相关消息。可大部分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她认为这很可耻。“我跟每个人都说了，”她说，“我碰到的每个人。”我必须承认，自从和亲王在高尔夫球场偶遇后，我对此事也产生了奇怪的兴趣。安格斯是我可靠的消息来源——他应该认识高层的某个人——他说亲王已被辛普森太太迷得神魂颠倒，像条狗一样跟着她到处跑。
午餐结束前，他们发现不可能劝阻我了，便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华莱士和我站在萨伏伊的庭院里，我们喷出的雪茄烟雾在春日阳光下浓得像是幽灵。华莱士说，他期待能与出版社达成协议：他想创造文学批评著作预付版税的新纪录。
（7月）
“是研究大战前一群法国诗人的。”
最后，我还是撒了谎，说我要去法国工作。在巴黎碰头后，芙蕾雅和我坐飞机去了马赛。再从马赛坐船去雅典。租了一辆汽车自驾旅行：德尔斐—纳夫普利亚—迈锡尼—雅典。酷热难耐：我们无比期盼下雨和凉爽的天气。我们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像这样度假了，总是在路上奔波。去年在比亚里茨的假期就轻松愉快。而且，我也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古代文化的熏陶——一次又一次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不同的遗址，不管它们是多么漂亮，又有着多么厚重的历史，我都不想再看了。在我的印象中，希腊不过是一大堆破败的断壁残垣，在热浪的炙烤下闪着微光。灰尘扑扑的橄榄果园，闷热潮湿的酒店卧室，还有苍蝇。我们发誓，要找一年春天再来。不过请注意，这里的物价便宜得不可思议。坐飞机从雅典到罗马。接着坐火车去巴黎、伦敦。筋疲力尽，烦躁不已，完全不是我们预想中的成功旅行。现在，我得跟家人共度一个月了。我想芙蕾雅也会享受她的独处时光。
“我也喜欢。”斯普莱蒙特先生应声附和，差点就要伸手去拿支票簿了，“写什么的？豪华旅行吗？百万富翁的生活？”
（8月）
“我喜欢这个书名。”罗德里克说。
迪克（霍奇）来拯救我了。在基尔多纳和洛蒂还有莱昂内尔度过了安静的一个月。安格斯和莎莉来住了两周。我和安格斯一个从城里来的朋友去古兰和穆尔海德打高尔夫球，这人叫伊恩·弗莱明[44]。他正要去基茨比厄尔。我跟他说了希腊的炎炎酷暑，他推荐我夏天去阿尔卑斯山——说他最喜欢奥地利的蒂罗尔。我给芙蕾雅写信，让她选一座最喜欢的山，我们明年一起去那里。
在萨伏伊烤肉店举行庆祝午餐：洛根、华莱士、罗德里克，还有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的斯普莱蒙特先生本人，他亲自来看我这棵摇钱树了。华莱士和我愉快地享受着大家源源不绝的溢美之词。在三周时间里，我的书卖出了将近一万一千册，加印五次。趁这个势头，华莱士又把版权卖到了美国（德克、普莱德＆沃夫森出版社）和法国（黑色笔记本出版社）。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央求我再写本小说。华莱士聪明地让他们以为确实有这种可能（在这样的场合，我让他替我发言——就好像我是皇帝，他是宰相），但又表示，在写小说之前，洛根想先写一本题为“世界主义者”的书，是不是，洛根？
9月26日，星期四
4月27日，星期一
今天午餐时，彼得（斯卡比尔斯）送了我一本他写的惊悚小说——或者，按照他谦虚的说法，是他的“不才之作”。书名叫《小心恶犬》，将由布朗＆阿尔梅出版社于下周出版。就当乐子看看吧，真的，他说，跟你不是一个水平。我们喝了好多酒以示庆祝，彼得向我坦白，他跟《泰晤士报》一位记者的妻子有了婚外情。他说，他已经不爱苔丝了，但为了孩子，他绝不会离开她。“她很可爱，是个好妈妈，只是我跟她结婚时太年轻了。”他问我和洛蒂的关系怎么样，我说很好。你很幸运，他说，看来也不是人人都“结婚时过于匆忙，事后悔之晚矣”嘛。我差点跟他说了芙蕾雅的事，但我忍住了：我觉得在此时此地把这件事告诉彼得，是贬低我与她的关系。我和芙蕾雅之间不是什么“风流韵事”，也不是一时兴起。我为苔丝感到隐隐的心痛；她遭到了背叛，我恨彼得把我也卷进了他的骗局。当然，这一切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我对洛蒂毫无感觉，但并不反感。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性生活了；不过我注意到，最近她开始说起给莱昂内尔添个弟弟或妹妹的事。莱昂内尔出生后，在我和洛蒂罕有的几次性生活中，我总会戴上安全套。最后一次（在苏格兰）时，她说：“一定要戴吗，亲爱的？今天晚上不用了吧。”我说再生一个小孩我们是养不起的。结果她哭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采取措施的必要了。
《女孩工厂》出版。《思想的想象》的成功使得这本书也立马有了书评。“粗俗而可耻”——《邮报》。“一本令人不适且震惊的淫秽小书”——《泰晤士报》。“蒙斯图尔特先生的才华显然仅限于传记；我们建议他把小说留给更有把握的人去写”——《标准》。感谢上帝，兰德远在印度。
与此同时，芙蕾雅和我在德雷考特大道过着奇特而与世隔绝的爱情生活。我不跟她在一起时，她会找朋友继续原来的单身生活——她的朋友我一个都没见过。我和她在一起时，我们则像新婚夫妻般，以自我为中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早上出门上班，我则处理伦敦的各项事务：开会、去供稿的杂志社拜访、在伦敦图书馆做研究、找朋友共进午餐。她从英国广播公司回来时，我总会在家。白天的某个时间，我会给洛蒂打电话，聊几分钟。洛蒂似乎相当满足，毫无疑心——反正，她也不喜欢伦敦。
（4月）
然而，我意识到，这种状态到目前为止已持续了一年多，我想，再任其发展下去是不对的。一定会有突然的变化——一定会有什么东西打破或改变这种局面的——在那之前，我必须主动采取行动。
“啊，是，我知道。可我总在想：你爸爸要是知道了会怎么说呢？”
10月11日，星期五
“别哭了，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萨伏伊烤肉店与弗莱明一起吃午餐。我得说一句，我跟他又去亨特科姆打了高尔夫——是他突如其来地给我打电话，喊我去打四局的。他当然有某种隐秘的动机，我觉得。他当股票经纪人并不快乐，倒是对我的写作生活颇为好奇。他问我对色情书刊有没有兴趣，我说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他在这方面的收藏相当可观，他自豪地说。接着，出于某种原因，像是为了解释我对色情文学的冷漠态度，我把芙蕾雅的事告诉了他，还说了我们的公寓和周一到周五的秘密生活。竟然会对他坦白这件事，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很恶心，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想，因为他是那样的男人吧——受男人欢迎的那种男人，擅长交际，傲慢自大，对自己有牢不可破的信心——会让你不知为何便想给他留下深刻的正面印象。我确实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让我感觉更糟了。天哪，他说，你在乡下有个老婆，在城里有个情妇。我说我并不完全是这么想的，为了转移话题，我建议他读读彼得的新书（实话实说，书还不错——我用两个小时一口气读完了）。接着，他问我晚上想不想去他的公寓打桥牌；我提醒他，我得回索普陪妻子和孩子。“这么说来，你女朋友今天晚上闲着没事喽，”他哈哈大笑，表示自己是在开玩笑，“说不定她会想来我这儿。”我微微一笑：芙蕾雅肯定不会喜欢弗莱明。我也说不清他的本性到底是怎样的。他相当英俊——皮肤黝黑，身材精瘦——可你仔细一打量，便并不会觉得他英俊，反而只会看到他的缺点：薄薄的嘴唇、忧伤的双眼。他友善、大方，表现得对你很有兴趣，可他身上没什么讨人喜欢的地方。他太被娇惯了，他的关系网太广了，他太受宠了：生活中的一切他得来都太容易了。
“他破产了。”她眼泪汪汪地说。
（11月）
我说服她卖掉汽车，解雇所有用人，只留下恩卡纳茜欧。显然，她给我的零花钱甚至都是借来的。我告诉她，我不再需要她的任何补贴，并给她写了张一百英镑的支票，应付眼下的亏空。我问到普兰德盖斯特先生的地址——他还在纽约——试图挽回点什么。
芙蕾雅突然间让我去见她的父亲。为什么？我问。这样可以让他了解你啊，她说。他为什么想了解我？因为你总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女婿啊。我笑了，可芙蕾雅一直以她那种坚定的神情盯着我。我必须做点什么了。
“嗯，我还有这房子，不过收入太低了。我从银行借了很多钱。是你让我借的。”
1936年
“那么你还剩下什么呢？”我问。
1月21日，星期二
今天，在萨姆纳，母亲将我介绍给一对年长的夫妇，欧文少校和他的夫人，他们现在就住在我的位于顶楼的房间里。“是租客。”母亲说，接着，她又告诉我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引发的其他危机。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似乎将她的几乎全部资产都投在了美国股票上——它们现在基本一文不值。
昨天晚上，国王驾崩，上周，吉卜林去世[45]。古老的英格兰似乎突然消失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隐隐感到害怕。我猜，我是习惯了这些老人在身边，我总能在生活背景中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消失后，房间没那么吵闹了，你就会四下张望，看到底是谁不见了。
（3月）
想到亲王变成了我们的国王，觉得很奇怪——想起比亚里茨高尔夫球场上那个小小的身影。
一整天都在格利伯的公寓里走来走去，感到心满意足。炉火烧着，餐厅桌上铺满校样。兰德周五在这里，屋子里似乎还留着她的气息，尤其是她带来的那盆风信子还散发着浓浓的花香——她留下了一条围巾。记得我们星期六早上做了爱，一起在乱糟糟的床上吃吐司和橘子酱，床头柜上的茶壶冒着热气。她离开后，我在午餐时间漫步到河边，在八钟餐厅喝了一品脱啤酒，吃了份牛肉派。回来继续看校样。我银行里有超过八百英镑存款，预计书出版的那天还会收到五十英镑（当然，要减去给华莱士的佣金）。我爱兰德，她也爱我，我出版了一本书，第二本也即将问世，而我还没到二十五岁呢。我想起离开牛津时，我竟是那么悲观抑郁！霍顿说得对：两周过后，你的学位对你的人生发展便没什么影响了。看看沃，看看康诺利，看看伊舍伍德[25]和我自己：要走上文人的道路，拿个差劲的学位成绩似乎还是个必要条件呢。
2月27日，星期四
兰德今天早上打来电话，说她得到个机会，能跟着什么国会实况调查委员会去印度——似乎跟甘地和印度国大党有关[24]。我大度地说，她应该去，她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之类的。我会想她，这是当然，可我也确实需要集中精力工作了——我有四篇稿子逾期未交，其中包括一篇要给《伯灵顿杂志》的谈立体主义的重要长稿。
人生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岁了，我的天。我应该在伦敦，和芙蕾雅在一起，可洛蒂为我安排了惊喜——在艾奇菲尔德办舞会。她极其秘密地准备好了一切：本带着桑德琳和他们的孩子来了；迪克·霍奇远道从南方过来；安格斯和莎莉当然也来了，还有我母亲、艾斯莱德、伊妮德以及一帮本地人。彼得和苔丝来不成，这没关系，因为本和桑德琳知道芙蕾雅的事已经够让我尴尬的了，我坐立不安，满心愧疚。哎呀，那又怎样？这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错，不是吗？是你把芙蕾雅介绍你的朋友们的，所以，当他们和你的妻子同处一室时，你怎么能抱怨说这很尴尬呢？这是你的选择——接受吧——别哼哼唧唧了。
一整天都在认真检查《女孩工厂》的校样。我感觉和这本书有种奇怪的距离感：它有一种反映底层生活的夸张魅力（我的主人公雷诺克斯·德文完全拜倒在莉迪亚的石榴裙下——莉迪亚就是以安娜为原型的人物，她只要开口，就是让雷诺克斯往自己身上烙个专属于她的烙印，他也会愿意）。我自认为写出了巴黎的真实风情，但为了忠于背景历史，此书又相当幻灭。它的主题巧妙地暗示了乱伦的存在：上校在书中被称为“叔叔”，他在城里到处开妓院，让一群“侄女”接客——这正是书名的由来。在小说的结尾，雷诺克斯想办法把他交给了警方，并和莉迪亚逃到了因斯布鲁克（偏偏就去了那儿），在那儿，莉迪亚死于肺结核。
好吧，三十岁了，失望以及壮志未酬的感觉是不可避免的，像病毒悄悄侵袭着我的身体。出版了两本书，第三本马上也要出版，在报刊圈子勉强有了点名气。我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钱过舒适的生活（乡下有幢房子，城里有间公寓），我结了婚，有个儿子。我爱着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也爱我。只是，有两件事总让我痛苦。第一，过去这几年，没写出什么真正好的作品。我感觉没有好好利用二十来岁的旺盛精力。《女孩工厂》侥幸成功，可《世界主义者》简直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第二，我所有的幸福都取决于芙蕾雅，可这种幸福是妥协的，被它周围一个充满谎言与逃避、欺诈与背叛的世界所污染。就像把一幅漂亮的画挂在漆黑的房间里。多浪费呀，你会想，这有什么意义？
2月22日，星期日
（3月）
1931年
上周，《世界主义者》出版，到目前为止毫无反响。我感觉文学圈的人还在斟酌，不知该如何评价这本书——他们无法将《女孩工厂》的作者与这本书联系起来，这本饱含感情但并无学识的著作考察了七八位鲜为人知的法国诗人。这是个恶作剧吗？拉尔博和莱维特是谁，迪欧多内和法尔格又是谁？我想，这一切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花了那么多精力，写出这本文字游戏的小书……不，这不是浪费。我一直敦促自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这是个谎言。华莱士将我还没写的《圣让的夏日》以一千英镑的价格预售给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签合同就能拿五百英镑，交稿时再拿五百英镑。这数额大到令人生忧，我突然警觉了，我怀疑我到底写不写得出来。当然，我也立马觉得自己又有钱了——嗯，是更有钱了。洛蒂对此一无所知。我对芙蕾雅说，我们该怎么花这些钱呢？她说，要不我们买幢漂亮的小房子吧？
兰德就在楼下。她告诉她的父母和室友，说她要去卡马森郡参加家宴派对。我们有三天时间可以独处。我们有够一个月用的食物和酒水，我们打算足不出户。
昨天，我在夸格里诺餐厅碰到彼得。他跟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他介绍说她叫安·怀斯。她离开去上厕所时，我问彼得，这是不是他跟我说过的外遇对象。哎呀不是，他说，那个早结束了，这个是新的。《小心恶犬》卖出了将近一万册。而且他马上就要写完另一本新书了，新书名叫《开往巴黎的夜班火车》，要是这本也卖得很好，他就打算放弃新闻工作。他说，他很喜欢《世界主义者》，他都不知道我的水平竟已这么高了——书中细致的研究让大家都震惊了。他惭愧地向我承认，我们这两本书在文学造诣上有着天渊之别。他如此赞不绝口，委实让我开心，我本想多陪他一会儿，可我要去见乌多了；况且，他女朋友也要回来了。彼得，这个幸运的浑小子。要是只有我们俩午餐，我想我可能会把芙蕾雅的事告诉他。两个老于世故的作家聚在一起，两个老朋友——多讨人厌啊。
12月31日，星期三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数位将军发动叛变，反对西班牙合法政权，随之而来的左翼政府及血腥内战从表面上看却像是一场左翼势力（共和派）与右翼势力（保皇派）的典型冲突。左翼的人民阵线总是比它的对手更分裂，它由多个派别组成（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仅为其中之三），而且它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随着战争的推进，西班牙的版图四分五裂，脆弱的左翼联盟开始显露颓势。大家感觉到，法西斯右翼势力接受了来自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独裁政权的军事支援。法国和英国仍保持不结盟的态度。只有苏联向四面楚歌的共和派施以援手。
行程。兰德的事之后，我不能回伦敦了。我去邦多尔跟本待在一起。接着我去伦敦住了两周，然后去了维也纳，完成给《时代与潮流》写稿的活儿。回程很悠闲：柏林—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对世界主义者做了更多研究）—伦敦。兰德和她的两个女性朋友在伊斯灵顿合住一套公寓。
众多坚定的欧洲年轻人加入国际纵队，抵抗法西斯，作家、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几乎一致支持人民阵线的事业。
（9月—10月）
战争爆发后不久，华莱士·道格拉斯帮洛根和美国的一家新闻社——杜森伯里新闻社——签下合同，他被派往西班牙，为美国读者报道当地的冲突。他们给出的报酬相当优厚，洛根自然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在此期间，他两次前往西班牙进行战争报道，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
只有此刻坐在这儿时，我才想，不知道我是不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床单上没有血迹。我不知道。
11月2日，星期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下午。兰德和我回到伦勃朗酒店，我们关上百叶窗，把酷暑挡在外面。床单是刚换过的，我们脱光衣服，趁着床单被我们的汗渍弄脏前，在上面享受了一分钟那冰凉、挺括、清爽的感觉。兰德留着刘海，拥有一对小女孩般挺翘的乳房。我吻着她，舌头尝到那天早上她补过牙后嘴里的金属绿薄荷味。我看着她穿上衣服，发现她的屁股和胯部比我想象的更加丰满。现在，我对兰德身上所有奇特的地方都很熟悉了，这让我扬扬得意。我送她坐上回特鲁维尔的火车，脑子里仿佛一直在播清唱剧。
巴塞罗那。外籍人员管理处混乱得令人发疯。他们说可以让我去参观一个医院：我说我周五参观过医院了，我想去的是前线。明天再来吧，他们说——他们连续四天提出同样的建议。于是，我坐在兰布拉斯大道的这家咖啡馆里，喝着苦艾酒加气泡矿泉水，打量来往的女孩。
“同性恋？”
看到这座熟悉的城市陷入战争是很奇怪的。每幢房子的每扇窗户都交叉贴着胶带，以免窗玻璃在空袭中被震碎。阳台上飘舞着红黑相间的旗帜。有一半街角都贴着马克思、列宁或托洛茨基的巨幅海报，到处都是英文首字母缩写的涂鸦——CNT、UGT、FAI、POUM、PSUC。可在巴塞罗那，占据主导的还是CNT和FAI——无政府主义者。
她让我别说了。“我还以为你是那种成熟又老于世故的作家呢，”她努力憋着笑，说，“格迪斯是同性恋。”
街上的气氛极度狂热。大家似乎对自己创造出的新社会激动不已——你会以为这里进行的是革命，而非内战。巴塞罗那的问题在于，它离战场太远了，所以每个人都有太多时间来谈论和分析、策划和密谋。所有的言语都有了响亮的形式，从挂在房子和树上的喇叭中没完没了地传出来，虚张声势。我环顾身边大摇大摆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皮坎肩，皮带上挂着左轮手枪，仿佛神枪手。女孩跟男孩一样自信满满，她们不戴帽子，嘴唇涂得通红，一副无所顾忌的模样。这是巴塞罗那的庆典：它更像一场街头聚会、一次嘉年华，而不是什么严肃的——或致命的战事。
“你知道我对你是什么感觉，”我说，“可你非要在我面前炫耀这个格迪斯·布朗。要是他适合你，那你就做出选择吧。别这样折磨我。”
回到酒店。我住在格拉西亚大道上的英格兰大酒店，条件挺好。这里住的似乎都是记者，主要是法国和俄国记者。我尽可能躲着英国人。英国共产主义者是怎么回事？要我说，简直太普通了。到了这里，他们反倒有了装模作样、傲慢自大的气质，在伦敦是绝对行不通的。很有点“看到没？我早跟你说过的”的意思。
她带着温顺怜悯的表情看着我。“到底怎么了？”
我写好给杜森伯里新闻社的报道——一千字，主要是关于城里的局势——然后我坐电车去邮局把它寄走。在离开前，我一定要去一趟前线。
“这你可不能怪我。”
11月4日，星期三
“我最讨厌你挖苦人了，洛根。你好像变了个人。”
他们给我安排了专属的特别联络员（你给美国报纸写新闻，就会有这样的待遇）。他四十多岁，名叫福斯蒂诺·安吉尔·帕雷迪斯。我跟他在新闻部见面时，他穿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准制服，即牛仔工装裤和短皮夹克，我得说，在那一群人中，他显得有点局促。他花白的头发抹着发油，从额头向后梳去，留下一道道整齐的梳痕。他相貌英俊，但脸上有麻点，像是小时候得过天花。我用西班牙语跟他说话，他用相当不错的英语回答我——看来有些文化，不是工人。我告诉他，我想去前线，要么是马德里前线，要么是阿拉贡前线，能去哪个就去哪个。他礼貌地表示，他将竭尽所能，满足我的愿望。
“他也爱你，毫无疑问。真甜蜜啊。”
跟《新政治家》的通讯记者杰弗里·布里尔顿见面。他说西里尔·康诺利随时可能会来。
“我猜应该是爱的。以朋友的方式。”
11月5日，星期四
“可是，你爱他吗？”
福斯蒂诺坚持让我直呼其名（我们现在是兄弟了），他说他给我们弄到了坐火车去阿尔巴塞特的通行证。为表庆祝，我请他吃午饭。他是个滑稽而保守的人。我问他在战争前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拉隆哈艺术学校的管理人员。是管理人员，他提醒我，不是老师。我们聊起现代绘画，我告诉他我见过拉隆哈学校最出名的校友。“啊，是帕布里托吧，”他不带感情地说，“他还好吗？应该还安全地生活在巴黎吧，我猜。”他跟我解释了目前人民阵线与弗朗哥及其法西斯势力对抗的复杂形势。别管那些五花八门的工会了，他说，那只会让你更糊涂。共和派这边主要就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组成。“在加泰罗尼亚，”他不无伤感地说，“我们是非常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很不幸，我们也对彼此有所猜忌。派系里面有派系，再里面还有派系。在瓦伦西亚，共产主义者把我们在巴塞罗那这儿的人叫作法西斯分子。我们也把在瓦伦西亚的共产主义者叫作法西斯分子。”他耸耸肩。可你们都是团结一致对抗法西斯的呀，我说。“当然。不过这也正是相互谩骂时最有效的指控。”你对共产主义者怎么看？我问他（边问边做笔记）。“有好的，有蠢的。”他微笑着说。有好的，有蠢的。
“什么意思？他是我的朋友。我碰巧还非常崇拜他。”
我把这些都打印出来，寄到杜森伯里在纽约的办公室。发电报似乎没有必要——我得有什么独家新闻，才有理由花那么一笔钱。到目前为止，在一周时间里，我从杜森伯里赚到了三百美元——迄今报酬最丰厚的报刊工作。照此速度，我每两天就能赚一百美元，还可以报销开支。
“兰德，”我说，“我必须知道格迪斯是怎么回事。”
11月6日，星期五
我决定留下，只为有机会再见兰德一次。我在牙医诊所（在圣奥诺雷街）外跟她碰面，她换了很大一块补牙填料，她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漫步到左岸，在花神咖啡馆吃了午餐——一个煎蛋卷，一份沙拉，加一瓶红酒。我跟她说了迪欧多内和世界主义者的事。红酒，以及我第二天就要回家这件事，给我壮了胆。
天刚亮，就去了火车站，可民兵告诉我们，我们的文件还没有准备好。我向福斯蒂诺建议，我们干脆去瓦伦西亚，看看跟那里的共产主义政府打交道会不会运气好点。毕竟，它是政府的共和派啊，我分析道，而且，从瓦伦西亚去马德里可能比从巴塞罗那去阿尔巴塞特更容易。你也许说得对，他带着礼貌的微笑说。“我到底还不是个傻瓜呢，福斯蒂诺。”我说。听到这话，他竟然哈哈大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想我已解决了关键问题。
8月31日，星期日
11月7日，星期六
兰德来信了：她周一要来巴黎看牙医。我们有可能一起吃个午饭吗？
昨天晚上，坐了差不多十个钟头的火车后，我们终于到了瓦伦西亚。福斯蒂诺换下无政府主义者的工装裤，穿上公职人员的破烂黑套装。瓦伦西亚挤满了人，但没有巴塞罗那那种略带疯狂的激情。在这里，你能看到的士兵比民兵和武装平民更多，军队卡车定时在街道上来来去去。很多楼房周围都堆着沙袋：毕竟，前线就在六十千米开外。我们住在西班牙酒店。昨天晚上，我们吃了极其丰盛的牛排和炸土豆大餐，餐厅的名字很奇怪，叫“完美房间”。里面坐满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显然，这个城市不存在物资短缺。我们去了政府办公室，他们告知我，我可以在十到十五天后，跟一群外国记者去马德里。这对我没用。午餐时，我们又饱餐了一顿——就着一大罐啤酒吃了青口和虾。福斯蒂诺坐下午的火车回巴塞罗那。他说他在瓦伦西亚感觉很不自在，这种感觉似乎让他很困扰。“这可是我这一边啊。”他说。我们热忱地相互道别，我告诉他，我过一个月左右就回去。我会从这里坐轮船去马赛，再从马赛坐飞机去巴黎。我会向杜森伯里交出我写的瓦伦西亚的故事，并尽量在伦敦把事情安排好。我也可能在这里徒劳地等上数周。
春梦，梦到了兰德。现在，香塔尔之家对我没有意义了。我在这灰尘仆仆、烈日炙烤的美丽城市中独自流浪，盯着那些游客，仿佛他们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生物。我随身带着一小摞薄薄的小书，在咖啡馆里、在独自一人晚餐时看这些世界主义者的作品，我迷失在一个由卧铺火车、西伯利亚大铁路、雾蒙蒙的北方城市，以及阳光下田园牧歌、人烟稀少的完美小岛所组成的世界。我梦到和兰德一起睡在卧铺车厢，在床铺上赤身裸体地并肩躺着，火车在夜色中向南行，冰桶里的香槟酒瓶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身下的车轮在轨道上运行，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声响，引人昏昏欲睡。“平静单调又柔情蜜意的火车旅行。”
下午去了省博物馆。关门了。我想看委拉斯凯兹的自画像。主要是为了给我的旅程做个小结。
（布莱斯·桑德拉尔[23]）
11月27日，星期五
我要给你讲个故事。
坐在开往诺维奇和索普的火车上，去过周末。心头如有千钧重石。在经历了巴塞罗那纯粹的激情和狂热后，回到伦敦让人无比压抑。在巴塞罗那，年轻的男男女女抱着真诚的信念，有着清晰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他们想要让自己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好。见过了他们，再走在伦敦街头，看到我们这些清癯灰暗的脸庞和饱受蹂躏的普罗大众，我不由心生绝望。
到我心上来，
跟安格斯在怀特酒吧[46]碰头喝过酒之后，这种绝望愈发强烈。他问我想不想加入这里的俱乐部（他会把我的名字加进去，他说）。我立刻说不要，接着，为了缓和他的惊讶，我说我没钱了。伊夫林（沃）也和几个人在酒吧里，我们交谈时，我告诉他，我刚刚去了西班牙，并告诉他共和派的精神面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怜悯地看着我，浅蓝色的眼睛又大又亮。“西班牙跟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呀，洛根。”他说。紧接着，他又自相矛盾地问，我有没有见到被烧毁的教堂。我见过上锁的教堂，我说，但没有看到什么反教权主义的迹象。然后，他改变话题，开始问我艾斯莱德和艾奇菲尔德的事。有时我觉得，伊夫林对我感兴趣不过是因为我娶了伯爵的女儿罢了[47]。
到我床上来，
酒吧里，大家都在谈论国王和他的美国女友，有不少下流甚至相当恶心的流言，说国王有“性功能障碍”，而辛普森太太有技能帮他消除障碍。为什么我会替他感到羞愧？就因为我们短暂的会面，我把我的火柴给了他，他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所以我感觉和他有了某种奇怪的联系。显然，我在巴塞罗那是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
（8月）
11月30日，星期一
还是在巴黎。我决定周末回去。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我流连于塞纳河畔码头上的各家书店，买下了我所能找到的拉尔博、法尔格、迪欧多内和莱维特等人的书。我发现拉尔博的《一个富裕的业余诗人的诗》引人入胜。《世界主义者》，作者洛根·蒙斯图尔特——我很喜欢这句话念出来的效果。不知道华莱士怎么想？格迪斯·布朗竟然邀请我共进晚餐，可我编了个借口——我说我感冒了。
整个周末我都垂头丧气、心情沉重，洛蒂一反常态，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她，我心情不好，我痛恨英格兰，我想住到国外，离英国越远越好。我想过各种可能：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南非、香港……可到处都有我们的人——我无处可逃。
（8月）
12月8日，星期二
还得说一下，我跟迪欧多内一起吃了晚餐——他是个全然放松、彻底成熟但又羞涩胆怯的人。他承认自己是个狂热的亲英派，但谁都知道，他对我们的喜爱经得起最敏锐目光的考验。他聊起“世界主义者”和战前的法国文坛，聊起他们对于异国旅行的执着，他们的纨绔作风和对英式风情的追捧，他们对花小钱就能享受到的舒适生活的欣赏，以及在离开祖国后产生的类似性冲动的兴奋：他们是外来者，背井离乡，四海为家，居无定所。我既着迷又嫉妒。他说他会介绍我认识拉尔博，拉尔博翻译过《尤利西斯》，跟乔伊斯关系十分密切（“一个很难了解的人”）。迪欧多内显然很富裕，你只要瞄一眼他的穿着就知道了：他身上穿的一切，包括脚上的靴子，全是定制的。他“每年大概写两三篇小文章”，他说，他已放弃写诗了，那是“年轻人的事”。他的生活沉浸在文学、纵欲及异国风情中。去年，他有半年时间都在日本，他说那是个极其迷人的地方。我问了他更多关于世界主义者的事。哎呀，那个世界早不存在啦，他说，战争改变了一切。我想起我年轻时，他继续说，想起了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那些事，我们以为无比确定、永恒不变的那些事。我被他迷住了：这就是我应该过的文学生活；我应该早出生二十年。想象一下，我一年拿着五百英镑都能做什么啊！我可以雇个贴身男仆跟着我到处跑。我隐约有了下一本书的灵感。
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王室危机的报道。这让我恶心。就让他为了她退位吧，我说——这样对他好。在西班牙，他们就会理解他：他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头脑，只有我们这小小的布尔乔亚世界会感到惊骇。
事情越来越荒唐了。我在八月的巴黎，热得浑身大汗，只想抓住与兰德相处的短暂片刻，却发现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伯兰格家在特鲁维尔有幢房子，他们八月都住在那儿。生意上有需要时，伯兰格先生会回巴黎待一两天，所以兰德也基本不在巴黎。她不在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至少她也没有跟那个讨厌的布朗在一起。我觉得最让我恶心的就是他修长健壮的身材和小天使般浓密的金色卷发。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有一篇对《世界主义者》的书评（当然，是匿名的），评价很积极，我备受鼓舞。评论者似乎很理解为什么世界主义者能让我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情。他们写的都是浪漫的事，是关于生活中的刺激与冒险，及其本质上的悲哀与短暂。他们细细品味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有好的，也有苦乐参半的——他们的享乐主义中带着禁欲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生活准则。销量三百七十五册。可说是“在媒体上夭折了”。罗德里克和我见面时，对此书避而不谈，仿佛它是人行道上的一坨狗屎，他只说《圣让的夏日》——可我只匆匆写了几页而已。我觉得我目前可以把它先忘掉，反正在西班牙挣的那些美元足以在经济上支撑我了。我计划三月再次出去旅行。《生活》杂志委托我写一篇关于国际纵队的长篇文章（稿费三百五十美元）。我把我写的一篇关于巴塞罗那的文章以三十英镑价格卖给了《纳什杂志》。
8月25日，星期一
12月14日，星期一
兰德对格迪斯·布朗是如此热情，而格迪斯·布朗只是坐在那儿泰然自若地嚼着牛排。我告诉她，本已经去了南方，到地中海去了。其实，他要几天后才出发，但我怎么可能帮格迪斯·布朗的忙呢？于是，我们改去布朗的画室，巴士底区旁边一处昏暗肮脏的小空间。他画的好像全是邻居的头像，画面又小又暗：一张张坚毅且棱角分明的脸上有很多虚化的阴影部分。我必须承认，画得都还不错。
我认为国王的广播讲话[48]很感人、很冷静，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愧疚，还混杂着一种责任感与刻意的牺牲感。你能听出他语气中的紧张。应该说，是前国王，现在乔治六世才是我们的国王。多么神奇的一年，一九三六年：至少，它在英国历史上将成为有三位国王在位的一年，无论其在位时间是多么短暂。在完全未受到我影响的前提下，芙蕾雅对国王退位的观点和我的完全一致；洛蒂则截然相反。那他应该怎么做呢？周日时，我问她（我们在艾奇菲尔德吃饭——整桌人都在针对我）。他连想都不该想要娶她，洛蒂说。离过两次婚的女人是不能成为英国王后的——这会起到什么样的榜样作用？不，不，艾斯莱德说，他应该把她送上船，送回美国待一年，假装一切都结束了，等到大家都忘了她之后，再悄悄在伦敦找个隐秘的地方，把她安顿下来——这样她便可以回到他的生活中，而又不带来任何麻烦。“那样不是有点自私吗？”我说，“是不是有点不光彩？”艾斯莱德是真的困惑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他是国王啊，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让我恶心——这帮人。
“我们去找他。就现在，今天下午。”
1937年
“什么？呃……是，很好。”
（3月10日，星期三）
“这不是很好吗，洛根？”
图卢兹机场。我在等去瓦伦西亚的飞机——延误一个钟头了。今天是星期三——我是星期一晚上离开伦敦的。我觉得我还在经受余波的影响：我不知道我留下的是什么。不对——你很清楚你留下的是什么。你不知道的是，等你回来时你会看到什么。
稍后，兰德把本开画廊的事告诉布朗，接着又建议，本可以成为他理想的经纪人——至少在巴黎是如此。
事情是这样的。跟往常一样，我在索普过周末。搭早班火车来到伦敦，在陆海军商店买了一些在西班牙应该会派上用场的东西（强力手电筒、五百支香烟、超保暖的衣服等）。午饭后，我回到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我把衣服在床上铺开，正准备打包时，门铃响了。我下楼开门，发现洛蒂和莎莉（罗斯）站在门口——很开心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洛蒂好像说：“你忘带你的手稿了，我们正无聊得很，所以决定来个伦敦一日游。”她把文件夹递给我（二十四页写得很差劲的《圣让的夏日》——我没打算把它带去西班牙，特意把它留在了索普）。莎莉说：“喂，我说，洛根，你难道不打算请我们上去吗？”
与兰德和格迪斯·布朗在鲁特迪亚酒馆共进午餐。他们似乎相处得很轻松，还有共同的笑话——跟休和一条狗有关——两人回忆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问他们是什么笑话，他们说太复杂了，没法解释。
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在公寓里，莎莉立刻意识到了什么，她像机关枪一样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洛蒂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她环顾四周，我看到她变得僵硬。“这儿真是不错……”这话才说了一半，便卡在她的喉咙里。她们没有走进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没有必要了。她们发现了一个女人在这里存在的痕迹。无论是宫殿，还是茅屋，这种痕迹是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是一种存在感、一种秩序感，哪怕最整洁的独居男人也不可能制造出这种感觉。她们以为这里只有最基本的功能性的东西——我跟所有对德雷考特大道公寓好奇的人，都是这样描述的：“也就比和尚斋房好一丁点儿。”可现在，这几个昏暗又温暖的房间一看就是有人精心打理且长期居住的，它们有力地证明了我在伦敦过着秘密的生活；另外还有我的书、我的画，那些奇怪又有趣的家具。洛蒂变得非常安静，莎拉却欲盖弥彰地越说越起劲儿，最后，她终于脱口而出：“你知道吗，亲爱的，我们要是抓紧时间，还能赶上五点的火车。”这是完美的退场白，听到这话，我们都赶紧下了楼。洛蒂恢复常态，勉强说：“在西班牙好好照顾自己。”我跟她俩吻别，挥手送她们走上德雷考特大道。
（8月）
我在椅子上坐了半个钟头，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我想到即将前往的战场，应该采取的行动，可能逃避的办法、借口、谎言……芙蕾雅回家后，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她吓了一跳，但又朝我露出她特有的表情，说：“很好。我很高兴。我们是时候不再藏着掖着了。”
真是个坏消息。本要到邦多尔去两周，叫我跟他同去。我很想去。可我不能把兰德留在巴黎，让她和格迪斯·布朗在一起。
此时，我坐在图卢兹，想着可能的后果，我发现，芙蕾雅的观点大体来说是明智的、正确的。我却感觉——怎么说呢——这一切都是强加到我头上的，这样的情况就不应该发生。我本可以用谎言摆脱与洛蒂的虚伪婚姻，让她不至于如此伤心，自尊心也不至于受到如此打击。但现在不可能了。他们刚刚宣布我的飞机还要延误三个钟头。
“格迪斯·布朗呀，傻瓜。他也在巴黎。”
3月15日，星期一
“格迪斯？”
瓦伦西亚。东方酒店。才不过几个月，这里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共产主义者（PSUC）似乎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社会管理水平因此有了好转：在外国媒体管理局，我得到了前往阿拉贡和马德里前线的通行证。英国记者们徒劳地抗议着这种偏袒行为：他们被排在最后——我们的不干预政策激怒了共和政府。有位记者告诉我，海明威也在这里，住在维多利亚女王酒店的大套房。我得去拜访他。
带兰德去画廊和本见面。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本对她说：“我们得交流信息，这样我才能掌握洛根的最新情况。”兰德四下闲逛，欣赏画作。她说：“格迪斯一定会喜欢这里的。一定得把他带来。”
稍后。海明威非常热情——他说他准备去马德里拍纪录片。他从来没听说过杜森伯里新闻社。“他们给你钱了吗？这才是唯一的标准。”一分不少，我说。他也和一家名叫新闻联盟的新闻社签了合约。他每用电报发一篇报道，就有五百美元，每用邮件寄一份报道，就有一千美元，而且还不用超过一千二百字。天哪：几乎是一个字一美元。如此看来，杜森伯里有点相形见绌了。“多报点开支。”海明威建议。此时的他太讨人喜欢了，他心情开朗又愉快，我们喝了不少白兰地。他告诉我，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是那里唯一像样的酒店。我说，我们就一个月后在那儿见。我明天就要回巴塞罗那跟福斯蒂诺碰头了。我发现，我很高兴回到西班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很刺激，还因为它可以让我不再思考、不再担心洛蒂可能会做什么或说什么。给我的芙蕾雅写了封情书，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可并未具体说明我会采取哪些行动。
（8月）
3月18日，星期四
格外难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东西（奶油炖小牛肉）？不管是什么，今天早上去厕所时，我感觉拉出来的简直是硫酸。一整天屁股缝都火辣辣的，瘙痒难耐，去找兰德吃晚餐时也没有好转。兰德这个月都住在埃米尔·伯兰格家，他是商人兼艺术品收藏家（是弗农·福瑟吉尔的大客户）。兰德宣称一定要让自己的法语大大进步。伯兰格一家住在福煦路上的大公寓里，家里挂满平庸无奇的风景画，弗农的画在其中至少算是鹤立鸡群。兰德的头发跟我们上次见面时不一样了：她把它染成了墨黑色，奇怪的是，这倒让她看起来像个十六岁的迷人少女。伯兰格一家都颇有魅力，他们对礼仪的过分讲究就像一种令人压抑的社交盔甲，让你觉得自己无法动弹，哪怕是挠一下痒或打个喷嚏，都会成为最失礼的事。这样一来，我对自己火烧火燎的屁股更敏感了。晚宴上还有个人，叫西普里安·迪欧多内[22]，自称作家。“我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他用极流利的英语说，“要是现在是，呃，一九一〇年，那你可能还会有点好奇，想认识我呢。”他身材圆胖，和蔼可亲，长着一张几乎完美的圆脸。纤细的金发掉得很厉害。他给了我他的名片。
今天早上，福斯蒂诺和我坐上军队火车，哐当哐当地向阿拉贡高原缓缓进发。天气冷得要命，我穿着我在陆海军商店买的保暖内衣裤。我们在一个叫圣维森特的小镇过夜，住在部队设在民宅的临时宿舍里，这里离前线只有大约一千米。我带的香烟让我大受欢迎。我们每人都吃了个大大的墨西哥薄馅饼，一包香烟就能换酒，想喝多少有多少。福斯蒂诺警告我要控制供应量：“西班牙所有的烟草都是从加纳利群岛来的。”我意识到：弗朗哥控制了烟草；共和军很快就将无烟可抽。
8月12日，星期二
巴塞罗那也有了变化：那种令人兴奋的革命激情似乎消失了，整座城市仿佛回到了战前的状态。到处都是穷人，富人相当打眼。昂贵的大餐厅宾客盈门，可买面包的人依然排着长队，乞丐和流浪儿童又回到兰布拉斯大道的商店外。晚上，你可以看到妓女在门廊和街角游荡，脱衣舞夜总会又打起广告。去年的那种气氛都消失了。我问福斯蒂诺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共产主义者正慢慢从无政府主义者手中接过控制权。“他们对治理更有兴趣，”他说，“他们也更有组织。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们把自己的原则先放到了一旁。与此同时，我们却只有自己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只想为人民争取自由——这是我们热切渴望的目标——我们痛恨特权和不公。我们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轻轻笑了笑，像是念咒语般重复着自己的话：“爱生活，爱人类。恨不公，恨特权。”听到他如此衷心地说出这些话，我有种奇怪的感动。“谁会不赞同呢？”我说。我给他引用了契诃夫的两种自由论：他追求的是远离暴力的自由和远离谎言的自由，此外别无所求。他说他更喜欢自己两种爱和两种恨的口号。“可你还忘了一条，”我说，“爱美丽。”他微微一笑：“啊，是的，爱美丽。你说得一点没错。你看我们多浪漫啊，洛根——内心深处我们多浪漫啊。”我朝他咧嘴一笑：“内心深处我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听到这话，他由衷地开怀大笑，出人意料地向我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
去了雷阿勒。我问安娜公寓楼的门卫，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他告诉我，她和她“叔叔”都已经搬走了，不知道搬去了哪儿。我坐在上次看到上校的小餐厅里，既失落，又困惑——反思过后，还有点生自己的气。难道我还指望安娜会把她的新地址告诉她的常客吗？能从那样的生活中逃离是多么幸运。安娜会很好的，她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我该关注的是兰德。
3月19日，星期五
8月9日，星期六
我们被带到前线。雾蒙蒙的拂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维森特就是一堆杂乱的石屋和土房，有些已严重损毁，房屋间的狭窄小道被来往的汽车、行人和动物压得泥泞不堪。天寒地冻。我们艰难地走在小块贫瘠田地间的路上，田里挂着白霜的冬麦正显出第一抹绿意。我们的目标是前方的山脊。郊野景色荒凉，几乎没有一棵树，只有大风呼啸中的低矮灌木（我能认出迷迭香）覆盖着锯齿状的山脉和远处的悬崖陡壁。
我大吃一惊，马上悲从中来。生活有时就是这样——如果混用两个比喻的话，那就是它先把你带上一条小道，接着又把你扔进屎堆。我想起那些为安娜疯狂的日子，想起是她的故事给了我写作《女孩工厂》的灵感。我意识到，我以为她会一直在这儿，不会像在大变活人的魔术里一样突然消失，这种想法是多么自私。晚餐时，我闷闷不乐，本却兴致高昂，他的画廊开始有了起色，他还说了不少关于桑德琳的事。显然，她的小儿子非常可爱。我仿佛听见了未来婚礼的钟声。
战壕在山脊上——在堆积的岩石和沙袋后面的土沟里，或是在山上避风处挖出的更大的山洞里。战壕（仅有一百米左右的长度）后面，有一排带刺的铁丝网，接着便是向山下河谷陡然下坠的峭壁。在河谷对面高耸的山顶上，我看到几座炮台和一面飘扬着的橘色和黄色旗帜——那是法西斯的阵地，就在八百米之外，我甚至能辨认出士兵们走来走去的身影，像蚂蚁一样。很明显，这里并不危险——大家连头都懒得低。福斯蒂诺将我介绍给中尉，他竟然是英国人。他神情阴郁，满腹猜疑，他说他叫特伦斯，故意没告诉我他姓什么。他以前在查塔姆码头工作，他说。他带我在阵地草草逛了一圈：大家挤在小小的火堆周围，个个胡子拉碴，浑身污秽，士气低落，他们古老的武器上满是泥渍。特伦斯解释说，前线的这片地区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掌握——他们就是托洛茨基派。只有共产主义者的军队才能拿到俄国的新式武器。“俄国人不给我们武器，因为我们反对斯大林，”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写到报纸上。我敢肯定，弗朗哥会很感激你的。”他说起瓦伦西亚的政府时，那轻蔑甚至超过对敌人的仇恨。
巴黎。又回到舒适熟悉的老伦勃朗酒店。不合时令的雨水打湿了人行道，呼呼不停的风吹得百叶窗啪啪作响。兰德下周就要来了。如果不曾拥有我，那你也就不会寻找我——帕斯卡。我六点出门，在利普喝了杯酒，接着溜达到蒙帕纳斯，和本在丁香园咖啡馆碰头。我来早了，我本没打算去香塔尔之家——满脑子想的都是兰德——可既然都到了这儿，我还是走了进去。香塔尔夫人热情地迎接我，并给我找来三个姑娘，让我任选一个，她们都穿着绸缎内衣，懒洋洋地躺着。“你知道的，我只喜欢安娜。”我说。“可安娜已经走了。”她回答，接着她解释说，是安娜自己要走的，还说她不再需要“工作”了。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我们翻过战壕，尽可能往前走到铁丝网边。朝山坡下仔细打量，我好像看到一具尸体躺在那儿。“是个摩洛哥人，”特伦斯说，“他们一月份向我们进攻。我们把他们打跑了。”就在这时，我听到几声干脆的响声，像两块石头对击。“有人向我们开枪吗？”我问。“是的，”特伦斯说，“不过别担心，他们离这里太远了。”
8月8日，星期五
离开时，我给了他两包香烟，他头一回挤出笑容。
丘纳德[17]女士家举办盛大的派对。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是我真正的第一次社交亮相。沃也在，还有哈罗德·尼科尔森[18]、达尔茜·沃恩·塔吉特、奥斯瓦尔德·莫斯利[19]、伊莫金·格伦菲尔……沃祝贺我写的雪莱传记出版。我也祝贺他《邪恶的肉身》出版。他把威廉·格哈迪[20]指给我看，说他是目前在世的最有才华的作家。沃还相当详细地告诉我，他正在接受指导，要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他正开始认真学习《圣经》的完全真确性和炼狱说。我不得不打断他，说这些我都知道。得知我也是罗马天主教徒后，他似乎很震惊。我让他放心，我早已彻底脱离宗教，他带着窘迫的表情匆匆走开了。为什么他那样的人，到了这个年纪还想改变信仰呢[21]？
（3月20日，星期六）
7月21日，星期一
我意识到，我能在阿拉贡前线看到的一切都已看完，我们准备离开。福斯蒂诺和我一早上都在等卡车把我们带回铁路终点站。所见让我们心灰意冷。福斯蒂诺还指出，他受的打击比我更甚：我反正过几天就要走了，可这是他的战争，他必须留下。他必须依靠这些抵抗法西斯的意象坚持下去。
我得说明一下，华莱士得知我亲自把书稿送去后相当生气。“这就像是拿我的剑，换了把匕首。”我说我没听明白。“虽然我还能刺出血来，但没有那么容易了。”不管怎么说，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开出一百英镑的预付版税，但华莱士想办法让他们提高到一百五十镑，他说达克沃斯出版社和查普曼＆霍尔出版社都迫不及待想看到这本书。为表庆祝，我们在夸格里诺餐厅共进午餐。华莱士帮我在《周末评论》和《图说》杂志约了更多的稿。我们草列了一张清单，写下我认为我可以写的一些主题：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高尔夫、南美洲、巴黎、西班牙、牛津、性、从诺曼征服到克伦威尔摄政之间的英国历史、现代艺术，还有罐装牛肉，等等。“你可真是个多面手。”华莱士用比往常更干巴巴的语气说。我跟他越相熟，就越是喜欢他。在我看来，他把工作当作有趣的挑战、乐趣的源泉。他说话时面无表情，很有巴斯特·基顿[16]式的冷幽默风格。《思想的想象》销量开始攀升——现在已超过一千册。我感觉大家都在谈论它。西里尔（康诺利）那天晚上介绍我时说：“你一定知道洛根写雪莱的那本书吧。”
我们在大街上唇枪舌剑，溜达到教堂。教堂里空荡荡的，什么家具都没有（全被当柴火烧掉了），现在被用来关骡子和养鸡。我拿出旅行手册，大声念道：“圣维森特有一个小小的罗马式教堂，值得一游。”我们坐在地板上抽烟，用我的酒壶喝威士忌。你在马德里会待多久？福斯蒂诺问。一周吧，十天——我也不知道，我坦白，我真的应该尽快回家了。我朝他微微一笑。我的婚姻有麻烦了，我说。我告诉他芙蕾雅的事，还有我们的双重生活，我在伦敦和诺福克的两头安排。我妻子发现了，我说，就在我来西班牙之前。
5月28日，星期三
他露出遗憾又同情的表情。接着，这小小的坦白仿佛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放了心，他在一张纸片上草草写下一个地址。“你到了马德里之后，如果能去找这个人，他会给你一个要转交给我的包裹。等你回到瓦伦西亚，我会去找你拿。你要是能帮忙，我将感激不尽。”他从我的表情看得出来，我有些不情愿，我不想被卷进任何偷偷摸摸的勾当。“别担心，洛根，”他说，“这事儿跟战争毫无关系。”
从打字员那里拿到《女孩工厂》的稿子，去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拿给罗德里克看。看到我竟然写完了，他似乎大感意外。“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他说，接着，他又恢复谨慎，“可内容不会太下流吧？我们可不能承受这书被禁的风险。”我说内容当然会很下流，但都很谨慎，不会超出适当的范围。他建议我接下来写一本济慈的传记——“雪莱的书卖得很好。”他说。
4月5日，星期一
5月22日，星期四
马德里，佛罗里达酒店。今天晚上响起空袭警报，但应该是虚惊一场——我没听到有炸弹落下。后来，我跟海明威和玛莎[49]一起用晚餐。吃到一半，一个讨厌的俄国记者加入我们的行列。今天早上头痛，玛莎带我去奇科特酒吧，让酒保调了海明威最喜欢的狗毛鸡尾酒给我——朗姆酒、青柠汁加葡萄汁——我感觉稍微好了一点。
兰德最后离开，我们在前门接了吻。轻轻的一个吻——是有可能成为情人的吻吗？我走路送她到国王路，叫了辆出租车。她说自己整个八月都会在巴黎，她想提升一下法语水平。真巧，我说，我也会在。
接着，我们坐电车去大学区，按玛莎说的，“去看看战况”。离开酒店在城区旅行的感觉很奇怪，这座城市虽然正处在战争中且伤痕累累，但仍在这个周一显露出正常的迹象——商店开着门，人们各忙各的。结果，突然你就发现你站到了前线。
在格利伯的第一次晚宴。康诺利夫妇、兰德、霍顿与辛西娅、罗德里克，以及罗德里克非常迷恋的一位年轻诗人，唐纳德·库南。晚宴相当成功，我认为，有汤、羊腿、水果奶油蛋糕，还有奶酪。很多酒。大家说了不少夸奖《思想的想象》的奉承话，因为相关的书评也一直很好。康诺利说他会试着也写篇书评，发给《新政治家》。他一开始有点尖刻，但很快就变得温和。我们愉快地发现，我们都是以历史系三等学位从牛津毕业的。“早点失败好，”我说，“这样，往后就都是上坡路了。”
在大学区里，街道上的碎石瓦砾多了许多，房屋被毁，每一扇窗户都被震碎了。出示新闻记者通行证后，我们被带进一幢公寓楼，我们爬到顶楼，找到一个被用作机关枪火力点的房间。透过堆着沙袋的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丑陋的水泥大楼，那都是新的大学建筑。这里的气氛十分低落：士兵们围坐着抽烟玩牌。自从去年十一月法西斯的大进攻被击退后，战局已僵持数月。
（4月）
民兵队里一位年轻上校（他留着一小撮柔软的胡须，像个男孩）把他的望远镜借给我们，我们从堆在窗口枪眼旁的沙袋上望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排排的战壕和地桩，设置了路障的街道和带刺的铁丝网，还有被炮弹炸起来的一堆堆泥土，以及建筑物正面水泥墙壁上的子弹和榴弹痕迹。往西望去，能看到曼萨纳雷斯河的浅浅河谷和圣费尔南多桥。今天天气晴朗，略有薄雾：春天在战争中来临了。
上周《泰晤士文学增刊》上有篇不错的书评——说我的书“引人入胜，文笔生动”。“我们可以相信雪莱的真实面貌便是如此”——《先驱报》的书评。“把莫洛亚彻底比了下去。至少我们现在有个英国版的雪莱了”——《邮报》的书评。我给罗德里克打电话，得知书的销量令人失望——目前为止只卖出了三百二十三本。“可这些书评都很好啊，”我说，“你就不能打打广告吗？”他嘟囔着说着什么季节性预算、春季赤字之类的，我无法理解。霍顿写来贺信，更神奇的是，勒梅恩也写来贺信。唯一的问题是，我似乎失去写小说的兴趣。我写了大概两百页。我觉得，我可能会把那个以安娜为原型的人物写死，让她得个肺结核或是其他什么悲惨的病。
玛莎向这位来自瓜达拉哈拉的上校问了几个问题，她想知道人民阵线上个月在那里取得胜利的一些细节。我给她当翻译。玛莎高个长腿，满头金发，算不上特别漂亮，但有美国人特有的幽默风趣和满满自信。她和海明威现在应该是情人了，不过在公众场合，他们非常谨慎。我知道海明威在美国是有妻有子的。玛莎细长的金发让我想起芙蕾雅。海明威忙着拍他的电影[50]，我都没怎么见到他。想到我们俩都有婚外情，我感觉很奇怪。
4月13日，星期日
得到她想要的信息后，玛莎便离开了，我留下来，想用这些材料以某种形式给杜森伯里写成一篇报道。他们之前拍来电报，让我不要再给他们寄那么多材料了——我感觉大家对战争的兴趣在慢慢减退。这时，就在扫视大学之外的景色时，我看到好像有一辆装甲指挥车从蒙克洛亚沿路开来。车身漆成灰色，车窗和挡风玻璃都被带有细缝和发射孔的金属板所取代。我把车指给上校看，他说：“我们来吓吓他们。”我有种感觉，他这样做是为了打发无聊，而不是要真的战斗。他们把机关枪调到最高的位置——那辆车离这里应该还有一千米远——上校朝我做了个手势，像是邀请我坐到桌边，他说：“要不你来试试？”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就画画呗，雕刻呗，跳舞呗。”
我坐在固定在机枪三脚架旁的小桶上，通过瞄准器观察。机枪上有握把，还有个士兵站在我旁边，将一条条弹带送进枪膛。我从瞄准器里瞄准那辆车，它正沿着一条有筑堤防护的车道，悠闲地朝大学里的一处建筑开去。我扣动扳机，打出一长串子弹——一眨眼，路基上便腾起一片尘土。我又开枪，并微微摆动枪口，我看着子弹把车前方的柏油路打得稀烂——车猛地停下，开始往后倒。天哪，这可真好玩，我想。我再开枪，让子弹疯狂地扫过路面，直到看见车被打中才停下。欢呼声响起。车后退着拐过街角，不见了。
“工作室？做什么？”
我坐了回来。上校拍拍我的肩膀。负责装弹带的人咧嘴一笑，朝我露出他的银牙。我感觉全身颤抖，同时无比紧张。“给他们点教训，”上校说，“他们以为这是什么？难道是——”
我目前典型的情绪状态：既百无聊赖，又得意扬扬——无聊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条书评，得意是因为已经拿到了我的书，而且还是在书店里买的。突然间，我很想和兰德在一起，或是和安娜——哪怕是露西也好。然而，我只是去探望了母亲，虽然她说我的离开让她伤心欲绝，可她已经在计划把我的房间改造成她的工作室了。
这句话他再没说完，因为整个房间突然到处都是乱飞的金属片、掉落的石膏板和砖灰。窗户对面的墙壁被打出好多拳头大小的洞，几秒钟时间，石膏板便成了碎末。每个人都趴到地板上，爬到外墙的墙角。我也扑到一旁，我面前的沙袋仿佛就要爆炸了。一颗子弹打中装弹带的士兵，他发出惨叫，手里的弹带掉下来。鲜血从他的手上溅到我的外套上。
《思想的想象》今日出版。我跑到城里，在哈查德书店特地买了一本，作为某种象征。这是本漂亮的小书，淡紫色的封面，卷首插画是弗农·福瑟吉尔画的一幅小小的雪莱肖像，画得很完美。在星星餐厅与罗德里克及托尼·鲍威尔共进午餐——鲍威尔在达克沃斯出版社工作。在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把书拿出来，看着它，感受着它在手里的分量，随便翻开一页，念一两句话。我把作者简介看了又看：“蒙斯图尔特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目前正在写一本小说。”可是，出版商为什么要在封底给别的书做广告呢？我认为这破坏了我的书的完整性。我并不想知道这个卡斯伯特·沃尔夫写了本关于迪斯雷利[15]的“有趣而重要”的新传记。你在我可爱的新书上干什么呀，卡斯伯特·沃尔夫？
应该有两三挺机关枪瞄准了我们的位置，同时猛烈开火，它们没完没了，感觉像持续了一个钟头，实际可能只有五分钟左右。我躺在地板上，双手抱头，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重复“池塘有鱼，池塘有鱼”（我母亲建议我害怕时就这么念，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一块巨大的石膏掉到我腿上，我吓呆了，愣了一两秒钟。在我的右边，之前给机关枪上弹带的人在痛苦呜咽。他右手的小手指快断了。血流如注，在地板上和着灰尘混成一摊小小的血泊，后来，上校想办法把它包扎起来，才止住了血。
3月27日，星期四
枪声开始变得断断续续时，上校和我爬到门口，把门扭开，匍匐着爬到楼梯平台上。我站起来，拍打身上的尘土：我的嗓子快要冒烟了，全身都在颤抖。“你赶紧走吧。”上校粗暴而冷淡地说，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切尔西，格利伯，85A。我的新地址。我在国王路租了间带家具有花园的公寓。卧室、浴室、厨房、餐厅，还有一间可用作书房的多余的卧室。我把我的书和画都运来了，现在只需要地毯和垫子，我就能把这里变成属于我的地方。富勒太太每周来帮我“清扫”三次，她说她丈夫会打理好花园——加起来每个月六英镑。我拉上窗帘，点燃炉火，打开一瓶酒。显然，西里尔·康诺利[14]和他的妻子是我的近邻。《女孩工厂》进展顺利。
我坐在房间，写着这篇日记，我意识到，我已发出了我在战区的最后一篇报道。现在，我要回家了。这是我这辈子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的衣服上全是石膏灰的气味，我的脑子里还在回响着成千上万颗子弹打进那个房间时的砰砰轰响。“池塘有鱼，池塘有鱼。”躺在那儿时，除了这句话，我脑海里只有芙蕾雅和芙蕾雅收到我阵亡电报时的模样。你在这里做什么呀，你这傻瓜？你一直假装这个地方需要你，可你只是在偷偷拖延回去的时间。杜森伯里新闻社对你有多重要啊？回家吧，你这傻瓜，你这蠢货。回家吧，好好收拾自己的生活。
（3月）
4月9日，星期五
我：我给你调杯鸡尾酒吧？
瓦伦西亚。在马德里的最后一晚，我正收拾零碎东西时，看到了福斯蒂诺在圣维森特给我的纸片。上面是一个地址，在萨拉曼卡区，仅此而已。我决定帮他这个忙。我来到楼下大堂，问门童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正当我认真查看市区地图时，海明威和伊文斯来了，他们走过来看我在干吗。做了解释后，我感觉海明威的好奇心立马被勾了起来。
母亲：这我不懂。我们有好多股份，但他说都不值钱。一文不值。
“没有名字吗？没有联系人？”
我：真可惜。我真想有一天能去看看。你为什么不让普先生卖掉你的一些股份呢？
“就只有一个地址。那边知道我要去，他说了。”
母亲：我们付不起房贷。银行把它收走了。
“我们一起去，洛根。”他说，他带着我走出酒店，来到他的车旁，车里有司机在等着[51]。
我：你找不到你的公寓了？
我们开车沿阿尔卡拉大街来到丽池公园，接着又往北开向萨拉曼卡区，迂回绕了几个圈之后，我们找到目标街道，将车停在一幢巨大的十九世纪公寓楼外。
母亲：我在六十二街的公寓啊。普兰德盖斯特先生说它没了。
“你在这儿等着。”我对海明威说。
我：什么公寓，请问？
“怎么可能？”
晚餐时，母亲夸张地宣布，我们失去了纽约的公寓。
门房带我们走上楼梯，来到三号公寓，我按响门铃。一位年老的用人开了门。他身后的公寓似乎很大，光线昏暗，一些家具被罩上了防尘罩。
1月5日，星期日
“我们还以为你们不会来了，”用人说，“哪位是蒙斯图尔特先生？”
结论：充满期待的一年；但很遗憾，离功成名就依然遥远。作家生涯真正开始了。挣到了钱。一九二九年证明，我能够以笔为生。
我给他看了我的护照。
失去的朋友：无。
“他是谁？”用人问。
无法确定的朋友：彼得、苔丝、休·福瑟吉尔。
“不用管我。我是他的朋友。”海明威说。
结交的朋友：爱丽丝·法雷诺、约瑟夫·达克、洛蒂·艾奇菲尔德（？）。
用人离开片刻，回来时拿着一卷东西，像是一小张卷起来的波斯地毯，用绳子牢牢捆着。从他手里接过来后，我们便离开了。
回顾一九二九年。与巴黎的缠绵故事。在伦勃朗酒店里的快乐时光。对安娜的狂热和“安娜/上校”之谜。对兰德强烈的感情。“强烈的感情。”哼！就是对兰德与日俱增的爱情啊。《思想的想象》被出版社接受。开始写《女孩工厂》。对延迟出版的失望。认真写着稿酬优厚的杂志文章。
回到酒店房间后，我打开包裹，铺开地毯。海明威像个小孩一样激动不已。地毯里是七幅未展开的油画，我把它们在床上摊开。
在轻微的宿醉中，迎来了新的年代和新的一年。（昨天晚上：在福瑟吉尔家喝鸡尾酒，和罗德里克在萨伏伊吃晚餐，半夜去了500俱乐部。凌晨三点就寝。）
“是胡安·米罗[52]。”我说。
1月1日，星期三
“是米罗，”海明威说，“他妈的。”
1930年
“这是不是太吓人了？”
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从纽约发来的电报似乎让母亲有点惊慌。她念道：“股票市场出现混乱。急需现金。”“现金？”她说，“我没有现金。”从银行借点呗，我说，然后便上楼去写我的小说了。突然，我的脑中蹦出一个书名：“女孩工厂”。
“哎呀，米罗正好还是我的朋友呢，”海明威说，他的语气中少了几分温和，“我有一幅他早期的画，很大的——跟这些不一样。”
10月30日，星期三
“这些都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说。这些画布都很小，大概只有九十厘米长六十厘米宽，应该是米罗在他后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阶段的典型作品。我把它们又卷了起来。
跟福瑟吉尔一家在一起，我感觉非常放松——他们是我理想中的“别人家”。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会有什么不同？我跟弗农聊起我在柏林的旅行，告诉他我买了一幅保罗·克利的画（保罗是谁？他问——英国文化真是狭隘）。格迪斯·布朗知道保罗·克利是谁，好吧，他还即兴给我们做了十分钟介绍演讲。他赞赏了我不凡的品位：突然间，在他眼里，我变得还不错了。接着，休又对我说起政治，我点头同意墨索里尼是个禽兽，并将手伸过桌子，帮厄休拉点燃数不清是第几支的香烟。可兰德和格迪斯·布朗在哪儿？在外面露台上看星星呢。哎呀。
“谁会有七幅米罗的画？”海明威说。
我去汉普斯特德福瑟吉尔家晚餐。兰德看起来很累，她说工作太辛苦了——李在新政府[13]里相当忙碌。她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格迪斯·布朗的人——他三十来岁，是个画家。这引起我的警惕：他身手敏捷，肌肉发达，像个留着金色卷发的职业拳击手。他的举止透露出相当的自信。
“还有，为什么选我当信使？”
小说进展不错：它的篇幅不会很长，但应该会紧张刺激，感人至深。我还没想好怎么结尾，也没想好书名。《思想的想象》校样稿到了。我很快就要实现目标了。很快。
“问题太多，”他说，“我们去奇科特看看能不能弄明白吧。”
10月22日，星期二
4月12日，星期一
回忆：有一天，天气炎热，但空气清新。我沿着河岸往上走，水很浅，水流很急，河水是茶褐色的，这是特威德河的一条支流，我手里拿着一根竿子，寻找水塘。在刺眼的阳光中，岸边树林下的阴影如同黝黑的洞穴入口。我找到池塘，把我的啤酒瓶插到水边的漩涡里，钓了一个钟头鱼，我钓到三条小鳟鱼，又把它们扔回水里。我吃了面包和奶酪，喝了冰凉的啤酒，穿过田野走回基尔多纳，阳光一直照在我的背上。我在河边度过完全孤独、彻底宁静、纯然美好的一天。我必须更多地去体验这种快乐。
又回到巴塞罗那，没有福斯蒂诺的任何消息。给媒体管理局和新闻部总部打了电话、发了电报，没有回复，我觉得还是亲自去问问比较好。
夏季旅行。七月——和本去了柏林，逛画廊。在他的建议下，我买了一小幅珍贵的水彩画，作者是克利，我没听说过。有一天晚上，我们目睹了两伙警察激烈的街头打斗。最后，终于坐火车去了维也纳—在蒂罗尔—库夫施泰因、霍尔、基茨比尔旅行。接着是萨尔茨堡—巴德伊舍—格蒙登—格拉茨。八月，苏格兰，照惯例，经由加拉希尔斯去基尔多纳。迪克的狩猎派对比往年规模更大。我不再找任何借口，直接宣布不参与战斗，只以散步、钓鱼或坐公共汽车去特威德河谷来打发时间，公共汽车沿河谷而上，开往山间平缓地带的一个个磨坊小镇。晚上，我尽情喝酒享乐。安格斯（卡塞尔）和洛蒂也在那儿。洛蒂显然对我神魂颠倒。一天晚上，客厅只剩下我们俩时，我带着些许酒意，吻了她。第二天早上，我小心翼翼地向她道歉，可她一个字都不愿听。
于是，今天早上，我去了外籍人员管理处，找到最开始安排他给我当媒体联络员的那些人，他们告诉我，他已经不在这儿工作了。每个人都表情凝重，满脸疑惑，不多说话。好像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我离开大楼时，一个华发早生的年轻人跟着我走出来，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他不肯告诉我他的名字，他说福斯蒂诺大概在十天前被捕了。“被谁逮捕的？”我问。“警察。”“什么罪名？”他耸耸肩。“一般都是叛国罪：这最简单了。”我问福斯蒂诺有没有妻子或家人。只有个妈妈，在塞维利亚，他告诉我——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塞维利亚在法西斯战线后面。他一家人最初是从塞维利亚来的，花白头发的年轻人告诉我，说不定这就是他倒霉的原因。说完，年轻人离开了。我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塞维利亚很早便落在那帮将军手里了。
（9月）
稍后。今天下午，我回到酒店，前台有一张给我的纸条，是打印的，没有署名。上面写着：“福·帕雷迪斯在拒捕时被警方击毙。有人指控他是法西斯间谍。勿在巴塞罗那久留。”震惊过后，我开始思考这是不是真的。也许这是个恶作剧？又或者，福斯蒂诺真的成了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受害者？要不，他真是间谍？在这场战争中，怀疑、猜忌和捉摸不定的真相似乎都司空见惯。然而，我还是不敢相信他已死去。我想到福斯蒂诺和我们之间短暂的交集，以及他在喊出那句无政府主义者“爱生活，爱人类。恨不公，恨特权”的口号时嘲讽的怀疑态度。这句话作为墓志铭不算很差。现在，我成了胡安·米罗七幅画作的持有者——我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也不属于福斯蒂诺。我该怎么处置它们？
他是个真诚的人，约瑟夫·达克，可我得问一问自己的态度，我不是对它们有什么怀疑，而是需要让它们接受考验。我在这里，和一个地位低微的警察喝茶，我不是在对他屈尊降贵，也不是想证明自己是个多么伟大的平等主义者。我不会四处吹嘘这次见面，但我知道，休·福瑟吉尔那样的人就会，他们会把这样的友谊当作徽章挂在身上。那么，你为什么来这儿？是他邀请的我，我接受了。我猜，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我们俩都能从彼此的陪伴中得到点什么。
（第二天，洛根回到瓦伦西亚，五天后，他再次回到伦敦，他把那七幅画卷在波斯地毯里随身携带。跟往常一样，他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去了索普。在那一年稍晚的时候，他把回来后发生的事以备忘录的形式写了下来。）
她把孩子们带进屋后，达克又接着替她道歉，这让我更不自在了。“她是个好妈妈，”他说，“很勤劳，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接着，他朝我转过身说：“我非常爱她，洛根。认识蒂尔达让我成了我自己。”我想不出该如何应答这样的宣言。“你是个幸运的人，约瑟夫，”最后，我这样说，“我希望自己能有你一半的运气。”他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轻轻捏了捏。“我也希望如此。”他说，显然很开心。
（9月）
“你想吃点三明治吗？但恐怕只有鱼肉泥馅儿的了。”
经历了这几个月没完没了的跟律师碰头、开会以及感情的剧烈波动后，再将事情的经过有条理地记录下来似乎是明智之举，毕竟，我不能只依赖我当时潦草写下的笔记。
“很好吃。请叫我洛根。”
四月，我从西班牙回来，跟芙蕾雅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时光，心里却越来越焦虑。洛蒂不知道我已回来，我希望能以一种暗示一切如常的状态回到索普，至少一开始能这样。芙蕾雅说，没人试着联系她；不过，在我离开后的头两三天，她总感觉有人在监视这套公寓：她下班回来时，曾连续两天在街上看到同一个男人。
“对不起，蛋糕不好吃吧，蒙斯图尔特先生，有点干。”
我给洛蒂发电报，说我回来了，我带着既恶心又恐惧的感觉，登上开往诺维奇的火车。是我即将面对的控诉，而不是我打算要做的事，让我早早感觉到疲惫和厌倦。芙蕾雅和我长谈过，我们认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都告诉洛蒂，请求离婚。可当我到家时，家里空荡荡、阴沉沉的。洛蒂和莱昂内尔不见踪影——我知道，是我的电报让他们躲到艾奇菲尔德去了。
达克跟我在一起很放松，可他的妻子蒂尔达就非常紧张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便是如此。她不停地道歉：为茶点道歉，为孩子们吵闹道歉，为后花园的状况道歉。小男孩名叫爱德华——“是以威尔士王子的名字取的”——小女孩叫艾瑟尔。我们穿着衬衫，坐在花园躺椅上，看着孩子们蹒跚学步。阳光很暖，我的肚子里塞满水果蛋糕，感到一种平凡的宁静降临在我身上。也许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模样？一处不大不小的房子，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位妻子，一个家。所有那些毫无意义的奋斗啊野心啊——
我给艾奇菲尔德打电话，出乎意料，接电话的人是安格斯。他的语气冷冰冰的，很平静，他说他第二天早上会来找我。
（6月）
“我想跟洛蒂说话，拜托了。”我说。
我在南肯辛顿站出了地铁，在那儿巡逻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约瑟夫·达克。很高兴又见了面，我们热情地握手，回忆起大罢工的日子。他告诉我，他现在有两个孩子了，还邀请我去他家喝茶——还是巴特西那个地址。
“她病得厉害，不能说话。她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这也正是我来接电话的原因：你有什么想说的，都跟我说。”
我想，正是他的怀疑真正燃起我的斗志。我在等待《思想的想象》出版期间，一定要写本自己的小说。就写一个住在巴黎的英国年轻作家，一个美貌但徐娘半老的俄国妓女，以及她宣称是自己丈夫的神秘“上校”三人之间的关系。书名该叫什么呢？
“天哪，”我开口道，“这样可不是——”
“才华横溢的作家啊，当然也随时可以转去写小说。”他完全恢复了温和愉悦的态度。
突然，他几乎是冲着我尖叫起来：你这恶心的脏东西！你跟那婊子鬼混在一起——我挂上电话，切断他的声音。
“那你觉得我会成为什么，罗德里克？”
第二天的经历让人格外难受。早上，安格斯带着家族律师来了，一个叫华德路的人，他通知我，我天黑前必须离开索普，我和洛蒂的联名账户已被冻结（法庭下的命令），我将面临起诉，我必须支付洛蒂和孩子的赡养费，要是想见莱昂内尔，我每个月可以有一天跟他见面，但必须提前十天给出书面请求，说明我的打算。律师说个不停时，安格斯就坐着，默默地对我怒目而视。我把他们俩都赶了出去。
“哦，我们，呃，当然也很喜欢小说……”他谨慎又口齿伶俐地说，“不过我得说，我从没觉得你会成为小说家。”
在前门，安格斯对我挥出一拳，我躲开了，还狠狠朝他胸口打了一下，我出手很重，他倒下了。要不是华德路拉着我，我还要狠狠踹他一脚。安格斯看起来就快哭了，华德路扶他上了车，他一直在大吼大叫，说着各种威胁人和侮辱人的话。他可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53]。
“那小说怎么样？”我激动地说。
接下来，我们进入律师之间的拉锯战。我找到一个不错的律师，叫诺埃尔·兰格——是彼得·斯卡比尔斯推荐给我的——兰格和华德路便对着干了起来。我不反对离婚，但拒绝满足他们的其他要求。照例，一切问题最终归结到钱的问题。我原本以为索普的房子一半是我的，因为它是艾斯莱德和伊妮德送给洛蒂和我的结婚礼物，但结果，它只属于洛蒂名下的基金。看来，伯爵对自己女儿的婚姻能否长久也没有信心。我利用这个信息，将我从《女孩工厂》挣到的部分稿费解了冻，这笔钱原本被绑定在投资和联名存款账户中。我们唇枪舌剑，来来往往。兰格干得不错，但收费也不低。我发现我写的报刊文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了。
早上，我去了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在小饭馆午餐时，罗德里克告诉我一个新消息，他们不得不将《思想的想象》推迟到一九三〇年春季出版。出版计划排得太满了，投稿的作家太多了——都是这种蹩脚的借口。我大伤脑筋，感觉陷入了迷茫：我是个作家，但还不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应该有已确实出版了的书——你可以把它拿在手里，可以去书店买到它。罗德里克说，他很喜欢我从巴黎发来的稿子，说不定我可以再多写几篇，一并收录在精装文集里。
到最后，就在我们好像把一切厘清时，他们又非让我走一遍被捉奸的过场。我绝对可以肯定，这是安格斯·卡塞尔的主意。其中会涉及的龌龊勾当让我十分郁闷：我得雇一个妓女，在酒店订一个房间，还得跟某位酒店员工合谋，让他“发现”我们，还得让他签口供。我把他们的要求告诉芙蕾雅后，她说：“挺好的，那我们就一起过个堕落的周末呗。”
我不在家时，母亲重新装修了我的房间（这是什么奇怪的强迫症？），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半的书好像都找不到了。“哎呀，我可从来没碰过你的书，亲爱的，”她说，“搞不好是漆匠，是他偷了。”我在储藏室找到了它们。她还把玛丽·罗兰珊的画挂到了楼下厕所。我拿了回来。我们有了辆新车，福特。
我们去了伊斯特本，酒店女服务员给我们送早餐时惊恐地发现，我们俩竟然真的躺在床上。芙蕾雅大喊：“早上好。对了，我跟他可没结婚哦！”可怜的女孩在我们的开怀大笑中离开了房间。
萨姆纳
上周，法院下达了离婚暂准令，《泰晤士报》上也登出启事，标题为《伯爵之女与畅销小说家离婚暂准令已下》，内容是这样的：“索普戈丁厄姆，索普府邸的莱蒂西亚·蒙斯图尔特女士请求解除与洛根·贡扎果·蒙斯图尔特先生的婚姻关系，该诉求未遭到反对，离婚理由为蒙斯图尔特先生与芙蕾雅·德弗雷尔小姐在伊斯特本威斯敏斯特酒店的通奸行为。离婚费用由蒙斯图尔特先生承担。”
6月24日，星期一
我精疲力竭，穷困潦倒，但兴高采烈，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它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段历程——抛下过去的蜕变，褪下那斑驳黯淡的死皮，呈现出闪亮光滑的新壳。现在，我和芙蕾雅的生活可以真正开始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愧疚的心痛——莱昂内尔。我该拿莱昂内尔怎么办？我爱他；他是我的儿子。这是我无法辩驳的事实，可实话实说，这事实对我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莱昂内尔除了是我的亲生骨肉，到底还意味着什么？坦率点吧，洛根——你只知道他是个爱生病又烦人的孩子。陪他十分钟都让你为难：你的思绪会开始涣散，你只想有人赶快把他带走。是的，我承认，也许我是不擅长照顾婴儿，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不管他，也不会不管他。我必须将他从艾奇菲尔德拯救出来。他还是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许会变，所以我必须存在于他的生活中，无论我觉得这有多尴尬、多难受，我要成为一种重要且持久的影响。我不会把莱昂内尔·蒙斯图尔特丢给那帮恶魔。
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开始漫无边际地闲聊。他看得出来我是英国人，他说，是从我的口音推断的。接着，他又像所有法国人一样礼貌地补充道，我的法语也说得相当好。我耍了个心计，我说我感觉他也好像有一点点口音。这话让他大吃一惊：他可是在巴黎出生在巴黎长大的，他宣称。我把话题引向报纸上德国共产主义者暴动的新闻，我说他们应该出动军队，并顺便问他有没有参军的经历。他说他曾在一九一四年应征入伍，但由于肺不好被拒收了。我又请他喝了杯酒，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以前是个旅行推销员，可他的公司破产了，从那以后……他看了看手表，说他得走了，他和我握手后离开。看来，他显然不是什么白俄罗斯军队的上校。
1938年
总而言之，他说了几句庞加莱年老力衰的话，我没有听懂，因为他的法语说得像连珠炮一样快，而且夹杂了很多俗语——说真的，他的法语简直是无懈可击。
1月7日，星期五
他看着我，微微一笑——他当然不认识我。我感觉很尴尬，我意识到我跟他的妻子做过几十次爱——操了她几十次呢。我很想一股脑儿脱口而出——我们是怎样以各自的方式关爱安娜的，我们是怎样分享着她的，我给她的那些小费应该也帮了他不少——好像这样说出来以后，我们就能更熟悉彼此了。
昨天，芙蕾雅和我在切尔西市政厅结婚了。出席者：新郎和新娘，我母亲，恩卡纳茜欧，芙蕾雅的父亲乔治，她哥哥罗宾。婚礼后，我们沿马路走到八钟酒吧，喝了几杯。婚礼很低调，但我们的幸福圆满了。只有母亲闷闷不乐；她说她很喜欢芙蕾雅，但又补充道：“你总不能一天之内就把洛蒂那样的人给忘了呀。”我提醒她，洛蒂和我已分开八个月了。“我感觉好像只有一天。”她坚持说。
“这么好的天气却生病了，真可怜。”我用法语说。
接着，大家各自散去，芙蕾雅和我回到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我们吃了午餐，在阴冷的天气中去巴特西公园散步。回来后，我们看书，用留声机听音乐，然后吃晚餐。
寻找公共汽车站时，我路过一间街角的小餐厅。我往里瞄了一眼，看到上校竟坐在那儿，看着报纸，面前还摆了一杯茴香酒。我装作自然地走进去，点了杯啤酒，不经意地坐在他旁边的桌上。从近处看，他比安娜显得老很多——我猜应该有五十多岁了。他的衣服破旧但很干净，他系着黄色的领结，胸前口袋露出相同颜色的手帕。看来，是个讲究的人。他留着小胡须，末端向上翘着，白胡子比黑胡子多，头发也一样，抹得油光发亮，向后梳着，没有分开。他站起身，把报纸放回架子，我又去取来了。头版头条全是庞加莱[12]糟糕的健康状况。
“我太开心了，”我们躺在床上紧紧相拥时，我对她说，“我觉得我快爆炸了。”
我明天回伦敦。今天上午，就在午饭前，我又回到巴黎大堂站，在安娜的公寓楼外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希望她能出现。我就想跟她见一次面，能远离香塔尔之家的氛围和影响；我希望我们能在大街上随意地邂逅彼此，我会举起我的帽子，我们相互问候，说几句关于天气的老掉牙的话，再各走各的路。我需要给我们的关系增添一个不同的层面，某种日常的东西，与妓院和付钱买春无关的东西。她当然并未出现，我的脚开始痛了，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嘭！”她说，“年轻夫妇在切尔西的一套公寓中同时爆炸。”
6月13日，星期四
3月17日，星期四
你为何如此为巴黎着迷？在巴黎，我觉得自由。
我重新拿起这本日记，是要记下：（1）我写完了《圣让的夏日》的第三章；（2）芙蕾雅今天早上宣布她怀孕了。我们曾说过试着要个孩子，可我怎么也没料到成功来得如此突然。当然，这个消息让我想起莱昂内尔，今年我只跟他见过一次。保姆带他来到诺维奇的一家酒店（我在那天订了个房间），我跟他相处了几个钟头，我试着跟他一起玩，逗他开心。他对我疑心很重，总是去找保姆。那次的经历真是令人难堪。可怜的莱昂内尔——他将会成为我们无爱婚姻最大的牺牲品吗？不知为何，我感觉芙蕾雅和我的孩子将会幸运得多。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得另找个住处了。
概述你的情绪。性饥渴。内疚。独处巴黎带来的强烈的肉体愉悦。痛恨时间：只想永远停留在这个年纪、这一天、这一周、这一月、这一年，永远。只想象得出等待着我的漫长而缓慢的衰落。对安娜的痴狂与对兰德的痴狂。可若有必要，我每周可以五次满足自己对安娜的痴狂。这似乎越发刺激了我对兰德的痴狂。
（4月）
描述你的思想状态。不安全。不确定。焦躁不安。
还有哪一年的春天比今年的春天更脏？天气阴冷而多雨——又多雨，又阴冷。华莱士让我跟《周日参考》签了合约：十篇文章，五百英镑。从西班牙回来后，我的储蓄和稿费都有了可喜的增长。
出于某种缘故，我在离开后，又决定再留会儿——时值傍晚，天色尚早。我躲在一处门廊里，直到上校出现。八点左右，安娜从香塔尔之家走出来，他俩一语未发，手挽着手离开。我跟着他们走到地铁站，排着队倒数第二个上了他们后面的车厢。我看到他们在雷阿勒站下车，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发现，远远盯梢，一路跟到他们住的公寓楼。我记下门牌号和街道名。此刻，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指望得到什么呢？
芙蕾雅身体不错，没有说早起有恶心想吐的症状。上周我又在诺维奇跟莱昂内尔待了一天。现在这已成了惯例。我订一天的房间——在某个中间地点——保姆带着莱昂内尔从索普坐出租车来跟我会面，一直待到他明显表现出疲倦或无聊，或两者皆有后才离开。
我在想，香塔尔夫人是不是在这儿推行了某种规定：客人每一次热情的告白，真心也好，假意也罢，她们都必须以委婉的提醒来回应，让客人不要忘了这种关系的真正本质——金钱交易。我有点儿伤心。
昨天晚上，跟特维尔·史蒂文斯愉快地共进晚餐。特维尔说，早在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之前，他就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从加泰罗尼亚传来坏消息——弗朗哥的军队每天都在迅速推进。天哪，西班牙。这如同一个疯狂的梦境。还有，我该怎么处理福斯蒂诺·帕雷迪斯的米罗画作呢？特维尔说，我们也快跟德国开战了。我没有理会他的警告。我想的是我们在巴特西找到了刚好租得起的房子。
“当然，洛根。而且你非常大方。”
（7月—8月）
“不，我的意思是，不止这样，和这不一样。你了解我生活的一切。我也了解你和上校。”
巴特西，梅尔维尔路三十二号。我们七月搬进去，整个夏天都忙着整理。我很舍不得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可我们也都很爱梅尔维尔路。“你觉得这条路是以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名字命名的吗？”芙蕾雅问。“肯定是的，”我说，“这里多适合作家啊。”梅尔维尔路弯弯曲曲的，路旁是一溜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层红砖排屋。每幢屋前都有一小块草坪或砂石地，屋后都有带栅栏的细长小花园，和布里奇沃特街上平行的花园隔开。我们的房子一楼有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有两间卧室和一间浴室，屋檐下还有带天窗的阁楼，我把它改造成摆满书的单间，用作书房。透过窗户，我能看到泰晤士河对面洛兹路电厂的烟囱。
“当然。特别的朋友。你到这里来，我们做了爱。我们就像真正的情人，只不过你出了钱。”
昨天，我们去公园散步，看机器挖出一排排战壕。哪怕是在平静的巴特西，空气中也弥漫着战争的气氛，它似乎将从天而降。芙蕾雅长胖了，开始觉得难受：预产期在十月。
“我们是朋友了，是不是，安娜？”我说。
8月31日，星期三
巴黎的夏天到了。我去找安娜，她的房间热得令人窒息，于是我们速战速决，办完了事。我点了一瓶夏布利干白葡萄酒和一桶冰块，我们在床上休息，边聊边喝。我告诉她，再过几天我就要回伦敦了，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会想念我的，并希望我能尽早回巴黎。
希特勒有一百万军队，《新闻纪事报》是这么写的。与此同时，我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了篇书评，谈济慈一本很平庸的书。夏天又干燥又炎热，我几乎都在努力工作和忙于愉快的家庭琐事。芙蕾雅的乳头变成了布尔维尔巧克力的颜色。我们给第二间卧室贴上浅黄色的墙纸，为“孩子”做准备——男女都好。我们对此保持着含糊的迷信：我们都说不在乎性别，但我有了莱昂内尔，所以很想要个小女儿。我觉得芙蕾雅想要个男孩。
6月7日，星期五
我又跟莱昂内尔度过了奇怪且尴尬的一天。他动辄发怒，哭哭啼啼的，保姆说：“是热得暴躁了。”于是，我把他的衣服脱下来，让他在房间里光着身子玩，保姆震惊了。“我会告诉莱蒂西亚女士的，蒙斯图尔特先生。”“只管告诉。”我说。离婚后，我没再见过洛蒂——你以前的生活，或者说，你所抛弃的生活，竟能如此迅速地消失，真是奇怪。现在，莱昂内尔是我们唯一的联系。我时不时将一块法兰绒在冷水中浸湿，拧干水后，在他大腿和胳膊下红疹最严重的地方敷上一两分钟，这时，他会平静下来，似乎是充满感激地看着我。“谢谢你，爸爸，”他说，“这样很舒服。”随着孩子出生的临近，我的内疚心情也愈发严重。在回伦敦的火车上，我流下了眼泪——这太不像我了——可没有什么能像莱昂内尔这样让我落泪。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等“孩子”出生后，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根据《新闻纪事报》的报道，希特勒有一百万军队——我看到我写过这事了。
从银行出来时（拿着要买莫迪里阿尼的钱），我碰到海明威。“巴黎就是个农村。”他说。说完他又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解释说，是一个特别朋友[10]的存在让他“怒火攻心、酩酊大醉”。我们沿着圣日耳曼大道散步，享受春日的阳光，他问我是怎么认识法雷诺夫妇的。我做了解释。“蒂姆是全欧洲最懒的人，”海明威说，“他妻子倒是非常可爱。”我们交换了地址（原来他已经结婚了），并约好再见面。我们都有书要在秋天出版[11]——他看起来还是很随和的。
（10月1日，星期六）
5月9日，星期四
坦率地说，我完全理解慕尼黑[54]之后大家感觉到如释重负。我们的孩子随时可能出生——虽然在政治上、在理智上，我谴责我们怯懦的退让，并为捷克人民感到绝望的悲哀，但我还是对自己说，和平当然更好，没有必要为一个遥远小国无足轻重的领土而开战吧？我还记得我在西班牙亲历的战争，以及它的荒谬、残忍和混乱，我清楚，战争只能是无条件的最后的手段。现实的残酷在于，苏台德问题绝不能成为欧洲国家自相残杀的理由。那么，你是个绥靖主义者吗？不是：我看到这些疯子带来的威胁，可我也知道，我想要的，跟全世界人民一样，就是和平的生活。希特勒也不想要战争；他想要的是战利品，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是他看似不断成功的原因。没有战争的战利品。也许，张伯伦理解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做出最终的让步，精明地以此为代价争取到和平。我在巴特西四处闲逛，感觉大家的心情有了真正明显的放松——酒吧里传出笑声，女人在街角闲话家常，邮差吹着口哨四处送信。这些司空见惯的场景告诉我们：我们曾到了战争的边缘，但又回来了。战壕可以被填上，防毒面具被送回政府仓库。我确定，在德国，像我这样的人——三十多岁、已婚、孩子马上就要出生的作家——一定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也一定不想看到自己的城市被轰炸，不想看到自己的国土被战争蹂躏。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可我又对自己说，西班牙内战表现出什么人之常情了吗？
“说不定吧。”我说。
特维尔打来电话，他差点哭了，他说这是耻辱和背叛，他说张伯伦和达拉第（法国首相）退让过了头，还说希特勒一定会回来索取更多。他说得对吗？我坐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外面突如其来的夏日暴雨倾盆而下，我祈祷他是错的。
“说不定正有封信在伦敦等着你呢。”本说。愿上帝保佑他。
奥利弗·李今天傍晚发表广播演说，预言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希特勒，那死亡与毁灭将不可避免。可我们已经阻止他了呀，不是吗？听着李的演说，我发现自己想起兰德，并不知不觉地想象着若是她当初同意嫁给我，我现在可能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毫无意义的猜测。真是那样，我就永远不会认识芙蕾雅了。也许这是兰德帮我的最大的一个忙。
我感觉酸涩的妒意慢慢涌上心头，接着是担忧。为什么彼得给本写信却没给我写？难道苔丝把一切都坦白了吗？
今天傍晚，我走到花园尽头，抽了支香烟。上周，我在离房子最远的地方种了一棵槭树，迎接孩子的到来。树苗跟我差不多高，大家都说，它能长到十二米高。这么说来，再过三十年，如果我们都还活着，那我就可以回来看看这棵参天大树了。不过这个念头让我伤感：三十年后，我就六十多岁了，我意识到，你能对生活做出的这种不假思索的预测将会越来越少。假如我说的是四十年后呢？那就有点压力了。五十年后呢？那时候，我可能不在人世了。六十年后呢？我绝对是长眠地下了。谢天谢地，我种的不是橡树。那才是标志年龄分水岭的最好诠释。你会相当理智、相当冷静地意识到，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这个世界已没有你了，而你种下的树还会继续生长，你看不到了。
他把信递给我。是真的：他们结了婚，住在雷丁，彼得在《雷丁晚报》当助理编辑。苔丝和父母没有和解，彼得的父亲也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彼得却说他这辈子从未如此幸福过。
10月14日，星期五
本惨白的脸色中露出隐隐约约的鬼祟。“是，我本来要告诉你的，可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他和苔丝结婚了。”
我们有个小女儿了。她今天早上八点出生。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我立马赶去。芙蕾雅精疲力竭，眼圈发黑。有人把孩子抱出来给我，我把她拥在怀里，这个红彤彤的愤怒的小东西，小小的双手挥舞着，拼尽全力尖叫。我们给她取名史黛拉——她就是我们的明星。欢迎来到这个世界，史黛拉·蒙斯图尔特。
“彼得给你写了封信？”本回来时，我问他。
1939年
他去洗手间吐了，我四下转悠，查看成堆的油画。这个房间比格勒奈尔路的公寓更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随意走动时，我发现桌上有一个信封，写着熟悉的字迹。
1月14日，星期六
他们是来跟另外几个美国人见面的，我们受邀加入他们在咖啡馆后面的行列。接连到来的客人让我糊里糊涂的，加上我又喝了太多酒，所以说给我听的十几个名字，我一个也没记住。我旁边坐着个高大强壮的方脸男人，留着胡须。他喝得酩酊大醉，不停冲着桌子对面个头较小的尖脸男人吼：“你就是屎！你真的就是屎！”这好像是他们之间幼稚的笑话：他俩都控制不住地放声狂笑起来。本看到一个他认识的女孩独自坐着，便从我身边走开了。我默默喝着酒，相当开心，没人注意我，一瓶又一瓶酒神奇地出现在桌上。这时，爱丽丝·法雷诺悄悄坐到我身边，问我是怎么认识本的，还有我在巴黎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在等我的书出版，她朝我伸出手，又拉了拉方脸男人的衣袖，为我们做了介绍。洛根·蒙斯图尔特——欧内斯特·海明威。我知道他是谁，但我没有说。喝到这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他开始充满嘲讽地模仿起英国人，满嘴都是“老伙计”“老兄弟”“老家伙”什么的。爱丽丝说：“别他妈烦人了，海明威。你把我们的名声都搞臭了。”我发现我还挺喜欢爱丽丝·法雷诺的。我偷偷溜走，找到本，他正陪着一个脸色苍白、脸型细长、端庄严肃的法国年轻女子，她叫桑德琳——我没听清她姓什么。我怀疑本对她颇有兴趣而且很认真——有时候酩酊大醉反而让我思维清晰。我带着他回雅各布路时，他承认了这一点。他对她简直是神魂颠倒，他说，可这也让他万分痛苦，因为她的父亲身无分文，而且她还离过婚，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我不能为了爱情结婚啊，”他说，“这不在我的计划里。”
收到苔丝·斯卡比尔斯的信，让我颇觉压抑，收信人是我，还标着“私人秘密”的字样。在信里，她从她的视角，讲述了彼得不断出轨的事，以及这些事给婚姻带来的痛苦压力。她请求我的帮助：“我跟彼得结婚时，从未想过他会变成这样，我知道，你也一定想象不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除了伦敦的那些妓女，他现在还跟马洛的一个女人约会。他仍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他敬佩你、尊重你。洛根，我不能让你叫彼得像以前那样再爱我，可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让他停止这些可耻的勾当吧。我走投无路了，我知道，村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就不能像个绅士那样，让我和我们的孩子不要再忍受这残忍的羞辱了吗？”还有很多类似的话。可怜的苔丝。
法雷诺立马红了脸，显然不像他自己装出来的那般无所谓。我们都笑了，尴尬的气氛化解了。
1月20日，星期五
“我们忘记了，”爱丽丝说，“我们吵了一架。吵得很凶——我们不得不和好。你不会想让我们出现在你漂亮的新画廊的。”
我给彼得打电话，他邀请我去卢吉餐厅一起午餐，庆祝他的第三本惊悚小说《马拉喀什的三天》出版。我得说明一下，他去年离开了《泰晤士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作家比我成功得多。而我也很高兴地说，我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
“天哪，我还以为是下周呢。”法雷诺轻松扯谎。
*
“你们没来我的开幕式啊。”本抱怨——他显然和他们很熟。
稍后。我们共进午餐，吃得很开心。他变了，彼得——他变得更世故、更粗俗了。他话说到一半，视线便会追随走过房间的年轻女服务员；他还喋喋不休地评论着餐厅里的其他女人：“那不是她丈夫”“她要是穿漂亮点，也算个美人”“你都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欲求不满的气息”，等等。大概是不断出轨的结果吧。他坦承，跟妓女在一起他感觉更放松；他说他有两三个定期光顾的对象。他推荐我也去找妓女——有快感，没负担，他说。我提醒他，我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没这回事。”他说。这是个绝好的由头，我把苔丝写的信告诉了他。他震惊了；他变得非常安静，我看得出来，他内心的怒火在燃烧。“她为什么要写信给你？”他不断重复这句话。我没有告诉他。至少，我完成了苔丝交给我的任务。我给她写信，说了我做的事。现在回首牛津的日子，时间仿佛过了几个世纪。
一对夫妻在我们桌边停下脚步。他们认识本，本介绍说他们是蒂姆和爱丽丝·法雷诺，都是美国人。男的晒得黝黑，英俊帅气，只是头发稀疏。女的娇小美丽，总是皱着眉头，表情紧张，像集中了过多精力。
坐公共汽车回家时，我在苏荷区看到张贴的报纸：弗朗哥兵临巴塞罗那城下。
“耐心点，耐心点。”我的语气像个老姑婆。
（3月）
“我需要现金，”他阴郁地说，“我现在需要买。现在就要。”
好吧，就是这样了，我猜，希特勒已进入布拉格[55]。奥利弗·李说对了，现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复存在了”。去年十月我那多愁善感的心绪，此时看来仿佛是一个愚蠢哀伤又绝望的梦境。西班牙现在全是弗朗哥的了——母亲应该很高兴。我在厨房桌边写着这篇日记，芙蕾雅把孩子抱在胸口。她旁边的橱柜里，摆着还放在硬纸盒中的防毒面罩——我们没把它们还回去。战争肯定要来了，但泽[56]将成为下一个危机。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你打算怎么办，洛根？要是父亲还活着，他在这场战争中会怎么做？
“你在巴黎有了自己的画廊，天哪。我们都还只是孩子呢。”
罗德里克问我要不要在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当审稿人，每月三十英镑。我说要四十英镑，他告诉我，普洛默[57]在凯普出版社也只拿三十英镑，这样一来，我就没法再争了。我怀疑罗德里克是想把我拴在公司，因为我告诉他，《圣让的夏日》就快写完了。他的逻辑让人不明白：写报刊文章本来就很耗时间，现在我还得一整周一整周地看稿子、写报告，这样一来，我基本上不可能再写其他东西了。
“看看你的成就：你都写了一本书了。”
《世界主义者》在法国取得微小但持久的成功。西普里安写信说，他又受到热烈的追捧，仿佛重回一九一二年，“托您洪福”。他可真是个文字高手。在世界末日来临前，我必须回巴黎。
“看看你的成就，本。”
（7月）
不管怎样，我带他去花神咖啡馆喝香槟。
奥尔德堡。我们在这儿的小镇租了间小房子，七月和八月住——总有某种原因把我拉回诺福克。需要办事时，我就去伦敦，我很享受我们住在这里的头两周，不愿离开。北海海边清新的银光，还有消失的地平线都在诱惑着我。我整个上午都用来工作，写报刊文章，但更有可能是给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审稿（这似乎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接着，如果天气晴好，我们就去海滩野餐——带上旅行毯、热水壶和三明治，坐在海边，看海浪卷上满是卵石的海岸。史黛拉是个典型的漂亮女婴，圆圆的脸蛋，胖胖的双颊，湛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总是充满好奇和喜悦。我们让她坐下，在她面前堆上一堆鹅卵石，看着她一块又一块地捡起来、认真查看后再扔掉，我们则坐着聊天。芙蕾雅开始帮我审阅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的一些稿件——我想她很怀念英国广播公司。
“利平兄弟”开幕前的特邀观摩。我早上七点就到了。一个人都没有。本非常紧张，在担心画展的质量。他有一幅德朗、两幅小的莱热、不少花哨的俄国画，还有一幅小的莫迪里阿尼。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大概有十来个人闲逛着走进走出，什么都没买。我出五英镑，买下那幅莫迪里阿尼，并拒绝本给我减价。本灰心丧气的，我说了些陈词滥调的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云云。
我想方设法说服了洛蒂，让我们带着莱昂内尔过了一次周末，因为我们现在住得很近了。周末过得并不成功。莱昂内尔似乎很怕芙蕾雅，我不禁猜想，洛蒂往他的脑瓜里都灌输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又或者，更有可能是伊妮德那个泼妇。他跟我在一起似乎更放松，我尝试做一个爸爸该做的事。我们在花园里踢了一个小时足球，最后他问：“爸爸，这个游戏我们还得玩多久？”实话说，他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小孩，我没看出他在任何方面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不聪明，不可爱，不滑稽，不放肆，也不英俊。更糟糕的是，他继承了艾奇菲尔德那边最难看的相貌特征。有一次，他问我是不是跟芙蕾雅结婚了。当然，我回答。听到这话，他皱起眉头说：“我还以为你是跟妈妈结婚了呢。”我跟他解释了一番。“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不是我真正的爸爸？”他问。我永远都是你的爸爸，我说。上帝保佑，我差点哭了。
5月8日，星期三
（7月）
搬入艺术学院街上的伦勃朗酒店。一天五十法郎，在屋檐下我拥有一间小卧室和一间小客厅，任何时候想泡热水浴，只需另付五法郎。这基本上和自己找间公寓差不多棒了。本放弃了他在格勒奈尔路上的公寓，住到他新开的画廊楼上的单间——那里住不下我了。画廊在雅各布路上，他给它取名“利平兄弟”——他说“兄弟”表达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感觉和家族事业的概念。他确实有个兄弟——叫莫里斯——比他大很多，在伦敦当律师，要不就是会计师，我记不清了。华莱士在《水星》杂志帮我找了个活儿，每月一篇稿子，每篇十畿尼。我对《水星》称不上狂热喜爱——它有一种烟斗、啤酒加潮湿粗花呢外套的气味——可乞讨者不能挑三拣四。
弗莱明邀请我去卡尔顿烤肉餐厅共进午餐。他好像还在做股票经纪，但目前又在海军部担任了某个神秘角色。他说，我写的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文章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我告诉他，我写的文章百分之九十都是在美国发表的。“我知道，”他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些文章。”他说起未来的战争，仿佛它已经爆发了，他问我有什么计划。“活下去呗。”我说。他笑了，他从桌上俯过身，遮遮掩掩、神神秘秘地说，我要是“愿意接受一份特别的工作”，那他私底下将会感激不尽。他说，工作地点主要在伦敦，对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什么选我？我问。因为你文章写得好，你亲身经历过战争，你对它不抱幻想。出门时，我们碰到一位老人，我确信这是事先安排好的，他穿着款式很老的灰色套装，弗莱明介绍说他是海军上将戈弗雷。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
（4月）
8月7日，星期一
于是，我坐到床上，我们喝着酒，抽着同一支烟，我说了半个小时兰德的事。时间到了，我跟她吻别，紧紧贴着她的身体时，我发现我的性冲动又回来了，我后悔没有利用好与她共处的这两个小时。我说，过几天我还会来找她的（她现在每周工作五天）。看来兰德魔咒被打破了。
苔丝·斯卡比尔斯死了。她淹死在泰晤士河里，彼得在电话里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她散步去了，到了茶点时间还没有回家，于是，彼得溜达到河边找她。他看见沿河而下大约八百米处围着一大群人和警察，便漫步过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他们刚把苔丝从河里拖上来。她在摘花时滑下河岸。她不会游泳。“多么可怕的意外啊。”他说。
“把她的事都跟我说说吧。”
我惊骇得无以复加。亲爱的苔丝啊。我回想起我们在艾斯利普偷偷度过的那些周日，以及我们在那间小木屋又硬又潮的床上有过的激情风暴。我知道你为我做过的一切，苔丝。是意外吗？我很怀疑。我想她是受够了。感谢上帝，感谢耶稣，至少我当面捅破了彼得四处淫乱的事。我告诉芙蕾雅，她看得出我相当气愤，我把我们的往事告诉她：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挑战；苔丝勇敢地追随彼得去了牛津。我说，我当时觉得自己有点爱上了她，还很嫉妒彼得。至于我们的风流韵事，我认为最好还是不告诉芙蕾雅。
“不是。那女孩在伦敦……”我决定把一切都告诉她，“我认识她很久了。我们一起念的大学。她不算特别漂亮。她很聪明——这是当然。她家里人很有意思。我好像老是忍不住想她。”
9月3日，星期日
“你有其他喜欢的人了？”她问，“就在巴黎？”
巴特西。炎热的一天。芙蕾雅和我听了首相的广播演说，他宣布我们现在与德国正式开战[58]。史黛拉在厨房的地板上四处乱爬，发出小狗般尖利的细细叫声，这意味着她非常开心，开心得不得了。我抱住芙蕾雅，吻着她的眉毛。不要去参军，她悄声说，求你了。我把弗莱明的邀请告诉她，我们祈祷它仍然有效。
昨天晚上，我去香塔尔之家找安娜，不知为何，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也察觉到了。“还好吗？”她问，“一切都还好吗？”我让她放心，一切都很好，并把她拉到我身边以示证明，可显然我们之间不会再发生什么了。我下了床，在房间来回踱步。我又给自己倒了杯酒。安娜在床上坐起来，袒胸露乳的，耐心地看着我。
稍后，我独自一人走进花园，抬头看着湛蓝的天空和几片飘浮的白云。天气潮湿闷热。教堂的钟声响起来。我奇怪地感到放松，就像病入膏肓的患者突然得到诊断：“病情严重，蒙斯图尔特先生，但无须绝望。”矛盾的是，最坏的消息一旦得到确认，反而会让人思绪清晰：至少前路是明朗的了，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是，在这个炎热的夏日，站在自家狭小的花园中，我思考着，对蒙斯图尔特家的三个人而言，这场战争会以毁灭而告终吗？我感觉恐惧像刺骨的冰水渗入全身。
（4月）
注释：
兰德和我在普来维塔利餐厅晚餐后，她来车站为我送行。我一直想让她确定来巴黎的时间，可她说来说去，说的全是选举的事，拉姆齐·麦克唐纳、奥利弗·李、选区之类的。火车就要出发时，我把她拉到一个堆满邮包的手推车后面，我说：“兰德，上帝为证，我爱你。”说完我吻了她。嗯，她也回吻了我：几个搬运工人朝我们吹口哨，我们才停下来。“到巴黎来，”我说，“等我一安排好，就让人去接你。”“洛根，我有工作的呀。”“周末来。”“到时候再看吧，”她说，“给我写信。”她双手捧着我的脸，吻了我的鼻尖。“洛根，”她说，“我们来日方长。”现在，我知道爱情是什么了。
[1]莫里斯·德·弗拉曼克（Maurice de Vlaminck，1876—1958），法国野兽派画家。——译注
夜深了，晚上十一点，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包厢里，喝着酒壶里的威士忌，这趟海陆联运火车轰隆隆地开出滑铁卢，穿行在伦敦藏污纳垢、灯光昏暗的郊区，朝蒂尔伯里前进。黎明前，我将抵达巴黎。
[2]瓦莱里·拉尔博（Valéry Larbaud，1871—1945），法国象征派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译注
4月2日，星期二
[3]安娜·尼可拉芙娜·布洛古索娃（Anna Nickolaevna Brogusova），1928—1929年间洛根在巴黎经常光顾的妓女。
华莱士——我现在叫他华莱士了——帮我跟《时代与潮流》杂志签了三篇文章的约，更了不起的是，他还帮我争取到了《先驱论坛报》的稿约（“巴黎文坛”板块）；第一篇稿酬三十英镑，第二篇十五英镑。他说，如果这些文章反响都不错，应该还会有更多机会。我都等不及了，但我发现我在找借口推迟我的旅行。兰德的事还没有解决：我们之间的事如果得不到共识和解决，我就还不能去巴黎。
[4]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1885—1967），法国作家，1923年出版过关于雪莱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记《爱丽儿》。
（3月）
[5]H. G. 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时间机器》等作品对科幻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译注
我给兰德打电话，提议共进午餐。我们在苏荷区的那不列塔纳餐厅见面，吃了肉丸和意大利面，喝了一瓶基安蒂红酒。我把我的新消息告诉她，她露出由衷喜悦的表情。她是真心为我高兴。如果位置互换，我不知道我能否如此大方？……我们又点了一瓶基安蒂——我开始喝得上头了——我说起巴黎，说等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安顿好了，她就到巴黎来，我的文学经纪人——我好喜欢说这个词啊：我的文学经纪人——会在报纸和美国杂志上帮我找发表文章的机会，然后，等我的书出版了……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她朝我微微笑着。我只想吻她。
[6]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英国20世纪初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知识分子小团体，成员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约翰·凯恩斯和T.S. 艾略特等人。——译注
3月11日，星期一
[7]奥利弗·李（Oliver Lee），1927—1955年间为斯托克维尔南区的下院议员。
我感觉到，我的作家生涯——我的作家人生，我真正的人生——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8]达拉奇（Darracq），1896年成立于法国的汽车公司。——译注
“好的，拜托了，”我说，“我什么都愿意写。”
[9]切斯特菲尔德长沙发（Chesterfield），一种扶手与靠背同高的沙发款式。——译注
突然，我对这位自信健壮的实干之人涌出一股暖意。我有种感觉，我们一定会成为坚不可摧的好朋友。
[10]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当时也在巴黎。
“嗯，写几篇文章怎么样？《邮报》？《纪事报》？只要是写巴黎的文章，美国杂志都想要。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11]《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我要去巴黎住一阵。”
[12]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当时的法国总理。
“那么，”他说，“你接下来打算干吗？”
[13]拉姆齐·麦克唐纳在6月组建了第二任工党政府。
华莱士·道格拉斯是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三十二岁？三十三岁？），他说话很慢，带着浓浓的苏格兰口音。“洛根·蒙斯图尔特吧？”他好奇地说，“你有苏格兰血统吗？”我父亲那边往上好几代是苏格兰人，我说。我发现，苏格兰人总热衷于一开始就攀这种关系。他穿得像个银行家：三件套的套装、白衬衫，系着公司的领带，头发抹了油，分得一丝不乱。他看起来像魁梧版的T. S. 艾略特。他同意接纳我这个客户，并从我五十畿尼的预付款中收了五畿尼。
[14]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1903—1974），文学评论家、作家。他和他的妻子吉恩当时住在国王路312A。
*
[15]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译注
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将给我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率，并预先支付了五十畿尼。我问罗德里克，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是否都按这个标准（老实说，我其实并不在乎，在这种时候，我只想拿到印好的书）。他建议我找个文学经纪人，并推荐了华莱士·道格拉斯，在柯蒂斯·布朗公司工作了几年后，道格拉斯刚刚开了自己的公司。罗德里克带我去他的俱乐部（萨维尔）喝香槟。书将在秋季出版。萨维尔的气氛很舒适；我在想要不要让罗德里克帮我申请会员。
[16]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1895—1966），美国默片时代著名演员及导演，以“冷面笑匠”闻名，1960年获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译注
（2月）
[17]丘纳德女士（Lady Maud ‘Emerald’ Cunard，1872—1948），社交名媛，南茜·丘纳德的母亲。［南茜·丘纳德（Nancy Cunard，1896—1965），英国作家、激进记者、豪门女继承人、政治活动家。——译注］
早上，我们正要离开时，伊妮德夫人把我拉到一旁。她竟然冲着我微笑：她说她的表亲觉得我很有趣，她还补充道，他们准备在春季为洛蒂举办舞会——在伦敦——如果我能答应当晚做洛蒂的舞伴，那她本人将感激不尽。我还能说什么呢？但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以后再不接受这样的邀请了，这些纠缠不休的琐事：这些人和我不是一路人，这不是我想栖居的世界。这里很适合迪克：对他来说，这里就像另一个家——是他苏格兰社交圈的英格兰版本——可它不适合我。安格斯还算讨人喜欢，可就因为我们一起在艾比念过书，我就要把他当作真正的朋友吗？这些都是英国人做出的悲哀妥协：幸好巴黎让我的眼光更锐利了。很快，这一切都将被我抛诸脑后。
[18]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英国外交家、作家、政治家。——译注
接完这通电话，我觉得我什么都能熬过去了——那个伪名流英国佬对我使再坏的招儿我也不在乎了。我感觉我已超越这帮愚蠢乏味的人（朋友除外，这个自不必说），他们只知道谈论各自的狗、打猎的事以及无趣的家庭。晚餐时，我坐在一位医生的妻子和伊妮德夫人的某位表亲中间，我像老友般跟他们畅谈（至于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记得）。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书。我的书！我的书就要出版了，坐在我周围的这些笨蛋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可以在这市侩势利的小圈子里待上一千年，我才管不着呢。
[19]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1896—1980），英国极右翼政治家，因组织创立英国法西斯联盟而出名。——译注
第二天——寒冷刺骨——专门有人在林间把鸟赶出来，让我们开枪瞄准。中午在小木屋里野餐后，我们又继续打了会儿鸟。我什么都没打到，但还是起劲儿地开枪扫射，装个样子。迪克是神枪手——他打的鸟接二连三从天上掉下来。星期天，我宣布退出，我说我好像患了感冒，我一上午都待在图书馆和洛蒂玩牌（不得不说，我越和洛蒂接触，就越觉得她漂亮——她不化浓妆时更美）。可是，哎呀——这沉闷的乡间生活真让人头脑麻木。伊妮德夫人时不时走进来，确保我没有在切斯特菲尔德长沙发[9]上强暴她的女儿。就在午饭前，管家通报，有通电话要找蒙斯图尔特先生。是母亲打来的：罗德里克·普尔打来了电话。“他让我告诉你，他很喜欢你的书。”
[20]威廉·格哈迪（William Gerhardi，1895—1977），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译注
晚餐后，安格斯向我道歉，说他妈妈就像个控方律师，对谁都是那样拷问。我说我觉得，她发现自己旁边坐的是个混血儿时，好像有点不安。安格斯认为这很滑稽。“嗯，”他说，“洛蒂倒是觉得你好得不得了，这算是安慰吗？”
[21]伊夫林·沃当时27岁，刚刚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他家的房子很丑，还有一大片马棚。房子是他祖父（第一任艾奇菲尔德伯爵在十九世纪中期修建的，花园倒是很漂亮，枝繁叶茂，一丛丛的树林（我觉得针叶树太多了点），游乐设施和景观都准确体现出设计时的初衷。新房子最大的好处是每样东西都能正常运转：热水、中央取暖，还有电灯。我洗了澡，换了衣服，下楼去。伯爵看起来相当温和——胖胖的肚子，乐呵呵的，总是自顾自哼着歌，喘着粗气。他让我叫他艾斯莱德；我还是有点叫不出口，但我发现迪克很自然就这样叫了。伯爵夫人，伊妮德夫人看上去像是吃了毒药：她的脸瘦削、阴郁、长满皱纹，头发染成黑色。聚会上有十来个人，有年轻人——安格斯、他妹妹、我和迪克——也有形形色色的本地老人。晚餐时，我被安排坐在伊妮德夫人和安格斯的妹妹莱蒂西亚小姐（“请叫我洛蒂”）中间。洛蒂娇小玲珑，穿着伦敦最新潮的衣服，但她的五官组合有点不协调——鼻子太宽，嘴唇太薄（继承了母亲的特点），两眼间距过宽——加在一起就使得她算不上特别漂亮。她很健谈，活泼好动，对巴黎的事怎么都听不腻。（“你去过黑人舞会吗？你看到了女同性恋吗？那些女人也非常非常漂亮吗？”）相比之下，伊妮德夫人则像个移民官一样审讯着我。你在哪儿出生？蒙得维的亚。那是哪里？乌拉圭。还是茫然不知。南美洲。哦，你们在那儿做什么？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何，我不想在这群人面前提到“罐头牛肉”这几个字）。你母亲是哪里人？蒙得维的亚。我仿佛听到她的脑子转得飞快。她是乌拉圭人，我说。太神奇了，你竟然还有外国血统，她说，然后便把脸转向她右边的人。
[22]西普里安·迪欧多内（Cyprien Dieudonné，1888—1976），纯文学作家、诗人。他是“世界主义者”组织的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瓦莱里·拉尔博、莱昂·保罗·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亨利·莱维特（Henry Levet）等。
和迪克在诺维奇车站碰头（多少回忆涌上心头！），一同前往斯沃弗姆。田野里结着厚厚的霜，日头低悬，但阳光灿烂，灿烂到我们都拉下了包厢的百叶窗。安格斯（卡塞尔）开着一辆相当时髦的达拉奇[8]来车站接我们。迪克不愿把他多出来的一支枪借给我（“为什么不借？”“你自己去买。”），于是我只能找安格斯借（我说我的枪还在修理）。安格斯说他家到处都是枪——应该没问题。
[23]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1887—1961），法国诗人、小说家。——译注
2月15日，星期五
[24]玛哈特马·甘地（Mahatma Gandhi，1869—1948），当时刚刚出狱，正与印度总督一同参加圆桌会议。
看到兰德后，我对安娜的狂热便消退了，真有意思。突然间，我愿意在伦敦再留一段时间了。
[25]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英国/美国小说家、剧作家。——译注
稍后。母亲和普兰德盖斯特先生正在举行小型晚宴，我能听到下面传来的笑声。母亲随时会用留声机放起伦巴舞曲——好了，现在真放了。再次见到兰德让我回想起在牛津的日子以及至今让我烦恼的糟糕成绩。我无法解释我怎么会如此误判自己的成绩。我真的觉得自己学得还不错。勒梅恩叫我去见他时，我也是坚持这么说的——他无法掩饰失望的表情。霍顿给我写了封很贴心的信，说任何人的成绩在他们的一生中，最多占据两个星期的重要性：人的其他一切境况皆是如此，这取决于各人。迪克·霍奇拿了二等学位，彼得也是。卡塞尔压根儿没有参加考试。普雷斯顿拿了一等，决定继续留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母亲从没问我拿的是什么学位：我不知道她以为我在牛津的这三年都在做什么。
[26]德国银行确实在7月崩溃了。
兰德走进来，跟往常一样，她一路经过的每个人都跟她打招呼。她看起来很累，一见面，就立马告诉我，她跟波比·贾勒特分手了。我表示同情——真心实意地。她碰了碰我的手，说：你太好了，洛根。我告诉她，她的工作（无偿为一位工党下院议员[7]当秘书）对波比来说可能是个问题，毕竟他是准男爵之子，是保守党政要。她承认我说的可能有道理，可她还是觉得波比“不会如此狭隘”。没有什么比情人的缺点更令人失望的了，我提醒她，我想这句话用法语说出来应该更动听。我还说，她天天往传单上贴邮票或是打印信件，不觉得有点浪费自己的学历（当然，她拿的是一等学位）吗？恰恰相反：她预测工党政府将赢得下次选举。我送她上了开往汉普斯特德的地铁，我们吻别时，我给了她一个小小的拥抱。
[27]伯恩＆米尔纳裁缝店（Byrne ＆ Milner），洛根做衣服的裁缝店，位于伦敦马多克斯街上。
和兰德在皇家餐厅见面，喝鸡尾酒。我来早了，但我很开心地拿着酒和书坐着，默默看着表演。我感觉，我在巴黎的时间让我和伦敦的所谓知识分子圈子保持了绝妙的距离。依我看，我们在这里的选择仅限于爱喝啤酒的小英格兰主义记者（贝内特、威尔斯[5]之流）和自命不凡又自成一派的唯美主义者（布鲁姆斯伯里团体[6]）。我看着这些文人转来转去，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角落里拿着普鲁斯特小说的瘦削年轻人。
[28]两人在1932年某个时间再次见面。彼得·斯卡比尔斯现在是《泰晤士报》的助理编辑。彼得和苔丝的儿子詹姆斯于1931年出生。
1月24日，星期四
[29]英国法西斯联盟（The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缩写为BUF），成立于1931年。
要工作，要写作，要生活。
[30]蒙特卡洛（Monte Carlo），摩纳哥城市。——译注
冷酷多些，顺从少些。
[31]索普戈丁厄姆，原文为Thorpe Geldingham，在英文中，Gelding意为“去势的人或牲畜”。——译注
跟兰德多见面。
[32]莱昂—保罗·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1876—1947），法国抒情诗人、散文家。——译注
离开家，给自己找间公寓，最好是在巴黎。
[33]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18世纪英国小说家。——译注
洛根决心：
[34]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现代管弦乐先驱，在文艺复兴末期创立威尼斯歌剧乐派，还创作了许多宗教音乐和牧歌。——译注
（1月1日，星期二）
[35]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刚果共和国的首都。——译注
1929年
[36]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于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给本写信，问我新年期间能不能住在他那里。想以我所知道的安娜的生活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谨慎起见，最好还是等听到《思想的想象》的结果再说。
[37]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12月26日，星期三
[38]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英国小说家。——译注
母亲把给我的零花钱增加到一年五百英镑，作为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想我们一定是非常有钱了：普兰德盖斯特先生肯定在美国施展了什么魔法。在巴黎生活，我一天只要一英镑（除开找安娜的开销）。我还在等罗德里克的消息。
[39]莎莉·罗斯（Sally Ross），安格斯的未婚妻。
12月25日，星期二
[40]西尔玛·弗内斯（Thelma Furness，1904—1970），爱德华八世的情妇之一。——译注
一走进安娜的房间，我就发现洗脸盆旁边有把遗落的梳子。她一反常态，惊慌失措，像个天真少女般红着脸，同时又怒气冲天、心神不宁的。她把梳子扔进废纸篓。上一个客人留下的这件东西对她造成的困扰远远超过了对我的影响。又有一天，我问她多少岁了，她笑了一声，说：“哎呀，三十，三十岁啦。”我好奇她和上校一九一七年以后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你的年纪够当我的妈妈了吗？”我问。她认真思索了片刻，皱起眉头。“够了，”她说，“要是我是个很坏的女孩子，就够了。”她拒绝与我在香塔尔之家以外的地方碰面，说这样对上校不公平。她在香塔尔做的这些事是与外界隔绝的，是隐秘的，最远只到大门口。香塔尔只是为她和丈夫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资金来源，无论这笔钱是多么微薄（上校为什么不工作呢？我想。又或者，他有工作，我也不知道）。我是她忠实的常客——其他姑娘我都不想要——我来之后会在会客厅等到安娜有空为止。我给香塔尔夫人付五十法郎，按照现行汇率，不到两英镑。我会再给安娜多付二十法郎。她将钞票小心地折起来，塞进带拉链的小皮包。我喜欢把这想成是我在为他们共同的生活做点贡献。我觉得我对他们俩都很关心，安娜，和她忧伤的上校。
[41]指《夜色温柔》。
午餐（在常青藤餐厅）后，我走路回家，我既兴奋，又有些奇怪的失落。我二十二岁，刚刚将我的第一本书交给出版人。但我依然隐隐担忧，该如何度过我的余生。当然是再写一本书啦，你这笨蛋。
[42]杜肯·格兰特的一位画家朋友。
我把《思想的想象》的打字稿交给罗德里克，他像翻电话簿一样翻看着，随机念出里面的句子。“我有种感觉，这本书能让我名声大振。”他说。我说：“你该关心的难道不是我的名声吗？”他笑了，显得有点急躁，他道歉说不该如此明显地表露自己的野心。我们聊了一下莫洛亚[4]，不知道他会不会成为问题。罗德里克觉得，莫洛亚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他做好了铺垫，充当了理想的拓路人。
[43]见《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四卷：1931—1935》。
（11月）
[44]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作家，詹姆斯·邦德007系列小说的作者。
（事后补记。一九五五年。安娜在蒙帕纳斯大道旁的阿萨斯街上一家名叫香塔尔之家的高级妓院工作。那里干净整洁、井井有条，通常都有六七名女孩可供挑选。安娜在每周的周五、周六和周一上班。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刚开始去那儿时，她应该有三十好几了。我记得她有一头漂亮的棕色秀发，我总让她把头发放下来，她会不情愿地照做。她的皮肤非常白皙，但已开始失去紧致和弹性。她对自己胖胖的小肚子有着完全不必要的害羞。她额头很高，鼻子又长又细。她法语流利，英语说得一般。她的丈夫，就是那位上校，总会在她下班时出现，无论天晴下雨，都在街上等她。他们在俄国革命和内战中失去了一切。等她出现后，他会伸出胳膊让她挽住，然后一起朝蒙帕纳斯的地铁站悠闲走去，如同外出散步的中年中产阶级夫妻。现在我经常想，早年间那些与苔丝和安娜的性经历，是不是让我变得无可逆转的扭曲又乖戾了。）
[45]分别指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威尔士亲王现在成了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
安娜[3]。对安娜的狂热欲念真真切切地开始了，而我回家不过一天。我们的最后一次是那么美好，又那么悲伤。爱之梦——是爱之梦，还是爱的梦幻？对安娜的爱的梦幻。她去坐浴盆洗澡时，我走到窗边，站在那儿看下面的街道，有位上校耐心地站着等候：他抽烟时，烟头小小的橘黄色火光便亮起来。
[46]圣詹姆斯的酒吧。
母亲要把我逼疯了，总要操心我一日三餐吃什么。“我离家六个星期了，”我说，“我吃什么你完全不了解。”“话虽如此，”她说，“但我不管：在这个家里，你就得像正常人一样吃饭。”今天早餐时，她让亨利给我端来一大盘培根、鸡蛋和蘑菇。我简直要吐了。我跟她说，午餐前我最多只能享用一杯咖啡加一支香烟。
[47]沃当时已与劳拉·赫伯特（Laura Herbert）订婚，后来两人结婚了。
——（瓦莱里·拉尔博[2]）
[48]国王退位后成为温莎公爵。他在12月11日向全国广播，讲述了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
还有它星座般的城市……
[49]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1908—1998），记者，后来成了海明威的第三任夫人。她当时在马德里为《科利尔周刊》工作。
我歌唱欧洲，歌唱它的铁路和剧院，
[50]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导演尤里斯·伊文斯（Joris Ivens）。
最喜欢的时间：黄昏时喝杯鸡尾酒的时刻。
[51]车和司机都是共和政府特地为海明威提供的。
最喜欢的画：本的弗拉曼克[1]。
[52]胡安·米罗（Joan Miró，1893—1983），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艺术家。海明威在1925年以250美元的价格购得他的画作《农场》。
最喜欢的家具：路易十四时代风格的写字台。
[53]原文为CAUC，即Complete And Utter Cunt的首字母缩写，是洛根用来骂人的最狠的话。
最喜欢的颜色：灰褐色，绿色。
[54]1938年秋天，希特勒威胁要进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德语区，欧洲大战一触即发。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坐飞机前往慕尼黑，参加了四方会谈（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各方达成一致，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克并未受邀出席会议。张伯伦从慕尼黑凯旋，带回由希特勒签字的表示“我们两国人民永不交战”的一纸文件。
伦敦的雨轻敲着窗，让我梦到了巴黎。我躺在沙发上，幻想本的新公寓如果是我的，我会如何重新装饰一番。
[55]3月15日，希特勒的军队进入布拉格，表面上是要“保护”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不受新近独立的斯洛伐克的控制。
萨姆纳
[56]但泽（Danzig），波兰滨海省的省会城市，也是波兰北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的军舰炮击但泽的波兰基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译注
（10月）
[57]威廉·普洛默（William Plomer，1903—1973），南非作家，长期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任审稿人。
1928年
[58]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军队3日上午11点前撤退。但希特勒并未听从。
洛根·蒙斯图尔特以历史专业三等学位从牛津大学毕业。他无法解释自己的成绩怎么这么差，以及为何会对考试结果那么盲目自信。他安慰自己说，反正在他未来的生活中，他也用不上这个历史学位，所以结果就无关紧要了。他搬回伦敦萨姆纳他母亲的家，在那儿，多亏母亲给他的零花钱，他得以继续撰写雪莱的传记。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国旅行，跟本·利平待在巴黎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与头两本日记不同，第一本伦敦日记在日期的记录上非常随意。所有括号里的日期都是根据相关信息推测出来的。这本日记始于一九二八年快要结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