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
本邀请我一月去巴黎。雪莱和高尔夫将帮助我撑到那时候。今天晚上去贝利奥尔和彼得共进晚餐——再过四个月，他就二十一岁了。
1月26日，星期二
我偷偷加入学院的高尔夫球社。今天下午，我跟一个名叫派瑞—琼斯的人在基德灵顿打了九洞高尔夫，那个人挺无趣的。雨停了，我轻松赢了派瑞—琼斯，3比2。他说他认为我可以进入大学校队。我说不定还能拿到蓝色荣誉奖励——还是浅蓝色荣誉奖励？这种能和勒梅恩说道的事儿，也许值得一试。
我总是想起巴黎，说实话，我是在想我的未来会不会在那里。我的行程妙极了，天气阴冷多雨，反而更好。我睡在本位于格勒奈尔路的公寓的沙发上——说是公寓，其实就是个大房间，真的，角落里有个取暖的火炉，外面楼梯平台上有间恶心的厕所，还是与其他住客共用的。他所有的钱都用来买画了，房间的四面墙壁旁堆了四五层油画。绝大多数都平平无奇，他承认，可他也说，你总得从什么地方开始吧。恐怕是这些抽象图形让我提不起兴致。一幅画中，总该有些东西是和人有关系的吧，否则我们所谈论的，就只有形状、图案和色调了，这对艺术品来说当然是不够的。我花三十便士买了一幅很小的铅笔素描来证明我的观点，画上是个咖啡壶，作者是玛丽·罗兰珊。我说，他就是拿堆放着的全部油画跟我换这片纸，我也不干。本觉得好笑。“你就等着瞧吧。”他说。
我今天真去找了基督教会的牧师，参加了弥撒，并做了忏悔告白，可来自四面八方的哀怨钟声（牛津怎么会有这么多要命的大钟？）和阴暗潮湿又摇摇欲坠的房屋（雨下得很大）把我逼走了。实话说，我挺满意这种虽经忏悔但并未摆脱罪恶感的状态，我的罪孽都是我的，只是我的。
詹姆斯·乔伊斯也住在格勒奈尔路，本大概认识他，他们经常在街上擦肩而过。一天晚上，在当地餐厅，本把他指给我看。他戴着眼罩，看起来疲劳又憔悴，但非常整洁利落。他的头很小，我注意到，比和他一起出现的他妻子头还小。第二天，我们去了莎士比亚书店，我买了本《尤利西斯》。开头还挺好看的，但必须承认，我越读越觉得难，只读了大概三分之一。
耶稣学院
1月27日，星期三
10月10日，星期六
我认为我该把这件事记下来。我们正要离开圣日耳曼区的罗依克餐厅时，乔伊斯和三个朋友走进来，其中一个认识本。我们停下脚步，交谈起来，本为我做了介绍。本用法语说“这是我的朋友，洛根，是个誊写员”，乔伊斯没听明白，他显然不知道这个法语词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来着？”他说。我走上前一步。“是个抄写员。”我说。“是个耍笔杆子的吧？”他一边回答，一边把半瞎的眼睛转向我。“差不多，”我说，“就说是个以笔为生的人吧。”乔伊斯朝我露出罕见的笑容。“我喜欢这个说法，”他说，“我可得警告你，我搞不好会偷偷用它哦。”笑容让他长着薄唇的苍白的脸起了变化——我突然意识到他的爱尔兰口音。“搞不好，”他说，“搞不好我会偷偷用它哦。”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她要把吃剩的蛋黄酱朝我扔来，但她没有，反而咯咯笑了。我也回以微笑，我们之间又恢复了之前真挚热情的氛围，但我还是很难过：很多女孩大概会愤然离席，或对我破口大骂，或惹出一场闹剧，而兰德却觉得这很有趣——这正是我爱她的原因，我猜。好了，我把它写出来了。而且我从没想过，我会写下这句话：我迫不及待地想回牛津了。
1月28日，星期四
“有克洛伊索斯[22]那么帅吗？”
耶稣学院。寒冷刺骨。今天早上去洗手间时，我先戴上帽子，穿上外套，围上围巾，才穿过四方院，接着还得敲破水盆里的薄冰。这些建筑都是中世纪的。
“我认为可以这么说。”
彼得欠债的总额让人担心。原来，苔丝在圣诞节期间患了支气管炎，三周没去上班——当然，也就没了工资。彼得找他父亲借钱，父亲拒绝了，甚至还要求审核他的个人账户。我又借给他五英镑（到目前为止，苔丝和彼得的爱巢已花去我二十五英镑）。
“现在我明白了：‘兰德·贾勒特夫人’。是的，多好听呀。那他长得帅吗？”
我带着球杆去波特草坪，朝奥斯尼的方向打了几十杆。湿漉漉的草地被冻住了，球落地时，能听到冰面裂开的声音。我发球时还是有往回缩的趋势，但长铁杆技术已经稳得不可思议了。只有我一个人打球，旁边有几匹瑟瑟发抖的小马。一开始，击球时干脆的噼啪声和球落地时远处冰面脆裂的咔嚓声都让我无比兴奋。可高尔夫总让我想起父亲，我发现自己又回想起他最后几个月的光景，以及他去世那天“蜥蜴”对我的体罚，我越来越沮丧。原本应是午后消遣的活动笼上了忧郁愁闷的情绪。我坐着喝威士忌，考虑要不要去几百米外的瓦德厄姆找迪克。他总能让我开心，迪克，可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个灾难性的夏天让我们之间生了嫌隙，这些日子，他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和新学院里他的一群哈罗公学校友混在一起。
“是的。”
1月30日，星期六
“爵士？那我猜他是个准男爵喽？”我有气无力地说。
斯卡比尔斯先生来牛津看贝利奥尔的院长。彼得急得六神无主，因为苔丝又患了流感，他却连那小屋都不敢靠近。他求我去镇上向她解释发生的一切，还要我告诉她，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去看她。他说得对：他父亲来访后，校方会格外严密地监管他。我跟他说，我会打包点好吃的，明天骑自行车去。
我让她把整个故事告诉我，听着听着，我开始觉得自己越来越压抑，却发现她越来越漂亮了。为什么人生非要如此老套？那个男人叫波比（恶心）。波比·贾勒特。他的父亲是卢卡斯·贾勒特爵士，议会议员。
1月31日，星期日
“是的。你这样引着我说话，实在很烦人。”
要写下这些很不容易，但我必须写出来。我的手都在颤抖。
“我猜的。是谁？你在康沃尔认识的吗？”
去艾斯利普的路程相当艰难，天气寒冷，狂风呼啸——离小镇只有一千米时，还下起了雨。苔丝看起来病得没那么厉害——不过她确实受了凉，她说——小屋里温暖舒适，烧着炉火，拉着窗帘。她忙个不停：接过我淋湿的外套，搭到椅子上，新煮了一壶茶，又从铁罐里给我拿饼干吃。第一次单独跟她在一起，我感觉很奇怪，看到她为我忙东忙西，我又很高兴，就像是小小地体验了一回有妻子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回家有人在等你，有人帮你从身后脱去外套，将它搭到炉火前的椅子上，还有人给你端茶倒水。这种幻想让我越来越兴奋——是，我说的就是性兴奋——我们无比坦诚地说起彼得和他父亲，还有他父亲的怀疑。苔丝很感激我，她说，她感激我如此直率，如此热心帮忙——她知道我为他们的小家赞助了多少。她说，我绝对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谁告诉你的？”
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很高兴有人相伴，也乐于有个倾诉自我的机会。她平常与我相处时那种礼貌而戒备的态度完全不见了。有那么一瞬间，她向前俯身帮我添茶时，披肩的两端松开，我发现自己盯着她的身躯和她丰满的曲线——上帝啊，我为什么要像个爱情小说家一样写这些啊？因为这本日记就是为了完全忠诚、绝对坦白地记录一切。我偷偷盯着她的胸脯和屁股，试着想象她赤身裸体的样子。她是个“好”姑娘，苔丝，言谈有礼，举止端庄。可她不知道，我看过她和彼得在一起时的另一面，看过她解开他的裤子，把他的阳具握在手里。我更感兴趣的是那样的苔丝。
“是还有别人吧。”我突然觉得自己很老练，我们像在演诺埃尔·考沃德[21]的话剧。
接着，她问我彼得下次什么时候来，我说我也不知道，也许再过几周，也许更久——一个月？——得等到大家不那么怀疑之后。这句话超出了她的意料，她转过身，对着炉火，开始轻轻啜泣。她说：“一个月？整整一个月吗？”我真心为她难过。她孤身一人，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毕竟，她才是离家出走的那个人，是做出牺牲的那个人，她日复一日地承受着压力，要演好“哥哥”在牛津读书的“斯卡比尔斯小姐”的角色。
“我是喜欢过，”她说，“我是喜欢。可是……”
我在她身边跪下，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她——不知什么时候，她小声的啜泣变成激动的呜咽，她紧紧抱着我，把头埋在我的脖子和肩膀间。
今天我在电影院吻了兰德（电影是《旋转木马》）。我们的嘴唇只挨了一秒钟，她便立刻推开我，嘘声呵道：“别再这样了！”在凯特纳斯餐厅，我们几乎一言未发地吃完第一道菜。最后，我终于开口：“听我说，我很抱歉。我只是很喜欢你，我以为你也喜欢我。”
我很抱歉，但我必须承认，和她的身体接触带给我强烈的刺激。这个温暖美丽的姑娘就在我怀中哭泣——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也抱紧她，我的双唇吻着她的脖子，还没等我想明白或有更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就已经像动物般狂热地吻在一起。
萨姆纳
现在想想（我刚刚又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我很确定，我在苔丝面前所表达的是我对兰德的失望；而我认为，她也是在发泄她对彼得的全部不满。于是，我们那样贴近，那样亲密，分享着同一个秘密……我们必须要有某种身体的关联，才能表达各自的情绪。有需求，有机会——这是构成一切背叛的要素。
9月8日，星期二
天知道这样继续下去会到什么地步，幸好我恢复了理智，轻轻挣脱开了。我站起身，狂热立马被窘迫和尴尬所取代。我们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她拉上披肩，裹住自己，抚着披肩下面连衣裙紧身上衣的褶子。有那么短短一瞬间，在她把头转开之前，我看到了另一个苔丝。她看着我的表情，我觉得，带着纯粹而令人悸动的肉欲。
阿维尼翁。我在教皇宫对面的广场吃了午餐，然后沿小运河散步到酒店。迪克果然在那儿，正在前台登记。他的模样如同出了意外：满脸通红，全是水疱和褪掉的皮。他以有力的握手和灿烂的笑容迎接我，绝口不提我们的争吵。他告诉我，三天前的一个下午，他在沙滩上打了个盹儿，当时那个地方还很荫凉。结果，他睡过了头，阳光照过来，阴凉慢慢褪去。他的脸和膝盖被严重晒伤，可他说，现在没那么痛了。我们明天就出发回家。我原谅了他孩子似的发脾气——他已经得到足够的惩罚。
我道了歉。她也道了歉。我说我们俩都太焦虑了，有点忘乎所以。她表示同意。我说我要走了，穿上了我温暖但仍潮湿的外套。
8月28日，星期五
“你还会再来吗，洛根？”她问，“我是说，现在彼得——”
从那以后，我开始坐火车旅行——三等座，迪克应该不会有意见的——我基本沿着我们计划好的路线，穿过西班牙，一直往南。我四处参观，看了教堂和清真寺，逛了宫殿和美术馆，我总有些期待能遇到他，能看到他那顶贝雷帽下面笑容灿烂的脸，可他从未出现。我旅行时更像个不动脑筋的机器人，而不是充满好奇的游客；这不是我们这趟旅行的初衷，我感觉这样的体验已经变了质。可无论如何，我会在二十八号出现在阿维尼翁的伦敦饭店。明天我会出发前往巴塞罗那，从那儿去佩皮尼昂、纳尔博纳、阿尔勒，最后到达阿维尼翁。我发现一想到法国，我倒是很高兴。来西班牙是迪克的主意。我还会再回这儿的，等我自己想来的时候，等机会适合的时候。本说得对——迪克怪异的要求和安排影响到了我。从现在开始，我只按自己的想法旅行。
“我会时不时来看看的，”我小心地说，“只要你想让我来。”
说完这句话，他大步朝山上走去。我等了半个钟头，相信他会恢复理智，可他始终没有出现，他似乎真的一去不返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他，他才是熟悉路线的人。于是，我只好沿原路折返，坐公共汽车回到比亚里茨。
“我六点以后才下班回来，”她说，“不过星期日一般休息。”
“好啦！”他咆哮着，站起来。他完全怒不可遏了：“二十八号我们在阿维尼翁再见吧。”
“好的，星期日可以。听我说，我没法告诉你我有多抱歉。”
“我可没说你像猫，你真是可悲又幼稚。”
“别再想了，”她说，“这件事你知我知。别人不需要知道。”
“我要是像猫，那你就是被拍扁的苍蝇。”
“那么，我就下周日来吧。”我说，我的嗓子突然神奇地变得又干又哑。
“别幼稚了。”我说。
我在欲望的梦境中，骑车回到学院。
“这只苍蝇就叫洛根。”
当然，现在我写着日记，心中也生出疑虑，还有羞愧。我怎么知道纯粹肉欲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我到底在干什么？对老朋友彼得深爱的年轻女子竟产生那样热切而疯狂的念头！说不定，我觉得充满诱惑的一切只是同情和关心罢了。
他四下环顾，突然，他拍死手臂上的一只苍蝇，把手伸过来给我看。
2月2日，星期二
我笑了笑：“就随便聊聊呀，天哪。”
勒梅恩对我刚写的关于小皮特[23]的论文颇为不满。“中下水平，比最差的好一点，”他说，“写得太普通了。你写他死于痛风是什么意思？人不会死于痛风的，再说了，这和他的事业又有什么关系？你再继续这样，我可以保证你只能拿到三等学位了。你到底怎么了？”
他极其怪异地看着我：“你想说什么？说吧，都说出来。”
我嘟囔着撒谎，说是家里的问题。他知道我在撒谎。
一开始，我们还是很开心的。我在比亚里茨的车站见到了他，我们在旧港口旁的小餐馆吃饭，吃完饭又绕着赌场逛了逛，但不敢进去赌钱。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坐上公共汽车，来到比利牛斯山山脚，开始沿小路步行。到了中午，我们停下休息，吃了面包和奶酪，聊东聊西，都很兴奋能够置身山间，我也没说什么特别的——不，实际上，我们是在讨论约翰逊[20]的《诗人列传》（迪克带了这本书）——我说：“你知道吗？约翰逊博士的猫就叫‘霍奇’。”
“可你完全没有努力，”勒梅恩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可以犯错误，可以很固执——这些都能容忍。但我不能容忍连试都不试一下的人。”
我精疲力竭了，只剩一具躯壳。我至少瘦了六七斤，快被烈日烤焦了。塞戈维亚—马德里—塞维利亚—现在又到了阿尔赫西拉斯。我在宁静与孤独中回想此次旅程。鬼知道迪克现在在哪儿。
我照例惭愧地许下承诺。他让我既害怕，又心烦，勒梅恩就是这样：我发现自己在想要取悦他的同时，又想告诉他我才懒得管他对我的看法呢。这是不是就是好老师的定义？他让我想起霍顿。
8月13日，星期四
我在贝利奥尔和彼得喝茶，向他讲述我去探望苔丝的经历，当然是改编后的版本。他父亲以为他加入了什么赌博集团，他说，要不就是酗酒成瘾，无可救药：但他一秒钟都没有怀疑过彼得竟然还有另一面的生活。彼得必须非常、非常谨慎了。我自告奋勇地表示，会帮他和苔丝传递讯息。一个叫鲍威尔[24]的人来打断我们，他也是历史系的，我不大认得他。他导师是肯尼斯·贝尔。彼得似乎跟贝利奥尔学院里伊顿公学的校友交往很密切——他们有几十人。我抱怨起勒梅恩和单调乏味的历史课，鲍威尔建议我转读英国文学。他说他有个念文学的朋友狂热赞美埃克塞特学院一个叫科格希尔[25]的年轻老师。“跟你就隔一条马路。”他说。他邀请我去喝东西：他的朋友可以向我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的计划是沿小路步行穿过比利牛斯山脉，然后要么走路，要么坐公共汽车前往塞戈维亚。从那里，我们坐火车去马德里，接着向南朝地中海的方向，想在哪儿停下，就在哪儿停下。我买了个羊皮酒囊和一些又硬又肥的香肠，老板向我保证可以存放很多天。从我们酒店的窗户望出去，透过屋顶花园的缝隙，可以看到奶油般的白色海浪涌上大大的沙滩。这是旅行带来的自由——一种净化的、纯洁的、抛开一切的感觉。牛津已成遥远回忆，伦敦几乎被我遗忘。还有兰德——在无聊的康沃尔混日子的兰德·福瑟吉尔是谁啊？
这个主意不错，是可以这样。我确实很想放弃历史，但这样我就会失去奖学金了，我猜。不知道是不是太迟了？
比亚里茨。迪克今晚迟些时候到。在此期间，我在这个宜人的海边小城闲逛，购买最后的必需品。我们将轻装简行——每人一个背包，装上几本书、一大瓶古龙香水（我们不会有很多洗澡的机会，迪克说，但我们不能浑身臭烘烘的）、男士润发油（携带理由同上）、两件替换的衬衫、几条领带、一双平时穿的鞋子、替换的袜子和内裤，还有小心叠好的亚麻裤子，和我们将要穿的亚麻外套是一套的。我戴了顶巴拿马草帽遮阳，迪克更喜欢贝雷帽。白天，我们可以穿着短裤和健步鞋旅行，到了晚上，我们又可以变成打扮得体的年轻绅士。
2月3日，星期三
8月5日，星期三
苔丝写来明信片：“亲爱的洛根，请尽量在周日午饭前来一趟。下午我会非常忙。你真诚的，苔丝·斯卡比尔斯。”她不想让我在暮色降临时还待在那里。我明白她的意思。“纯粹的肉欲”到此为止。
在从巴黎去比亚里茨的火车上。我离开前，本非要让我买一幅德朗[19]的小油画，还是没有装裱的。他帮我预付了七英镑画钱，说会把它打包寄到萨姆纳去（我给母亲发了电报，让她把钱还给本）。我说了我真的买不起，我在牛津还欠了好多债，可他非要让我买。相信我，他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你绝对不会后悔的。这是我们的大好机会，他说，我们现在在巴黎，有这么多的艺术家，手头又还有点余钱。他说话的口气让我坚信，他以后一定能赚到盆满钵满。我注意到，在他的名片上，他自称“本尼迪克特·利平”——看来，不再是本杰明了。他问我怎么这么穷，我解释说我是故意的。我只带了十英镑出来旅行——这又是迪克提出的条件。带太多的钱，迪克认为，会让你脱离所游历的国家。经历一点困难、保持节俭的必要，甚至哪怕受一点折磨，都能让你更贴近这个国家以及它的人民的灵魂。“我希望你不要被这个迪克·霍奇蛊惑了。”本说。这你不用担心，我安慰他。迪克和他的家人在奥斯坦德呢——他为什么要和我在比亚里茨碰头？
跟鲍威尔还有他的朋友亨利·约克在他们爱德华国王街上的租屋里喝酒。鲍威尔和蔼可亲；约克却有着伊顿公学校友常见的略带矜持的保守。我完全弄不清这是出于习惯性的拘谨，还是出于不可一世的自满。约克说他在写一部小说。“跟所有牛津的学生一样。”我说。这惹得他瞪了我一眼。他认为科格希尔相当出色。我想，在和这个科格希尔见面之前，我最好先探一下勒梅恩对我换专业这事儿的口风。
8月4日，星期二
2月4日，星期四
他在一家规模虽小但地位颇高的美术馆工作，奥古斯特·达德美术馆，展品都很现代：格里斯[15]、莱热[16]、平森特、布朗库西[17]和达克斯，等等；当然，也包括一切他们能弄到手的毕加索和布拉克[18]的画。本认为，我八月去西班牙简直是疯了，我的说辞（其实是迪克的说辞）无法令他信服，我说只有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比如炎炎酷暑或严寒隆冬时，人才能真正认识和体验一个陌生的国家。
一整天都在波德林图书馆，写要交给勒梅恩的关于亨利八世的论文——要争取拿到一等。我想让他明白，决定转读英国文学并不是因为我读不了历史。我在国王头像餐厅与迪克见面——我们恢复了昔日的友情。他脚上打着石膏，拄着拐杖四处走动。他说他断了两根脚趾骨。我问他是怎么断的，他说是因为“钓鱼”。
八月的巴黎让人喜忧参半：林荫大道上游客如织、天气炎热，不过本和我吃饭的餐厅却几乎空无一人。饭后，我们在闷热的夜色中，沿着塞纳河畔漫步。本虽然看起来比我大十岁，可他似乎迫不及待地想听听关于牛津的事和彼得与苔丝之间的纠葛。
2月7日，星期日
8月3日，星期一
我骑车去了艾斯利普。我带着彼得捎来的礼物——一百支香烟、一瓶杜松子酒、五听炖菜罐头、一瓶李子果酱，还有一张五英镑钞票。苔丝问我能不能帮忙劈点要烧的柴火，于是，我在后花园花了一个钟头，把邻居给她的还带着绿叶的橡木劈开。另一个邻居把头从花园围墙上伸过来，问我是不是斯卡比尔斯先生。
知道这件事让我隐约觉得开心：仿佛命运中的什么东西得到了确认。又或者，我只是个年轻又多愁善感的傻瓜？罗德里克状态很好。他说，我一定得把《思想的想象》投稿到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不然他就再也不和我说话了。
“我是斯卡比尔斯先生的朋友。斯卡比尔斯先生身体不舒服。”
“我有吗？”
“真遗憾，”他说。接着，他又压低声音补充道：“斯卡比尔斯小姐是位可爱的年轻淑女。我们这里的人都非常喜欢她。你们的父母那样去世真是令人震惊——还都那么年轻呢。”
“因为你十岁的时候就告诉过我，你想当作家。”
我糊里糊涂地表示赞同，接着继续劈柴。
“是，我确实在写书。你怎么猜到的？”
劈到后背和双肩都又酸又痛，两手手掌也快磨出水疱时，我才决定休息。
“你一定在写书，是不是？”
我在小小的厨房水槽里洗手，扭过头大喊：“我要是你，就会把那些木柴都搬进来，苔丝，得先放干，才烧得更好。”
“什么书？”
我听到苔丝的声音传进耳朵，她离得很近。“不用大声喊，洛根。我就在你后面。”我感觉到她柔弱的身体紧紧贴着我的后背，她张开双臂抱住我。我把水龙头关上——哗哗的流水声盖住她走来的声音。我感觉到她的双唇触到我的脖子。“到床上来，洛根。”她悄声说。
我们先吃了牡蛎。“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他问。
第一次有点糟糕。我们赤身裸体地溜上床，抱住对方，我几乎立刻就射精了，射得满床都是。接着，她下床拿来彼得的杜松子酒，我们喝了一杯酒，抽了一支烟。我只知道惊叹着欣赏她的胴体。我想，第一次在彼此面前的赤裸相对反而比性交更令人难以忘怀。苔丝成熟、温暖、柔软的躯体紧紧贴着我——她的胸脯、她的大腿、她的小腹——是我们这次邂逅给我留下的肉感记忆。第二次好了很多：虽然很快（我好像只进入她的身体几秒钟就控制不住了），但毕竟完成了；名副其实了。“我真的好寂寞。”她只说了这句话作为解释。我什么问题也没问：我关闭了大脑中理性分析和道德说教的部分。我们在毛毯和被子里翻来滚去，相互拥吻，用鼻子蹭着对方，我探索着她身上每一个能摸的地方。后来，她毫不客气地把我推下床。“可不能在这儿待一整天。”她说。我们热了一罐炖菜，她往厚面包片上抹黄油，我们还喝了纯杜松子酒。我这辈子最美味的周日午餐。我喝醉了，骑车回到牛津时，我醉得一塌糊涂，可我还记得我在想：多么聪明的女孩啊——砍木柴、周日午餐、下午早早离开——这样邻居就不会质疑她纯洁的名声了。
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让我在餐厅外的人行道上转了个圈，才一起走进去。“嗯，你绝对是长进了，”他说，“而且，还相当不错。”
我坐在房间里，听着靴子踩在楼梯上的咔咔声响，牛津所有的钟似乎都在这个冬日的傍晚响了起来。我对自己说：洛根·蒙斯图尔特，你不再是个处男了。我感觉睾丸有点痛——按迪克·霍奇的说法，它们是我的“蛋蛋”——我试着不理会耳中反复回响的烦人声音，它在不停地说，她可是你认识最久的好朋友爱的女孩啊，他说他想要娶回家的女孩啊……我回答说，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这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一时疯狂，它将永远是个秘密，我们都会恢复到以前的自己，不会受此影响。也许将这句话重复的次数够多，最终我就真会相信了吧。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这个日子将灼烧、刻印、铭记在我的人生故事中。
罗德里克变时髦了。他长胖了，头发变少了，可仍然以那种懒洋洋又玩世不恭的态度看待这世界。我们去了夏洛特街上的星星餐厅——很不错。他现在在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公司做编辑，负责学校教材和儿童书籍。“你要是没亲身经历过，真不会相信童书作者有多么狂妄自大。”他说。
2月14日，星期日
7月29日，星期三
去了艾斯利普。又见了苔丝。做了两次爱。我们绝口不提彼得。我们只说无关紧要的事：管邮局的女人、托儿所的人。
一封电报意外而至，接着是罗德里克·普尔打来的电话。我们约好下周一起午餐。我上次见他应该是十年前——在蒙得维的亚，我失去的家，我的故土。然后，我收到兰德从康沃尔寄来的明信片。她在那儿做什么？她为什么没跟我说？我们看电影的事怎么办？在她回来之前，我就要和迪克去西班牙了。真烦啊。
上周，勒梅恩说我的论文“又有点样子了”。
普兰德盖斯特先生来吃午餐。我渐渐开始喜欢他了——他瘦削、冷静，总在思考。他对我礼貌得不可思议，对于我说的每句话他都要仔细斟酌，像是面对什么深奥的哲学格言。“是的，现在绝对是凉快得不合时宜，洛根。”“确实，为什么只有英国人吃羊肉时配薄荷酱呢？”我不可能生他的气，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到底看上母亲哪一点了，也不明白母亲又看上他哪一点了。
3月21日，星期日
7月24日，星期五
“与苔丝共度周日”的时光结束了：我的周日性事将成追忆。彼得今天去了那里。他感觉时间已经过了够久。我和苔丝共度了五个周日……天哪，我简直想哭。我很清楚，它总会结束的：我不爱苔丝，她也不爱我。可奇怪的是，一想到彼得在那儿，取代了我的位置，我便心生恨意。他会边吃炖菜边喝杜松子酒吗？那是我们的惯例：先做爱，然后喝杜松子酒，接着午餐。我总在下午两点和三点之间离开。天哪，苔丝——你那表情淡然的方脸、你那浓密的褐色头发、你花匠般长着老茧的双手，还有你被咬短的手指甲，你抽烟时笨手笨脚的样子。你喜欢给我手淫，简直像在对我的阳具进行某种有趣的新试验，你总在我射精时发出小小的欢呼——“出来了，”你总这么说，“我就知道它要射出来了，随时就要射出来了！”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悠闲地走回屋里喝茶。我们说好一起去看电影。现在想想，也许我在电影院可以吻她，在漆黑的影院里，我就看不到她的那种眼神了。
4月14日，星期三
“好吧，那还可以原谅。那是智商问题，不是阶级问题。社交圈里的势利眼是让这个国家堕落的原因。总之，休是这么说的。”
今天感觉就像春天的第一天，迪克和我走路去威瑟姆喝茶。路面干燥，路边草坪长满了蒲公英，开着浪花般的白色花朵。在路上，我跟他说了苔丝以及我们周日幽会的事。接着，他问我苔丝是谁，不知为何，我把整个故事都告诉了他。
“我认为，我可能是个有智慧的势利小人。”我说。
“彼得知道吗？”他问。
她以一贯的专注眼神看着我。“我看得出来呀。我最恨势利小人。我要是怀疑过你一秒钟，就不会邀请你来午餐了。”
“天哪，不知道——至少，我希望他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势利小人？”
“哦，我只能说，”迪克停下脚步，踢着路上的鹅卵石，“这样继续下去还挺恶心的。”
“哎呀，不会，你不会的。不管你其他方面是怎样的，洛根，你反正绝对不是个势利小人。”
“你不明白，她不是那种女孩——”
于是，我说：“为什么我不会喜欢加辛顿？我觉得我会啊。”
“不是她，兄弟。是你啊。我认为你的所作所为相当卑鄙。”他看着我，“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了，一落千丈啊。你得承认，那样做很可耻。”
午餐后，兰德和我带着两条狗去荒地散步。我们坐在树荫下的草坪上，分享一支烟。有那么一刻，她往后躺着，张开双臂，我感觉她在等我吻她；可不知为何，我没有勇气。这一天过得太压抑了：她这一家人让我不知所措。
我确实惭愧，惭愧了一会儿，这是头一回。至于迪克，在真实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便不再提这事儿，我们又说起即将开始的罢工以及政府是否真的会允许它发生。
休·福瑟吉尔，兰德的哥哥，穿着鲜艳的大红色衬衫来了，没系领带。他又高又瘦，头发乱糟糟的，下巴突出。他刚刚读完医学院，所以应该有二十五六岁。我们相互介绍后不到几分钟，他就告诉我，他是个社会主义者。福瑟吉尔太太（“请叫我厄休拉”）个头也很高——她神情淡然，像是想什么想出了神，只把百分之七十五的注意力分给了在场的人。接着，老弗农出现了。他粗壮结实，满脸红润，更像个酒店老板而不是画家。跟他一起的朋友叫亨利·兰姆[13]，我觉得，他也是个画家。午餐时，兰姆问我认不认识奥托琳·莫雷尔夫人[14]，还有我有没有去过加辛顿。兰德说：“我觉得洛根不会喜欢加辛顿。”我不明白她何出此言，只好保持沉默。从这以后，兰姆看我都带着些许怀疑，好像我是个古板保守的人。兰德，有时候真是气死人。我们吃了烤牛肉冷盘、辣根酱、沙拉，可以选喝红酒还是啤酒。为了表明我的古板，我喝了啤酒。
回到学校，没有写论文，而是看了巴特勒·休斯的《黑夜向北》。俗气但有趣的小说。
她父亲和一个朋友在画室，她说，她给我倒了杯苹果酒。她母亲和她哥哥休会来加入我们，可能还有其他人。“这里一到午餐时间，总是敞开大门。”她说，如同这是全世界再自然不过的事。她家很大，向四面八方延伸，修建年代并不久远，到处摆着工艺美术品，可依我看，都带着装模作样、矫揉造作的都铎王朝风格——高高的盘旋上升的砖砌烟囱、铅条玻璃窗、屋里裸露的横梁，还有大客厅里的阁楼眺望台。到处是画作和奇怪的旧家具。很有生活气息。我喜欢这里，当然。这里和萨姆纳完全相反。
5月4日，星期二
稍后。最后，我穿了有浅褐色口袋的夹克和条纹衬衫，系了蝴蝶领结（艾比学院第一队的领结）。兰德打开门后哈哈大笑：她说我像个下了班的旅行推销员。是很滑稽，我说，挤出一声冷笑，确实觉得自己打扮得过于隆重了。兰德穿着宽松的罩衫和灯笼裤，光着脚。她带我穿过房子，来到屋后露台，这儿有一棵大无花果树，站在露台上，可以俯瞰斜坡草坪、荒地，以及远处巨大而模糊的城市，这一切在正午的阳光下都显得朦朦胧胧的。无花果树下摆了张桌子，整个场景很迷人。三四条看不出品种的狗懒洋洋地在周围晃悠。
萨姆纳
今天去汉普斯特德，见到了兰德和她的家人。我有点担心，我之前从没见过名画家（她父亲叫弗农·福瑟吉尔，以生动的野兽派英国风景画而闻名）。我忧虑我该穿什么。母亲建议我穿上“漂亮的粗花呢套装”，可天气太热了。我真希望我有身棉布套装——但我总不能现在跑出去买一套吧。我能让贝克去哈罗德百货公司或陆海军消费合作社看看能买到什么吗？荒唐。去年我买了那么多衣服，肯定能找出件合适的吧。
罢工开始了——今天的《每日邮报》都没印出来。老布朗普顿路非常安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开工的建筑工地。弼街街角马路上的那个大洞——他们正在修理下水道还是什么的地方——此时也没有工人，只剩几个丢弃的镐头和一把铲子，象征性地放在四周。
6月21日，星期日
我去了切尔西市政厅，自愿担任临时警员。我宣了誓，他们给我一条护腕、一顶钢盔和一根警棍，命令我去警局报到。在那里，我被指派给一位正式警员，达克警官。达克长相英俊，是那种粗犷式的英俊，他下巴很宽，中间有道沟，眉毛又浓又光滑。我们在骑士桥街上走了四个钟头，没有看到任何暴动或骚乱的迹象。唯一让我觉得紧张的一回，是达克去一家酒吧旁边的小巷查探，让我站在外面的时候。四个男人正要走进酒吧——要我说应该都是工人阶级——他们停下来，盯着我。一个人说：“看看，你们来看看。是个临时警员呢。”他们都笑了。我走到几米开外的地方，甩着皮带上的警棍，努力装出轻松的样子，祈祷达克赶快回来，不过，他们没有继续骚扰我，而是走进了酒吧。没过多久，达克回来了，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还好吧，蒙斯图尔特先生？怎么见了鬼一样。”我没有告诉他我跟那些人的交锋，只是觉得奇怪，也有些担心，为何我的恐惧和焦虑会如此明显地写在脸上。考虑到要团结一致，我让达克叫我洛根。他略显尴尬地告诉我，他的教名是约瑟夫。我觉得他还是希望我叫他警官，或是达克。
（事后补记。一九六六年。我越来越确信，那个金发的年轻男子正是伊夫林·沃。[12]）
迪克·霍奇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爱丁堡学开火车。哈默史密斯有些电车被罢工者破坏了，显然，还有流言说，利兹有一名临时警员被一个暴民给踹死了。
乌多——不得不说，他戴着假发、穿着礼服裙的模样还挺漂亮的——把我带进图书馆，那里正在进行脱衣扑克的游戏。我没有逗留。一个男人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挺着勃起的阳具，为大家斟酒。我转过身，回到钢琴周围唱歌的人群中时，一个小个子、醉醺醺的金发男人抓住我的胳膊说：“给我个吻吧！你让我想起了我一个已经离世的朋友。”于是，我吻了他，他把舌头伸进我嘴里，就像露西那样，还抓住我的阳具。我使劲推开他，他撞到了壁板，表情有点震惊，还有点病态。“你得到我的吻了，”我说，“你还想怎么样。”乌多目睹了这一切，我离开时，他鼓起了掌。
5月8日，星期六
实际上，我们走上去时，只看到两个“女人”，我认得其中一个是乌多·冯·席勒，卡塞尔的德国朋友。卡塞尔也在那儿，打扮成了狩猎高手，他解释说他们刚刚去了伯福德附近的化装舞会，但因行为不端被主人的父亲赶了出来。他邀请迪克和我加入他们的行列，不知为何，我们同意了。迪克接手弹起钢琴（弹得相当好），大家点了更多的酒，事情的发展越来越糟。
达克和我一上午都在国王路和悉尼街的交叉口指挥交通——这任务一点都不累，因为马路上仍然非常清静。总之，达克说他要去喝杯茶、抽支烟，问我能不能自己在路口指挥十分钟。当然没问题，我向他保证。
“有几个年轻先生打扮成了女人。”她说。
一切进展顺利，我挥手让一辆小车通过，它左转上了国王路，但立马在皇宫剧院外停下来，司机下了车——是休·福瑟吉尔。我们的对话差不多是这样的——
荣军院的狂欢夜。迪克和我在泰晤士河边的“展鹰”餐厅吃晚餐——庆祝学期结束，相互道别。回来时，我们在伊夫勒路上拦了辆出租车，去荣军院来杯睡前小酒。在宾客名簿上写上迪克的名字时，我听到无比喧哗的钢琴声、笑声和叫声。我问安德森太太是怎么回事。她已酩酊大醉，她裙子的肩带从肩上滑落，露出难看的内衣。
我：你好，休。兰德怎么样？我好久没看到她了——
6月19日，星期五
休：你他妈以为你在干什么？
这些诗句在我脑中回响时，我只想到兰德。“柔软而白皙的双臂……”疯狂的性渴望，对她裸体的阴暗幻想。对表妹露西的心思如今是陈年旧事了。
我：我是临时——
（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休：你就是个工贼。你觉得这次罢工是闹着玩吗？
那时，也和现在一样，紧紧环在我潮湿的黑发后……
我：（惊慌失措）我只是觉得国家有难时，大家应该齐心——
我们年轻的伊欧涅柔软而白皙的双臂，
说到这里，他突然朝我脸上啐了口唾沫，指着我，用最大的声音喊道：这人是下流恶心的工贼！几个路人停下来张望。一个戴礼帽的人大喊：让他做好自己的工作！又有人喊了声“工贼”。休怒视着我，回到自己车上，把车开走了，国王路恢复了正常。我擦去休的唾沫，一分钟后，达克警官漫步走来。“情况怎么样，洛根？”他问，“你要是想歇，就歇一会儿吧。肖菲尔德街上有个卖咖啡的摊子。”每次达克丢下我，似乎都有坏事发生。也许明天我应该说得了流感，不来了……后来，当我站在小摊前，抽着烟、端着咖啡杯时，我的两只手都开始颤抖了，抖得相当明显。是迟来的震惊吧，我猜。直觉告诉我，我不是搞政治的料。
在青紫色苔藓的荫凉处，
5月12日，星期三
我睡着……
罢工结束。有点虎头蛇尾的意思，但终于结束了。我刚出现在警察局（警察局外停着两辆装甲车，士兵们挂着步枪站在车周围），达克就告诉我，都结束了——广播里刚刚宣布了：“政府在跟总工会谈判”（我们真的得买台收音机了：我觉得母亲一定会非常想要的）。我上交了头盔和警棍，留下条纹腕带作为纪念。
母亲写信来说，她要去纽约——和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一起——去“巩固她的美国资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于是，大罢工就这样结束了，我该对它说点什么呢？它是我们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吗？我是否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微小的角色？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深刻见解：在这九天里，我的感觉就是漫长且乏味，夹杂着两个恐惧又羞愧的时刻。我为什么要去当临时警员？我当时没有多想，因为牛津的每个人都决心“要做点什么”。我有那么害怕工人阶级吗？是俄国革命的阴影使得牛津的年轻人都要自愿去为国服务吗？讽刺的是，这整件事留下的好处就是我和一位工人阶级的人——约瑟夫·达克成了朋友。他邀请我星期天去喝茶，认识一下他的妻子。
我的雪莱传记进展顺利——写了超过一百页了——可历史课我就完全顾不上了。勒梅恩说，我的上一篇论文没有用心，连平均水平都没达到，他提醒我，学校给我奖学金是有目的的，不是白给。我想给我的书取名“思想的想象”[11]。昆纳尔告诉我，他已放弃他的布莱克传记。
收到迪克的来信。他开的火车在卡莱尔附近脱了轨，两名乘客身亡。不知为何，感觉很有“迪克”风格。
6月4日，星期四
6月28日，星期一
她是个奇怪的年轻女子，兰德，我对她有强烈的性冲动，而且我认为她也知道这点。
耶稣学院
“我们女生可不能在牛津学坏——不像你们男生，”她直直地看着我说，“在牛津，任何麻烦事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她把一口烟喷向天花板。“对你们来说，什么都没关系，”她继续说，“可他们就像老鹰一样看管着我们。”我说了几句没用的话，什么真可惜啊，太荒唐了之类。接着，她说：“所以，你为什么不来伦敦看我呢？”她给了我她父母家在汉普斯特德的地址。
留在学校确认明年的住宿问题。我很喜欢沃顿街一处地方的景观，那里离运河不远，我应该能在周三前和学校财务主管一起处理好各项事宜。我巴不得搬出去，可勒梅恩建议我不要搬。“不利于你认真学习。”他说。接着他又用不祥的语气补充道，根据他的经验，最后一年搬出学校住的本科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们理应学成的水平。我努力打消他的疑虑，说我之所以搬出去，就是因为我想更认真地学习，而学校的生活让我分心。
后来喝咖啡时，我问她想不想跟我一起去荣军院喝鸡尾酒或香槟，可她提醒我，她该回学校了。
昨天，兰德和我在海丁顿见了面，我们沿着乡间小道，朝斯塔德汉普顿的大致方向骑着自行车。她给我带来了休写的字条，休为上次的行为道歉（我猜，朝妹妹的朋友脸上吐口水还是很少见的），可他仍然不赞同我破坏罢工的行为。我们坐在大米尔顿的草坪上，吃了三明治。从她说话的语气，我明显听得出来，她还是很在意那个波比·贾勒特。于是，我用迂回的方式让她知道，我自己也有“风流韵事”，只是现在结束了。“真的吗？”她问。“真的不能再真了。”我用最老练的语气回答。
兰德·福瑟吉尔也出席了宴会——她一身黑，戴着闪闪发亮的钻石饰品，头上插着小小的羽毛头饰。她化了妆，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她将我介绍给艾斯梅·克雷（她是她们家的朋友），我跟她聊了很久。我像小孩一样颤抖着，能跟这位美貌又著名的女演员说上话，我太激动了——我真是可笑。我穿着新的晚宴服，白色的双排扣马甲，感觉自己很时髦，也很热。我几乎没注意我们吃了什么——我的视线无法从兰德身上转开——可我郁闷地发现，她坐在勒梅恩身旁。
其实，苔丝将我从对兰德的痴迷（说起来，还包括对露西的痴迷）中拯救了出来。现在，我跟一个女人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性关系，所以我可以用新的客观角度来看待兰德了——不会再让学校男生那种美好的激情幻想影响自己的看法。站在这个角度，我可以说我还是喜欢兰德——我坦率承认——但如果她更喜欢爵士阁下，她非要选波比·贾勒特而不是我，那就算了呗。
勒梅恩昨天晚上在米特雷的一处私邸为艾斯梅·克雷[10]及其丈夫举办晚宴。场面相当盛大，勒梅恩一定破费不少。我觉得，勒梅恩很想让他的圈子比鲍勒和厄克哈特的圈子看起来更高级更世故，希望它的范围能超越牛津和学术圈，不仅仅只有刻薄的同性恋和滴酒不沾的知识分子。他的其他一些朋友开车从伦敦赶来，我猜我能受邀就该倍感荣幸了。艾斯梅·克雷是来王室进行《安东尼和克莱奥佩特拉》的彩排的（“天哪，我最讨厌那部剧了。”我把我受邀赴宴的事告诉迪克时，迪克这么说）。
我们靠着惯性骑车，滑下加辛顿旁边的小山坡时，站在路边的一个男人突然喊起来。我们停了车：是兰德认识的一个人，他的名字我听着好像是叫西格（西格斯蒙德？）·克雷[26]。他带着素描本和水彩颜料，穿着粗糙的花呢外套，看起来比他的身材足足大了三个尺码，原来，他现在就住在这里的庄园里。他过早地秃了顶，留着海盗般浓密凌乱的大胡须以作补偿。他邀请我们回去喝茶——他不接受我们的拒绝（这就是所谓的强迫性人格吧）。我们把自行车重新骑上山坡，把它们停在庄园前门我曾见过的最大的一排紫杉树篱的避风处。他带我们绕到旁边一处相当漂亮的带拱廊的石露台上。从那里，我们可以一直望到迪德科特，我们脚下是朝着倒影池倾斜延伸的花园，园中处处点缀着雕塑，古老的圣栎树投下凉荫。西格斯蒙德按铃，让女仆端茶来，女仆告诉他，茶点已经上过了，现在都收拾干净了。“我就要茶。”西格斯蒙德说，当然，茶还是来了，还有三明治和半边水果蛋糕。我们喝茶吃点心时，西格斯蒙德指给我们看在漂亮的大湖边漫步的客人：弗吉尼亚和里奥纳德·伍尔夫[27]、阿道司·赫胥黎，还有位斯彭德—克雷小姐（西格斯蒙德坚称自己和她没有亲戚关系，还说他想娶她，因为她是全英格兰最富有的女子之一）。接着奥托琳·莫雷尔女士来到露台上，批评亲爱的西格怎么又点了一次下午茶。“从没见过那么寒碜的第二道下午茶。”他这样解释作为回答（她似乎挺喜欢他这种唐突的反驳）。我被引介给她——她早已认识兰德——还有谁是兰德不认识的吗？奥托琳女士穿着一袭紫裙，披着羽状图案的披肩，满头鲜艳的红发。一开始，她对我很热情，让我一定还要再来加辛顿，接着又问我在哪所学校念书。我说是耶稣学院时，她愣了一秒钟，仿佛我说的是天涯海角，但很快她便恢复常态。“耶稣？”她说，“我不认识耶稣学院的人。”
6月3日，星期三
“也许你认识我的导师，菲利普·勒梅恩。”
我们喝了茶，吃了一堆又一堆凤尾鱼吐司。苔丝亲切可人，热爱户外活动的她比以前显得更可爱了，我觉得。彼得出去买香烟时，她告诉我，她不知道人生还是否有可能快乐过现在了。除了眼前拥有的一切——她在托儿所的工作、她的小屋和彼得——她对生活别无所求。这多叫人羡慕啊！也许这就是答案——也许这就是找到真正满足感的办法——在有限的范围内，过好自己的生活。设定合理的目标，树立可以达成的志向。但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唉。
“哦，他呀。我要是你，就换个导师，斯图尔顿先生。”
小屋看起来很漂亮，干净整洁，花园里绽放着各种鲜花（我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些花的名字——这方面的无知让我有点烦恼。我如果能认出十几种树，那认花应该也不难）。地板才刷过清漆，铺着一张张小地毯，窗户上挂着鲜艳的窗帘，壁炉前有两把扶手椅和一个小梳妆台。只是，彼得承认，花在苔丝和这间小屋上的开销让他手头颇为吃紧，并找我借了十英镑暂渡难关。
这会儿，其他客人都从湖边零零散散走上来，他们出现时，我被一一做了引介（引介我的是西格，他记得我的名字），于是，我跟伍尔夫夫妇、赫胥黎以及英格兰最富有的女子都握了手。
彼得和我骑自行车去艾斯利普，跟苔丝一起喝茶。多么神奇，这件风流韵事竟然还没被大家发现：彼得的父母、大学的老师，还有艾斯利普的好居民们。一个原因在于苔丝的托儿所离小镇够远，所以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在托儿所，她只是个住在艾斯利普、很会种植花草的乖女孩。她不上班时，艾斯利普的人很少见到她，自然也不会生疑。她按时付清账单，据大家反映，邻居们都很喜欢她。她在牛津读书的“哥哥”偶尔来访，也未引起任何非议。彼得告诉我，假期期间，他们俩一起过了个长长的周末。像夫妻一样生活，他说（细节无须详述）。他对她的爱是无穷无尽的。
“这位年轻人是菲利普·勒梅恩的学生。”奥托琳女士意味深长地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说。
5月22日，星期五
“啊，那个道貌岸然的老狐狸呀。”她说，除了我，大家都咯咯地笑了。伍尔夫女士上下打量我：“我惹你生气了，我看得出来。你大概很崇拜他吧。”
母亲发来电报，说她明天从巴黎回来。普兰德盖斯特先生将与她同行，但会入住海德公园酒店。
“才没有呢。”可还没等我再说话，奥托琳女士就说他们都要上去换衣服了。兰德和我便悄悄溜走了。
迪克，他确实让我困惑。他有着深刻而敏锐的智慧——例如，他声称自己憎恶莎士比亚——可这种智慧似乎又总与他毫不妥协的直率相矛盾。天知道他跟我母亲会怎么说话。正是他的绝对坦诚吸引了我，我了解自己，所以也很容易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这种特质吸引。可迪克·霍奇在洛根·蒙斯图尔特身上又发现了什么呢？如果他离开时的态度是某种暗示，那答案一定是乏善可陈。
9月30日，星期四
迪克今天早上离开我家去加拉希尔斯了。我让贝克开车送我们去国王十字车站，我感觉对他突然生出强烈的喜爱（迪克，不是贝克）。我觉得，能有一个除了本和彼得之外的好朋友是件好事——一个不知道我中学时是什么样、只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朋友。可当他穿过检票口，登上火车时，他甚至都没有跟我握手：他挥了挥帽子，说了句“回农场去喽”，便再也没有回头望一眼地走了。
活动：七月，杜维尔（和母亲及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一起）。房子不错，天气糟透了。接着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热得我们都快中暑了。八月：去了迪克在加拉希尔斯的家。开枪射很多鸟——但我可以很高兴地说，一只也没打着。八月二十日，出发开始我的旅行。和本在巴黎待了三天，接着是维希—里昂—格勒诺布尔—日内瓦。然后去了耶尔，与霍顿—道斯夫妇一起住在他们在新镇买的别墅里。耶尔非常漂亮，有城堡，有棕榈树，就是英国人太多。甚至有一位英国的副领事（是霍顿在军队里的老朋友）、一座英国教堂和一位英国医生。至于詹姆斯，我现在必须学着这样称呼霍顿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尖刻，他禁止谈论有关艾比学院的话题。辛西娅则全然可亲可爱，他们似乎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而且他们的幸福很有感染力——我想我在那儿度过了这辈子最放松的十天。辛西娅上午练钢琴，我通常会跑去贝拉海滩游泳。他们家的厨子手艺很好，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吃晚餐，聊天、喝酒、听留声机播放的音乐（音乐风格迥异：有马斯奈[28]、格鲁克[29]、维瓦尔第、勃拉姆斯和布鲁赫[30]）。詹姆斯说，他会在我离校前去牛津看我：我实在不甘心接受我最后一个学年即将开始的现实。
4月20日，星期一
总之，这里的住宿条件不错。我有自己的卧室，跟一个名叫艾什的人共用客厅和卫生间。艾什念的是生命科学，所以我们几乎无话可说，他不在房间，一般就在马路另一头的维多利亚酒馆，或凯布勒旁边的化学实验室。我们的房东先生和房东太太亚瑟和塞西莉·布鲁尔住在下面的一楼。布鲁尔太太提供早餐和晚餐，午餐必须提前二十四小时预订，并额外支付六分之一的服务费。我住在这里不会开心，但应该会觉得满足。
她们很快厌烦了我们，走掉了。迪克跟我说，他去过马德里的一家妓院，那次的经历他“完全不敢写信告诉家里”。回到家，我找出波尔图葡萄酒，我们坐着喝到很晚。我抽了半支雪茄，我想，那正是我今天早上感觉如此奇怪的原因。迪克问我，我有没有吻过男生。我坦白说，我对男生没有兴趣。他说，他在学校（哈罗公学）吻过十几个男生，可又补充说，那是因为他别无选择，每个人都有渴求的对象。我跟他说了露西的事，他似乎很受震动。“我不想要没有爱的性。”这是我记得的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八月的假期，彼得邀请我跟他和苔丝一起去爱尔兰自驾游。自从我们最后一次共度周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苔丝，一想到要在“斯卡比尔斯先生及太太”之间当电灯泡，我便无法忍受。我编了个借口，但我觉得彼得有点怀疑了。他问我是不是和苔丝发生过争执——“我每次提到你的名字，她都会岔开话题。”我说，绝对没有，我认为她是个很棒的女孩。我现在写着这些，还是会想起她，还有她宽容、单纯、性感的本性。她释放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即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第一次全身心投入的性经历很可能会决定你余生的需求和喜好。我会花费数年寻找另一个苔丝吗？对我而言，咬短的手指甲永远会是一种符号，一种性意味的标签吗？
迪克：我要是不知道吃饭的价格，就不会坐进餐厅，是不是？
11月12日，星期五
第二个妓女：你以为我们是什么？计件工人吗？
在乔治酒店与勒梅恩及詹姆斯·霍顿—道斯共进晚餐。这个时候，辛西娅偏偏去了安特卫普举办音乐演奏会，所以，在场的全是男性。我们一开始还有点戒备，我认为，我感觉那两人间有一种相互竞争、争先恐后的气氛——谁最了解我，我最应该感激谁，谁对我的影响最深刻、最长久？——可我们不停地喝酒，吃完汤和鱼之后，便放松下来。勒梅恩和霍顿开始说起共同朋友的故事——这个下院议员啦，那个国务院副部长啦，又有一个“落魄的”啦。我说，这种关系网让我叹为观止，就像身在牛津的间谍首脑在海外布下的无数密探的天罗地网。霍顿说：“啊，是的，菲利普小心翼翼织好的网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大得多呢。”突然，我想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小邂逅，我跟勒梅恩说，他的名字在加辛顿引来不少敌意。他听说这事后很开心——是真的很高兴——他告诉了我们那仇恨缘何而来。
迪克：我想知道你们的收费。
他曾两次受邀去加辛顿：第一次没什么可说的（“我受到了考验，并且通过了。”他说），但第二次——一九二四年的那次——却无比尴尬。
第一个妓女：这得看我们要做什么，是吧？
“我们闲站着，等待进屋晚餐。”勒梅恩说，“这时，我听到身后一群人中有个女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不，我知道准确的时间：就是在一九一〇年的十二月，人类的性格发生了改变。’”
迪克：多少钱？
当时，勒梅恩转过身，对着旁边一个人不假思索地说：“你要是想找一句话来举例说明一个愚昧且不自知的人，那刚才那句话再好不过了。”说完他没再多想。接着，他又补充道：“不对。我想，我话说得有点过了。”可不管怎样，这些话传到了奥托琳·莫雷尔的耳中。作为真正的朋友，她立刻把话转述给那位声音洪亮的女士——弗吉尼亚·伍尔夫。
母亲还没回来，迪克·霍奇还住在我家，不过今天他和我都很难受。昨天晚上，我们去皇家餐厅喝香槟。接着又去阿尔罕布拉宫看表演。看完后，我们在50-50俱乐部喝了更多的酒——这次喝的是白兰地——还跟两个妓女说了话。迪克在她们面前很坦诚——那场面相当滑稽。
“她刚在剑桥做了一场什么演讲，自己特别满意，正把这个观点四处传播给所有人。突然间，我这个讨厌鬼出现了。晚餐结束时，凯恩斯[31]找到我，问我对弗吉尼亚做了什么。我离开时，奥托琳甚至不愿跟我握手。”
4月18日，星期六
她是鼎鼎大名的小说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对别人的批评竟做出如此不友善的反应。
我说我期待与他见面。也许这些仆人、所有这些浮夸的装饰都是普兰德盖斯特先生精明理财的结果。我问她，她不在家时我能不能邀请迪克·霍奇来家里住。她没有反对。
“显然，她的神经敏感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勒梅恩说。
“别让我为难，洛根。他是个很好的人——和蔼可亲。他在投资方面给了我非常好的建议。”
“她的思维就是那样，”霍顿说，“自学成才者本质上都有不安全感。”他朝勒梅恩微微一笑：“她大概是觉得你太聪明了。”
“你要希望什么我都不能阻止你，母亲。”
“这是对英国人的终极羞辱，”勒梅恩说，“我罪有应得。”
“我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
于是，我们继续聊才智和它五花八门的好处（其间又批判了伍尔夫女士好几次。）
“这个普兰德盖斯特先生是谁？”
可你确实太聪明了，我说。有时候这不是优点，是祸根。
啊，鼎鼎大名的普兰德盖斯特先生，我想，但我装作一无所知。
“你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勒梅恩说。我不赞同，但他不肯饶过我：“别贬低自己的智力，洛根。你是幸运的——你只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无知可不是优点。”
“我要去见个朋友，”她带着可怕的矜持说，“是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绅士——普兰德盖斯特先生。”
接着，霍顿把话题转到我未来的发展上，有点太突然了，我觉得，我意识到他们在谋划什么。我说我想写完雪莱的那本书。
今天晚餐时，母亲宣布她会在周一去巴黎，要去一周，也许是十天。我说，搞了这么多室内装修，她是该休个假了。
“空闲的时候写，”勒梅恩说，“万灵学院怎么样？你可以试着申请研究生奖学金。”
而我，也第一次真心怀念起父亲在我生活中温柔且低调的存在。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母亲问我想不想去布朗普顿圣堂参加弥散，我拒绝了。父亲下葬的那一天，我的信仰，如果有，也已经同他一起进了坟墓。雪莱说得对：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无神论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作为个体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只能依靠人类精神所提供的资源——向一个或多个神灵求助只是一种假象。那还不如对月长啸呢。
我笑着表示否定，这餐饭我喝了太多酒，不适合进行严肃的讨论。当我们穿上外套时（勒梅恩还在餐厅里跟一个认识的人说话），霍顿说：“考虑一下吧，洛根。菲利普很少这样鼓励别人。”
母亲改装了房子。外面，新刷的白墙闪闪发亮。里面，刷着清漆的墙壁、窗帘和各种浓烈鲜亮的材料让人看得眼泪汪汪。她为我把顶楼装饰齐当：我的卧室和更衣室是深焦黄色的，挂着翡翠绿的窗帘，我还有个小客厅，里面的色调是相反的。我们有个管家，叫亨利，有个司机（还有了辆新车），叫贝克，有个厨子，叫赫塞尔汀太太，还有两位（年纪较大的）女佣，分别叫塞西莉和玛格丽特。母亲有个贴身侍女，叫恩卡纳茜欧。她们彼此用西班牙语尖利地大声说话，显然弄得其他仆人不知所措。很明显，我们是富裕的：父亲说我们将衣食无忧，他没有说错。
“你是想说，那只蜘蛛想在万灵学院也安排一个他的人吧。”
南肯辛顿，萨姆纳
“嗯，是有这个原因，不过这总算是个好主意。他显然认为你很有能力。你总不想最后成为我这样又老又惨的学校校长吧。”
4月10日，星期五
“但你很幸福啊。”我脱口而出，想到了他在耶尔与辛西娅的生活。
和兰德·福瑟吉尔在卡德纳喝咖啡。她穿的天鹅绒外套很称她的眼睛。我们有点不自然地聊起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我尴尬地发现，她的见闻比我广博多了——她观点鲜明，还知道很多特别的细节；我的观点则好像直接来自《每日邮报》的社论——至少是那些我费心看过的。我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我想起她是学政治的，可事实就是，我的头脑在牛津腐烂了，因为没完没了的喧闹钟声而变得麻木迟钝了。我欠了布莱克维尔书店十八英镑买书钱，欠了霍斯七十三英镑做衣服的钱，欠了学院十英镑膳宿杂费，天知道酒商还要找我讨多少债。迪克·霍奇邀请我复活节跟他一起去西班牙，我心动了。他说我们只要十英镑就足够了，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坐三等座就更省钱了。也许我应该等到夏天再去。我倒是更想去伦敦——毕竟，它对我而言基本还是陌生的。
他忍不住微笑。“是啊，”他说，“我觉得我挺幸福。”
3月18日，星期三
11月13日，星期六
这时，苔丝端着茶回来了，我们便开始漫无目的地东拉西扯。原来，苔丝现在在这里自称苔丝·斯卡比尔斯。过不了几天，整件事就会大白于天下的。不过房租才一周一英镑，彼得完全负担得起。还有，苔丝竟然比我们俩都大——她二十二岁了。她穿着蓝色印花裙，坐在火边，显得格外漂亮。彼得说他只要等到年满二十一岁，就可以叫她父亲“去上吊”了。真是一番豪言壮语。他完全昏了头：这件事太有趣太浪漫了，不应该发生在彼得身上。晚上，我迟迟未睡，给本写了封长信，告诉他这一激动人心的新进展。
今天晚上，艾什来敲我的房门，给了我一瓶烈性黑啤。我们喝着啤酒聊起了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个相当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原来，他还是个高尔夫球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来自伯明翰。他讨厌牛津。他父亲是巡回法官，坚持要让他子承父业。我们聊了好久，主要是关于我们都熟悉的那个伯明翰。现在他走了，我生出莫名的伤感，想不出是为什么。可突然，我明白了，所有这些关于高尔夫和伯明翰的谈话让我无意间又一次想起了父亲。
“你比阿尔弗雷德·达根[9]还差劲，”我说，“他们会以为你养了个情妇：‘你们听说过斯卡比尔斯吗？那个在艾斯利普养情妇的贝利奥尔学生。’”
1927年
“买了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后，她就只剩一周的房租钱了。所以，我预先付了三个月的房租。”
2月7日，星期一
“哦，别人很容易相信的呀，”我说，“学校要是听说了这件事，你知道会怎样。学监会疯掉的。”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我发现自己几乎无法集中精力。我只能承受一天的持续学习，那就是写每周都要交给勒梅恩的论文的时候。我逃了所有的课，绝大部分时间在电影院，仿佛那才是解药——我这是要精神崩溃了吗？去年年底，就开始有堕落的迹象了，我还在想是不是得了什么会引发疲倦的病。我感觉也不是那么劳累——我不会在电影院睡着——我只是内心深处缺少激情，只剩下冷漠。我看起来挺好，胃口也不错。多亏了艾什做榜样，我喜欢上了啤酒，大多数晚上，我都会在“维多利亚武器”酒吧喝点麦芽啤酒。比起乌烟瘴气的荣军院，我更喜欢谁也不认识我的闷热小酒馆，所以荣军院的会员资格过期了我也没管。
彼得说，她是上周来的，安顿好之后，买了几件家具（我猜楼上应该还有一张床），在贝利奥尔的门卫那儿给他留了张字条。“她跟房东说我是她哥哥。”他说。
艾什认为，我这是种理智乏力。我绝对不会读历史，他说。只有当你喜欢自己的学科时，你才是在真正地学习，并将毫不费力地获取知识，因为这个过程是愉快的。他说了很多道理，这个普雷斯顿·艾什。勒梅恩完全没有起疑：我还在源源不断地写出最高水平的论文，然而，自从我跟他说我对万灵学院不感兴趣后，我怀疑他已放弃了我。艾什觉得，我想取悦勒梅恩的心态也是一种病。也许他说得对：我为什么要在乎勒梅恩和他的肯定呢？老实说，是因为我一直都还蛮怕他的。
“这个地方鼠患成灾。”
3月4日，星期五
“什么声音？”我说。到处都是窸窸窣窣的抓挠声。
我数了一下，上周我去了二十二趟电影院。我把戴安娜·德·维拉的《致命秋日》看了三遍——她已取代劳蕾特·泰勒成为我的女神。牛津所有的电影院里，我最喜欢厄勒克特拉，但这周我骑车去了海丁顿的新影院。艾什告诉我，公共汽车能坐到影院门口，所以我可以把它加入我的日常路线了。周三，我在厄勒克特拉从头到尾看了两场《致命秋日》，接着骑车去新影院看了《一切终结》，然后再回到超级影院，正好赶上《秘密》。
我坚持让她叫我洛根。她走到小厨房的水槽边沏茶去了。
3月8日，星期二
“见到你太开心了，蒙斯图尔特先生。知道你和彼得也在这儿，就在路的那头，我感觉牛津就没那么陌生了。”
午餐后，我在乔治街电影院排队等候时，有人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竟然是苔丝——我惊得差点双膝跪地。她穿着黑色套装，戴着帽子，看起来很时髦。她说她现在是托儿所的采购员，在英格兰南部到处出差。她伸出两只手。“指甲里再没有脏东西了，”她说，“你看。”我看了看，她的指甲修得很漂亮，还涂着指甲油。虽然她变了，但我对她的感觉还是一样的——我多想躺在艾斯利普的床上，喝着杜松子酒，和她做爱。我尽量装作平静的样子，问她想不想一起喝杯咖啡，可她说她必须赶回沃特佩里。
这话我没法回答。我们离开酒吧，沿小路走向一排朴素的茅草顶小屋。彼得敲响其中一间的门，苔丝开了门——苔丝·克拉夫，上一次我见她还是在灵福德的“羔羊与旗帜”，那仿佛是一千万年前的事。小屋里干净整洁，家什物件少得可怜：壁炉里燃着火，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橡木桌子。苔丝见到我似乎很高兴，用力地和我握手。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洛根？”她说，“彼得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我们没理由不能见面呀。”
“我也爱她，洛根。至少我认为我是爱她的。我想娶她，不管怎么样。”
“我不能见你，”我说，“我会疯的，去了那里，却不能碰你，不能抱你。”
“她当然那么说。你一定要明白，彼得，女人……”
我的话让她眼泪汪汪。显然，我把《致命秋日》看了太多遍了。我们相互道别，我重新排起队。整场电影，我都感觉到对她的渴求惹得我心疼，像是侧身一道折磨人的缝线伤口。
“我该怎么办？她说她爱我。”
4月27日，星期三
“我的天哪。”
普雷斯顿有辆车，停在奥斯尼米德的一处车库里——他总能让我意外。我们开车去伯明翰，打了十八洞高尔夫。普雷斯顿是个野心勃勃却鲁莽轻率的高尔夫球手：每一次绝妙的挥杆后，接着总有三四次打得很烂。我轻轻松松就赢下他五便士的赌注。
“就在艾斯利普。她租了间小屋，在沃特佩里一家托儿所工作。她离家出走了。”
天气清朗，微风拂面，梧桐树和栗树繁花盛开，到处是青葱翠绿的景象，嫩得能掐出水来。在这片郁郁葱葱的新绿中，我突然冒出一种荒废感，深刻感受到我在牛津的时间都彻底浪费了。我想起了在艾比的最后一年，我们——我是多么梦想来到这里……我们在文德伯里的一间酒吧停下车，喝了啤酒，吃了派。我看见指向艾斯利普的路牌，差点崩溃。相较之下，多亏有我的陪伴，普雷斯顿倒是享受着在牛津三年来头一回的快乐时光。
“苔丝？这儿？哪儿？”（人真正震惊时就是这么说话的。）
6月10日，星期五
“苔丝在这儿。”
好了，结束了。都考完了，再也回不去了。我自认为发挥得还不错：大多数试卷我都挺满意的，没有令人震惊的意外，我也不紧张，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出来了。一四八五年之前的英国政治历史——答得尤其好，有宪章和早期宪法。经济历史——还行。法语翻译——出人意料地简单，我觉得。后期宪法——答得非常好。政治科学是今天上午最后一门——我写得不错，答案简明扼要，事例充分。
“有什么坏消息吗？”我终于开口了。
我走出学校时，就算不是脚下生风，也是带着愉悦又放松的心情。最后这几个月，我也许应该更努力一些，但答完最初的几份考卷后，我感觉以前那种对天生能力的自信又回来了。勒梅恩问我觉得如何，我说：“和我预期的一样好。”他只是微笑着说：“我跟你一样，期待着好结果。”他和我握了手。我打算今晚一醉方休。
到了艾斯利普后（骑了不到一小时——我们踩得很卖力），我们直接去了酒吧。彼得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那半品脱啤酒上的泡沫，表情像是刚刚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
注释：
*
[1]英国和爱尔兰一些大学的秋季第一学期。——译注
今天早上，彼得打来电话，显然是出了什么状况。他不肯说原因，只让我跟他一起骑车去艾斯利普。我把宪章运动的论文放到一边，找出我的自行车。
[2]彼得·昆奈尔（Peter Quennell，1906—1988），作家，历史学家。
3月3日，星期二
[3]卡米洛·加富尔（Camillo Cavour，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人物，也是后来成立的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和外交部部长。——译注
（事后补记。为什么要写雪莱？我现在也不太记得了。我在中学念过那些抒情诗，和大多数少年人一样，我以为我读懂了。我记得自己还读过拜伦的情妇特蕾莎·圭乔利的一段语录。她是在雪莱去世前不久，在比萨和他认识的，她形容他个头非常高，微微驼背，头发略带红色。他皮肤很差，她发现，但他的礼仪举止无可挑剔。我想，正是这短短的描述鼓舞了我——它向我展示了一个我不认识的雪莱。雪莱突然变得真实了——他不再是大众印象中古怪的金发天才——我想更了解他，而当我对他有了更多了解后，我想把我的雪莱作为更准确真实的版本向世人呈现。无论我随后写的这本书有多少缺点，但没人能说它对主人公的刻画是理想化、情绪化的。还有，雪莱英年早逝——去世时才二十九岁——伟大天才的早逝也总能吸引年轻的作家。）
[4]原文为the Risorgimento，意思是“复兴”，指19—20世纪，将意大利半岛内各个国家或分裂的政权统一为意大利王国的政治及社会过程。——译注
现在想起她，我发现她确实很迷人。那双奇异的眼睛绝对让人魂牵梦萦。
[5]斯蒂文斯是洛根读大学期间的仆人，也是他的“侦察员”。
“要是我能甩掉我的陪护人的话。”
[6]一个饮酒用餐的俱乐部，原来是辩论社，始建于1914年。
“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喝杯咖啡，哪天。”
[7]即理查德·霍奇（Richard Hodge），洛根在牛津的新朋友。
“耶稣学院。”她念道。
[8]莫里斯·鲍勒（Maurice Bowra，1898—1971），学者，批评家。他在瓦德厄姆学院（后来他还担任了该学院院长）时以热情好客而闻名。
她说她感觉自己像住在女子监狱或女兵营房。她提到她的父亲是个画家（显然我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们家住在汉普斯特德。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雪莱的书。我们交换了名片。
[9]阿尔弗雷德·达根是寇松勋爵的继子，1923—1926年间在贝利奥尔学习，因学期中大多数晚上都会开车去伦敦“找女人”而声名狼藉。
“哎呀，原来是勒梅恩年轻的新星。好吧，我也不喜欢牛津，现在你觉得安慰了吧。”
[10]艾斯梅·克雷（Esmé Clay，1898—1947），英国女演员。在英国多塞特郡迈因赫德的一次乘船事故中溺亡。她最出名的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
“不。”我急忙说。我被她深深吸引了。“我的意思是说在牛津这儿：我受不了这个地方。我是念历史的。”
[11]来自雪莱的诗《勃朗峰》：“那么你是什么，还有大地、星辰与海洋，/如果，在人类思想的想象中/宁静与孤独只是虚无？”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2]这似乎不太可能。沃的日记里并没有关于这一天的具体记录，但他这一年偶尔会去牛津。
“快无聊死了。”
[13]亨利·兰姆（Henry Lamb，1883—1960），艺术家。
“你在干什么呢？”她问。
[14]奥托琳·莫雷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1873—1938），文艺圈著名的女主人、赞助人。她在乡下的房子就位于离牛津不远的加辛顿镇，她经常在那里招待作家和画家。
那就是兰德·福瑟吉尔了。她说她在念“现代巨著”，其实就是哲学、政治学加经济学。她娇小玲珑，刘海极短，和她宽大的额头并不相称。她有双橄榄绿的眼睛，眼睛里充满好奇，她抽起烟来显得既好斗又卖弄。
[15]格里斯（Juan Gris，1887—1927），西班牙画家、雕塑家，一生在法国生活工作。——译注
“不是。就叫兰德。”
[16]莱热（Fernand Léger，1881—1955），法国画家，最早的立体主义运动领袖之一。——译注
“兰德？是什么的简称吗？”
[17]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1876—1957），出生于罗马尼亚，长期生活在法国，被公认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重要雕塑家，其风格受立体派和黑人雕刻的影响。——译注
“兰德。”她说。
[18]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7），法国画家，与毕加索早期作品同属印象派和野兽派，于1914年和毕加索共同发起立体主义绘画运动，晚年作品风格渐趋现实主义，其影响实际上并不比毕加索小。——译注
而且聚会上还有女人！一个来自萨默维尔的女老师和两个本科女生。勒梅恩把我介绍给其中一位，但我没听清她的教名：叫什么福瑟吉尔来着。我请她再重复一遍。
[19]德朗（André Derain，1880—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先驱之一。——译注
我很喜欢勒梅恩的“聚会”，对此我自己也隐隐觉得惊讶。聚会上有一些年轻的大学老师，有一个从伦敦来的记者（没听清他的名字），还有十来个他亲自挑选的本科生。勒梅恩家在班伯里路。我们都聚在客厅（神秘的勒梅恩太太没有现身），从那儿可以逛到大藏书室，俯瞰向下倾斜通往查韦尔的屋后草坪。藏书室里已摆好了食物：冷餐切盘、土豆沙拉、甜菜根之类的。还有奶酪、苹果派和奶油。几个厨房女佣端着莱茵白葡萄酒和干红葡萄酒的瓶子四处游走。我们把自己的盘子装满，或站着吃，或坐在扶手椅上吃，或坐在小圆桌周围吃——非常随意。感觉有点像在参加小型婚礼，勒梅恩正是忙碌老练的主人，他来往周旋，让大家走动起来，为他们引介彼此，或是以恰到好处的评论引出话题——“啊对了，托比，你在罗马待过一段时间呀”或是“洛根对奥里尔的新房子有个颇有争议的看法”。一开始，我感觉还有点拘谨生硬，不过比正式的晚宴（比如鲍勒的沙龙[8]）好多了，酒越喝越多，勒梅恩施展着魅力，你会发现，你很快就和几乎每个人都见了面、说了话。
[20]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因编纂了《英语大辞典》而闻名。——译注
2月28日，星期六
[21]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曲家、导演、制片人。以影片《与祖国同在》获得1943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注
去电影院（“超级”影院），把戴安娜·韦尔的《落日旋律》看了第三遍。她目前是我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回家路上，我匆匆走进瓦德厄姆学院，和迪克·霍奇[7]喝了威士忌——我越了解他，就越喜欢他大方的个性。
[22]克洛伊索斯（Croesus），古吕底亚国的国王，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国王之一。——译注
周五晚上，“荣军院”[6]很安静，安德森太太还没有喝醉，所以认出了我。她给我做了一盘鹅肝酱三明治，我读着报纸，喝了一瓶干红葡萄酒。卡塞尔和他的两个朋友走进来，问我要不要玩四人桥牌，可他们已经半醉了，我决定最好还是找个借口躲开——他们玩的赌注太高，尤其是在喝了酒之后。
[23]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nger，1759—1806），活跃于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的英国政治家，1783年获任首相，时年24岁，时至今日仍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译注
2月27日，星期五
[24]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1905—2000），小说家。他的朋友叫亨利·约克，以小说家笔名亨利·格林（Henry Green，1905—1973）而为人所知。
勒梅恩对我写的关于加富尔[3]和意大利统一运动[4]的论文赞不绝口，邀请我参加他著名的周六午宴。斯蒂文斯[5]好心提醒我，我明天要参加点名，不然又有可能被禁足。这个地方太像中学了：一所能抽烟喝酒的中学，但不管怎么样还是中学。
[25]科格希尔（Nevill Coghill，1899—1980），埃克塞特学院颇具影响力的年轻英文老师。他的门生还有W. H. 奥登。
2月26日，星期四
[26]西格弗里德·克雷（Siegfried Clay，1895—1946），画家。曾和女演员帕梅拉·劳伦斯（Pamela Lawrence）有过短暂婚史。因为一次急病死于摩洛哥丹吉尔。
我去国王学院听了关于宪法改革的演讲，没听清楚，白白浪费了时间。从贝利奥尔出来的路上，我遇到昆奈尔[2]，他告诉我他在写一本关于威廉·布莱克的书。我没有告诉他，我也在写一本关于雪莱的书。为什么没说？难道是担心这样会显得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吗？昆奈尔出版过一本诗集，但并不意味着他的雄心壮志比我的更高级。我真的必须努力了；至少，要表现得自信：这样隐藏锋芒简直可悲。
[27]见《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1925—1930》。
去贝利奥尔和彼得共进午餐。贝利奥尔的食堂比耶稣学院的食堂好太多了；有三种奶酪，还有面包、燕麦饼干和啤酒。不知为何，我有种奇怪的沮丧感。我觉得，大概是因为彼得如此毫无保留又不加批判地爱着牛津以及牛津带给他的一切，而与此同时我却发现这里令人窒息、叫人失望。他还收到了本写来的信——我嫉妒地想，为什么本给彼得写了信，没给我写？
[28]马斯奈（Jules Massenet，1842—1912），法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译注
2月24日，星期二
[29]格鲁克（Chrstoph Gluck，1714—1787），德国作曲家。——译注
1925年
[30]布鲁赫（Max Bruch，1838—1920），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后期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译注
洛根·蒙斯图尔特在一九二四年的米迦勒节学期[1]，进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日记从接下来那个学期的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开始。与此同时，弗朗西斯·蒙斯图尔特去世后，他的妻子梅塞迪斯卖掉伯明翰的房子，搬到伦敦的南肯辛顿区，并在萨姆纳买了一幢五层楼、带露台的白泥灰排屋，对它进行了颇具风格的装修。彼得·斯卡比尔斯也来到牛津，进入贝利奥尔学院，至于本·利平，则按照他一直说的那样，去了巴黎的美术馆工作，学习如何成为经纪人。
[31]凯恩斯（John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