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我跟公爵见了面。只有我俩；他不停地抽着烟，看起来忧心忡忡。他告诉我，哈里爵士的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甚为震惊。一开始，有人让他相信这是自杀，可后来，谋杀的消息传了出来。有人用钝器击打了死者的头部，还企图将尸体和房屋付诸一炬，只是没能成功。
我走回英属殖民区时，一辆小汽车停下来，公爵的随从武官伍德让我今天下午五点去凯布尔海滩公爵的海滨小屋与公爵见面。
“我已经让迈阿密警方派两名探员来了，”他说，“他们今天下午就到。他们会接手调查。”
午餐时，我去了乔治王子酒店，那儿像个嗡嗡作响的大蜂巢。这场谋杀如同一场巫术；奥克斯的生殖器被烧掉了；强盗想要找到他藏在屋子里的黄金；等等。目前，最大的嫌疑人是他的女婿德马里尼。克里斯蒂当天晚上就住在奥克斯家，但他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哦，还有：公爵夫人一直跟奥克斯有私情，是英国的秘密特工杀了他，好保护公爵的名誉（这个说法越传越玄乎）。
“可为什么，阁下？”我自然而然地说，“厄斯金·林多普呢？”厄斯金·林多普是巴哈马的警察局长。
我见过奥克斯几次：他是个矮胖结实又粗鲁的男人，表情阴沉，嘴角总是向下撇着。他自称“外粗内秀”，这话没说错。所有人都说，他富得流油，不过财富似乎只让他更困扰、更痛苦，而不是更幸福。他痛恨在加拿大交税，所以才搬到这儿来。最近有传言说，巴哈马也要开征收入税了，他又打算搬去墨西哥。真好笑，墨西哥总是会突然冒出来。
“他完全同意我的做法，”公爵没好气地说，“这个案子对本地警方来说太过重大。我想，你还没意识到哈里爵士的死会导致什么结果——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场灾难。我们必须请专家来。真正的专家。这件事必须有个了结，必须得到解决，越快越好。要尽量减少影响，把它限制在殖民地范围内。这真是场彻彻底底的灾难啊。”
今天上午大约十点，我去了港口，麦克斯泰立马说：“哈里·奥克斯爵士被人谋杀了。”天哪，我想，这可拉响警报了。谁会杀死哈里爵士呢？麦克斯泰根本不需要我问便回答道：“大家都说，是哈罗德·克里斯蒂。”我猜麦克斯泰一定是听他那些出海的朋友说的。我只是听说过克里斯蒂：他是房产大鳄，这里的议会成员，一个毫不起眼的矮胖男人，据说，他以前是走私酒商，在政治上颇有权势，是哈里爵士的亲密好友。在巴哈马，克里斯蒂谋杀了哈里爵士就相当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谋杀了（威斯敏斯特公爵）本德尔。
“我明白。”其实我不明白。
7月8日，星期四
公爵又点燃一支烟。“现在很明显——再明显不过了——凶手就是德马里尼。你认识他吗？”
公爵和公爵夫人回来了。今晚，总督府将为在加勒比旅游的外国显贵举办招待宴会。可就连公爵也无法掩饰自己的低落情绪，这是很罕见的——没人能比他更擅长“做样子”了。公爵夫人说，他和丘吉尔在华盛顿特区的会面让他深受打击。“他们希望我们一直待在这儿，待到腐烂。”她颇为苦涩地说，“我们原本希望，过了这三年……戴维百般尝试，他们就是不让步。”
德马里尼，那个帅气的女婿。我说我在他家吃过一次午饭，偶尔，也会在乔治王子酒店碰到他。麦克斯泰跟他很熟。
7月6日，星期二
“很好，”公爵飞快地露出笑容，“这样很好。”此时，我更加糊涂了，但没有深究。接着，他说：“我想让你见见从迈阿密来的两位探员——梅尔陈和巴克——就今天晚上。可以吗？”
天气真热，又潮又热，让人萎靡不振。一整天都敏感又烦躁。早上，麦克斯泰正式申请换岗，我同意了，可他下午又撤回申请。我给海军情报处发电报：“继续留下去不会有收获。银行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请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指示。”答复：“你留在那里就是最有用的。继续下去。”
“当然，阁下。这是我的荣幸。”
6月28日，星期一
稍后。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写下来。梅尔陈和巴克刚刚离开我的房间。梅尔陈很胖，戴着眼镜，邋里邋遢的。巴克精瘦结实，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看起来强硬而健壮。他们是从德马里尼家来的（有证据了，他们说），毫无疑问，是德马里尼谋杀了奥克斯。奥克斯和德马里尼早就互相憎恶，德马里尼以前也威胁过要使用暴力。奥克斯从未原谅德马里尼和他女儿南茜（当时南茜才十八岁，德马里尼三十六岁）私奔的事。德马里尼破产了，奥克斯一死，他将获得南茜分得的遗产。德马里尼昨天晚上（周三）举办晚宴派对，但在晚上十一点半到凌晨三点之间，他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说他开车送两位客人回家了——他们的家就在奥克斯家附近的韦斯特伯恩。凶杀案也恰恰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他有动机，有手段，没有不在场证明。
我们朝拿骚开回去，每个人，包括我，心情都很愉快。麦克斯泰的恶作剧没有让我有丝毫气愤。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独自在岛上和鬣蜥在一起时的场景（我不禁想，今天晚上我会做什么梦呢？）。这就是那种你事后回想起来会恍然大悟的时刻吧——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紧张、神秘的。我认为，我对这件事轻松和善的态度反而引得麦克斯泰感到困惑了。
我说：“他办完晚宴派对，然后出去杀了岳父？”
“你能有这种幽默感很好，长官。”
“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巴克说，“相信我。”
“很好笑啊，麦克斯泰。”我说。
“那克里斯蒂呢？”我说。
这时，II22呼啸着回到小小的海湾，我感觉心都飞起来了。它缓慢地尽量靠近，从侧面放下小梯子。我蹚着水，划了几下，游到梯子边，把那些不会游泳的朋友抛在了后面。麦克斯泰拉我上船，努力掩饰着脸上的坏笑，递给我一条毛巾。
“他从头到尾都在睡觉。”
几分钟不到，海滩上出现了二十或三十只鬣蜥，它们都吐着舌头，用僵死的眼珠看着我，似乎想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我站在那里，两手各拿一根棍子，心想要是夜幕降临还没人来救我，我该怎么办。它们并不可怕，似乎不会造成真正的威胁；这只是一种迫于无奈的临时共处。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赤身裸体的男人和三十几只史前蜥蜴，我们该如何相处？
“我记得凶手还放了火。”
我蹚水走回岸边，一边骂，一边想，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们收到了什么信号吗？麦克斯泰到底在搞什么鬼，竟然忘了我不在船上。我并不担心：我知道他们最终会想起我，会在某个时间回来接我。不过别忘了，我想，这得取决于发生的是什么紧急情况。我可能要等上几个钟头……突然，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离我几米远的灌木丛里出现小小的动静，一只蜥蜴慢慢地、犹犹豫豫地、摇摇摆摆地走到沙滩上，这只大约一米长的鬣蜥，吐着舌头，朝我爬来。几秒钟之内，又有四五只鬣蜥加入它。我沿着沙滩移动，想要远离它们，下意识用手傻傻地捂住阳具。我沾了盐的双肩感觉到午后艳阳的炙热。我朝不断逼近的鬣蜥丢去贝壳和鹅卵石，它们停了下来。可一旦我不再表现出攻击性，它们又开始朝我缓缓移动。接着，更多鬣蜥在沙滩另一头出现了。我朝它们发起进攻，我吼叫着，它们在混乱中笨拙地向后退，复又重整旗鼓，向前推进。
“火很小。没有烧起来。”
突然，我察觉到II22上的骚动。我回过头，看到他们在甲板上四处跑动，我听到起锚的刺耳哐当声。“喂！”我大叫，“发生什么事了？”没人注意到我。我蹚进水里，水淹到我的腰部。我正准备游回去时，柴油机引擎发出一声轰鸣，排气管喷出烟雾，船竟飞快地开走了。几秒钟不到，它便绕过海角，消失不见了。
“他什么都没听到吗？没有闻到烧煳的气味？”
这个岛的最高点应该不超过海平面三米，岛上覆盖的植被主要是多肉灌木、长着肥厚橄榄绿树叶的低矮多节灌木、零零散散的仙人掌，以及几丛金黄色的滨草。
“没有。”
昨天，天气那么晴朗，那么宁静，午饭后，我决定游个泳。我脱光衣服，从船头跳入水中，游过II22到小岛之间的一百五十米距离。海水凉爽，出人意料地清澈。我蹚水上岸，沿着小小的沙滩闲逛，捡起奇怪的贝壳或一截浮木，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享受着赤身裸体的快乐。我想到——每个人都免不了会这样想吧——沉船后逃生到孤岛的人，想到鲁滨孙·克鲁索，那个一无所有的人。
我告诉他们，我认为德马里尼不是会杀人的人。我说他是那种自鸣得意的自恋狂，人生最大的兴趣就是搞清下一个愿意和他睡觉的人是谁。
有时候，我们会去大巴哈马岛，有时候，会去安德罗斯或阿巴科岛，但我们最喜欢的路线还是沿埃克苏马岛群向南——这儿全是灌木丛生、地势低洼的小小岛屿，有小小的海湾和纯白色的月牙形沙滩。我们知道这里没有潜艇，可还是假装搜寻。中午时分，我们在某个小岛停泊，吃午饭。大家游游泳或晒晒太阳，偶尔还会发射一枚深水炸弹，或是把一个空油桶扔到海面上漂着，用刘易斯机关枪对着它开火，只为提醒自己，战争仍在继续，我们也是对抗纳粹德国的小小一分子。
“你永远都看不出谁会杀人。”巴克居高临下地说。
昨天，我们开着II22出海了。天气不合时宜地晴朗，天刚亮时，空气甚至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我越来越享受这样的短途航海——也许，我身上到底还是有些航海的天性。我们把船缓慢地开出港口——我和麦克斯泰站在舰桥上——所有码头工人和无所事事的人都停下来看着我们经过。II22看起来确实像艘旗舰，旗帜和信号旗在微风中飘扬，码头上的人们穿着热带的白色衣服，每个人都在下意识地朝我们挥手。我们到了港口出海口时，麦克斯泰下令加速，我感觉脚下的两个引擎轰隆着苏醒过来，爆发出潜藏的威力。船尾下压，船身出现一定角度的倾斜，全船仿佛上紧了发条，我们抓住环绕舰桥的扶手。突然，船头两侧出现白色泡沫的海浪，我们猛地冲向蔚蓝的大西洋，码头的欢呼声远远地回响着。
接着，梅尔陈说：“公爵对你评价很高，蒙斯图尔特中校。”
5月27日，星期四
我说，得知此事我倍感荣幸。
公爵和公爵夫人去了美国，六月应该会回来，殖民地笼罩在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我给海军情报处发电报，要求把我召回，结果被告知绝无可能。哪怕是我写给芙蕾雅的信，我感觉也变得越来越无趣了，因为我的生活节奏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每周写一份报告，汇报各种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的言谈（有人觉得这个有用吗？到底是谁想知道所有这些飞短流长啊？）。我跟斯诺和基地的其他熟人打高尔夫球；我参加还算有点意思的晚宴派对；麦克斯泰和我每周把II22开出去两次，麦克斯泰让大家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战火日复一日仍在蔓延。
“我们需要找个人接近德马里尼，公爵说你是最理想的人选。”
5月17日，星期一
“接近？”我说。
我们离开时，公爵夫人我把拉到一边，把脸凑到我的脸旁说：“洛根，我们希望你知道，你是总督府的朋友了。”这应该算是某种荣幸吧，我猜。她确实散发着一种奇怪的性吸引力，考虑到她的长相既不漂亮，也不诱人：如果非要说她像什么，那应该是虐恋关系中理想的女主角。
巴克说：“我们想让你跟德马里尼喝一杯，明天找个时间。”
“至少，我们还有朋友，有权有势的朋友，不会抛弃你的朋友。就连温斯顿也会竭尽所能帮你的，亲爱的，你知道他一定会的。要是真有什么事儿，我们总能依靠他们。”她说这句话时的眼神意味着此话不假：哪怕是前国王，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一定不容小觑，是可以直达权力机构最核心的。我感觉到她的冷酷和坚定的决心。
“为什么？”
“不，不，”公爵夫人说，“他们不能让你留在英格兰。要是你在那儿，伯蒂就会被大家忽略、遗忘。所有人的目光都只会对着你，亲爱的。”谁知道呢，她也许说得没错？我感觉公爵此时此刻只想冲过房间，把她拥在怀中。
“你知道的，就是把他碰过的东西偷偷放进你的口袋——玻璃杯、火柴盒、烟灰缸之类的。拿来给我们——我们就在酒店这儿。”
公爵含糊其词地埋怨了几句，我看得出来，这个话题让他颇为不悦。
我站起身，让他们出去。他们疲惫地对视一眼。
天色越来越暗，我们走进餐厅，喝冷汤，吃炒蛋。他们有一位法国厨子，一位管家，公爵有男仆，公爵夫人有女仆，还有数不清的巴哈马工作人员。我们回忆起在比亚里茨和里斯本的往事。这是我跟他们在一起最放松、最亲密的一次，公爵夫人叫我洛根，公爵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给我演示他以长杆推球入洞时的特别姿势。我们不可避免地说到了王室，国王、王后以及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宿怨。公爵夫人笑着说：“哎呀，他们就是受不了我。不过，他们真正忌惮的是戴维。王后必须让他离伯蒂[24]越远越好。”
“公爵会非常失望的。”巴克说。
回到总督府，在泳池边的小屋里，有人给我们端来喝的。公爵夫人看起来状态很好，她用一块类似穆斯林包头巾的丝绸把乌黑的头发包起来。她为即将到来的炎夏而哀叹，对我说：“你压根儿不知道要获得去美国的许可有多难。要来来回回多少趟，还得点头哈腰：‘请让丘吉尔先生问问英国国王，我们能不能去迈阿密过周末吧。’”公爵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抽着烟斗，逗着他的一条凯恩梗犬。然后，公爵夫人出乎意料地问了一个关于我本人的问题——我在战争爆发前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我是个作家。他们彼此飞快使了个眼色，公爵问我认不认识他的一个朋友，菲利普·圭达拉[23]。我说我跟他见过一两次面，他们放松下来：那短暂的小心和警惕迅疾消失了。
我说：“等他知道你们刚刚要我做什么，你们就走着瞧吧。我要是你们，就订好明天回迈阿密的机票。”
打到第十七球，把球击入沙坑后，他很自然地邀请我回总督府共进晚餐。我把他赢的钱给他，他走去让探员提前打电话回去。于是，我只好给他的球童和我的球童一起付了小费。我们尊贵的总督大人，不喜欢花自己的钱，无论那钱是多么微不足道。
他们悠闲地走了出去，镇定自若。而我坐下来，写下这一切。
他说他喜欢丘吉尔，但不再认为他是自己忠实的盟友。“温斯顿很清楚谁是他的衣食父母。”
7月9日，星期五
他发现下议院很难对付，那些人自私地设置了各种阻挠，全是“稀松平常的贪心小人”。
我坐在总督府外一辆出租车的后座，在纸片上草草写下这些（稍后转抄到日记中）。现在是早上九点十三分。我要求与公爵紧急见面，并被带进他的书房。他僵直地站在书柜前。
他对王室仍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他发现国王和王后气量狭小、报复心强得不可思议。我认为，最令他气愤的是他们不肯授予公爵夫人“殿下”的称号（类似他的男仆弗莱彻那件事）。“一个妻子总应该获得和她丈夫相同的头衔吧，”他坚持道，“不管怎么说。”我感觉他的怨气主要是针对王后（这比责怪他的亲弟弟更容易吧，我猜）。“她就是受不了华里丝。”
“感谢您同意见我，阁下，”我说，“那两个迈阿密来的笨蛋竟然——”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拿骚——他不停地大声抱怨“这个差劲的小岛”。他曾请求丘吉尔为他在美国安排个工作——其他地方的总督地位再高，他也没兴趣。他为自己在这里取得的成就骄傲：“这是整个大英帝国最差劲的职位。”
“他们跟我说，你完全不肯帮忙。”
我们聊了这些事——
“‘不肯帮忙’？您知道他们让我做什么吗？”
跟公爵在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只有我们俩；他的探员们都留在俱乐部的屋子里。天气潮湿、闷热，但很安静；所有的游客都走了。公爵似乎颇为烦恼，直到在第三局以七米多的距离推球入洞取胜后，他才明显轻松起来。我让他赢了第五球和第八球，他于是又领先了三分。他的心情好多了，话也多起来。
这时，他似乎有点失去理智了。他声音变得尖利，半窒息似的尖叫，脸涨得通红。
4月10日，星期六
“这是这个岛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还不能让一个朋友兼英国军官帮下忙吗！……我跟他们说，你是靠得住的，蒙斯图尔特。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我说，我立马就说，蒙斯图尔特中校。这就是你对我的回报吗！你就是这样让我失望的吗！我非常伤心，我对你很失望。”
我们离开时，索塞和他的几个朋友正好进来，还有两个我从没见过的漂亮得不可思议的姑娘。他们似乎都认识麦克斯泰，索塞说服我们加入了他们，再喝几杯酒。我发现自己跟一个外国人长相的高个帅气男子聊了起来，没说几句，他就表明自己是哈里·奥克斯的女婿。他邀请我星期天去他家吃午餐。我问麦克斯泰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航海认识的，”他说，“我没事做，所以跟他们一起出海呗。”
“稍等一下，阁下。他们是让我栽赃——”
晚餐快吃完时，他有点紧张地向前俯身，说：“我说，洛根，我们他妈的到底在这儿干吗？都快五个月了。”我猜，我不应该对他透露丝毫线索，可又觉得确实欠他一个解释。“谁是大西洋这一头最重要的英国人？”我说。他知道，他当然知道我说的是谁。“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就是在盯紧他。”我像有些人那样，敲了敲鼻子的一侧。他点点头，表情严肃。我想，知道我们是有目的、有任务的之后，他应该会松一口气吧——但可能还是同样沮丧。
“他们是非常专业的警方探员，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完全明白要怎么做才能让这桩惨案迅速而恰当地了结。德马里尼杀了哈里·奥克斯爵士——句号。那个男人早点被关进监狱，这个小岛上的人就会开心。”
一开始，麦克斯泰很紧张，正式得过了头（也许他以为这是把他送回家去的前奏？）。不过，随着我点的酒越来越多，他也开始放松下来。我得记得，他还只有二十三岁；在他眼里，我一定是个讨人厌的老头，突然插进来，搅乱了他大好的职业前景。他来自法夫，父亲是个农民。麦克斯泰长着张“雕刻出来”似的脸——一丝多余的肉都没有——与其说是英俊，不如说是引人注目，就像一尊雕塑或怪兽石像。他也许适合蓄须。
“无意冒犯，阁下，您搞错了。那两个人完全是自私又腐败。他们不是您想的那样。”
拿骚的旅游季就要结束，有钱的美国游客关上别墅和海滨小屋的大门，纷纷回家去了。沿着海湾大街，从旅店走到乔治王子酒店，你可以感觉到，这座小岛正在回归到它正常的昏睡状态——商店空荡荡的，拉车的马匹无所事事地站着，只有偶尔驶过的大汽车寻找着可以寻欢作乐的地方。
“你竟敢告诉我我是怎么想的！出去，出去！你对我没一点用了。”
我为自己感到悲哀。我给麦克斯泰打电话，邀请他来乔治王子酒店吃晚餐。我简直能听到他受惊的大脑急速运转的声音。最后，他终于同意，我们约好晚上八点在那儿碰面。
于是，我便离开了。这些，便是我们说的话，一字不漏。
因孤独而起的强烈痛苦：我太想念芙蕾雅和史黛拉了，感觉五脏六腑都在抽痛。我猜这就是现役军人的心情吧——在这世界上，一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正思念着他们的爱人。这种共同的渴望简直难以想象。然而，我还是感觉自己不太诚实：一个假冒的海军，在度假胜地的热带岛屿，监视着一位被放逐的公爵……要是置身北非沙漠的战壕，我会不会感觉好一点？
星期五晚上。消息在全拿骚传开了。今天晚上，德马里尼以杀害哈里·奥克斯爵士的罪名被捕。他的指纹出现在凶案发生的房间。巴克和梅尔陈抓到了他们要抓的人。
3月22日，星期一
7月10日，星期六
我威胁麦克斯泰，说要以抗命不从的罪名告发他。他竟然在迪格南（军士）面前叫我懦夫。其他人都对自己驻守的这个岗位没有怨言：他们自然知道什么是轻松的美差。只有麦克斯泰觉得自己的军事天性受到了压抑。也许，明天我该让他发射一颗深水炸弹。
发生的一切仍然让我有点回不过神来。我没法把每件事拼凑起来，什么都不对。今天，红十字会在维多利亚广场举行筹款活动。II22的船员主持摸彩游戏、九柱游戏、打椰子游戏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游戏，我过去看看他们应付得怎么样了。
三十七岁了。以晨起手淫来庆祝。想象着芙蕾雅一丝不挂地趴在我身上——她骑在我身上时，微微垂悬的滚圆胸脯还在颤抖。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我适应了远离爱人的禁欲生活，可在这个庸俗下流的小城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刺激着我的性欲。昨天晚餐时，一位皇家空军军官的妻子在桌子下面摸了我的阳具——我甚至都不记得她的名字。
公爵夫人是巴哈马红十字会的赞助人，她主持了开幕式，四处走动着跟大家见面，检查摊位和展览的情况，展示出一如既往的优雅和友善。当靠近II22的摊位，看见了我时，她立刻停住脚步。她躲避着我的目光，但又不能完全无视我们。她跟我握了手，朝我露出淡淡的笑容。“你们英国海军真了不起。”她说，说完准备继续往前走。
2月27日，星期六
“夫人，”我悄声说，“公爵还好吗？”
我的报告尽责地记录了最新的流言。索塞偷偷告诉我，哈里·奥克斯[21]爵士给温莎公爵预付了两百万美元，温尔格林用这笔钱，通过他在墨西哥城的商业银行[22]，在货币市场进行投机交易，并把所有的收益都给了公爵。毫无疑问，海军情报处看得出来，无论这件事是得到了证实还是澄清，它都能解释钱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只是，我不敢相信公爵会冒这样的风险：只要他突然开始向奥克斯或其他什么附属公司付款，那伦敦、纽约和巴哈马就会有很多人追踪到这笔钱的来源。
这时，我看到她双眸中深深的仇恨。
我详细写下给海军情报处的第三份报告，把它带到奥克斯机场，交给（空军中队长）斯诺（他会把它用飞机送到迈阿密，有人会把它送到纽约，再从那里送到海军情报处）。斯诺说，公爵将会被任命为澳大利亚总督，以作补偿。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如释重负。我才到这儿几周，却已感觉自己在腐烂了。我长胖了，喝了很多酒，花了太多时间在乔治王子酒店的酒吧，跟谁也不说话。我的精神生活不复存在：我什么也没读，什么也没写（除了家里寄来的信和写给家里的信）。我开始明白公爵夫人说的“这个白痴天堂”是什么意思了。
“犹大。”她悄声说，背过身不看我。
1月14日，星期四
［事后补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这些记录在汇编时得到空军中队长斯诺的帮助——他给我寄来报道了德马里尼受审（在十月）过程的报纸；另外还得到了克劳福德·麦克斯泰中尉的帮助——他在七月和八月去探访过狱中的德马里尼。
总督府传来消息说公爵夫人身体抱恙——她的溃疡让她精疲力竭、痛苦不堪。我想我会让麦克斯泰开着II22去外岛上待几天的。拿骚也快把我压垮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星期四，凌晨某时，哈里·奥克斯爵士在他位于“韦斯特伯恩”的家中卧室睡觉时被人杀害。凶手用某种尖头工具击打了他的头部，造成四处很深的穿刺伤，伤口形状为三角形，位于左耳前面和后面。他的头骨严重骨折。他的尸体被烧毁，睡衣和头顶的蚊帐也基本被火苗吞噬。床垫上、床附近可折叠的中国屏风上，以及地毯上都有更多烧焦的痕迹。从被撕开的枕头中飘出的羽毛落满他的尸体。在房间墙壁上很低的位置，有血迹及多个血手印。
昨天晚上，我去凯布尔海滩参加新年派对，主人是一位名叫多萝西·布克拜德的年轻寡妇（美国人）。从八点到午夜之后，一直都有乐队演奏和香槟供应。多萝西——四十来岁，相貌粗俗，是个酒鬼，我猜——她跟索塞“侯爵”住在一起——依我说，他是有法国血统，但不是法国人。多萝西有个女儿（十九岁？二十二岁？），叫露露。时钟敲响十二点时，她径直朝我走来，在我唇上留下一个长长的湿吻。我把她推开，走路去了海边，我看着繁星，想起芙蕾雅。露露找到我，毫不遮掩地向我求欢：“你为什么不来操我，洛根？”“因为我他妈的不想。”我说。说完，她重重倒下，醉得不省人事。我把她背回去，放在露台的藤条沙发上，悄悄溜走了。
哈罗德·克里斯蒂是爵士的朋友及商业合伙人，当时就睡在两个房间之外的客房里，是他早上发现了尸体，并叫人来帮忙。当地警方和其他相关人员基本上不受限制地在房屋内及凶案现场随意走动。
1月1日，星期五
得知哈里爵士的死讯后，德马里尼于星期四早晨出现在房子门口，但并未获准上楼，也没有看到尸体。
1943年
下午很早的时候，公爵从迈阿密找来的两位探员，梅尔陈队长和巴克便已到达，开始调查。巴克并未在现场提取指纹，因为他觉得凶杀现场房间的空气太潮湿了。哈里爵士的尸体被转移到拿骚验尸所，等待下午四点左右尸检。
我们航行到埃克苏马群岛的一个小岛上，抛锚停泊。大家在甲板上钓鱼，下水游泳。太阳从碧蓝如洗的天空投下猛烈的光芒。我们似乎离战争非常遥远。芙蕾雅写信说，我们重新夺回了班加西[20]，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了德国军队。可全世界最不开心的人就是克劳福德·麦克斯泰了。
晚餐时分，德马里尼按照指示，去了韦斯特伯恩，并在那里接受两位探员的审问和搜身。他们从他的胡须和腋下剪下烧焦的毛发。接着，梅尔陈和巴克在当地警察的陪同下，和德马里尼一起去了他家，把他前一天晚上穿的衣服作为证物带走了（这件事过后，两位探员来到大英殖民酒店找到我）。那天晚上，一位当地探员一直跟德马里尼在一起。
12月20日，星期日
第二天，七月九日，星期五，德马里尼被护送回韦斯特伯恩。他上楼去了楼梯平台的座位区，接受梅尔陈的盘问。盘问过程中，梅尔陈让德马里尼从旁边桌上的玻璃瓶里倒一杯水。接着，他问德马里尼抽不抽烟，他说抽以后，梅尔陈扔给他一盒好彩香烟。德马里尼点燃香烟，把烟盒还回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巴克出现了，问一切都“还好”吗。梅尔陈说很好，审讯就结束了，德马里尼获准离开。
现在，他们在迈阿密。麦克斯泰恳求我让他出海。II22是整个拿骚港最时髦、最干净、最光亮的船。
那天下午大约四点，温莎公爵来到韦斯特伯恩，走到楼上。他跟巴克进行了长达二十分钟的秘密交谈，没有旁人在场。
所有这些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影响的——这一点在总督府的招待宴会上最为明显（不过在场唯一的黑人是派送开胃小菜的侍者）。我经常出席这样的宴会，我认真观察人群，小心搜集信息——大家都很乐于开口。不得不说，当公爵和公爵夫人从容微笑着在宾客间游走时，他们表现得好像这里就是全世界他们最想待的地方，这些人就是全世界他们最想见的人。毫无破绽的演技。
当天傍晚六点，德马里尼再次被护送到韦斯特伯恩，并以谋杀哈里·奥克斯爵士的罪名被捕。警方在中国屏风上找到一枚他左手小指的清晰指纹。
这个小城和所有小城一样，流言蜚语、阴谋诡计、怨恨宿仇、轻忽蔑视，还有和谐或内斗的同盟，以及朋党派系，充斥在这些所谓的权力机构和新贵之中。据我观察，拿骚的社会大体可分为以下部分。最顶层是总督及其随从。第二层是政治家——“海湾街男孩（或土匪）”——包括本地商人、大亨和富豪，他们坐在议会里，掌控着议会。接着，是隔了一些距离的军队临时人员和游客。再接下来，是上了年纪的跨国逃税者——主要是英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一本正经、因循守旧，会在看到比自己更年轻、更轻浮的人时露出鄙夷的表情：疑心重重的企业家，离了婚的人，富裕却毫无天赋的年轻男子及其女友。他们出海航行，举办派对，他们疯狂饮酒，轻松地交换伴侣。在十二月到三月的旅游旺季，美国的这类人也会来加入他们，寻找冬日暖阳及奢华无忧的生活。另外一个分组则可能跟以上几类均有重叠，他们是一小帮有钱有势的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发挥着公众并不知晓的影响力。温尔格林就属于这类人，而且不得不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说他坏话的人。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时，会有各种传言：说他是戈林[19]的亲密好友；说他正在肥猪岛建造纳粹的潜艇码头；说他在墨西哥城拥有一家银行。我把所有这些消息都向海军情报处做了汇报，并尽责地将它们标记为“猜测”。最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它人数最多，矛盾的是，它又最不为人所知——这便是巴哈马本地人的世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的劳工或渔民，住在总督府外山脊上一大片破烂的棚屋里，那里叫作格兰特镇。巴哈马群岛执行着近乎绝对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在社交方面也不例外（即便是公爵夫人设立的“部队食堂”，也是种族隔离的）。别人告诉我，隔离制度在这里的严苛程度堪比美国南部的那些州。有人辩解，如果巴哈马在这件事的态度上有任何松弛，那就会吓跑美国游客。即便是在总督府，黑人也不得走入大门。
在德马里尼受审的过程中，辩护律师证明：（1）巴克作为一名所谓的指纹专家，显示出惊人的无能；（2）作为证据提交的指纹——也就是能证明德马里尼曾出现在谋杀现场的那枚指纹——是不可能像警方声称的那样取自中国屏风的。它绝对是从其他物品的表面提取（玻璃杯？香烟盒的包装纸？），用来栽赃嫁祸的。德马里尼的案子事实上无法成立，他被宣判无罪释放。
我去总督府参加了三次晚宴，最后一次就坐在公爵夫人旁边。我跟公爵打了六场高尔夫，总是只打四球。我去了每一家酒吧、俱乐部，好像也拜访了绝大多数的私人宅邸，见了人一辈子能见到的所有皇家空军的人。
我只做如下评论：
12月15日，星期二
巴克和梅尔陈下定决心要在破纪录的时间里解决这个案子。他们显然相信德马里尼是有罪的，并决定以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给他定罪。他们本打算让我提供那枚关键的指纹（这样就可以不用上演玻璃水瓶和香烟盒那出戏了）。可星期四晚上我拒绝之后，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亲自获取“证据”。巴克的那个问题“一切都还好吗”，实际上就是在问“我们弄到清晰的指纹了吗”。
后来，我跟公爵夫人说了话。她的发型和妆容还跟在里斯本时一样完美。可她看起来更瘦了，又或者只因为她穿的是短袖裙子，露出了骨感而精瘦的胳膊。她非常亲切，压低声音说：“是什么让你来这个白痴天堂了？你可得小心点，不然还没等反应过来，你就因为无聊死掉了。”我微微一笑：“我是来搜寻潜艇的。”我说。“我们一定得邀请你来参加晚宴，”她说，“马上。你现在住哪儿？”我感觉我又回到圈子里了。
我只问如下问题：
总督府为几位来访的美国将军举行招待宴会。房间装饰得漂亮而俗气，到处是盆栽和鲜花，擦得锃亮的桌上摆着照片。有人给我端来一杯金汤力，我跟其他宾客交谈起来——大部分是军人，有几个穿着套装、大汗淋漓的本地显要。我穿着时髦的白色制服，佩戴着中校肩章，有种自以为是的奇怪感觉。公爵的随从参谋[18]介绍我：“您还记得蒙斯图尔特中校吧，阁下。”公爵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穿着浅褐色套装，系着粉色和黄色的方格领带，茫然地看着我。“在里斯本，一九四〇年，阁下。”我说。“啊，对了。”他含糊地说完，便立刻离开了。他径直走向公爵夫人：他们悄声说着什么，公爵夫人朝我看过来，又对公爵说了什么，接着，公爵直接走回来，这次他微笑着，拍着我的肩膀。“是蒙斯图尔特啊，”他说，“我当然记得你！你带了高尔夫球杆没有？”
温莎公爵为什么要从迈阿密（美国最腐败的警队之一）找来探员？明明他家门口就有能完全胜任查案的警察部门。
11月5日，星期四
七月九日星期五，公爵和巴克在私下会面时到底说了什么？（这个问题在庭审中刻意未被提及。）
我租了辆出租车，让它带着我四处逛逛：到处都是热带花园里的大房子，内陆还有两个大的空军基地，是飞行员受训的地方。我们经过总督府，我看到飘扬的英国国旗。我试着想象公爵和公爵夫人在这个位于世界终点的奇异的热带荒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在这里，“小城”有了新的含义。显而易见，他在拿骚有吃有住，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将平安无事。他曾经当过国王，现在成了这样；可以想见，这相当于一种公然的羞辱。我已收到三个晚宴邀请。明天我要去总督府表达敬意。
德马里尼被宣判无罪后，为什么案子就此结束？明明真凶还在逍遥法外。
巴哈马群岛，新普罗维登斯岛，拿骚。麦克斯泰和船员们都住在城区一千米以东蒙塔古堡的临时兵营里，我却在大英殖民酒店有个房间——酒店里好像全是美国的工程师和承包商，显然是来这儿修建新机场的。在城里散了散步——到处是成群结队的美国大兵和英国皇家空军新兵。要是你隔远一点看拿骚，它还是挺漂亮的，并不显得破败。这是个殖民小城，人口两万左右。木屋都漆成了粉红色，到处是遮阴的大树。镇中心有个整洁的小广场，广场上立着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广场两旁是政府办公室和法庭。港口前是一段海拔不断升高的山脊，总督府便坐落于山顶（府前有柱廊，柱廊也漆成了粉红色）。主大街叫作海湾大街，大约五个街区长，有阴凉的木板步行道，大街两侧是向游客兜售各种新奇商品或劣质纪念品的商店。殖民酒店的东边是游艇俱乐部，西边是高尔夫球场和乡村俱乐部。温尔格林拥有一个岛，名叫肥猪岛，位于港口环礁湖的入海口。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调查哈罗德·克里斯蒂？
11月4日，星期三
以下是对真实发生的情况的一种诠释，是我尽量公正、不带偏见的看法。
结果并没有什么鱼雷舰，而是一艘港口防御机动快艇II22号。我们匀速向南行驶，右侧是新泽西的海岸线。现在我的担忧加倍了。我在布鲁克林港见到了我的船和船员们，他们是从百慕大群岛来的。指挥官是不苟言笑的苏格兰年轻人克劳福德·麦克斯泰中尉。我把我的指令交给他（上面有大西洋舰队司令的签名），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反应——他一边看，一边露出不可思议接着是反感又无可奈何的表情。他问我上次指挥的是什么船，我告诉他，我在皇家海军的军衔是“名誉”性质的。“去巴哈马？”他说，“我们他妈的去那儿干吗？”“你听我的指挥就行了。”我非常沉着地说。他竟然往甲板上啐了一口唾沫。恐怕，他对那儿没什么好感。II22号是艘崭新的木制大船，配备了深水炸弹和两挺刘易斯机关枪，以及十名船员。我跟麦克斯泰同住一间小船舱（上下铺，我睡上铺），我们也在这里面吃饭。我们要南下去往佛罗里达，再从那里去巴哈马。我想，真正让麦克斯泰反感的是我带上船的行李数量（我知道自己将要参加正式的招待宴会，所以我必须有相应的着装），以及我竟然还带着高尔夫球杆这件事。
公爵，是个神经紧张又没有安全感的人，哈里爵士的死让他彻底恐慌了。出于某种原因，他对自己的警队没有信心，也害怕这件事会拖上数月。你会想，寻求公平正义有必要这么着急吗？是害怕别的什么事被人发现吗？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理由，反正公爵找来了梅尔陈，他是公爵之前去迈阿密时认识的。目前尚不清楚巴克是不是也是他找来的，反正实际操纵局面的人是巴克，不是梅尔陈。
10月31日，星期六
公爵不喜欢德马里尼——这是众所周知的——可他很喜欢哈里爵士。岛上的流言蜚语很快达成一致：德马里尼是最有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在刚开始调查时，迈阿密的探员们便已十分清楚这一点了，所以，才会迅速把德马里尼召唤到韦斯特伯恩。
这是一场豪赌，我对这份工作感到有些不安。我对公爵和公爵夫人没有任何私仇；恰恰相反，他们对我一直很友善。我想，是我在去里斯本之后写的那份长篇备忘录让我成了情报处的公爵专家。目前的计划是，我以鱼雷舰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巴哈马，就说我是被派去执行潜艇搜寻任务的。我必须重新和公爵夫妇搞好关系，尽力打探消息。
事情发展到某个阶段后，有人告诉公爵（也许是通过克里斯蒂，他一直在向公爵汇报案情的进展），有办法在排除合理怀疑的前提下，给德马里尼定罪。探员们只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为他们提供德马里尼的清晰指纹。公爵很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这么个人：他们只需要他提供一个无懈可击的人。皇家海军的中校怎么样？于是，探员们来跟我见面，提出要求。我拒绝后，他们便亲自动手，毫无疑问，他们之前在迈阿密已经这样干过很多次了。扔香烟盒那一招儿有种故技重施的感觉。
墨西哥城的一位探员向海军情报处汇报说，温尔格林参与了大宗货币投机交易，并获取了巨额利润。大家害怕的是——担心的是——公爵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次投机。公爵的私人收入，包括他担任总督的薪水，据估算每年应有两万五千到三万英镑。他的资产被绑定在英格兰和法国，所以，如果他真的和温尔格林参加了投机，那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这就是我要努力查清楚的事。这一切的背后，不言而喻的事实就是，如果公爵真的搞了鬼，那他的行为就是在叛国。
只是，得到清晰的指纹后，他们就必须让公爵知道，对德马里尼的指控现已证据确凿。他们有动机，也有办法，可以让他“出现”在凶案现场。星期五下午，公爵来到韦斯特伯恩与巴克密谈时，这一定就是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我确信，他们说的话一定相当隐晦，但其中的暗示是明确的。他只需要公爵点点头——给出心照不宣的许可——便能进行下一步行动。公爵一定也给了许可。毫无疑问，他一定是如释重负，对审案程序做出了恰当的指示：“嗯，巴克上尉，如果你已确定事实，那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磨蹭了。”于是，德马里尼被捕了。
弗莱明和戈弗雷向我解释了背景情况。公爵在接受巴哈马总督的新角色时，虽不情愿，但还是勤勉地开始了工作。他跟住在那儿的一位瑞典富豪成了朋友，那位百万富翁名叫爱克尔·温尔格林（伊莱克斯公司的创始人），他从吸尘器和冰箱生意里赚取了巨额财富，并且跟拿骚[17]大部分富有的外籍移民一样，也不想为这财富交税。巴哈马的免税政策很适合温尔格林，它的地理位置，也让他得以靠近商业机会迅猛增长的南美洲。他和公爵亲密起来——他们一起晚餐，温尔格林把自己的游艇借给公爵。可去年七月，温尔格林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美国宣布他是纳粹同情者。英国也紧随其后，这样一来，公爵不得不通知他的朋友，他再也不能踏足巴哈马半步了。
公爵可能不知道细节，所以能把一切过错推到探员头上。实际上，他知道的越少越好。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因为我的拒绝而大发雷霆，为什么在我想告诉他巴克和梅尔陈让我干什么时，他会恼怒地打断我的话。他不想知道。他不能知道。
纽约。我被临时擢升为中校，我坐在市中心的酒店里，等着接受新的指令。我猜——说实话吧——我应该算是间谍了，而且我是被派去监视公爵和公爵夫人的。感觉有点不自在。
可温莎公爵并不是老实的傻瓜。他一定意识到他们正在搞栽赃嫁祸，无论这种意识是多么模糊，而这次栽赃在庭审阶段便丢人地被揭穿了（庭审时，公爵和公爵夫人恰巧离开巴哈马，去了美国）。
10月30日，星期五
最最起码的，你必须承认，公爵参与了陷害德马里尼。最最起码的，温莎公爵、巴哈马群岛总督、大英帝国的前国王，竟然犯下了密谋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最最起码的。正如我所言，这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得出的最宽容的解释。还有其他更多、更阴暗的问题随之浮现。麦克斯泰告诉过我德马里尼的供述版本：一切都跟金钱、墨西哥和温尔格林有关，但这些说法完全无法证实。目前，这些便是阿尔弗雷德·德马里尼被捕及受审背后的真相。
今天，弗莱明和戈弗雷走进来时兴高采烈的，他们让我收拾好去热带的行李。“你要去阳光灿烂的加勒比了，”他们说，“运气真好啊。”可真有趣，我说，把你们的笑话留给新人吧。可他们并不是在开玩笑：温莎公爵又将再次进入我的生活。
我不断想起公爵夫人在离开时说的那句话——“犹大”。她为什么要叫我犹大？我没有背叛任何人。我只是正直行事，并以为公爵也会一样。我越是想着这句话，就越感觉到，“犹大”指的是我在未来可能的背叛。现在，我知道了温莎公爵的一个秘密，一个危险而且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秘密：公爵竟然参与了做伪证。公爵和公爵夫人——本来就已经相当多疑——他们一定认为我会把这个秘密说出去，或是威胁他们总有一天要把它说出去。在他们不断增加的敌人名单上，现在加上了我：我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威胁，所以他们毅然决然地不再理睬我。］
10月12日，星期一
7月12日，星期一
我给彼得写了信——撒了谎——我说我一口气读完了小说，我认为它“笔法娴熟”（一个很有用的词），还说它是对苔丝“最好的悼念”，我赞扬了彼得，说他写这样一本令人肝肠寸断的书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等等。我提了个建议：让他改掉主人公的姓——那听起来太像P. G. 伍德豪斯的风格了。我说等心情平复一些，我还要再读一遍——我希望这样能让我拖延一些时间。
海军情报处发来电报，召唤我立即回去。明天我将坐飞机前往迈阿密。有人迅速行动了。
9月18日，星期五
（七月底，洛根回到英格兰。在重新开始海军情报处的工作前，他获得了一个月的休假。有趣的是，官方没有要求他出具报告，讲述他在八个半月时间里与公爵和公爵夫人打交道的情况，也未要求他陈述对哈里·奥克斯谋杀案的质疑。在战争期间，公爵和公爵夫人继续留在巴哈马。）
收到罗德里克的信，暗示我可能会吃官司，他要求我归还《夏日》的预付款。与此同时，彼得·斯卡比尔斯新小说的打字稿寄到了，书名颇不吉利，叫《罪行》。第一句是这样的：“西蒙·特兰平顿从没想过，他会把夏尔马和漂亮姑娘联系在一起。”我不忍再读下去了：在这本利用苔丝短暂又不幸的一生写成的书里，我知道，会有一些真正令人恶心又烦躁的内容。
11月18日，星期四
9月17日，星期四
在开往伯明翰的火车上，夹带着雪的雨水模糊了窗户。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小男孩问我是不是军人，我说，是的。你是海军吗？是的。哦，那你的船在哪儿？这个问题问得好。他母亲让他闭嘴：别再打扰这位先生了。要是他知道，这位皇家海军军官正要去皇家空军基地学习如何从飞机上跳下来，他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吧。
从德文郡回来了。我带着史黛拉去见母亲——她突然显得老了很多。毕竟，她都六十二岁了。她开始回忆起蒙得维的亚，这不像她：以前，她总是期盼着来欧洲，哪怕是伯明翰都让她觉得充满异国情调。今天，当我们坐在她凌乱的厨房里，恩卡纳茜欧在唯一的水槽里洗着茶碟时，她却不停地向我哀叹。洛根，她说，我现在成了女房东了，对我来说，这不是件体面的事。我本想指出，要不是她让普兰德盖斯特把父亲积攒的财富挥霍一空，那我们俩现在的生活应该舒适得多——可我不忍心说。我发现，她瘦了，这正是让她显老的原因；她以前一直很“丰满”，现在不是了。她很爱史黛拉，史黛拉减轻了她失去莱昂内尔和贵族儿媳的伤感。她和恩卡纳茜欧欣赏着史黛拉雪白的皮肤、金黄的头发和湛蓝的眼睛，仿佛她是遗传基因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她们盯着她看，看得入了迷，说的都是些再寻常不过的事：“你看她是怎么开橱柜的呀”“你看，她又打喷嚏了”“你看她在玩娃娃”。那语气仿佛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孩子能掌握这些技能似的。她们抱起她，不停地吻她；吻她的双手、她的膝盖，还有她的耳朵。史黛拉平静而宽容地允许了这些举动。我们离开时，我关上门，听到恸哭和啜泣。
上周，范德普尔宣布我要去参加这个训练。“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说。“我们认为这可能会有用。”他只是这么说。我问伊恩，是不是在准备什么特别行动，可他说他也一无所知。也许是为反攻做准备？戈弗雷离开[25]后，他对部门里的秘密就不再那么了解了。总而言之，这是个改变，我很高兴能离开办公室。
（8月）
芙蕾雅和史黛拉来尤斯顿火车站送我，她们太贴心了。史黛拉问我回来时会不会变黑，我安慰她说不会。我七月份回家时，晒得黝黑的皮肤勾起她极大的兴趣。不得不说，当我紧紧贴着芙蕾雅长着小雀斑的白皙身躯时，我确实像个黑白混血。长达数月的分离后，我们的欲火再次被点燃。芙蕾雅总喜欢把被子拉开，盯着我看——像是对我赤裸黝黑的身体着了迷。我们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偷偷溜走，迅速而激烈地做爱。我们管它叫，五分钟特别活动。“来个五分钟特别活动？”芙蕾雅总会在午饭后这么问。史黛拉捶着我们紧锁的房门大喊：“你们在干吗呀？”“爸爸有点累了，亲爱的。”芙蕾雅大声回答，而我正露出傻笑的表情，尽情地干着。
行程。芙蕾雅和史黛拉去了柴郡。我跟她们一起住了一个礼拜。接着在德文郡和利平一家住了十天。乏味而漫长的八月。突然沮丧地意识到，我们已打了近三年仗了。我回想起我们在三十年代焦躁又烦恼的生活，似乎是一个逝去了的黄金时代。
二十年后再次回到伯明翰，我感觉有点奇怪：我以前是那么害怕学期结束后回家。这次我要去皇家空军克拉克霍尔基地报到，参加为期两周的跳伞课程：先接受几天训练，接着连跳五次伞，才算合格。直觉告诉我，这不是范德普尔的主意——这更像是拉什布鲁克（海军情报处新处长）或其他什么聪明人想出来的点子。伊恩说，海军情报处正致力于拓宽工作范围。“我们很快就要踏上欧洲大陆了，”他说，“我们不能不思进取。”伊恩看起来很愁闷：他本来就是个情绪不定的人，只是，自从我回来后，他总是沉默寡言、焦躁不安。是在追求哪个女人[26]吗？
（7月—8月）
我从拿骚回来后，有一个月休假，可我并不想离家旅行：我就想待在梅尔维尔路，尽可能过一段普通而平静的生活。我读书，读得很开心——这是数月来的第一次；我打理我们的菜园；带史黛拉去散步。芙蕾雅和我时不时会去酒吧喝上一杯。我还找了朋友和熟人叙旧。
伊恩（弗莱明）今天悠闲地走进我们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相当严肃地看着我。普洛默也在办公室里，他说：“当心点，洛根，伊恩又露出他那‘嘿我刚想出个主意’的表情了。”我问他，那是什么文件，他说是给我的。“‘G’就是贡扎果。”他说。“那又怎么样？”我说。“你有一半乌拉圭血统，又出生在蒙得维的亚——多奇妙呀。你的西班牙语说得怎么样？”我说我基本能说，不算很好。伊恩看着我，点点头。“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把你完全派上用场，洛根。”他说。这句话让我有点儿不安，这不安只持续了一会儿，现在我觉得它不值得细想——伊恩就是空闲时间太多，想了个疯狂的主意罢了。
《罪行》在文学评论界及商业上均获得极大成功[27]：彼得·斯卡比尔斯被誉为重要的新生代小说家。我还是没读那本书，我跟彼得见面时，只说些含糊其词的评价。反正彼得也没察觉：他满脑子想的全是丰厚的版税和众人的夸赞。他在旺兹沃斯区买了幢大房子，和新任妻子佩妮住在那儿（他们在新书出版当天结的婚）。他把苔丝的死当作自己的圣痕[28]——当作展示自己遭受了多少痛苦的徽章。他说了一句非常恶心的话：“你知道吗，洛根，自从苔丝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女人们似乎都觉得我特别有吸引力。”搞不好，他已经背叛佩妮了。
5月28日，星期四
我收到迪克·霍奇写来的一封奇怪又直率的信，说他在意大利踩到地雷，一条腿从大腿以下全被炸飞了。他现在回到了苏格兰的家，“正学习走路”，接着他又写道：“我再也不打算离开这里了，所以最好是你来看看我。”他最后的签名是：“你的迪克。要是你好奇，我可以告诉你，我虽然没了腿，但还是有屌的。”
去英国广播公司，又做了一次向西班牙播出的广播节目——显然，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德国入侵加纳利群岛的恐慌。出来的路上，我碰到路易斯·麦克尼斯[16]，我不怎么认识他，他却对我的《女孩工厂》赞不绝口，这让我颇为尴尬。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没做什么，并将原因归于战争。他说他很清楚我的感受，但我们还得继续写呀，这场战争也许会持续五年，甚至十年，我们不能让自己的艺术才能因此冻结。“要不然我们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别人问‘你在战争期间写了什么’，我们总不能说什么都没写吧。”他闪烁其词地说起，想把《女孩工厂》改编成广播剧，可又担心题材有点猛。总而言之，他给了我灵感——和其他作家见面总能给我灵感，我意识到，我们有着某种隐秘的兄弟情谊，哪怕最后这种情谊只限于同情彼此的感慨和抱怨而已。我回到家，通读了一遍我写完的《夏日》的章节。写得太差了。我走到花园尽头，把写完的东西通通扔进火炉。我没有后悔；实际上，我如释重负。只是，我有点担心对于我在多年前就已花光的那些预付款，罗德里克会怎么说……
我在报纸上看到德马里尼在庭审中被宣告无罪的消息。还是有点正义的——可到底是谁杀了哈里·奥克斯爵士？现在，巴哈马群岛、公爵和公爵夫人对我而言都像是另一个世界。
5月4日，星期一
12月8日，星期三
今天，彼得获准加入罗马天主教会。他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教父，我拒绝了，理由是我心并不诚。我觉得他有点伤心，不过没办法。他问我，能不能把写苔丝的那部小说手稿寄给我，让我“确定一些事实”。听他的意思，好像就快写完了。说实话，我一想到要看那本书就觉得恶心。
皇家空军克拉克霍尔基地。这里是训练轰炸机指挥官的地方，到处是空勤人员。我们明天将实打实进行第一次跳伞，我还挺期待的。我们——几个非空勤人员——在人群中组成一个奇怪的小组：六个英国人、一个波兰人，还有两个烦躁不安的意大利人。我们都绝口不提为什么会来学跳伞；又或者，跟我一样，大家都不知道原因。我是唯一的海军。
4月15日，星期三
晚餐后，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当地酒吧或是去伯明翰。我重游了我以前常去的那些地方，在埃德巴斯顿四处闲晃。也许是因为在巴哈马待过，我发现我挺喜欢伯明翰这种淡泊又不做作的氛围。这是个废话不多的大都市。我读书时对这里的厌恶反映出我的幼稚。经历了过去的六个月，伯明翰的一切似乎都纯粹真实得令人安心——无论它多么灰尘遍布、损毁严重。一天晚上，站在我们的老房子外面，我想起父亲，不知道他对他儿子此刻的境况会做何感想。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结了两次婚，他有了两个孙辈，我作为作家也算事业有成、小有名气，只是战争打断了这一切。他的幽灵还认得出这个沧桑的海军军官吗？……
抛开这场战争，我猜你确实可以说，我再幸福不过了。只有两件事让我烦恼——莱昂内尔，和我的书。我和莱昂内尔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部分是因为我的工作，同时也因为洛蒂[15]再婚了。莱昂内尔快九岁了，对我来说，他几乎就是个陌生人。我还在担忧：我感觉我的才华在慢慢消失。除了偶尔受委托写写报刊文章，我没有写其他东西的冲动了。也许要等这场战争结束，我才能重新开始。
实话说，我满脑子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我总忍不住去想。在海军情报处，现在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聚焦于即将到来的欧洲反攻，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开辟“第二战线”。大家都坚信，这场战争将在一年内结束——当我试着想象再次过上“正常”的生活时，一种恐慌感却让我心跳加速。我年近四十了，还要重操旧业。我能做到吗？真滑稽：尽管我总是抱怨战争，但它意味着我可以暂时不用做任何决定。有时候，被困在未定的状态中也是可以忍受的。
今天我三十六岁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是个中年人了？也许这个称号我应该等到四十岁再接受。芙蕾雅给我烤了个蛋糕，海绵蛋糕（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了真正的鸡蛋），还在上面插了三支红色蜡烛和六支蓝色蜡烛。史黛拉非要吹蜡烛。“你几岁了，爸爸？”她问。我给她数着蜡烛。“我九岁了。”我说。芙蕾雅看着我：“看看这是谁家的大孩子呀？”
昨天晚上，我去了宽街的一家酒吧，点了一品托苦啤酒。酒吧格外拥挤，厚厚的遮光窗帘让人感觉怪异地被和整个世界隔离开来。我点燃香烟，喝着啤酒，什么都不去想，只隐约感觉到周围喋喋不休的喧哗，我进入温暖而奇特的英国式迷离状态，时光仿佛停止了二十分钟。我要付账时，酒吧老板不肯收我的钱，他的妻子可不干。“他总是这样，”她愤愤地说，“穿军装的都不收钱。我跟他说了：他们的收入都很高，而我们还得讨生活呢。没必要做慈善。”老板耸耸肩，表情窘迫。我说，她说的一点没错，我付了钱，还给了小费。这件小小的趣事有什么含义，我也不知道。坐公共汽车回基地时，我心情很平静。真有伯明翰的风格啊，我想，这也是我突然间如此喜爱这个地方的原因。
2月27日，星期五
12月9日，星期四
“小说。”
经过各种训练、体育锻炼、带着护具从高塔跳下的演练之后，终于要来真的了。我们大约二十个人，列队走上一架经过特殊改造的老式斯特林轰炸机。我坐在一个意大利人旁边，他看起来相当惶恐不安，我们把开伞索的夹子挂到贯穿机舱顶的缆绳上。“祝你好运。”我说，他用极其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也许他知道他要跳到哪儿去。我们这一群奇怪的非空勤人员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似乎是最不可能成为秘密特工的人。
“一本书？传记吗？”
斯特林起飞了，我们不断绕圈，缓缓爬升，最后才飞到合适的高度。随着空降区不断临近，机舱地板上的一个舱门打开，中士教官站在旁边。“做什么都好，就是别往下看，”他不停地说，“你们就看着我帅气的脸，我的手一放，就往前跨出去。”
他说我不明白：要是一个人没有信仰，那他说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我意识到，他的“信仰转变”应该是某种形式的赎罪——他需要这种惩罚。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苔丝和两人的共同生活的书。
轮到我之前，有六个人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设法屏蔽了所有情绪——我对我身上的降落伞及设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有绝对的信心；我毫不怀疑，我的降落伞是包好的，当我拉下开伞索时，它就会轻而易举、毫无阻碍地打开。中士教官把手放下，说：“跳吧，七号。”我跨出了舱门。
“看看我们俩，”我越说越愤怒，“我们坐在这儿，两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又精通世故的作家，说着天堂里的上帝。这全是胡说八道啊，彼得，全都是。你要是想让自己心情好点儿，还不如给太阳神献祭一头羊呢。这和你现在说的这些意义相近。”
气流给身体带来巨大的冲击，我感觉我的降落伞仿佛瞬间就打开了。我先是抬头看了看脏兮兮的灰色伞篷，接着又低下头看斯塔福德郡的乡野。我看见第一个离开飞机的人已经在地面上了，正在往怀里收翻腾的降落伞；其他比我先跳的人还在我下方，大体沿着一条线往下飘。我细细体会着这悬浮的感觉——不是完全失重（不知道那会是种什么感觉：反正我没觉得自己像根羽毛），更像是脱离了身体躯壳的夸张感觉，我以前在巴哈马时也经历过一次。当时我游过暗礁，脚下的海床突然变深，四周的海水猛地从浅蓝色变成蓝黑色——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有人站在地面上对我大喊：“两脚并拢，七号！”我低头一看，看到另一个叫汤森德的教官正用扩音喇叭对着我发出指令。天哪，我想，我都能认出他是汤森德了，那说明我离地面一定很近了——
我说他需要的是心理医生，不是牧师，可他不为所动。他说他希望上帝重回他的生活。我说，好吧，陪你从小长到大的那个上帝，你们圣公会的上帝有什么问题吗？他太软弱了，他说，他太通情达理了，太善解人意了，他并不是真的想干预世事——他更像个完美的邻居，而不是神。我需要感受到上帝可怕的怒火，以及他将对我实施的惩罚，他说。我的圣公会上帝只会露出悲伤的表情，责备我一番而已。
嘭。我落到地上，打了个滚儿，动作很机械，没按指导的方法。正是他们之前告诉过我们的感觉：就像从三四米高的墙上跳下去——你要真试过，就知道那其实还是很高的。我站起来，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不错嘛，蒙斯图尔特先生，”汤森德边说边朝我小跑过来，“只剩四次了。”
彼得：我永远都没法确定了。就算那是个意外，我也敢肯定，她掉到水里之后是想死的。
1944年
我：别说傻话了。她又不是自杀的，是吗？
1月7日，星期五
彼得：内疚吧。我觉得苔丝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我逼死的。
我在偷偷读普洛默的自传[29]——写得真好，简直气人——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从这本书中猜出它的作者是个滥交的同性恋。这是个反问句：答案是没有人。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这本书里到底包含了多少事实？我在仔细思考这个悖论时，范德普尔走进来，叫我去拉什布鲁克的办公室。拉什布鲁克和另一个人正等着我，那个人我不认识，拉什布鲁克介绍说他是马里恩上校（他穿着平民衣服）。我突然感觉到全身的压力在不断增加，因为我意识到，我将有新的任务了，这正是跳伞训练的目的。我想说：“在您继续往下说之前，拉什布鲁克上将，我想请求您将我调往炊事班。”当然，我什么都没说，拉什布鲁克挥手让我坐到椅子上，我顺从地坐下了。他微笑着，看着我。
我：你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
“别那么担心，蒙斯图尔特。我们可是给你买了两艘货船呢。你现在是船主了。我们想让你去瑞士，再多买几艘船来。”
和彼得（斯卡比尔斯）一起吃午餐。他看起来瘦削憔悴，病恹恹的。他说他的孩子们现在跟他的父母一起生活。他不能待在马洛的房子里——那里有苔丝的鬼魂。他跟苔丝的父亲克拉夫大吵一架，克拉夫冲着他大吼大叫，两人差点动了手。我表示同情：事情太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接着，他告诉我他正在接受教导，准备加入罗马天主教。
瑞士？我感觉下腹涌起一股愉悦的暖流，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害怕自己是不是心情放松得尿了裤子。我的五脏六腑确实松弛下来了，自尊心却有点受伤。瑞士是中立国，我对自己说，它比巴哈马更安全。去一个内陆国家买船好像有点奇怪，可这不关我的事。
2月20日，星期五
就这样，“船舶经纪人行动”开始了。照他们对我的解释，这个任务似乎非常简单；只是实际进入瑞士的过程会比较复杂。按计划，我会冒充乌拉圭商人，在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寻找资金，扩充自己的商船队伍，我已有两艘船，船目前就停泊在蒙得维的亚港口。我怀疑这个故事是否可信，可他们提醒我，并不是全世界都在打仗。就拿南美洲来说，中立国的居民只要有必要的文件和签证，就可以自由进出。获得许可后，瑞典人可以去英格兰，墨西哥人可以去美国，西班牙人可以去澳大利亚。
1942年
我要去造访日内瓦和苏黎世的一些银行，看能不能申请贷款买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还会有一系列详细情况的介绍）。“我们并不指望真的会有人借钱给你，”拉什布鲁克说，“我们只想让你去那儿试一试。”我问为什么。这时马里恩开口了：“会有人秘密接近你，是德国人，或是那些德国显贵的代理人。他们想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坐你的船去南美洲。”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又问。因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些过街老鼠已经准备好乘船离开，马里恩说。这些人会接近你，你要记住和他们相关的细节——一切的细节——并尽量确认他们的身份。一个叫路德维格的人会联系你，你再将这些情报交给他。那我怎么知道路德维格是谁呢？我问。他知道你是谁，别担心，马里恩说。我要怎么去日内瓦呢？我问。“你觉得你学跳伞是为了什么？”范德普尔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说。他们告诉我，在接下来的情况介绍中，我将了解其他所有信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在瑞士待多久？待到盟军部队到达边境为止——他们要么从法国出发，要么从意大利出发——也许，拉什布鲁克朝马里恩瞥了一眼，就在夏天吧。
梦想：开车从巴黎往南走，直到比亚里茨和大西洋，有芙蕾雅相伴身旁，还要在巴黎皇宫酒店定个套间。
1月9日，星期日
目标：安然度过这场战争，写点有价值的东西。
我向芙蕾雅暗示了“船舶经纪人行动”的事——我说部门给我在里斯本又安排了份工作。是拉什布鲁克的主意——他知道你总得跟妻子说点什么。你不是要去做什么危险的事吧？芙蕾雅问。不会，不会，我说，不危险。就是去搜集些信息——海军情报处凭空又想了个什么计划。可我不禁也开始思考：这到底是谁的主意？马里恩上校是谁？我这一周接下来的安排全是听情况汇报，主要是让我的假身份故事更加完整。他们让我给自己的新档案和签证选个名字，我想出了贡扎果·帕雷迪斯这个名字——一半是为我自己，另一半则是向福斯蒂诺致敬。他们从蒙得维的亚给苏黎世和日内瓦的银行发电报，要求他们为帕雷迪斯先生安排好会面时间。他们给我在日内瓦的商业大酒店订好了房间。我有满满一文件夹关于待售商船的详细资料。
信仰：对芙蕾雅和史黛拉的爱。
2月13日，星期日
恶习：拖延症。
跟芙蕾雅和史黛拉度过了宁静而温馨的周末。周六，我们给史黛拉买了条小狗，黑色的拉布拉多小母狗。史黛拉说想给它取名汤米，那它就是汤米了。明天，我将开始前往意大利的漫长旅程。先乘坐荷兰航空的飞机从布里斯托去里斯本。接着坐船去的黎波里。然后坐军用飞机去开罗，再从那儿前往那不勒斯。一切似乎都按照真正的海军情报处作风，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了。我跟芙蕾雅说，我大概要去一个月，她可以通过范德普尔了解我的消息。她对此很淡定。我就当你出差了，她说。当然，我之前也在巴哈马待过八个月。看来大家都能接受善意的谎言。昨天晚上，我买了瓶阿尔及利亚红酒，我们加了点糖和陈年丁香把它烫热，再掺进朗姆酒。我们相互拥抱着躺在沙发上，听留声机播放的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接着我们上了床，以恰当而温柔的严肃感，开始做爱——我们两个都是深谙此道的老手了。今天，我们会带汤米去巴特西公园，让它第一次走路。
最喜欢的地方：梅尔维尔路。
“船舶经纪人行动”备忘录
决心：少喝酒。我害怕这场战争会让我变成酒鬼。找到一本我真正想写的书（换句话说，放弃《圣让的夏日》吧，你这傻瓜）。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我在那不勒斯郊外的机场，登上“解放者”轰炸机。与我同行的是两个法国人——我们刚刚见面——他们要跳伞进入被敌军占领的法国。我们的解放者轰炸机上没有装炸弹，而是装满了要运送给法国抵抗军的供给，它将参与以德国南部为目标的轰炸偷袭。在偷袭过程中，我们会脱离轰炸机的主队伍，飞过瑞士西部，而我就将在其中某个地点跳伞。我不知道那两个法国人的目的地是哪里。
总体反思。我现在穿着军装，我为这场冗长战争的终结做着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贡献。我的职业——作家——暂时被搁置一边。多亏皇家海军和胡安·米罗（以及福斯蒂诺），我有了偿债的能力，可我却无法拿到我在法国的版税收入。我必须多看书。我终于抽出时间看了海明威写的关于西班牙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简直是场愚蠢的灾难。他到底是着了什么魔，写得这么差劲？
在拉链连体衣里面，我穿着灰色的法兰绒套装，系着领带。上衣内侧的标签来自蒙得维的亚的一个裁缝店。我带着满满一手提箱的衣服和各种商业文件——还有我在乌拉圭老家的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我钱包里有一捆瑞士法郎，还有盖了章的签证和火车票，记录着我从里斯本到马德里，再穿过敌占法国到日内瓦的行程。我有写给里斯本、马德里、日内瓦和苏黎世银行的介绍信。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绝对可靠地证明了，我是个乌拉圭商人，想要在中立的欧洲国家寻找银行贷款买船。
朋友。本（跟以前一样）；彼得（更疏远了）；伊恩（真的看不透他）；迪克（没怎么见过）。不过，我并不需要朋友，因为我有芙蕾雅。
我跟法国人握了握手，恐慌的情绪有所缓解。他们将跳伞进入敌占法国；而我，至少在理论上，要去的是中立国家，那里的居民不会把我当敌人。我反复告诉自己：我不是要落入敌军之手。跳伞指挥官是英国人，一位姓丘的空军上士。
总而言之，这是荒废的一年。我请求弗莱明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可他说我太脆弱了，不适合去伊比利亚半岛。
我们黄昏时起飞。“解放者”飞行中队和来自附近基地的飞机在那不勒斯海湾上空组成队伍，列队向北朝巴伐利亚飞去。“要去炸轴承工厂。”丘秘密地小声说。丘是个健谈的人（也许这本来就是他汇报工作的一部分），他很高兴终于能载一次英国人（“那些法国人都很内向”）。他总问我一些明知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最近去过伦敦吗，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国内那些矿工还在罢工吗？对不起，长官，我几个月没回去了，知道吧。”
房子：给梅尔维尔路的这幢房子换了结实的新门窗[14]——我们睡得更安稳了。梦到了西班牙。现在谁在奇科特喝酒？我试着想象巴黎遍地都是纳粹士兵的情形。
过了大约两个钟头，我感觉我们的轰炸机飞离了队伍，开始下降。丘让我做好准备，我站到侧门边，把手提箱长长的绑带扣到脚踝上，并将开伞索挂到舱顶的缆绳上。我从口袋里掏出头套，戴在头上。
工作：范德普尔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球。花很多时间写西班牙语的新闻简报。芙蕾雅接手了我给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审稿的任务，每周二十英镑。我必须指出，她干着和我同样的工作，工资却少了百分之三十。罗德里克绝不让步——他这是在惩罚我没有交出《夏日》的稿子。我给《地平线》杂志写了一篇关于魏尔伦的长文（西里尔大加赞赏，但还没有刊出来）。给报纸写了些书评，海军情报处每个月的工资是五十五英镑，加上芙蕾雅的工资，再加上出售米罗画作的意外之财，我们现在前所未有地富裕。
就在这一刻，我的恐惧达到最纯粹的顶点，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脑中尖叫：“你他妈的以为自己在干吗，蒙斯图尔特？你有老婆孩子啊。你不想死。你为什么要同意来干这个？”我任由它说个不停，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反正我也没有答案。丘从小舷窗里往外望，说：“晚上天气很好，视线清晰，适合跳伞，长官。”接着，一个美国口音说“还有五分钟”，门框上的红灯亮了。两个法国人朝我比出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喃喃说着祝我好运。
家庭：芙蕾雅和史黛拉都相当好。今年我和莱昂内尔见了三次面——我觉得惭愧。
丘把门拉开，冷空气猛然灌进来。我看到外面的探照灯一动不动地直射天际。“这些瑞士老好人，”丘说，“他们为了做样子，时不时还要发几枚高射炮上来。不过，他们总是把灯开着，好让我们看清楚到了哪儿。”门框上的绿灯亮了。丘拍了一下我的后背，我拿起手提箱，将其紧紧抱在胸口，踏入茫茫夜色，开始了我的第六次跳伞。
健康：大体不错。拔了两颗牙，九月得了流感。喝了太多酒。
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我听到降落伞在我头顶“嘭”地打开了，与此同时，手提箱被气流冲出我的怀抱，它往下掉落，接着被绳子猛地拉住，拉得我的右腿生疼。有那么可怕的一瞬间，我以为我掉了一只鞋。手提箱挂在我脚踝上，像只动物在我下面来回晃动，让我难受极了。我听到“解放者”引擎的轰鸣声，它又慢慢爬升，加入其他轰炸机的行列。
伍尔夫女士三月自杀——溺死在乌兹河，跟苔丝一样。死在水边。乔伊斯今年在苏黎世去世，大家都说他已病入膏肓，双目失明，过早衰老。说说我的情况——
那天晚上，天空中挂着半轮月亮，云层涌动。我看见，脚下的田野，还有一大片一大片尚未消融的白色积雪，都笼罩在均匀的灰蓝色月光中。我能看到远处平静的日内瓦湖以及灯火管制并不那么彻底的日内瓦城。我的降落地大概是正确的。
战争。战争，战争。我的大脑还无法接受。东方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13]。珍珠港事件又让人振奋。这终于把美国人拉入战争，我也第一次放任自己想到这场战争的终结——胜利的终结。谢谢你，裕仁天皇。
落地时十分艰难，我侥幸擦过一小丛灌木林，笨重地摔到地上，又被降落伞拖行了三十米左右。我缓过气来，开始有条不紊地收起降落伞，脱下背带和连体衣。我的手提箱里有一件大衣、一条围巾和一顶小礼帽。我把它们都穿戴上：天气太冷了。接着，我花了半个钟头，寻找能藏降落伞和连体衣的地方，最后，我把它们埋在一堵石墙边的雪地里，尽可能把翻乱的积雪拍平，我分析，等有人发现它们的时候，我应该早已消失在城里了。
年终总结。芙蕾雅和史黛拉正在睡觉。我坐在屋顶下小小的书房里，遮光窗帘拉上了，威士忌酒瓶就摆在面前。
我知道日内瓦的方向，便沿着田埂走去，一直走到通往小路的门边。我又沿着小路，走到交叉路口，路牌上写着：日内瓦，十五公里。对我而言，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我很清楚，大半夜独自一人身处郊野——一个拿着手提箱的商人——要是有人来盘问我，我没法说明自己的身份和行为。我必须尽快进城，不露声色地混到市民中去。我不停地走：路上空荡荡的，没有车辆。过了约一小时，我走到一个村庄边。路牌上写着名字：卡鲁日。这时是凌晨四点。
12月31日，星期三
我发现一座离小路不远的陈旧的木制谷仓，决定在那里等到天亮后村里开始有动静了再出发。我分析，周围有了人，我可能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又或者，村里会有火车或公共汽车。我带了扁酒壶和饼干——瑟瑟发抖地坐在两堵墙的墙角里，一点点啃着燕麦饼干，小口抿着威士忌。
1941年
天渐渐亮起来，我用心把自己收拾干净，擦去鞋上和裤边的泥。当你想要保持低调时，泥泞是最容易让你暴露的细节。七点半左右，我从容不迫地走进村子，希望我的样子就像个要赶火车的人。幸好，这是个不小的村子——有一家路边旅店和一个邮局，咖啡馆和面包店都开门了；我四处游走，没有引来任何特别关注。我加入公共汽车站排队的队伍。我问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这趟车去不去日内瓦。他说去。我的法语看来过关了。
当年九月，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开始遭到轰炸（伦敦大轰炸[12]），芙蕾雅和史黛拉再次躲到柴郡的德弗雷尔家，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天。洛根的母亲仍住在萨姆纳，现在，她家里住了大约十八位租客，梅塞迪斯·蒙斯图尔特和恩卡纳茜欧住在一楼的大房间里。洛根继续在海军情报处工作，他还定期为英国广播公司的西班牙语部门撰写新闻简报。］
公共汽车来了，我上了车，买了票，在座位上坐好。头一回，我稍稍放松下来，心里涌出一股因无可厚非的自豪而生的小小满足感。第一阶段完成。我看着窗外闪过的日内瓦郊区：最危险的阶段过去了。现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我的工作。
［八月一日，温莎公爵及公爵夫人乘坐美国邮轮离开里斯本，赴任巴哈马群岛总督。在伦敦，洛根记录了这次里斯本之行的经过、他与公爵夫妇的会面情形以及他对两人的印象（比他在这本日记中的记录要谨慎得多）。海军情报处传阅了这份长篇机密备忘录[11]（大约六十页）。大家对它的评价很高。
我在一个小广场上下车，这里似乎是市中心，我照着地图，找到去商业大酒店的路。现在，我只是成百上千名穿着套装、戴着帽子、匆匆忙忙开始一天工作的上班族中的一员。我走进商业大酒店的大堂，但立马又走了出来。两名警察正在跟前台服务员说话。
回到伦敦公寓。范德普尔给我留了张字条。明天，我就要坐水上飞机回伦敦了，而他会留下来。这个可悲又满心嫉妒的小畜生。
这可能只是单纯的例行公事，是巧合，是我运气差。也许，我该大摇大摆走到前台，宣告我的到来，可那样做似乎会是愚蠢且毫无必要的冒险。我走过街角，看见一辆停着的警用面包车，里面有六个人在待命。这看起来更不妙了。我继续在附近的街区走动，寻找其他合适的酒店——不能太豪华，也不能太破败。我找到了一家——世界主义酒店。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我们漫步走回露台时，公爵夫人把我叫过去。她的脸跟我的脸凑得那么近，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还以为她要吻我的嘴唇呢。结果她说：“你能不能去访客记录本上签个名，洛根？”她指给我看大厅靠墙小桌上的本子。“感谢你为戴维做的一切。”她悄声补充。说完，她摸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拿起钢笔，假装写下我的名字。她已离开了。
那天我基本都在房间里，平复心情，清点物品。下午我睡觉。睡醒后，我给商业大酒店打电话，取消了预订的房间，我说我在马德里被耽搁了。
“我会尽力的，阁下。”
傍晚，我去一家餐厅吃了份小牛排配炸土豆，就着一杯啤酒咽下肚去。在日内瓦的大街上闲逛很不正常。晚上十点过后，这里就要灯火管制（路灯也要熄掉），但你总会感觉到，这样做更多是出于责任而非需要。这里的生活是有束缚的——晚餐便体现了这一点：啤酒掺了水，炸土豆令人无法下咽，我只吃了一半——但尽管如此，这里的气氛还算正常。世界各地都在打仗，战火近在咫尺，但这里的人们并没有那种潜藏的紧张感，你不会像在伦敦时那样明显地感到，脑海深处时时有种挥之不去的担忧。我回到酒店，睡了个好觉。
“问题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拿到昂蒂布那些装衣服和床单的箱子。要去巴哈马了，我们真的很需要它们。你要是还能……”
早上，我给费特里银行打电话，确定周一上午的会面。“啊，是的，帕雷迪斯先生，”秘书说，“我们当然记得。”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不值一提。”
午餐时，我走下楼，沿湖边散步。我喝了杯咖啡，吃了块苹果派。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想，这一切是多么怪异，我竟然来到了日内瓦，还假装是乌拉圭的船老板。我感觉喉咙里就要发出笑声，在那一瞬间——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位真正的间谍才能感受到的诱惑吧——在所有风险和严肃的目的之下，还有一种纯粹游戏的因素，这是多么令人沉醉。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我来这里就是要玩捉迷藏的游戏。
“你太谦虚了。我知道你一定找了关系。我们真的很感激你。”
回到酒店，前台的女孩说有张给我的字条。我展开纸条，上面写着：中央咖啡馆，明天中午。路德维格。我把纸条还回去。“这一定是搞错了，”我说，“这不是给我的。”可她说，他刚刚就在这儿，那个男人，就在二十分钟之前，他说要找你，帕雷迪斯先生。不，不，我说，我努力保持冷静。我让她结算我的账单——我说我必须紧急赶往苏黎世。
“没有，真的，我——”
我上楼收拾东西。打开房门时，我发现有四个人正等着我：两个拿冲锋枪、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两名探员。其中一人向我出示了证件，并用西班牙语说：“帕雷迪斯先生，你被捕了。”
“这都得感谢你，蒙斯图尔特。”
我被带去郊区的警察局，并被领进一个房间。桌上有我的降落伞和连体衣，他们要求我指认。我用法语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我是从西班牙来做生意的。之前用西班牙语跟我说话的探员表扬我法语说得不错，但别的什么也没说。
“真是个好消息，阁下。”
我被留在那个房间里，直到夜幕降临。我可以去上厕所，还有人端来一杯没加糖的黑咖啡。我脑子里乱糟糟的，被各种念头、想象、猜测和自我反驳搅得稀里糊涂。我尽量不下任何结论——现在还太早了，也许他们会放我走？可有一个问题反复困扰着我：路德维格是怎么知道我在世界主义酒店的？整个日内瓦、整个西欧，甚至整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我在那里入住的人是我自己呀。
“我今天收到温斯顿[10]发来的电报，”他说，“我们得到弗莱彻了——他就要来加入我们了。”
晚上，我被带出房间，从警察局后门离开。在那里，有人扶我上了一辆货车的尾厢。车门被锁上了，车厢上没有窗户。货车出发了；过了大约三小时，我们停下来，引擎熄火。
晚宴规模很大，全是埃斯皮里托·桑托的葡萄牙朋友。公爵和公爵夫人感觉到大使馆对他们的冷遇，埃克尔斯和我是在场仅有的英国人。晚上天气炎热，我们在露台上喝白兰地和咖啡。夜色中，海浪拍岸，发出轰隆巨响。公爵抽着雪茄，带着我走到草坪上，站在房子投下的光圈边缘。我说，今天晚上非常愉快，在经历了伦敦的灯火管制后，能看到埃斯托里尔海滨闪烁的灯光，真是让人心情开朗。站在炙热的夜色中，我感觉，我们如同置身一片世外桃源，没有战争，只有富裕又漂亮的人们，这话我没有说出口。不过，公爵反正也没有听我说话。
我爬出车厢，发现自己站在一幢相当大的别墅的车道上，前门口站着两名持枪的哨兵。这时，探员们把我移交给在我看来是如假包换的狱警。我被带进更衣室，他们要我脱掉自己的衣服，给了我一套替换内衣——包括短裤和背心——还有黑色的哔叽裤，灰色的法兰绒无领衬衫，以及纽扣扣到脖子的粗糙的灰色紧身上衣。我脚上穿着厚厚的袜子，最奇怪的是，还穿了一双沉重的木屐。我感觉自己像荷兰农民和俄国革命时期指导员的混合体。
可实际上，他的心情轻松愉快——他大笑着，不停聊天，给别人倒酒。我感觉他年轻时应该也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发挥着个人魅力吧。公爵夫人突然对我更关注了；埃克尔斯倒是把我完全抛弃。公爵夫人跟你说话时，脸会比正常的距离更靠近五厘米。这样一来，哪怕是最无聊的话，也带上了一种亲密的感觉，她跟你说话时，你能在自己脸上感觉到她的呼吸。这是个神奇而有效的计策。她长得并不美，但不知为何，这种特殊的亲密感会让你觉得她选中了你——她关注的只有你。我曾近距离观察过她，不得不说，她的牙齿真是洁白无瑕。她穿着高级定制礼服，看不出身材。她很瘦，胸很平。她叫我洛根。
这样穿戴好后，我跟着狱卒，穿过走廊，爬上楼梯，进入一个陈设简陋的大房间。房间里还遗留着一些以前装饰的痕迹——窗帘挂杆，刷过漆的飞檐——和现在房间里纯功能性的家具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这里只有一张铁床（铺着毯子），一组桌椅，还有一只尿壶。一扇大窗户嵌着粗粗的铁栏杆，靠墙有个中央取暖器——是温的。
在前去地狱之口的路上，埃克尔斯警告我，就算有人要求，我也千万不要在公爵的访客记录本上签名。他还要求我决口不提海军情报处。显然，德国间谍正在四处散播流言，说英国秘密部门正策划着暗杀公爵[9]。埃克尔斯说公爵现在疑心重重、提心吊胆。
狱卒离开时用西班牙语说：“再见。晚安。”他锁上了门。
7月24日，星期三
这就是我的新家，我不由得想，我要在这里待多久呢。
受邀在周三和公爵及公爵夫人共进晚餐。范德普尔向埃克尔斯提出抗议，坚持要代替我出席，埃克尔斯让他别犯傻。于是，范德普尔也不再跟我说话了——真是跟公爵一样幼稚。范德普尔似乎基本恢复健康，一整天都在大使馆里发电报，装出很忙的样子。我坐在阳光下，看着从公寓图书馆借来的老掉牙的侦探小说。真希望芙蕾雅也在这儿。维希[8]法国断绝了与我们的外交关系，真令人丧气。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诠释战争的疯狂？而我却在这里跟前国王密切交往着。
在别墅的生活。从窗户望出去，我能看到湖水尽头的美丽风景和远处的雪山。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琉森湖。每天早上七点，会有狱卒来开门，护送我去洗漱间，在那里，我倒掉夜壶，还可以在水盆边剃须洗漱。我每周可以洗一次澡，洗洗头发。每隔两周，我会拿到一整套替换衣服。我回到牢房时，早餐会等着我：面包、奶酪和一陶瓷缸温咖啡，绝不会很热。下一次有人来打扰我的时间是中午——午餐：总是某种蔬菜汤，还有更多的面包。下午，我可以去别墅的内院，那里有一块草坪，周围是砂石小路，草坪也被砂石小路分成了四等分。在狱卒的眼皮底下，我可以四处走动，如果天气好，我还可以坐着晒太阳。狱卒下令我进去时，我会瞄到另一个犯人（穿得和我一模一样）来院子里放风。时间渐渐过去，我得出结论，这幢房子里应该只有六七个犯人，稀疏地分散在三层楼里——我几乎很少听到外面走廊有咔嗒咔嗒的木屐声。我回到房间后，晚上七点，有人端来晚餐，一盘炖菜或一块猪排，总是配土豆，还有更多的面包和奶酪。晚上九点熄灯。狱卒似乎一直在换人，无论我用什么语言跟他们说话，他们总会试着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跟我交谈——“你好”“我们走吧”“没关系吧”——而且，他们总叫我帕雷迪斯。
7月22日，星期一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高效、非常安全的体系，可以说，非常有瑞士特色。一开始，我奇怪地感到如释重负。世事难料啊：“船舶经纪人行动”如此迅速就失败了。我被抓到了，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游戏结束，他们赢了。但瑞士毕竟是中立国：所以我不会受到盖世太保的折磨，而我被转去合适的拘留营肯定也只是时间问题（我知道目前大约有一万两千名盟军士兵和飞行员被扣押在瑞士）。在某个地方，齿轮已经运作起来，吱嘎作响的战俘管理官僚机器最终会找到我、发落我。只是，随着日子一天天、一周周（狱卒总会告诉我日期）地过去，我越来越担忧。目前的状况仿佛可以永远持续下去，而我已无聊到失去知觉：没有书本，没有报纸，没有书写工具。但我锻炼了身体，吃得也很好——实际上，我每天狼吞虎咽吃下的那些面包和奶酪还让我长胖了。
我们小心地谈论公爵。很明显，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所有人和他打交道时都受到这种态度的影响。他要是心情好，就一切都好。他要是心情不好，那就会生着闷气，跺着脚，怎么也不肯出来玩儿。
过了大概六周，我要求见监狱长——我说我要坦白。过了几天，突然有一天晚上，我被带下楼，去了一楼的大客厅。客厅的一半都是空的，零散摆着些破旧但相当精美的家具。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人站在壁炉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起来令人不快，他身上穿着浅灰色双排扣套装。
埃克尔斯看着我——目光并不友善。“这个说法很有趣，”他说，“我会考虑的。”
“你会说英语吗？”我问。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的真名叫洛根·蒙斯图尔特，我是英国皇家海军情报处的上尉，我被派到瑞士是为了预先防止战争结束时重要的纳粹战犯逃离欧洲。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联系到英国领事馆官员，或是美国战略勤务局[30]驻伯尔尼的局长艾伦·杜勒斯[31]。一切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这件事好像比去巴哈马更让他烦恼，”我说，“要是我们能帮他把弗莱彻和昂蒂布的那些箱子弄来，他就会完全听我们——听你的了。”
那个男人看着我，微微一笑。“你真以为我会相信这些胡说八道，帕雷迪斯先生？”
跟埃克尔斯喝酒。他是个八面玲珑的人，胖嘟嘟的，但长相英俊，显然在战前就从西班牙铁路大赚了一笔。我跟他说了那天在高尔夫球场上的事以及公爵对于弗莱彻一事的抱怨。
“我叫洛根·蒙斯图尔特。”
7月14日，星期日
“路德维格是谁？”
范德普尔烧到了三十九点四度。可他仍然训斥了我，说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就发了电报。“我是你的上级。”他咳嗽着说。我有种感觉，范德普尔如果继续这样，他很快就会成为我最讨厌的人了。
“他是我在日内瓦的接头人。我之前从没见过他。”
高尔夫球打完后（公爵赢了，三比二，我给他写了张三英镑的支票），我径直去了大使馆，拍了封密码电报，发给海军情报处的戈弗雷。我说如果能让派珀·阿里斯泰尔·弗莱彻退出现役，那我敢确定，公爵将对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更加顺从。
“你在撒谎。路德维格到底是谁？他在哪儿？”
“还是让我先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我说我对这个路德维格真的一无所知。他叫来狱卒，狱卒把我带回了牢房。
“蒙斯图尔特。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的生活如常。尽管定期提出要求，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了（我现在相信他应该是瑞士军情部的头儿梅森上校）。无聊达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新程度。我找到个分散注意力的办法：我开始养起了在牢房里找到的一小群虫子——银色的树虱，一只蟑螂，还有一些棕色的小蚂蚁——我用床上毯子的一角围了个小圈，把它们圈养在里面。我给它们全都取了名字（只是那几只蚂蚁很难区分），白天，我让它们在我的严密监视下，在房间里四处漫游。这种打发时间的方法很有效。当然，它们总是想要逃跑，我只好不断补充新员，它们的每次逃跑都能让我间接感受到片刻的自由，就好像趁我不备从地板缝或壁脚板下钻出去的是我自己。我仍时不时地要求与负责人见面，但全是徒劳。
“我叫蒙斯图尔特，阁下。”
我堕落到一种自己尚能容忍的冷漠状态——我相信所有的囚犯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你把个人灵魂交托给这个机构的日常流程。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为什么会被关起来（除了间谍罪，我想），以及瑞士这个国家花费不菲将我囚禁起来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我还抱有信念——几乎和宗教信仰一样天真而虔诚的信念——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努力营救我，芙蕾雅也一定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知道我还好好活着。我明白我只是需要等待。
他朝我转过身，抓住我的胳膊。“相信我，蒙特菲尔德，要是你能做点什么——”
夏末，我突然获得抽烟的特权。我得到几盎司散烟草和一些卷烟纸。我学会了如何卷出最细的香烟，我卷的香烟就跟搅鸡尾酒的小棍一样细，里面紧紧裹着几缕烟草。我想点火时，就得喊狱卒。我开始囤积多余的卷烟纸。在洗漱间里，有个旧煤炉，是用来加热洗澡水的。从洗漱间出去时，我会用指甲从炉子外面抠一点煤灰片下来。把煤灰和尿混在一起，我就做成了勉强可用的墨水，只是这墨水有点骚味儿。我还有一枚扣针，是用来扣裤子前裆开口的——它成了我的笔。我有了笔、墨水和纸。我开始写《洛根·蒙斯图尔特狱中日记》。写几句话也要花上几个钟头，因为我得在细长的卷烟纸上，费力地写下极小的字，但这是我被捕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灵魂的萌动和放松。我又是个作家了。
我想都没认真想，便脱口而出：“也许我能帮上忙。”
十月。游隼（我的一只树虱）死了。我早上发现它紧紧蜷成小球，我想把它展开时，它的身体断成了两半。可怜的游隼，它是我的小虫队伍里最温顺、最不爱冒险的。湖上的落日美不胜收，霞光万丈。可怕的心痛，还有身体的伤痛，想念芙蕾雅和史黛拉。起码，她们一定知道我还活着。我要求获得书写工具，再次被拒绝，没有任何解释。狱卒接受你的申请时毫无异议，空手而归时还总是道歉。海军情报处一定知道我被捕了。神秘的“路德维格”知道我住在哪儿。（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当时就在酒店外面，看着我的到来，再跟着我到了世界主义酒店吗？）他应该会报告我被捕的事。晚上，我有时会听见重型轰炸机向北飞往德国的低沉轰鸣。忘不了我被捕那天午餐吃的苹果派——那是我最后一次吃到甜点。自由是什么味道？苹果派的味道。
“你应该找一个。大家都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贴身男仆是过不下去的。我要弗莱彻[7]，没有他我是不会走的。”
十一月十四日。雨果告诉我今天的日期。我叫他雨果，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名。他不肯告诉我。现在，所有的狱卒都不顾我的反对，叫我贡扎果。雨果好像每隔三四天值一次班。我用法语问他战争的进展，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说“挺好”。我感觉狱卒的轮班制度和这个地方的其他一切一样，都井井有条。今天下午，我捶了五分钟门才唤来狱卒。我要求见监狱长。要求被拒绝。
“哎呀，没有。”我说。
今天，我下楼去见了“大使馆来的人”。有趣的是，这是我要求见监狱长被拒绝后的第三天。你以为你被拒绝了，但其实只是他们运作缓慢。
“你有贴身男仆吗？”
来人自我介绍说叫费尔南德兹先生，是西班牙驻洛桑领事馆的，专门负责乌拉圭事务。他说我是自战争开始后，第五个来瑞士的乌拉圭人。我把我的故事和真实姓名告诉他。可如果你是英国人，他带着失望的表情说，那你就不归我管呀。你能不能帮我妻子捎个信？我问。当然了，他说，你妻子在蒙得维的亚吗？不是，我说，在伦敦。他双手一摊：“那就难办了。”我告诉了他芙蕾雅的名字，央求他记下地址，最后他记下了。“就写一句话，”我说，“告诉她我还活着，就这样。行吗？”他紧张地笑了笑，说他会尽力的。
有两个问题似乎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令他担忧。一是，他们在昂蒂布和巴黎的房子里还遗留了一些东西（衣服、床单等），需要取回来；二是，英国政府拒绝放走他正在服兵役的勤务兵，不准他去巴哈马给公爵当贴身男仆。
1945年
他烦死了葡萄牙，他渴望离开，但必须先“满足我的条件”。
一月。在孤独和寂静中度过新年。我在这张纸片上写了首给芙蕾雅的诗，接着用它卷了一点烟草，象征性地抽了这支烟。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将近一年，开始受到某种可怕猜疑的折磨。我越来越相信，我的被捕和监禁与在巴哈马发生的事有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公爵夫人的话：我们还是有些有权势的朋友的。举个例子，在德马里尼被捕后，我为什么会那么快被召回英国？这个想出了“船舶经纪人行动”的马里恩上校是谁？伊恩怎么对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我仔细琢磨事情的前因后果，其中浮现的问题让我不寒而栗：那些在商业大酒店等我的警察是怎么回事？我的降落伞怎么那么快就被找到了？我是运气差，还是有什么势力在暗处搞鬼？
他的弟弟，英国国王，是个性格温和的笨蛋，被他的妻子完全控制在股掌之中。是王后不让他和公爵夫人回英国的。“她不想我们在那儿出现，”他说，“觉得我们会抢了他们的风头。她就是嫉妒华里丝。”
这样的生活就像缓慢而温和的折磨，对我来说，监禁最可怕的在于孤独。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孤独：我得不到其他人的抚慰，无论是爱人的，还是朋友的。这不是独居的问题：人可以忍受独居，但没有人喜欢孤独。
他说了一些事。
我的性欲也进入某种疯狂的节奏。有时候，我一天手淫六七次，像个毫无节制的青春期学生。接下来的三周，我又可能连一次性冲动都没有。
公爵心情不佳，但球打得很好——我小心翼翼地不要挑战到他领先两洞的优势。在他的局势向好的同时，他的举止和轻率言行也有了改变。我感觉到，能和英国同胞兼高尔夫球友聊天让他很放松。
我放弃了我的小虫牧场：它们不是死于寒冷，就是在我把它们放到暖气片旁边时死于炙热。
“你觉得他们把拿破仑送去圣赫勒拿岛时也是这么说的吗？”
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如此少的东西感觉真奇怪。可以说，我穿的衣服、我睡的床铺和被子、我的桌子和椅子、我的夜壶（还有用来擦屁股的破布）、我装烟草的锡铁罐、我那一捆细细的卷烟纸，还有我的扣针，就代表了我在这世上的全部财产。准确地说，它们还不能算是我的财产——它们是借给我用的。我想起我在巴特西那个凌乱拥挤的家、我成千上万册的藏书、我的画、我的文章、我那些被塞得满满的抽屉和衣柜……突然间，我的整个世界、我的所有物品，都缩减成这些微不足道的必需品，我感觉如同船没有了压舱物，人没有了身份。
“巴哈马？应该很不错。”
从我窗口望出去的湖水仿佛有各种情绪，这有限的景色成了我美学世界的焦点。一切的美、一切的超验思绪、一切的灵感激发与评价都来自这有限范围内的琉森湖风景。我想，要是他们把这扇窗户用砖砌上，那我撑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发疯。今天，阳光的角度让湖面显得如同光滑的银镜。高空薄薄的云层如迷雾般轻轻遮住湛蓝的天空。我看到一半玉米田正从浅绿色转为第一抹成熟的砂黄色。我真希望这里有条路，有些来往的人和车。我可以看几个钟头的鸟，有一次，就只有那一次，我看见一艘有着细长红色烟囱的蒸汽小船开进我的视野，可它掉转头，又驶出窗户边缘。
“他们要把我送去巴哈马。我要去当总督。”
今天，雨果无意说到监狱有了新的监狱长。我要求跟他见面。要求被拒。
“我不太明白，阁下。”
八月。大概凌晨两点，被时高时低的警报声惊醒，我立马以为是空袭。两名狱卒走进来，命令我穿上衣服。我被匆匆带下楼，推出前门，走到砂石路上。另外三名囚犯已经在这儿了：我们眨着眼，彼此打量，仿佛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者在非洲丛林中碰了头，羞涩得说不出话来。其他人也从这幢大房子的不同楼层被带出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总共有十一个人，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灰色短袍、黑色裤子和重重的木屐。警报是真的——厨房起火了。一些消防车开过别墅后面，我们听到叫喊声和打碎玻璃的声音。这是我们几个月来经历的最刺激的事，狱卒也是焦躁又好奇。趁着他们被混乱的局面分散了注意，我朝旁边的男人转过头，用英语问：“你叫什么名字？”“听不懂，”他用德语悄声说，“我是德国人。”看来这位是敌人了。“我是英国人。”我说。他看着我，困惑不解，然后指着另一个人。“意大利人。”他说。一名狱卒大叫着让我们安静。我们到底是谁？我想，我们在琉森湖边的这幢别墅，被如此严密又上心地看管起来，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哦，那我很快就会有许多机会练习了。”公爵阴郁地说。
八月。和往常一样，我想见新监狱长的要求虽然被拒绝了，但同样带来了迟来的结果。我被带到楼下客厅，介绍给一位戴着圆框角质架眼镜的年轻美国人。“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帕雷迪斯先生。”他抱歉地说。我再次重复了那冗长而曲折的解释。“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安全和情报方面的问题，”我说，“如果你能让战略勤务局把这个消息通知给伦敦，那我相信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他告诉我杜勒斯已关闭了战略勤务局。“什么时候的事？”我说。他朝我眨眨眼，很是惊讶：“从欧洲战争结束以后呀。”他告诉我，战争结束了，结束了好几个月了，我突然感觉既恐慌又无比放松。战争的彻底终结指日可待——可我们为什么还这样被与世隔绝地关在这里？我告诉了他芙蕾雅的名字和地址，哀求他给她捎个信，说我还好好活着。他说他会尽力的。求你了，狱卒领着我朝门口走去时，我说，就帮我个忙吧。“是英格兰的巴特西吧？”门关上时，他在我身后大喊。“伦敦的巴特西。”我回头大喊。我希望他听到了。
公爵落后了十二点，但他打得很冷静，从不冒险。打到第三球，我们停下来抽烟，让埃斯皮里托·桑托和库尼亚继续打。我把自己的球往地上扔去，它发出如同玻璃弹珠掉到柏油路面上的咔嚓声。“别人跟我说过，这就是在热带打高尔夫的感觉。”我说。
我瞄到其他囚犯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从来就只能瞄到他们一眼），这样的频率让我开始担心，是不是只有我被留在这幢别墅里了。我问保鲁斯（另一个我给他取了名的狱卒），仗都打完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哎呀，他们不想让我们闲着呗。”我要求见监狱长，他告诉我，监狱长现在去了伯尔尼。我说要是见不到监狱长，我就要绝食抗议了。“嗨，贡扎果，”他带着伤心的表情说，“冷静点，兄 弟。”
陛下的政府慷慨地为我采购了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杆，（他们？）太大方了，我装备齐全地出发前往埃斯托里尔高尔夫俱乐部打球。公爵、埃斯皮里托·桑托和一个名叫布里托·埃·库尼亚的人半小时后也都来了，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大概十来个葡萄牙探员。公爵说他想跟我打两球，并催促另外两人先发球。天气炎热，海上吹来微风。球场的地面被阳光烤得很硬，青草枯得都能燃烧了。我的第一杆让球在球道上跳了出去，就像在水泥路面上那样，弹了足足三百米。不过草坪浇过水，打起球来如果速度快还是可以的。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昨天晚上，我离开了湖边别墅，穿着我被捕时的衣服，它们已经给洗得干干净净。他们给了我看起来很正式的官方文件，以及由内政部签发的临时身份证明，上面写着我是乌拉圭公民贡扎果·帕雷迪斯。我被卡车拉到意大利边境的铁路终点站，加入了两百名其他流散人员（主要是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队伍，我们被送上开往米兰的封闭列车，要被送到切尔托萨附近的拘留营（三十三号营）等待审讯。我在琉森湖畔别墅的日子结束了。我终于要踏上回家之路了。
7月13日，星期六
（事后补记。一九七五年。根据最近看到的资料，我相信，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瑞士被捕并被囚禁时，瑞士军队的情报部门正好出现了暂时的恐慌情绪，从而将局面弄得复杂。自从战争开始，瑞士就在纳粹政权的核心安插了一名间谍，并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收到绝密的情报资料。一九四三年，安全方面的愚蠢失误让这条密线陷入危险，瑞士方面也越来越紧张，害怕收到的情报是打了折扣的，还担心德国入侵瑞士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德国想要把瑞士变成他们“欧洲堡垒”大计划中坚不可摧的一环。这种高度敏感的状态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之后才真正开始得到缓解。我在一九四四年初秘密来到这个国家，可以说选了一个最糟的时机。我可以说跳进了一个交织着偏执多疑和军方恐慌紧张情绪的蛇窝。我的一切——我与乌拉圭的联系、神秘的“路德维格”，以及我承认自己是来和纳粹高官取得联络的坦白——都让我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出卖我的人绝对没有想到我所造成的恐慌。）
开车回里斯本的路上，埃克尔斯得知这个约定后颇感兴趣。他思考了一会儿，说：“洛根，要是你能告诉我，你向海军情报处汇报了哪些事，我将感激不尽。”当然没问题，我说。接着我又补充道：“你知不知道我上哪儿能搞到一套高尔夫球杆？”
12月19日，星期三
我们离开时，公爵找到我，问我明天下午有没有空去埃斯托里尔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我说我还真有空，非常感谢，等等等等。他逗留了片刻，我说，在经历了横跨欧洲的艰难旅程后，他的身体状况还这么好，真是令人高兴。他脸色一沉，闷闷不乐的，压低声音说：“我在这里就是个囚犯。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阻挠和没完没了的繁文缛节，什么都没有。”我深表同情，我们约定明天三点在俱乐部碰面。
切尔托萨。三十三号营。又开始积累财物的感觉很奇怪。我有了自己的手提箱、一套换洗的衣服、一套剃须工具，还有几本美国杂志——它们标志着我重新进入真实的世界。今天下午，我想办法跟一个名叫克罗泽的英国联络官说上了话。他是个聪明人，他一眼就看出来，无论我的故事乍听有多离奇，但它确实是真的。当我看到他眼中的质疑逐渐被信任所取代时，我几乎要喜极而泣了。他说他会立刻给伦敦发电报。我请他也给芙蕾雅发份电报，并把写给芙蕾雅的信交给他。他承诺一定会将信送到，并给了我笔记本、钢笔和墨水。他建议我趁着细节都还记得很清楚的时候，以备忘录的形式把一切写下来；他还警告我，在被送回家之前，我可能还要面对一系列紧张的汇报和审讯。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把我还记得的这短命的“船舶经纪人行动”的一切记下来。跟克罗泽聊过之后，我的心情轻松了很多：我穿过拥挤的拘留营，朝自己的小屋走去，我穿过流氓、赤贫者以及欧洲的悲惨世界，以温柔慈爱的目光环顾四周。希特勒已死，恶魔已除，我们赢得了战争。洛根·蒙斯图尔特的生活重新启程了。
这时，有人打断我们，带我们进屋晚餐。我坐在埃塞卡夫人和玛丽·埃斯皮里托·桑托旁边（她有着欧洲富婆那种冷冰冰、硬邦邦的态度，相当迷人）。埃塞卡夫人说西班牙语和磕磕巴巴的法语。玛丽说着流利的英语。埃克尔斯和公爵夫人经常一起开怀大笑：似乎非常开心。我当时心想，要记住这一刻，洛根——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海边的漂亮房子，事无巨细都照顾周到的用人，还有美食与美酒。战火中的世界。
注释：
“蒙斯图尔特先生正要跟我们说在比亚里茨发生的好玩的事呢。”
[1]保罗·克利于6月29日去世。
“蒙斯图尔特。”
[2]杂志，刚由西里尔·康诺利编辑发行，格里格森是赞助人。
“戴维，不要这样插嘴。这位……什么先生？”
[3]大卫·埃克尔斯（David Eccles）当时是被从战时经济部借调到里斯本的。
“而且他还打高尔夫。”公爵说。
[4]6月22日，法国投降。英国当时独自对抗轴心国的势力。
“我也是，”我说，“实话说，我觉得——”
[5]即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译注
“我喜欢比亚里茨。”她说。
[6]地狱之口（Boca do Inferno），离卡斯凯斯不远的一处海蚀洞，因涨潮时海浪冲进洞穴产生的轰轰巨响而闻名，这一带海岸线沿途风景优美，是著名景点。——译注
“你打高尔夫，谢天谢地。”他转过身对公爵夫人说，“亲爱的，这位——呃，这位亲爱的先生——一九三四年也在比亚里茨。你还记得那次假期吗？是不是很开心？”
[7]派珀·阿里斯泰尔·弗莱彻（Piper Alistair Fletcher）当时在苏格兰卫队。
“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见过面，阁下。”
[8]法国维希（Vichy）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译注
第一印象。两人的穿着打扮完美利落。公爵像个缩小版的美国电影明星，身材瘦削，矮小精悍，花白的金发向后梳着，穿着裁剪完美的晚礼服，手里随意地拿着一支香烟。公爵夫人应该四十五岁左右，同样娇小玲珑。他们如同一对漂亮的瓷娃娃，让你想放到壁炉架上的那种。我比他俩都高很多。公爵夫人化着浓妆，全身穿金戴银。她毫无表情，像戴着面具，下巴上有个挺明显的凸起的痣。轮到我时，埃克尔斯介绍了我，并提到比亚里茨。
[9]这是德国人想把公爵引诱到西班牙和“安全地带”的阴谋。
别墅坐落在高高的石墙后面，又大又舒适，还有游泳池。里卡多·埃斯皮里托·桑托和他的妻子玛丽在露台上迎接我们，还有人为我们端来喝的。在场的还有一对夫妇，姓埃塞卡。接着，我们就等待。继续等待。很多人暗中打量着我们，玛丽·埃斯皮里托·桑托时不时离开去跟用人说几句悄悄话，最后，温莎公爵及夫人终于从他们的房间下楼来了。
[10]丘吉尔的电报：“我已成功解决了陆军部对放弗莱彻离开的反对意见。”
要去公爵位于地狱之口[6]的别墅，得开车去几乎是欧洲大陆最西的位置，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住在海角悬崖上一幢粉红色的大别墅里，周围松林环绕。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我们经过贝伦和埃斯托里尔，沿海滨公路到了卡斯凯斯。在前往卡斯凯斯（在别墅上面的小山上）的路上，我们被警察拦住两次。他们显然戒备森严。我们把车开进大门时，埃克尔斯提醒我，见到公爵时应“深鞠躬行礼”，但见到公爵夫人时，微笑握手就够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绝不能称呼她“殿下”。我说我明白了。
[11]公共档案馆文件PRO FO 931 33/180。
7月12日，星期五
[12]伦敦大轰炸（The Blitz），“二战”中纳粹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的战略轰炸，主要在1940年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间，轰炸范围遍及英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以伦敦受创最为严重，超过4.3万市民死亡，约10万幢房屋被毁。——译注
刚刚回去见到范德普尔，把最新进展告诉了他。他怒不可遏，禁止我去赴宴。我说只有戈弗雷才有这样的权力。给芙蕾雅写信，告诉她我将和戴维及华里丝[5]共进晚餐。到时候可有故事说了。
[13]英国战舰“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在12月被日军击沉。香港沦陷。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发动偷袭。
范德普尔发高烧了。今天晚上，我去参加大使馆的酒会，认识了大卫·埃克尔斯[3]，他在这里好像是个幕后智囊——消息非常灵通，他对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能力也相当怀疑。他定期跟公爵见面，但我感觉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公爵表示，除非他未来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和公爵夫人的地位有了确定的保证，否则他是不会离开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埃克尔斯说，“想想我们现在的可怕处境吧[4]。”我又说起我在比亚里茨见过公爵的旧事，埃克尔斯差点给我一个拥抱。他立刻邀请我明天晚上去别墅参加晚宴。“我就跟他打过个照面。”我说。“没关系，”埃克尔斯说，“他周围全是疑神疑鬼、给德国人通风报信的资本家。你会是一股清风。”
[14]4月，梅尔维尔路的这幢房子在轰炸中幸免于难，但遭到破坏。还没来得及维修，又遭遇了入室抢劫。
7月11日，星期四
[15]1941年，莱蒂西亚女士嫁给了休·莱格特爵士（准男爵），他是个鳏夫，洛蒂隔邻的地主，他的年纪是洛蒂的两倍。
我们离开时，我对范德普尔说：“这个酒鬼，还挺会安慰人的。”“我觉得他看起来非常正派。”范德普尔说。不知为何，我觉得我们这位范德普尔并不适合情报工作。我们回到乌烟瘴气的旅店，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它有个贴切的名字，“伦敦公寓”。范德普尔爬上床，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流感。
[16]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1907—1963），诗人，当时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谈话节目制作人。
我们去大使馆报到，一个叫斯托普福德的男人冷冷地接待了我们——他是所谓的“财政专员”，实际是军情六处在葡萄牙的头儿——他颇不情愿地给我们做了情况简介。随着法国的加速沦陷，公爵及公爵夫人在六月十九号坐飞机离开了他们在昂蒂布的别墅，带着随从和领事馆的一些工作人员经由陆路去了马德里。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九天美酒美食的宴请，然后才来到葡萄牙。他们目前住在葡萄牙百万富翁里卡多·埃斯皮里托·桑托在卡斯凯斯的房子里，离市区大概一小时车程。“我不知道海军情报处会以为有什么事是他们能做而我们做不到的，”斯托普福德恶狠狠地说，“那房子里有我们的人，周围全是葡萄牙警察。他就是放个屁，都不可能逃过我们的耳目。”
[17]拿骚（Nassau），巴哈马的首都。——译注
里斯本。范德普尔和我从普尔港乘坐桑德兰海防司令部的水上飞机出发。一路顺利，没有麻烦。里斯本挤满有钱的避难者，欧洲所有乱七八糟的人似乎都来这儿寻找安全出路了。头一回，我奇怪地感觉到，里斯本和葡萄牙都处在旧世界的边缘。在这非常时期，担惊受怕的过客们聚集在此，远眺浩瀚明亮的大海，寻找某种安全的信号。
[18]格雷·菲利普斯少校（Major Grey Philips），温莎公爵的审计官。
7月10日，星期三
[19]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的政军领袖，与希特勒关系极为亲密。——译注
我回家跟芙蕾雅说了这个消息。我说我不会有危险，因为要去的是里斯本，她似乎并不担心。“你会去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吗？”她说。我告诉她，我会为我俩喝下一整瓶红酒。
[20]班加西（Benghazi），利比亚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海港。——译注
戈弗雷和弗莱明把我和范德普尔叫去，问我们对里斯本熟不熟悉。我说，很熟悉；范德普尔说，不熟悉。“至少有一个熟悉的，”戈弗雷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去的就是那里。”我问为什么。因为温莎公爵去了那里，戈弗雷说，他坐飞机逃离了他在法国的住处和不断逼近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我们需要盯着他。大使馆不能监视他吗？范德普尔问（我感觉他不大想去）。显然，大使是个神经质的人，军情六处安插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又是个嗜酒狂，大家都讨厌他。公爵的地位相当微妙，戈弗雷继续说，他不能回到这里（出于家庭的原因），但我们又不能冒险让他落入纳粹之手。我说：“我见过他一次，在比亚里茨，一九三四年。”弗莱明看着戈弗雷，仿佛赢了赌注。“我就跟你说了吧，蒙斯图尔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神秘地说。
[21]奥克斯在加拿大发现了世界第二大金矿，是拿骚最富有的人，也是殖民地最大的捐助者。
7月8日，星期一
[22]实际应为大陆银行。
海军情报处新来了一批指挥官，其中一个竟然是詹姆斯·范德普尔——我的中学同学。他的身材还是和从前一样结实健壮，但他现在蓄着尖尖的姜黄色胡须。他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海军，我认为，他发现我是他的属下后有点尴尬。我们去格林公园散步，回忆在艾比的生活。他跟我说了一些同学的近况，我发现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今天傍晚接到迪克·霍奇打来的电话。令人激动的消息：他加入了皇家海军陆战队。我告诉他，我也是海军。做什么呢？他问。机密哦，我说。能严肃地说出这句话，感觉好极了。
[23]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1889—1944），作家，温莎公爵夫妇的朋友，从支持公爵的立场出发，写了记录退位危机的著作《一百日》（The Hundred Days，1934）。
6月26日，星期三
[24]温莎公爵的弟弟，乔治六世全名为艾伯特·弗雷德里克·亚瑟·乔治·温莎，伯蒂（Bertie）为艾伯特的昵称。——译注
在英国广播公司旁边的餐厅吃午餐——猪肝香肠和沙拉。难道食物定量配给已经开始了吗？跟杰弗里·格里格森（一个易怒又暴躁的人）聊到乔伊斯，不过我对《地平线》[2]赞不绝口，多少平息了他的怒气。
[25]1942年，戈弗雷被开除。
本似乎全身都在颤抖，大概是因为他的脑子在飞速运转。他不停地说，这种事画商一辈子可能也就碰上一两次。我说我现在很缺钱，它们已经在我家的橱柜里放了三年了，我必须做点什么。最后，本付了我三百英镑，他说他会代表我把最大的那幅画卖掉。至于什么时候卖，他也不确定；他要等到市场价合适，或完美买家出现的时候再出手。他对我简直是感激涕零，但又因为没能立刻交割而不那么感激。保罗·克利病得很重[1]，他说，他提出再给我一百英镑，买下我那幅克利的小画。我说我暂时还不想卖，非常感谢你。
[26]弗莱明爱上了安·奥尼尔，她后来改名为安·罗斯梅尔，再后来成了伊恩·弗莱明太太。
今天，我把福斯蒂诺的米罗画作拿到本的画廊，把它们在画廊地板上摆开。他简直是一把抓住了椅子，才没有惊得当场倒地。“你知道这样的收藏意味着什么吗？”他说。我解释了它们奇特的来历。“好吧，我猜东西在谁手里基本上也就算是谁的了，”本说，“你真的不知道它们属于谁吗？”我告诉他，这是个谜，欧内斯特·海明威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27]该书于1943年6月由穆利·金斯伯格（Murray Ginsberg）出版社出版。11月时销量已过3万册。
6月10日，星期一
[28]圣痕（stigmata），据说出现在某些圣徒身上的伤痕，与耶稣身上的钉子留下的伤痕类似。——译注
1940年
[29]《双重人生》（Double Lives，1943年）。
一开始，芙蕾雅带着史黛拉住到了柴郡的娘家，不过，大家预料中的伦敦大轰炸一直没有发生，她们便在一九四〇年初搬了回来。彼得·斯卡比尔斯自愿加入消防后备队。本·利平和他的家人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离开巴黎，在圣詹姆斯的杜克大街又开了一家小画廊（还是叫“利平兄弟”）。战争期间，服役士兵和军官是不准写日记的。洛根似乎知道这一点，他的记录经常被打断，除非发生了什么让他特别有兴趣的事。
[30]战略勤务局（OSS），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美国在加入“二战”后组建起来的机构。——译注
伊恩·弗莱明言而有信，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就联系了洛根·蒙斯图尔特，并给他在海军情报处找了个工作。这个鼎鼎大名的情报部门位于摩尔大街的海军部，一九三九年，指挥这里的正是约翰·戈弗雷上将（弗莱明是他的助手）。蒙斯图尔特被任命为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特别部门）上尉。在情报处内部，他被分配到宣传部门，专门负责监控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出的情报，还要按照指示，想办法聪明地确保这两个国家中立。一开始，他只需要在尽可能多的媒体上刊登反德故事（一般是跟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关的）。蒙斯图尔特还主张向里斯本、波尔图、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等主要城市的市民散发传单。他喜欢海军情报处：这个机构的气氛轻松且略显放荡，但工作效率高到令人自豪。他还觉得，自己身穿手腕处带波纹状金边的海军蓝色制服（由伯恩＆米尔纳裁缝店手工缝制）显得相当时髦。
[31]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1893—1969），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