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高津他们出现在这个场合，感到非常不快。我本来就反对京子和高津之间的婚约。他的父亲高津文四郎在大阪是数一数二的实业家，但终归是个没有教养的暴发户，根本不把学者放在眼里。那种目中无人的傲慢，让我非常讨厌。初次见面的时候，他说什么我那点出版费他掏得起。美纱和孩子们去了一趟他们家，便一下子都拜倒在金钱的威力之下，说他们家宅邸如何宽敞，客厅如何气派，八濑和宝冢的别墅如何如何，家里的气氛突然活跃起来。我对此感到不愉快。
“天黑前能捞上来就好了——”高津说道。他说的是启介他们的尸体。
此外，高津虽说去法国留学了三年，却只会说说卢浮宫。他不读书，但也不喝酒。又不是个画家，却整天四处去看画，碌碌无为，虚度光阴。人家还没表态是否同意将女儿许给他，他就不管刮风下雨，一到周末就上门来玩。这是个超出我理解范围的人物。当我对婚事提出反对时，京子第一个开始哭哭啼啼。这也让我颇感意外。我跟美纱以及孩子们一商量，发现他们全都赞成京子和高津的婚事。除了我之外，高津给家里所有人都留下了好印象。启介和弘之都对学问不感兴趣，定光也指望不上。所以我想，至少要把京子嫁给一个献身学问、正气凛然的学者。然而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断了这份念想。
过了一个钟头左右，美纱和京子、京子的未婚夫高津来了。美纱一进屋，就冲到我跟前，想要趴在我膝上。但她又立刻改变主意，走到房间的角落里，俯伏下去，久久地一动也不动。我非常明白，她是强忍着不要哭出声来。
这些暂且不谈，婚礼正式举行之前，在三池家家庭内部发生如此大事的时候，高津满不在乎地露面，我十分不悦。
扔下这些话，弘之便不客气地转身回去了。他来我这边，仅仅就是为了说这番话。
“让你母亲一个人待一会儿，京子先回酒店去。”
“大哥他们的尸体，目前还没有找到。有很多人都在帮忙。我们也得顾及他们的人情，请父亲到酒店去看一看。”
我说道。京子和高津让旅馆备好盒饭，吵吵嚷嚷地叫来汽车，两人一起离开了。那种作派，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来玩耍的。
“当然可怜，愚蠢得可怜。”
他们俩走了之后，房间静了下来。我本想跟美纱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冲口而出的却是叱责的言语。
“父亲不觉得大哥可怜么？”
“启介变成这个样子，你也有罪过，都是你给惯出来的！”
三点左右，弘之出现在了坚田旅馆。当时，我正坐在檐廊的藤椅上，一转头，发现弘之面容苍白，正一脸厉色地瞪着我。
美纱像是死了一般俯伏着。
我终究没去酒店。
“弘之也好，京子也好，孩子们一个个都不成器，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我不禁愕然。我想，这傻瓜都干了什么呀！启介选择了那个女人，抛弃了我。这也就罢了。一想到他用殉情这种讽刺的行为，来回答我这个父亲，就觉得难以忍受。
美纱仰起脸，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刚走到檐廊，只见她一只手按住太阳穴，身子靠在那边的柱子上，然后朝我转过脸来。美纱静静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她唯一一次这样地看我。接着，美纱像是彻底崩溃了似的，一下子坐在了檐廊上。
“酒店刚才来通知，说启介他们今天早上投琵琶湖自杀了。你马上到酒店去看一看吧。我们也立刻从家里出发。”
“你也有一半罪过。你为孩子们做过什么呢？”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很迟才开始吃早餐。这时，京都的家里打来电话，美纱异样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随后，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女人，突然开始絮叨起来，让人觉得她有些异常。
三十年过去了，老板年事已高。他过来客房跟我寒暄。面对面说着话，他往日的模样渐渐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从这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把事情简单地跟美纱说了一下。时隔多年，我独自度过了一个既不读书也不写字的安静夜晚。离野鸭上市还早了一点，所以没能吃到野鸭火锅。不过，油炸鱼的味道不错，那是用湖里捕到的鱼做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香。
“孩子们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德国留学。原本是留学三年，你却待了八年。后面的五年，你不给文部省和家里一点儿音信。那段时间，我们过的是什么苦日子，你根本想象不到。”
“是。”启介老实地回答道，“对不起。”然后，他就上二楼去了。我请酒店的工作人员帮忙往相隔不远的灵峰馆打了个电话，然后乘车前往阔别三十年的坚田旅馆。启介的事情让我身心俱疲。第二天恰巧是星期天，所以我想在这里充分休息一下。
美纱说的没错。三年的留学经费，我省吃俭用，硬是用成了八年。脑子里没有妻子儿女，没有家庭。我住在廉价公寓里，啃着黑面包，一心向往着爬上遥远的学问之巅——那如同阿尔卑斯山般的高峰。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成就。
然后，我要求他明天中午之前，带着答复到坚田的灵峰馆来找我。
美纱还说了这样的话：
于是，启介提出让他考虑到明天早上再说。我气得浑身发抖。那天，酒店好像是在举行婚礼，周围有好几个盛装打扮的男女，他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站起身来，说道：“好，你是要那个一文不值的女人，还是要你的父亲，明天回答我。”
“研究，研究，连星期天和节假日都没有。一有空，就摆弄尸体。一回到家里，就嚷嚷着尸体臭气熏人，要喝酒。喝了酒，要是能说上一两句笑话也好，可你却一边喝酒，一边一个劲儿地写德语。你为孩子们做过什么呢？你看过学校发来的成绩单么？你带他们去过一次动物园么？我和孩子们成了你做学问的牺牲品。”
“你马上就回家。”我再次重申。
在长年贫困的生活中，美纱不讲究吃穿，一直支持我从事研究。她今天如此反抗，也是让我十分意外。
“可是——”启介一副为难的样子。
我不想再听美纱抱怨，开口说道：“别说了！我把自己也给牺牲了！”
“你今天先回家，暂时一步也不许走出家门，不准你跟那个女人再见面。你母亲改日会去见她的。”我说道。
我坐在檐廊的藤椅上，再次呆呆地望着湖面。早晨起床后，我已经这样坐了好几个小时了。抬眼望向湖面上方，只见十月的比良山染上了一层别有韵味的秋色，山脚延绵，静静地落落大方地坐在那里，仿佛要拥我入怀似的。
不一会儿，启介面色阴沉地下楼来了。我跟启介一起来到楼下的会客室，隔着桌子相对而坐。我把钱包递给他，里面装有他要的那笔钱。
“我到酒店那边去。不知道你昨天说了什么，那孩子一定是怀着对父母的恨死去的。”
第二天下午，我不顾美纱的担心，乘车前往湖畔酒店跟启介会面。在酒店接待处，我请工作人员帮忙把启介叫出来。这时，一个短发女郎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从对面豪华的楼梯上走了下来。她身穿一件铭仙绸或其他什么布料的和服，系着一条红色的腰带。该说衣衫不整，还是一副孩子气呢？总之是一身奇怪的打扮。她走到楼梯的一半，朝这边望过来的视线刚好跟我相遇了。只见她倏地脸色一变，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注视着我。接着，她转过身嗵嗵嗵地往二楼跑去，动作敏捷得像一只松鼠，看不出是个怀孕的女人。
美纱冷冷地说完，便一下子站了起来。可能是泪腺已经干枯了，她没有眼泪，面容异常光滑。她披上披肩，粗暴地收拾好东西，随即朝我背过身去，就那样走出了房间。仿佛永远不会再回到我身边似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启介在离开家后的第三天，往家里打来了电话。当时，我恰巧在电话间隔壁的书库里寻找旧的医学杂志，听到弘之压低了声音在讲电话，觉得非常奇怪。弘之离开了电话间，在走廊上同美纱嘀嘀咕咕地说着话。我走了过去，问道：“刚才的电话是启介打来的吧？”他们俩都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弘之回答说：“是的。”他们俩可能本来想瞒住我。问了一下，我才知道，启介现在跟那个问题女人一起住在坂本的湖畔酒店，他让弘之送笔钱过去。
一种无法形容、难以忍受的寂寞向我袭来。就这样好了！我站了起来，但又坐了下去。什么就这样好了，我也不知道。
美纱好像是从什么地方打听来的，说那个年轻的女招待小小年纪相当厉害，之前已经生养过孩子，启介完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说，不管是自己骗了对方，还是被对方下套，结果都一样。
我叫来旅馆的老板，跟他要了一个笔记本。我想打个草稿，给已经多年不曾想起的谷尾海月写一封信。谷尾海月既不是解剖学者，也不是人类学者。我在德国斯特拉斯堡的施瓦尔贝老师身边学习了七年，主要是一边研究儿斑（儿童青斑），一边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软组织人类学夯实基础。然后还有一年时间，我在荷兰的莱登博物馆里，测量了大概一千个菲律宾人的头盖骨，这在我的工作中，算是一个顺道的事儿。在这个莱登时期，在一家日本女人经营的小酒馆里，我认识了谷尾海月。当时，那家小酒馆是日本学者们的聚集地。
美纱从第二天开始，就伤心过度，连饭也吃不下。可我却几乎没怎么在意，相信他很快就会回家，因为他就是那种没出息的家伙。
谷尾比我年长一些，是个与众不同的僧人，在莱登博物馆从事梵文研究。他喝起酒来，颇有些仙风道骨，用“酒仙”一词来形容可谓最为恰当。我非常喜欢他这一点。不管喝了多少酒，他的脑海里也只装了研究的事情。我不知道他研究的究竟是什么，他也同样不知道我研究的是什么。可是，我俩情投意合，都懂得学问的珍贵，互相尊重对方作为学徒的人格，肝胆相照。当我离开莱登的时候，谷尾海月想把他最好的东西，作为礼物送给我。他问我想要什么。我回答说：“你死后，让我解剖你的尸体。”
我没想到他居然真的离家出走。九点左右，美纱上二楼一看，启介已经不在了。
海月当场提笔在八裁纸上写下了遗言：“我的尸体赠与解剖学者三池俊太郎。”他给自己和我各写了一份，并且在自己那份上面写道：“亲属不得相争。”
启介乖乖地站了起来，走到走廊上，然后上了二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大正元年，我在莱登博物馆门口与海月道别。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听说他比我晚几年回到了日本，在信浓的一个小寺院里担任住持，如今依然健在。如果到大学的佛学教室去打听一下，应该会知道隐居的老佛教学徒谷尾海月的地址。
我再次命令道：“滚出去！”
我想借着给海月写信，度过今天这一天。我觉得，如今这个世上，唯一一个可以称之为诺言的约定，只有解剖海月的尸体这一个了。除此之外，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人际关系，都是不可信赖的。
启介正了正姿势，垂下那双天生温和的眼睛，老实恭敬地坐着。
然而，我提起笔后，却不知道该从何写起。时隔多年，在今天这一刻，对海月深深的人性之爱，炽热地朝自己席卷而来。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我难以表达。
“滚出去！家里没有你这样的混账东西！”
我放下笔，抬眼一望，琵琶湖沐浴着秋日的夕阳，散发出美丽的光芒。在遥远的东边的湖面上，静静地漂浮着数十艘小艇，如同落叶一般。启介和那个少女的——是的，那个跟启介一起殉情的女人，我曾经在湖畔酒店的楼梯上见过她。对我而言，不管怎么想，她都只是个少女。——那些浮在湖面上的小艇，或许正在寻找启介和那个少女的尸体。
我走出书房，沿着走廊来到茶室，打开了拉门。启介盘腿而坐，身上学生制服的所有扣子都解开了，露出白色的衬衫领子。他正在美纱的伺候下吃饭。我一看到他，便火冒三丈。
结果，我没有给海月写信。我靠在檐廊的藤椅上，仿佛在忍受些什么似的，一声不响地面对着湖面。到了夜里，我回到屋内，端坐在桌前。我不时站起身来，走到檐廊，看看东边的湖面。那里有数十艘的小艇点着小小的灯火。那些灯火像是装饰彩灯一般，一动不动地待在同一个位置，直到深夜。
那天晚上，我一步也没有走出书房。天黑后，茶室那边传来了有人跟美纱说话的声音。应该是启介回来了，那娇气的样子，我一听就知道是他。我仔细地听了听，启介像是在吃饭，有使用餐具的声音。
我第三次，也就是上一次在这里望见比良山，是在日本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我的心，世上所有人的心，都被毫无希望的黑暗笼罩着。
我想这事不会见报了吧，便打开了当天的晚报，发现在一个“大学生的桃色游戏”之类的标题下，我闻所未闻的启介的不端行为被大肆报道。报上用的虽然是假名，但一看就知道写的是我，还说该学生父亲身居教育界要职，担任某大学系主任。我作为教育家的颜面尽失，但这也无所谓，我本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个教育家，不过是一介学徒。可是，我作为一个父亲，为自己的儿子犯下了一名学生不该有的不端行为，感到十分痛心。数年之后，定光出现了左倾问题，虽然我也感到非常棘手，但还有可挽救之处。而启介的问题则丝毫没有聊以自慰的地方。
空袭不知何时会降临。报纸和电台不断地动员人们疏散，战局一天不如一天，暗淡的明天压在所有日本人头上。昭和十九年，就在那样一个春天，我在春子最小的妹妹敦子，一个女校五年级的学生的带领下，来过坚田。离启介出事，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启介的事情，完全是个晴天霹雳。R大学来了通知，美纱去学校一看，发现原来启介因为女人问题，即将被学校开除。我在书房听美纱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启介从小意志比较薄弱，学习成绩时常居于中下，所以大学考进了不怎么出名的私立R大。他性格比较内向，但身上有着其他孩子所没有的老实温驯。我一直以为他的品行是极为端正的。这事跟对象也有干系，他居然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十八岁女招待怀了孕，真是无法无天！
当时，我跟女佣两个人，一起生活在京都吉野的家里。那年正月，弘之被调动到金泽分店工作，春子和四个孩子也一起离开京都，搬到金泽去了。虽说是工作调动，但弘之是有疏散的念头，所以主动要求调到乡下去的。弘之有四个孩子，最大的才七岁。这对他而言，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那年我就任Q大学医学系主任，所以当时我是五十五岁。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我六十岁从大学退休，对我而言，是一生中聚集了诸多不快之事的时期。先是启介出事，第二年美纱过世了。然后，弘之结婚、京子嫁人，这些都不见得让我舒心。接着，定光开始左倾。另一方面，我自己在担任医学系主任期间，整日充当高级杂务员，中断了重要的研究工作，每天都在焦躁不安中度过。
把我一个老人独自留在京都，弘之和春子好像都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再三执拗地劝我跟他们同行，但我没有答应。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因为老人家固执，其实不然。我舍不得自己的工作。不管谁说什么，我一步也不离开自己的书房。
我第二次在坚田望见比良山，是启介出事的时候。那是难以忘怀的大正十五年的秋天。
弘之说了，活着才能做研究。可是，在我看来，只有做研究，活着才有意义。对我而言，工作就是一切。离开大学，我的工作就无法开展。我必须去解剖学教室，大学图书馆和研究室的书库，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离开京都这块土地，我的研究将陷入停滞。
第二天，我没有寻死，冒着大雪，再次徒步返回京都。
弘之说过，活着才能做研究，七十三岁的我心情更是迫切。那时候，每天早晨，当我坐在桌前准备开始工作时，我的血管便会浮现在眼前。我知道，我的血管已经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用手指一捏，立刻就会像饼干那样变得粉碎。抛开战争，我也在跟自己的生命竞争。我觉得，活着一天，就是赚了一天。即便进展顺利，要完成《日本人动脉研究》，也得我能活到九十三岁。对我而言，彻底完成这项工作，终究是种奢望。但是，我想至少多写一章是一章，多写一节是一节。因此，我准备把自己的著述分成几册，逐次付梓，把已经脱稿的部分先送往印刷厂。可是，我面临的局势是，连那些印刷厂也可能随时关门。
这是一种生命力么？一只夜禽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让我震惊。这一刻，死神离我而去。
此外，即使我的部分著述有幸得以出版，将这些书送往国外的途径，可以说完全都堵死了。我曾经以为，在德国驻神户领事馆的斡旋下，好歹能够将书送到轴心国的大学去。可是，从欧洲的战局来看，我这最后一线希望，恐怕也要落空。
突然，传来“嘎”的一声尖叫，像是要撕裂喉咙一般。这一定是夜禽的啼声。我抬起头来，四周跟方才一样，万籁俱寂。正想重新入睡，“嘎”地又传来了一声。我觉得那声音似乎就是从枕旁的檐廊下方传来的。我站起身来，点上纸座灯，来到檐廊，打开了一扇遮雨窗。外面一片漆黑，纸座灯的光线只能照到檐前一块狭小的空间，细细的雪花正不断地飘落。我正想从扶手探出身去，看一眼黑魆魆的下方时，“嘎”地一声，比之前更为响亮的尖叫从近处响起。只见一只鸟从屋檐下方的湖岸飞起，它猛烈地拍动着翅膀，发出巨大的声音。虽然看不见它的身影，但那振翅声充满力量，让我震撼不已。湖上雪花纷纷扬扬，鸟飞进了那片夜色之中。我怀着几乎是畏缩的心情，在那里伫立了许久。
那个时候，我整日伏案工作，珍惜每一寸光阴。写了就好，只要写了放在那里，终有一天会有办法解决。在我死后，经过几年或几十年，通过某种途径，我的工作终将会获得世界上学术界的正确评价，成为一块不朽的丰碑。而且，会有许多学者继承我的研究，最终完成软组织人类学的事业。我这样想着，坚信不疑，不断地鞭策自己。
那天夜里，四周一片静寂，不亚于天龙寺的禅堂。寒意逼人，甚至于身子一动就感到刺痛。连着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那里坐禅。拂晓时分，我突然回过神来，感觉身体非常疲劳。我结束坐禅，上了趟厕所，然后躺了下来。房间的角落里铺着床，但我没去碰它，就在榻榻米上枕着手，准备在天亮之前，打个一两小时的盹儿。
但是，尽管如此，我那时常常梦见自己的草稿被火焰吞没，熊熊燃烧，与青烟一起升上高空。每当那个时候，一梦醒来，我总是泪湿双眼。
我一言不发，在老板娘的照料下吃完晚饭，便背对着壁龛开始坐禅。当时，我已经下定决心，准备第二天早晨从浮御堂旁边的悬崖跳下。像石头沉入水中一样，这五尺之躯会静静地沉入湖底么？我感到不安。我反复地想象着自己横躺于湖底的尸体，想象着那是一个男人格外伟大地死在那里。
那段时间，我非常讨厌从大学附近一家小小的旧书店门前经过。我知道，在那家店的角落里，堆着一捆跟京都地志相关的草稿，落满尘埃。那部草稿是用毛笔精心地誊写在和纸上的。我不知道它是由何人所写，内容价值几何。但不管怎样，它是某人孜孜不倦地付出巨大努力之后的成果。从我发现它那一天开始，近三年来，它一直扎着细绳，以同样的方式搁在书店的同一个地方。一想到我那《日本人动脉系统》的草稿，跟数百张的图版一起，也会遭遇那本京都地志草稿一样的命运，我便心如刀绞。每当我从那家旧书店门前经过，不免想到自己的著述可能的惨淡未来，便内心黯然。
我站在门厅，把五块钱递给了正在账房里用被炉取暖的老板，跟他说要在这里住一宿。他是个剃着光头的中年人，跟我说房钱可以明天再付。可我硬是把钱塞了过去，老板一脸疑惑地盯着我，态度突然变得殷勤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女佣端来了热水。我坐在玄关入口处，撩起衣服的下摆，把冻得通红失去了知觉的双脚浸入盆里的热水中。这时，我才缓过气来了。接着，我便被带到了这家旅馆最高级的客房。夜幕沉沉，已经是掌灯时分。
那个时候，每逢星期天，春子的妹妹敦子便会从芦屋过来。也许是为了安慰我这个独自工作的老人吧，她每次都会从小手帕里掏出自己烤制的面包，或是把两三个当时非常珍贵的苹果整整齐齐地摆在我的桌子上。
傍晚，我终于来到坚田的浮御堂[4]。一整天，时断时续地飘舞着的白色雪花，从那时开始下大了。稠密的雪花一刻不停地下着，开始吞噬整个天地。我久久地站在浮御堂回廊的檐下，湖面已经彻底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用冻僵的手从褡裢里取出钱包，解开带子一看，里面露出一张五元的钞票。我攥着这张钞票离开浮御堂，来到了湖岸边上的一家旅馆。这家旅馆虽然颇具规模，但莫名有几分驿站客店的感觉。我迈步走进了宽敞的门厅。它便是现在的灵峰馆。
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叫敦子的十七岁的姑娘。她跟喜欢花哨的姐姐春子不同，是个稍微有点消沉，但非常纯朴开朗的少女。我对孙子们总是感受不到什么亲近之情，唯独对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敦子，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如骨肉的暖意。敦子似乎也挺喜欢我这个老头子。
前方可以望见叡山。在更遥远的前方，白雪皑皑的群峦叠嶂，醒目而美丽地屹立着。一路上，我见惯了林木稀疏的嵯峨群山的平缓曲线，而眼前的峰峦则以一种别样的险峻之美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跟途中遇见的商人问了问，才知道它就是比良山。我不时停下脚步，跟死神一起望着比良山。远远地，比良山的山脊线充满了神圣庄严之美。初次见面的比良山，让我看得入迷。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散步。平日里，我都是吃过早饭就开始工作，但那一天比较特殊。我在院子里胡乱地走着。春日早晨的阳光透过灌木丛，明媚地洒在地上，可我的心却被一种冷漠、暴躁的情绪所占据，说不上究竟是愤怒还是寂寞。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只好在院子里来回地踱步。
那天可真是冷呐！我进入大津之后，便取道向北而行，沿着湖畔一直往北走去。死神与我一路同行。我的右边是一望无际的琵琶湖，冰冷的湖面不见一丝涟漪。不时有野鸭三五成群地从岸边枯萎的芦苇丛中腾空而去。
我的情绪之所以如此波动，是因为当天的报纸大事报道了文化勋章获得者名单公布的消息。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两大领域，选出六位学者，作为最高荣誉，由国家颁发给他们文化勋章。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前往大津呢？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如果说是想起了几年前在《摄影画报》卷首画页上见过的比良山，向往之余动身前往的话，不免有些事后附会的味道。我很可能是去琵琶湖求一处葬身之地。或者，也可能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晕晕乎乎地来到琵琶湖，望着湖面，突然起了寻死之念。
我看了一会儿他们的照片。所有人胸前都佩戴着勋章，站成一排。啊！我也想要一枚这样的勋章，像这样得到表彰，像这样被称颂业绩，像这样得到国家与人民的尊敬、关心与理解。过去，我从未羡慕过名声与物质，但是这一刻，我也想让这世间的荣誉落在我瘦削的肩上。
腊八接心那天，一早等成道会[3]结束后，我便立刻离开了天龙寺，奔向大津。成道会一结束，我就走了，所以大概是八点吧。寺院里，四处都是松树墩子，上面薄薄地落着一层白雪。那天早晨十分寒冷，耳朵和鼻尖都冻僵了。即使在嵯峨，这么冷的天气也十分罕见。我身着云游僧人的棉衣，赤脚穿着木屐，从嵯峨出发，经过北野进入京都，然后穿过山科前往大津。当年，我一刻不停地大步行走在今天乘车经过的京津国道上。我至今依然记得，当我从山科一家名叫“兼代”的鳗鱼饭店铺前走过时，雪纷纷扬扬地飘落着，强烈的饥饿感向我袭来。
我的事业难道不比这六个人的伟大么？我把报纸放在茶室的餐桌上，回到书房，在书桌前坐了下来。但是，我马上又站了起来，走出书房，来到了院子里。这难道不是为我的毕生事业画上句号，且值得国家予以表彰的一件事情吗？我的工作难道不配得到政府的称赞、国民的尊敬、国家的保护吗？——如今，哪怕是再渺小的荣誉，我也想要得到。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名声，我也想把它紧紧抓住。
一到十二月，我便带着一本《碧岩录》，自冈山直奔京都，来到了嵯峨的天龙寺。我以居士的身份待在G老和尚门下参禅修行。那时候，我每天夜里都要坐禅，深夜端坐在正殿的走廊上。正殿背后，有一个结着薄冰的曹源池。有时，我也坐在池畔的岩石上参禅。待到腊八接心[2]结束时，我已经连站都站不稳了。现在想来，当时应该没有别的原因，主要是营养不良、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导致了极度的神经衰弱。
不论如何，必须让人们在心中铭记住三池俊太郎的名字，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三池俊太郎所作的研究的价值。然而，我的生命在流逝，国家将要灭亡。我的数千张草稿前途堪忧，命运叵测。我毕生的事业，可能在尚未获得人们的正确评价之前，便化为乌有。“施瓦尔贝老师！”突然，恩师的名字脱口而出，我潸然泪下。
缠上了二十五岁的我的死神，至少跟启介的情况不一样，是个更为纯粹的家伙。我为自己的生存意义而苦恼，所以想寻死。日后成为我毕生事业的软组织人类学，尚未成为我的心灵主题。说起来，当时我的心里到处都是缝隙。虽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心里却塞满了宗教与哲学。藤村操从华严瀑布跳下，比我立志自杀晚了几年。那个时候，凡是搞哲学和宗教的人，都曾经一度被死神缠上过。万物的真相，唯有一句：不可解。人们认真地思考着这些问题，那是个不可思议的时代。明治末年有一段时期，是日本的青年们沉浸于思考、探索生死问题的奇妙时代。
这时，大学办公室打来了电话，说是文化勋章的获得者之一K博士的庆祝会明天将在大学召开，让我在会上代表名誉教授发表贺辞。我拒绝了。
数年之后，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真正的比良山，而不再是照片。那应该是我二十五岁时发生的事情了。我从东京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去冈山医专担任讲师的那年年底，准确说来应该是明治二十九年。那个时候，我被死神缠上了。年轻时，谁都有过不把生命当回事的时期。启介那样荒唐地死去，也是在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如果闯过了那一关，也会像样地多活上几十年的。可是，那个优柔寡断的家伙……不，缠上了启介的死神，或许比缠上我的死神更加凶恶、难以对付。即便如此，启介也是个糊涂虫。但是，他也有令人怜悯的地方。如果现在还活着……糊涂、愚蠢、不像话的家伙。哎，一想到启介，我便气得不行。
过了不到五分钟，这回是我教过的学生、医学系的横谷教授打来电话，还是拜托我刚才那件事。
我想，要是那一天真的来了，当我登上比良山时，心里或许会觉得非常寂寞。该怎么形容它呢，就像是一种难以平静的、不论跟谁诉说也无法得到理解的心情——对了，有一个便利的词语叫“孤独”。或许也可以称它为绝望吧。孤独、绝望，是的，就是这种心情。我原本讨厌这种时髦、青涩的字眼，但它们却最能表达出我当时的心情。在那孤独而绝望的一天，我要登上开满石楠花的比良山顶，独眠于芳香洁白的花丛下。这一天将会向我走来，必定会来！现在想来，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消极心情，但当时这种心情是极为自然地涌上心头的。说起来，这便是我认识比良山，并对这座山产生兴趣的最初一刻。
“我没那个时间给别人写贺词，还有一堆自己必须干的工作。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明天死了都不奇怪。”我说道。
在同一页的一角，有一块用圆圈划出的地方，里面介绍了每天数次来往于湖畔各个部落间的小型蒸汽船。那一刻，我心里想道：“总有一天，我要搭上那艘蒸汽船，仰望着耸立于眼前的比良山的山脊线，朝照片上印着的山巅一角攀登而去。”——不知为何，我觉得那一天一定会到来。那一天会到来，必定会到来！该说是我对此深信不疑么？总之，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信念。
横谷有些惶恐，就此作罢。
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张照片上，在比良山系的山顶，一丛丛美丽的高山植物石楠花，如同花田一般覆盖在岩石裸露的险峻斜坡上。远处山脚下，可以望见一部分明镜般的湖面。看着那张照片，我莫名地心中一惊。我也不知道为何会那样，总之心里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如同乙醚般具有挥发性的刺激。于是，我再次仔细地看了看那张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
我刚把话筒放下，不知是哪家报社又打来了电话，还是请我就某个勋章获得者说几句话。
我第一次见到比良山，是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对了，比那时更早几年，我在一本当时发售的名为《摄影画报》的杂志卷首画页上，见到过比良山。那时，我还是第一高中的学生。在本乡的寄宿公寓里，我无意中翻开了一本房东家女儿的杂志，卷首第一页便是题为“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它是用当时流行的紫色彩印制作的。
“我对自己工作之外的事情没有兴趣。就算你特意上门也没用。”
汽车摇晃得厉害，让我很不舒服。我想这样可不行，便叫司机开得慢一点。我把手交叉放在胸前，收着肩膀，尽量缩小心脏的表面积，减轻心脏的负担，然后闭上眼睛。出租车离开京都市内，驶上京津国道。从这里开始便是混凝土公路，所以不再颠簸得那么厉害了。汽车从蹴上途经山科、大津，在滨大津拐弯后，开始沿着湖畔行驶。美丽的比良群峰出现在前方。“啊，比良山！”我在心里呼唤道。当我从家里出来，叫住出租车的时候，几乎是无意识地说出要去坚田。看来，我仓促间的决定并没有离谱。我的确想看琵琶湖、比良山。我想站在坚田灵峰馆客房的檐廊上，一个人悠然自在地眺望着琵琶湖平静的水面以及对岸的比良山。
说完这些，我便挂了电话。照此看来，可能还会有电话继续打来。所以，我把话筒给摘了下来。
我慢慢地走到了有轨电车途经的马路上，恰巧有一辆出租车迎面驶来。我叫住了它，问司机去坚田要多少钱。原以为他会说个两百元，没想到这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司机居然开口要两千元。我不禁气得两手直发抖。可是，司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打着方向盘要把车开走，所以我说：“行，开车！”司机就那么坐着，从里面打开了车门。过去的司机，都是下车帮客人打开车门的。
我又走到了院子里。我沉浸于一种莫名的愤懑、悲伤与孤独之中，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正在这时，敦子身着水兵服和劳动裤，从院子中央的灌木丛中钻了出来。她的脸上绽放着花儿一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敦子把一些食品放在了檐廊上，说是家里人让她捎来的。
当大森屋的掌柜打开玄关的门铃声响起时，我起身换上西装，把波兰政府颁发给我的小型红十字一等荣誉勋章别在了西装背心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枚勋章。我把已经着手撰写的第九章的一部分草稿和一本德语辞典装进书包，然后将一万两千元钞票塞进了口袋。我觉得口袋可能不够安全，便把钞票重新塞进了内衣口袋。我下了檐廊，穿过中庭，从后门走上街头。也许是心情激动的缘故，走起路来，膝关节咔咔作响。
“伯伯，咱们一起去琵琶湖怎么样？”她说道。
尽管这样，她还一个劲儿地说生活困难，要卖衣服。真是自相矛盾。如果说丈夫是个酒鬼，喝得烂醉，生活难以为继，还可以理解。其实，我这一辈子就是那样。研究和酒，解剖室和酒馆。可是，我喝酒虽说也是浪费，意义上却有些不同。我不会请人擦皮鞋却舍不得喝酒。我哪怕给别人擦鞋，也要喝酒。对我来说，酒是我的欲望，跟研究一样，是欲罢不能的需求。
“琵琶湖？”我对她突如其来的提议感到有些愕然。
在孙子们的教育方面，存在浪费。在节约生活费方面，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春子说她前几天去四条擦皮鞋，花了二十元。真是让人无话可说。结果，弘之非但没有责备她，还说自己在京极街口花了三十元，那边擦得更仔细。好手好脚的夫妻俩自己不动手擦皮鞋，竟然花了五十元请人擦。让人说什么好。
“一起去吧！我想去那里坐船。”
我抬眼望向庭院，从大门开始一路向内延伸的灌木丛对面，一个身穿寒碜的西服的男人，正朝着玄关方向走去。最近，我见过他两三次了。我也知道他是大森屋的掌柜。春子又卖和服腰带或者衣服了吧。衣服是她嫁到这个家里时带来的，卖掉也无所谓。可是，他们的生活应该不至于困难到需要卖衣服。如果真有那么困难，把秀一的钢琴课停掉好了。十二岁的男孩，又没有天赋，却花那么多的学费让他学钢琴，真是乱来！这给我带来多少烦恼，他们知道吗！音乐是只有天才才拼命奋斗的东西。让八岁的桂子学画画，也是同一回事。这一切都是徒劳。说什么情操教育、情操教育，所谓的情操不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不跟孩子教导学问的高贵，算什么情操教育。
虽说是战争时期，但春日煦暖的阳光，让这个少女格外开朗活泼。我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那时候我居然对敦子的说法毫无异议。
我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给自己点上薄茶，不就点心，喝了一碗。这个有些年月的萩烧[1]茶碗是我过七十大寿时，一个不具姓名的学生送给我的。当时我不在家，他来到门口，悄悄地把茶碗放下就走了。这个学生和这个茶碗，我都十分喜欢。我把茶碗举在胸前，轻轻地一斜，深绿色的小泡沫静静地沿着碗边滑了下去。
“好吧，那就带我去琵琶湖走走吧。”
“好了，去吧！”我对她说道。
我说道。今天我能做到的，便是听从这个少女的指挥，跟着这个少女去她想去的地方，仅此而已。说实话，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我没有回答春子，觉得自己哪怕说一句话，也会脏了嘴巴。我在春子面前，用发颤的手一张一张地数着从她手里接过的一万两千元，的确是一百二十张。
在京津电车三条站的站台，让过好几趟电车，才终于来了一辆有空位子的。我们上了车，前往大津。自从启介出事之后，我已经二十年没有见过琵琶湖了。我在大学任职期间以及后来的时间里，因为宴会或者其他事情，有过几次来大津的机会。但是，自从启介出事以后，我就不想再见到琵琶湖，总是避免到这边来。
我不会喜欢钱的。这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里，我在清贫中与研究同行。除了学问，我没有其他喜欢的东西。我如果喜欢钱，那就去当个临床教授，然后辞职开业，到今天应该也是个大富豪了。我也就不必在微暗的实验室里摆弄尸体，仰仗着实业家们的资助，写什么卖不动的外文书了。春子说的跟这截然相反。就算是误会，也得有个度。我如今生活在一个与学问完全无缘的、低俗的公司职员家庭里。而且，这种时局下，依靠那微薄的薪水抚养，我觉得如果自己不在抽屉里多少存一些私房钱，心里就不踏实，无法安心工作。我没有将退休金交给他们当做生活费，他们似乎常常对此感到不满。可是，如果我把退休金当做生活费，又该拿什么来支付给我打工的学生的工资呢？眼下，退休金是我唯一的研究费用。做儿子的如果盯着自己父亲的退休金，那也太不像话了！
然而，当我在敦子的带领下，来到琵琶湖，我的心就被琵琶湖的美深深打动了。岁月真是可怕，启介的自杀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湖面像是撒下了一片片小小的鱼鳞似的，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敦子说了想来这里坐船，的确，湖面上小船和小艇四处可见，仿佛只有此处没有战争的阴影。
“父亲，您渐渐喜欢上钱了！”
我望着坐落在湖对面的比良山，突然想去坚田看看。恰好来了一艘开往坚田的汽船，我便邀请敦子一起登上了汽船。
到了今天早上，事情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我在书房里正准备开始工作的时候，春子拿着一万两千元的钞票进来，本来放在桌子上就行了，可她却说了句：
大概三十分钟后，汽船到达坚田。我们两人在灵峰馆稍事休息。那天，灵峰馆里老板的家人都不在，只有一个态度冷漠的女招待。走廊的玻璃窗破了也没有修好，当时不管哪里的旅馆都这样，整个宅邸一片荒凉。
我也说了一句。弘之对此啧啧表示不满。虽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他的举动竟然如此轻薄，着实让我难以忍受。如果美纱还活着，应该不会让我经受这些吧。可是，美纱也是个生性软弱的女人，到了晚年，开始看弘之、春子的脸色办事，估计也指望不上。不过，这次事关卖掉工作用纸得来的钱，她应该不至于对孩子们言听计从。
走出灵峰馆，在码头附近，敦子让我登上小艇。我生平第一次乘坐小艇。敦子从船老板那边借来一个薄薄的坐垫，把它垫在我的腰下，然后拉过我的手，让我攥住了船舷，说道：“手抓在这儿。”
“对，是我的钱。随随便便被拿去给孙子买糖果之类的，我可不答应。”
湖上一只船也没有。小艇载着我们俩，静悄悄地在湖面滑行。敦子挺起胸膛，用力地握桨划船，额上沁出了汗水。
“你呀！父亲说的没错，那是他的钱，还是一分不剩地交给他吧！”
“伯伯，开心么？”
这时，春子也从餐厅探出了头来，阴阳怪气地说道：
敦子问道。船桨击起的飞沫溅在我的脸上，且寄身于这极不安全的小舟之上，未必觉得舒适，但我还是回答：“啊，痛快！”不过，我严厉禁止敦子把船划得离岸边太远。
弘之这么说，我不痛快。“生活太困难了，父亲，能不能将那笔钱匀一些出来呢？实在抱歉，如果您能同意的话，那可就帮了我们大忙了。”如果他能这样谦逊地跟我说，我就会当场改变主意，给不了一半，给五分之一是没有问题的。
从湖上望去，岸上四处樱花绽放。或许是因为没有尘埃，眼前一片阳春四月的风光，不带一丝腥味，透着一抹凉意。比良山也非常美丽。
“父亲，您这样有些任性吧！”
小艇附近，一条鱼儿跃出水面。“呀，鱼儿！”敦子瞪大了眼睛，不断用力地挥桨，把小艇往鱼儿跃出的地方划去。我看着敦子的一举一动，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在湖畔酒店的楼梯上一晃瞅见的那个十八岁女子。我前后只见过她一面，她跟启介一起殉情了。我总觉得敦子身上有她的影子。或许是因为敦子看到鱼儿跃出时流露出的少女夸张的惊讶表情，或许是因为她划船时敏捷的动作，总而言之，一瞬间，敦子和那个女子的身影重叠交错，混为一体，我感到了一种眩晕。那个女子可能是跟敦子一样的少女。我发现，对于那个夺走启介的女子，我如今没有一点恨意，反而抱有一种近似于亲情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对启介都不曾有过。
“这是我的钱，一分也不许动。”我说。这不是挖苦也不是吝啬。我是真的那么想的。
当年吞没了那个女子和启介的湖水，现在正包围着小艇。我凝望着湖水，把手从船舷伸了出去，浸在了水中。湖水比我想象的更加冰凉，它从老人干瘪的五指间缓缓流过。
我不小心把卖纸的事情说漏嘴了。于是，弘之和春子都开始指望上了这笔钱。我要是不松口，就算他们想动用，不也是白费劲么？
敦子已经不在人世了。战后的斑疹伤寒轻易地夺走了她的生命。美纱也过世了。我曾经讨厌的京子的公公高津文四郎也离开了人世。谷尾海月在停战那年也死了。好人坏人都没了。
我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保存了一些纸张，准备将来出书时使用。我卖掉了其中的一部分，得到的钱款大概有一万两千元。昨天，我跟弘之索要那笔钱，他奇怪地板起了面孔。他大概认为，他在照料我的生活，眼下生活又困难，所以把我卖纸得来的钱据为己有，充当一部分的生活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不那么认为。那些纸张本应用来印刷我的毕生著述《日本人动脉系统》第三册。战时岁月中，我四方筹措资金，好不容易才将它们弄到手。我担心会遭遇战祸，便托人把纸保管在大学的地下室里，直至今日。对我而言，它们是任何东西都难以取代的宝贝，跟那些用来印刷无聊的小说、辞典的纸截然不同，将用来印刷软组织人类学的创始人三池俊太郎五十年的心血。倘若生逢其时，应该是会被送到全世界的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它们跟那些普通的纸张不一样。我的生命将化身为数百万个德语单词，栖身于其上。我把卖纸得来的钱放进抽屉里，不管怎样，情绪先稳定下来，准备开始工作。虽然我一直在贫困中生活，但我在心气儿上，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穷人。即使跟人借了钱，可我想买的就买，想吃的就吃，每天开怀畅饮。如果彻底成了个穷人样，那还能做学问么！没做过学问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海月过世的时候，关于尸体解剖一事，信浓的谷尾家曾经即刻来询问过。由此看来，海月并没有把他跟我在三十四五年前所做的约定视为戏言。不过，当时因为时机不对，我束手无策，所以无法实现当初在莱登跟海月许下的诺言。
这些暂且不提，我为什么突然要来坚田旅馆呢？仔细一想，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突然迫不及待地想坐在灵峰馆西北角的客房里，眺望琵琶湖的湖面，按捺不住地想远瞻湖对岸的比良山。这背后的直接原因，关系到那笔一万两千元的小钱，但实际上绝不是钱的问题。不是那么回事。
或许是天黑了的缘故，从湖面吹来的风，让我觉得有些凉意。尤其是脖颈和膝盖，格外冰凉。虽说现在是五月，却让人想要套上一件毛衣或者丝绵袄。今天，耳鸣显得格外厉害，仿佛风声一般。不过，实际上，风也的确刮得猛烈。
但是，我不会去死。我才没有那种无聊的念头。《日本人动脉系统》的工作尚未完成，我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做不完。我要是死了，谁也接手不了这个劳多功少的工作。它就等着我一个人。我的生命是无价之宝，只有我知道它的价值。是的，这个世上或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1909年，在柏林召开的人类学会上，克拉奇教授曾经说过：“对于三池作为一名学者的价值，我的评价恐怕要高于他本人。还请多多保重。”这是我得到的最为清冽的赞辞。可是，克拉奇教授早已不在人世了。佐仓和井口也都死了。我的工作价值，似乎只有他们两人懂得。他们俩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成就斐然。然而，他们俩的名字也从学界消失已久了。要说他们俩的工作，或许也只有我能真正合理地给予评价。
这会儿，因为我的失踪，家里应该人仰马翻了吧。让他们好好想想吧。说不定大学的横谷和杉山都接到了急报，觉得这是恩师的重大事情，便都赶到家里来，一脸奇怪的表情吧。横谷和杉山如今作为大学教授，都颇有名望。但是，他们一点都没有继承我的学者性格。关于我工作的价值，他们丝毫没有从本质上理解。一看到我，便恭维我“三池老先生，三池老先生”，但恭维人不是本事。在我面前口口声声“老先生，老先生”，背地里都叫我“老头儿，老头儿”吧？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我知道，战争期间，那两个人要不忙着搞大学疏散工作，要不负责动员学生，可以说完全脱离了研究事业。我虽然没有吭声，但觉得他们作为学者已经走到了尽头，心里非常失望。所谓学究绝非他们这样的人。
可是，我却最不喜欢启介。他不像别的孩子那般亲近我，从未在我的膝上坐过。这或许是因为，在他懂事的时候，我去德国留学了，彼此一直没在一起生活。然而，我总觉得，假如启介还活着，他应该会摸清我的心思，一边冷冷地看着一切，一边默不作声地妥善处理，让我称心满意。
租船处有个粗陋的栈桥，我曾经跟敦子一起在那里登上小艇。只有那里荡漾着小小的涟漪。仔细一看，湖面上也起了波浪。出租用的小艇上，白色的旗帜随风飘扬。那白旗现在还没被收起来，看来应该是被遗忘了。近来，我看到一些本该收好的东西没被收好，便会非常在意。没收得整整齐齐，我就不会安心。我本来不是这种脾气的，是家里人把我变成了这样。我从书房可以看见春子晒在外面的衣服，如果我不说上几遍，她便不会收回去。弘之把贴好邮票的信件搁在桌子上，一忘就是好几天。京子和定光也有责任。不仅是家人，研究室的那些家伙也是如此。拜托他们做一个关于淋巴腺的简短报告，时间过去一年了，结果把中期报告送来给我的，是一个年纪最小的旁听生。
大学那边的横谷、杉山等人，可能也从弘之那里听说了我失踪的消息。大家可能都担心我离家出走，要死在外边。或者是因为对时局愤慨不满，或者是研究工作难以如意，所以有了自杀的念头。不过，假如启介还活着，或许只有他能明白我的心情。他那双温柔可亲、清澈美丽的眼睛，应该能够捕捉到我的心绪。他是长子，出生在我的贫苦岁月，从小在大杂院里养大。所以，他具有弘之、定光所缺少的眼力见儿。即使在父母看来，他也确实比较敏感细腻。
啊！我什么都不想了。想来想去会让人疲惫不堪。除了《日本人动脉系统》之外，我什么都不想了。因为这无聊的事情，浪费了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到了晚上，必须把这部分的工作补回来。工作、工作，老学徒三池俊太郎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工作。今晚夜深之前，必须把第九章的图版说明写出来。如果说明写不出来，至少得把标题处理好。对了，让女招待把酒端过来先放着，等写完后睡觉时，喝上几杯。拿四两好酒来，酒壶要好好洗干净。——以前一个小时就做完的工作，最近我要花上一天。有时甚至需要两三天。衰老真是令人可怕！
那些家伙根本不懂我开始动手撰写的是什么。大概谁也不明白，这开头的一行字，闪烁着三池俊太郎作为一个学者的永恒的生命与自豪。首先，弘之就根本读不懂吧。按理说，他在学校学过几年德文的，忘得那样彻底，也真是少见。定光的专业是德文，而且还在翻译歌德的作品，读应该还是读得懂的。不过，那家伙也许只读得懂歌德。他从小就那样。他翻译的歌德估计也不靠谱。对于歌德这个文豪，我无从了解。不过，定光笔下的歌德恐怕也是跟他一个德行，难以取悦。但诗人歌德至少应该不是那种跟父母兄弟都难以相处的任性分子。一心只记得歌德、歌德，连重要的父亲在做些什么都一无所知，这种儿子真是让人头疼。日本人动脉系统解剖学的研究意义究竟何在，软组织人类学朴实却重要的工作具有何种学术价值，他对这些都无法理解吧。至于弘之，不，不仅仅是弘之，甚至连春子、京子、京子的丈夫高津等人，他们都会认为，我的这一行字还不如一百块钱宝贵。尽管如此，他们却又利用我学士院委员、某某奖获得者、Q大学医学系主任等过往的社会声望，极为浅薄地在他人面前抬出我的名号。这也无关紧要，但既然如此以身为我的子女为荣，就应该更加理解我、珍惜我，不是吗？
五十年前，在这个房间里，我曾经一心寻死。年轻时，无欲无求。如今，我渴望着哪怕多活一天也好。施瓦尔贝老师和东京的山冈教授都过世了，他们都死不瞑目吧。他们都想多活一天，再多做点工作。谷尾海月也是如此。他曾经心怀大志，想要编写一部梵文辞典，但终究未能如愿。本来，所谓宗教家，说到生死问题，或许跟常人有所不同。——但是，海月绝非宗教家。他是一个学者。正因为他是学者中的学者，所以我才喜欢他！海月应该也是死不瞑目吧。说是悟道，但所谓的悟道，归根到底不过是怠惰者装饰门面的念佛。人只要活着，就必须勤勤恳恳地工作。除了工作，人生下来还有何种意义？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晒太阳。人生下来，也不是为了贪图幸福。
1899年，我在解剖学和人类学方面，发表了新的见解，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主张……
今天，我想看一看比良山。非常想看比良山。那时候，我赶走了春子，想让自己的怒气平息下来，便点了茶。可是，尽管我在点茶，心里的疙瘩却依然还在。我喝完一碗茶，把萩烧茶碗搁在膝盖上时，不曾想，比良的山容倏地浮现在了我的心里。接着，当大森屋的掌柜进了门，玄关处的门铃响起时，我便下定了决心。比良山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远方召唤着我。这半天来，我待在这里，尽情地欣赏着比良山。白天，色彩曾经那般浓郁的比良山脉，从方才开始，突然变得淡薄起来了。相反地，它与天空之间的界线，反而愈见鲜明。恐怕不到一个小时，这一切便将全部消融于暮色之中。
Im Jahre 1899 bin ich in der Anatomie und Anthropologie mit einer neuen Anschauung hervorgetreten, indem ich behauptete:……
今天乘车经过京津国道时，蹴上的杜鹃开得很美。同属于杜鹃科植物，眼下石楠花或许已经开满了比良山顶。在那山顶的某处斜坡上，白色的花儿正在绽放。大朵大朵的白色花儿一齐盛开，铺满了整个山坡。啊！倘若能够眠于那山巅上香气四溢的石楠花丛下，我的心该是多么的惬意。我仰望着夜空，四肢舒展，啊，只是想象就已经神清气爽。似乎只有在那里，我的心才能得到安慰，才能心旌摇曳。时至今日，我本该试着攀登一次比良山。可是，事到如今，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可能爬上那座高山的顶峰了。对我而言，这比完成《日本人动脉系统》还要艰难。
不过，明天我回家之后，恐怕免不了一番折腾。春子估计会故意在定光和京子面前叫嚷：“就是这样，我照看爷爷，真是精疲力尽！”以她的性格，也许会夸张地趴在榻榻米上哭给人看。弘之、定光和京子，担惊受怕一整夜，肯定要把心里的愤恨都发泄出啦。我准备一句话都不说，把那些人的脸一张一张地看过去，然后走进书斋。要是弘之追了过来，冠冕堂皇地跟我说什么“今后，您不能再做这种为难人的事儿了！您以为您几岁了，想想自己的年纪吧！您做出这样的事情，孩子们可受不了。多不光彩啊！爸爸，您真是太乖僻了！”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我不想搭理。我不说话，凝望着挂在墙壁上的施瓦尔贝先生的照片，他的眼睛安详静谧、意味深长。等心里平静下来之后，我便立刻翻开笔记本，撰写《日本人动脉系统》的第九章。我提笔写道：
雪天里，穿着棉衣来这里投宿的时候，启介出事的时候，和敦子一起划船的时候，我都望见了比良山。我总是望着比良山，却从未想过要登上比良山。为什么我从未有过这个念头呢？也许是季节不对？不，不是的。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具备攀登那座山的资格。
明天之前，就由他们去担心吧！明天中午，我再出其不意地回家。七十八岁的我也是有自由的，有出门走走的自由。如今正流行自由之说。即便一声不吭地离开家门，也无可厚非。我年轻时曾经喝得烂醉如泥四处留宿，从未事先跟美纱打过招呼。不声不响地待在外头三四天，从来也没有像弘之那样，打电话跟老婆汇报。弘之就是个妻管严，溺爱孩子，娇纵老婆，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昔日，当我看到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时，我就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比良山巅。那一日或许就是今天。可是，如今即使再怎么想攀登，对我而言，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不过，家里现在一定闹翻天了吧。我突然从家里不见了，他们一定是乱成一锅粥了。最近，为了以防万一，我绝不独自外出。而今天出门之后，居然五个多小时了，还不见回家，估计就连春子也慌了手脚。“老爷子不见了！”“老爷子不见了！”——这会儿她可能正像平日里那样高声叫嚷着，上邻居和熟人家里四处找我。弘之应该是接到了电话，连忙从公司赶回了家里。我知道那小子，他既不想通知亲戚，也不想报警。话虽如此，他不管往哪里打电话，也都打听不到我的下落。他现在应该是一副难看的脸色，慢慢吞吞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就爱瞎操心，或许已经把我失踪的事情，告诉给弟弟妹妹了。定光或许已经从大学研究室回到了家里，一脸因为这种事情被叫回家而极为不悦的神色，待在我的书房里，坐在我的椅子上，愁眉苦脸地喝着茶。京子也从北野赶回来了吧。倘若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定光和京子都不会回家的。不知道究竟是忙成了什么样子，偶尔带些点心上门看望一下孤零零的父亲，也不会遭报应的。我要是不吭声，他们就把父亲抛在一边一年半载，一个两个都是不孝子孙。
好了，回房间吧。让他们尽快把晚饭送来，我必须开始工作了。听不见孩子们的吵闹，如此安静从容的傍晚，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了。好像哪里传来了铃声。是老人耳朵的错觉么？在耳鸣声中，我确实听到了铃声。不对，还是听错了吧。当年，在德国特里伊贝鲁菲的山中小屋里（当时，我跟施特尔达博士一起去那里撰写论文，目的是针对他在西伯利亚发现的红色骨骼展开讨论。）我曾经一边工作，一边听着挂在牛头上的铃铛发出的声音。那声音真是美妙啊。方才那个铃声，或许就是数十年前的那个铃声，出于某种原因，让我想起了它，听到了它。
啊，这一刻是多么自在啊！我已经多少年没有享受过如此安然宁静的时光了。这就是学者的时光。一个人坐在藤椅上，眺望着琵琶湖，眺望着比良山，没有人在一旁直勾勾地盯着，感受不到任何不怀好意的目光，听不见任何没轻没重、惹人心烦的说话声。要是想喝热茶了，拍拍手把女佣叫来即可。不吭声的话，直到傍晚，也不会有人前来打扰。既没有收音机的声音，也没有留声机、钢琴的声音。听不到春子高亢刺耳的叫嚷、旁若无人的孙子们的喧哗，也听不到近年来目中无人的弘之的声音。
快点让我吃晚饭吧，我必须工作。我必须投身到那片珊瑚林般红色的血管图谱的世界中去。
这家旅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初次来到这里，是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从我第一次坐在这间客房时开始，不经意间，五十多年的岁月悄然流逝。五十年不变的旅馆，也真是少见。长得跟过世的老板一模一样的少老板，坐在玄关边上微暗的账房里，跟他父亲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姿势。这间屋子里，壁龛上挂着的山水画以及搁着的布袋和尚摆件，可能也都是当年的东西。与此相比，我家可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不一样了。从家具、人，到人的想法，就没有一个保持原样的。而且，年年月月都在变。也许应该说是时时刻刻在变。如此发生变化的家庭，也实属少见。搬一张藤椅摆在檐廊上，一个小时后，椅子的朝向已经变了，真是让人受不了。
[1]日本山口县萩市一带烧制的陶器，柔和质朴，深受茶人的喜爱。
话说，那个老板过世之后，至今过去了多少年呢。二十年？不，应该更久。我因为启介的事情，第二次到访此地时，那个老板已经得了中风，口齿不清了。我记得，自那以后不久，大概两三个月的样子，我收到了他过世的讣告。当时，在我看来，那老板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他其实勉强刚到七十岁左右。仔细一算，我如今已经比他多活将近十年了。
[2]腊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日，寺院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
旅馆的老板曾经说过，宜于观赏琵琶湖的胜地，有三井寺、粟津、石山，还有其他一些合适的地方，不下十所。但是，要说欣赏比良山，尽管湖畔辽阔，却没有比坚田旅馆更合适的场所了。尤其是灵峰馆西北角的客房，无一处可以与其媲美，老板对此十分自豪。他还说明过，从这里遥望比良山，山容显得最为神圣庄严，故而取名为灵峰馆。从这个客房远远望去，比良山真是美丽。隔着琵琶湖，从彦根城望见的比良连峰蜿蜒向东西绵亘的壮丽景象。而这里虽然不见那般景致，却可以欣赏到比良山悠然地将数条轮廓分明的山涧揽在怀中，山脚延绵，伫立于琵琶湖西岸。一部分山顶不时被云朵遮住，那身姿有一种普通山峰所见不到的气质与风度，的确十分美丽。
[3]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法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要五年了。时隔五年，我再次来到了坚田旅馆。上一次来此地，是战争结束前一年的春天。当时战局已经开始紧张，自那以后，五年的时光过去了。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又好像昨天刚刚才发生过。总之，最近，我觉得自己似乎对时间概念比较模糊。我年轻时可不是这样。在上个月的解剖学杂志上，有个家伙把我写成了“矍铄八十翁”。我还没到八十岁，还差两年时间。不过，不管怎样，在别人眼里，我已经是个老翁了。“老翁”这个词，有几分安逸的味道，我不喜欢。我喜欢老学徒这个词，老学徒三池俊太郎。
[4]位于琵琶湖畔的海门山满月寺，以近江八景之一“坚田落雁”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