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在我们之间拉伸。是里奥的咳嗽声，和远处哒哒哒的枪声打破了这阵沉默。护士示意地看了一眼阿妮娅。
“他已经好起来了。”我低头看着他对护士说道。
我第一次看清了阿妮娅的脸色有多苍白。她开裂的嘴唇是灰色的，脖子上长出大个大个的脓包，她的头发也脱落了许多。
所以当护士走过来提醒我们该去赶火车的时候，我是那么的困惑。
这些我之前怎么就没注意到？
我低头看着我的儿子，我的心肝宝贝，又是哭又是笑。也许是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或者不如说是希望让我看不清真相。我这样的年纪理应知道得很清楚，可听见他声音的一瞬间我还是把所有常识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没有看到他的皮肤已经变成了乌青色，没有看到他胸口上肿疮都破开，在往外渗黄色的脓水，我也没有听出他的咳嗽声变得有多粗重。我只看到了里奥，我的小狮子，我这个有着最蓝的眼睛和最纯净笑声的宝贝。
“可是……”我四下里看了看，“你说过他们不会让我儿子上火车的。”
我叫醒阿妮娅，把她拉到我旁边。“我们都在这呢，宝贝。我们就在去找爸爸的路上。他在沃洛格达等我们。”
“要撤离的人太多。他们不会送一个要死的人走。你的批文还可以给你自己和你女儿用，不是吗？”
我和阿妮娅蜷着身子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里奥睡在我们旁边的一张脏兮兮的儿童病床里。我是被冷醒的，身上被地板硌得生疼。我跪起来去看里奥，发现他醒着。那么久以来第一次，他的蓝色眼睛又像从前那样清澈明亮了。“嗨，妈妈。”他那声沙哑、仿佛蒙着一层雾气的呼唤直直穿进了我的心脏，“我们在哪儿？爸爸呢？”
我为什么直到那时才听懂了她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这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要我怎么解释才好？就算被一把刀插进心脏也没有这么疼。
他好了。
“你是说我应该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等死？”
也确实如此。
“我想说的是他会死。”护士又看了阿妮娅一眼，“但你还可以救她。”她拉了拉我的胳膊，“我很遗憾。”
护士再也掩饰不住对我的同情。“当然了。也许他会好起来的。”
我僵立在那目送着她走开。我也不知道我站了多久。后来我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我低头看看我爱进命里的女儿，又看看我即将死去的儿子。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给里奥治病，对不对？”我又说道，“也许到明天他就好起来了。”
“妈妈？”阿妮娅皱着眉头看着我。
护士不说话了。撒谎只会浪费时间。
我拉起阿妮娅的手，带她走出了医院。
“可要是我们留下，往后根本不可能再买到车票。”我说，“我们会死在这里的。”
在火车上，我跪在她的面前。她瘦小的身子裹在一件鲜红色的外套里，脚上穿着一双大得过头的毛毡靴。
“他们不会让你儿子上火车的。”年轻的护士告诉我，“病得这么重肯定不行。”
“妈妈？”
这个护士是那么年轻。和战争开始前的我一样年轻。我不知该如何去相信她的话，或者如何不去相信。“我有撤离文件。我们要赶明天的火车去沃洛格达。”
“我不能把里奥丢在这。”我哽咽着对她说。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死去，可要我如何对我五岁的女儿说出这种话呢？她能不能明白我正在做一个全天下的母亲都不应该做的选择？将来有一天她会因为这个选择恨我吗？
“他是营养不良，第三级。已经没有第四级了。”她对迷茫不知所措的我解释道，“快死了。如果我们可以给他输点液体的话……也许吧。我可以带他去找医生。接下来也许会痛苦那么几天。”
她皱成一团的小脸是那么熟悉，看得我的心都要碎了。有一瞬间我好像又看到了她婴儿时的样子。“可是……”
她温柔地接过里奥。我逼自己不要去看他朝后仰着的脑袋。
“你是我最坚强的孩子。你一个人也会没事的。”
“救救他。”我把我的儿子抱给她。
她使劲摇头，哭了出来，“不，妈妈。我要跟着你。”
阿妮娅在冰冷的地板上睡着了，嘴里吮着她的大拇指。这时一个护士在我们旁边停下。
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张纸片上残留的香肠味让我的胃里一阵痉挛。我把她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别进她的翻领里。“爸……爸爸会在沃洛格达等你。你找到他，然后告诉他我们会在星期三那天到。到时你俩可以来接我和里奥。”
我又饿又虚弱，但这倒成了一件好事。我没有力气满医院奔走寻找帮助。我只是抱着我的儿子，站在阴冷的走廊里。看到有人经过我就小声恳求：“救救他，求求你。”
我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假的，一股浓浓的谎言味道。可她信任我。
切列波韦茨的医院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地方。所有病人都患有痢疾和坏血病。在这里站不到片刻就会看到一个患病的列宁格勒人蹒跚地走进来寻求救助。每过一小时就有几辆卡车把医院的死尸拉走，但不过是腾出空位给新的尸体填进去。活着的人也就是站在那垂死挣扎而已。
我不让她来抱我。我看见她不停地向我伸出手，而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她往我们周围的人群里推。
切列波韦茨的情况也没有好太多。我们可以在这里停留一天。一开始我还暗自庆幸，在我们登上下一辆火车前还有点时间来救救里奥，但是他已经越来越虚弱了。我努力避免去看这个事实，可这个事实就躺在我的怀里。他每时每刻都在咳嗽。现在还会咳出血沫来。他不吃东西也不喝水，烧得滚烫，身体一个劲地发抖。
阿妮娅撞到了一个站在近旁的妇女身上，她踉跄地退到一旁，接着轻声咒骂起来。
门关上了，车厢里再次陷入黑暗中。阿妮娅靠近我。我听到她在哭。
“妈妈……”
我死死地抓住他，不住口地尖叫：“他还有气，他还有气。”
我再次把女儿推到这个陌生人跟前。她用空洞的眼神注视着我。
无数只手伸向里奥，试图把他从我怀里拉走。
“带我女儿走。”我说，“她有文件。她父亲在沃洛格达等她。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马切科。”
我还记得火车在中途停了一次。车厢门打开，有个人大声冲我们喊：“有没有人死了？有死人吗？把尸体交给我们。”
“不，妈妈。”阿妮娅大哭着来抓我。
我不停地低下头去检查里奥是不是还有呼吸。
我打算狠狠将她推开，好叫她再也扑不过来，可我做不到。最终我还是把她揪进我怀里，紧紧地拥抱了她。
那一夜漫长又煎熬。
火车的汽笛声拉响了。一个人大吼着问：“她走不走？”
我拉起阿妮娅的手，慢慢地走出令人痛苦不堪的医务所，然后又踏着雪来到火车站。文件通过审查后，我们再次爬上了一节拥挤不堪的车厢。我和我的孩子们都没有座位，所以我们就坐在冷冰冰的地板上。我把里奥放在我的膝头，阿妮娅坐在我旁边。一直等天完全黑下来后我才拿出那袋坚果。我大着胆子尽量多地把坚果分给阿妮娅吃，我自己只吃了少许。我设法用我们自己带来的清水让里奥吞下一片药。
我掰开阿妮娅缠在我脖子上的胳膊。“你要坚强一点，阿妮娅。我爱你，莫亚杜沙。”
“我们走。”
我怎么可以一边把她唤作我的灵魂，一边又狠心将她推开呢？可是我就是这么做了。就是这么做了。
“切列波韦茨。”他又说了一遍，也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他就转身走开了。他每走一步都有人拉住他，求他救命。
我在最后一刻将那只珐琅蝴蝶交到她手里，“给你蝴蝶。替我保管好它。我会回来找它，也会来找你。”
我摇摇头。实情叫我怎么说得出口呢？我根本没办法让他吃东西了。
“不，妈妈……”
他给了我四片白色的药，“一天服两片。”他说，“用干净的水送服。他最后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
“我保证。”我将她抱起来，塞到一个陌生人的怀里。
我没有要求他再告诉我些情况。事实上，我也不希望他告诉我。
她还在哭，凄厉地叫着我的名字，用尽全力想挣脱出来。这时火车的门关上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那个眼神，感谢上帝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样的眼神。“送他去切列波韦茨的医院。”他耸耸肩，“也许吧。”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看着火车越行越远，越变越小，直至最后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德国人又开始扔炸弹了。爆炸声，人们的喊叫声，还有碎片砸在铁皮屋顶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进我的耳朵。
他摸摸里奥的额头，然后看着我。
但我一点也不关心。
他看向我。他的脸像我一样疲惫不堪。他朝里奥伸出手，我看到他微微颤抖的手指上有肿起的水泡。
我转身往医院的方向走去。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上掉了出来，但我没有费心低下头去找，不想看我到底丢了什么。我走在纷纷扬扬下落的尘土和大雪中，去找我的儿子。
“求你帮帮我。”我走到他身边，对他说道，“我的儿子在发烧。”
我的胸口隐隐作痛，呼吸也不顺畅，这是失去的感觉。但我告诉自己，我做了正确的事。
最终我看到了一个老人。他拄着拐杖弓腰驼背地站在那里，眼神空洞又麻木。我朝他走去完全是因为他穿着白色的衣服。
我要用我强大的意志力让里奥活下去，而夏沙会在沃洛格达找到阿妮娅，我们一家四口会在星期三团聚。
我不敢把里奥放下来，我害怕会加重他的病情。我觉得我们在里面徘徊游荡了几个小时，想找到一个能帮帮我们的人。
这是多么美好的梦想啊。我要让它活着，留住它的呼吸。就像双手围拢护住蜡烛微弱的火苗那样。
走进去才发现这根本算不得一个医院了，不过是一个摆放尸体，还有供将死之人熬尽最后生命的地方。里面的气味简直难闻得可怕，活着的人就躺在他们已经被冻干的排泄物上呻吟。
回到医院时，天又黑了下来。这个地方的气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还有寒冷，我能听见风在外面徘徊的声音，不怀好意地尝试建筑物上的每一处缝隙和裂口，随时准备钻进来。
我幸运地找到了这里的医务所。一个临时在雪地上搭起的白色帐篷，帐篷的帆布脏兮兮的，被寒风一吹扑棱作响。
窄小下陷的儿童病床上，里奥在睡梦中发出吮吸的声音，咀嚼着并不存在的食物。他现在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咳嗽，口里一阵阵喷出的血沫在毛毯上留下了一片网格状的纹路。
感觉就像走进了飓风的风眼中。一辆接一辆的卡车从我身边开过，拉着武器弹药的马撒开蹄子往前奔，士兵们也在四处逃窜，而我们这些穷困潦倒、饥肠辘辘的列宁格勒人则在焦急地寻找可以搭乘的车辆。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爬上小床抱住他。他像婴儿时那样往我的怀里拱，轻声呢喃着我的名字。他糟糕的呼吸声让人不忍心去听。
阿妮娅带头跳下卡车。而我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里奥身上，炸弹和炮火声在我们四周大作。一辆卡车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爆炸了。
我轻抚着他滚烫濡湿的额头。虽然我的手很冰，但我还是愿意摸着他，让他知道我在这里，在他身边，陪着他。我给他唱他最喜欢的歌曲，给他讲他最喜欢听的故事。他不时会醒过来一阵，虚弱地冲我微笑，要糖吃。
我们再次走进寒冷中。
“没有糖果。”我告诉他，又吻了吻他塌陷的青色脸颊。我再一次划破手指给他含着，直到疼得受不了我才把手指抽出来。
他在发烧。我两只手颤抖着把报纸裹回到他身上，再扣上毛衣和外套的纽扣。
我在给他唱已经记不起歌词的歌，唱着唱着，我就发现他没有呼吸了。
我赶紧摸了摸里奥的额头。
我亲吻他的冰冷的脸颊和嘴唇，我想我听到他跟我说话了，他说：“我爱你，妈妈。”这当然只是我的幻想罢了。我怎么能忘得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每天都在一点点地死去，而我束手无策。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离开列宁格勒。
“妈妈，他的手好烫。”阿妮娅战战兢兢地对我说，看得出来我突然这一通乱吼把她吓坏了。
我以为我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但我承受下来了。那一整天和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我都和他躺在一起，抱着他逐渐冷透的身体。要是在平常时期，医院大概是不会允许我这么做的，但那种时候毫无平常可言。最终，我放开了他小小的尸体，爬了起来。
我也哭着把他拉过来贴紧我，我对他说：“我不准你离开我，里奥。妈妈受不了。”
尽管我很想就这样永远躺在他的身边，守着他直到我自己慢慢饿死。但我不能这么做，我向夏沙保证过。
他哇的一声哭起来。
活下去，他对我说，我也答应了。
最终，他在我怀里颤抖了一下，将一口带着酸味的微弱气息吐进我的嘴里。
带着一颗变成了石头的心，和空荡荡的怀抱，我离开了我的儿子，让永远不会再醒来的他一个人躺在门边的小病床上。而当我再次迈开脚步时，我知道，现在我儿子留给我的念想就只剩下一个日历上的日期，和装在我行李包里的一只玩具兔子。
我用力地摇晃他，撕开他的外套，扯下裹在他小身子上的报纸。他的胸膛几乎就是一副骨架，青色的皮肤上满是肿疮。“醒醒，里奥。快点喘气吧，我的小狮子，求你了……”我把嘴覆到他的嘴上，往他的口里吹气。
我不会告诉你们，为了在那辆开往东边的列车上得到一个座位我都干了些什么。反正也不重要，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只剩下一具没有血肉的身体，和满头的白发；这具空洞的躯壳得不到丝毫平静，也不能休息，不管我有多渴望能躺下来，闭上眼睛就此放弃。
我感觉不到他的呼吸了。
阿妮娅。
老实说我一点都不想离开这辆车，虽然我很清楚坐在车上有多危险。油箱里有汽油，且这车没有做任何伪装，从空中看完全就是一个活靶子。可是我们好久没有这么暖和过了……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里奥，这一看让我把所有危险丢到了脑后。
夏沙。
车刚一离开冰面立刻就碰到了空袭。我们的司机马上停下车，逃了出去。
我死死地抓住这两个名字，在梦里也不敢放开，尽管很多时候我连自己梦见的是谁都想不起来了。我坐在火车上，看见了沿途无数被摧毁的乡村，成堆的尸体，还有被炸弹炸得伤痕累累的大地。飞机和枪炮的声音从头到尾没有消停的时候。
一望无际的雪地上有一排排的货车，车上满载的食物是要送去我可怜的列宁格勒的。士兵们都穿着白色的军服。不远处——大概就三百码开外的距离——有一个火车站，那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火车缓缓地向东开着，中途在几个小镇短暂停靠。每次一停车就有无数饥民争抢着爬上车，混入到我们这群眼神空洞、肮脏不堪的人中来。我身边有人在小声谈论前方的战况有多激烈，但我压根听不进去。也不关心。我的心和身体被掏得太空，已经操心不了那么多事了。
待我们过了湖后已到了白天。当然，就算是白天也不会亮到哪去，不过足够了，起码我可以看清楚我们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最终我们奇迹般地到达了沃洛格达。我也是在车厢门打开的一瞬间才突然意识到，我根本没有指望能活着来到这里。
我的头发已经和我的肤色一样白了。
我还记得要微笑。
他以为我是个老人。我扯下头巾往挡风玻璃上方的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微笑，我对自己说。
老婆婆。
我甚至特意将我的头发往头巾里塞了塞，这样夏沙就不会注意到我变得有多苍老了。我身边只有那只小小的旅行包，里面装着我所有的财产——我们的财产。我把它紧紧抓在手里，卖力地挤到人群的前面。
我满心的感激，完全没注意到他对我说的话有什么不对。一直到我和孩子们挤进卡车的驾驶室里……
一走进车外寒冷的空气中，人群就迅速地朝四面八方散开，大概是去找吃的或者寻找亲友了吧。
他抽着烟定定地看着我。最后一口烟吸完，他把烟蒂扔在雪地上，“好吧，老婆婆。”他接过我的戒指装进自己的口袋，“上车。我就送你和你孙子们一程。”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任凭其他人推挤着从我身边走过。远远地，我听到飞机的嗡鸣声，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当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和我同行的乘客都跑起来，到处找可以掩蔽的地方。我看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往战壕里跳。
我脱下手套，将我的结婚戒指取下来给他，“这是金的。求求你……”
我并没有跟着他们一起逃命，因为我看到夏沙了，他就在我前面，和我隔着不过一百码的距离。我也看到他正牵着阿妮娅的手。她身上那件鲜红色的外套活像一只从雪地里飞出的羽翼丰满、健康的小红鸟。
可那个男人没有接蝴蝶，只是皱了皱眉，“这种小玩意儿能有什么用？”
还没迈出第一步我就哭了。我的两只生疮的脚浮肿得厉害，但此刻已经被我完全忽略。我只想着，那是我的家人，然后不顾一切地跑了起来。对夏沙怀抱的强烈渴望叫我忘了思考。
“不，妈妈。”阿妮娅伸手过来跟我抢蝴蝶。
愚蠢。
“求求你。”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绝望。周围的卡车都开走了，我知道如果不赶快搭上一辆车，那我们今晚就得死在这里。我掏出我祖父做的那只珐琅蝴蝶递过去，“这个你收下。”
真正听到炸弹落下的声音时已经太晚了。我是不是把那个尖厉的啸声当成了我的心跳，或者是我的呼吸声？
我忙摇头，“没有，他只是睡着了。”
一瞬间所有东西都爆炸了：身后的火车，我旁边的树，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
他凑过来瞧了瞧里奥，“死了？”
几秒钟前我还看着夏沙和阿妮娅就在我眼前，可接下来他们就横飞到空中，身后燃着一团火。
这个男人的脸并不憔悴，也没有太消瘦，可见他不是个普通人，最起码也是党员，刚升起的希望骤然下跌。
我是在一顶医疗帐篷里醒来的。也不知我在那躺了多久，一直到所有的记忆重新在我的脑海浮现后我才慢慢地爬起身来。
“能载我们过湖吗？”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破碎又虚弱。
我的四周有无数具被烧焦的破碎尸体。还有人的哭泣声和呻吟声。
一个身穿宽大的迷彩服的男人站在车门旁吸烟。顺风飘来的烟味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过了片刻我才意识到我的眼睛看不见颜色了。听力模模糊糊的，就好像我的耳朵里塞了一团棉花。我的半边脸上被刮破了好几处，还在流着血，但我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一次就迈一步。直到我看清楚了前方切切实实停着一辆货运卡车。
那团橘红色的火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后的颜色。
这就是我的力量。我咬牙忍着重新被唤醒的疼痛，艰难地站起来，又开始往前走。
“你不该起来的。”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道。他的神色憔悴，但又有一种见了太多战争悲剧的麻木。他的制服有好几处被磨破了。
“可是我爱你，妈妈。”
“我的丈夫……”我必须要大吼着说话才能盖过这里的吵闹声和我耳朵里的耳鸣，“我的女儿。一个穿红外套的小女孩和一个男人。他们就站在……火车被炸了……我必须找到他们。”
我把阿妮娅给我的围巾解开，重新裹住她的脖子和小脸。“再也不要把围巾取下来了。”我说，“不要把围巾给任何人，就连我也不可以。”
“很遗憾……”我的心在狂跳，所以他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只隐约记得几个单词：无一幸存……只有你……这里……
我低下头。里奥软绵绵地在我怀里，脑袋向后仰着，但是我感觉到他还在呼吸。
我推开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一张张病床前，可我看到的全是陌生人。
“妈妈，你得站起来。”阿妮娅用力拽着我。
帐篷外面天寒地冻，雪下得又大又急。我认不出这个地方是哪儿，茫茫无尽的雪地仿佛延伸到了天尽头。所有被炸弹破坏的痕迹此刻都被白雪盖住了，不过我还是能看到一个凸起的雪包，那下面埋着的一定是尸体。
我缓慢地张开眼，看见阿妮娅在我面前。我的女儿把她的围巾取下来绕在我的脖子上。
接着我看到了那个小小的东西，它皱成一团被扔在附近的一顶帐篷旁，看过去就仿佛是雪地上的一点深色污渍。
她冲我的脸大声喊叫。
我很想说我是跑过去的，但事实上我只能走。一阵寒意像火烧一样从我的脚底传上来，我这才发现我竟然打着赤脚。
“妈妈！”
这是她的外套，阿妮娅的红色外套。或者说这是那件外套仅存的一部分。我是再也看不到那鲜亮的红色了，但我看到了她的名字，那是我亲手写在一张碎纸片上，然后又别进翻领里的。纸片已经湿了，上面字迹也变得模模糊糊，但它就在那儿。外套的一半不见了——我不敢细想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一面被撕得破破烂烂。
“妈妈。”
我也看到了浅色内衬上的黑色血迹。
“妈妈。”
我把外套捂在鼻子上，用力地吸气。我还能从布料上闻到她的气味。
我闭上了眼睛。
在口袋里我找到了阿妮娅和里奥的合照，是我将照片缝进外套的内衬里的。看见了吧？我想起在我们把照片藏起来的那天我对她说过的话，那是列宁格勒第一次疏散儿童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过了数十年那么久：你要时刻陪在你弟弟身边。
整个世界完全静止了。不知哪里有人在笑，那笑声听起来就像奥尔嘉的。我只要打一个盹就能见到她了，这就是我此刻的想法。
从现在起你弟弟就永远陪在你身边了。
“就一会儿。”话还没从我口中说出我就双膝跪倒在地。
我把那张写着她名字的纸片紧紧攥在手心里。我究竟在冰天雪地里坐了多久，又花了多长时间来一遍遍地抚摸我宝贝女儿的外套，回忆她的微笑呢？
我心里想着，我必须加快速度，为了我的孩子。这时我感觉夏沙来到了我的身边，我能感觉到他喘出来的气，是那么温暖。他在小声说爱我，向我描绘将来到了阿拉斯加要找个什么样的地方来盖我们的房子，然后他告诉我累了就休息一下，没关系的。
永无止境。
可前方什么也没有。只有无尽的冰面和黑沉沉的天，还有远处不时响起的枪炮声。
没人肯给我一枪。我求遍了所有人，可他们对我说的话都一样，冷静下来，明天你就会好受些了。
走啊走。
我应该去求一个女人的，一个像我这样的母亲。冒冒失失地把孩子带出来，结果害得一个病死，而另一个也因为我狠心丢下她而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走啊走。
或许这世上不会再有另一个这样的母亲了，我是唯一一个……
“快来！”我在风中大吼，或者说我是打算吼出来的。我的全身的关节被冻得生疼，就连弯一下手指握紧阿妮娅的手都做不到。
反正我已经忍受不了了。我一点也不想好受，再痛苦悲伤也是我应得的。于是我回到我的病床，穿上靴子和外套离开了那里。
一迈开步子，眼泪立刻就涌上来，刺痛了我的眼睛。里奥被我抱在怀里，尽管他已经很瘦了，可这一丁点的负重也让我走得无比艰难。再加上迎着呼啸的狂风，我每走一步都需要绝对集中精神，调集我全部的意志力。在这个冰封的蓝黑色世界里，唯一让我感到真实的是我女儿的手。我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发动机空转的声音，接着转成了轰鸣声。是车队吧，我心里默默希望着。
我就像一个幽灵一样走在雪茫茫的乡郊野外。一路上碰到了很多像我一样的活死人，没有一个人上前来阻止我。只要哪里有枪炮和炸弹的声音我就往哪里走。如果我的脚能疼得轻一些，我一定会用跑的。
“我们去找一辆卡车。来，拉着我的手。”
到了第八天的时候我找到了我想要的。
“我们该怎么办，妈妈？”阿妮娅问我。
战争的最前线。
黑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满月，月光把雪染成了青蓝色。从火车上下来的所有人全部站在一起，挤作一团，像一群不知所措的牲口。很多人都在咳嗽。不知从哪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哭闹声，我突然很希望那是里奥在哭。他安静得让我害怕。
我从我的俄国同胞身边走过。他们拼命想叫住我，追上来拉住我。
我深吸一口气，肺里立刻剧烈地疼痛起来。我旁边的里奥开始咳嗽了。
但我挣开了，必要的时候还用蛮力，拳打脚踢，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检查了一下孩子们的衣服。所有东西都好好的，和我们离开列宁格勒时一样。里奥和阿妮娅先在身上裹了一层报纸，然后再穿上他们所有的衣服。我们的脑袋和脖子也用围巾严严实实地裹起来。我尽可能把我们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盖住，就连里奥红彤彤的小鼻子也没放过。
最后我靠近了一伙德国人，迎着他们的枪口站住。
数月来，军方一直努力在拉多加湖面上开一条冰路。现在这条路就在我们眼前，大伙儿管这叫“生命之路”。他们都说，很快，运输食品的货车就会隆隆地驶过冰面，向着列宁格勒进发。可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说的那种货车还在一辆接一辆地掉下冰面，消失在黑色的湖水里。当然，德国人也在不断地往湖面投炸弹。
“开枪打死我。”我对他们说，然后闭上了眼睛。我知道在他们眼里的我是什么模样：一个疯癫、半死不活的老女人，手里拿着破烂的旅行包和一只脏兮兮的灰色玩具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