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对于此种类型的人，我们不能指望他会另有作为：他是一个组织得过于完美的世界之产儿，他只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优越，而没有觉察到它的危险。他周围的环境宠坏了他，那些“文明成果”仿佛就是一个安居的宅院，钟鸣鼎食之家的子弟根本感觉不到有什么可以迫使他放弃奇思怪想；也没有什么可以促使他走出封闭的自我，倾听那些来自更高权威的忠告；更不用说有什么可以责成他面对自己深邃莫测的命运。
[1]指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
再清晰不过的是，目前的情形尽管有它自身的某些特征，但它仍然与过去的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地中海文明甚至还不能与其曾经达致的巅峰——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同日而语：那时犬儒学派已经产生，第欧根尼趿拉着他沾满泥浆的便鞋践踏着阿里斯提波的地毯。[8]犬儒主义者遍布大街小巷，其风潮盛行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事实上，这些犬儒主义者除了破坏一个时代的文明之外，一无所能：他们是希腊文明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无所事事、毫无建树；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破坏，或者毋宁说是试图破坏，因为他们的企图并没有得逞。犬儒主义者是文明的一个寄生物，完全依靠否定文明来过活，而这恰恰又是因为他们相信，文明是永远不会失败的。置身于一个野蛮的民族当中——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自觉地、非常真诚地履行着犬儒学派荒唐地赋予每个人的职责[9]，犬儒主义者能做什么呢？当代的法西斯主义者，除了诋毁自由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超现实主义者除了亵渎艺术之外，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2]奥尔特加的引证有误，“池塘里的青蛙”是柏拉图对地中海沿岸星罗棋布的希腊殖民城邦的譬喻，参见《斐多篇》109B。
一场闹剧的狂飙目前正在以各种形式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人们所采取与宣称的一切立场与姿态都是错误的；人们所做的唯一努力就是逃避我们真实的命运，对其显著的迹象视而不见，对其深切的呼声充耳不闻，避免直接面对“我们不得不成为的”（what has to be）。我们在以一种喜剧的方式生活，生活的面具越是具有悲剧性，我们生活得越发像是闹剧。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生活失去了不可或缺的根基——这是一个稳固的立足点——闹剧就会存在。大众人不愿意扎根于其命运之确定不移的基石上，他宁愿选择一种悬浮在空中的虚幻存在。因此，欧洲人从未像今天这样过着一种失去重量、缺乏根基的生活，他们把生活从自己的命运中连根拔起，任凭自己在最轻微的气流中漂浮。这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一个“任其自然”的时代。几乎没有人能够抵制得了来自艺术、思想、政治或社会习惯方面的那些浅薄而短暂的风潮；其结果就是修辞术（rhetoric）空前地盛行。超现实主义作家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整个文学史，因为当别人还仅仅限于描写“茉莉花、才子佳人以及法翁[7]”时，他已经写出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句子。但实际上，他所做的只不过是让迄今一直隐藏在厕所角落里的另一种修辞形式重见天日罢了。
[3]俾格米人（pygmy），一种平均身高低于5英尺的人种，尤其是指赤道非洲和亚洲东南部地区的矮人。
不管一个人向我们展示的是什么样的自我，只要它是真实的，那都将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但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二加二等于五，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心智不健全，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确定他事实上并不相信这个等式，哪怕他对此坚决予以否认，甚至因为坚持这个等式而丢掉身家性命。
[4]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说是家庭与社会关系的放大。“志得意满的复合体”（self-satisfaction complex）之最明显、最不可否认的证据就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国家在国际联盟中竟然也决心要“随心所欲”，他们公然声称这种态度就是“民族主义”。尽管我对一切顶礼膜拜“国际主义”的态度甚为憎恶，但另一方面，对那些相当不发达的国家所表现出的这种自以为是，同样感到荒谬可笑。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概括“志得意满的人”的特征：他“知道”某些事物是不可能的或不可为的，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却在行动和言辞中假装相信它们是可能的和可为的。法西斯主义者动员起来反对政治自由，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政治自由最终是不会失败的，它是欧洲生活中本质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欧洲出现严重的危机，人们真正需要它时，政治自由就会再度复兴。因为大众人的特征与基调乃是伪饰、轻浮以及胡闹，所以，他的一切行为都缺乏任何意义上的必然性，就像富家子弟的恶作剧。他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所匆忙采取的悲剧性的、终极性的姿态都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人们在剧院里观摩、扮演悲剧，乃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其实，在这个文明的世界中有多少悲剧在上演啊！
[5]即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是正确的，因而反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就是错误的。
尽管有充足且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为了实现政治自由这一铭刻在欧洲命运之中的无上命令（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人们所采取的具体手段是错误的、不幸的；但“上一个世纪在本质上是正确的”[5]这一终极性证据仍然是有效的。对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来说，无论它们可能采用什么样的举措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就像那些仍然服从于事项举要[6]的天主教徒一样，(4)这一最终证据同样适用。所有的人都知道，尽管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各种批评都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自由主义依旧保持其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此种真理既不是理论上的、科学上的，也不是智识上的，而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更具有决定性的真理，即命运的真理（the truth of destiny）。理论上的真理不但是可以探讨的，而且甚至可以说它们的全部意义和力量就在于对它们的探讨与争辩之中，它们产生于讨论；只要它们被探讨，它们就存在；它们只能在讨论中形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是命运则不然，从生活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只能不得不接受或不得不拒绝此种命运；它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而是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问题。我们如果接受它，我们就是真实的；如果拒绝它，我们就是在否定、歪曲自己。(5)命运并不存在于我们感到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当中；毋宁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时，命运才会彰显其清晰的面貌。
[6]事项举要（the Syllabus），指天主教会用教令颁布的事项，尤指教皇庇护九世于1864年所列的80条以及庇护十世于1907年所列的65条异端教义、行为和制度。这里应该指的是庇护九世1864年通谕附件《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中的第80条：任何认为罗马宗座应该或能够同意进步、自由主义以及现代文明并与之相协调的见解都是谬误。这则通谕附件严重打击了天主教开明派，并使天主教会丧失了知识界的支持。
我想，这已经足够让我们认清那些“志得意满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畸形了，他是一种自以为在生活中可以“随心所欲”的人；事实上，这正是一个fils de famille［大家族子弟］常常具有的幻觉。个中缘由我们不难找到：在家庭的圈子里，一切行为，哪怕是最恶劣的过错最后都可以免于惩罚。家庭的圈子，相对来说是虚假的，它可以容忍、放纵许多行为，这些行为如若发生在社会上、外面的世界中，将不可避免地给其带来灾难性后果。然而，这种类型的人却以为在外面可以像在家里一样，为所欲为；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致命的、无可挽回的、不能改变的。这就是他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原因。[4]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犹如一则葡萄牙故事中一只鹦鹉所说：“你要去你应该去的地方。”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应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仅仅是说一个人只能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成为他不得不成为的样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拒绝去做那些本来不得不做的事情，但这也不能让我们自由地去做我们所喜欢做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仅仅拥有一种否定的意志自由（a negative freedom of will, a noluntas）。我们自信可以逃避自己真实的命运，但其结果却只能是使自己在命运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对于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具体命运，我们是无法预知的；但预见其中的某些部分、某些方面却是可能的，因为他的命运必然与其他人的命运有相似之处。比如，当代的每一个欧洲人都知道今天的欧洲人，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人都必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这一信念比他所坚持的其他一切“思想”或“见解”都要坚定。我们姑且不管他所赞成的自由主义属于哪一种类型，我只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今天欧洲最反动的人，在他内心深处也都知道，上一个世纪的欧洲人以自由主义的名义所付出的努力、取得的成就，从长远来看，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今天的西方人注定是这个样子，不管他愿意与否。
[7]法翁（faun），古罗马神话中主司农牧的神，人面羊耳，头上生角，人臂羊腿，吹一支牧笛。
因此，产生于19世纪的现代文明具有这样一种特征：它使得普通人占据一个富足过剩的世界成为可能；他们感到自己可以任意支配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资源，而对与之相关的努力和劳苦却全然不曾觉察。他们发现自己置身其间的世界布满了前所未有的设施、疗效极好的药物、提供各种福利的政府以及充分的自由和权利。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发明和创造这些设施与药物以及确保它们将来的生产，是多么的困难，需要怎样的努力；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国家组织是何等脆弱、不稳固；对于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他们更是很少关心。这种平衡的缺失扭曲了他们的本性，削弱了他们存在的根基，致使他们与生活的真谛失之交臂：生活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疑问多多、绝对危险的情境。在各式各样的人当中，与人类生活最相背离的类型就是“志得意满的人”（the self-satisfied man），已经长大了的宠坏的孩子。一旦这种人占据了主导地位，警钟就应该敲响，因为它预示着人性正面临着退化——也就是相对死亡——的威胁。以此观之，欧洲今天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线高于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但是，如果我们展望未来，我们不能不对此感到忧虑：它非但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或是维持现有水平，反而极有可能倒退，跌落至更低的水平线上。
[8]第欧根尼（Diogenes，412?BC—323BC），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奠基人；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435?BC—366?BC），古希腊哲学家、昔勒尼享乐主义学派奠基人。
因此，我不厌其烦地强调：此种充满各种不文明倾向的人、新近出现的野蛮人乃是现代文明自生自发的产物，尤其是19世纪所采取的那种文明形式的产物。他既不像公元5世纪那些“伟大的白色人种之蛮族”[1]一样，是从外部闯进文明世界的；也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池塘里的蝌蚪”[2]，是文明世界自身神秘的后裔；实际上，他完全是文明世界的自然产物。我们可以确立如下一条已经为古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所证实的规律：只有当其可利用的资源与其所面临的难题达到一种平衡时，人类的生活才会形成与拓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是这样，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是如此。譬如，以人类物质生存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为例：我们或许会想到人类最初得以繁衍生息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炎热季节与酷寒季节交替互补的地区。在热带地区，人的身体容易退化；反过来，劣等的种族——比如，俾格米人[3]——往往被那些晚于他们出现，但进化程度超过他们的种族，驱逐到热带地区。(3)
[9]似乎是指当时人们普遍地由积极的公共生活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安宁，回避公共义务的心态。
我们说了这么多仅仅是为了拒斥这样一个幼稚的信念：生活资源的富足和过剩有利于人的生存。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在可能性上过于富足(1)的世界会自生自发地造就畸形的、品性不端的人类生活形态，它或许可以统称为“继承人”（the heir-man）。同宠坏的孩子一样，“贵族阶级”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人则是一个更充分、更完备的“继承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贵族”都会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些特征在今天的大众人身上再次出现。比如，对各种占据其人生大半时间的游戏和运动的喜好；注重身体的保养——养生术——和外表仪容的修饰；在与妇女的交往中缺乏罗曼蒂克情怀；表面上乐于交游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打心眼里蔑视他们，不时地指使其奴仆或雇佣暴徒惩罚他们；他宁愿生活在一个绝对权威的支配之下，而不是一个自由讨论的体制之下，等等。(2)
(1)生活资源的增加，乃至充裕当然不应该与过剩相混淆。在19世纪的时候，生活上的便利设施就已经急剧增加，由此导致生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的惊人发展，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目前的情况却是，与普通人的能力相比，这个文明的世界已经显得太富足、太奢侈，盈余过剩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似乎与进步（也就是，生活便利的不断提高）同步增长的安全感仅仅导致了一般民众的道德腐化，激发他产生出一种错误的、邪恶的并且在日渐萎缩的自信。
一个人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艰难困苦，恰恰唤醒并激发了他的活力与才能：倘若没有他的躯体承载在他的身上，他将寸步难行；倘若没有空气负压着他，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悬浮在真空中，飘来荡去，游移不定，缺乏根基。同样的道理，对那些继承的“贵族”来说，他的整个存在、他的个性将由于缺乏实际的运用和必要的努力，而变得暧昧、模糊。其结果就造成了“我们古老贵族”所特有的愚蠢，这种愚蠢与众不同，严格说来，它内在的悲剧性机制至今尚未被描述，而正是这种悲剧性机制导致一切世袭贵族制都要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2)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英国的贵族阶级似乎在这一问题上也是个例外；但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英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即使是这个非常值得钦佩的例外也能证实我们上述的规律。与通常的说法恰好相反，英国的贵族其实是欧洲最不“过剩的”，他们的处境比其他国家的贵族更为险恶。正是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们才为自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险境中能够独当一面。人们常常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直到18世纪的时候，英国依旧是西欧最贫弱的国家，正是这一事实挽救了英国的贵族。由于生活资源的匮乏，他们不得不很早就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欧陆国家的贵族对此往往不屑一顾，也就是说英国的贵族很快就决心经营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仅仅依赖特权过活。
我们很容易被这样的想法所欺骗：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中，远比生活在一个需要不断与匮乏做斗争的世界中更美好。这是一个幻觉，事实并非如此，其原因具有一种非常严谨、非常根本的性质，这里容不得我们进一步详细论述。就目前来说，我们只要回想起如下这一事实就足够了：任何一种世袭贵族制都摆脱不了循环起落的永恒悲剧。也就是说，贵族的继承人将发现他所拥有的那些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条件，其中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所创造或挣得的，因此，它们无法构成他个人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甫一降生，他就发现自己突然被莫名其妙地置于财富和特权之中。从他自身来说，这些东西与他毫不相干，因为它们并非得自他本人；这些财富和特权仅仅是其他人，也就他的先人的巨型铠甲，他不得不以一个继承人的身份而生活，也就是说，他不得不穿着另一个人的服饰而生活。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由继承得来的“贵族”名号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另一个人，即他那高贵祖先的生活？两者都不是！他注定要扮演他人，因而也就既无法成为他人，也无法成为他自己。他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失去真实，转变为他人生活的一种纯粹象征或幻影。他被迫利用的那些庞大资源容不得他过自己的生活，把握自己的命运：他的生命在萎缩、衰退。一切的生活都意味着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努力。（All life is the struggle, the effort to be itself.）
(3)参见奥尔布里希特（Olbricht）：《气候与进化》（Klima und Entwicklung，1923）。
这种类型的人在当今时代几乎随处可见；他在到处强加自己精神上的野蛮主义：事实上，他是人类历史所宠坏的孩子。这个宠坏的孩子之行径仅仅是一个继承人，除了继承遗产之外，他一无所能，而他所继承的遗产正是文明，包括文明所带来的一切便捷、安全，概言之，包括文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只有在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中，譬如在我们当前的文明所产生的环境中，才可能出现这种类型的人；在这样一种文明的条件下，具备上述一系列特征的大众人应运而生。它是人类物质生活奢侈与过度的诸多畸形后果之一。
(4)对于赞成哥白尼学说的人来说，尽管他知道太阳并没有落到地平线以下，但他仍然看到太阳落山；既然视觉意味着一种初步的信念，那么他就会继续相信它。由于他的科学信仰在不断地削弱其最初的或自发的信仰之影响，所以，上述天主教徒在其宗教信仰的支配下，否定了自己真实的自由主义信仰。天主教徒的这个例子仅仅是我刚才所阐述的思想之一个直观的例证，但是我对我们这个时代之大众人——“志得意满的人”——的责难并不是针对天主教徒的，他们只是在这一个方面相似而已。我所指斥的自我满足的人几乎在他的整个存在中都缺乏真实性，天主教徒仅仅在他存在的某些方面是不真实的。但即使是这种部分的相似也是表面的，因为他在其存在的这个方面的不真实——不管他愿意与否，他毕竟与现代人是如此相似——恰是由于他想忠实于自己存在的另一个真实的方面，也就是他的宗教信仰，这就表明天主教徒的命运本身就是悲剧性的。通过接受其不真实的一面，天主教徒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另一方面，志得意满的人则妄想完全逃避自己的义务，其目的正是想避免一切悲剧。（30年代英译本没有原文中关于天主教徒的例证和这个脚注，这里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译注）
正是这一系列的特征让我们想起某些不健全的人群，比如被宠坏的孩子、反叛的原始人——也就是野蛮人。（另一方面，正常的原始人却是我们所知的最驯服的人群，他们服从于一切外在的权威，无论是宗教、禁忌、社会传统，还是风俗习惯。）大家不必对我把这么多贬抑之辞加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而感到惊讶，目前本文仅仅是针对此种洋洋自得之胜利者的一次初步进攻，它表明，面对大众意欲实施暴政的企图，一部分欧洲人士必将采取积极的行动，鸣鼓而攻之。这暂时还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正面进攻（frontal attack）即将到来，或许一触即发，当然，它将采取与本文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正面进攻的方式必须是“大众人”所防不胜防的，即使从他眼皮底下走过，他也不会怀疑这正是将对自己构成致命一击的正面进攻。
(5)自我贬损、自甘堕落是那些拒绝接受其义务要求成为何种样子之人的唯一生活方式；然而，他的真实存在并没有死灭，相反，它转化为一种可诅咒的影子，这种幻影使他不断感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比之于他应该生存其中的生活要卑微。堕落的人在其自戕行为中苟延残喘。
继续我们的主题，这里所分析的是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欧洲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将自己托付给如前所述的普通人，由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转换成主动语态说，迄今一直依赖他人引导的普通大众，现在却决定要越俎代庖，自己统治这个世界。这种新型的人类一旦出现，马上就臻于成熟，他意欲登上社会舞台之前场的决心随即自动产生。仅从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看，这种新型“大众人”的心理结构可以描述如下：（1）他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印象：生活应该是舒适安逸的、充裕富饶的、没有任何重大限制的；因此，每一个普通人都会产生一种权力与成功的感觉。（2）此种感觉使得他满足于自己现有的状态，并认为自己在道德和智力资质上是优秀的、完美的。这种志得意满导致他封闭自我，拒绝外部的权威；不愿意倾听他人，规避将自己的意见提交判断，甚至无视他人的存在。他内心深处的那种大权在握的感觉促使他时刻突出自己的优越，所以，他的言谈举止表现得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及其同类存在似的。（3）于是乎他将插手干预一切事务，强制推行他那粗俗鄙陋的观点，无须尊重、考虑他人的看法；为所欲为，毫无保留，也就是说，他的干预将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